梭羅教授論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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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教授論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崛起（正體錄像） （简体录像）

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講座，2004年6月5日

主持人介紹：
梭羅教授現為Jerome與Dorothy Lemelson 經濟暨管理學教授、榮譽院長、亞太方案召集人。他任職麻省理工學院超過三十五年，八七至九三年任史隆管理學院院長。他的正規學術研究著重於全球化、收入和財富分配的經濟不穩定性；著作等身，並在國內外報章撰文，兩次接受「六十分鐘」電視節目專訪。

今天他與我們分享他對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最新研究。

梭羅：

從1808年談起吧。拿破侖對羅賓森公爵說：“中國是條睡龍，當祂醒來，世界將天搖地動。”答案是：兩百年後，中國已經蘇醒，世界爲之動搖。在過去二十年, ，我三次環游世界，向東飛，向西走，每次在五、六個國家停留：有些是開發中國家，有些是發達國家。世界任何地方的談話經濟主題只有一個：萬事朝中，我們該怎麽辦？

在墨西哥北部，美國的電視機以往在墨西哥北部製造，全部移往中國。部份原因是勞工成本，部份原因是科技。從大型顯像管到平面電視，可在世界任何地方製造。馬來西亞人說：“戴爾計算機的亞洲製造基地以往在馬來西亞，現在移往中國。”伊士坦堡人說：“以往在當地製造的歐洲産品，基本上移往中國。”

我們不能遺忘共産主義的結束，幷非起自1989年柏林圍墻的崩塌，或是1991年蘇聯的推動，而是起自1978年。鄧小平當年說：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廢除公社，其後在十八個月內，在家庭承包制下把農地分給農民。十二年後，農作物産量翻兩翻。有關中國重要的事，中國的奇迹部份，在座各位連我在內沒有見到，因爲我們只去到城市。這是在農村的奇迹。當時可能有85%的人口住在農村，今天或許有75%。農村不發達，中國經濟不可能發達。因此，奇迹是在農村。

我們應該問：爲什麽他會這樣做？這正如教宗站起來說：“我不相信上帝”。因爲鄧小平曾參加長征。那一個會是世上最後的共産主義國家？我認爲答案是古巴，因爲卡斯特羅發動革命。如果你發動革命，你深信革命。任何實例證據都不會令你相信革命是錯誤的。當然，蘇聯有另一個理由：這發生在三代領導替換之後，哥巴卓夫（戈爾巴其夫）有所作爲，但他在革命開始時還沒有出生。鄧小平曾參加長征，他是毛澤東的親信。這怎麽會發生？答案是中國的共産主義日子非常短暫：1949年革命，1958年成立公社，1978年廢除，維持少於二十年，實際上是經濟制度。文化大革命試圖改革，其實摧毀了它。因爲有一位主教—鄧小平是主教—而教宗監禁他十年，要他在農場喂猪。 “噢，我不相信天主教了。”鄧小平就是這樣。因此，中國有一批領導人，雖然他們是革命的領導者，至少會想到這制度可能是錯誤的。如果這制度讓我成爲領導人，我所知的有多少？讓我當領導人的制度是好的，如果它要我坐牢，我所知的又有多少？我沒有犯錯，要我坐牢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共産主義終結，有趣的是這實際上是始於中國。沒有人知道中國如何做得到，但中國有一套策略。回顧1990，1980年代有關共産主義過渡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文獻，當時經濟學家意見不一。有人認爲：“要儘快！” ，因爲共産主義把許多事物放錯位置，如果不結束關閉，只會讓錯誤維持下去。另一些人說：“不可能太快結束關閉！”關得太快，社會大混亂，太多人失業，國內生産毛額下降得太多，這使資本主義丟臉。中國人却發明了快慢同步的方法：經濟特區。先從深圳開始，一個小小經濟特區。特區內的改革是實時發生的，但這只是中國的一小部份，他們用了十五年才讓特區在全國遍地開花。這是聰明的經濟策略，因爲你想想：共産主義過渡資本主義最大的經濟問題是什麽？誰人擁有什麽？國家擁有一切，但應如何分配？中國的做法…

尤其要回到農村。他們在開始的十八個月實際上解决了問題，把全國耕地在家庭承包制下分給農民。這在中國比俄羅斯來得容易，因爲人們選出的領導還在位。俄羅斯的集體農場規模龐大，有四、五萬人，七十年的歷史。這些集體農場的成員，不知道怎樣當農夫。“我在制度中工作，修理拖拉機。在這個龐大的集體農場，我是農夫，也是工業體系的部份。”所以蘇聯倒臺時，沒有人能接過棒子繼續當農夫。這有一個基本原則：要辦事，糧倉滿滿時比糧倉空空時容易。直至今天，蘇聯的農産收成比共産主義時期還少，因爲未能成功過渡。

中國有趣的地方。從1978年到1995年（選一個有魔力的年份），中國沒有參與國際賽局，他們集中在國內處理共産主義過渡至資本主義，世人不大留意中國在做什麽，因爲無關宏旨。1990年代中期，中國决定把特區在全國推廣，這時候就加入了國際賽局。要發展，有一個更能說明發展潜力的指標，這就是“外商直接投資”和有多少投資。要前進，就要有科技。問題是如何學到？最好的方法是請良師教導。要請到好老師，就要說服外商來投資，教導新科技。因爲外商直接投資不單單是資金。資金對中國來說完全不是問題：中國和香港坐擁五千五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你有五千五百億美元銀行存款，你可以借貸多少？一兆億？中國不缺外來資金。外商直接投資不單單是資金，而是市場、科技、稀缺的管理、工程技術。要有人教導你如何使用。

除了自我組織之外，中國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計美國，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千億美元—中國所得超過一半，大概是五百五十至六百億；印度有三十億，日本有十億。因此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上最成功的經濟體，取得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是不足爲奇。這對美國同樣重要：美國汽車工業年産一千六百萬輛汽車，約四百萬輛是由非傳統美國車廠生産。單在美國，豐田生産二百萬輛、本田生産一百萬輛、奔馳、寶馬等都在美國生産汽車，是美國汽車工業成功的部份。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是這賽局的名字，問題是要取爭外商直接投資，你要有招商的條件。許多國家沒有招商條件。我在沙特阿拉伯教授經濟學多年。最後一次，有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講授如何營銷一個國家有什麽原因吸引外商來本國投資。中國有十分好的招商條件：“我們是製造任何東西的最便宜的地方，所以你要來我國直接投資。”

我們先想想大圖形的小部份。各位還記得，尤其是我的舊生，世界的國內生産毛額有兩種算法。第一是給出某國的國內生産毛額；無論是墨西哥披索，中國人民幣，得出外匯匯率，然後換算爲美元或其它作爲分母的外幣，得出的全球國內生産毛額大概是三十六萬億美元。這大概和啤酒定律一樣：20% 的人喝了80%的啤酒。世事也是如此：20% 的人生産80%的産出。全球國內生産毛額的80% 來自已開發世界，20% 來自未開發世界。已開發世界沒有佔世界人口的20%，但庶幾近之。所以這和啤酒定律差不多。如果這樣看世界,中國是個小地方，佔全球的國內生産毛額4%；美國31、歐洲共同市場30、日本15。中國不是龐大的經濟體，每人平均收入有870美元。人均僅有870美元，可以購買什麽美國製造的産品？有什麽貨品是爲收入少於870美元的人而製造？答案：不是很多，只有一些商品。

計量國內生産毛額的第二個方法是“購買力平價” 。把在墨西哥買到的一籃子物品及服務，計算在美國購買等量物品及服務所須的成本，再指派這國內生産毛額給墨西哥。發達國家和美國的物價，比不發達國家較高。把不發達國家的物價提升至發達國家的水平，前者變得更大。利用“購買力平價” ，開發中國家佔全球經濟的一半，已開發國家佔一半，剛好是二一添作五。但這也有問題；全球價格最高是那一個國家？如果從“貨幣”改用“購買力平價”，日本的國內生産毛額下降得最多。全球價格最低是那一個國家？中國。如果從“貨幣”改用“購買力平價” ，這個國家的國內生産毛額上升得最多。如果用貨幣計算，亞洲國家有趣的現像就是日本佔全球經濟14%，中國是4%，日本多於中國三倍。轉用“購買力平價” ，中國是13，日本是7，中國是日本的兩倍。沒有誰錯誰對，兩個都是對的。對國際事務有興趣，要比較印度、美國與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是正確方法。另一方面，對國際貿易有興趣，要知道誰有錢買東西，貨幣價值有正確用途。因此，中國同時是大是小。

中國問題有另一方面：乘上13億人口，人們變得不知所謂。有人說：“到了2020年，中國是最大的經濟體”或類似的說法。你時常見到這樣的數字。我建議大家今晚回家拿出計算器：中國人均收入是870美元，美國人均收入是四萬美元。美國在下一個百年增長有多少?在過去一百年，人均增長約爲3.6。然後放進中國可能在一百年做到的全部數字，把這些數字推算到2100年。除非你放進去的中國數字是匪夷所思，到了210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毛額仍會遠低於美國。或許會有中國的世紀，我可保證那不會是21世紀，而會是22世紀，在座各位都不用擔心，原因是，要趕上就好比是馬拉松長跑。你觀察三個全球最成功的經濟體：美國、日本與德國，全都是這樣。在過去百年中，十個十年期，有九個的年增長率爲3至4%。每一國都曾遭遇不景氣的十年：美國是經濟大蕭條、德國是1925年到1935年、日本是1990年代。你必須有能力往前跑，要趕得上很困難。爲什麽？因爲顧名思義，全球的領先者就是跑得最快。在1990年代，美國每年幾乎增長4%，除了中國，誰也趕不上，因爲我們曾是全球經濟增長第二最快。1990年代時，幾乎其它人都甩在後頭。美國沒有這樣的增長，就不會成爲領導國。無論誰領先，我保證它一定是增長迅速。基本上，這就是它領先的基本原因。如果想要迎頭趕上，這種馬拉松長跑的精神是必要的。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近二十年十分成功、順利重組，問題是他們能否維持？有一大堆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問題，我們來看看一些中國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外商時常談到的：怎樣處理“智慧財産權”？依我所知，沒有一間在中國的外資企業
不是因爲智慧財産權而打官司。然而，報章所報導也是不盡不實。我們聲稱中國非法剽竊了價值一百億美金的軟件。比爾蓋茲最近前往中國，他說：“我最喜歡這個國家唯一的一點：你要竊取軟件，我請你竊取我的軟件。”中國公民使用這軟件，沒有違法。中國沒有訂立法律，也沒有簽訂條約。事實上，他們這樣做幷沒有犯法，因爲世上沒有保障智慧財産權的制度，沒有全球的保障智慧財産權制度。去年九月，墨西哥坎昆市的悲劇，我們這些已開發國家視而不見。本應在坎昆我們第一世界的國家在農業向第三世界讓步。我們紙上談兵，終究沒有讓步而談判失敗，第三世界因而也沒有投桃報李與第一世界合作，發展一套全球性、可執行的智慧財産權制度。我們沒有走出第一步，他們當然不會走第二步。這正是爲了保護過去而犧牲未來。只有1%的美國人的收入有一半是來自農業，只有3%的收入是來自農業。整個智慧財産權的問題，是關乎全球的核心，這也是在中國營運人們的核心。

目前在中國，直至最近每個人幾乎不得不參與合資企業。回顧有關合資企業的文獻，我們對美國的合資企業瞭解有多少？文獻謂三至五年後會發生以下三種情况之一：一方會購入另一方；或是一方成爲純出資的夥伴，退出管理層；或是雙方勢成水火。沒有長期成功的合資企業，或者是鳳毛麟角。如果美國企業沒有成功，那麽再加上文化鴻溝的情况又如何？人們參與合資企業各有不同目的。中方參與合資企業是要向你學習科技，你參與合資企業是要學習在中國營運。後來，你認爲已學會如何在中國營運，他們認爲已經取得你的科技，還有什麽把彼此連繫在一起？合資企業的問題是先要有婚前協議。因爲你們必然會離婚！離婚之後應如何處理？和那些是你們不會做的事？如果你考慮合資企業，第一條金科玉律是彼此還是好友時弄好婚前協議，說明結束合資時應如何如何。

中國內部有一個大問題，這要追溯到好幾百年前。中國歷史中有一個比共産主義更早的真像。由於一些歷史原因，農村和城市之間存在社會、心理及政治鴻溝。這問題比其它國家爲甚；中國的城市居民看不起農民，這也是文化大革命時，農民刻薄對待流放下鄉的城市居民原因之一，因爲仇恨的歷史源遠流長。我提到1980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由農村牽頭，産出翻兩翻。85%的國民人均收入增長可觀，但這只是一次過。廢除公社，但沒有例如殺蟲劑、機械、肥料、種子和其它的投入，産出翻兩翻只是因爲人們有較好的誘因。1990年代，農村沒有增長，增長全在城市。問題是廢除公社時，城鄉收入差距是四比一，現在是十三比一，很快會是二十比一。更糟的是中國有戶口制度，農民不能合法移居城市，利用城市的機會。城市有許多非法農村移民時不時被趕走，兒童不淮上學。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其它國家立法禁止農民遷移到同一國家的城市。有這樣的法律，正好說明這個社會極度的一面。如果農民不能遷移到城市從而提高收入基本上就要投資於基礎建設、機械、肥料、種子等，讓部份收入、發展從沿海地區向西走向農村。

中國另一個問題是位處高位的。鄧小平謂：不管黑猫白猫，但中層那一夥人不是如此。任何大機構都是如此：如何動員中層管理人員？因爲他們是從不同時代走過來的。我記得首次引入全面質量管理時，他們要再培訓舊有生産綫的管工，教導他們要善待汽車生産綫的員工，這可是他們最不情願的事。“二十年來，管工踢我屁股，現在是老子踢人家屁股。我最不情願改變這制度，這樣我才可以報復。”所以有這樣的不合作。

幾年前，在建造三峽大壩之前，我們在麻省理工學院與中方爲發展基礎建設一起工作。如果在長江流域興建二千座小水壩，發電和控洪能力更强，只遷移一半人口，成本遠遠爲低。小水壩只有一樣比不上大水壩：大壩可讓河水倒流到華北
而不是順流到長江南部。兩千個小水壩在其它方面都優勝於大壩，但他們不這樣做。如果你是共産黨官僚，只是位居中層，管理一個大壩比兩千個小水壩容易得多。他們想都不去想兩千個小水壩，這超越了他們的思維。因爲共産黨官僚習慣改變規則，不讓商營企業有穩定法制的環境。因爲共産主義沒有法制，只有行政規則。政府萬事管，政府可以隨時改變行政規則，這是極不穩定的。

現在談到國有企業。約有一半的城市居民仍然是國企職工，這些大笨象在城內走來走去。問題是共産黨，北京政府不能讓它們倒閉，因爲有太多員工。所以中國的私營企業談到要如何好好安排，不要讓大象在掙扎求存時一脚把你踏死。有人說中國是另一個引爆待發的“安龍”。這些國有企業一直虧本，依靠銀行貸款彌補虧損，申請貸款時已經知道不可能償還的。這不會是另一個“安龍”，因爲銀行也是政府所有，沒有股東，存款也不會化爲烏有。政府只需爲存款印刷鈔票，這只是政府補貼國有企業的方法。但到最後，問題還是要解决的。

基本上談到中國，從局外人的觀點看有三個經濟體系。第一個是離岸生産，你去中國攪生産製造回銷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貨品；這雖然麻煩多多，但非常賺錢，大多數外商直接投資都是這方面。第二個經濟體系是向中國，銷售一些生産儀器、機械等等。短期來說，局外人也做得不錯，但是三幾年後你來到芝加哥機械展，發現一些中國廠家以半價出售一模一樣的産品。所以問題是你如何保護智慧財産權。世上每一間汽車公司都在控訴中國某一公司，因爲他們抄襲雪佛蘭、豐田、大衆（福士）的汽車沒有取得同意，基本上也沒有付錢，所以問題是你如何保護智慧財産權。對局外人來說，第三個經濟體系非常小：這是向中國推銷外國製造的貨品。說到這方面，不要忘記他們人均只有870美元，這幷不是很多。有些說法會誤導：某些東南亞國家告訴你“我們賣很多貨品給中國。”看看這些個案，他們確實運了很多貨品到中國，但這些都是組件，組裝後再出口到有錢的工業國。沒有中國以外的外人…如果中國銷售是指中國顧客最終使用的産品，這樣的銷售外人做到的很少，基本上也沒有人弄清楚怎樣做。

第二，好消息是“中國成功了” ，壞消息是他沒有每年增長9到10%。沒有每年增長9到10%這可能是好消息。在任何其它國家，你要問自己：這些數據從那裏來的？這是否吻合我有的數據？是否足以采信？1970年代我在巴基斯坦當發展經濟學家時，就學到這個教訓。在巴基斯坦，人們僅是填報上司樂於見到的數據，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是如此。中國的問題在於一個從下到上的報告制度，以及從上到下的升遷制度。市長與省長向北京呈報當地的經濟統計數字；小城市的市長做得好，北京提升他到中型城市當市長；中型城市的市長做得好，就提升到大城市當市長。大城市的市長可能就是上海的市長，上海市長的下一步就是中央委員會。朱熔基是前任上海市長，剛從總理的位置退休。你想要成爲第一個報告經濟正日趨式微的中國市長嗎？這是你政治生涯的終結，沒人會這樣做。

2001年，中央統計局的領導透露有六萬人由於報告調高受到懲處。他也承認，任何省份呈報的增長率超過8.5% ，他全改爲7.3%。爲何不是6.3%？他沒有說。問題在於，仔細研究這些數據它們凑不起來。舉例來說，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香港報告其國內生産毛額下降5%，但中國公報國內生産毛額增長8.5%。香港是中國的經濟、金融城市；如果全國增長8.5%，沿海各省接近10%，怎麽會香港鄰近的二億五千萬人增長近乎10，而香港的五百萬人是負增長5呢？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兩個數字其一必然有誤。是香港的數據有誤？或是中國的數據有誤？不可能兩者都正確。接下來，我們再回到農民們的議題。爲了方便，我把數字簡化成簡易代數吧，大家在七年級時已學過了。1990年代，80%的人口住在農村，幷無任何增長。然而全國經濟輕易增長10%。住在城市中20%的人口，經濟成長要有多快?答案是：每年增長50%。上海有增長，但不是每年50%。數字凑不起來：農村零成長，中國不可能有 9-10% 的增長。

人們時常用到的一個基本方法…有一項經濟變量，與真實的經濟活動關係密切，這就是電力的使用。要製造物品，先得開動發動機和開燈；要使用某件東西，先要插電。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十二個國家取據：國民生産毛額增長1%，電力使用提高2%，因此電力較國民生産毛額增長兩倍。1980年代，中國的確如此：電力使用增加2%，國民生産毛額增長1%。全球節能最好的國家是日本，電力使用增加1.4%，國民生産毛額就能增長1%，因爲他們關閉了許多耗電的行業，例如鋁工廠。日本發電全靠進口石油，因此他們决定關閉和不作那些（耗電）行業，有系統地把這些排除在他們的經濟之外，人類經濟中高耗電的工業全都不要。1990年代，中國聲稱其每年的經濟增長爲9.7%。假設這是真的，我知道他們的耗電量，這數字很容易計量。如果你相信9.7，你也會相信中國在1990年代有一些熱力學的新發現沒有和世界分享。因爲他們的國民生産毛額增長1%，電力使用只增加了0.8%。在80年代他們幷不知道這樣，因爲當時他們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如果你假定中國是正常的國家，用2:1的比例可算出中國在1990年代的增長率大約是4.5%；如果你假定他們跟日本一樣的好（這很難做得到，因爲他們是一些例如鋁的生産大戶），那麽增長率大約是6%。4.5%到6%增長率，有兩個可取之處。首先是令人信服，其二這是一個大國有史以來最高的增長率。記住和其它大國相比，例如美國，即使能維持一段時期，沒有誰能做到比4更好。你做到4.5，是不可思議的成功。說中國誇大了經濟增長率，幷不是經濟上負面批評中國。我必須自我修正，用了我不該用的字眼。我說中國誇大了增長，我不認爲他誇大了增長率，而是更糟糕：北京那些人幷不知增長率是多少？下面算一下，他們就得到這些數字。

話說回來，十三億人口帶來誇張的現實。閱讀當今的金融報章有什麽商品價格的報導?它們會說商品價格因爲中國蓬勃發展而上漲。首先，中國的統計數據沒有顯示蓬勃發展。有報導謂本季的增長率是7.9%，在過去十年正正都是這樣的，中國的增長率沒有加速。如果你只佔全球國內生産毛額的4%，這是以商品和美元計算，這是一個小小的經濟體。新聞是令人振奮，但不足以推動每一種商品的價格，他們沒有這力量。商品問題的最有可能性的是標準答案。當商品價格長期下調時，每一企業會怎麽做?降低存貨量，力求减到最低。一旦你相信已見底，或即將上調，企業又會怎麽做?增加這些原料的存貨量。要解釋事情的發生，我以爲這是因爲存貨的波動，而非中國的的蓬勃經濟。

我身在麻省理工學院，正好提出一些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應如何對待中國？我們應該在中國做什麽？我時常忠告商界朋友此其時你別無選擇，必須投身中國，但你的工廠要裝上輪子。問題在於中國是貨幣價值被低估的國家，而你是來自貨幣價值被高估的美國。總有一天，美金和人民幣的相對價值會有巨大的改變。這即是說，人們會抽起供應鏈，再放在不同的地區，你必須爲這無可避免的情况作好準備，但中國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企業或是大學。商管學院面對萬事朝中的世界，先是在你的全球的員工中有一些真正的專家。因爲每間公司所做出决定的方法不盡相同。舉例來說，在70-80年代我們努力建立對日本經濟的專門知識，雇用取得日本研究學位的教職員，給予他們必要的商管研究技巧，建立一套深入瞭解日本經濟的專家班子，因爲日本企業所做决定，與美國企業做决定的方法不盡相同。中國也是如此。問題在於如何建立你的專門知識？你可以雇用研究漢學的人才，最近我們也是這樣做；你也可以引起你的教職員對世界這部份産生興趣，我們也有這樣做。所謂世界這部份，我們與萬事朝中的經濟體對話
新加坡、臺灣、香港（當時還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以及中國本身。我們現在的大工程可能是在教育全部院系。我們有一個項目和中國三間大學合作，現在有五間了。這基本上是“培訓導師”的項目：每個學期，這些大學派出五到六人來到史隆學院，他們旁聽將來在中國開講的課程。六人中有三位是學員，也是教職員。他們有一位系導師。我們幫助他們設計課程。第二個學期他們設計在中國開講的課程，我們提意見，但課程不是美國講授的同樣課程。我們提供一些實地的幫助
一些電子教學，一些基本的例如圖書館。我第一次到上海的復旦大學，我要哭了。來到圖書館大樓，只有空空如也的書架；文化大革命燒光了圖書館。三十年前，這是不能解决的難題；但今天我們有電子圖書館。有錢，有專門知識，就可以解决這難題，所以我們借助熟悉電子圖書館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圖書館管理員。我們向全球的私營企業募捐，我們也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這樣做的理由：如果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跑一躺，遇上一位自稱“我是市場學教授”仁兄，你想問“二十年前，他們是做什麽的？”答案：全面的中央計劃。他們爲自己重貼標簽，但沒有重新教育自己。很聰明的人，這是再教育的過程。我們和中國大學合作有七、八年了，這快要結束，因爲這些大學的每一個人都參加了這項目。五所大學有三間已成立國際商管碩士課程。我們有幫忙，我們也發出麻省理工學院的證書作爲當地榮譽學位的部份。這課程全用英語，除了一兩位，課程的全體人士都是華人。這是要裝備你將來在面向世界的中國公司任職，或是在面向中國的外資公司任職。我們正在策劃“麻省理工—中國發展中心”，在中國提供行政人員的教育，計劃十一月在上海有一個行政人員教育項目，項目有供應鏈管理、精實製造，基本上是幫助中國參與供應鏈的系統規劃，管理人員學而時習之。所以大學和企業有同一的問題：我們如何對待中國？他是大得不容忽視。正如拿破侖說過：“中國已經醒來，世界爲之搖動。”謝謝大家

誰先開口？問題？或是我來考試？我重複問題讓大家聽得清楚

這目標是過份强調了。比對9到11，6到7也是發展蓬勃呵，對嗎？中國事實上也是想某些過份投資的工業放緩增長。再說吧，要明白人們往往推測他人的經濟。我們時常說中國提高利率來放緩經濟，但中國不是這樣…提高利率於事無補，因爲中國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方法。北京的中央銀行向地區銀行發出貸款限制，問題是地區銀行沒有遵守。有一次我在五月到中國，而全國的銀行在五個月之內貸出的款項已超過全年十二個月。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北京如何落實控制，但我不認爲這是關乎現在的蓬勃。中國真正的問題是：你如何可以知得道？上海可能發展蓬勃，重慶又另一個蓬勃，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我們在開發基本建設項目時，中央計劃委員會一方承認有人在西南地區建造龐大的機場，他們一無所知，直至飛機升空，出現在雷達上。中國有句話：天高皇帝遠。這樣的運作，你如何才可以知道有什麽在發生？非常困難，非常困難去控制，非常困難去知道。因爲自從共産主義之後，事物都改變了。如果要做三、四件大事，北京那幫人可以做得到，但他們做不了一千件小事。他們已經沒有那樣的控制能力，因此問題在於制度運作時，他們集中在那些地方。

…對某一商品有影響，但不是每一種商品。如果你指每一種商品，沒有這樣的情景，這必然是平衡存貨。因爲商品是非常龐大，不是小東西。有點像1973年石油出口國組織的石油危機，我們全都去加油站排隊。我們現在知道汽油沒有短缺。當時發生的事情：是美國人慣於駕車時油箱只有20%的存油；大家忽然驚慌起來，駕車時油箱要有90%的存油。每個美國的油箱的存油都要由兩成增加到九成，對汽油的需求大增，事情就是這樣簡單。當年我們排隊是因爲美國的存貨恐慌，不是因爲美國在1973年進口石油供應减少。我思疑現今世上的商品價格與屯積存貨有很大關連。如果你是經濟學家，這是一個謎；你不是經濟學家，這可能不是一個謎。我是戴兩頂帽子的。商管學校的說法：人們設計了較好的存貨管制系統，大家管理存貨更有節制。存貨管制模式運作時，如果銷售有波動，生産的波動應少於銷售的波動。但我留意到，實際上生産的波動是大於銷售的波動，你的存貨管制模式雪上加霜，令問題變本加厲。雖然有了這些高深的存貨管制計算機系統，企業管制存貨，1960年比2004年做得到。更好有人認爲這類似在峽谷邊緣跑步，你能有多靠近而不會掉下去？如果以爲有了深奧的存貨管制系統，你靠近去跑，往往會掉下去，雖然你有一個良好的存貨管制系統。我沒有答案
但答案是…這些事物全然由經濟學家稱之爲“不合理精簡存貨”所主導，因爲存貨不再用於理順的功能，而是用於推動循環。有關美國存貨的故事…

日本政府在一月買入800億美元的國庫券，三十天到期。中國和香港的外匯儲備在增加，現時日本外匯儲蓄有八千億美元，中國和香港接近六千億。中國和香港大約每年增加一千億，日本每年增加多於一千億。答案是：亞洲政府基本上是在壓抑本國貨幣的幣值，這即是他們要抬高美元。報章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說：“美國身處險境”。假設中國擁有六千億美元的國庫券，想一想中國拿著六千億美元的國庫券有什麽用？答案是他們會賣出他們手上不會派息的美國紙幣，你會賣出不派息的美國紙幣，換入可以生息的美國“紙”幣。一旦你被美元鎖住，唯一出路是買一些東西拿回家，這稱爲出口。所以唯一出路是基本上重新平衡你的進出口貿易，除非你找到世上另一個傻子買下你的美元。這是極不可能，所以（美國）沒有危機。

中國的問題是…話說回來城市問題。中國政府的國際銀行賬戶積累了六千億美元。他們可以用六千億美元辦更多好事，例如投資農村提高農村收入，减少城鄉之間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我應該提到有一個農村組織，有一個政府組織，成員幾乎全是來自農村，組織的管理層也是來自農村，這就是人民解放軍。中國的軍隊是一個農村組織，這幫拿槍杆子的會坐視不理他們的鄉親經濟上被欺壓嗎？答案是不會永遠如此。從中國的觀點看，這幷不合理。事情是這樣：窮人的人均收入少於一千美元，而超級富翁人均收入四萬美元，而利率差不多是零。這確實是瘋狂的，中國必然要處理這問題。

美國的問題是我們是等待危機爆發。不可能永遠有貿易逆差的，問題是沒有人可以預測什麽時間這會終結。我們經濟學家爲這問題叫嚷了這麽久，沒人會認真理會我們，在危機來臨前做些事。很容易看得出…國會在1999年委任貿易逆差檢討委員會，成員有六名共和黨人，六名民主黨人。我是六名民主黨人之一，但那六名共和黨人正統治世界，他們包括國防部長Rumsfield先生、貿易談判專員Zoellick先生、Anne Kruege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二號人物，聯邦儲備局的共和黨副主席、Murray Weidenbaum是委員會主席，也是經濟顧問議會的主席。2000年十一月，我們就應當有一位新總統，在這之後兩星期，我們發表報告。如果當時我們選出總統，而不是…我們可能發表一份有少數異議的報告。但因爲當然我沒有選出總統，猜一猜我們的投票結果…六對六，剛好平手。我們大家同意五項，不同意一項半。我們同意美元最後會走低，我們同意要平衡美國的國際收支，美元會走低約40%。因爲在2003年，我們的貿易逆差是五千五百億美元。我們同意美元走低大部份損害會加諸世界其它國家，他們損失二千五百萬個職位，因爲貨品昂貴，不能向美國銷售。我們同意不能預測時間。這部份我們有一項半彼此有異議。報告發表時，很明顯布什會成爲美國總統，因此六位共和黨人說：“我們可以預測時間，但這不會是未來四年。”我們對軟著陸和硬著陸有異議：共和黨人認爲即將發生的是軟著陸，民主黨人不以爲然。我們不能肯定的理由是世界沒有經歷過軟著陸。如果美元要走低40%，這即是說五年內要軟著陸，美元要在連續五年每年下調8%問題在那裏？先花掉美元的得利，最後花光美元的損手。資本主義永遠是人們恐慌時擠往大門。史隆學院和海軍學院全然不同。我一直任職海軍學院和西點軍校的學術顧問委員會。海軍學院教導“勇者與船共存亡”，船長是最後離船的一人。你以爲史隆會這樣教導嗎？我們教導你作老鼠，教導你察覺船即將下沉，在其它人醒悟前趕快逃生。這完全是不同的思維，是老鼠相對於英雄的思維，這是很難的…因此未來會有急劇變化，事實上，我們經濟學家二十年來苦口婆心。

…中國的通訊基礎建設。答案是：這進行得很快，每個人都有誘因去做，而政府也大力推動，他們基本上在催促基礎建設。如果你對這有興趣，我推薦一本好書《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它的論點是當重寫人類歷史時，沒有人會記得互聯網。他們認爲互聯網只是電報加上計算機。人類能够輸出四十個字不是發明，互聯網只是一個能够更快輸出更多訊息的計算機。在電報的時代，訊息溝通從馬匹的速度提升到光速。互聯網要利用芯片和數據包，輸送全部訊息比電報稍慢。所以從歷史觀點來看，互聯網不是很重要的發明。計算機是重要的發明，電報是重要的發明，把兩者連在一起是聰明的點子，但這只是代替了電報生，訊息傳送得更快、更多。如果把0,1當作類似摩士密碼，這論點相當不錯，這大概是對的。我們看互聯網重要，在我們的時代尤其重要，因爲互聯網把全球聯繫起來，可以在中國辦工廠，可以控制，傳遞生産什麽的消息，比較二十年前，現在可以做很多事。

基本上中國是不同對待歐洲、日本和美國，短答案是“會” ，但長期來說,答案是“不會” ，歐洲的短答案是”會” 。因爲在歐洲差不多是不可能關廠另遷他方，要遷走你只能在新地方設廠。在法國，辭退工人要有三年通知和賠償工資，這變得極爲昂貴，不可能像我們一樣關廠遷往中國。但長期而言，歐洲人一定要跟風,別無選擇。來一個問答游戲：問：誰在美國買入中國出口的10%？沃爾瑪。沃爾瑪是中國的零售商。歐洲沒有沃爾瑪做同樣的事，這在美國發生得較早，但長期而言,我不認爲有什麽不同。日本較慢，這是關乎第二次世界大戰。頗大程度上，歐洲已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起碼經濟上是如此，因爲他們建立了共同市場。德國人用了五、六十年爲戰爭道歉。亞洲沒有忘記二次大戰，尤其是中國與日本，因爲日本人永不道歉，更不要說賠償了。中國政府因而對進入中國的日本企業十分苛刻，這拖慢了，所以這是中國拖慢日本在中國的活動，而不是日本拖慢。

最後一條問題…我不認爲物資有短缺。這要再提一次存貨的問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産商，鋼鐵價格上升，石油價格上升我已說過我不認爲…因爲人們依然在使用。我以爲這是因爲存貨波動，這樣的存貨波動可以在十二至十八個月內推動價格。奇怪的是如果你看石油的數據。全球消耗量每天增加二百萬桶，石油産量每天增加四百萬桶，與此同時油價大幅上升。你可以認爲數據錯誤，或是相信有人在屯積存貨，而我們手上的美國數據是處於歷史高位，所以我不認爲會有大事令一切停頓下來。因爲基本商品短缺…另一個答案：如果有短缺，我們就不會增産這些基本商品，當然這些是在推動今天的經濟。今天的美國使用鋼鐵只是1962年的一半，而我們的經濟翻了一翻。我們不再如以前大量使用鋼鐵。綜觀全局，情况也是如此：沒有很多高度使用原材料或能源的工業把它們推高。多謝大家

（2007年8月編輯修訂文本）

[BW Book Worm]

（简体录像）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學院讲座，2004年6月5日

主持人介绍：
梭罗教授现为Jerome与Dorothy Lemelson 经济暨管理学教授、荣誉院长、亚太方案召集人。他任职麻省理工学院超过三十五年，八七至九三年任史隆管理学院院长。他的正规学术研究着重于全球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经济不稳定性；著作等身，并在国内外报章撰文，两次接受「六十分钟」电视节目专访。

今天他与我们分享他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最新研究。

梭罗：

从1808年谈起吧。拿破仑对罗宾森公爵说：“中国是条睡龙，当祂醒来，世界将天摇地动。”答案是：两百年后，中国已经苏醒，世界为之动摇。在过去二十年, ，我三次环游世界，向东飞，向西走，每次在五、六个国家停留：有些是开发中国家，有些是发达国家。世界任何地方的谈话经济主题只有一个：万事朝中，我们该怎么办？

在墨西哥北部，美国的电视机以往在墨西哥北部制造，全部移往中国。部份原因是劳工成本，部份原因是科技。从大型显像管到平面电视，可在世界任何地方制造。马来西亚人说：“戴尔计算机的亚洲制造基地以往在马来西亚，现在移往中国。”伊士坦堡人说：“以往在当地制造的欧洲产品，基本上移往中国。”

我们不能遗忘共产主义的结束，幷非起自1989年柏林围墙的崩塌，或是1991年苏联的推动，而是起自1978年。邓小平当年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废除公社，其后在十八个月内，在家庭承包制下把农地分给农民。十二年后，农作物产量翻两翻。有关中国重要的事，中国的奇迹部份，在座各位连我在内没有见到，因为我们只去到城市。这是在农村的奇迹。当时可能有85%的人口住在农村，今天或许有75%。农村不发达，中国经济不可能发达。因此，奇迹是在农村。

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这正如教宗站起来说：“我不相信上帝”。因为邓小平曾参加长征。那一个会是世上最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答案是古巴，因为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如果你发动革命，你深信革命。任何实例证据都不会令你相信革命是错误的。当然，苏联有另一个理由：这发生在三代领导替换之后，哥巴卓夫（戈尔巴其夫）有所作为，但他在革命开始时还没有出生。邓小平曾参加长征，他是毛泽东的亲信。这怎么会发生？答案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日子非常短暂：1949年革命，1958年成立公社，1978年废除，维持少于二十年，实际上是经济制度。文化大革命试图改革，其实摧毁了它。因为有一位主教—邓小平是主教—而教宗监禁他十年，要他在农场喂猪。 “噢，我不相信天主教了。”邓小平就是这样。因此，中国有一批领导人，虽然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至少会想到这制度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这制度让我成为领导人，我所知的有多少？让我当领导人的制度是好的，如果它要我坐牢，我所知的又有多少？我没有犯错，要我坐牢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共产主义终结，有趣的是这实际上是始于中国。没有人知道中国如何做得到，但中国有一套策略。回顾1990，1980年代有关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当时经济学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要尽快！” ，因为共产主义把许多事物放错位置，如果不结束关闭，只会让错误维持下去。另一些人说：“不可能太快结束关闭！”关得太快，社会大混乱，太多人失业，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得太多，这使资本主义丢脸。中国人却发明了快慢同步的方法：经济特区。先从深圳开始，一个小小经济特区。特区内的改革是实时发生的，但这只是中国的一小部份，他们用了十五年才让特区在全国遍地开花。这是聪明的经济策略，因为你想想：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谁人拥有什么？国家拥有一切，但应如何分配？中国的做法…

尤其要回到农村。他们在开始的十八个月实际上解决了问题，把全国耕地在家庭承包制下分给农民。这在中国比俄罗斯来得容易，因为人们选出的领导还在位。俄罗斯的集体农场规模庞大，有四、五万人，七十年的历史。这些集体农场的成员，不知道怎样当农夫。“我在制度中工作，修理拖拉机。在这个庞大的集体农场，我是农夫，也是工业体系的部份。”所以苏联倒台时，没有人能接过棒子继续当农夫。这有一个基本原则：要办事，粮仓满满时比粮仓空空时容易。直至今天，苏联的农产收成比共产主义时期还少，因为未能成功过渡。

中国有趣的地方。从1978年到1995年（选一个有魔力的年份），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赛局，他们集中在国内处理共产主义过渡至资本主义，世人不大留意中国在做什么，因为无关宏旨。1990年代中期，中国决定把特区在全国推广，这时候就加入了国际赛局。要发展，有一个更能说明发展潜力的指标，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有多少投资。要前进，就要有科技。问题是如何学到？最好的方法是请良师教导。要请到好老师，就要说服外商来投资，教导新科技。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单单是资金。资金对中国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中国和香港坐拥五千五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你有五千五百亿美元银行存款，你可以借贷多少？一兆亿？中国不缺外来资金。外商直接投资不单单是资金，而是市场、科技、稀缺的管理、工程技术。要有人教导你如何使用。

除了自我组织之外，中国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计美国，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千亿美元—中国所得超过一半，大概是五百五十至六百亿；印度有三十亿，日本有十亿。因此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取得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不足为奇。这对美国同样重要：美国汽车工业年产一千六百万辆汽车，约四百万辆是由非传统美国车厂生产。单在美国，丰田生产二百万辆、本田生产一百万辆、奔驰、宝马等都在美国生产汽车，是美国汽车工业成功的部份。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这赛局的名字，问题是要取争外商直接投资，你要有招商的条件。许多国家没有招商条件。我在沙特阿拉伯教授经济学多年。最后一次，有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讲授如何营销一个国家有什么原因吸引外商来本国投资。中国有十分好的招商条件：“我们是制造任何东西的最便宜的地方，所以你要来我国直接投资。”

我们先想想大图形的小部份。各位还记得，尤其是我的旧生，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两种算法。第一是给出某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无论是墨西哥披索，中国人民币，得出外汇汇率，然后换算为美元或其它作为分母的外币，得出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是三十六万亿美元。这大概和啤酒定律一样：20% 的人喝了80%的啤酒。世事也是如此：20% 的人生产80%的产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0% 来自已开发世界，20% 来自未开发世界。已开发世界没有占世界人口的20%，但庶几近之。所以这和啤酒定律差不多。如果这样看世界,中国是个小地方，占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4%；美国31、欧洲共同市场30、日本15。中国不是庞大的经济体，每人平均收入有870美元。人均仅有870美元，可以购买什么美国制造的产品？有什么货品是为收入少于870美元的人而制造？答案：不是很多，只有一些商品。

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二个方法是“购买力平价” 。把在墨西哥买到的一篮子物品及服务，计算在美国购买等量物品及服务所须的成本，再指派这国内生产总值给墨西哥。发达国家和美国的物价，比不发达国家较高。把不发达国家的物价提升至发达国家的水平，前者变得更大。利用“购买力平价” ，开发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一半，已开发国家占一半，刚好是二一添作五。但这也有问题；全球价格最高是那一个国家？如果从“货币”改用“购买力平价”，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得最多。全球价格最低是那一个国家？中国。如果从“货币”改用“购买力平价” ，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得最多。如果用货币计算，亚洲国家有趣的现像就是日本占全球经济14%，中国是4%，日本多于中国三倍。转用“购买力平价” ，中国是13，日本是7，中国是日本的两倍。没有谁错谁对，两个都是对的。对国际事务有兴趣，要比较印度、美国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是正确方法。另一方面，对国际贸易有兴趣，要知道谁有钱买东西，货币价值有正确用途。因此，中国同时是大是小。

中国问题有另一方面：乘上13亿人口，人们变得不知所谓。有人说：“到了2020年，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或类似的说法。你时常见到这样的数字。我建议大家今晚回家拿出计算器：中国人均收入是87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是四万美元。美国在下一个百年增长有多少?在过去一百年，人均增长约为3.6。然后放进中国可能在一百年做到的全部数字，把这些数字推算到2100年。除非你放进去的中国数字是匪夷所思，到了21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会远低于美国。或许会有中国的世纪，我可保证那不会是21世纪，而会是22世纪，在座各位都不用担心，原因是，要赶上就好比是马拉松长跑。你观察三个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美国、日本与德国，全都是这样。在过去百年中，十个十年期，有九个的年增长率为3至4%。每一国都曾遭遇不景气的十年：美国是经济大萧条、德国是1925年到1935年、日本是1990年代。你必须有能力往前跑，要赶得上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顾名思义，全球的领先者就是跑得最快。在1990年代，美国每年几乎增长4%，除了中国，谁也赶不上，因为我们曾是全球经济增长第二最快。1990年代时，几乎其它人都甩在后头。美国没有这样的增长，就不会成为领导国。无论谁领先，我保证它一定是增长迅速。基本上，这就是它领先的基本原因。如果想要迎头赶上，这种马拉松长跑的精神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说中国在近二十年十分成功、顺利重组，问题是他们能否维持？有一大堆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些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外商时常谈到的：怎样处理“知识产权”？依我所知，没有一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不是因为知识产权而打官司。然而，报章所报导也是不尽不实。我们声称中国非法剽窃了价值一百亿美金的软件。比尔盖兹最近前往中国，他说：“我最喜欢这个国家唯一的一点：你要窃取软件，我请你窃取我的软件。”中国公民使用这软件，没有违法。中国没有订立法律，也没有签订条约。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幷没有犯法，因为世上没有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没有全球的保障知识产权制度。去年九月，墨西哥坎昆市的悲剧，我们这些已开发国家视而不见。本应在坎昆我们第一世界的国家在农业向第三世界让步。我们纸上谈兵，终究没有让步而谈判失败，第三世界因而也没有投桃报李与第一世界合作，发展一套全球性、可执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我们没有走出第一步，他们当然不会走第二步。这正是为了保护过去而牺牲未来。只有1%的美国人的收入有一半是来自农业，只有3%的收入是来自农业。整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关乎全球的核心，这也是在中国营运人们的核心。

目前在中国，直至最近每个人几乎不得不参与合资企业。回顾有关合资企业的文献，我们对美国的合资企业了解有多少？文献谓三至五年后会发生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一方会购入另一方；或是一方成为纯出资的伙伴，退出管理层；或是双方势成水火。没有长期成功的合资企业，或者是凤毛麟角。如果美国企业没有成功，那么再加上文化鸿沟的情况又如何？人们参与合资企业各有不同目的。中方参与合资企业是要向你学习科技，你参与合资企业是要学习在中国营运。后来，你认为已学会如何在中国营运，他们认为已经取得你的科技，还有什么把彼此连系在一起？合资企业的问题是先要有婚前协议。因为你们必然会离婚！离婚之后应如何处理？和那些是你们不会做的事？如果你考虑合资企业，第一条金科玉律是彼此还是好友时弄好婚前协议，说明结束合资时应如何如何。

中国内部有一个大问题，这要追溯到好几百年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比共产主义更早的真像。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社会、心理及政治鸿沟。这问题比其它国家为甚；中国的城市居民看不起农民，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农民刻薄对待流放下乡的城市居民原因之一，因为仇恨的历史源远流长。我提到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农村牵头，产出翻两翻。85%的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可观，但这只是一次过。废除公社，但没有例如杀虫剂、机械、肥料、种子和其它的投入，产出翻两翻只是因为人们有较好的诱因。1990年代，农村没有增长，增长全在城市。问题是废除公社时，城乡收入差距是四比一，现在是十三比一，很快会是二十比一。更糟的是中国有户口制度，农民不能合法移居城市，利用城市的机会。城市有许多非法农村移民时不时被赶走，儿童不淮上学。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其它国家立法禁止农民迁移到同一国家的城市。有这样的法律，正好说明这个社会极度的一面。如果农民不能迁移到城市从而提高收入基本上就要投资于基础建设、机械、肥料、种子等，让部份收入、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走向农村。

中国另一个问题是位处高位的。邓小平谓：不管黑猫白猫，但中层那一伙人不是如此。任何大机构都是如此：如何动员中层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是从不同时代走过来的。我记得首次引入全面质量管理时，他们要再培训旧有生产线的管工，教导他们要善待汽车生产线的员工，这可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二十年来，管工踢我屁股，现在是老子踢人家屁股。我最不情愿改变这制度，这样我才可以报复。”所以有这样的不合作。

几年前，在建造三峡大坝之前，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与中方为发展基础建设一起工作。如果在长江流域兴建二千座小水坝，发电和控洪能力更强，只迁移一半人口，成本远远为低。小水坝只有一样比不上大水坝：大坝可让河水倒流到华北
而不是顺流到长江南部。两千个小水坝在其它方面都优胜于大坝，但他们不这样做。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僚，只是位居中层，管理一个大坝比两千个小水坝容易得多。他们想都不去想两千个小水坝，这超越了他们的思维。因为共产党官僚习惯改变规则，不让商营企业有稳定法制的环境。因为共产主义没有法制，只有行政规则。政府万事管，政府可以随时改变行政规则，这是极不稳定的。

现在谈到国有企业。约有一半的城市居民仍然是国企职工，这些大笨象在城内走来走去。问题是共产党，北京政府不能让它们倒闭，因为有太多员工。所以中国的私营企业谈到要如何好好安排，不要让大象在挣扎求存时一脚把你踏死。有人说中国是另一个引爆待发的“安龙”。这些国有企业一直亏本，依靠银行贷款弥补亏损，申请贷款时已经知道不可能偿还的。这不会是另一个“安龙”，因为银行也是政府所有，没有股东，存款也不会化为乌有。政府只需为存款印刷钞票，这只是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的方法。但到最后，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基本上谈到中国，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有三个经济体系。第一个是离岸生产，你去中国搅生产制造回销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货品；这虽然麻烦多多，但非常赚钱，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都是这方面。第二个经济体系是向中国，销售一些生产仪器、机械等等。短期来说，局外人也做得不错，但是三几年后你来到芝加哥机械展，发现一些中国厂家以半价出售一模一样的产品。所以问题是你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世上每一间汽车公司都在控诉中国某一公司，因为他们抄袭雪佛兰、丰田、大众（福士）的汽车没有取得同意，基本上也没有付钱，所以问题是你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对局外人来说，第三个经济体系非常小：这是向中国推销外国制造的货品。说到这方面，不要忘记他们人均只有870美元，这幷不是很多。有些说法会误导：某些东南亚国家告诉你“我们卖很多货品给中国。”看看这些个案，他们确实运了很多货品到中国，但这些都是组件，组装后再出口到有钱的工业国。没有中国以外的外人…如果中国销售是指中国顾客最终使用的产品，这样的销售外人做到的很少，基本上也没有人弄清楚怎样做。

第二，好消息是“中国成功了” ，坏消息是他没有每年增长9到10%。没有每年增长9到10%这可能是好消息。在任何其它国家，你要问自己：这些数据从那里来的？这是否吻合我有的数据？是否足以采信？1970年代我在巴基斯坦当发展经济学家时，就学到这个教训。在巴基斯坦，人们仅是填报上司乐于见到的数据，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是如此。中国的问题在于一个从下到上的报告制度，以及从上到下的升迁制度。市长与省长向北京呈报当地的经济统计数字；小城市的市长做得好，北京提升他到中型城市当市长；中型城市的市长做得好，就提升到大城市当市长。大城市的市长可能就是上海的市长，上海市长的下一步就是中央委员会。朱熔基是前任上海市长，刚从总理的位置退休。你想要成为第一个报告经济正日趋式微的中国市长吗？这是你政治生涯的终结，没人会这样做。

2001年，中央统计局的领导透露有六万人由于报告调高受到惩处。他也承认，任何省份呈报的增长率超过8.5% ，他全改为7.3%。为何不是6.3%？他没有说。问题在于，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它们凑不起来。举例来说，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报告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但中国公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香港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城市；如果全国增长8.5%，沿海各省接近10%，怎么会香港邻近的二亿五千万人增长近乎10，而香港的五百万人是负增长5呢？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两个数字其一必然有误。是香港的数据有误？或是中国的数据有误？不可能两者都正确。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农民们的议题。为了方便，我把数字简化成简易代数吧，大家在七年级时已学过了。1990年代，80%的人口住在农村，幷无任何增长。然而全国经济轻易增长10%。住在城市中20%的人口，经济成长要有多快?答案是：每年增长50%。上海有增长，但不是每年50%。数字凑不起来：农村零成长，中国不可能有 9-10% 的增长。

人们时常用到的一个基本方法…有一项经济变量，与真实的经济活动关系密切，这就是电力的使用。要制造物品，先得开动发动机和开灯；要使用某件东西，先要插电。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十二个国家取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电力使用提高2%，因此电力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两倍。1980年代，中国的确如此：电力使用增加2%，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全球节能最好的国家是日本，电力使用增加1.4%，国民生产总值就能增长1%，因为他们关闭了许多耗电的行业，例如铝工厂。日本发电全靠进口石油，因此他们决定关闭和不作那些（耗电）行业，有系统地把这些排除在他们的经济之外，人类经济中高耗电的工业全都不要。1990年代，中国声称其每年的经济增长为9.7%。假设这是真的，我知道他们的耗电量，这数字很容易计量。如果你相信9.7，你也会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有一些热力学的新发现没有和世界分享。因为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电力使用只增加了0.8%。在80年代他们幷不知道这样，因为当时他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你假定中国是正常的国家，用2:1的比例可算出中国在1990年代的增长率大约是4.5%；如果你假定他们跟日本一样的好（这很难做得到，因为他们是一些例如铝的生产大户），那么增长率大约是6%。4.5%到6%增长率，有两个可取之处。首先是令人信服，其二这是一个大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增长率。记住和其它大国相比，例如美国，即使能维持一段时期，没有谁能做到比4更好。你做到4.5，是不可思议的成功。说中国夸大了经济增长率，幷不是经济上负面批评中国。我必须自我修正，用了我不该用的字眼。我说中国夸大了增长，我不认为他夸大了增长率，而是更糟糕：北京那些人幷不知增长率是多少？下面算一下，他们就得到这些数字。

话说回来，十三亿人口带来夸张的现实。阅读当今的金融报章有什么商品价格的报导?它们会说商品价格因为中国蓬勃发展而上涨。首先，中国的统计数据没有显示蓬勃发展。有报导谓本季的增长率是7.9%，在过去十年正正都是这样的，中国的增长率没有加速。如果你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是以商品和美元计算，这是一个小小的经济体。新闻是令人振奋，但不足以推动每一种商品的价格，他们没有这力量。商品问题的最有可能性的是标准答案。当商品价格长期下调时，每一企业会怎么做?降低存货量，力求减到最低。一旦你相信已见底，或即将上调，企业又会怎么做?增加这些原料的存货量。要解释事情的发生，我以为这是因为存货的波动，而非中国的的蓬勃经济。

我身在麻省理工学院，正好提出一些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应如何对待中国？我们应该在中国做什么？我时常忠告商界朋友此其时你别无选择，必须投身中国，但你的工厂要装上轮子。问题在于中国是货币价值被低估的国家，而你是来自货币价值被高估的美国。总有一天，美金和人民币的相对价值会有巨大的改变。这即是说，人们会抽起供应链，再放在不同的地区，你必须为这无可避免的情况作好准备，但中国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企业或是大学。商管学院面对万事朝中的世界，先是在你的全球的员工中有一些真正的专家。因为每间公司所做出决定的方法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在70-80年代我们努力建立对日本经济的专门知识，雇用取得日本研究学位的教职员，给予他们必要的商管研究技巧，建立一套深入了解日本经济的专家班子，因为日本企业所做决定，与美国企业做决定的方法不尽相同。中国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你的专门知识？你可以雇用研究汉学的人才，最近我们也是这样做；你也可以引起你的教职员对世界这部份产生兴趣，我们也有这样做。所谓世界这部份，我们与万事朝中的经济体对话
新加坡、台湾、香港（当时还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以及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大工程可能是在教育全部院系。我们有一个项目和中国三间大学合作，现在有五间了。这基本上是“培训导师”的项目：每个学期，这些大学派出五到六人来到史隆学院，他们旁听将来在中国开讲的课程。六人中有三位是学员，也是教职员。他们有一位系导师。我们帮助他们设计课程。第二个学期他们设计在中国开讲的课程，我们提意见，但课程不是美国讲授的同样课程。我们提供一些实地的帮助
一些电子教学，一些基本的例如图书馆。我第一次到上海的复旦大学，我要哭了。来到图书馆大楼，只有空空如也的书架；文化大革命烧光了图书馆。三十年前，这是不能解决的难题；但今天我们有电子图书馆。有钱，有专门知识，就可以解决这难题，所以我们借助熟悉电子图书馆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我们向全球的私营企业募捐，我们也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这样做的理由：如果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一躺，遇上一位自称“我是市场学教授”仁兄，你想问“二十年前，他们是做什么的？”答案：全面的中央计划。他们为自己重贴标签，但没有重新教育自己。很聪明的人，这是再教育的过程。我们和中国大学合作有七、八年了，这快要结束，因为这些大学的每一个人都参加了这项目。五所大学有三间已成立国际商管硕士课程。我们有帮忙，我们也发出麻省理工学院的证书作为当地荣誉学位的部份。这课程全用英语，除了一两位，课程的全体人士都是华人。这是要装备你将来在面向世界的中国公司任职，或是在面向中国的外资公司任职。我们正在策划“麻省理工—中国发展中心”，在中国提供行政人员的教育，计划十一月在上海有一个行政人员教育项目，项目有供应链管理、精实制造，基本上是帮助中国参与供应链的系统规划，管理人员学而时习之。所以大学和企业有同一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中国？他是大得不容忽视。正如拿破仑说过：“中国已经醒来，世界为之摇动。”谢谢大家

谁先开口？问题？或是我来考试？我重复问题让大家听得清楚

这目标是过份强调了。比对9到11，6到7也是发展蓬勃呵，对吗？中国事实上也是想某些过份投资的工业放缓增长。再说吧，要明白人们往往推测他人的经济。我们时常说中国提高利率来放缓经济，但中国不是这样…提高利率于事无补，因为中国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方法。北京的中央银行向地区银行发出贷款限制，问题是地区银行没有遵守。有一次我在五月到中国，而全国的银行在五个月之内贷出的款项已超过全年十二个月。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北京如何落实控制，但我不认为这是关乎现在的蓬勃。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你如何可以知得道？上海可能发展蓬勃，重庆又另一个蓬勃，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在开发基本建设项目时，中央计划委员会一方承认有人在西南地区建造庞大的机场，他们一无所知，直至飞机升空，出现在雷达上。中国有句话：天高皇帝远。这样的运作，你如何才可以知道有什么在发生？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去控制，非常困难去知道。因为自从共产主义之后，事物都改变了。如果要做三、四件大事，北京那帮人可以做得到，但他们做不了一千件小事。他们已经没有那样的控制能力，因此问题在于制度运作时，他们集中在那些地方。

…对某一商品有影响，但不是每一种商品。如果你指每一种商品，没有这样的情景，这必然是平衡存货。因为商品是非常庞大，不是小东西。有点像1973年石油出口国组织的石油危机，我们全都去加油站排队。我们现在知道汽油没有短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美国人惯于驾车时油箱只有20%的存油；大家忽然惊慌起来，驾车时油箱要有90%的存油。每个美国的油箱的存油都要由两成增加到九成，对汽油的需求大增，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当年我们排队是因为美国的存货恐慌，不是因为美国在1973年进口石油供应减少。我思疑现今世上的商品价格与屯积存货有很大关连。如果你是经济学家，这是一个谜；你不是经济学家，这可能不是一个谜。我是戴两顶帽子的。商管学校的说法：人们设计了较好的存货管制系统，大家管理存货更有节制。存货管制模式运作时，如果销售有波动，生产的波动应少于销售的波动。但我留意到，实际上生产的波动是大于销售的波动，你的存货管制模式雪上加霜，令问题变本加厉。虽然有了这些高深的存货管制计算机系统，企业管制存货，1960年比2004年做得到。更好有人认为这类似在峡谷边缘跑步，你能有多靠近而不会掉下去？如果以为有了深奥的存货管制系统，你靠近去跑，往往会掉下去，虽然你有一个良好的存货管制系统。我没有答案
但答案是…这些事物全然由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合理精简存货”所主导，因为存货不再用于理顺的功能，而是用于推动循环。有关美国存货的故事…

日本政府在一月买入800亿美元的国库券，三十天到期。中国和香港的外汇储备在增加，现时日本外汇储蓄有八千亿美元，中国和香港接近六千亿。中国和香港大约每年增加一千亿，日本每年增加多于一千亿。答案是：亚洲政府基本上是在压抑本国货币的币值，这即是他们要抬高美元。报章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说：“美国身处险境”。假设中国拥有六千亿美元的国库券，想一想中国拿着六千亿美元的国库券有什么用？答案是他们会卖出他们手上不会派息的美国纸币，你会卖出不派息的美国纸币，换入可以生息的美国“纸”币。一旦你被美元锁住，唯一出路是买一些东西拿回家，这称为出口。所以唯一出路是基本上重新平衡你的进出口贸易，除非你找到世上另一个傻子买下你的美元。这是极不可能，所以（美国）没有危机。

中国的问题是…话说回来城市问题。中国政府的国际银行账户积累了六千亿美元。他们可以用六千亿美元办更多好事，例如投资农村提高农村收入，减少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我应该提到有一个农村组织，有一个政府组织，成员几乎全是来自农村，组织的管理层也是来自农村，这就是人民解放军。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农村组织，这帮拿枪杆子的会坐视不理他们的乡亲经济上被欺压吗？答案是不会永远如此。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幷不合理。事情是这样：穷人的人均收入少于一千美元，而超级富翁人均收入四万美元，而利率差不多是零。这确实是疯狂的，中国必然要处理这问题。

美国的问题是我们是等待危机爆发。不可能永远有贸易逆差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预测什么时间这会终结。我们经济学家为这问题叫嚷了这么久，没人会认真理会我们，在危机来临前做些事。很容易看得出…国会在1999年委任贸易逆差检讨委员会，成员有六名共和党人，六名民主党人。我是六名民主党人之一，但那六名共和党人正统治世界，他们包括国防部长Rumsfield先生、贸易谈判专员Zoellick先生、Anne Kruege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联邦储备局的共和党副主席、Murray Weidenbaum是委员会主席，也是经济顾问议会的主席。2000年十一月，我们就应当有一位新总统，在这之后两星期，我们发表报告。如果当时我们选出总统，而不是…我们可能发表一份有少数异议的报告。但因为当然我没有选出总统，猜一猜我们的投票结果…六对六，刚好平手。我们大家同意五项，不同意一项半。我们同意美元最后会走低，我们同意要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美元会走低约40%。因为在2003年，我们的贸易逆差是五千五百亿美元。我们同意美元走低大部份损害会加诸世界其它国家，他们损失二千五百万个职位，因为货品昂贵，不能向美国销售。我们同意不能预测时间。这部份我们有一项半彼此有异议。报告发表时，很明显布什会成为美国总统，因此六位共和党人说：“我们可以预测时间，但这不会是未来四年。”我们对软着陆和硬着陆有异议：共和党人认为即将发生的是软着陆，民主党人不以为然。我们不能肯定的理由是世界没有经历过软着陆。如果美元要走低40%，这即是说五年内要软着陆，美元要在连续五年每年下调8%问题在那里？先花掉美元的得利，最后花光美元的损手。资本主义永远是人们恐慌时挤往大门。史隆学院和海军学院全然不同。我一直任职海军学院和西点军校的学术顾问委员会。海军学院教导“勇者与船共存亡”，船长是最后离船的一人。你以为史隆会这样教导吗？我们教导你作老鼠，教导你察觉船即将下沉，在其它人醒悟前赶快逃生。这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是老鼠相对于英雄的思维，这是很难的…因此未来会有急剧变化，事实上，我们经济学家二十年来苦口婆心。

…中国的通讯基础建设。答案是：这进行得很快，每个人都有诱因去做，而政府也大力推动，他们基本上在催促基础建设。如果你对这有兴趣，我推荐一本好书《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它的论点是当重写人类历史时，没有人会记得互联网。他们认为互联网只是电报加上计算机。人类能够输出四十个字不是发明，互联网只是一个能够更快输出更多讯息的计算机。在电报的时代，讯息沟通从马匹的速度提升到光速。互联网要利用芯片和数据包，输送全部讯息比电报稍慢。所以从历史观点来看，互联网不是很重要的发明。计算机是重要的发明，电报是重要的发明，把两者连在一起是聪明的点子，但这只是代替了电报生，讯息传送得更快、更多。如果把0,1当作类似摩士密码，这论点相当不错，这大概是对的。我们看互联网重要，在我们的时代尤其重要，因为互联网把全球联系起来，可以在中国办工厂，可以控制，传递生产什么的消息，比较二十年前，现在可以做很多事。

基本上中国是不同对待欧洲、日本和美国，短答案是“会” ，但长期来说,答案是“不会” ，欧洲的短答案是”会” 。因为在欧洲差不多是不可能关厂另迁他方，要迁走你只能在新地方设厂。在法国，辞退工人要有三年通知和赔偿工资，这变得极为昂贵，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关厂迁往中国。但长期而言，欧洲人一定要跟风,别无选择。来一个问答游戏：问：谁在美国买入中国出口的10%？沃尔玛。沃尔玛是中国的零售商。欧洲没有沃尔玛做同样的事，这在美国发生得较早，但长期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同。日本较慢，这是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颇大程度上，欧洲已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码经济上是如此，因为他们建立了共同市场。德国人用了五、六十年为战争道歉。亚洲没有忘记二次大战，尤其是中国与日本，因为日本人永不道歉，更不要说赔偿了。中国政府因而对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十分苛刻，这拖慢了，所以这是中国拖慢日本在中国的活动，而不是日本拖慢。

最后一条问题…我不认为物资有短缺。这要再提一次存货的问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钢铁价格上升，石油价格上升我已说过我不认为…因为人们依然在使用。我以为这是因为存货波动，这样的存货波动可以在十二至十八个月内推动价格。奇怪的是如果你看石油的数据。全球消耗量每天增加二百万桶，石油产量每天增加四百万桶，与此同时油价大幅上升。你可以认为数据错误，或是相信有人在屯积存货，而我们手上的美国数据是处于历史高位，所以我不认为会有大事令一切停顿下来。因为基本商品短缺…另一个答案：如果有短缺，我们就不会增产这些基本商品，当然这些是在推动今天的经济。今天的美国使用钢铁只是1962年的一半，而我们的经济翻了一翻。我们不再如以前大量使用钢铁。综观全局，情况也是如此：没有很多高度使用原材料或能源的工业把它们推高。多谢大家

(2007年8月編輯修訂文本）

[BW Book Worm]

正體參考資料

BW註：梭羅教授的演講，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關於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數據那部份。在所有經濟數據中，GDP是萬數之源。如果GDP是泡水的，其他的不用說了。以下搜集的資料文章，各位自行判斷。

1970年代，著名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到北京訪問，與鄧小平會面。那時鄧還不是中國的至高領袖。白魯恂向鄧小平查詢中國的人口數字。鄧回答：「我們不知道。」白奇[怪的問他，政府不是剛完成了人口普查，只是沒有公佈嗎？鄧看著白（白事後說：他以為我是有點蠢吧！），解釋說：「有些地方認為數字大是好事，有些地方認為數字小是好事，我們怎麼可以知道？」鄧望著白說：「你是學者，是教授，你永不要相信中國的統計數字。」 出處：白魯恂的電郵 2002年3月21日

中國大陸統計數據準確性之研究：以家庭所得調查為例說明（曾惠蓮）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國際學術界出現一種懷疑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的思潮，關於中國大陸統計數據的真實性，比較大陸官方的統計調查與世界各國之間，其最大差異之處在於調查資訊的 「公開程度」與統計數據「層級上報」的問題上。本文主要在探討中國大陸的家庭所得調查過程中，影響調查數據準確性的問題，並藉以說明中國大陸之所得分配， 因原始數據--家庭所得計算無法反應真實，進而應該對其官方公佈的所得分配狀況之真實性產生懷疑！


世銀稱曾高估中國價值 但仍是第二大經濟體（2007-12-18） （最新數據）
依據2005年的數據，以美國為基礎，世界銀行將人民幣的PPP由2004年的1.9修正為2005年的3.4。按照PPP計價，中國在2005年的GDP為53332億美元，較按照實際匯率的美元計價的GDP超出了30894億美元。不過，中國的人均GDP仍排名靠後。以PPP計價，2005年中國的人均GDP為4091美元，只有美國水準的9.8%。世界銀行承認，依照此前的方法和數據估測的兩國GDP值較實際水準高估了近40%。


為何要用GDP反映經濟增長水準（李勇堅）

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重要意義和作用（許憲春）中國統計信息網

中國增長勢頭依舊（Stephen S. Roach) 摩根士丹利全球:每日經濟評論

中國經濟增長呈現重大轉機（劉樹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常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

專家評點"質疑論":中國經濟增長率是否高估? （人民日報 2002年12月26日 作者:許憲春）

中國經濟的奇蹟（張清溪 台大經濟系）2004年12月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長快速、外資擁入、出口激增、外滙存底世界第二，號稱世界工廠，有人稱此為「中國經濟奇蹟」。錯了！中國經濟真正的奇蹟，不是它的成長快速，而是這個充滿矛盾與問題的經濟體，居然還沒有崩潰。本文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根源，以及問題叢生竟未崩潰的理由，最後說明這個奇蹟不可能持久，並論台灣的因應之道。

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研究（黃智聰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歐陽宏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究當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大陸後，影響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因素。利用24 個國家（地區）在1993-2003 年期間的資料，以及採用固定效果模型，本文的結果顯示，在1993-1996 年間，影響各國間投資中國大陸差異的決定因素為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以及相對工資率。而在1997-2003 年間，其決定因素轉變為相對國內生產毛額、相對借貸成本及相對國家風險。另由固定效果的分析中得知，地理距離與對中國大陸的自發性直接投資具有負向的影響。

中國經濟崛起的美麗與哀愁（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獨特的新經濟現象【林毅夫】
作者解釋中國經濟增長，能源的使用相應減少。是因為經濟內在結構的變化。

臺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先生談中國經濟

蔡立人：以投入產出分析法研究中國能源需求（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葉檀:統計數據為何有黑色幽默效果


简体叁考资料

BW注：梭罗教授的演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 数据那部份。在所有经济数据中，GDP是万数之源。如果GDP是泡水的，其它的不用说了。以下搜集的数据文章，各位自行判断。

1970年代，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到北京访问，与邓小平会面。那时邓还不是中国的至高领袖。白鲁恂向邓小平查询中国的人口数字。邓回答：「我们不知道。」白奇怪的问他，政府不是刚完成了人口普查，只是没有公布吗？邓看着白（白事后说：他以为我是有点蠢吧！），解释说：「有些地方认为数字大是好事，有些地方认为数字小是好事，我们怎么可以知道？」邓望着白说：「你是学者，是教授，你永不要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 出处：白鲁恂的电邮 2002年3月21日，引述自http://www.uscc.gov/researchpapers/2000_2003/pdfs/chapp1.pdf

56年来（1949年～2005年）中国GDP总值、世界排名及外汇储备统计数据

中國國民帳戶核算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GDDS

中国GDP世界第六（中央电视台网络版）

世行：中国GDP全球第四 人均GDP仅全球第128位

中国重估GDP 综合文章

中国GDP修正透露出哪些信息？

初览经济普查数据（崔岩）
国家统计局根据经济普查数据调整了GDP总量，这完全在意料之中。除此之外，经济普查数据还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中国改革观察：转折点正在逼近
这篇文章在简体网站广泛转载。这可能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Thomas G. Rawski发文的部份。

钟伟：中国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

近年来中国GDP增长核算: 目前的状态（Thomas G. Rawski）
本文讨论了近年来中国GDP增长的测算问题。作者先针对“低增长猜想”的批评进行评论，然后概述了支“低增长猜想”的一些证据。

中國GDP 統計水分有多大？——评两个估计中国GDP数据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任若恩）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3月份发表文章“统计数字是如何造出来的? ” 其中引用了美国学者罗斯基(Rawski)教授的观点，对中国GDP统计数据高估问题进行分析，造成广泛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罗斯基教授的研究是采用了不合适的方法，因而他关于中国GDP增长率“置信度”的推算缺乏置信度，在国内外发表的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一些文章在方法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的评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许宪春）清华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Thomas G. Rawski于2001年12月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官方公布数据的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更低。许宪春这篇文章反驳Rawski的论点。

对拉斯基观点的看法（经济学消息报,贺力平）

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判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任若恩）

应该使用正确方法研究统计数据中的误差——兼评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任若恩）

中国地区GDP 增长统计的真实性检验（阙里 钟笑寒）

中國經濟增長究竟有多快？（蔡昉 王美艷）

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类型分析（赵胜忠 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多年来，学者们从成因、影响、诊治等方面研究过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把统计失真归类为“技术性失真”和“非技术性失真”。然而，“非技术性失真”这一概括模糊了若干种统计失真类型的不同特征，掩盖其内在病理。笔者查阅分析了1950年代以来统计部门的工作指导型刊物，研究了统计失真的历史演变，将统计失真划分为技术性失真、利益型失真和政治型失真三种不同类型，并剖析其不同的成因，以期为诊疗统计失真提供新的视角，减少那种“加强统计人员思想教育，提高责任心”之类隔靴搔痒式的处方。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模式的对话：中国经济向处去（袁绪程）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的问题正在引起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似乎越来越大。而且1994/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尽管增长下降的幅度还值得进一步估算 。
更进一步，我们基于官方提供的增长率数据计算发现，1995年以来，不仅增长率的均值有所下降，而且变异系数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在1979-1994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36，而在1995-2000年则下降到0.13。这意味着经济的高度波动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取代。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

中国经济的增长—GDP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张新　 蒋殿春）
本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 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 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 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许宪春）
本文阐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和逐步发展过程、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过程、数据的形成和发布程序、主要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近些年国家统计局采取的若干改革措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改革的若干建议和设想。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赵晓/高辉清/钟伟/巴曙松）原载《财经界》

中国GDP的统计和国际比较（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

说说中国的GDP之：GDP到底是多少？（舒玮波）

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评价和看法（路爱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6 期

中国：增长波动一线间？（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基于面板数据的结构突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曹永福）

中国GDP增长的原因新论（金致空）

中国经济：高增长潜伏的大问题（周天勇）

中国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钟伟）

中国经济过热自己吓自己 GDP增长8%-10%是正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

劳动力高速增长将影响中国及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

中国增长之“谜”正在解开（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

近年GDP与电力供需的增长率（中国－荷兰 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网络化信息共享系统）

07年，卖电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霍明远 崔权礼）

中国企业的利润和投资（郝福满，高路易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赵凌云 向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1》

2005～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莫荣）

中国对片面追求GDP增长说“不”

中国陷于能源和环境的困境中（纽约时报）

中国电力需求的超预期增长——电能使用弹性系数的转折性变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如兴）

中国节能 政策与计划（陈和平）

为什么相信中国的GDP？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谈前三季度 GDP 核算—中国没有压低 GDP 增长率

国为何全力引进外资？（岳健勇/上海中欧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陈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在引进外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学者们普遍认为，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中国缺少国内建设资金吗？好像并非如此。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量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之差）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16万亿元，存贷差高达4.79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半数的存贷差说明，金融机构有数万亿的巨额资金未能贷放出去，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连年外贸赢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亦表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不存在引进外资平衡国际收支的强烈需求，况且外商直接投资也远未带动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明显改善工业结构，那么中国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的动机究竟为何？

中国统计数据的重重迷雾（何清涟）


梭罗教授提出以耗电量简接算出GDP增长率。以下是中国近年耗电的叁考资料

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

今后三年电力供需形势分析和预测

07年，卖电难（霍明远 崔权礼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别高估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作用
我国实现１美元ＧＤＰ所需的电耗是美国４倍多、日本的６倍多。按有关部门和机构对目前我国耗电水平预测，到 ２０２０年要实现ＧＤＰ再翻两番达４万亿美元的目标，届时我国需要的发电装机至少要达９.２亿千瓦，比目前美国拥有的发电装机还要多，但实现的ＧＤＰ却连其目前的水平一半还不到。

衢州GDP的代价为何这么高？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电力需求（李善同 　何建武　 　李笑蓉）

中国电力需求的超预期增长——电能使用弹性系数的转折性变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如兴）
21世纪之初，中国出现了电力需求超预期增长的状况。综合宏观经济运行全局，对此予以深入分析，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讲演文稿共有四部分内容：一、中国电力需求超预期增长的现象；二、未估计到的电能使用弹性系数的转折性变化；三、电能使用弹性系数转折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四、满足电力需求强劲增长的对策。

[BW Book Worm]

原文：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Myth by D.W. MacKenzie （紐約州立大學）

（简体在下半栏）

中國和發展的神話

鼓吹政府主持規劃，往往以中國為經濟取得圓滿成功的例子，假設中國因採用混合型經濟而成功。

據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中國政府允許有限度的私人競爭，同時對投資保留強大的政府管制，從而避免資本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缺陷。

據Noam Chomsky所言，所有政府中，中國政府是“最干預和扭曲價格”。中國在這幾十年來的成功，證明政府規劃是較好的路徑。按照“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路徑的國家將墮於其後，而和中國一樣的受規管經濟會主導全球經濟。

常河俊(Ha Joon Chang)指出，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早期的發展階段拒絕自由貿易。 較窮的國家戰略上需要政府來計劃經濟的發展。Jeff Sachs讚揚中國改革的溫和性質。為了實現經濟蓬勃發展，市場力量必須逐步推行，政府管制必須保持不變。

反自由市場的一群，所說的部份實際上是正確的。很多年前，中國政府已卸下社會主義政策的外衣。中國現在有一量有限的自由企業和私營競爭。中國政府，甚至徵詢Milton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1988年和1993年去過中國。 但中國並沒有採納他的全部意見。中國政府保留嚴格控制中國市場。截至2008年，中國排名第一百二十六名自由經濟體系，是最近期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是最“不自由”類別。

證明中國的成功，理應在於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自1978年以來，中國報導驚人的經濟增長。在過去三十年，大多數年份中國的增長率是兩位數。在這段時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幾乎趕上美國。以報導的增長率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在2012年超過美國。中國人口較大，因此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遠低於美國。然而，這種快速的增長，令中國看來會成為追趕工業化各國的典範，特別是那些從某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走出來的過渡經濟。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似乎支持政府調控市場，但有一個問題，這就是數據的問題。這些統計數字的問題就是中國誇大國內生產總值。去年年底，世界銀行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公佈報告。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使用「購買力平價」的標準方法來衡量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美元計）。研究結果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低於原先相信。

一直認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高於10萬億，實際上是接近6萬億，高估了40 ％ 。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是美國的一半。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很低。一直認為有1億中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一美元，實際數字是3億。

在世界銀行的報告發表之前，一些經濟學家已懷疑中國統計數字過高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經濟學家Thomas Rawski在2001年發表報告，暴露中國統計數字的一些問題。中國在1978年放棄共產主義，國內生產總值確然有增長。然而，其增長速度是人們以為的一半。因此，Stiglitz和 Chomsky（以及其他人等）對中國模式的經濟調控的熱情是毫無根據的。

這不是第一次「自由」的對手被誇大計劃經濟表現的統計數字矇騙。冷戰期間，許多學者和媒體人物推動蘇聯經濟表現優於其西方資本主義對手的說法。蘇聯的官方統計數字是令人印象深刻…和虛構的。

1958年，經濟學家Warren Nutter揭露蘇聯統計數字膨脹的性質。 然而，許多突出的「反自由派」經濟學家（例如，JK Galbraith, Lester Thurow, Paul Samuelson）一直信任蘇聯經濟的虛假統計數字，直至這可怕的制度崩潰。不幸的是，事情沒有怎樣改變。有些人依然過份容易接受諸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虛假、誇大統計數字。

當然，中國不同於蘇聯。中國採取溫和的市場化改革，並報告取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進步，其實是符合其改革的性質。溫和的改革產生了溫和的增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證據可能意味著中國的改革走得不夠遠，但我們不能單單依靠數據。透過正當的經濟理論，我們可以更清楚自由經濟的力量。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例如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在當代國家規劃證據浮現之前，對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已經提出他們的判詞，我們應該不再理會這些事情了。

世銀稱曾高估中國價值 但仍是第二大經濟體（2007-12-18） （最新數據）
依據2005年的數據，以美國為基礎，世界銀行將人民幣的PPP由2004年的1.9修正為2005年的3.4。按照PPP計價，中國在2005年的GDP為53332億美元，較按照實際匯率的美元計價的GDP超出了30894億美元。不過，中國的人均GDP仍排名靠後。以PPP計價，2005年中國的人均GDP為4091美元，只有美國水準的9.8%。世界銀行承認，依照此前的方法和數據估測的兩國GDP值較實際水準高估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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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发展的神话

鼓吹政府主持规划，往往以中国为经济取得圆满成功的例子，假设中国因采用混合型经济而成功。

据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中国政府允许有限度的私人竞争，同时对投资保留强大的政府管制，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缺陷。

据Noam Chomsky所言，所有政府中，中国政府是“最干预和扭曲价格”。中国在这几十年来的成功，证明政府规划是较好的路径。按照“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路径的国家将堕于其后，而和中国一样的受规管经济会主导全球经济。

常河俊(Ha Joon Chang)指出，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早期的发展阶段拒绝自由贸易。 较穷的国家战略上需要政府来计划经济的发展。Jeff Sachs赞扬中国改革的温和性质。为了实现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力量必须逐步推行，政府管制必须保持不变。

反自由市场的一群，所说的部份实际上是正确的。很多年前，中国政府已卸下社会主义政策的外衣。中国现在有一量有限的自由企业和私营竞争。中国政府，甚至征询Milton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1988年和1993年去过中国。 但中国并没有采纳他的全部意见。中国政府保留严格控制中国市场。截至2008年，中国排名第一百二十六名自由经济体系，是最近期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最“不自由”类别。

证明中国的成功，理应在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自1978年以来，中国报导惊人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年，大多数年份中国的增长率是两位数。在这段时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几乎赶上美国。以报导的增长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2年超过美国。中国人口较大，因此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远低于美国。然而，这种快速的增长，令中国看来会成为追赶工业化各国的典范，特别是那些从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走出来的过渡经济。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似乎支持政府调控市场，但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数据的问题。这些统计数字的问题就是中国夸大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年底，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公布报告。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使用「购买力平价」的标准方法来衡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研究结果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原先相信。

一直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0万亿，实际上是接近6万亿，高估了40 ％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一直认为有1亿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实际数字是3亿。

在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已怀疑中国统计数字过高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Thomas Rawski在2001年发表报告，暴露中国统计数字的一些问题。中国在1978年放弃共产主义，国内生产总值确然有增长。然而，其增长速度是人们以为的一半。因此，Stiglitz和 Chomsky（以及其他人等）对中国模式的经济调控的热情是毫无根据的。

这不是第一次「自由」的对手被夸大计划经济表现的统计数字蒙骗。冷战期间，许多学者和媒体人物推动苏联经济表现优于其西方资本主义对手的说法。苏联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令人印象深刻…和虚构的。

1958年，经济学家Warren Nutter揭露苏联统计数字膨胀的性质。 然而，许多突出的「反自由派」经济学家（例如，JK Galbraith, Lester Thurow, Paul Samuelson）一直信任苏联经济的虚假统计数字，直至这可怕的制度崩溃。不幸的是，事情没有怎样改变。有些人依然过份容易接受诸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虚假、夸大统计数字。

当然，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采取温和的市场化改革，并报告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进步，其实是符合其改革的性质。温和的改革产生了温和的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证据可能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走得不够远，但我们不能单单依靠数据。透过正当的经济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楚自由经济的力量。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例如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早在当代国家规划证据浮现之前，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已经提出他们的判词，我们应该不再理会这些事情了。

世银称曾高估中国价值 但仍是第二大经济体（2007-12-18） （最新数据）

依据2005年的数据，以美国为基础，世界银行将人民币的PPP由2004年的1.9修正为2005年的3.4。按照PPP计价，中国在2005年的GDP为53332亿美元，较按照实际汇率的美元计价的GDP超出了30894亿美元。不过，中国的人均GDP仍排名靠后。以PPP计价，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091美元，只有美国水准的9.8%。世界银行承认，依照此前的方法和数据估测的两国GDP值较实际水准高估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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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外忧内患。用半个小时看看
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