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 and Taylor: 政治學與三種新制度主義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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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and Taylor: 政治學與三種新制度主義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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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三種新制度主義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no. 5 (December 1996): 936-957.

(德)馬普所社會研究分院討論文件96/6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1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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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A. Hall教授於1996年5月9日在馬普所社會研究分院科學顧問委員會公開講座發表。
(馬普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Max-Planck-Institute]是德國聯邦和州政府支持的非營利性研究制度,其下有幾十個分院。)

1 引言

「新制度主義」這術語日益頻繁出現於政治學。然而,對什麼是「新制度主義」的解釋相當混亂:這如何有別於其他方法,顯示什麼期望或問題。本文審視最近興起的新文獻,目的是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初步答案。

若是我們認識到新制度主義沒有構成一套整體思想,可以消除圍繞著新制度主義的一些歧義。在過去十五年,出現了至少三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各自稱為「新制度主義」。我們把這三個思想流派標籤為: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1] 所有這些方法的發展,是回應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具影響力的行為學觀點,全都尋求闡明制度在決定社會和政治後果時發揮的作用。然而,他們為政治世界畫出頗為不同的圖畫。

在以下幾節,我們簡述每一學派的起源以及處理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不同特點。然後,我們比較其分析之長處和短處,著重各學派對任何制度分析的兩個基本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即是如何建構制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解釋制度源起或改變的過程。

由於這三個思想流派的興趣相近,話說彼此是各自獨立發展出來,這是自相矛盾,這見諸文獻少有互相引用。直到最近,這些流派幾乎沒有交流。因此,我們提問各自可以從對方借鑒什麼,最後總結有什麼可能性把它們的見解整合。

2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之開發,是回應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政治學佔顯著地位的政治群體理論和結構─功能主義[2],借用但試圖超越兩種方法。歷史制度主義接受群體理論的論點,即是為稀缺資源競爭的群體之間的衝突是政治的核心;但尋求更好解釋國家政治後果的獨特性以及這些後果標誌的不平等[3]。他們發現解釋是在於政體和經濟結構的體制安排有衝突,因而一些利益群體享有特權而另一些被解散。這是建立在政治學的舊傳統,重視正式的政治制度,但他們開發更廣泛的概念,是關乎那些制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4]

歷史制度主義者也受到結構功能主義者把政體視為各互動部份的整體體系這方法的影響。[5] 他們接受這論點,但反對許多結構性功能主義者傾向把個體的社會、心理和文化特徵作為推動體系大多數運作的參數。他們反而把政體或政治經濟的制度安排視為架構集體行為的主要因素,並產生顯著後果。他們強調政體制度隱含的「建構主義」,而不是早期視政治後果為回應體系需求的「功能主義」。

結構功能主義和群體衝突理論,都有多元和新馬克思主義的變種;1970年代環繞後者的討論對開發歷史制度主義發揮特別有影響力的作用。[6] 這尤其啟發許多歷史制度主義者更仔細檢視國家,國家不再被視為是相互競爭利益群體之間的中立經紀人,而是制度複合體,有能力架構群體衝突的特點和後果。[7] 此後不久,這學派的分析家開始探索那些聯繫勞動力和資本的其他社會和政治制度如何可能建構相互作用,從而產生獨特的國家軌跡。[8] 這項研究工作大部分是跨國比較公共政策,通常強調國家的政治制度影響以下多方之間關係的結構:立法者、有組織的利益群體、選民和司法機關。[9] 比較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子文獻,把這些分析伸延到全國勞工運動,僱主組織和金融體系。[10]

歷史制度主義者如何定義制度?總的來說,他們定義制度為政體或政治經濟之組織結構所嵌入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慣例,規範和條款:從憲政秩序的規則或官僚的標準作業程序,到管治工會行為或銀行與企業關係的條款。一般情況下,歷史制度主義把制度聯繫機構與正規組織宣告的規則或條款。[11]

在本文評論的其他學派背景中,這學派有四個相對獨特的特點。首先,歷史制度主義者傾向比較籠統定出制度和個人行為之間關係的概念。第二,他們強調制度運作和發展的不對稱權力。第三,他們的制度發展觀念傾向強調路徑依賴和意想不到的後果。第四,他們特別關注整合制度分析與其他類型的因素對政治後果的作用,例如思想。以下簡要闡述每論點。[12]

任何制度分析的中心問題是:制度如何影響個人行為?畢竟,制度要通過個人行動來影響政治後果。廣義上,新制度主義者對這問題提出兩種回應,稱為「演算論」和「文化論」。對以下的三個種子問題,各有稍微不同答案:參與者如何作為?制度做些什麼?制度為何持續?

回答第一個問題,演算論的重點是基於策略計算和作為手段的人類行為那些方面。他們假定個人會致力最大限度實現由具體偏好函數給出的一系列目標,並在作為時有策略,即是徹底檢視所有可能方案以選擇可以得出最大利益。一般情況下,參與者的目標或偏愛是由制度性分析從外給出。

根據演算論,制度做些什麼?制度影響行為,主要是就其他參與者的現在和未來的行為,向參與者提供不同程度確定性的資料。更具體地說,制度提供有關的資料是有關他人的行為,合約的執行機制,違紀的懲處等等。個人行為會引起他人的反應,甚至即時反應;個人對此是有所估計或期望,所以關鍵是這通過改變個人的期望而改變參與者的行為。策略互動顯然在這種分析發揮關鍵作用。

這可與「文化論」作比較。文化論強調行為不全然是策略性,也是被個人的世界觀規範。這就是說,文化論不否認人的行為是理性或有目的,但強調在何種程度個人會轉向已建立的慣例或熟悉的行為模式以實現其目的。這傾向視個人是追求滿足,而不是盡量爭取效用,並強調在何種程度上行動的選擇取決於對情況的解讀,而不是純粹的手段計算。制度做些什麼?從這個角度看,制度提供解讀和行動的道義或認知模版。個人被看作是實體,深陷於世界中制度的鱗片:符號,腳本和程序;這些鱗片為解讀情況和自身過濾,從而打造行動方案。制度不僅提供策略方面有用的訊息,也影響參與者的認同,自我形象和偏好。[13]

制度長期表現出常規化的行為模式,兩種方法對此有不同的解釋。[14] 演算論指制度存在是因為制度具體表現的一些東西就像是納許(納什)均衡;這就是說,個人遵守這些行為模式,是因為偏差會更糟。[15] 因此,制度越能有助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促成更多交易的收益,制度變得更強大。[16] 另一方面,文化論解釋制度持續存在,是因為許多與社會制度相關的慣例不能輕易成為個人選擇的明確物件。相反,作為建構集體行動的元素成分,一些制度是如此「慣常」或視為理所當然地沒有被細查,以及作為集體建構設,制度不會輕易被任何一人的行動改變。制度最終抗拒重新設計,因為個人有可能選擇的改革,就是由制度建構。[17]

歷史制度主義者是兼收並蓄;他們使用這兩種方法來具體說明制度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例如,Immergut參照醫生團體與改革倡導者妥協的意願來解釋多國在醫療改革的分歧,她把這意願聯繫到政治系統的制度結構影響這些群體期望的方法,期望是關乎在法律之外成功推翻不是很受歡迎的決策。[18]她的方法是典型的演算論。Hattam採用類似做法,她辯解美國司法機關權力根深蒂固,促使美國勞工運動遠離易受司法審查的策略。然而,一如許多歷史制度主義者,她還進一步探討美國和英國勞工組織面對不同的制度背景,促成的工會運動有頗為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分析表明,由既定制度背景導出的策略,可能隨著時間硬化為世界觀,再經正規組織傳播,並最終甚至塑造涉足其間的參與者之自我形象和基本偏好。[19]

歷史制度主義第二個顯著特點,是權力和權力的不對稱關係在這種分析中發揮的突出作用。所有制度的研究有直接影響權力關係。實際上,這可以很好理解為闡明幾年前社會權力辯論認定權力的「第二」和「第三」方面。[20] 但歷史制度主義者一直特別重視制度把權力不平均分配給社會群體;例如,不是假設個人自由行事的情景,而是更可能假設另一個世界:制度給予一些群體或利益團體不成比例參與決策過程;不是強調在何種程度上後果使人人變好,而是往往強調群體有贏有輸。例如,Steinmo以各國稅收政策不同,主要是參考建立政治制度的方法讓那種社會利益團體最有可能參加決策過程。[21] 在美國的經濟政策領域中,Weir說明政治制度的結構如何影響一些社會聯盟形成或排斥其他。[22]

歷史制度主義者與歷史發展獨特角度有密切關連。他們一直堅決主張「路徑依賴」的社會因果關係圖像,意思是拒絕接受傳統立場謂同一行動力量到處可產生同樣後果,反而支持另一觀點:這些力量的效應會被往往從過去繼承的特定情況的內容特點所調解。當然,這些特點中最顯著的本質是制度性。制度被看作是歷史景觀中相對持久的特點,以及是沿著一套路徑推動歷史發展的一個核心因素。[23]

因此,歷史制度主義者相當注意解釋制度如何產生這些路徑的問題,即是制度如何建構國家對新挑戰的回應。早期的分析家強調現有「國家能力」和「政策遺產」對隨後政策選擇的影響。[24] 其他人強調以往的政策定形其後政策的方法:鼓勵社會力量依循一些路線組織而不是其他路線,採納特別身份,或在政策中開發一些改動會有高昂成本的政策。[25] 在這方面,歷史制度主義者強調現有制度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和低效率,並以較具目的和有效率的制度形像作對比。[26]

依循這一觀點,許多歷史制度主義者把歷史事件流動的持續時期劃分為「關鍵時刻」和「分支點」:「關鍵時刻」是制度劇變的時刻,從而創造「分支點」,歷史發展走上新路徑。[27] 當然,主要問題是要解釋什麼引發關鍵時刻,以及雖然歷史制度主義者一般強調經濟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影響,許多對這個問題沒有完善的回應。[28]

最後,儘管他們提醒要注意制度在政治生活的作用,歷史制度主義者很少堅持制度是政治的唯一因果力量。他們通常設法把制度在因果鏈定位,因果鏈可以容納其他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思想傳播這些力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往往假定世界就是口味和制度;在這方面,歷史制度主義者斷定世界是比這更為複雜。歷史制度主義者一直關注制度與思想或信仰之間的關係。例如,Goldstein說明美國制定貿易政策的制度結構趨向強化某些貿易思想的影響而低貶其他;Weir認為英國和美國政治體系的結構差異,影響凱恩斯主義思想變得有影響力的時間以及影響力的耐久。[29]

3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當代政治學的怪事,是與歷史制度主義同時興起而又分別發展出第二個「新制度」,稱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起初,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源於研究美國國會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被觀察到一個重要矛盾所啟發。如果傳統的理性選擇假設是正確,要在美國國會取得立法的穩定多數應該很難,議員的多個偏好排序和問題的多面性本質應該導致快速「回收」:新多數派出現,推翻以前通過的法案。[30] 然而,美國國會的成績實際上是相當穩定。1970年後期,理性選擇分析家開始質疑:應如何解釋這差別?

他們轉向制度尋找答案。許多人開始辯解立法得到穩定多數派支持,是因為國會議事規則和委員會訂下議員可用的選擇和資料。[31] 有些規則受議程控制,限制國會投票選項的範圍和順序。其他規則把關鍵議題分配給委員會,委員會的結構是為議員的選舉利益服務,又有執行機制方便委員可以互投贊成票。從最一般的角度來看,國會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方便議員利益輸送,才可能通過穩定的立法。總之,制度解決了許多立法機關慣常遇上的集體行動問題。[32]

這表明政治學的合理選擇制度主義者從「組織的新經濟學」提取了富有成果的分析工具,強調產權,尋租,交易成本對運作和制度發展的重要性。[33] Williamson的論點尤具影響力:一個特定的組織形式的發展,可以解釋為在沒有這個制度而進行同樣活動,致力減少交易成本的努力成果。[34] North把類似的論點應用於政治制度的歷史。[35] 代理人理論著眼於制度機制:「委托人」可以監測和強制其「代理人」遵從;這證明是可用於說明國會如何架構與委員會或國會監督的監管機關彼此之間的關係。[36]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啟發的美國立法機關研究,其工作成果見諸最近的文獻。[37] 基本上這把焦點放在解釋國會規則如何影響議員的行為以及為何有這些規則,重點是美國國會委員會制度以及國會與監管機關之間的關係。最近,Cox與McCubbins試圖將重點從國會委員會移到政黨建構審議工作的方法。Ferejohn已開始探討國會和法院的關係;國會監督監管機關的能力已成為生動的辯論。[38]

近年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也注意到其他各種現象,包括多國聯盟行為,政治制度的發展,和種族衝突的強度。[39] Prze-worski, Geddes, Marks和其他學者以賽局理論術語分析民主過渡。[40] Tsebelis和其他人探討歐盟制度改革的影響[41] ,國際關係的學者已經使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概念來解釋國際制度的興衰,各國向國際組織下放了什麼責任,以及這些組織的形式。[42]

一如這些學派,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包含內部辯論和不同遠景。然而,我們要強調這方法的四個顯著特點。

首先,合理選擇制度主義者採用一套假設的特徵。一般情況下,他們斷定有關參與者都有一套固定的偏好或口味(通常符合更精確的條件,例如好東西遞移原則),完全工具式行為以最大程度實現這些偏好,而且以可以假定有廣泛計算,高度策戰性的方式落實。[43]

第二,如果所有思想學派只是宣告政治的特徵形象,無論是「權力鬥爭」、「社會學習過程」或類似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也提出和散佈一種獨特的政治形象。他們傾向把政治視為一連串的集體行動困境。困境可以界定為以下的情況:個人爭取最大程度實現自己的偏好,可能產生的後果是集體的次最優後果(意思是可以有另一後果,至少有一個參與者會更好,而其他人沒有變得更糟)。通常情況下,參與者未能採取最優的集體行動,是缺乏保證他人互補行為的制度。典型例子包括「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政治局勢有許多這樣的問題。[44]

第三,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偉大貢獻,是一直強調策略互動在確定政治後果的作用。這就是說,他們假定(一)參與者的行為,可能是策略演算推動,而不是客觀的歷史力量;(二)這演算深受參與者期望他人可能如何作為所影響。制度架構這些相互作用:通過影響選擇議程的方案之範圍和順序,或提供訊息和執法機制,以減少他人相應行為的不確定性,並允許從交易中獲益,從而引導參與者趨向特定的演算和社會可能更好的後果。可以看得出理性選擇理論家採取經典的「演算法」來處理解釋制度如何影響個人行動的問題。

最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還開發一種獨特方法來解釋制度如何興起。通常情況,他們開始用推論來得出一項制度執行的一套程式化規範職能。然後他們參照這些職能對受制度影響的參與者之價值來解釋制度的存在。這說法假定參與者創立這制度以實現這價值;如上所述,這價值往往以合作的得益來概念化。因此,建立制度的過程通常圍繞有關參與者的自願協議;以及如該制度是經過競爭性選擇過程,它能夠維持下來主要是因為它比其他制度為相關參與者提供更多利益。[45]

因此,解釋企業的組織結構,可以參考企業減少交易、生產或影響成本的方法。[46] 解釋美國國會的規則,是參考規則為國會議員提供的交易收益。解釋英格蘭在1680年代採納的憲法條款,可以參照條款為財產持有人提供的利益。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很多。在這大框架內有很多爭論的餘地,但一般是著重於討論制度履行的職能是否明確說明。因此,Krehbiel在這領域提出生動的辯論:美國國會的立法委員會存在,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向議員提供交易的收益,或是法律草案後果的資訊。[47]

4 社會學制度主義

與這些政治學發展的同時,社會學獨自發展一套制度主義。一如其他思想學派,這也充滿著內部辯論。但是,貢獻者已制定一套理論,越來越受政治學學者關注。

我們稱之為社會學制度主義之興起,主要是在組織理論的分領域。這項發展大致始於1970年代末期,一些社會學家開始挑戰對社會世界的傳統區別;傳統上,社會世界區分為多個部份:有些部份反映與現代形式的組織和官僚主義相關的常規方法─結果「理性」,有些顯示與「文化」相關的不同做法。自韋伯Weber以來,許多社會學家在政府部門、企業、學校、利益組織等看到官僚制度主導現代景觀,這是致力於制定更加有效的結構以履行與現代社會相關任務的後果。這些頗為不同的組織採取的形式是驚人的相似,據說是這種形式履行這些任務有內在的理性或效率。[48] 文化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社會學新制度主義者開始辯解,現代組織採用的許多制度形式和程序,不只是因為這些最有效處理手頭的任務,符合一些卓越的「理性」,而是這些形式和程序應被視為文化的具體做法,類似許多社會設計的的神話和儀式,然後融入組織,不一定是要提高常規方法─結果的效率,而是與傳播文化習俗的更為普遍過程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即使是最官僚的做法,都必須以文化來解釋。[49]

鑑於這個觀念,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常要解答的問題,是尋求解釋為何組織採取一系列具體的制度形式、程序或符號;並強調這種做法是如何通過組織領域或在國與國之間傳播。例如,他們有興趣解釋世界各地教育部的組織形式和做法都驚人相似,不管當地條件的差異;或是無論生產什麼產品,工業部門的企業也是如此。Dobbin採用這方法說明文化建構的國家和市場觀念如何塑造19世紀法國和美國的鐵路政策。[50] Meyer和Scott用這來解釋美國企業的培訓計劃激增。[51]其他人將這應用於解釋東亞制度同形以及東亞生產技術在全球擴散的相對措施。[52] Fligstein藉此方法解釋美國工業的多樣化,和Soysal用來解釋歐洲和美國的當代的移民政策。[53]

社會學制度主義有三個特點,與其他新制度主義比較相對獨特。

首先,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往往比政治學家更廣泛界定制度,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範,也有符號系統,認知腳本,和道德模版,提供指導人類行動的「意義框架」。[54] 這樣的定義打破「制度」和「文化」的概念隔離。兩者互相滲透。這有兩個重要含義。首先,這挑戰許多政治學者常用的區別:基於組織結構的「制度解釋」以及基於把文化理解為共同態度或價值的「文化解釋」。[55] 第二,這方法傾向將「文化」本身重新定義為「制度」。[56] 在這方面,這反映在社會學本身之內的「認知轉向」,從將文化只是與情感態度或價值相關的形成,轉化為將文化視為例程、符號或腳本的網絡,為行為提供模版。[57]

第二,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者對制度和個人行動之間的關係有獨特理解,這是追隨上文提到的「文化論」,但顯示某些特徵的細微差別。社會學分析的舊有路線解決這問題,是把制度連繫附上指定「行為常規」的作用,以具體說明制度和行動的關係。按照這種觀點,已被社會同化為某種制度角色的個人,會適應這些角色的規範;這樣的話,可說是制度影響行為。這可視為「制度影響」的「認知層面」。雖然有人繼續採用這觀念,許多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對「制度影響」的「認知層面」有新的強調。這就是說,他們強調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是提供行動必不可少的認知腳本、類別和模型,不僅是因為沒有這些就不能解讀世界和他人的行為。[58] 制度影響行為,不只是指定該做什麼,在特定背景中還指定想做什麼。從這些可以看到社會建構主義對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之影響。在許多情況下,制度提供給社會生活賦予意義的條件。因此,制度不只是影響個人的策略計算:正如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爭論,也影響個人的最基本偏好和身份。社會參與者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被認為是由制度形成、以及由社會提供的形象和標誌所構成。[59]

因此,許多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強調制度和個人行動之間關係高度互動和彼此相互組構的特點。當個人行動是一如社會慣例所指定,是在同時把自己建構為社會角色,意思就是從事有社會意義的行為,並強化所遵守的慣例。這觀點的中心意念,是行動緊緊結合解讀。因此,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堅持當面對情況時,個人必須找到認識和回應的辦法,以及制度世界隱含的腳本或模版,提供完成這些任務的手段。那麼,個人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實踐推理」,即個人使用和修正現有的制度範本以設計行動方向。[60]

以上提到的沒有表明個人不是沒有目的、目標導向或理性。但是,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強調,個人所看的「理性的行動」本身就是社會構成,他們將參與者追求的目標以比其他人更廣泛的條件概念化。如理性選擇理論家往往假定個人或組織的世界在最大程度上尋求物質福利,社會學家常常假定個人或組織的世界尋求要定義和以社會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身份。

最後,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者還採取獨特方法,解釋制度實作做法的起源和變化。我們已經看到,許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解釋制度的發展,是參照制度為認受者的物質目的服務的效率。相比之下,社會學制度主義者認為組織往往採取新的制度實作做法,不是因為這推進組織的「手段—目的效率」,而是因為這提高組織或組織中人的社會合法性。換句話說,組織包含具體的制度形式和實作,因為後者在更廣泛的文化環境中被廣泛重視。在某些情況,這些實作實際上可能是實現組織的正式目標功能失效。Campbell很好抓住這角度,將其描述為「社會適度性的邏輯」,比對「工具性邏輯」。[61]

因此,對比以經濟或技術緊急事故功能性反應來解釋美國企業在1950和1960年代多樣化,Fligstein認為管理人員擁抱多樣化,是因為其價值與他們出席的許多專業論壇相關,又引證他們更廣泛的作用和世界觀。[62] 同樣,Soysal認為許多國家推行的移民政策,不是因為這對該國是最實用,而是國際制度頒布不斷演變的人權概念,令國家當局看來這些政策是適當,而其他的是不合法。[63]

當然,這方法的中心問題是什麼賦予某些制度安排「合法地位」或「社會適度」,而不是其他。歸根結底,這是文化權威源起的問題。一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強調,擴大管理範圍的現代國家以法令把許多實作做法加諸社會性組織。其他人強調許多領域越來越專業化,建立有文化權力的專業社群,將一定的標準強加諸會員。[64] 在其他情況,有人認為共同的制度實作做法,是萌生自特定網絡的參與者較為互動的討論過程:關於共同的問題,如何解釋,以及如何解決;討論發生在不同論壇,從商學院到國際秘密會議。參與者從這些交流開發共同的認知地圖,往往體現一種適當的制度實作做法,然後廣泛部署。在這些情況,最為顯著是社會建構制度這過程的互動和創造方面。[65] 一些人爭辯甚至可以見到這過程以跨國規模進行:傳統的現代性概念賦予最「發達」國家實作做法則一些權威,在國際制度下交流以鼓勵共同諒解,推動共同實作做法跨越國界。[66]

5比較各種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的全部品種大大推進我們對政治世界的理解。但是,他們表達政治世界的形象絕不是相同;各有特徵長處和短處。我們首先考慮具體說明制度和行為之間關係的問題。

歷史制度主義對這關係有最方便的概念。這學派的分析家普遍利用「演算」和「文化」的方法解決這問題──我們認為這是重要的優點,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合理和重要的觀點。然而,折衷主義是有代價:比諸其他學派,歷史制度主義較少注意要對究竟制度如何影響行為有精密的理解,一些研究應更為謹慎,要指出確切的因果關係鏈;他們認為是重要的組織是通過這因果關係鏈來影響他們要解釋的行為。在這方面,歷史制度主義可能受益與其他學派有更多交流。

相比之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為制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已經制定一個更精確的概念和一套高度普及的概念,適合於有系統建立理論。但是這些廣泛宣揚的微觀基礎是建立於一個相對簡單的人類動機形象,可能錯過許多重要方面。[67] 這方法的辯護者傾向與一套縮小形式的方程比較,要正確判斷不是看假設的準確度,而是模型的預測能力。[68] 但這是變化莫測的,因為這些模型產生的預測往往對假設的微小變化敏感;這些假設是關於回報矩陣,偏好結構等,這常常是隨意或沒有數據支持。[69] 這方法的用處也受限於多大程度能具體說明分析以外的參與者偏好或目標,尤其在實證案例中這些基本偏好是多方面,模糊或難以事前說明。由於工具性行為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作出重大貢獻,是特別突出往往被其他觀點低估的政治重點,並提供分析工具。這學派強調政治行動涉及不確定度的管理,長期以來是政治最核心和被忽視的特點;這學派證明訊息流通對權力關係和政治後果的重要性。

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提醒我們注意參與者的策略互動關係在決定政治後果的作用。這是傳統方法的一大進步,以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程度或物質不滿足這些結構性變量來解釋政治後果;這些變量據言是直接影響個人行為。有了這些,理性選擇分析家可以在分析中納入更廣泛認識人類刻意安排在決定政治後果的作用,形式是策略計算,結合主要以制度理解結構變量的作用。兩種方法之間的差異體現在模型的移動,因果關係是由回歸方程的結構變量係數表達,朝向政治過程的賽局理論模型。缺點當然是這項推進的代價,是以相對單薄的人類理性理論來概念化刻意安排。

沒有人在左右,還要等待紅綠燈;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制度和行動之間的關係,有些層面可能不是那樣的高度工具化或被理性選擇理論好好建模。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往往能更好探討這些問題。一方面,他們的理論說明制度可以影響參與者的基本偏好或身份的方法,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只有接受。另一方面,他們告訴我們,即使是高度工具性的參與者可以從文化專有的劇目中選擇策略(和對手),從而確定制度環境影響參與者選擇策略的其他方面。社會學家捕捉到制度影響力某些方面可能是工具化行動不可或缺的先例的前提,這是有意義的。[70]

第二個有關組織的問題:要解釋制度如何起源和變化,三個學派的方法各有獨特的長處和短處。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已經提出制度起源的最優雅解答,主要是這些制度執行的職能及提供的好處。我們認為,這方法有真正實力解釋為什麼現有制度繼續存在,因為制度持續往往取決於它能提供的好處。但是,這方法有幾個特點嚴重限制其作為充份框架以解釋制度的起源。

首先,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方法往往是高度「功能性」,這就是說,它主要以制度存在之後的效應來解釋制度的源起。雖然這些效應可歸因於制度的持續,解釋持續這問題不應該混淆解釋制度起源的問題。由於社會世界到處都有意想不到的後果,從後果推論起源是不安全。[71] 此外,這方法常常沒有解釋制度表現的許多低下效率,這可能誇大了有些制度表現的效率。[72]

其次,這方法主要是「意圖主義」;換句話說,這往往假設建立制度的過程是有高度意圖,主要由參與者控制,他們正確認識所建立的制度的效應,正正是為了這些效應才創立制度。雖然創立制度無疑是有意圖的因素,這種分析往往需要大膽假設預知歷史角色和他們控制事態發展的能力。在某些情況,他們還把過於簡單的意圖歸因於歷史參與者;仔細研究之下,這些歷史參與者可能會被看作是在一套更複雜的動機中運作。[73]

第三,許多這樣的分析是高度「唯意志論(自願主義)」。這正如Bates曾辯解,是往往認為創立制度是半合約的過程,其特點是相對平等和獨立的參與者自願達成的協議,一如處於自然狀態。[74] 雖然這可能準確反映某些情況,但這方法可能低估許多其他情況:權力不對稱使到有些參與者在創立制度的過程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響力。[75] 最後,理性選擇方法的「均衡」性質使此類分析陷入矛盾。這方法的一個含義是創立制度的起點本身可能反映納許(納什)均衡。因此,不是很明顯為何參與者同意改變現有的制度。奇怪的是,Shepsle和其他人援引制度改革的不確定性來致力表明制度是穩定,使解釋制度為何變化這問題更令人費解。[76] 這方法最低限度需要更強而力的動態均衡理論。

這些考慮因素表明,雖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有巨大潛力解釋為何制度繼續存在,它提出制度成因的解釋可能只適用於有限數量的設置。具體來說,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以下的背景提供最大的分析槓桿:參與者地位大致平等,已習慣策略行動,彼等必須有共識才可以取得制度的改變,正如某些立法機構或國際舞台。或許這也可能適用於另一背景:各種形式的組織激烈競爭,選出那些顯然有效率,又可在事前具體說明的形式,正如市場競爭中的一些環境。[77]

相比之下,歷史和社會學制度主義者以截然不同的方法解釋制度起源和變化,兩者首先堅持新制度是在已經滿是制度的世界中創立。這論點看似簡單,但有許多後著。

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利用這來探討現有制度如何建構那些考慮制度改革人士的視野。因此,他們把注意力放在進程:這些開發中的新制度「借鑑」現有的制度範本。這方法有效地強調現有制度的世界如何限定制度創新的範圍。社會學制度主義者也開發更廣泛的概念:為何可能選擇某制度;這概念超越效率的考慮,轉而理解解讀的集體進程和關注社會合法性在這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要解釋社會和政治制度存在許多明顯的低下效率,這方法頗有意思。[78]

但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社會學制度主義解釋這過程的方法往往似乎是奇怪的平和。這就是說,它可以忽略創立或改革制度的過程導致各有競爭性利益的參與者的權力衝突。[79] 畢竟,在組織內外的許多參與者,對企業或政府採用新制度的實作做法利益攸關,改革舉措往往挑起參與者的權力鬥爭,而把重點放在擴散的過程可能忽略這要點。在某些情況,社會學新制度主義者似乎集中於宏觀層面的進程:似乎看不到這進程涉及的參與者,而後果開始有點像「沒有參與者的行動」。總的來說,該方法整體可能會受益於更多關注意義、文字和符號的框架如何從解讀和爭議的過程中出現。[80]

歷史制度主義者有相同的出發點,即滿是制度的世界,以指導我們注意現有制度有許多實例說明的權力關係,創立新制度會讓有些參與者或利益團體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權力。[81] 在這方面,他們是伙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建基於上一代分析家提出的著名說法:「組織是偏見的動員。」[82] 然而,他們把路徑依賴的觀念接嫁到以上的強調,路徑依賴也認識到現有制度模版對創立和改革制度進程的重要性。

如果理性選擇對制度源起的解釋是由推論法主導,歷史制度主義者就似乎往往借助歸納法。通常情況下,他們搜尋歷史記錄的證據,以解釋歷史上的參與者為何如此行事。這新韋伯派集中於歷史上的參與者歸因於本身行動的意義。這極大提高歷史制度主義者分析的現實主義;當理性參與者的推論演算指出有多於一個均衡後果時,歷史制度主義者可以區分相互競爭的解釋。這些已經導致我們對例如瑞典社團主義這類制度起源的傳統理解,產生驚人的修訂。[83] 然而,強調推論是弱點,也是優點:把研究所得融彙到涉及制度創立和改變一般過程的有系統理論,歷史制度主義者一直落後。

6 總結

總之,政治學今天面對不是一個,而是三個新制度主義。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學派彼此相距甚遠,各自用心打磨自己的範式。如何向前看?許多人衷心擁護某一派而犧牲其他。然而,本文的主旨是要說明,現在是時機它們之間應更多交流。至少,這說明每一派的黨員更好認識其他學派,會能更好理解本身的範式有那些基本問題有待解決。

這交流能否走得更遠?各學派能否借用或修改其他學派開發的見解?任何這樣的綜合會有限制。當彼此面對高階理論地形的第一原則,各學派的最極端主張對一些根本性問題採取非常不同的立場,因為制度分析能否從外部給出參與者的身份,在不同文化背景假設有同一類型的理性或策略性行動是否有意義。

然而,我們贊成盡可能彼此交流,最根本的是因為這些文獻每一份似乎揭示人類行為的不同和真實的層面,以及制度對行為的可能影響。這些文獻沒有看來是錯誤的或實質上不正確。每一份似乎對某種情況下有那些力量在作動提出局部解釋,以及捕捉本文提及的人類行動和制度影響的不同層面。

例如,參與者參考一套熟悉的道德或認知模版,每個模版可能取決於現有制度的配置;參與者的行為是如此可能受到策略上計算其他人的可能策略所影響。看看這個案例:1950年代,法國工人考慮是否遵守一項收入政策。一方面,法國工人運動的分裂結構阻礙策略上遵紀,因為這方便搭便車。另一方面,許多法國工會的工團主義意識形態也妨礙這方面的合作。[84] 可能是在兩方面法國工人運動的制度在當時影響行為,每方面是由不同的思想流派有效塑造。

若是各學派的理論立場放鬆最極端的假設,彼此分享大量的共同分析領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處理制度和行動之間關係的「演算論」和「文化論」,留意到制度影響行動,是通過建構個人對他人行動的預期,即使各自建模這些期望的來源略有不同。一個說法是這些期望是被他人技術上可行的手段所塑造,另一個說法是由他人認為是適合社會的手段所塑造。有益對話有很大的空間。同樣的,應該不是難事去要求「演算論」和「文化論」的倡導者承認許多行為是目標導向或策略性,而策略性參與者可選擇方案的範圍,很可能受到有文化具體意義的適當行動所限制。

一些分析家已經朝這個方向走了一些路程,說明這樣的綜合有相當多的希望。例如,Kreps把組織如何監測和強制僱員的行為可能只是傳統理性選擇分析,將其延伸為包含「企業文化」的論點,企業文化理解為行動的一套集體模版。他認為這些「文化」可以成為組織的傳統監測和強制機制的有效補充,尤其是機制未能隨時指定在任何臨時情況的適當行為。[85]

其他理性選擇分析家的研究已經開始納入「文化」或「信仰」,以解釋傳統分析指出有多個可能的均衡結果,為何參與者走向某一結果。例如,Garrett與Weingast認為由特定制度環境培育的規範或思想,往往提供理性參與者在多個可能均衡中聚合到一個「焦點」。[86] Scharpf在一項頗有興趣的多重均衡賽局分析中,說明行為如何可以被參與者的「決策規則」和「決策風格」影響;「決策規則」是組織向作為理性計算者的參與者提供的激勵,「決策風格」可解讀為文化分析強調適當行為的信念。只提一個例子,當收益矩陣有兩個選擇時,「決策風格」可能指定參與者是否較重視相對或絕對收益。[87] 同樣,Bates和Weingast認為策略互動是訊號的遊戲,只有當我們了解給予具體符號有指定意義的文化背景,才可以指出這些訊號的意義和後果;他們更進一步指出許多策略性互動的對象可能正正是要影響這些信念。[88]

歷史制度主義站在特別舉足輕重的位置。這學派最近的許多論點很容易轉化為理性選擇的內容,而其他論點對社會學新制度主義開放。[89] 這些分析其中最好的影響有一些融合,例如,頗為類似理性選擇分析的預測,歷史上的參與者為了工具性目的如何選擇新制度,但是從選單的多個方案中選出來,方案得自社會學制度主義指定的機制。[90] 如上所述,其他人已走得更遠,指出對某一特定制度環境的策略性回應,最終可能出現世界觀和組織的實作做法,即使最初制度環境已經改變,依然繼續塑造行動。[91]

必須先說清楚:我們不是爭辯粗略組合各學派開發的立場,是立即可行,或甚至是可取。畢竟,正是由於學派之間的隱喻的辯論一直有啟發性,我們曾試圖在此更明確表達,這緊湊的辯論還有許多談論的方面。我們的要點,是多年來這些學派各自獨立醞釀,現在是時候彼此要有更開放和廣泛交流。有充分證據表明我們從全部思想流派學習,而彼此又可互相借鑒。

(本文的較早版本曾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1994年年會發表。)

(譯註:原文有91項腳註,中譯註解只有以下幾項。其餘是引文的作者、題目和出版資料。這些請參看原文。)

1 原則上,我們可以認出第四學派: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但這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極度重叠,因此本文的簡短評論把兩者合而為一。較深入的研究會指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更強調策略性互動,而經濟學新制度主義較強調產權,租金(譯註:尋租的租金),以及競爭性的選擇機制。
3無奈這是許多複雜發展的簡短總結。
14這可被視為結構─機構問題最重要層面的回應,即是以一些決定性意義解釋制度如何建構人類活動,以產生常規化的行為模式,即使制度本身的存在一般是依賴這些行為模式的存在,即是參與者的行為願意依循某些方法。問題是同時捕捉制度的自願和決定性特點。
16 Kenneth Shepsle已加上另一項觀察:參與者會猶疑要改變制度的規則,雖然改革容許他們就手上的議題實現即時得益,他們要面對新規則對還未預見的決策的影響。
45集中於立法機關的分析,往往傾向強調自願協議的重要性,而集中於經濟制度的分析更強調競爭性選擇。
81一如Moe與Knight已經指出,許多理性選擇分析與政治無關,這很奇怪。這些分析強調制度提供的集體好處往往似乎掩蓋了這些制度有多大程度是萌生於權力和資源的鬥爭,頗為類似政治。

參考資料

總論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原著/道格拉斯諾斯、譯者/劉瑞華)119頁
新制度主義理論
重新找回政治:當代制度分析的回顧與展望(黃靖)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朱德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制度主义的兴起与整合:兼谈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理论述评(张运良)
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
作为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来源(颜江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杨光斌)

王海静:中西方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述评
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田野)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杨光斌)

應用
從新制度主義分析台北捷運悠遊卡事件(孫德華)
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与苏丹化现象
新制度主義與政策網絡: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保險費負擔爭議之個案分析(劉宜君、陳敦源)
以新制度主義分析美國有線電視費率管制歷程(陳季瑩,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健康照護制度比較研究:一個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孫友聯)
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的教育政策分析:以高職轉型綜合高中為例 (劉曉芬)教育政策論壇 2006 年5月 第九卷第二期

歷史制度主義
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胡婉玲)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陳敦源)
全球治理下國家公共政策的影響指標: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觀點(詹中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戴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2007 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其他
公地的悲劇〈自學書院中譯本〉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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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三种新制度主义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 no. 5 (December 1996): 936-957.

(德)马普所社会研究分院讨论文件96/6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1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圖檔..圖檔

Peter A. Hall教授于1996年5月9日在马普所社会研究分院科学顾问委员会公开讲座发表。
(马普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Max-Planck-Institute]是德国联邦和州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性研究制度,其下有几十个分院。)

1 引言

「新制度主义」这术语日益频繁出现于政治学。然而,对什么是「新制度主义」的解释相当混乱:这如何有别于其他方法,显示什么期望或问题。本文审视最近兴起的新文献,目的是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答案。

若是我们认识到新制度主义没有构成一套整体思想,可以消除围绕着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歧义。在过去十五年,出现了至少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各自称为「新制度主义」。我们把这三个思想流派标签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1] 所有这些方法的发展,是响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具影响力的行为学观点,全都寻求阐明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时发挥的作用。然而,他们为政治世界画出颇为不同的图画。

在以下几节,我们简述每一学派的起源以及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不同特点。然后,我们比较其分析之长处和短处,着重各学派对任何制度分析的两个基本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即是如何建构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制度源起或改变的过程。

由于这三个思想流派的兴趣相近,话说彼此是各自独立发展出来,这是自相矛盾,这见诸文献少有互相引用。直到最近,这些流派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我们提问各自可以从对方借鉴什么,最后总结有什么可能性把它们的见解整合。

2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之开发,是响应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政治学占显著地位的政治群体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2],借用但试图超越两种方法。历史制度主义接受群体理论的论点,即是为稀缺资源竞争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的核心;但寻求更好解释国家政治后果的独特性以及这些后果标志的不平等[3]。他们发现解释是在于政体和经济结构的体制安排有冲突,因而一些利益群体享有特权而另一些被解散。这是建立在政治学的旧传统,重视正式的政治制度,但他们开发更广泛的概念,是关乎那些制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4]

历史制度主义者也受到结构功能主义者把政体视为各互动部份的整体体系这方法的影响。[5] 他们接受这论点,但反对许多结构性功能主义者倾向把个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特征作为推动体系大多数运作的参数。他们反而把政体或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视为架构集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产生显著后果。他们强调政体制度隐含的「建构主义」,而不是早期视政治后果为响应体系需求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和群体冲突理论,都有多元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变种;1970年代环绕后者的讨论对开发历史制度主义发挥特别有影响力的作用。[6] 这尤其启发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更仔细检视国家,国家不再被视为是相互竞争利益群体之间的中立经纪人,而是制度复合体,有能力架构群体冲突的特点和后果。[7] 此后不久,这学派的分析家开始探索那些联系劳动力和资本的其他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可能建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独特的国家轨迹。[8] 这项研究工作大部分是跨国比较公共政策,通常强调国家的政治制度影响以下多方之间关系的结构:立法者、有组织的利益群体、选民和司法机关。[9] 比较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子文献,把这些分析伸延到全国劳工运动,雇主组织和金融体系。[10]

历史制度主义者如何定义制度?总的来说,他们定义制度为政体或政治经济之组织结构所嵌入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惯例,规范和条款:从宪政秩序的规则或官僚的标准作业程序,到管治工会行为或银行与企业关系的条款。一般情况下,历史制度主义把制度联系机构与正规组织宣告的规则或条款。[11]

在本文评论的其他学派背景中,这学派有四个相对独特的特点。首先,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比较笼统定出制度和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概念。第二,他们强调制度运作和发展的不对称权力。第三,他们的制度发展观念倾向强调路径依赖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第四,他们特别关注整合制度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因素对政治后果的作用,例如思想。以下简要阐述每论点。[12]

任何制度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影响个人行为?毕竟,制度要通过个人行动来影响政治后果。广义上,新制度主义者对这问题提出两种响应,称为「演算论」和「文化论」。对以下的三个种子问题,各有稍微不同答案:参与者如何作为?制度做些什么?制度为何持续?

回答第一个问题,演算论的重点是基于策略计算和作为手段的人类行为那些方面。他们假定个人会致力最大限度实现由具体偏好函数给出的一系列目标,并在作为时有策略,即是彻底检视所有可能方案以选择可以得出最大利益。一般情况下,参与者的目标或偏爱是由制度性分析从外给出。

根据演算论,制度做些什么?制度影响行为,主要是就其他参与者的现在和未来的行为,向参与者提供不同程度确定性的数据。更具体地说,制度提供有关的资料是有关他人的行为,合约的执行机制,违纪的惩处等等。个人行为会引起他人的反应,甚至实时反应;个人对此是有所估计或期望,所以关键是这通过改变个人的期望而改变参与者的行为。策略互动显然在这种分析发挥关键作用。

这可与「文化论」作比较。文化论强调行为不全然是策略性,也是被个人的世界观规范。这就是说,文化论不否认人的行为是理性或有目的,但强调在何种程度个人会转向已建立的惯例或熟悉的行为模式以实现其目的。这倾向视个人是追求满足,而不是尽量争取效用,并强调在何种程度上行动的选择取决于对情况的解读,而不是纯粹的手段计算。制度做些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制度提供解读和行动的道义或认知模版。个人被看作是实体,深陷于世界中制度的鳞片:符号,脚本和程序;这些鳞片为解读情况和自身过滤,从而打造行动方案。制度不仅提供策略方面有用的讯息,也影响参与者的认同,自我形象和偏好。[13]

制度长期表现出常规化的行为模式,两种方法对此有不同的解释。[14] 演算论指制度存在是因为制度具体表现的一些东西就像是纳许(纳什)均衡;这就是说,个人遵守这些行为模式,是因为偏差会更糟。[15] 因此,制度越能有助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促成更多交易的收益,制度变得更强大。[16] 另一方面,文化论解释制度持续存在,是因为许多与社会制度相关的惯例不能轻易成为个人选择的明确对象。相反,作为建构集体行动的元素成分,一些制度是如此「惯常」或视为理所当然地没有被细查,以及作为集体建构设,制度不会轻易被任何一人的行动改变。制度最终抗拒重新设计,因为个人有可能选择的改革,就是由制度建构。[17]

历史制度主义者是兼收并蓄;他们使用这两种方法来具体说明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例如,Immergut参照医生团体与改革倡导者妥协的意愿来解释多国在医疗改革的分歧,她把这意愿联系到政治系统的制度结构影响这些群体期望的方法,期望是关乎在法律之外成功推翻不是很受欢迎的决策。[18]她的方法是典型的演算论。Hattam采用类似做法,她辩解美国司法机关权力根深蒂固,促使美国劳工运动远离易受司法审查的策略。然而,一如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她还进一步探讨美国和英国劳工组织面对不同的制度背景,促成的工会运动有颇为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分析表明,由既定制度背景导出的策略,可能随着时间硬化为世界观,再经正规组织传播,并最终甚至塑造涉足其间的参与者之自我形象和基本偏好。[19]

历史制度主义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权力和权力的不对称关系在这种分析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所有制度的研究有直接影响权力关系。实际上,这可以很好理解为阐明几年前社会权力辩论认定权力的「第二」和「第三」方面。[20] 但历史制度主义者一直特别重视制度把权力不平均分配给社会群体;例如,不是假设个人自由行事的情景,而是更可能假设另一个世界:制度给予一些群体或利益团体不成比例参与决策过程;不是强调在何种程度上后果使人人变好,而是往往强调群体有赢有输。例如,Steinmo以各国税收政策不同,主要是参考建立政治制度的方法让那种社会利益团体最有可能参加决策过程。[21] 在美国的经济政策领域中,Weir说明政治制度的结构如何影响一些社会联盟形成或排斥其他。[22]

历史制度主义者与历史发展独特角度有密切关连。他们一直坚决主张「路径依赖」的社会因果关系图像,意思是拒绝接受传统立场谓同一行动力量到处可产生同样后果,反而支持另一观点:这些力量的效应会被往往从过去继承的特定情况的内容特点所调解。当然,这些特点中最显著的本质是制度性。制度被看作是历史景观中相对持久的特点,以及是沿着一套路径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23]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者相当注意解释制度如何产生这些路径的问题,即是制度如何建构国家对新挑战的响应。早期的分析家强调现有「国家能力」和「政策遗产」对随后政策选择的影响。[24] 其他人强调以往的政策定形其后政策的方法:鼓励社会力量依循一些路线组织而不是其他路线,采纳特别身份,或在政策中开发一些改动会有高昂成本的政策。[25] 在这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现有制度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和低效率,并以较具目的和有效率的制度形像作对比。[26]

依循这一观点,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把历史事件流动的持续时期划分为「关键时刻」和「分支点」:「关键时刻」是制度剧变的时刻,从而创造「分支点」,历史发展走上新路径。[27] 当然,主要问题是要解释什么引发关键时刻,以及虽然历史制度主义者一般强调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影响,许多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善的响应。[28]

最后,尽管他们提醒要注意制度在政治生活的作用,历史制度主义者很少坚持制度是政治的唯一因果力量。他们通常设法把制度在因果链定位,因果链可以容纳其他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传播这些力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往往假定世界就是口味和制度;在这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者断定世界是比这更为复杂。历史制度主义者一直关注制度与思想或信仰之间的关系。例如,Goldstein说明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制度结构趋向强化某些贸易思想的影响而低贬其他;Weir认为英国和美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差异,影响凯恩斯主义思想变得有影响力的时间以及影响力的耐久。[29]

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当代政治学的怪事,是与历史制度主义同时兴起而又分别发展出第二个「新制度」,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起初,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源于研究美国国会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被观察到一个重要矛盾所启发。如果传统的理性选择假设是正确,要在美国国会取得立法的稳定多数应该很难,议员的多个偏好排序和问题的多面性本质应该导致快速「回收」:新多数派出现,推翻以前通过的法案。[30] 然而,美国国会的成绩实际上是相当稳定。1970年后期,理性选择分析家开始质疑:应如何解释这差别?

他们转向制度寻找答案。许多人开始辩解立法得到稳定多数派支持,是因为国会议事规则和委员会订下议员可用的选择和数据。[31] 有些规则受议程控制,限制国会投票选项的范围和顺序。其他规则把关键议题分配给委员会,委员会的结构是为议员的选举利益服务,又有执行机制方便委员可以互投赞成票。从最一般的角度来看,国会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方便议员利益输送,才可能通过稳定的立法。总之,制度解决了许多立法机关惯常遇上的集体行动问题。[32]

这表明政治学的合理选择制度主义者从「组织的新经济学」提取了富有成果的分析工具,强调产权,寻租,交易成本对运作和制度发展的重要性。[33] Williamson的论点尤具影响力:一个特定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可以解释为在没有这个制度而进行同样活动,致力减少交易成本的努力成果。[34] North把类似的论点应用于政治制度的历史。[35] 代理人理论着眼于制度机制:「委托人」可以监测和强制其「代理人」遵从;这证明是可用于说明国会如何架构与委员会或国会监督的监管机关彼此之间的关系。[36]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启发的美国立法机关研究,其工作成果见诸最近的文献。[37] 基本上这把焦点放在解释国会规则如何影响议员的行为以及为何有这些规则,重点是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以及国会与监管机关之间的关系。最近,Cox与McCubbins试图将重点从国会委员会移到政党建构审议工作的方法。Ferejohn已开始探讨国会和法院的关系;国会监督监管机关的能力已成为生动的辩论。[38]

近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也注意到其他各种现象,包括多国联盟行为,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种族冲突的强度。[39] Prze-worski, Geddes, Marks和其他学者以博弈理论术语分析民主过渡。[40] Tsebelis和其他人探讨欧盟制度改革的影响[41] ,国际关系的学者已经使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概念来解释国际制度的兴衰,各国向国际组织下放了什么责任,以及这些组织的形式。[42]

一如这些学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包含内部辩论和不同远景。然而,我们要强调这方法的四个显著特点。

首先,合理选择制度主义者采用一套假设的特征。一般情况下,他们断定有关参与者都有一套固定的偏好或口味(通常符合更精确的条件,例如好东西递移原则),完全工具式行为以最大程度实现这些偏好,而且以可以假定有广泛计算,高度策战性的方式落实。[43]

第二,如果所有思想学派只是宣告政治的特征形象,无论是「权力斗争」、「社会学习过程」或类似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也提出和散布一种独特的政治形象。他们倾向把政治视为一连串的集体行动困境。困境可以界定为以下的情况:个人争取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偏好,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集体的次最优后果(意思是可以有另一后果,至少有一个参与者会更好,而其他人没有变得更糟)。通常情况下,参与者未能采取最优的集体行动,是缺乏保证他人互补行为的制度。典型例子包括「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政治局势有许多这样的问题。[44]

第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伟大贡献,是一直强调策略互动在确定政治后果的作用。这就是说,他们假定(一)参与者的行为,可能是策略演算推动,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力量;(二)这演算深受参与者期望他人可能如何作为所影响。制度架构这些相互作用:通过影响选择议程的方案之范围和顺序,或提供讯息和执法机制,以减少他人相应行为的不确定性,并允许从交易中获益,从而引导参与者趋向特定的演算和社会可能更好的后果。可以看得出理性选择理论家采取经典的「算法」来处理解释制度如何影响个人行动的问题。

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还开发一种独特方法来解释制度如何兴起。通常情况,他们开始用推论来得出一项制度执行的一套程序化规范职能。然后他们参照这些职能对受制度影响的参与者之价值来解释制度的存在。这说法假定参与者创立这制度以实现这价值;如上所述,这价值往往以合作的得益来概念化。因此,建立制度的过程通常围绕有关参与者的自愿协议;以及如该制度是经过竞争性选择过程,它能够维持下来主要是因为它比其他制度为相关参与者提供更多利益。[45]

因此,解释企业的组织结构,可以参考企业减少交易、生产或影响成本的方法。[46] 解释美国国会的规则,是参考规则为国会议员提供的交易收益。解释英格兰在1680年代采纳的宪法条款,可以参照条款为财产持有人提供的利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在这大框架内有很多争论的余地,但一般是着重于讨论制度履行的职能是否明确说明。因此,Krehbiel在这领域提出生动的辩论:美国国会的立法委员会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议员提供交易的收益,或是法律草案后果的信息。[47]

4 社会学制度主义

与这些政治学发展的同时,社会学独自发展一套制度主义。一如其他思想学派,这也充满着内部辩论。但是,贡献者已制定一套理论,越来越受政治学学者关注。

我们称之为社会学制度主义之兴起,主要是在组织理论的分领域。这项发展大致始于1970年代末期,一些社会学家开始挑战对社会世界的传统区别;传统上,社会世界区分为多个部份:有些部份反映与现代形式的组织和官僚主义相关的常规方法─结果「理性」,有些显示与「文化」相关的不同做法。自韦伯Weber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在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利益组织等看到官僚制度主导现代景观,这是致力于制定更加有效的结构以履行与现代社会相关任务的后果。这些颇为不同的组织采取的形式是惊人的相似,据说是这种形式履行这些任务有内在的理性或效率。[48] 文化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开始辩解,现代组织采用的许多制度形式和程序,不只是因为这些最有效处理手头的任务,符合一些卓越的「理性」,而是这些形式和程序应被视为文化的具体做法,类似许多社会设计的的神话和仪式,然后融入组织,不一定是要提高常规方法─结果的效率,而是与传播文化习俗的更为普遍过程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即使是最官僚的做法,都必须以文化来解释。[49]

鉴于这个观念,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常要解答的问题,是寻求解释为何组织采取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形式、程序或符号;并强调这种做法是如何通过组织领域或在国与国之间传播。例如,他们有兴趣解释世界各地教育部的组织形式和做法都惊人相似,不管当地条件的差异;或是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工业部门的企业也是如此。Dobbin采用这方法说明文化建构的国家和市场观念如何塑造19世纪法国和美国的铁路政策。[50] Meyer和Scott用这来解释美国企业的培训计划激增。[51]其他人将这应用于解释东亚制度同形以及东亚生产技术在全球扩散的相对措施。[52] Fligstein藉此方法解释美国工业的多样化,和Soysal用来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的移民政策。[53]

社会学制度主义有三个特点,与其他新制度主义比较相对独特。

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往往比政治学家更广泛界定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也有符号系统,认知脚本,和道德模版,提供指导人类行动的「意义框架」。[54] 这样的定义打破「制度」和「文化」的概念隔离。两者互相渗透。这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这挑战许多政治学者常用的区别: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解释」以及基于把文化理解为共同态度或价值的「文化解释」。[55] 第二,这方法倾向将「文化」本身重新定义为「制度」。[56] 在这方面,这反映在社会学本身之内的「认知转向」,从将文化只是与情感态度或价值相关的形成,转化为将文化视为例程、符号或脚本的网络,为行为提供模版。[57]

第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者对制度和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有独特理解,这是追随上文提到的「文化论」,但显示某些特征的细微差别。社会学分析的旧有路线解决这问题,是把制度连系附上指定「行为常规」的作用,以具体说明制度和行动的关系。按照这种观点,已被社会同化为某种制度角色的个人,会适应这些角色的规范;这样的话,可说是制度影响行为。这可视为「制度影响」的「认知层面」。虽然有人继续采用这观念,许多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对「制度影响」的「认知层面」有新的强调。这就是说,他们强调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提供行动必不可少的认知脚本、类别和模型,不仅是因为没有这些就不能解读世界和他人的行为。[58] 制度影响行为,不只是指定该做什么,在特定背景中还指定想做什么。从这些可以看到社会建构主义对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之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制度提供给社会生活赋予意义的条件。因此,制度不只是影响个人的策略计算:正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争论,也影响个人的最基本偏好和身份。社会参与者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被认为是由制度形成、以及由社会提供的形象和标志所构成。[59]

因此,许多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和个人行动之间关系高度互动和彼此相互组构的特点。当个人行动是一如社会惯例所指定,是在同时把自己建构为社会角色,意思就是从事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并强化所遵守的惯例。这观点的中心意念,是行动紧紧结合解读。因此,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坚持当面对情况时,个人必须找到认识和响应的办法,以及制度世界隐含的脚本或模版,提供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那么,个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实践推理」,即个人使用和修正现有的制度模板以设计行动方向。[60]

以上提到的没有表明个人不是没有目的、目标导向或理性。但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个人所看的「理性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构成,他们将参与者追求的目标以比其他人更广泛的条件概念化。如理性选择理论家往往假定个人或组织的世界在最大程度上寻求物质福利,社会学家常常假定个人或组织的世界寻求要定义和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身份。

最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者还采取独特方法,解释制度实作做法的起源和变化。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解释制度的发展,是参照制度为认受者的物质目的服务的效率。相比之下,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组织往往采取新的制度实作做法,不是因为这推进组织的「手段—目的效率」,而是因为这提高组织或组织中人的社会合法性。换句话说,组织包含具体的制度形式和实作,因为后者在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中被广泛重视。在某些情况,这些实作实际上可能是实现组织的正式目标功能失效。Campbell很好抓住这角度,将其描述为「社会适度性的逻辑」,比对「工具性逻辑」。[61]

因此,对比以经济或技术紧急事故功能性反应来解释美国企业在1950和1960年代多样化,Fligstein认为管理人员拥抱多样化,是因为其价值与他们出席的许多专业论坛相关,又引证他们更广泛的作用和世界观。[62] 同样,Soysal认为许多国家推行的移民政策,不是因为这对该国是最实用,而是国际制度颁布不断演变的人权概念,令国家当局看来这些政策是适当,而其他的是不合法。[63]

当然,这方法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赋予某些制度安排「合法地位」或「社会适度」,而不是其他。归根结底,这是文化权威源起的问题。一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扩大管理范围的现代国家以法令把许多实作做法加诸社会性组织。其他人强调许多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建立有文化权力的专业社群,将一定的标准强加诸会员。[64] 在其他情况,有人认为共同的制度实作做法,是萌生自特定网络的参与者较为互动的讨论过程:关于共同的问题,如何解释,以及如何解决;讨论发生在不同论坛,从商学院到国际秘密会议。参与者从这些交流开发共同的认知地图,往往体现一种适当的制度实作做法,然后广泛部署。在这些情况,最为显著是社会建构制度这过程的互动和创造方面。[65] 一些人争辩甚至可以见到这过程以跨国规模进行:传统的现代性概念赋予最「发达」国家实作做法则一些权威,在国际制度下交流以鼓励共同谅解,推动共同实作做法跨越国界。[66]

5比较各种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的全部品种大大推进我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但是,他们表达政治世界的形象绝不是相同;各有特征长处和短处。我们首先考虑具体说明制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对这关系有最方便的概念。这学派的分析家普遍利用「演算」和「文化」的方法解决这问题──我们认为这是重要的优点,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合理和重要的观点。然而,折衷主义是有代价:比诸其他学派,历史制度主义较少注意要对究竟制度如何影响行为有精密的理解,一些研究应更为谨慎,要指出确切的因果关系链;他们认为是重要的组织是通过这因果关系链来影响他们要解释的行为。在这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可能受益与其他学派有更多交流。

相比之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制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已经制定一个更精确的概念和一套高度普及的概念,适合于有系统建立理论。但是这些广泛宣扬的微观基础是建立于一个相对简单的人类动机形象,可能错过许多重要方面。[67] 这方法的辩护者倾向与一套缩小形式的方程比较,要正确判断不是看假设的准确度,而是模型的预测能力。[68] 但这是变化莫测的,因为这些模型产生的预测往往对假设的微小变化敏感;这些假设是关于回报矩阵,偏好结构等,这常常是随意或没有数据支持。[69] 这方法的用处也受限于多大程度能具体说明分析以外的参与者偏好或目标,尤其在实证案例中这些基本偏好是多方面,模糊或难以事前说明。由于工具性行为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出重大贡献,是特别突出往往被其他观点低估的政治重点,并提供分析工具。这学派强调政治行动涉及不确定度的管理,长期以来是政治最核心和被忽视的特点;这学派证明讯息流通对权力关系和政治后果的重要性。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参与者的策略互动关系在决定政治后果的作用。这是传统方法的一大进步,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或物质不满足这些结构性变量来解释政治后果;这些变量据言是直接影响个人行为。有了这些,理性选择分析家可以在分析中纳入更广泛认识人类刻意安排在决定政治后果的作用,形式是策略计算,结合主要以制度理解结构变量的作用。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模型的移动,因果关系是由回归方程的结构变量系数表达,朝向政治过程的博弈理论模型。缺点当然是这项推进的代价,是以相对单薄的人类理性理论来概念化刻意安排。

没有人在左右,还要等待红绿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制度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有些层面可能不是那样的高度工具化或被理性选择理论好好建模。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往往能更好探讨这些问题。一方面,他们的理论说明制度可以影响参与者的基本偏好或身份的方法,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只有接受。另一方面,他们告诉我们,即使是高度工具性的参与者可以从文化专有的剧目中选择策略(和对手),从而确定制度环境影响参与者选择策略的其他方面。社会学家捕捉到制度影响力某些方面可能是工具化行动不可或缺的先例的前提,这是有意义的。[70]

第二个有关组织的问题:要解释制度如何起源和变化,三个学派的方法各有独特的长处和短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已经提出制度起源的最优雅解答,主要是这些制度执行的职能及提供的好处。我们认为,这方法有真正实力解释为什么现有制度继续存在,因为制度持续往往取决于它能提供的好处。但是,这方法有几个特点严重限制其作为充份框架以解释制度的起源。

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往往是高度「功能性」,这就是说,它主要以制度存在之后的效应来解释制度的源起。虽然这些效应可归因于制度的持续,解释持续这问题不应该混淆解释制度起源的问题。由于社会世界到处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从后果推论起源是不安全。[71] 此外,这方法常常没有解释制度表现的许多低下效率,这可能夸大了有些制度表现的效率。[72]

其次,这方法主要是「意图主义」;换句话说,这往往假设建立制度的过程是有高度意图,主要由参与者控制,他们正确认识所建立的制度的效应,正正是为了这些效应才创立制度。虽然创立制度无疑是有意图的因素,这种分析往往需要大胆假设预知历史角色和他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他们还把过于简单的意图归因于历史参与者;仔细研究之下,这些历史参与者可能会被看作是在一套更复杂的动机中运作。[73]

第三,许多这样的分析是高度「唯意志论(自愿主义)」。这正如Bates曾辩解,是往往认为创立制度是半合约的过程,其特点是相对平等和独立的参与者自愿达成的协议,一如处于自然状态。[74] 虽然这可能准确反映某些情况,但这方法可能低估许多其他情况:权力不对称使到有些参与者在创立制度的过程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75] 最后,理性选择方法的「均衡」性质使此类分析陷入矛盾。这方法的一个含义是创立制度的起点本身可能反映纳许(纳什)均衡。因此,不是很明显为何参与者同意改变现有的制度。奇怪的是,Shepsle和其他人援引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来致力表明制度是稳定,使解释制度为何变化这问题更令人费解。[76] 这方法最低限度需要更强而力的动态均衡理论。

这些考虑因素表明,虽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巨大潜力解释为何制度继续存在,它提出制度成因的解释可能只适用于有限数量的设置。具体来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以下的背景提供最大的分析杠杆:参与者地位大致平等,已习惯策略行动,彼等必须有共识才可以取得制度的改变,正如某些立法机构或国际舞台。或许这也可能适用于另一背景:各种形式的组织激烈竞争,选出那些显然有效率,又可在事前具体说明的形式,正如市场竞争中的一些环境。[77]

相比之下,历史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以截然不同的方法解释制度起源和变化,两者首先坚持新制度是在已经满是制度的世界中创立。这论点看似简单,但有许多后着。

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利用这来探讨现有制度如何建构那些考虑制度改革人士的视野。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进程:这些开发中的新制度「借鉴」现有的制度范本。这方法有效地强调现有制度的世界如何限定制度创新的范围。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也开发更广泛的概念:为何可能选择某制度;这概念超越效率的考虑,转而理解解读的集体进程和关注社会合法性在这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要解释社会和政治制度存在许多明显的低下效率,这方法颇有意思。[78]

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这过程的方法往往似乎是奇怪的平和。这就是说,它可以忽略创立或改革制度的过程导致各有竞争性利益的参与者的权力冲突。[79] 毕竟,在组织内外的许多参与者,对企业或政府采用新制度的实作做法利益攸关,改革举措往往挑起参与者的权力斗争,而把重点放在扩散的过程可能忽略这要点。在某些情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似乎集中于宏观层面的进程:似乎看不到这进程涉及的参与者,而后果开始有点像「没有参与者的行动」。总的来说,该方法整体可能会受益于更多关注意义、文字和符号的框架如何从解读和争议的过程中出现。[80]

历史制度主义者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满是制度的世界,以指导我们注意现有制度有许多实例说明的权力关系,创立新制度会让有些参与者或利益团体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力。[81] 在这方面,他们是伙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建基于上一代分析家提出的著名说法:「组织是偏见的动员。」[82] 然而,他们把路径依赖的观念接嫁到以上的强调,路径依赖也认识到现有制度模版对创立和改革制度进程的重要性。

如果理性选择对制度源起的解释是由推论法主导,历史制度主义者就似乎往往借助归纳法。通常情况下,他们搜寻历史记录的证据,以解释历史上的参与者为何如此行事。这新韦伯派集中于历史上的参与者归因于本身行动的意义。这极大提高历史制度主义者分析的现实主义;当理性参与者的推论演算指出有多于一个均衡后果时,历史制度主义者可以区分相互竞争的解释。这些已经导致我们对例如瑞典社团主义这类制度起源的传统理解,产生惊人的修订。[83] 然而,强调推论是弱点,也是优点:把研究所得融汇到涉及制度创立和改变一般过程的有系统理论,历史制度主义者一直落后。

6 总结

总之,政治学今天面对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新制度主义。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学派彼此相距甚远,各自用心打磨自己的范式。如何向前看?许多人衷心拥护某一派而牺牲其他。然而,本文的主旨是要说明,现在是时机它们之间应更多交流。至少,这说明每一派的党员更好认识其他学派,会能更好理解本身的范式有那些基本问题有待解决。

这交流能否走得更远?各学派能否借用或修改其他学派开发的见解?任何这样的综合会有限制。当彼此面对高阶理论地形的第一原则,各学派的最极端主张对一些根本性问题采取非常不同的立场,因为制度分析能否从外部给出参与者的身份,在不同文化背景假设有同一类型的理性或策略性行动是否有意义。

然而,我们赞成尽可能彼此交流,最根本的是因为这些文献每一份似乎揭示人类行为的不同和真实的层面,以及制度对行为的可能影响。这些文献没有看来是错误的或实质上不正确。每一份似乎对某种情况下有那些力量在作动提出局部解释,以及捕捉本文提及的人类行动和制度影响的不同层面。

例如,参与者参考一套熟悉的道德或认知模版,每个模版可能取决于现有制度的配置;参与者的行为是如此可能受到策略上计算其他人的可能策略所影响。看看这个案例:1950年代,法国工人考虑是否遵守一项收入政策。一方面,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结构阻碍策略上遵纪,因为这方便搭便车。另一方面,许多法国工会的工团主义意识形态也妨碍这方面的合作。[84] 可能是在两方面法国工人运动的制度在当时影响行为,每方面是由不同的思想流派有效塑造。

若是各学派的理论立场放松最极端的假设,彼此分享大量的共同分析领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处理制度和行动之间关系的「演算论」和「文化论」,留意到制度影响行动,是通过建构个人对他人行动的预期,即使各自建模这些期望的来源略有不同。一个说法是这些期望是被他人技术上可行的手段所塑造,另一个说法是由他人认为是适合社会的手段所塑造。有益对话有很大的空间。同样的,应该不是难事去要求「演算论」和「文化论」的倡导者承认许多行为是目标导向或策略性,而策略性参与者可选择方案的范围,很可能受到有文化具体意义的适当行动所限制。

一些分析家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一些路程,说明这样的综合有相当多的希望。例如,Kreps把组织如何监测和强制雇员的行为可能只是传统理性选择分析,将其延伸为包含「企业文化」的论点,企业文化理解为行动的一套集体模版。他认为这些「文化」可以成为组织的传统监测和强制机制的有效补充,尤其是机制未能随时指定在任何临时情况的适当行为。[85]

其他理性选择分析家的研究已经开始纳入「文化」或「信仰」,以解释传统分析指出有多个可能的均衡结果,为何参与者走向某一结果。例如,Garrett与Weingast认为由特定制度环境培育的规范或思想,往往提供理性参与者在多个可能均衡中聚合到一个「焦点」。[86] Scharpf在一项颇有兴趣的多重均衡博弈分析中,说明行为如何可以被参与者的「决策规则」和「决策风格」影响;「决策规则」是组织向作为理性计算者的参与者提供的激励,「决策风格」可解读为文化分析强调适当行为的信念。只提一个例子,当收益矩阵有两个选择时,「决策风格」可能指定参与者是否较重视相对或绝对收益。[87] 同样,Bates和Weingast认为策略互动是讯号的游戏,只有当我们了解给予具体符号有指定意义的文化背景,才可以指出这些讯号的意义和后果;他们更进一步指出许多策略性互动的对象可能正正是要影响这些信念。[88]

历史制度主义站在特别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学派最近的许多论点很容易转化为理性选择的内容,而其他论点对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开放。[89] 这些分析其中最好的影响有一些融合,例如,颇为类似理性选择分析的预测,历史上的参与者为了工具性目的如何选择新制度,但是从选单的多个方案中选出来,方案得自社会学制度主义指定的机制。[90] 如上所述,其他人已走得更远,指出对某一特定制度环境的策略性响应,最终可能出现世界观和组织的实作做法,即使最初制度环境已经改变,依然继续塑造行动。[91]

必须先说清楚:我们不是争辩粗略组合各学派开发的立场,是立即可行,或甚至是可取。毕竟,正是由于学派之间的隐喻的辩论一直有启发性,我们曾试图在此更明确表达,这紧凑的辩论还有许多谈论的方面。我们的要点,是多年来这些学派各自独立酝酿,现在是时候彼此要有更开放和广泛交流。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从全部思想流派学习,而彼此又可互相借鉴。

(本文的较早版本曾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94年年会发表。)

(译注:原文有91项脚注,中译批注只有以下几项。其余是引文的作者、题目和出版资料。这些请参看原文。)

1 原则上,我们可以认出第四学派: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但这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极度重叠,因此本文的简短评论把两者合而为一。较深入的研究会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强调策略性互动,而经济学新制度主义较强调产权,租金(译注:寻租的租金),以及竞争性的选择机制。
3无奈这是许多复杂发展的简短总结。
14这可被视为结构─机构问题最重要层面的响应,即是以一些决定性意义解释制度如何建构人类活动,以产生常规化的行为模式,即使制度本身的存在一般是依赖这些行为模式的存在,即是参与者的行为愿意依循某些方法。问题是同时捕捉制度的自愿和决定性特点。
16 Kenneth Shepsle已加上另一项观察:参与者会犹疑要改变制度的规则,虽然改革容许他们就手上的议题实现实时得益,他们要面对新规则对还未预见的决策的影响。
45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分析,往往倾向强调自愿协议的重要性,而集中于经济制度的分析更强调竞争性选择。
81一如Moe与Knight已经指出,许多理性选择分析与政治无关,这很奇怪。这些分析强调制度提供的集体好处往往似乎掩盖了这些制度有多大程度是萌生于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颇为类似政治。

参考数据

总论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原著/道格拉斯諾斯、譯者/劉瑞華)119頁
新制度主義理論
重新找回政治:當代制度分析的回顧與展望(黃靖)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朱德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制度主义的兴起与整合:兼谈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理论述评(张运良)
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
作为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来源(颜江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杨光斌)

王海静:中西方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述评
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田野)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杨光斌)

应用
從新制度主義分析台北捷運悠遊卡事件(孫德華)
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与苏丹化现象
新制度主義與政策網絡: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保險費負擔爭議之個案分析(劉宜君、陳敦源)
以新制度主義分析美國有線電視費率管制歷程(陳季瑩,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健康照護制度比較研究:一個歷史制度論的觀點(孫友聯)
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的教育政策分析:以高職轉型綜合高中為例 (劉曉芬)教育政策論壇 2006 年5月 第九卷第二期

历史制度主义
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胡婉玲)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陳敦源)
全球治理下國家公共政策的影響指標: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觀點(詹中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戴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2007 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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