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kiw: 總體經濟學快速溫習課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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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kiw: 總體經濟學快速溫習課 (1990)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1月 02, 2009 3: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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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
(正體)14.781J 政治經濟學 I:國家和經濟的理論第七課的閱讀文章。


總體經濟學快速溫習課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Macroeconomics by N. Gregory Mankiw
(英語原文)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VIII (December 1990), pp. 1645-1660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1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 ] 方括號為譯註;()括號內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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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regory Mankiw

引言
二十年前,唸總體經濟學很容易。總體經濟學家蠻有信心回答以下的問題:什麼導致產出和就業有波動?政策應如何回應這些波動?

教科書層次,廣為接受的經濟模型以前是IS-LM模型。從John Hicks (1937) 利用這模型解讀凱恩斯Keynes (1936),曾幾何時是經濟學的革命性視野,一直沒有變動。因為IS-LM模型假設價格為已知,另以某些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來解釋價格調節。有人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有自然率屬性,暗示長期而言經濟是自我糾正。

在較為應用的層次,這共識見諸大型的總體經濟學模型,例如麻省理工—賓大—社會科學研究院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PS) model。這些模型是許多論文的題目。民間和政府的決策者,蠻有信心利用這些模型以預測重要的經濟時序數據,以及評價不同總體經濟政策的效應。

到了今天,總體經濟學家對本身的答案已經不是那麼肯定。學術期刊已少見IS-LM模型;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已是過去年代的遺跡,不再教授。只有學術會議偶而提到大型總體經濟學模型,但往往帶嘲弄之意。今天,研究生的論文不大可能是為了改進MPS模型的一些小節。

總體經濟學家的學院派對本行的觀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與之相反,總體經濟學用於分析經濟就改變不多。IS-LM模型連同補充性的菲利普斯曲線,依然是最好的方法解讀報章和決策者提出的經濟政策。在企業和政府任職的經濟學家依然利用大型總體經濟學模型做預測和政策分析。過去二十年的理論性發展對應用總體經濟學沒有多大影響。

學院派和應用派為何如此懸殊?有些學者認為實作者跟不上形勢和最新發展,依然採用過時的模型。這個自以為是的觀點不足採信,因為這違反經濟均衡的基本特性:有機而不趁勢。若然總體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可用於應用方面,這必然會被採用。這些最新發現對應用總體經濟學沒有多大影響,最少可以假設應用派認為是沒有什麼用處。

如果認為過去二十年的總體經濟學研究既然對應用沒有影響,研究是沒有價值;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對的。過去二十年是總體經濟學富饒多產的年代;近期發展不是可以很快就轉移為應用的成果。

A. 總體經濟學的寓言
科學史的故事有助理解總體經濟學的現況。我不是科學史家,不敢擔保這全是真實。但無論細節是否真實,故事是現今總體經濟學很好的寓言。

大概五世紀前,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星球體系的中心是太陽,不是地球。當時他錯誤認為星球的軌道是圓形;我們現在知道是椭圓形。與當時Ptolemy以地球為中心的說法相比,Copernicus的體系較為優雅,而最後也證明是較有用。但當Copernicus提出這想法時及其後幾年,新體系發揮的作用不如Ptolemy,後者預測星球的位置時優勝得多。

想象你是在Copernicus發表這學說時的天文學家。作為學院派,你會研究以改善Copernicus體系,這似乎是簡單而滿足智力挑戰的方法,較可能理解星體運動。如果你是應用派,你會繼利用Ptolemy體系。轉用較有前途,但準確度稍差的Copernican體系,似乎是過於犯險。就Copernican隨後那時期的知識水平而言,學院派和應用派在功能上有分隔是合情合理,也是最佳處置。

本文探討總體經濟學的近期發展。讀者對象是任職於商界和政府的應用經濟學家,他們往往以尋樂、迷惑、輕視的眼光來看近期的研究。我不是要改變他們,而是說明近期有幾項發展指出一些方法更好理解經濟,正如Copernicus提出以太陽為中心的體系,能更好理解星體運動。但正如Copernicus終生未能見到他的願景全面實現,我們也不應期待這些近期發展雖然有前景希望,在最近是不會有很大的實際用處。但是,長期而言,這些發展有許多會深遠影響全體經濟學家思考經濟和經濟政策的想法。

B. 共識破裂
在1970年代初期,總體經濟學普遍接受的共識因為兩個缺陷而摇摇欲墜:一個是實證方面,一個是理論方面。實證方面的缺陷是共識觀點未能妥當處理1970年代通脹和失業率上升。理論方面的缺陷是個體經濟學原理與總體經濟學實作之間有間隙,情況不為智者滿意。

Milton Friedman (1968) 與Edmund Phelps (1968)的著名預測把這兩項缺陷最為戲劇性和深刻同時揭露。依據純粹的菲利普斯曲線,容忍長期高通脹是可以達致長期低失業水平。在1960年代後期,共識觀念當時處於全盛,Friedman與Phelps以個體經濟學原理辯解:如決策者濫用,通脹與失業的實證關係會崩潰;他們解釋均衡失業率應取決於勞工供給、勞工需求、最優尋找時間,以及其他個體考慮,而不是貨幣增長的平均率。隨後發生的事情證明Friedman與Phelps是對的:通脹上升,但失業沒有永久減少。

菲利普斯曲線崩潰以及Friedman與Phelps的先見,為Robert Lucas (1976) 做好準備全面攻擊共識觀念。Lucas爭辯:組成大型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的許多實證關係,並不優勝於諸如菲利普斯曲線之類的個體經濟學原理。決定大多數總體經濟變數的決策,例如消費與投資,關鍵是取決於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期望。總體經濟計量模型處理期望的手法頗為隨意,往往利用看來可信實則隨意的代理數據。Lucas指出大多數政策干預改變了人們如何預期未來。但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的期望代理數據沒有考慮到期望的形成已經改變。因此Lucas總結不應該用這些模型來評價不同政策的影響。

「Lucas評論」成為後起之輩打算摧毀共識觀念的號角。共識觀念的擁護者辯解採用總體經濟計量模型時已經知道有Lucas強力定義的問題,如使用得法,模型依然可以提供有用資訊;Lucas評論原則上正確,但實際上不重要。這些辯駁無人理會。

我已經提到,總體經濟學的共識觀念崩潰是因為兩項缺陷,兩個都很關鍵。僅僅是實證或理論的缺陷不足以導致崩潰。作為智力練習,考慮兩項反事實[譯註:在不同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但與現存事實不符]極具啟發。假設總體經濟計量模型未能解釋1970年代的事件,但總體經濟學家對這些模型的理論基礎有信心。無疑事件可以解釋清楚。正如共識觀念擁護者時常提出,1970年代的滯脹可以歸因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供應衝擊以及其他餘下的因素。異質變異從來不是理由去拋棄一個本來是好好的模型。

另一方面,假設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在1970年代發揮得很好,但無論如何Friedman, Phelps與Lucas是指出其個體經濟基礎之不足,只有沉迷於理論才會為基礎不穩固而不安。即使Friedman與Phelps的預言付諸測試,很快就被忘記。理論狂人可能糾纏於Lucas評論,但普遍反應會是:既未亡羊,何必補牢。

但是,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和共識觀念最終在實證上和理論上都失敗,導致總體經濟學的混亂、分裂、激動;至今依然如是。

C. 研究的方向
過去二十年,總體經濟學的研究,大多數是試圖處理導致共識觀念崩潰的問題。經濟學家已集中於重新努力把總體經濟學建立於堅固的個體經濟學基礎。這往往犧牲了研究就當前經濟問題的應用。總體經濟學家的應用派覺得大多數這些研究似乎是深奧和無用。誠然,從實用的角度看,確實如此。

我想把總體經濟學的近期發展分為三類。一如複雜現象的大多數的分類學,我提出的不是完美。有些發展可以歸納於多過一個分類,少許是三種都不是。但分類依然有用,有助理解近年來許多總體經濟學家學院派研究項目的動機和目的。

研究的一大分類試圖以比過去二十年更令人滿意的方法來為期望建模。傳統模型更仔細處理期望,往往可能抽出傳統模型一些嶄新,令人驚奇的含義。過去二十年總體經濟學單一最大改變,可能就是廣泛接受理性期望的原則。

研究的第二分類是試圖利用古典模型解釋總體經濟現象。這些模型維持一項假設:價格持續調整以均衡供給和需求。二十年前,總體經濟學家普遍假設要有一些非市場出清理論來解釋經濟波動。近期的研究已經指出市場出清模型的含義,比以前認為的更為豐富,不要輕易摒棄。

研究的第三分類試圖以新凱恩斯模型重建總體經濟學。這分類與結合IS-LM模型和菲利浦斯曲線的教科書模型最為相配。研究可以被視為教科書把凱恩斯分析置於較穩固的個體經濟學基礎。

期望
理性期望的根源是John Muth (1961)久被忽略的傑出論文。經濟學家慣常假設企業會理性爭取最大利潤,顧客理性爭取最大效用。如假設經濟參與者在形成對未來的期望時不是理性行事,這簡直是精神分裂。在共識觀念崩潰之後,大多數總體經濟學的研究曾探討理性期望的假設。就其本身而言,理性期望假設沒有實證上的含義,正如假設爭取最大效用也是沒有實證上的含義。但連同在引入理性期望之前的一些無可置疑的輔助性假設,理性期望假設可以有意義深遠和令人驚訝的含義。

A. 與政策無關
就理性期望,最早期和最引起爭議的應用,其一是Thomas Sargent與Neil Wallace (1975),他們斷言有系統的貨幣政策與產出和就業的路徑無關。Sargent與Wallace只是把理性期望應用於Friedman與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線(附加期望)。這樣的菲利浦斯曲線假設預期通脹不影響失業,但沒有預期通脹會暫時把失業降至自然率之下。但是理性期望假設暗示:有秩序發生的事件或按步就班的政策不會令人們措手不及。Sargent與Wallace理解為有秩序的貨幣政策只會導致預期通脹;既然不會導致沒有預期的通脹,就不會影響失業。若然這是這個世界的描述,那些「當經濟似乎陷入衰退,就要增加貨幣增長」的政策規則是不能奏效。

Sargent-Wallace結論的意義引起眾說紛紜。有認為「與政策無關」就是理性期望本身的含義。現在,我們知道理性期望根本不是問題。正如Stanley Fischer (1977)指出,以理性期望建立模型是完全可行:有秩序的貨幣政策可以穩定經濟。粘性工資在Fischer模型有關鍵作用;雖然有理性期望的存在,這模型提出凱恩斯式的政策處方。

Sargent-Wallace文章是重要文獻,不是因為「與政策無關」的結果,而是因為這有助總體經濟學家熟悉理性期望的用途:指出無需引用期望的隨意代用數據,即可解答這些模型,而帶理性期望的解答與較傳統的解答可能看來不同。Sargent-Wallace文章是最早期把理性期望應用於總體經濟理論,也活生生說明這應用的潛在重要性。

一旦總體經濟學家把注意力轉移到期望的核心作用,許多問題看來有新面貌。把民間決策者如何形成適用於本身環境的期望納入總體經濟學理論以重新思考,是學院派的主要課題。這取代以大型總體經濟計量模型作為研究的主要焦點。

B . 依章辦理與斟情處理
在許多重新檢視的問題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究竟公共政策應該是依章辦理或斟情處理。多位作者已經提出嶄新和頗有說服力的理由,說明當後果取決於民間決策者的期望時,要質疑斟情處理的政策(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 1977; Guillermo Calvo1978; Fischer 1980; Robert Barro and David Gordon 1983)。

反對斟情處理的論點,可以用一個例子簡單說明,涉及的不是經濟學而是政治:具體來說,是與恐怖份子談判釋放人質的公共政策。美國和許多國家的公開政策是不會為人質談判。公告天下是意圖嚇唬恐怖份子。但事實上,恐怖份子有足夠理性知道,只要人質在手,公告的政策沒有什麼力量,而為了人質得到釋放作出些許退讓可能是勢不可當。要真正嚇怕恐怖份子的唯一手段是拿走決策者的斟情權力,把永不談判訂為規章。如決策者真的不能作出任何退讓,恐怖份子捉拿人質的誘因必然大大減少。

執行貨幣政策也有同一問題,只不會是那樣戲劇性。考慮一個由Friedman與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線(附加期望)管治的世界,金融當局要兼顧通脹和失業。當局希望大家都預期低通脹,因此在通脹和失業之間取捨時較為有利。但公告有低通脹政策是不足為信。一旦期望形成,當局有誘因為了減少失業而食言。民間的經濟參與者明白食言的動機,因而首先不相信公告。正如總統面對人質危機時很想為釋放人質而談判,有斟情權力的金融當局也很想利用通脹減少失業。而正如恐怖份子不相信永不談判的政策,民間的經濟參與也不相信低通脹政策的宣言。

以上分析令人驚訝的含義,就是拿走決策者的斟情權力,有時會更好達成目標。在人質的案例,如政府確實要執行放棄人質這看來是殘酷的規章,有較少人質會被捉拿,較少人質會被殺。在貨幣政策這情況,如金融當局必然要依循沒有通脹的政策,通脹會減少,也不會有高失業。

這個貨幣政策理論有平凡但重要的必然結果。在一種情況下,金融當局有斟情權力,與必然要依循沒有通脹政策,都會達致同一後果。如當局不喜歡通脹甚於失業,在斟情權力之下通脹接近零,因為當局沒有什麼誘因讓通脹上升。誰人有責任去任命中央銀行家,這結論提出一些指引。另外的方法是制定一些不變的規例來委任對通脹深惡痛絕的人選。

本文提出以人質和貨幣政策為背景的問題,一般稱為「最優政策之時間不一致性」,在其他背景也會出現。例如,政府可能宣告不徵收資本稅以鼓勵資本積累;但一旦資本積累,政府可能會食言,因為徵收資本稅不是斟情處理。另一例子,政府可能公告嚴厲處罰逃稅,但一旦有人逃稅,政府又想宣告「稅務特赦」以收到更多稅款。第三個例子,政府可能宣告給予新產品的發明家短暫壟斷以鼓勵創新,但一旦有新產品發明,政府又想取消專利以消除壟斷價格扭曲。在每一種情況,理性參與者明白政府食言的誘因,而這期望影響他們的行為。在每一種情況,解決辦法是拿去政府的斟情權力,改而規定要依循一成不變的政策規則。

C. 實證研究的理性期望
至此,我一直強調總體經濟理論的發展。理性期望被廣泛接受是方法學原則,這對實證研究也曾有深遠的影響。理性期望革命集中於經濟參與者在不確定的環境應如何應對,改變了總體經濟學家制訂理論和以數據測試的方法。以理性期望來重複測試的主題,例子是消費的長期收入理論。Robert Hall (1978) 的鴻文指出這理論之簡單而令人驚訝的含義:消費改變應是不可預測。根據長期收入理論,面對跨期預算局限的消費者盡可能把消費平分於整段時期。如此一來,消費是反映消費者對未來收入的期望;只有在消費者修正期望時,消費才會改變。如消費者以最優方法利用全部已知資訊,他們對期望的修正應是不可預測,因而消費的改變也是不可預測。簡而言之,Hall是利用有效市場假設的邏輯,而不是永久收入假設;經濟學家長久以來都是以有效市場假設來解釋股價不可預測。

如永久收入假設是這樣制定,就很容易測試;只需要把消費的改變以一套滯後變數回歸[倒推理],就可以預測消費的改變。當Hall運行這些回歸時,他發現理論通過測試,至少是一個首近似值;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這頗為出乎意外。季度總消費的改變大多是不能預測。一如股價,消費近似隨意行走。

要理解Hall的研究有多革命性,考慮實證研究是如何精確計量是否成功。二十年前,消費的實證研究往往涉及估算消費函數。計量是否成功即是看看估計的方程式有多符合數據;即是R2有高數值。Hall天翻地覆辯解永久收入理論之成立,正正是因為他找到低數值的R2。差別之處是因為Hall沒有估算消費函數,而是檢視有代表性消費者的跨期一階條件[必要條件],檢查消費者是否作出最優化的系統性差誤。

現在回顧來看,Hall的成就是較為在方法論,而不是本質方面。Hall總結謂證據強烈偏向永久收入假設。其後的研究,有一些是追隨Hall的方法,發現當前收入對消費的影響是大於永久收入假設所預測(Marjorie Flavin 1981; Hall and Frederic Mishkin 1982; John Campbell and Gregory Mankiw 1989, 1990; Chris Carroll and Lawrence Summers 1989)。永久收入假設是否成立,眾說依然紛紜,但無疑Hall已經永久改變辯論的條件。

實證研究的理性期望法,以前是革命性,現在是標準手法。從Hall的消費研究衍生的Euler方程法,是最先進的發展。研究者用這來研究勞工供給、勞工需求、耐用消費品的開支、企業的固定投資,以及存貨積累。雖然這些新技巧不可能完全取代舊有的經濟計量方法,但已在實證經濟學者的工具箱佔有永久地位。

新古典總體經濟學
因為Lucas起初攻擊標準的總體經濟學作法,是強調以不足的方法處理期望,總體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學習如何處理理性經濟參與者的洞見。在新古典革命的早期階段,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可以容易修改總體經濟計量模型,似乎只需以理性期望取代不完美的期望代理數據。後來發覺這是過於樂觀,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新古典革命的目標是重建總體經濟學,以總體經濟學的偏向和技術為開始。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追逐這目標時,又維護以下的原則:個人必然會最優化,以及更引起議論的市場必然出清的說法。

A. 資訊失真
最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目的在產生一個貨幣商業周期[或稱經濟周期]。要做到這樣,他們稍為偏離Walras範式,假設價格的資訊失真(Lucas 1972, 1973)。假設人們懂得本人生產貨品的價格,是多於所購貨品的價格;因此會混淆整體價格水平移動(這無關重要)與相對價格移動(這有關重要)。沒有預期通脹令到個體以為他們生產的貨品之相對價格暫時高價,因而增加供應量。這故事暗示產出取決於通脹偏離預期通脹。這樣的話,資訊失真假設是用於產生Friedman與Phelps的期望補充的菲利浦斯曲線。

雖然商業周期理論在1970年代廣受注意,但近年來吸引的信徒不多;其失勢之理由並不明顯。批評者認為對價格水平的混淆,不足以產生在商業周期內產出和就業的大規模變化。實證證據一般也是不支持(Barro and Zvi Hercowitz 1980; Mishkin 1983)。但沒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解釋這方法為何被眾人放棄。

B. 真正商業周期
新古典傳統的研究最近強調「真正」商業周期(John Long and Charles Plosser 1983; Barro and Robert King 1984; Prescott 1986)。這理論開始時假設科技變化速度有頗大的隨機波動。因為科技波動引致相對價格波動,個體就會理性地改變勞工供給和消費。依據這理論,商業周期是經濟對現有生產科技的自然和有效反應。

商業周期模型的優點,在於其高度簡約,同時又穩固建基於個體經濟學原理。這包括常見於經濟增長研究的標準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只是稍為修改以包含科技的隨機變化。這些模型模仿重要的經濟時間序列,模仿是出奇的好。Edward Prescott挑衅地總結商業周期不是迷團;而是因為經濟波動是標準增長模型的自然含義,倘若沒有商業周期才是迷團。

真正商業周期理論與1960年代的共識觀念相互逕庭。我提出這些模型的三項假設:二十年前會認為是可笑,到了今天依然爭議不休。

其一,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假設經濟經歷現有生產科技巨大而突然的變化。許多真正商業周期模型解釋衰退是科技退化的時期,即是社會的科技能力減弱。批評者認為科技大變化,尤其是科技退化,是難以置信(Summers 1986; Mankiw 1989)。一般較為普遍的假定是科技緩慢進步。

其二,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假設就業波動反映願意工作的人數變化。因為就業波動幅度大,而勞工供給的決定因素(真實工資和真實利率)只是稍微變化,這些模型要求閒暇是隨著時日可以大幅度被替代。這項假設與許多勞工供給的經濟計量研究有衝突;這些研究利用個體的數據,一般都指出跨期替代彈性很低(Joseph Altonji 1986)。這項假設與許多經濟學家先前的強烈信念也有衝突:衰退時期的高失業率大多是「非自願」。

其三,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假設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無關;這理論之命名由此而來。在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辯論之前,幾乎全體總體經濟學家都同意一項見解:貨幣關乎重要。雖然對系統性貨幣政策能否穩定經濟有爭議,但一般都接受拙劣的貨幣政策導致經濟不穩定。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家利用舊有的凱恩斯論點挑戰這觀念;論點就是貨幣與產出之任何關連都是因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King and Plosser 1984)。理論家也不重視似乎塑造許多其他經濟學家觀念的貨幣政策效應軼事實證,例如1980年代初期Volcker降低通脹。[譯註:Volcker,1970年代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為了成功降低通脹(從10%降至4%),不惜付出高失業的代價(1983年為10%)。]

C. 部門移轉
另一個新古典方法是部門移轉理論,強調勞工在部門之間移轉時調整成本高昂(David Lilien 1982; Fischer Black 1987)。一如真正商業周期理論,部門移轉理論遵從古典二分法,沒有算及貨幣騷擾;與真正商業周期理論不同之處,是稍為偏離Walras範式:假設工人從舊部門移轉至新部門時有一段失業期,或許是為了找尋工作。根據部門移轉理論,衰退期就是因為有更多部門衝擊,因而部門要調整較多。

雖然還有許多實證工作要做,但現有實證的比重似乎不支持部門移轉理論。如工人因移轉到新部門工作而在衰退期自願失業,我們應該見到高失業率伴隨高空缺率。但觀察波動所得正好相反:高失業時,報章的招工廣告也減少。況且雖然部門移轉理論提出工人在衰退期轉工,實際情況似乎是相反:測量到的勞工走勢是順應周期 (Kevin Murphy and Robert Tope1 1987)。這些結果指出部門移轉理論似乎不能令人信服是符合從觀察經濟波動所得。

部門移轉理論的倡議者辯解這樣的實證不具說服力。有可能是因為部門調整過程要有一段時期的高失業和低收入,因而降低全部部門產品的需求。因此我們觀察到在衰退期空缺少,轉工也少,即使衰退是由於部門之間要重新分配勞工。現時的形式很難以實證分辨部門移轉理論與真正商業周期理論;後者強調整體經濟的科技波動或凱恩斯理論;凱恩斯理論強調總需求波動。

新凱恩斯總體經濟學
許多總體經濟學家一直試圖在Walras範式內解釋經濟波動,許多其他總體經濟學家又一直試圖利用演化自凱恩斯《通論》的非Walras方法。「凱恩斯派」這標題是如此廣泛和空泛,許多研究者的理論都用得上。若然全部凱恩斯經濟學有一個共通主題,那就是相信經濟波動不是反映經濟面對口味和科技變化時的Pareto效率反應,而是某種大規模的市場失效。

反覆出現在眾多凱恩斯理論的市場缺陷,是工資和價格未能即時調整以平衡供給與需求。短期的工資和價格反應遲鈍,肯定是1960年代共識觀念的主要假設。摧毀共識的致命缺陷是沒有足夠理論解釋這項假設。我在下文以歷史排序概述近期研究的三條路線,各自強調價格失效,未能出清市場。這研究可視為主要是想提出有說服力、精明又實在的總體經濟學推理的理論基礎,稍作修改以重新樹立共識觀念。

A. 固定價格與一般不均衡
以Barro與Herschel Grossman (1971) 的大作開始,1970年代的研究大多數利用一般均衡理論的工具檢視當價格固定於非市場出清水平時,市場是如何互動。歐洲的總體經濟學家尤其多研究這題目(Edmond Malinvaud 1977; John Muellbauer and Richard Portes 1978; Jean-Pascal Benassy 1982) ,以最嚴格精密方法說明如價格不調整,數量是如何調整,以及在固定價格的情況下,經濟政策如何影響產出和就業。

這些模型的重要結果是經濟行為極度取決於那一個市場的需求過高,以及那一個市場的供給過多。在兩種制度下會有失業;失業就是勞工供給過多。第一種制度稱為「古典失業」:企業可以在貨品市場賣光;因為真實工資過高,以至全部勞動力未能在有利潤的情況下全部就業。第二種制度稱為「凱恩斯失業」:企業未能以目前價格賣光;因為貨品市場的數量限制,所以有人失業。兩種制度之間分別突出凱恩斯理論反覆出現的重要問題。市場缺陷導致衰退期的高失業,是在勞工市場或貨品市場?如兩個市場都有缺陷,彼此如何互動?進行不同研究項目的凱恩斯理論家近期曾經留意這些問題,稍後再談。

因為這些一般均衡模型是在1960年代共識流行之前提出,模型沒有直接想彌補導致崩潰的缺陷。這些模型集中於固定價格的影響,迴避為何價格不調整至市場出清這問題。新古典革命似乎影響美國學者較大,美國的凱恩斯派不是那麼關注固定價格之下的數量調整,而是建模價格調整過程。

一旦注意力轉移到價格調整的問題,就暴露出這些一般均衡模型不協調的方面。這些模型把固定價格加諸本來是Walras式的經濟體。但要分析價格如何調整這問題,必先要承認一些經濟參與者是可以控制價格。因此,要先跳過一般均衡理論的受價假設,明確納入訂出價格的參與者,例如有某些市場力量的工會和企業。但是,一開始思考有訂立價格者的經濟體,其行為看來似乎與以下的經濟體不同:在另一個經濟體系,價格是由Walras式拍賣人訂立,但他為了一些無名理由,沒有選擇均衡價格。因此,源於Barro與 Grossman的一般不均衡模型,本來是為了解答以下的問題而設計:例如固定價格下的數量調整,但看來可能不是解答的最佳架構。簡而言之,數量調整的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獨立於價格調整的問題。

B. 勞工合約與粘性工資
要解釋為何經濟偏離Walras式理想,大多數研究集中於勞工市場。凱恩斯本人強調工資的反應遲緩行為。因此,當對新古典革命抱懷疑態度的經濟學家試圖維護凱恩斯經濟學時,很自然以勞工市場為開步點。

有研究主流建模勞工市場未能出清,是因為勞工合約事先訂明企業可以購買勞動力的名義工資(Jo Anna Gray 1976; Fischer 1977; John Taylor 1980)。這些模型的首要吸引,是如實反映所見到的制度。許多工人有事先決定名義工資的正規合約,其他人似乎與僱主有不正規協議。把這觀察所得納入總體經濟模型,這對執行貨幣政策有重要含義。含義之一是Sargent-Wallace的「與政策無關」見解並不成立:如名義工資不能回應經濟騷擾,那麼經常有系統回應的貨幣政策可能是穩定經濟的工具,雖然有理性期望的假設。大體上,固定的名義工資讓金融當局可以控制真實工資,因而控制就業。

這些基於名義工資合約的模型在三方面受到批評。其一,從來沒有以個體經濟學原理來解釋這些合約的存在。如產出和就業的大規模、沒有效率的波動是因為這些名義工資合約,為何工人與企業達成這些合約?很明顯,最優化合約不會產生凱恩斯合約模型依賴的工資粘性。因為失業工人視本身閒暇的價值,是少於企業對他們勞動力的評價,落實這些合約有相當和明顯的得益。

其二,雖然有事先訂明名義工資的合約存在,這些工資(一如模型所假設)對決定就業有何重要作用並不明顯。許多工人有終生工作。在長期關係的背景,在任何時段付出的工資不是必然相等於勞工的邊際產品;現貨市場才是如此。反之,工資更像是分期付款。例如,一些大學教授的年薪分九個月支付,一些分十二個月;這些差別與教授一年來的工作努力或邊際產品沒有任何關係。同樣,留意到有些粘性工資不足以暗示勞工分配沒有效率。

其三,真實工資的周期性行為看來似乎與納入事先決定名義工資的模型以及標準向下斜的勞工需求表保持一致。在大多數這些模型,總需求的負面衝擊降低價格水平,提高真實工資(因為名義工資固定),因而減少勞工的需求數量。在波動是被總需求推動的情況下,真實工資應該是反周期。但數據中的真實工資似乎與經濟活動沒有穩定關係,或可能看起來是有一些兒順周期。例如,在聲稱由緊縮貨幣政策推動的1982年嚴重衰退,真實工資與前後幾年相比沒有多大分別。對反周期真實工資的預測很難與實證吻合。

這些批評是否嚴重,經濟學家的意見不一。最低限定,這些勞工合約模型的問題,迫使凱恩斯派在學術討論中退守。

C. 壟斷式競爭和粘性工資
凱恩斯派總體經濟學家不滿意強調名義工資粘性的模型,改而在1980年代把注意力投向勞工市場和貨品市場。很多研究投入於檢視壟斷式競爭的企業,這些企業改變價格時承擔少許「選單成本」(Mankiw 1985; George Akerlof and Janet Yellen 1985; Michael Parkin 1986; Olivier Blanchard and Kiyotaki Nobuhiro 1987; Julio Rotemberg and Garth Saloner 1987; Laurence Ball, Mankiw, and David Romer 1989)。字面上,「選單成本」只是發佈新價的資源。較為隱喻和實際來說,「選單成本」包括通知顧客所需時間,顧客為價格改變而懊惱、以及即使只是想要改變價格而投入的工夫。

這個研究方向日子尚短,未能判定有多大影響,或是猜測什麼問題會是較為嚴重。暫時頗為清楚的是:強調貨品市場,可以避開只是基於粘性工資的凱恩斯模型備受折磨的三個難題。

其一,這些新模型可以用嚴謹的個體經濟學術語解釋訂價者未能恢復均衡。當貨品需求減少,壟斷式競爭的企業減價無需什麼誘因。但因為壟斷定價之前已扭曲價格,社會從減價得到的好處可能相當龐大(第一階),即使企業的得益較少(第二階)。雖然社會因粘性價格有重大損失,如企業的「選單成本」即使只是少許,企業還是維持舊價。

其二,許多我們留意到的粘性價格與名義工資不同,粘性價格有分配資源的明顯重要功能。例如,報攤的雜誌價格多年不變(Stephen Cecchetti 1986)。很難去辯解這些價格只是在長期關係的背景中的分期支付,因此無關重要。

其三,這些帶「選單成本」的模型不是暗示反周期的真實工資。一旦引入價格粘性作為重要原素以解釋經濟對總需求改變的反應,真實工資可以是順周期或與周期無關。再者,如價格粘性結合可見工資只是分期付款的觀點時,可以得出凱恩斯派結果而工資路徑變得無決定作用和無關重要。

因為這些理由,尋找名義粘性已從勞工市場轉移到貨品市場。但是,要引伸為凱恩斯派現已涵蓋均衡勞工市場,這說法是錯誤。反而更普遍的是以多種防止真實工資下降至勞工市場均衡的真實粘性來解釋失業。只有在解釋名義粘性和貨幣非中性時,注意力才轉向貨品市場。

在勞工市場許多為人注意的真實粘性,「效率工資」模型可能是最流行(Yellen 1984; Jeremy Bulow and Summers 1986; Katz 1986; Joseph Stiglitz 1986)。這一類模型的共同特點,是企業面對永久失業時不減工資,因為這會降低生產力。工資如何可能影響生產力,有不同理由提出來解釋。社會學解釋是低收入工人不會忠於企業。基於逆向選擇的解釋是低工資降低員工的平均素質,因為只有最佳員工離職。效率工資最流行的解釋是「躲懶」。因為企業監察員工不是完完全全,工人有時會冒著被辭退的風險而躲懶;低工資減少被辭退的成本,更多人躲懶。在所有這些效率工資理論,工資對生產力的影響降低企業面對勞工超額供給時減少工資的誘因。如生產力效應是足夠的大,把勞工市場移向供給與需求均衡的正常競爭力量是不存在。

David Romer (1990) 這篇重要論文已經說明由選單成本導致的名義粘性,被真實粘性提高,例如效率工資。選單成本阻止因為總需求減少而減價。工資未能下降,企業成本依然高企,因而確保沒有誘因減價。因此,雖然單單是真實工資粘性無助於理解經濟波動,因為這只指向古典失業,總需求沒有作用;真實工資粘性連同選單成本是凱恩斯不均衡的有力新解釋。

總結
本文啟端,我提出總體經濟學的近期發展類似天文學的Copernicus革命,即時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最終帶引進入更深層的理解。或許這比喻是過於樂觀。Copernicus有願景,知道舊範式何處出錯,新範式會是如何。在過去十年,總體經濟學家只是踏出這過程的第一步;第二步如何進行,還有很多異議。批評現況無疑比改進容易。但過去二十年的一些發展已廣為接受。雖然有一些經濟學家依然懷疑期望是否理性;一些關於期望的調查,證據不一而足,但理性期望的原則已經植根於經濟方法學,成為企業爭取最大利潤和家庭爭取最大效用的原則。有關「依章辦理」與「斟情處理」的辯論依然持續,但時間不一致性已普遍接受是「斟情處理」政策的難題。最基本的,幾乎全部總體經濟學者都同意,基於穩固的個體經濟學原理的總體經濟學,在研究議程上應佔比以前為高的位置。

但是,關於商業周期理論的其他議題,似乎沒有動作走向新的共識。「新古典派」和「新凱恩斯派」各自在本身的範式大步邁進。要解釋經濟波動,新古典理論家強調科技騷擾、閒暇的跨期取代以及真實商業周期。新凱恩斯理論家現在談到壟斷式競爭、選單成本以及效率工資。更為普遍的是,古典派繼續相信可以在無摩擦市場模型內理解商業周期,而凱恩斯派相信要解釋經濟波動,必然要用上不同類型的市場失效。

總體經濟學理論的近期發展,最終的裁判是基於這是否證明對總體經濟學家的應用派有用處。隨著時日,效率工資、真實商業周期和過去十年的其他「突破」不再是那樣新鮮。學術研究必然轉向其他題目。但近期的一些發展,很可能將來會永久改變全體經濟學家如何思考和討論經濟行為與經濟政策。二十年後,我們就會知道那一些發展可以在初期的辯論中逃出生天,從而滲透經濟學家看世界如何運作的概念。

(完)

(參考文獻目錄參見原文第1659頁)

建議閱讀另一篇經典文章:
〈行為總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行為〉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by George Akerlof

作者在2006年發表類似題材的文章:〈總體經濟學家作為科學家和工程師〉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日後在此發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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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
(简体)14.781J 政治经济学 I:国家和经济的理论第七课的阅读文章

宏观经济学快速温习课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Macroeconomics by N. Gregory Mankiw
(英语原文)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VIII (December 1990), pp. 1645-1660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1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 ] 方括号为译注;()括号内为原文所有。

圖檔. N. Gregory Mankiw

引言
二十年前,念宏观经济学很容易。宏观经济学家蛮有信心回答以下的问题:什么导致产出和就业有波动?政策应如何回应这些波动?

教科书层次,广为接受的经济模型以前是IS-LM模型。从John Hicks (1937) 利用这模型解读凯恩斯Keynes (1936),曾几何时是经济学的革命性视野,一直没有变动。因为IS-LM模型假设价格为已知,另以某些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来解释价格调节。有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自然率属性,暗示长期而言经济是自我纠正。

在较为应用的层次,这共识见诸大型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例如麻省理工—宾大—社会科学研究院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PS) model。这些模型是许多论文的题目。民间和政府的决策者,蛮有信心利用这些模型以预测重要的经济时序数据,以及评价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到了今天,宏观经济学家对本身的答案已经不是那么肯定。学术期刊已少见IS-LM模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已是过去年代的遗迹,不再教授。只有学术会议偶而提到大型宏观经济学模型,但往往带嘲弄之意。今天,研究生的论文不大可能是为了改进MPS模型的一些小节。

宏观经济学家的学院派对本行的观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与之相反,宏观经济学用于分析经济就改变不多。IS-LM模型连同补充性的菲利普斯曲线,依然是最好的方法解读报章和决策者提出的经济政策。在企业和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依然利用大型宏观经济学模型做预测和政策分析。过去二十年的理论性发展对应用宏观经济学没有多大影响。

学院派和应用派为何如此悬殊?有些学者认为实作者跟不上形势和最新发展,依然采用过时的模型。这个自以为是的观点不足采信,因为这违反经济均衡的基本特性:有机而不趁势。若然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可用于应用方面,这必然会被采用。这些最新发现对应用宏观经济学没有多大影响,最少可以假设应用派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既然对应用没有影响,研究是没有价值;这样的想法也不是对的。过去二十年是宏观经济学富饶多产的年代;近期发展不是可以很快就转移为应用的成果。

A. 宏观经济学的寓言
科学史的故事有助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现况。我不是科学史家,不敢担保这全是真实。但无论细节是否真实,故事是现今宏观经济学很好的寓言。

大概五世纪前,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星球体系的中心是太阳,不是地球。当时他错误认为星球的轨道是圆形;我们现在知道是椭圆形。与当时Ptolemy以地球为中心的说法相比,Copernicus的体系较为优雅,而最后也证明是较有用。但当Copernicus提出这想法时及其后几年,新体系发挥的作用不如Ptolemy,后者预测星球的位置时优胜得多。

想象你是在Copernicus发表这学说时的天文学家。作为学院派,你会研究以改善Copernicus体系,这似乎是简单而满足智力挑战的方法,较可能理解星体运动。如果你是应用派,你会继利用Ptolemy体系。转用较有前途,但准确度稍差的Copernican体系,似乎是过于犯险。就Copernican随后那时期的知识水平而言,学院派和应用派在功能上有分隔是合情合理,也是最佳处置。

本文探讨宏观经济学的近期发展。读者对象是任职于商界和政府的应用经济学家,他们往往以寻乐、迷惑、轻视的眼光来看近期的研究。我不是要改变他们,而是说明近期有几项发展指出一些方法更好理解经济,正如Copernicus提出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能更好理解星体运动。但正如Copernicus终生未能见到他的愿景全面实现,我们也不应期待这些近期发展虽然有前景希望,在最近是不会有很大的实际用处。但是,长期而言,这些发展有许多会深远影响全体经济学家思考经济和经济政策的想法。

B. 共识破裂
在1970年代初期,宏观经济学普遍接受的共识因为两个缺陷而摇摇欲坠:一个是实证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实证方面的缺陷是共识观点未能妥当处理1970年代通胀和失业率上升。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微观经济学原理与宏观经济学实作之间有间隙,情况不为智者满意。

Milton Friedman (1968) 与Edmund Phelps (1968)的著名预测把这两项缺陷最为戏剧性和深刻同时揭露。依据纯粹的菲利普斯曲线,容忍长期高通胀是可以达致长期低失业水平。在1960年代后期,共识观念当时处于全盛,Friedman与Phelps以微观经济学原理辩解:如决策者滥用,通胀与失业的实证关系会崩溃;他们解释均衡失业率应取决于劳工供给、劳工需求、最优寻找时间,以及其他个体考虑,而不是货币增长的平均率。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Friedman与Phelps是对的:通胀上升,但失业没有永久减少。

菲利普斯曲线崩溃以及Friedman与Phelps的先见,为Robert Lucas (1976) 做好准备全面攻击共识观念。Lucas争辩:组成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许多实证关系,并不优胜于诸如菲利普斯曲线之类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决定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决策,例如消费与投资,关键是取决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望。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处理期望的手法颇为随意,往往利用看来可信实则随意的代理数据。Lucas指出大多数政策干预改变了人们如何预期未来。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期望代理数据没有考虑到期望的形成已经改变。因此Lucas总结不应该用这些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的影响。

「Lucas评论」成为后起之辈打算摧毁共识观念的号角。共识观念的拥护者辩解采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时已经知道有Lucas强力定义的问题,如使用得法,模型依然可以提供有用信息;Lucas评论原则上正确,但实际上不重要。这些辩驳无人理会。

我已经提到,宏观经济学的共识观念崩溃是因为两项缺陷,两个都很关键。仅仅是实证或理论的缺陷不足以导致崩溃。作为智力练习,考虑两项反事实[译注: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与现存事实不符]极具启发。假设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未能解释1970年代的事件,但宏观经济学家对这些模型的理论基础有信心。无疑事件可以解释清楚。正如共识观念拥护者时常提出,1970年代的滞胀可以归因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供应冲击以及其他余下的因素。异质变异从来不是理由去抛弃一个本来是好好的模型。

另一方面,假设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1970年代发挥得很好,但无论如何Friedman, Phelps与Lucas是指出其微观经济基础之不足,只有沉迷于理论才会为基础不稳固而不安。即使Friedman与Phelps的预言付诸测试,很快就被忘记。理论狂人可能纠缠于Lucas评论,但普遍反应会是:既未亡羊,何必补牢。

但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共识观念最终在实证上和理论上都失败,导致宏观经济学的混乱、分裂、激动;至今依然如是。

C. 研究的方向
过去二十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数是试图处理导致共识观念崩溃的问题。经济学家已集中于重新努力把宏观经济学建立于坚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往往牺牲了研究就当前经济问题的应用。宏观经济学家的应用派觉得大多数这些研究似乎是深奥和无用。诚然,从实用的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想把宏观经济学的近期发展分为三类。一如复杂现象的大多数的分类学,我提出的不是完美。有些发展可以归纳于多过一个分类,少许是三种都不是。但分类依然有用,有助理解近年来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学院派研究项目的动机和目的。

研究的一大分类试图以比过去二十年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为期望建模。传统模型更仔细处理期望,往往可能抽出传统模型一些崭新,令人惊奇的含义。过去二十年宏观经济学单一最大改变,可能就是广泛接受理性期望的原则。

研究的第二分类是试图利用古典模型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些模型维持一项假设:价格持续调整以均衡供给和需求。二十年前,宏观经济学家普遍假设要有一些非市场出清理论来解释经济波动。近期的研究已经指出市场出清模型的含义,比以前认为的更为丰富,不要轻易摒弃。

研究的第三分类试图以新凯恩斯模型重建宏观经济学。这分类与结合IS-LM模型和菲利浦斯曲线的教科书模型最为相配。研究可以被视为教科书把凯恩斯分析置于较稳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期望
理性期望的根源是John Muth (1961)久被忽略的杰出论文。经济学家惯常假设企业会理性争取最大利润,顾客理性争取最大效用。如假设经济参与者在形成对未来的期望时不是理性行事,这简直是精神分裂。在共识观念崩溃之后,大多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曾探讨理性期望的假设。就其本身而言,理性期望假设没有实证上的含义,正如假设争取最大效用也是没有实证上的含义。但连同在引入理性期望之前的一些无可置疑的辅助性假设,理性期望假设可以有意义深远和令人惊讶的含义。

A. 与政策无关
就理性期望,最早期和最引起争议的应用,其一是Thomas Sargent与Neil Wallace (1975),他们断言有系统的货币政策与产出和就业的路径无关。Sargent与Wallace只是把理性期望应用于Friedman与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线(附加期望)。这样的菲利浦斯曲线假设预期通胀不影响失业,但没有预期通胀会暂时把失业降至自然率之下。但是理性期望假设暗示:有秩序发生的事件或按步就班的政策不会令人们措手不及。Sargent与Wallace理解为有秩序的货币政策只会导致预期通胀;既然不会导致没有预期的通胀,就不会影响失业。若然这是这个世界的描述,那些「当经济似乎陷入衰退,就要增加货币增长」的政策规则是不能奏效。

Sargent-Wallace结论的意义引起众说纷纭。有认为「与政策无关」就是理性期望本身的含义。现在,我们知道理性期望根本不是问题。正如Stanley Fischer (1977)指出,以理性期望建立模型是完全可行:有秩序的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粘性工资在Fischer模型有关键作用;虽然有理性期望的存在,这模型提出凯恩斯式的政策处方。

Sargent-Wallace文章是重要文献,不是因为「与政策无关」的结果,而是因为这有助宏观经济学家熟悉理性期望的用途:指出无需引用期望的随意代用数据,即可解答这些模型,而带理性期望的解答与较传统的解答可能看来不同。Sargent-Wallace文章是最早期把理性期望应用于宏观经济理论,也活生生说明这应用的潜在重要性。

一旦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期望的核心作用,许多问题看来有新面貌。把民间决策者如何形成适用于本身环境的期望纳入宏观经济学理论以重新思考,是学院派的主要课题。这取代以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作为研究的主要焦点。

B . 依章办理与斟情处理
在许多重新检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究竟公共政策应该是依章办理或斟情处理。多位作者已经提出崭新和颇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当后果取决于民间决策者的期望时,要质疑斟情处理的政策(Finn Kydland and Edward Prescott 1977; Guillermo Calvo1978; Fischer 1980; Robert Barro and David Gordon 1983)。

反对斟情处理的论点,可以用一个例子简单说明,涉及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具体来说,是与恐怖份子谈判释放人质的公共政策。美国和许多国家的公开政策是不会为人质谈判。公告天下是意图吓唬恐怖份子。但事实上,恐怖份子有足够理性知道,只要人质在手,公告的政策没有什么力量,而为了人质得到释放作出些许退让可能是势不可当。要真正吓怕恐怖份子的唯一手段是拿走决策者的斟情权力,把永不谈判订为规章。如决策者真的不能作出任何退让,恐怖份子捉拿人质的诱因必然大大减少。

执行货币政策也有同一问题,只不会是那样戏剧性。考虑一个由Friedman与Phelps之菲利浦斯曲线(附加期望)管治的世界,金融当局要兼顾通胀和失业。当局希望大家都预期低通胀,因此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取舍时较为有利。但公告有低通胀政策是不足为信。一旦期望形成,当局有诱因为了减少失业而食言。民间的经济参与者明白食言的动机,因而首先不相信公告。正如总统面对人质危机时很想为释放人质而谈判,有斟情权力的金融当局也很想利用通胀减少失业。而正如恐怖份子不相信永不谈判的政策,民间的经济参与也不相信低通胀政策的宣言。

以上分析令人惊讶的含义,就是拿走决策者的斟情权力,有时会更好达成目标。在人质的案例,如政府确实要执行放弃人质这看来是残酷的规章,有较少人质会被捉拿,较少人质会被杀。在货币政策这情况,如金融当局必然要依循没有通胀的政策,通胀会减少,也不会有高失业。

这个货币政策理论有平凡但重要的必然结果。在一种情况下,金融当局有斟情权力,与必然要依循没有通胀政策,都会达致同一后果。如当局不喜欢通胀甚于失业,在斟情权力之下通胀接近零,因为当局没有什么诱因让通胀上升。谁人有责任去任命中央银行家,这结论提出一些指引。另外的方法是制定一些不变的规例来委任对通胀深恶痛绝的人选。

本文提出以人质和货币政策为背景的问题,一般称为「最优政策之时间不一致性」,在其他背景也会出现。例如,政府可能宣告不征收资本税以鼓励资本积累;但一旦资本积累,政府可能会食言,因为征收资本税不是斟情处理。另一例子,政府可能公告严厉处罚逃税,但一旦有人逃税,政府又想宣告「税务特赦」以收到更多税款。第三个例子,政府可能宣告给予新产品的发明家短暂垄断以鼓励创新,但一旦有新产品发明,政府又想取消专利以消除垄断价格扭曲。在每一种情况,理性参与者明白政府食言的诱因,而这期望影响他们的行为。在每一种情况,解决办法是拿去政府的斟情权力,改而规定要依循一成不变的政策规则。

C. 实证研究的理性期望
至此,我一直强调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理性期望被广泛接受是方法学原则,这对实证研究也曾有深远的影响。理性期望革命集中于经济参与者在不确定的环境应如何应对,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家制订理论和以数据测试的方法。以理性期望来重复测试的主题,例子是消费的长期收入理论。Robert Hall (1978) 的鸿文指出这理论之简单而令人惊讶的含义:消费改变应是不可预测。根据长期收入理论,面对跨期预算局限的消费者尽可能把消费平分于整段时期。如此一来,消费是反映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只有在消费者修正期望时,消费才会改变。如消费者以最优方法利用全部已知信息,他们对期望的修正应是不可预测,因而消费的改变也是不可预测。简而言之,Hall是利用有效市场假设的逻辑,而不是永久收入假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设来解释股价不可预测。

如永久收入假设是这样制定,就很容易测试;只需要把消费的改变以一套滞后变量回归[倒推理],就可以预测消费的改变。当Hall运行这些回归时,他发现理论通过测试,至少是一个首近似值;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颇为出乎意外。季度总消费的改变大多是不能预测。一如股价,消费近似随意行走。

要理解Hall的研究有多革命性,考虑实证研究是如何精确计量是否成功。二十年前,消费的实证研究往往涉及估算消费函数。计量是否成功即是看看估计的方程式有多符合数据;即是R2有高数值。Hall天翻地覆辩解永久收入理论之成立,正正是因为他找到低数值的R2。差别之处是因为Hall没有估算消费函数,而是检视有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一阶条件[必要条件],检查消费者是否作出最优化的系统性差误。

现在回顾来看,Hall的成就是较为在方法论,而不是本质方面。Hall总结谓证据强烈偏向永久收入假设。其后的研究,有一些是追随Hall的方法,发现当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大于永久收入假设所预测(Marjorie Flavin 1981; Hall and Frederic Mishkin 1982; John Campbell and Gregory Mankiw 1989, 1990; Chris Carroll and Lawrence Summers 1989)。永久收入假设是否成立,众说依然纷纭,但无疑Hall已经永久改变辩论的条件。

实证研究的理性期望法,以前是革命性,现在是标准手法。从Hall的消费研究衍生的Euler方程法,是最先进的发展。研究者用这来研究劳工供给、劳工需求、耐用消费品的开支、企业的固定投资,以及存货积累。虽然这些新技巧不可能完全取代旧有的经济计量方法,但已在实证经济学者的工具箱占有永久地位。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因为Lucas起初攻击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作法,是强调以不足的方法处理期望,宏观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如何处理理性经济参与者的洞见。在新古典革命的早期阶段,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可以容易修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似乎只需以理性期望取代不完美的期望代理数据。后来发觉这是过于乐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古典革命的目标是重建宏观经济学,以宏观经济学的偏向和技术为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追逐这目标时,又维护以下的原则:个人必然会最优化,以及更引起议论的市场必然出清的说法。

A. 信息失真
最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目的在产生一个货币商业周期[或称经济周期]。要做到这样,他们稍为偏离Walras范式,假设价格的信息失真(Lucas 1972, 1973)。假设人们懂得本人生产货品的价格,是多于所购货品的价格;因此会混淆整体价格水平移动(这无关重要)与相对价格移动(这有关重要)。没有预期通胀令到个体以为他们生产的货品之相对价格暂时高价,因而增加供应量。这故事暗示产出取决于通胀偏离预期通胀。这样的话,信息失真假设是用于产生Friedman与Phelps的期望补充的菲利浦斯曲线。

虽然商业周期理论在1970年代广受注意,但近年来吸引的信徒不多;其失势之理由并不明显。批评者认为对价格水平的混淆,不足以产生在商业周期内产出和就业的大规模变化。实证证据一般也是不支持(Barro and Zvi Hercowitz 1980; Mishkin 1983)。但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解释这方法为何被众人放弃。

B. 真正商业周期
新古典传统的研究最近强调「真正」商业周期(John Long and Charles Plosser 1983; Barro and Robert King 1984; Prescott 1986)。这理论开始时假设科技变化速度有颇大的随机波动。因为科技波动引致相对价格波动,个体就会理性地改变劳工供给和消费。依据这理论,商业周期是经济对现有生产科技的自然和有效反应。

商业周期模型的优点,在于其高度简约,同时又稳固建基于微观经济学原理。这包括常见于经济增长研究的标准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只是稍为修改以包含科技的随机变化。这些模型模仿重要的经济时间序列,模仿是出奇的好。Edward Prescott挑衅地总结商业周期不是迷团;而是因为经济波动是标准增长模型的自然含义,倘若没有商业周期才是迷团。

真正商业周期理论与1960年代的共识观念相互径庭。我提出这些模型的三项假设:二十年前会认为是可笑,到了今天依然争议不休。

其一,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经济经历现有生产科技巨大而突然的变化。许多真正商业周期模型解释衰退是科技退化的时期,即是社会的科技能力减弱。批评者认为科技大变化,尤其是科技退化,是难以置信(Summers 1986; Mankiw 1989)。一般较为普遍的假定是科技缓慢进步。

其二,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就业波动反映愿意工作的人数变化。因为就业波动幅度大,而劳工供给的决定因素(真实工资和真实利率)只是稍微变化,这些模型要求闲暇是随着时日可以大幅度被替代。这项假设与许多劳工供给的经济计量研究有冲突;这些研究利用个体的数据,一般都指出跨期替代弹性很低(Joseph Altonji 1986)。这项假设与许多经济学家先前的强烈信念也有冲突:衰退时期的高失业率大多是「非自愿」。

其三,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假设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无关;这理论之命名由此而来。在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辩论之前,几乎全体宏观经济学家都同意一项见解:货币关乎重要。虽然对系统性货币政策能否稳定经济有争议,但一般都接受拙劣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不稳定。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家利用旧有的凯恩斯论点挑战这观念;论点就是货币与产出之任何关连都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King and Plosser 1984)。理论家也不重视似乎塑造许多其他经济学家观念的货币政策效应轶事实证,例如1980年代初期Volcker降低通胀。[译注:Volcker,197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为了成功降低通胀(从10%降至4%),不惜付出高失业的代价(1983年为10%)。]

C. 部门移转
另一个新古典方法是部门移转理论,强调劳工在部门之间移转时调整成本高昂(David Lilien 1982; Fischer Black 1987)。一如真正商业周期理论,部门移转理论遵从古典二分法,没有算及货币骚扰;与真正商业周期理论不同之处,是稍为偏离Walras范式:假设工人从旧部门移转至新部门时有一段失业期,或许是为了找寻工作。根据部门移转理论,衰退期就是因为有更多部门冲击,因而部门要调整较多。

虽然还有许多实证工作要做,但现有实证的比重似乎不支持部门移转理论。如工人因移转到新部门工作而在衰退期自愿失业,我们应该见到高失业率伴随高空缺率。但观察波动所得正好相反:高失业时,报章的招工广告也减少。况且虽然部门移转理论提出工人在衰退期转工,实际情况似乎是相反:测量到的劳工走势是顺应周期 (Kevin Murphy and Robert Tope1 1987)。这些结果指出部门移转理论似乎不能令人信服是符合从观察经济波动所得。

部门移转理论的倡议者辩解这样的实证不具说服力。有可能是因为部门调整过程要有一段时期的高失业和低收入,因而降低全部部门产品的需求。因此我们观察到在衰退期空缺少,转工也少,即使衰退是由于部门之间要重新分配劳工。现时的形式很难以实证分辨部门移转理论与真正商业周期理论;后者强调整体经济的科技波动或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理论强调总需求波动。

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在Walras范式内解释经济波动,许多其他宏观经济学家又一直试图利用演化自凯恩斯《通论》的非Walras方法。「凯恩斯派」这标题是如此广泛和空泛,许多研究者的理论都用得上。若然全部凯恩斯经济学有一个共通主题,那就是相信经济波动不是反映经济面对口味和科技变化时的Pareto效率反应,而是某种大规模的市场失效。

反复出现在众多凯恩斯理论的市场缺陷,是工资和价格未能实时调整以平衡供给与需求。短期的工资和价格反应迟钝,肯定是1960年代共识观念的主要假设。摧毁共识的致命缺陷是没有足够理论解释这项假设。我在下文以历史排序概述近期研究的三条路线,各自强调价格失效,未能出清市场。这研究可视为主要是想提出有说服力、精明又实在的宏观经济学推理的理论基础,稍作修改以重新树立共识观念。

A. 固定价格与一般不均衡
以Barro与Herschel Grossman (1971) 的大作开始,1970年代的研究大多数利用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检视当价格固定于非市场出清水平时,市场是如何互动。欧洲的宏观经济学家尤其多研究这题目(Edmond Malinvaud 1977; John Muellbauer and Richard Portes 1978; Jean-Pascal Benassy 1982) ,以最严格精密方法说明如价格不调整,数量是如何调整,以及在固定价格的情况下,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

这些模型的重要结果是经济行为极度取决于那一个市场的需求过高,以及那一个市场的供给过多。在两种制度下会有失业;失业就是劳工供给过多。第一种制度称为「古典失业」:企业可以在货品市场卖光;因为真实工资过高,以至全部劳动力未能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全部就业。第二种制度称为「凯恩斯失业」:企业未能以目前价格卖光;因为货品市场的数量限制,所以有人失业。两种制度之间分别突出凯恩斯理论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市场缺陷导致衰退期的高失业,是在劳工市场或货品市场?如两个市场都有缺陷,彼此如何互动?进行不同研究项目的凯恩斯理论家近期曾经留意这些问题,稍后再谈。

因为这些一般均衡模型是在1960年代共识流行之前提出,模型没有直接想弥补导致崩溃的缺陷。这些模型集中于固定价格的影响,回避为何价格不调整至市场出清这问题。新古典革命似乎影响美国学者较大,美国的凯恩斯派不是那么关注固定价格之下的数量调整,而是建模价格调整过程。

一旦注意力转移到价格调整的问题,就暴露出这些一般均衡模型不协调的方面。这些模型把固定价格加诸本来是Walras式的经济体。但要分析价格如何调整这问题,必先要承认一些经济参与者是可以控制价格。因此,要先跳过一般均衡理论的受价假设,明确纳入订出价格的参与者,例如有某些市场力量的工会和企业。但是,一开始思考有订立价格者的经济体,其行为看来似乎与以下的经济体不同:在另一个经济体系,价格是由Walras式拍卖人订立,但他为了一些无名理由,没有选择均衡价格。因此,源于Barro与 Grossman的一般不均衡模型,本来是为了解答以下的问题而设计:例如固定价格下的数量调整,但看来可能不是解答的最佳架构。简而言之,数量调整的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独立于价格调整的问题。

B. 劳工合约与粘性工资
要解释为何经济偏离Walras式理想,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劳工市场。凯恩斯本人强调工资的反应迟缓行为。因此,当对新古典革命抱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试图维护凯恩斯经济学时,很自然以劳工市场为开步点。

有研究主流建模劳工市场未能出清,是因为劳工合约事先订明企业可以购买劳动力的名义工资(Jo Anna Gray 1976; Fischer 1977; John Taylor 1980)。这些模型的首要吸引,是如实反映所见到的制度。许多工人有事先决定名义工资的正规合约,其他人似乎与雇主有不正规协议。把这观察所得纳入宏观经济模型,这对执行货币政策有重要含义。含义之一是Sargent-Wallace的「与政策无关」见解并不成立:如名义工资不能响应经济骚扰,那么经常有系统响应的货币政策可能是稳定经济的工具,虽然有理性期望的假设。大体上,固定的名义工资让金融当局可以控制真实工资,因而控制就业。

这些基于名义工资合约的模型在三方面受到批评。其一,从来没有以微观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些合约的存在。如产出和就业的大规模、没有效率的波动是因为这些名义工资合约,为何工人与企业达成这些合约?很明显,最优化合约不会产生凯恩斯合约模型依赖的工资粘性。因为失业工人视本身闲暇的价值,是少于企业对他们劳动力的评价,落实这些合约有相当和明显的得益。

其二,虽然有事先订明名义工资的合约存在,这些工资(一如模型所假设)对决定就业有何重要作用并不明显。许多工人有终生工作。在长期关系的背景,在任何时段付出的工资不是必然相等于劳工的边际产品;现货市场才是如此。反之,工资更像是分期付款。例如,一些大学教授的年薪分九个月支付,一些分十二个月;这些差别与教授一年来的工作努力或边际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留意到有些粘性工资不足以暗示劳工分配没有效率。

其三,真实工资的周期性行为看来似乎与纳入事先决定名义工资的模型以及标准向下斜的劳工需求表保持一致。在大多数这些模型,总需求的负面冲击降低价格水平,提高真实工资(因为名义工资固定),因而减少劳工的需求数量。在波动是被总需求推动的情况下,真实工资应该是反周期。但数据中的真实工资似乎与经济活动没有稳定关系,或可能看起来是有一些儿顺周期。例如,在声称由紧缩货币政策推动的1982年严重衰退,真实工资与前后几年相比没有多大分别。对反周期真实工资的预测很难与实证吻合。

这些批评是否严重,经济学家的意见不一。最低限定,这些劳工合约模型的问题,迫使凯恩斯派在学术讨论中退守。

C. 垄断式竞争和粘性工资
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家不满意强调名义工资粘性的模型,改而在1980年代把注意力投向劳工市场和货品市场。很多研究投入于检视垄断式竞争的企业,这些企业改变价格时承担少许「选单成本」(Mankiw 1985; George Akerlof and Janet Yellen 1985; Michael Parkin 1986; Olivier Blanchard and Kiyotaki Nobuhiro 1987; Julio Rotemberg and Garth Saloner 1987; Laurence Ball, Mankiw, and David Romer 1989)。字面上,「选单成本」只是发布新价的资源。较为隐喻和实际来说,「选单成本」包括通知顾客所需时间,顾客为价格改变而懊恼、以及即使只是想要改变价格而投入的工夫。

这个研究方向日子尚短,未能判定有多大影响,或是猜测什么问题会是较为严重。暂时颇为清楚的是:强调货品市场,可以避开只是基于粘性工资的凯恩斯模型备受折磨的三个难题。

其一,这些新模型可以用严谨的微观经济学术语解释订价者未能恢复均衡。当货品需求减少,垄断式竞争的企业减价无需什么诱因。但因为垄断定价之前已扭曲价格,社会从减价得到的好处可能相当庞大(第一阶),即使企业的得益较少(第二阶)。虽然社会因粘性价格有重大损失,如企业的「选单成本」即使只是少许,企业还是维持旧价。

其二,许多我们留意到的粘性价格与名义工资不同,粘性价格有分配资源的明显重要功能。例如,报摊的杂志价格多年不变(Stephen Cecchetti 1986)。很难去辩解这些价格只是在长期关系的背景中的分期支付,因此无关重要。

其三,这些带「选单成本」的模型不是暗示反周期的真实工资。一旦引入价格粘性作为重要原素以解释经济对总需求改变的反应,真实工资可以是顺周期或与周期无关。再者,如价格粘性结合可见工资只是分期付款的观点时,可以得出凯恩斯派结果而工资路径变得无决定作用和无关重要。

因为这些理由,寻找名义粘性已从劳工市场转移到货品市场。但是,要引伸为凯恩斯派现已涵盖均衡劳工市场,这说法是错误。反而更普遍的是以多种防止真实工资下降至劳工市场均衡的真实粘性来解释失业。只有在解释名义粘性和货币非中性时,注意力才转向货品市场。

在劳工市场许多为人注意的真实粘性,「效率工资」模型可能是最流行(Yellen 1984; Jeremy Bulow and Summers 1986; Katz 1986; Joseph Stiglitz 1986)。这一类模型的共同特点,是企业面对永久失业时不减工资,因为这会降低生产力。工资如何可能影响生产力,有不同理由提出来解释。社会学解释是低收入工人不会忠于企业。基于逆向选择的解释是低工资降低员工的平均素质,因为只有最佳员工离职。效率工资最流行的解释是「躲懒」。因为企业监察员工不是完完全全,工人有时会冒着被辞退的风险而躲懒;低工资减少被辞退的成本,更多人躲懒。在所有这些效率工资理论,工资对生产力的影响降低企业面对劳工超额供给时减少工资的诱因。如生产力效应是足够的大,把劳工市场移向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正常竞争力量是不存在。

David Romer (1990) 这篇重要论文已经说明由选单成本导致的名义粘性,被真实粘性提高,例如效率工资。选单成本阻止因为总需求减少而减价。工资未能下降,企业成本依然高企,因而确保没有诱因减价。因此,虽然单单是真实工资粘性无助于理解经济波动,因为这只指向古典失业,总需求没有作用;真实工资粘性连同选单成本是凯恩斯不均衡的有力新解释。

总结
本文启端,我提出宏观经济学的近期发展类似天文学的Copernicus革命,实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最终带引进入更深层的理解。或许这比喻是过于乐观。Copernicus有愿景,知道旧范式何处出错,新范式会是如何。在过去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只是踏出这过程的第一步;第二步如何进行,还有很多异议。批评现况无疑比改进容易。但过去二十年的一些发展已广为接受。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依然怀疑期望是否理性;一些关于期望的调查,证据不一而足,但理性期望的原则已经植根于经济方法学,成为企业争取最大利润和家庭争取最大效用的原则。有关「依章办理」与「斟情处理」的辩论依然持续,但时间不一致性已普遍接受是「斟情处理」政策的难题。最基本的,几乎全部宏观经济学者都同意,基于稳固的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宏观经济学,在研究议程上应占比以前为高的位置。

但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其他议题,似乎没有动作走向新的共识。「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派」各自在本身的范式大步迈进。要解释经济波动,新古典理论家强调科技骚扰、闲暇的跨期取代以及真实商业周期。新凯恩斯理论家现在谈到垄断式竞争、选单成本以及效率工资。更为普遍的是,古典派继续相信可以在无摩擦市场模型内理解商业周期,而凯恩斯派相信要解释经济波动,必然要用上不同类型的市场失效。

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近期发展,最终的裁判是基于这是否证明对宏观经济学家的应用派有用处。随着时日,效率工资、真实商业周期和过去十年的其他「突破」不再是那样新鲜。学术研究必然转向其他题目。但近期的一些发展,很可能将来会永久改变全体经济学家如何思考和讨论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二十年后,我们就会知道那一些发展可以在初期的辩论中逃出生天,从而渗透经济学家看世界如何运作的概念。

(完)

(参考文献目录参见原文第1659页)


建议阅读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by George Akerlof

作者在2006年发表类似题材的文章:〈宏观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日后在此发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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