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宏觀分析的失誤〉

張五常〈宏觀分析的失誤〉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9月 21, 2010 12:15 pm

張五常(宏觀分析的失誤)

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
2010年8月31日

儘管我不同意,經濟學有微觀與宏觀之分。微觀是指價格理論,別無其他。傳統上,價格理論分析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其廣闊度通常止於市場。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不是指國家或人口的廣闊度,而是着重於傳統微觀分析少注意的項目,例如國民收入、政府債務、調控政策、失業話題等。有些題材,例如國際貿易,是微、宏二觀皆涉及的。

太多術語壞了大事

二百多年前起自斯密的傳統,資源使用屬微觀,收入分配屬宏觀,但他沒有用上這些術語。凱恩斯重視失業與經濟不景,宏觀的範疇改變了。貨幣問題與商業周期的分析一般落在宏觀的範圍。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今天搞得不稱意的,屬微觀。如果我們不管不稱意的一面,回復到六十年代的看法,這門「新」學問了不起。當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從局限轉變的角度看世事—我是這樣看—其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變化遠超傳統的微觀與宏觀分析,原則上這發展可以圓滿地處理這二「觀」有所不逮的話題。可惜當年持有這看法的行內朋友不多,而後來還堅持下去的只有幾個。博弈理論與無從觀察的行為術語引進得太多,壞了大事。

我自己堅持的路向是清楚明確的,可惜不易走:真實世界的局限要調查得深入。範疇也清楚:理論主要是需求定律,把所有的局限轉變闡釋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把所有約束競爭行為的安排處理為合約安排。這樣,無論宏觀、微觀、貨幣觀、政治法律觀等話題皆可通過這範疇作分析。局限轉變是真實世界的事,要有充分的掌握;需求定律要運用得老到。因為局限轉變可以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這範疇屬價格理論。不容易,局限轉變的掌握往往是艱巨工程。可幸操作熟習了會容易一點。世事重複,經驗可教,有解釋力的經濟學要講年歲。

不作傳統宏觀分析

歷來不用傳統的宏觀分析,但回顧以往三十年,自己寫下的「宏觀」推斷可真不少;也有好些沒有寫下來,只是對朋友說了。比他家的推斷較為準確嗎?讀者可自行判斷。我不走傳統宏觀分析的路,因為我認為這分析有嚴重的失誤。

凱恩斯—尤其是凱恩斯學派—對世事的解釋力弱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不少學者注意到。當時他們要發展「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是大話題。沒有大成,可能因為「微觀基礎」掌握不足。局限的轉變坐在辦公室內不容易猜中;需求定律不是簡單的學問—讀者可參閱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神州增訂版。

讓我分點說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的不足處吧。是當年的「宏觀」,我沒有跟進後來的發展。認識幾位新宏觀的主將,但沒有跟進他們的學問。比我知得多的同學要看看本文提出的「宏觀」失誤是否還存在。

(一)儲蓄與投資不是兩回事

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前者是漏失(leakage),使消費減弱因而導致不景及失業;後者是注入(injection),因而增加經濟活力。該理論說,一個經濟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在邊際上相等是均衡點。這分析說,雖然可以觀察到的儲蓄與投資難分,但意圖的可不一樣,後者只能在均衡點上相等。

跟凱恩斯同期的費雪,在他的經典《利息理論》中,含意着的是儲蓄與投資永遠是同一回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麼意圖什麼不意圖。他沒有言明,是我反覆重讀得到的結論。費前輩之見:收入消費後餘下來的是儲蓄;今天不消費改作明天才消費是投資。換言之,費雪的儲蓄是今天看收入不消費餘下來的,投資是今天餘下來的用作明天的消費。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時間的角度不同。因為投資一定要讓時間走一程,利息於是出現。利息一方面是投資的回報,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費之價。

弗里德曼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少朋友認為深。當時我接受了費雪,加上自己的闡釋,認為淺。弗老問:一位仁兄花巨資購買了一幅油畫掛在牆上,是消費呢,是儲蓄呢,還是投資?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費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畫掛在牆上,每次觀看或讓親友欣賞是消費。原則上該畫作可以租回來,付出的租金是消費。不租,自己買下來,掛在牆上,每天放棄了的租金收入,或放棄了的利息,是消費。餘下來的畫價所值既是儲蓄,也是投資。儲蓄與投資皆可賺可蝕,該畫價的上升是投資或儲蓄的回報。當然有機會虧蝕,但收藏藝術作品的人一律希望其價上升,或希望在通脹下保值,消費只是放棄了的利息。擁有該畫作的物權帶來的滿足感有其所值嗎?當然有,但任何儲蓄或投資或多或少會帶來類同的滿足感。我認識一些朋友喜歡天天在家中算身家,或數着自己擁有的鈔票為樂。這些行為也算是消費。

貯而不用屬儲蓄也是投資

把錢存放在銀行是儲蓄,但也是投資,有利息的回報。銀行一定要轉貸出去給其他消費者或投資者才可以不虧蝕。銀行不付息或負利率的情況出現過,但那是起於貨幣政策有所失誤。把錢藏在家裡,放在牀下底,不用,稱作貯藏(hoarding)。這是最接近凱恩斯學派的「漏失」概念。同樣,我的母親二戰逃難時攜帶着一些黃金,不到危難之際不用。這樣的行為是購買安全或購買保障,像上文的購買油畫的仁兄那樣,利率的放棄屬購買保障的消費,貯而不用的屬儲蓄,也是投資。

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告訴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貯藏着很多鈔票。這種行為,如果只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出現,我會說貪污是原因。弗老當年說的是美國,那是四十多年前,不知今天這樣的行為是否還普及。我不懷疑有些人不相信銀行,有些人數鈔票為樂,但更可能的解釋是四十多年前有鈔票在手使用時最方便。

我認為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作為兩回事看,主要因為不同的投資對就業與物品產出往往有着很不相同的效果。購買土地是投資(也是儲蓄),但如果購入土地的人不動土,只是持着土地等將來,對就業半點貢獻也沒有。很多投資(儲蓄)事項對就業與產出的貢獻不大,這些貢獻的大、小分歧項項不同,可以有很大的變化,說之不盡。

自衛行為非關意圖均衡

引起混淆的關鍵似乎是:當經濟不景,或前景不明朗,或有戰亂的恐懼,很多人會避去投資於產出或增加就業的項目。他們會偏於轉向不事產出物品的投資,因而減少工人就業的機會。自衛的行為可能被凱恩斯學派視作儲蓄的意圖增加,投資的意圖減少。這看法不對,因為只是改變了投資(儲蓄)的性質。另一方面,說「自衛」的行為會導致消費下降卻沒有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對頭時較多的投資者會採取自衛行為,因而增加失業的看法是不大正確的。正確的看法,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資於物品產出不容易脫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資。轉向較為容易脫身回本的項目,對就業與國民收入皆不利。這可不是因為投資的意圖下降了或儲蓄的意圖上升了。

我認為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是受到上述的誤導而得到儲蓄與投資不同的謬誤。然而,當我說一個經濟的前景大勢甚佳時,人民會轉向增加就業產出的投資,卻不是一個有一般性的規律。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勢很不錯,收藏品之價急升。是的,十年以來,在北京的拍賣行拍出的古書畫之價不少上升了逾百倍!這種收藏行為是物品產出為零的投資,舉國的人一律這樣做是會一起餓死的。

如果本文解釋的是對—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的均衡觀點是錯—整個宏觀分析的理論架構會塌下來。我認為該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還要穿多久?

曲線交叉自欺欺人
2010年9月7日

前文說了宏觀分析的一個基礎失誤,指出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這一點,傳統的宏觀分析難以挽救。還有其他嚴重失誤。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於宏觀分析,只是宏觀比微觀遠為普及。讓我拿出刀來剖析吧。

(二)曲線交叉說均衡的失誤

1967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學去,是大鄉里出城。芝大當時名滿天下,是經濟學的少林寺。戰戰兢兢,我把自己作為學生看。兩個月後,聽到那裏有一位明星學生講述他的博士論文,好奇地去聆聽。

小室坐着三、四十人,講題是分析某國的匯率波動,說到重點,講者意氣風發,說大幅的波動很快就找到均衡點,平靜下來。我聽得一頭霧水,高聲問:「經濟學的均衡是個概念,不是事實,真實世界沒有經濟學說的『均衡』這回事。到市場去大家見到市價有時多變有時少變,哪個現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曉得。我天天望出窗外,永遠看不出外間的經濟是均衡還是不均衡。你憑什麼可以看得出呢?」

室內一時鴉雀無聲,聽眾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陣,在座的經濟數學大師Hirofumi Uzawa說:「你說的對!經濟學的均衡是數學方程式的事,我從來沒有說過以數學算出來的均衡是描述真實世界的。你們不要被數學誤導。」Uzawa是日本人,當時行內舉他為數學經濟的第一把手。兩年後他回到日本去。他說的幾句話使我對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Hiro兄還健在,這裏謹向他致意。

誤導的「均衡」

經濟學的均衡(equilibrium)與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借過來的。近於災難性的誤導,因為在物理學這術語是描述物體的動態,是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卻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經濟理論中的曲線一般描述人的「意圖」,不是事實,沒有經濟學者的想像這些曲線不會存在。今天流行的經濟泡沫之說,是從「不穩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變化出來,無從觀察,也非事實。不是說股市不會暴跌,但我們無從判斷那是不穩定均衡引發出來的泡沫。物理學家牛頓曾經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輸身家。他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股市暴跌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或不均衡是無從觀察的。

科斯當年也意識到均衡與不均衡帶來的謬誤。1967年的春天,從溫哥華駕車到西雅圖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經濟學要取消「均衡」這個概念。我當時的回應,是這概念在經濟學那麼普及,取消不易,但我們可以另作闡釋挽救。我說「均衡」可以闡釋為有足夠的局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假說,而「不均衡」是指局限界定不足,驗證的假說推不出來。科斯當時對我這個「新」的「均衡」闡釋很滿意,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是說笑吧。無論我怎樣修改,馬氏的巨著是經濟學二百年一見的貢獻。

其實我的均衡觀點不是那麼新。早幾年,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每一步我嘗試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發覺推不出驗證假說一般是因為局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夠的局限指定,皆合乎經濟學說的均衡。達到均衡的理論不一定可以驗證,還需要的是驗證的變數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論一定是無從驗證的。當時跟老師阿爾欽研討了幾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看不到的「意圖」

可以被驗證的假說是指有機會被事實推翻。我們是求被事實推翻但希望不會被推翻。也是在寫《佃農理論》時,我發覺馬歇爾提出的佃農均衡可以驗證,但他的曲線交叉圖表是有着一個應該消散卻沒有消散的「租值」(見《佃農理論》四十三頁)。這使我後來想到一個用途極為重要的觀點:凡是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邏輯上一定錯。這種錯誤分析在經濟學上屢見不鮮,我的發現一般化後成為一項「絕技」,可以很快地判斷理論的經濟內容:沒有應該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對,但有則一定錯。這方面,我再花幾年時間的思考所獲,是1974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巴澤爾把該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讀。

看不到則驗不着。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個麻煩,是「意圖」之物看不到,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我們要怎樣處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帶到不抽象的驗證呢?拙作《經濟解釋》有足夠的示範吧。

「理論」的局限

可能是馬歇爾惹來的禍。這位經濟學歷史上最偉大的理論家,提出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二線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論,可沒有指出這二線的剪刀交叉只是競爭的後果,不是解釋行為的理由。在《科學說需求》中我寫道:

「百多年來,經濟學者往往誤解了物品市價的釐定。市價的釐定,絕對不是因為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正相反,這市場二線相交,是因為數之不盡的需求者與供應者各自為戰,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約而同地爭取自己的邊際用值與市價相等,從而促成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之價。」

這是嚴重的指責了。想想吧: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皆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這二線相交的均衡點是空中樓閣,真實世界也不存在;價格有管制而出現的「剩餘」或「短缺」更無稽,不僅觀察不到,簡直不知所謂。我在《科學說需求》中對「短缺」有如下的評述:

「價格被管制在市價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現,不均衡,世界大亂矣!問題是人與人之間對任何物品的競爭,必定要解決。說『不均衡』,是說沒有解決的辦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什麼『壓力』云云,不可以壓出一些假說來……『短缺』是因為經濟學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產生的。」

這就是麻煩:整個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實世界可以觀察到的只是價格及其變動,其他皆屬子虛烏有。至於「量」,我們見到的只是產量及成交量,意圖的需求量與供應量是經濟學者的想像,不是實物。然而,我們就是要把這樣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無比的可以觀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機會不可能只基於一些曲線的交叉。深入的曲線之內的闡釋,概念的正確掌握,局限變化的慎重調查,等等,皆不可或缺。很不幸,宏觀經濟的分析一般漠視了這些應有的步驟,以曲線及方程式掩蓋着我們看不到的局限變化與內容。

沒有疑問,宏觀分析的起點——意圖儲蓄曲線與意圖投資曲線相交的均衡點——是從馬歇爾的需求與供應曲線的剪刀交叉的均衡處理搬過來的。這不僅有着上文提到的馬氏分析的不幸,更為頭痛是我上期指出的: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是嚴重失誤,無從挽救。

大名家誤事

同樣不幸是John Hicks與Alvin Hansen把這糊塗的分析基礎帶到近於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這分析1963年我考博士試時背得出來,今天內地的同學說他們還在背。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麼久的?想來是因為Hicks與Hansen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說服力。

IS是一條意圖投資與意圖儲蓄永遠相等的曲線,即是二者在利率變動時永遠達到均衡。在該線上是無數的投資等於儲蓄的交叉,內地稱為產品市場均衡曲線。LM是一條貨幣的需求與供應永遠均衡的曲線,利率變動該線上也是無數交叉。內地稱為貨幣市場均衡曲線。IS與LM二線相交,來一個大交叉,稱一般均衡(這與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為投資與儲蓄是同一回事,IS曲線當然不能成立。LM呢?貨幣何物與幣量應該怎樣算到今天還爭議不休,而我在《貨幣戰略論》一書內指出的幾種不同的貨幣制度,LM說的不知是哪一種。更為頭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這管制近於無處無之——像馬歇爾的曲線相交無從處理價格管制那樣,IS-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馬歇爾的「不均衡」困境我在《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中解決了。那是教怎樣選取需要補加的局限條件。這補加使不均衡變作均衡,足以推出驗證假說,因而可救。然而,IS-LM的不均衡,邏輯上是不可能解決的。不均衡無從處理,均衡沒有意思。是敗局,無可救藥!

宏觀分析的「短缺」

經濟學者就是喜歡以曲線交叉來解釋世事。曲線畫得出,方程式就寫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觀。然而,解釋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實驗證的含意,也即是說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這方面,宏觀分析的「短缺」令人尷尬。從事宏觀分析的眾君子就是喜歡把一些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意圖曲線移來移去,這裏一個交叉那裏一個交叉,務求移到跟可以觀察到的幾個變數——例如利率、通脹率、失業率、國際貿易差額、國民收入增長、財政數據、貨幣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釋了。

是事後孔明的「砌」作吧。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認識的名家到香港大學講話。他用的是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實世界無從觀察之物),解釋當時美國的宏觀經濟。他把多條曲線移來移去,叉來叉去,提供的數據支持着他的結論。重點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強勁。他寫文章時美元是強勁的,但到港大講該文時美元轉弱了三個月,不在他分析的數據的期間內。多加三個月他的整篇文章潰不成軍!我指出,他無以為應。

漠視局限推斷失靈
2010年9月14日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作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着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數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系列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作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作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經濟學推斷永遠是假說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局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局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局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三)漠視局限失誤必然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局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局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局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二十一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六二九至六五○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茲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里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着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局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預測不到的轉變影響推斷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該年十二月在瑞典與弗里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二十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着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着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項極為重要的局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頭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局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約束,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二十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局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局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例子三。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局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着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二○○四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今天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分歧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快慢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行最低工資香港有大麻煩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二十六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二○○七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對交易費用宏觀分析交白卷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數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失業要從公司看
2010年9月21日

失業是宏觀經濟分析的主題,絕對是。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促成的。失業人多是大麻煩,因為會導致社會不安定。什麼是失業不容易下定義: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賤,或願意接受低工資,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謂失業今天經濟學行內還有爭議,還有些有分量的學者認為沒有失業這回事。這定義上的困難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解釋過了。不能否認的,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有失業率的統計,公布的數字大致上是跟經濟增長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業統計方法,其衡量跟經濟學者的意識往往有出入。

公司組織與失業

我接受的失業定義,是一個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這個人可以在街頭做小販,是就業,但他見到一些本領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嘗試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業的定義,但騎牛搵馬不算,政府的統計也不會算。一個人打工,被解僱了,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繼續找,是失業,多半會被政府的統計算進去。原則上這樣的失業是不會持久的。人總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轉作街頭小販不論,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夠低的工資,總會找到工作,但因為我在《制度的選擇》提到的種種原因,這個人不願意接受,因而失業。這就帶到我要批評宏觀經濟分析的第四點。

(四)沒有公司組織,失業不會出現

人類在地球存在了逾萬年,有可觀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話題,只不過是一百年來的事。中國是個古文化,人口數量歷來冠天下,但失業成為話題只是最近二十年才聽到。要不是未富先驕,兩年多前從西方引進新勞動法,在此之前中國的失業率最高約百分之四(國企改革工人下崗不論)。這數字,西方的先進之邦不會認為是需要關心的失業情況。

在一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國度,物品的產出主要是農產品及手工藝品,士、農、工、商皆有所業,失業是不存在的。其實家庭也是一種公司組織,只是少有甚至沒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資合約這種安排。下文可見,沒有工資合約是不會有失業的。講深一層,失業的出現不是因為有工資合約,而是因這些合約中比較普及的,是以時間算工資。

十八世紀初期的歐洲,尤其是英國,工廠(factory)開始出現,逐步普及,替代了銷售商判給家庭產出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着的「工業革命」有好幾種闡釋,最重要是僱用員工的大工廠變得時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紡織機有了兩大發明,此機龐大,成本不輕,但操作快。這樣的機械是不宜用於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個人專業產出,可使整體的產量暴升。一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產量上升多倍。這現象啟發了斯密,他以造針工廠的實例起筆,寫成了刻劃時代的《國富論》。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輕的科斯發表《公司的本質》——工廠屬公司組織——提出公司是市場的替代之說。他說因為有交易費用,好些產出活動沒有市價指引,應該產出什麼及怎樣產出於是不能依靠市場的無形之手,公司之內的產出活動是由有形之手指導及監管的。那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公司替代市場之說不對,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該文以實地調查香港工業的件工合約為出發點。工廠工人的薪酬以個人產出的件數算,每件之價可以看為市價,而如果整間工廠公司的所有產出活動皆以件數算工資,老闆只是中間人,「公司」與「市場」明顯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實世界的產出運作,是不同機構之間互相外判,互相連接,產出合約的網絡可以廣闊地串連着整個經濟,所以除了財政、債務有清楚的個別界定,我們無從把不同的「公司」的產出活動個別劃分。這觀點就是後來行內出現的「公司無界說」的根源,我沒有跟進。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個要點,是市場就是市場,其中有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但沒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這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牽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廣泛,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及,有機會大修時會更為詳盡地處理。

公司合約本質對失業的影響

回頭說失業,上文提到的「公司無界」與「市場一也」,皆與失業有關連,但複雜,要用一本書處理。簡言之,從公司合約的角度看,說一個可以工作的人失業,是說他一時間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公司夥伴合約。這可以是大麻煩,因為上文提及的、參與「公司」的分工合作,個人的收入往往遠高於個人獨自產出的收入。如果一個經濟沒有失業,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個人的獨自為戰(例如做街頭小販)的收入會跟同樣本領的人參與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業率上升,參與獨自產出的人口增加,他們的人均收入會下降(以街頭小販為例,其數目上升小販的收入會下降得快)。這會導致獨自產出的收入低於參與公司的收入,市場的運作早晚會把參與公司的收入拉下去。這裡的含意是,失業率愈高,再增加失業的一個百分點對社會的損害愈大。

現在讓我們轉到公司的合約本質對失業的影響吧。件工合約是不容易甚至不會出現失業的。從最簡單了當的件工看,那只不過是產品市場通過老闆作為中間人。經濟不景,產品之價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無怨可言,等經濟回升吧。我當年調查所得,一家工廠收到的訂單下降,或買家要求製造新產品,老闆上頭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價。怎會有失業呢?工人知道訂單不足,或件價下降,不轉工就要認命,要等待經濟的好轉。

以獎金、佣金或分紅等作為工資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合約也不容易出現失業,因為這些有自動調整工資的彈性。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紅合約最普及的國家,公司員工分紅之巨,每年是國際新聞。當日本的經濟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急速下降時,失業率不變,只是公司員工的分紅跌得厲害。過了十年八載那裡的分紅跌至近於零,不知今天怎樣了。

無可置疑,失業的大量出現,以時間算工資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難。我曾經指出,過於瑣碎的工作,或產品件件不同,或質量的要求高於行內的競爭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確地分開個別的貢獻,等等,件工合約會因為量度費用(也是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採用。量度時間的費用低,時間是長是短不會有爭議,於是相當普及地被採用了。問題是,僱用員工的老闆是為了賺錢,不是尋花問柳,員工出售給他的時間本身沒有價值。老闆要的是員工的時間可以產出什麼。換言之,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只是一個「委託」之量,即是說產量的多少被委託於時間的量度算價,而此價就是時間工資了。

以時間算工資的「缺陷」

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出一個重要的「履行定律」。這定律說,凡是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低;沒有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高。這是說,以時間算工資,老闆不用擔心員工不履行上班的時間,但工作的產出為何則不能不監管了。這監管無可避免地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剝削工人之說不脛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勞工合約皆以件工算工資,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餘價值」。

再回頭說失業,為什麼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那麼容易導致失業呢?答案是這種合約不直接量度員工的產出貢獻。被量度而算工資的時間只是產出貢獻的委託之量,不是貢獻的本身。經濟不景,或一間公司的生意失利,老闆要減時間工資,不容易說服員工他們的產出貢獻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樣時間工資的員工的本領性質各各不同,工資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斷失誤,但一旦經濟或市場的情況不利,員工之間的不同性質的本領的市值可能改變了。老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訊息費用存在,把時間工資一律下調,或這裡減那裡加,不容易有說服力。餘下來的辦法是選擇性地解僱一部分員工。

更麻煩的是,因為以時間算工資不是直接量度公司裡每個員工的產出貢獻,他們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一般是有着可以爭議的空間。這空間的存在鼓勵利益團體或分子混水摸魚,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或推出勞動法例,或組織工會,或要求集體協商工資,或以罷工的行為作談判工具。

福利經濟會增加失業

我曾經幾次解釋過,一間有名牌寶號的公司,作了可觀的設備投資,或在研發上有成,又或者經營運作有過人之處——這樣的機構有可觀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資提升十多個百分點就關門大吉的。這種公司或機構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夢寐以求。如果公司發行股票上市,長遠一點看,其股價的升降必定反映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為時間工資只是一個委託之量的價,此價也,可以爭議,得到上述的利益團體的協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蠶食。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曾經是地球上最成功最龐大的製造工廠,曾經擁有的巨大租值被蠶食至零!

以件工合約算工資是不容易蠶食租值的——原則上不可能。這是因為件工之價是明顯的產品市價,左右這個價是明顯的物格管制,市場的消費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對,利益團體不容易混水摸魚。事實上,工會反對件工合約由來已久,何況這種合約與過高的以時間算的最低工資有衝突。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在工會的大力反對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約!

福利經濟也會明顯地增加失業人數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則沒有,怎會不鼓勵「失業」呢。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失業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詳盡的文章指出那裡的福利急升是關鍵。回歸中國前的香港,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後來政府綜援急升,失業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失業源於需求不足 失諸膚淺

上述的失業解釋,尤其是以公司合約的分析作解釋,有明確的事實支持。兩個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國。那時中國從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質量急升,通縮率會高於百分之十。樓房之價跌了四分之三。這樣急劇地從高通脹轉為高通縮,傳統的宏觀分析說失業率一定飆升。但中國沒有。增長率保八(今天回顧是低估了),失業率的提升不到一個百分點(也應該沒有算國企下崗工人)。究其因,是中國當時的最低工資若有若無,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如果兩年多前的新勞動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勢。不能否認當時開始形成的縣際競爭制度有助,但兩年前大家可見,縣際競爭鬥不過不容許合約自由的新《勞動合同法》。

第二個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兩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機事發,失業率急升,先進之邦怎樣花錢救市也減不了他們的失業率。福利不論,去年七月美國提升最低工資約百分之十是幫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是明顯地違反了公司合約的自由選擇。左右公司合約的政治結構僵化了,是他們的失業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認為失業起於消費需求不足,是膚淺的表面思維,摸不着問題的核心,而該學派主張政府花錢挽救失業,是錯上錯。從解釋失業的角度衡量,這裡提出的公司合約理論勝出八千里路雲和月。

(下續)
BW Book 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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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五常〈宏觀分析的失誤〉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0月 05, 2010 10:11 am

國民收入漠視伊甸園
2010年10月5日

「國民收入帳目」(national income account)是宏觀經濟的第一課。公認是最沉悶的經濟學題材。當年同學之間沒有一個有興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師不會在這方面出試題。國民收入帳目是教政府怎樣統計幾種不同的國民總收入,國際貿易怎樣入帳,稅收及政府財政怎樣算,等等。悶得怕人,當年我無法集中五分鐘。

這裡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有關話題。國民收入帳目用政府的統計方法,沒有多少經濟內容,如果我們以經濟學的概念來衡量這些統計數字,會發覺不少地方跟經濟理論是合不來的。不幸是「宏觀」以這些數字來論經濟。

(五)收入數字容易誤導

國民收入的統計是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一國之內,這些統計數字的變動誤導成分不高,但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是另一回事了。

貨幣強弱與外滙管制

不久前(二○一○年八月)報道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說剛剛超過。這是以美元算。以實質總國民收入算,我認為早就超過,而且超過很多。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約二十倍。以美元算,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將來的事,但以實質算超越十倍不應該困難。日本的物價比中國高出很多,而日圓在國際上奇強,這樣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實質收入是高估了。中國與日本的實質收入差別要怎樣調校才對不是淺學問,是我要說的題外話了。

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三點。其一,我認為日圓在國際上強勁是政治壓力使然,早期有外來的壓力,後期日本人出外投資者眾,保持日圓的強勢有助。國際上有些專家認為日圓持久地有強勢是因為技術上政府難以減弱。這不對。日本的經濟不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二○○一年在三藩市跟弗里德曼(編按 本報譯佛利民)談到日本,他關心,說那裡的貨幣供應量推不上去,日圓過於強勁,是以為難。我認為一隻弱幣要增強可能不容易,但強幣要轉弱則易如反掌。大手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導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脹率,日圓的國際匯率會應此增而下跌,何難之有哉?弗老當時指出日本的國會不通過可以大手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最近(二○一○年九月)日本說要用直接干預的手法來壓制日圓的強勢,是一種政治言論。一個國家的國際幣值弱,要加強可能要推行外匯管制,或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購回自己的貨幣。但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是另一回事,要調校轉弱是容易的。一隻貨幣的弱勢與強勢的調校困難是不對稱的。

PPP理論似是而非

第二點。國際上的言論,老是喜歡把國與國之間的國民收入相比。不是以實質收入算。通常以美元算。這種比較源自經濟學上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中譯「購買力平價說」)。此說也,指同樣的幣值,在不同國家其購買力會相同。這裡牽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學問,說來話長,這裡不說;另一方面是淺學問,只幾句就說完了。說淺的吧。淺的有兩個看法,讀者選哪一個都「對」!第一個看法,是阿爾欽提出的:「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永遠對,因為不可能錯。這是說,無論國與國之間有沒有匯率管制,或關稅各各不同,或有多種貿易約束——在這些及其他局限下,物價不同只不過是反映着局限不同,非不「平」也。扣除這些局限物價會相同,加進局限,物價因而不同,不能說parity不保,所以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非理論也。阿師之見當然對。好比你走進內地的機場喝一杯咖啡,其價比機場外高五倍,局限不同,價因而有別,你可以不喝,何不平之有哉?另一個看法是以一隻貨幣算物價,漠視局限,國際相比,同價但實質的享用不同,或享用相同但物價不同,所以不平也。這看法當然也對。怎樣也不對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為根本不是「理論」,也沒有說明是哪個看法,屬無家可歸之類。蒙代爾的弟子(R. Dornbush)曾經大書特書,薩繆爾森大讚特讚。不知是套套邏輯而試行以之解釋世事是令人尷尬的。

第三點也有趣。為寫此文,我掛個電話給一位對日本樓房市價有認識的朋友,得到的二○一○年中期的資料是:日本城市與中國城市的樓房市價,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於完全一樣。不是歷來一樣,而是二○一○年報道的、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與日本的打平之際,大家的樓房之價一樣。是以每平方面積算價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期中國的高樓大廈林立,多得驚人,而中國的土地面積比日本的大很多。這樣,以房地產的總值算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沒有疑問的,雖然高出多少倍我手頭上沒有資料——若有資料,為這倍數作大約的估計不困難。房地產的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那麼多,總國民收入怎會是剛好打平的?

房地產市值與國家財富

房地產的市值是任何國家的財富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日本與中國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所得,而收入是將來的收入,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預期。無從觀察的預期是經濟分析的大麻煩,我們只能從看得到的局限轉變衡量。二○一○年,中國內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報率只約樓房之價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約百分之五,皆低於百分之六以上的銀行借貸利率。這顯示着中國的預期收入或通脹或二者的合併會上升。這預期上升,加上經濟穩定,外資湧進中國不難理解,可能是內地樓價政府總是打不死的一個原因。

當然,樓房之價可以暴升暴跌。這些大幅的波動可能起自牛群直覺的亂闖,也可能起自財富累積的倉庫選擇有轉移。願賭服輸,歷史的經驗說這二者對經濟為害不大,主要是市場把財富再分配一下。然而,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誤,或像二○○八年美國發生的不幸,金融市場的合約隱瞞着一個大騙局。源自這後二者的樓房之價暴跌對經濟會是為害不小的。

轉看美國吧。二○○三年美國的樓房市價高出中國的不止一倍,但二○一○年可能不及中國的一半。從樓房之價看財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比對出現了大變動。然而,作這種比較,美國與日本的局限在兩方面很不相同。其一是美國的房地產不是他們最主要的財富。美國的主要財富是知識與科技資產的所值。論科技知識日本也了不起,中國還是遠遠地落後了。這裡我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房地產之價大幅下降,代表着的財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類,對他們的國民收入增長有不容易解決的麻煩。然而,從富裕的比較上,因為美國的知識財富了不起,他們在國際上的優勢還會持續。

資源依舊何懼金融風暴

第二方面,美國不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國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們的居住環境可能冠於地球。這樣,無論他們的樓房之價怎樣下跌,在人均的樓房實質享用上,日本與中國是永遠不及美國的。從國際的局面看,樓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總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這樣衡量,以人均的實質收入算,中國要超越美國是遙遙無期了。

「宏觀」的國際經濟比較難以衡量。就是假設美國的地價下降到零,含意着樓房之價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實質上遠超日本及中國的。問題是國民的財富下降了,那裡的市民採用防守策略,對經濟的增長不利。

當二○○八年雷曼兄弟事發,金融危機震撼地球,我立刻說美國的資源依舊——房地產與知識資產皆依舊——還是人傑地靈也。單以資源論前景,這前景沒有變。問題是資源的所值是通過市場來釐定的。金融市場出現了問題,是人為之禍,原則上可用人為的方法修正,收復失地指日可待。傳統上這種修正屬宏觀的範疇,但我們看不到這門學問作出了什麼貢獻。是宏觀經濟學的大考,打個零分的教授恐怕不少吧。

最後讓我轉到《聖經》說的伊甸園的例子。那裡除了禁果不能吃,其他應有盡有,享之無盡。伊甸園之內沒有財富,也沒有缺乏,因而沒有價,國民收入談不上。亞當與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費者盈餘(consumer's surplus)。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實質收入是價格調整後的收入,在伊甸園不存在,但說到實質享用消費者盈餘要算進去。原則上這盈餘是可以量度的,但國民收入一般沒有算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伊甸園

回頭看上文提到的美國房地產的例子,跟中國相比遠為容易接近一個伊甸園。假設他們的地價下降至零,他們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雖然他們的財富及國民收入下降了,但因為樓價也下降,消費者盈餘的上升足以抵消有餘。如果我們不管這些下降會帶來的其他不幸,國民的生計沒有下降。另一方面,純從房地產看,因為消費者盈餘沒有算進,加上需求彈性係數的考慮,一個國家的財富與國民收入上升可能代表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地球上不同的國家,某程度上各有各的準伊甸園。以我為例,中國的古文化享之不盡,除了自己的時間其價近於零。曾經提及,購買及移植成長了的桂花樹,中國之價只約美國的五十分之一。這些是消費者盈餘很高的享受。國國不同,但每國家都有自己的多個準伊甸園。另一方面,消費者盈餘這回事,不同地方的變化可以很大。這些變化,國民收入或國家財富一般沒有算進去。從經濟科學衡量,人與人之間的財富相比沒有多大意思,何況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的相比也如是。可以考慮及有點用場的是財富或國民收入的轉變,但要基於某些其他情況不變,也要考慮彈性係數的左右。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伊甸園。好比今天早上我研究古文物,下午寫書法,晚上做文章——全部自得其樂,而此樂也,皆消費者盈餘。算是富有嗎?世俗說不算。但上蒼有知,如果我的多項玩意本領可以轉讓——不是賣書法,而是寫書法的本領可以賣出去——排隊輪購的人不少吧。伊甸園的放棄是多賺錢的代價,要多賺錢,是說這代價在邊際上下降了。人浮於事的現象增加是需求定律決定的。

財赤有害嗎?
2010年10月12日

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屬宏觀話題,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後成為大話題。一個國家可以承擔得起多大的財政赤字老生常問,傳統的答案:政府財赤的上限是政府稅收可以支持得起負債的利息。是淺見。曾經跟弗里德曼談及,他提出另一個上限,今天我忘記了。

一般的意識,是財政赤字會把債務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淺見。幾個月前歐洲南部的幾個國家,尤其是希臘,頻傳近於破產。一時間國際人士紛紛計算幾個「危難」之邦的赤字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風聲鶴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劵暴跌,要再發行新債券利率飆升。

私人所有權不重要

中國呢?國家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央上頭的財赤不是問題。但據說地方政府的財赤或欠債加起來高到天上去,朋友問我意見。無從回應,因為不知實情。我對政府財赤有另一種看法:政府花錢多少無所謂,問題是社會收益的回報是否足以抵償花去了的錢而有餘,即是要問政府花錢的社會回報率是否高於欠債的利率。政府花錢或投資要從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衡量。這些「社會」帳目歷來不明朗。就是私營的機構,甚至有嚴謹審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帳時有所聞,何況政府,更何況牽涉到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六)國家沒有資產負債表是困難

剛想好怎樣寫此文,楊老弟懷康傳來一篇貝克爾(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打斷了思路。那就讓我以評論貝兄的一個要點作為分析政府財赤的起點吧。貝兄對中國的前景看得不錯,但他說的中國與我所知的中國是兩回事。最近他造訪神州,說跟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商家、幹部傾談過。是誰誤導了他?

貝克爾對中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批評,是國營企業還是林立,效率欠奉,沒有私營企業的活力。他指出現代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靠私營起家,中國的經改到今天雖然大有看頭,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國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私產、私營等是經濟要發展的唯一出路的觀點,顯然是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思維,今天看是有點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說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一九八六年說承包合約可以是私產的替代。大家知道,先進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雖然股權屬股民或某些機構所有,跟今天中國的上市國企差別不大。在中國,好些企業的股權全屬國有,其運作通常是斬件判出去給私營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賺錢,中國的國企同樣要賺錢。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術瞞騙可能被訴之於法,中國國企的可能被雙規。今天我還擔心的是中國的某些龐大國企的壟斷權還被政府維護着。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版寫道:「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事實上,《制度》的整本小書是分析層層承包的串連與佃農分成的安排,不僅是西方學者高舉的私產的替代,其運作遠比貝兄認為是以私產為主的落後國家的運作來得有效率。

我們不要管是什麼名稱,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認為私人所有權不重要。我從中國的經驗學到的,是論產權有點空中樓閣,重要的是以合約結構界定權利與帶動競爭。大有效率的合約結構,因為把權利與責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闡釋為有私產的本質,但私產不一定能帶動中國那種競爭。北京的朋友不喜歡聽到那個「私」字,我們大可不說。另一方面,貝兄高舉的私產或私營,在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不善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例子到處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說得清楚,中國獨有的制度,用在一個人口那麼多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無疑是天才之筆,但人口稀少而又資源豐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着。中國目前令我憂心的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制度,而是從貝克爾高舉的先進之邦引進的勞動法例、貨幣政策、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等項目。

合約結構制度最重要

國企不要錢嗎?去問有關的幹部吧。他們不懂生意之道嗎?我沒有他們懂那麼多。他們不明白市場嗎?我沒有見過比中國的地區幹部更明白什麼事項由市場處理得較好,什麼事項政府處理優勝。他們知道政府擁有土地徵用權(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於是利用此權推出項目,凡是遇到他們認為是私營與市場會辦得比較有效率的事項,他們判出去。手續上先進之邦要十多年才能辦到的,他們只用幾月。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的界外效應他們有考慮嗎?絕對有。但他們也知道如果項目要虧蝕,獎金與升職免問。認為不會虧蝕的他們會「社會」一番。他們會作出錯誤的投資嗎?當然會,私營與市場也會,哪方比較優勝天曉得,但中國的經驗是說,讓貝兄的思維策劃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今天還會是一窮二白。

我對貝克爾及昔日的舊同事沒有貶意,只是深信經濟學者的天才比不上經濟壓力逼出來的合約結構制度。是十三億窮人需要吃飯的壓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約,很集中,沒有中斷過,其後從中國經改的第一天起開始跟進,也沒有中斷過。然而,撫心自問,我沒有本領發明中國制度的合約結構,雖然這裡那裡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有雷同之處。昔日美國的同事主張的私產制度當然比大鍋飯好,但更重要是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我會在將要大修的《制度的選擇》詳述。

政府財赤與資產負債表

現在讓我轉到政府財赤的話題去。從一家私營公司說起吧。這家私營機構在會計上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此表的一邊是資產,asset value是也。另一邊是負債加資產淨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後者可稱capital。這兩邊永遠相等。香港中學課程有教,雖然會計學教到最高之處還是那張資產負債表。

讓我們假設這家公司誠實,其資產負債表算得精確。這公司作投資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負債。衡量這公司的實力與發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資產淨值及其變動。公司經營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這淨值會增加。到銀行借錢銀行職員主要是看這資產淨值,考慮打個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錢是負債。可以借多少呢?原則上可以借盡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錢。只要資產淨值上升得精彩,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虧蝕多少也不會倒閉。原則上,這家公司的負債甚或財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為預期的未來收入會反映在資產淨值這項目上。

一個國家也是一間公司,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可靠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般有。讓我舉一個足以欣賞的實例:成都的「寬窄巷子」。這個文化消閒的商業項目全由政府擁有,用註冊公司從銀行借錢投資五億人民幣,興建後所有商店租出去私營,今天估值十五億。假設原先借下的五億沒有清還過,這家國企今天的資產負債表大概是資產十五億,負債五億,資產淨值十億。從任何角度衡量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資,負債大可再增幾個億來作其他投資去。

政府投資最麻煩

這個實例教我們很多。第一,國企投資當然可以虧蝕,但私人企業也可以虧蝕。今天的中國,責任上國企不比外間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間的上市公司,國企幹部的職責界定比外間的來得嚴謹。第二,國企的幹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項他們會做得比市場較有效率,什麼應該判出去讓市場的私營運作從事。後者他們是不會染指的。第三,整個體制的合約組織重要。界定責任就是界定權利。只要這界定的合約組織運作得宜,是否私產是不重要的。

讓我談第二類項目:基建如公路、高鐵等。由政府策劃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費,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餘也可以虧蝕。這裡的問題是收費的進帳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應(那所為社會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準。協助工業發展的利益難以估計之外,公路所及,影響地價上升是利,影響地價下降是損。這些都要算進基建投資的考慮。可能因為中國人多,公路等基建項目通常比美國的成功。美國的公共交通設施,單從直接收費衡量,政府投資十次輸足十次。

最後一類政府投資最麻煩。擺明有社會效應,但政府不收費,或要補貼,於是以抽稅的方法處理。醫療、教育、福利、公安、國防——後者包括戰爭——屬這類。公安與國防的社會成本及社會利益我沒有考究過,但醫療、教育與福利的政府補貼,我知道的通常沒有可取的社會效果。布坎南等學者作過不少研究,結論一律說是災難。原因是這些項目由政府處理其成本一律遠高於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

政府花錢不是禍

這就帶到本文要作的結論。政府的財政赤字是指稅收(及其他收入)低於支出。究竟這財赤可以容許多大,答案是原則上可以無限大。關鍵是從社會整體看,政府支出的回報是否有盈餘。這盈餘的或大或小,甚或負值,難估計。尤其是,社會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往往無從直接量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上蒼之能,可以按時算出準確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社會的收益是否高於社會成本,會反映在該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房地產總值的變動,人民的知識資產的變動,扣除有關的社會成本,會反映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中。只要這淨值有長進,反映着的是國民收入的增長——包括預期的增長——高於有關的社會成本。這樣,政府稅收不足,有財赤,發行貨幣填補是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

政府花錢不是禍,大事花錢也不是禍。亂花一通——不管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那種——才是。亂花一通,這一代的財赤會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這一代的財赤會讓下一代收成也。

宏觀失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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