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頁 (共 1 頁)

香港政改

文章發表於 : 週二 6月 22, 2010 12:55 am
BW Book Worm
《信報》2010年5月24日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從五一六「公投」可總結什麼經驗?

香港社會變化迅速,所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以超低投票率結束,現在已成為明日黃花。這次運動是否失敗,社會人士大都心知肚明,但主事人口頭上顯然未有認輸。其中原因,除了「不肯認輸」似是律師的職業習慣外,恐怕亦有維持士氣的政治考量。

公社兩黨似乎很希望年輕而又較激進的一群人能夠成為他們的主要支持者。按香港的人口結構而論,這批人中,有相當比例是獨生子女,其EQ及從別人角度看問題的能力,有待考驗。他們可能自覺心懷正義之火,與人民的訴求同氣相連。但投票結果卻顯示,願意用投票這一代價極低的行為來認同他們理念的,竟不到香港十八歲以上人口的十分之一。本來以為自己代表大多數,突然發現自己可能只是小眾的一份子,士氣很難不受打擊。但成長幾乎都是從挫折中走出來的,若能冷靜思考,失敗倒也不算什麼。

成熟的民主國家選總統或其他領袖後,失敗的一方往往會公開認輸,並恭賀勝方。公社兩黨不肯認輸的取向,顯不出氣度,對青年人並不是好榜樣。若他們內部不作檢討,對香港民主發展亦絕非好事。我這裡提出幾點失敗的原因。經濟學家相信,做與不做某些事,都受一些誘因影響,我也會建議一個機制,使從政人士能夠有更大的誘因去評估形勢及檢討失敗。

八十後激進比例不高

第一個失敗的原因是先天不足。今次運動的核心意念,是要刻意製造一個補選的機會,並試圖把它改變成一次對某特定政治議題的「公投」。在某些傳媒的大力鼓吹下,當然有一部分人是接受了這個意念,但從結果看來,大量本來支持民主的人,並沒有被說服。在去年底開始,我經常向學術界的朋友問及他們對這理念的看法,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對此毫不認同,有些還十分反感,認為被人強加觀點。此點原因簡單,知識水準愈高的人,愈會認為自己手中的一票是神聖的,若不認同某些候選人個人的政見或品行,絕不肯因某種藉口「權宜」地把票投給某人。在民主國家,賺取選民的票絕不容易,政客在一小事上行差踏錯也會一敗塗地,以為用單一受歡迎的議題便可吸引大多數選民支持,只是一廂情願。公社兩黨似乎不明白,選民的訴求是多元化的,你認為重要的議題,他們眼中不一定重要。

第二個失敗原因是兩黨錯估了形勢,也脫離了群眾。若二十三位泛民議員全部辭職,投票率當然會高很多,但泛民方面也只是有得有失。得的是以得票率計算,他們會獲勝。他們是政治明星,有力的對手幾乎都仍在立法會中,與他們競選的,大多只是些蝦兵蟹將,怎可能不勝。但在比例代表制下,我們也可肯定,泛民一定會失掉幾個議席。這便等於他們無法阻撓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民主黨民協不支持總辭的根本原因,恐怕便是此點。

兩黨高估投票率

後來辭職的只有五人,但失敗的結局亦早可預料。泛民過去最理想的成績,也只是拿到約三成選民的票,遠遠不可能得到一半選民支持,公社兩黨為什麼會如此亢奮,以為自己夠票?我相信原因是他們脫離了群眾。他們對自己可能會勝利的判斷,可能是基於太過重視八十後較激進的一群人的觀點。我過去十年,每天見到的都是八十後,每周除上課外,與他們討論問題的時間,平均總有二、三小時以上,與其他青年團體交流的機會,不計其數。在我們這個行業,對八十後的熟悉程度絕不會比其他人差。八十後思想較激進的,當然大有人在,但若認為其比例很高,便是錯誤的研判了。

這個運動在校園中熾熱不起來,毫不奇怪。用一個偏差樣本(biased sample)群體的行為推斷全港人口的行為,危險之極。舉個例子,在反高鐵最激烈的一周前後,某大報都刊登過一個民調,示威前支持建高鐵的有百分之五十五,示威後,支持率反增至百分之五十八,反對高鐵的人數也有所下降,可見主流民意與激進青年的民意落差甚大。我有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同事梁兆輝教授,他不支持「變相公投」運動,而且一早便預言投票率在百分之十八以下!我不知他如何得到這個技驚四座的預測,但或許是他接觸學生甚多而有所感覺吧。

第三個失敗原因,是某些參選者被不少人視為行止不端,「教壞細路」。我年輕時也激進過,對「激進」不會特別否定,但對政客以粗言穢語辱罵他人為榮卻難以接受。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十分重視包容,二十世紀時荷爾(E. B. Hall)總結伏爾泰的包容思想時,替他留下了千古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願意用死亡來捍衞你說這話的權利。」這是民主精神的典範,但看看某些政客語言暴力的程度,我們看不到包容或民主精神。他們亦有為己辯護,認為語言暴力或激進行為都是因為香港的「制度暴力」所致。此說荒唐之極。希特拉殺人如麻,一個只幹掉了一個人的殺人犯總不能說希魔比他殺了更多的人而脫罪吧?文革時紅衞兵高唱「革命有理,造反無罪」,六七年香港暴動時左派在街頭到處放炸彈也說成是「反英抗暴」,其思維與當今政壇上不少人沒有分別。民主不是如此的。民主運動的帶頭人一定要給人看到包容精神,不會諉過於人的胸襟,對個人品行要求嚴格,否則很多人不會參與。

行動表態只佔7.7%

今次補選,雖浪費了不少資源,但其中也出現了不少有用數據,有助我們研判香港社會。

第一是青年人的參與率。有論者以為他們的參與率較其他人高出不少,我不同意這觀點。民調的數字顯示,有參與投票的人當中,百分之二十四是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人。無論我們用○六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或○八年官方的推斷,這個年齡組合的人數共佔十八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點二。若我們假設七十歲以上人口對政治議題興趣較低而排除他們,那麼十八至三十歲的人口約佔十八至七十歲人口的百之二十二點七。在統計學意義上,這與百分之二十四的參與率相比分別根本不大。倘若青年人的投票率是百分之二十二,而不是百分之二十四,投票人數亦只是下降了稍多於一萬一千人,對大局尚無影響。青年人的政治取向與其他組群分別不大,若然說有,他們登記當選民的人數只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十六,顯示出他們不少人連當選民也不及別人積極。

第二點可注意到的是傳媒力量其實有限。今次運動,有超過一份大報及多個電台節目大力推動,但公社兩黨都欠缺基層組織,不能以「洗樓」等形式拉票。沒有了後者,亦即失去了其他泛民的組織支持,光是以意識形態作號召,兩黨得票只稍多於五十萬(白票及政敵的票要扣除)。這個數據可作將來參考。

第三點是投票人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五支持「五區公投」,按比例人數不足四十萬人。香港十八歲以上人口約五百七十萬,減去不符資格的,有資格當選民的約有五百二十萬(其中只有三百三十七萬有足夠積極性登記)。用行動來表態支持五區公投的只佔相關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七,比例顯然仍低。

沒有投票的人的政治取態如何?因為沒有數據,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但我的判斷是他們大多數都支持普選。至於是否支持五位當選的議員,答案卻顯然大不相同。當選的議員認為他們已得五十萬人授權,但別人卻認為更多的人已通過不去投票的形式去否定他們。是否如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機制才能解答。

引入反對票好處多

在很多團體的民主程序中,都設有反對票的制度。例如我們經濟系在聘用新同事前都會投票,票有三種:贊成、反對、棄權。是否聘用,是要看看贊成票是否高於(或甚至大幅高於)反對票。現在立法會的選舉制度,用了比例代表制,理論上某候選人就算只有很少人支持,但極多人反對也可當選。但若加入反對票制度,這種不正常情況卻可望減少。從政者要當選,這便成為誘因,使他們不走偏鋒的極端路線,否則反對票多於支持票,如何有面子當什麼議員?他們當然不能因為得到少數的票而自認得到公眾授權。

至於近期說不投票便沒有盡到公民責任的指控,立刻會不攻自破。沒有投票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九選民,其中不少是深覺這寶貴的一票不能亂投。他們不支持候選人中任何的一位,而且害怕投下白票也可能被人作錯誤的解讀(事實上正是如此),唯有以不投票去抗議。但這始終不是表達意向的最好方法,若可以投反對票,選民自由選擇的權利沒被剝奪,投票率可望大升。引入反對票,好處甚多。

話雖如此,引入反對票,在經濟學的機制設計理論中,涉及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最近才被諾獎得主馬斯金(Eric Maskin)破解,將來再詳細討論。

後記:上周拙作「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有兩個手民之誤。其一是美林的最大公眾持股人只有萬分之七的股權,不是大得多的百分之七。其二是也用股權論去解釋海嘯成因的新加坡大學教授叫陳抗,不是陳杭。

Re: 香港政改

文章發表於 : 週二 6月 22, 2010 12:57 am
BW Book Worm
《信報》2010年6月7日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怎樣的投票機制才能反映民意?

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社會中的集體選擇或決定能夠如實反映民意。但什麼是民意?我們通過什麼途徑才可以解讀民意?

投票或一人一票式的選舉制度,是民主體制中鑑定民意的最根本手段。一旦用上了這方法,我們等於是接受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或價值觀,而且每個人的意見及偏好都受到尊重,它們對投票結果亦理應有平等的影響力。

民意難知

不過,就算使用公平的投票方法,最後得出的結果是否一定能反映到真正的民意?大多數人可能以為答案十分簡單,民意可知,而且在投票結果中得到彰顯。但研究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的經濟學家都深知這是社會科學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從以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知道,合理的投票機制多不勝數,但我們卻極難確定投票結果是否真的代表了民意。

倘若民主制度中最根本的機制,即投票或選舉,都不能準確地辨識出民意,那麼民主制度便必定包含着極大的缺陷。不過,劍橋的達斯谷它(Partha Dasgupta)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馬斯金(Eric Maskin,二○○七年經濟諾獎得主及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問院士)最近有重要的突破,他們發現了一種新的投票方法,可更有效地保證投票結果較準確地反映民意。我下面將會介紹他們的新方法。

現在先用一個實例說明民意的難知。我說這是一個實例,是因為我曾經是例子中的其中一個投票人。

假設有九個投票人,他們要在ABC三個候選人中選出一個勝利者。這裏把ABC說成是候選人,但若把它們當作是三個方案或三個地方等等,也無不可。投票人對ABC的偏好排列如下︰

投票人一︰ABC

投票人二︰ABC

投票人三︰ABC

投票人四︰BAC

投票人五︰BCA

投票人六︰CAB

投票人七︰CAB

投票人八︰CAB

投票人九︰CBA

以上是說,投票人一最喜歡的是A,B其次,C最不喜歡。其他的如此類推。各投票人的偏好或意向既是如此,哪一個候選人應獲勝?投票的機制很多,篇幅關係,這裏只討論三個。

第一種方法很簡單,投票人每人一票,投給他們的首選,若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便把得票最少的候選人刪掉,大家再投票決勝負。這種方法馬斯金稱為「跑離投票」(run-off voting),是法國選總統的投票機制。

按照以上的偏好排列及使用「跑離投票」機制,ABC中誰可勝出?A會得到投票人一、二及三的三票,B會得到投票人四及五的兩票,C則可得餘下四人的四票。因為沒有人得到過半數的五票,得票最少的B會被刪走,大家再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一、二、三、四會選擇A,其餘五人則會投C,後者既得到五票,所以是C勝。

投票悖論

以上方法頗為合理,但它卻又絕非唯一合理或公平的方法。各種投票機制中,在學術界中被研究得最久的是所謂「保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及「康德西方法」(Condorcet Method)也各自有其優點。保爾達及康德西都是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啟蒙時期(The Great Enlightenment)的思想家。這段時間思潮激盪,出過伏爾泰、盧梭、孟德思鳩、狄德羅等等思想家,也直接影響過美國及法國的革命。保爾達是一位科學家,康德西則是一位數學家,對微積分頗有貢獻。我大學本科時修過一門「啟蒙時期」的歷史課,對這段時期的思想家頗有興趣。

保爾達計算法是這樣︰在ABC三個選擇中,投票人可對自己最喜歡的選擇投三票,次選投兩票,最差的投一票。按上述例子,投票人一、二及三各會投三票給A,投票人四、六、七及八只會各給A兩票,五及九則各只給A一票。A獲得的總票數是十九票。讀者可自行算出,B可獲十七票,C則有十八票。

按照這機制,得票最多的A理應勝出。這裏立刻可帶來問題,用「跑離投票」制時,C勝,現在則是A勝,究竟A是民意的體現?還是C才是人民的選擇?在民意沒變的情況下,不同機制得到的結果可以不同。

我們可以用康德西方法再搞一次局。按照這方法,選民首先要在A與B之間投票決定A勝B,還是B勝A;接着,要在B與C二者中投票,最後要在C與A之中選擇。每次的投票都是獲過半數的勝。

投票人若要在A與B之間選擇,A可得六票,B則只有三票(四、五及九投B),A勝。若只在B與C之間選一個,B得五票,C得四票(六,七,八及九投C),B勝。在C與A之間,C有五票,A只得四票(一、二、三及四),C勝。問題便出來了,投票結果顯示,A勝B,B勝C,但C又勝A,究竟人民選了哪一個?這種現象被稱作「投票悖論」(voting paradox),也有人稱它為康德西循環(Condorcet cycles)。

重大漏洞

問題尚不止於此。以上的結果,是假設了各投票人都十分誠實,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投票。但假如有某些投票人認為投票要講究策略,不按照自己真正的偏好投票,或可得到對自己更有利的後果,那麼,投票的最後結果便會變得更可疑。

在本文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想像出這樣的情況。假設投票機制是「保爾達計算法」,如上所述,如各人誠實投票,勝出的應是A。不過,C的支持者(例如投票人六)可能不甘失敗,把本來投給A的兩票減為一票(把多出的一票轉投給較難勝出的B),這樣ABC三人的各自得票率便會從十九、十七、十八變成十八、十八、十八。投票人五既知B反正勝不了,而他又最不想A勝出,所以可把三票投給C,二票給B,一票給A。這樣最後結果可變成A有十八票、B十七票、C十九票。在有人策略性投票的條件下,投票結果可改寫,C的支持可得償所願,打敗了A。

上述例子是否只是個別性,沒有通用性,七十年代時兩位經濟學家吉伯(Allan Gibbard)及薩德偉(Mark Satterthwaite)分別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定理(簡稱G-S定理):只要有三個或以上的選擇(或候選人),無論什麼投票機制都可被操控(讀者可自行思考其他的機制可用什麼方法操控)。也就是說,投票者可故意不按自己真正的偏好投票,從而使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增加勝算。

G-S定理意味着民主機制的根本,即投票制度有重大的漏洞。我們看到投票結果後,根本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如實反映到民意。有些人可能誠實地投票,有些人卻未必,而我們卻不知道各自的比例有多大,投票結果有沒有被扭曲。要命的是,G-S定理是證明了任何投票機制都有這問題,這對民主機制的可接受性無疑是一個打擊。數十年來,不少支持民主制度機制設計的經濟學家都想方設法去解決這問題。

有人或許以為投票時若只有兩個選擇,便不符合G-S定理的條件,所以不用擔心結果被操控。殊不知推出多少候選人(或阻止多少人出選)也是操控結果的手段之一。二○○○年美國大選中,若只有布殊與戈爾作選擇,民意調查顯示戈爾稍勝。但當時殺出了一個比戈爾左傾的綠黨候選人尼達(Ralph Nader),布殊的支持者絕不會投票給尼達,但部分戈爾的支持者卻可能。結果是戈爾的票源被分薄,飲恨至今。

[color=#FF00000xibxz]馬斯金二元法[/color0xibxz]

馬斯金以研究機制設計獲二○○七年的諾貝爾獎(同年另外兩位得獎者是我的論文導師之一的赫維奇︹Leo Hurwicz︺、小兒當本科生時博弈論課的老師邁亞遜︹Roger Myerson︺),他今年三月中旬在科大的高等研究所作了一個有關投票制度的報告。他十分清楚G-S定理的深遠含義,但他卻不甘心接受民主制度的失效,所以想出了一個新的機制,並用一個巧奪天工的數學證明為這機制建立了堅實的學理基礎。在這機制下,投票人並無誘因去操控投票結果,所以結果更有可能如實地反映民意。

嚴格來說,他的機制不是單一的機制(G-S定理已證明單一機制一樣可被操控),而是把兩個不同的機制合在一起。他的機制是這樣,投票中先採用「康德西方法」,假如沒有出現「康德西循環」的現象,投票結果便可被確認。若有「康德西循環」,則顯示這機制是可操控的,應立時改用「保爾達計算法」。馬斯金證明了在出現「康德西循環」的條件下,「保爾達計算法」不會被操控(或選民沒有誘因去操控)。這兩個在學術史中被研究得最徹底的投票機制竟被證明是完全互補的,用它們作為投票機制,可靠性大增。

馬斯金的二元投票法在執行上並非沒有缺點,但其防止操控及準確量度民意的意義卻是重大的。馬斯金因為與科大的高等研究所有連繫,所以時常到港訪問,也許特區政府及政黨將來應向這位機制設計的頂尖專家討教政制發展之道。

按 兩周前我提到選舉可設立反對票制度。最簡單的方法或許是這樣,每個選民可投一位候選人,同時亦有權再投一反對票(也可不投)。這樣,他便有支持、不表態及反對三個選擇。嚴格來說,這只是「保爾達計算法」的一個特例,可更清楚地顯示選民的傾向。但正如本文所述,「保爾達計算法」也可被操控,不及馬斯金二元法的完整。

Re: 香港政改

文章發表於 : 週二 6月 22, 2010 12:59 am
BW Book Worm
《信報》2010年6月14日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size=1505qv5b8]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size5qv5b8]

去年十二月我參加了涂謹申的婚禮。在這類場合,與會者一般都只是善頌善禱,不會談太嚴肅的事。但在場所見眾多的議員,談興似乎仍頗集中在「五區總辭」是否可行上。我不用隱瞞自己的觀點,對與我交流的議員都表明不認同這做法。我記得何秀蘭轉而問我是否贊同「公投」這一概念,我說不知,此問題太難,我要仔細想想才能回答。

這問題的確茲事體大,影響深遠,未做好功課前不宜亂說。形形色色的公投,是所謂「直接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意味着人民有權對一些重要議題、政策、法例或甚至憲制,通過直接參與,靠自己的一票替社會扭轉乾坤。與直接民主「對立」的是共和政體,後者的核心是代議制,人數不多的議會精英,代表着不同人民的意向立法議政。

香港既已有《基本法》的規範,政制較接近共和政體,但是否也應包納直接民主的手段,以作政制的補充,還是應堅持只用代議制度去處理立法問題?直接民主的支持者似乎對目前代議制信心不大。既然如此,他們不如推動所謂「新民主運動」,通過群眾抗議活動或公投,改變政制發展的路向。

[color=#FF00005qv5b8]參考兩個標準[/color5qv5b8]

這種取向是否適合香港?我認為有兩個標準值得參考。

第一、它對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是否有利;

第二、它對推動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否有用。

我一直深信,內地經濟持續增長後,人民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增強。香港在這方面先行一步,有可能(但卻非必然)起到示範作用。不是所有民主模式都適合大陸,中國社會必會考量某種政制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同時亦會注意它是否能帶來穩定局面。

對於文革年代紅衞兵直接衝擊管治體制(有些新左派理論家仍視此為直接民主),從而帶來十年動亂,內地社會一直抱有很大戒心。倘若中國社會認為,香港的政制模式太過不適合大陸,便不會學習香港。二○四七年後未必再有一國兩制,屆時香港有可能會吃虧。

美國和歐洲是民主體制較發達的地方,美國聯邦政府只有間接民主,較接近共和體制,歐洲則各國之間頗有差異,但不少國家都設公投制度,直接民主成分高一點。香港應重點參考歐洲、還是美國的經驗?

美國是當今第一強國,我認為美國的經驗較值得注意。歐洲不少國家經濟活力遠遜美國,不少錯誤的勞工法例使到勞動市場十分僵化,失業率多年來都一直高企不下。

經濟諾貝爾獎得主霍高爾(Robert Fogel)今年年初撰文預測,三十年後,歐洲的經濟總量只會等於中國到時的八分之一(見本報二月八日拙文〈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如此差勁的經濟表現,將不易說服我們歐洲的政制有很大的優越性。

如果要多從美國政制汲取經驗,必須熟悉美國政治的三大經典;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一七八七年的《憲法》,及一七八七至一七八八年在紐約報章刊登的《聯邦主義者論文》(Federalist Papers)。

我在芝大讀書時,一年級核心課程中社會科學第三個學期的必修課中便把上列三大經典列為必讀文獻。我記得當時有一套多冊芝大自編的課本,叫《人民自會裁決》(The People Shall Judge),加入大量美國開國時的原始文獻,單是看書名,便教人激動不已。

[color=#FF00005qv5b8]美國不行直接民主[/color5qv5b8]

在眾多文獻中,最值得細讀的是《聯邦主義者論文》,該書共有八十五篇文章,是美國憲法的其中三位起草人濟伊(John Jay)、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及麥迪遜(James Madison)用筆名Publius,以信件形式所寫,目的是解釋及捍衞憲法的內容,以便它得到通過。書中論據思想細密,詳細反映立法者的原意,到今天,這些論文仍被美國法庭視為對美國憲法最權威的闡述。

上文提過,美國聯邦政府不實行直接民主,法理依據來自《憲法》第一章第一節︰美國國會擁有全部的立法權。既然只有國會才能立法,這便意味着不能設立人民可直接立法的公投。在聯邦的層次上,美國從來不搞公投(美國的州不一定受此限制,有二十四個州及華盛頓市各自的憲法可以容許公投)。

若要容許美國進行全國性的公投,便必須修改其憲法。有幾個途徑可修改憲法,但每一個都絕不容易,例如,參議院及眾議院都要各自有三分二成員投票贊成,又或全國四分三的州議會通過也可以。

直接民主的公投不符美國的憲法,驟眼看來,這似乎不可思議,美國人不是崇尚「人民自會裁決」嗎?要了解其憲法起草人的理據,最直接的便是在《聯邦主義者論文》中找答案。香港不是美國,不用照搬美國的制度,但別人制度背後的理據,對我們反而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美國的開國之父及憲法的眾多撰寫人顯然強烈傾向代議的共和憲制,對直接民主高度設防。《憲法》的第四章第四節便寫明,合眾國對每一個州保證,它們可擁有共和體制的政府。他們為什麼有此傾向?

第一,理由是要保護少數,防止多數欺凌。公投中得到簡單多數票的便可把自己意志強加於敗方,但這過半數人是否公正,還是犧牲他人利益成全自己利益,美國的開國之父認為民主制度無法辨別。

《聯邦主義者論文》中還特別指出,有時所謂的過半票可能只是曇花一現(ephemeral majority),以此為長久立法依據,十分不妥。

第二,法制需要穩定性與持續性,公投結果太易受社會環境的變化所影響。做得不好,法例與法例間可能互相矛盾,執法與司法都可能受到衝擊。

第三,立法需要專業知識,立法者對法例帶來的影響要有充分的認識,公投中的選民不一定有這些能力。咸美頓便認為,直接民主若是實際可行,便十分完美,但他卻確信實情絕非如此。

[color=#FF00005qv5b8]重視憲法持續性[/color5qv5b8]

第四,公投活動容易使到支持及反對兩方直接對立起來,嚴重時可能出現族群撕裂拖着社會發展的後腿。台灣社會常見有直接民主的活動,但其族群撕裂,敵我雙方水火不容的局面便值得我們注意。

倘若投票只在議會中進行,敵對雙方就算出現矛盾,衝突也較容易被局限在議會中的少數人之間,從而減低內耗。族群撕裂的問題,在多種族、多文化背景或多宗教的國家尤易出現,公投可能會激發社會中潛藏的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破壞經濟、破壞社會。

美國的「開國之父」十分重視憲法的持續性,所以,他們在制度上也設置了重重障礙,使修改憲法變得十分困難。上文提到的要參院眾院各自的三分二超級多數票(super majority)支持便是一例。公投卻會把這些制度設置顛覆掉。

為了增加少數派的自衞能力,減低他們受多數派欺凌的可能性,美國政制尚有一招,即拉布戰術。在參院辯論中人數較弱的一方,可以行使拉布戰術,有人曾把整本聖經或電話簿逐字讀出,以拖延或阻止議案通過。強勢一方制衡之道是投票決定終止辯論,但目前這需要六成的票支持才可辦到(以前要三分二的票)。換言之,若少數派人數不低於四成,他們理論上可使議案通過不了。

[color=#FF00005qv5b8]香港政局弔詭[/color5qv5b8]

香港目前的政改出現弔詭情況。多項民意調查似都顯示,政府的方案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持(數月前建高鐵一事也有類似情況,大部分市民支持)。政府如果把方案拿出來公投(實際不可能發生,香港《基本法》與美國憲法一樣,不設公投),應可獲勝。不採用直接民主,繼續堅持代議制,政府則很難拿得到立法會超級多數的三分之二票數,政制原地踏步。

不少反對政府議案的泛民人士認同直接民主的公投制度,但現在卻恰好是間接民主中保護少數派的制度在保護着他們。倘若政府有選擇權,它應否用公投去通過今次的政改方案?權宜的策略不應超越長遠的考慮。如果共和體制比直接民主對香港更有益處,我們便只能對此堅持。

Re: 香港政改

文章發表於 : 週二 6月 22, 2010 1:01 am
BW Book Worm
《信報》2010年6月21日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

[size=150grmwj4]社會兩極分化的成因與後果[/sizegrmwj4]

民主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信任人民。但民意有時難以解讀(見兩周前本報拙作〈怎樣的投票機制才能反映民意? 〉),而且民意有時十分分歧,我們應信任哪些人民?怎樣才算信任?毛澤東「解決」這些千古難題的方法最是簡單利落︰共產黨代表了民意。所以,民意沒有什麼難以解讀;工農兵與地富反壞右的意見的確有分歧,但在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前者才算人民,後者只是被人民專政的對象,民意分歧的問題也就自動消失。

在不搞階段鬥爭的社會,民意分歧或對立所帶來的困難卻不是這麼容易化解。建立良好的制度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不是全部,例如,自由市場便是一個有效地將對立意見轉化成雙方都得益的制度。在商品市場,有人願意賣出商品,便一定要有人持相反意見,願意買入,交易才可進行。

在股票市場,倘若大家都是好友,完全沒有淡友,泡沫豈非迅即出現?在信貸市場中,借出的錢永遠等於借入的錢,不正也是反映到大家利益不一,意見不一嗎?

在政治上,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制度也是一種化解分歧的方法。但正如上周拙作〈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一文所述,美國撰寫憲法的開國之父也懂得在選舉制度以外,加上不少其他的制衡,以防止多數欺凌少數,但這些制度也不見得永遠有效。美國十九世紀出現南北內戰,正好說明,在人民利益有嚴重衝突的條件下,怎麼好的制度也有其局限。

[color=#FF0000grmwj4]民意出現雙峰分布[/colorgrmwj4]

民意如果出現兩極化,帶來的問題又比一般性的意見不同來得嚴重。在很多議題上,我們或可把民意分為中間派、右派、左派、極右派與極左派(左與右代表什麼,在本文中殊不重要,不用深究)。只要中間派佔了多數,投票機制通常可訂出接近中間派的決定,社會的衝突不致太大。但民意若兩極化,亦即意見嚴重分歧的兩方人數旗鼓相當,中間派卻勢孤力弱,事情便不好辦。用概率論的語言來說,兩極化便是民意出現了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

不要把民意兩極化視作等閒。族群撕裂、內戰、恐怖主義、宗教聖戰、種族衝突等等當世困擾多國政府的事,多多少少也與民意兩極化有關。

我在高等教育界二十多年,見過不少地方的不少學系,一旦出現了派系鬥爭,大家忙於內耗,其成績便必然急劇下降。我校因為年輕,派系較難出現,算是比別人幸運了。兩極化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怎樣化解?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索的問題。

上周拙作刊出後,我有位已在美國當上教授的多年前學生在Facebook中與我交流香港是否出現兩極化的看法,並傳來一篇相關的文章【註】。文章不錯,作者大有來頭,其中一位是印度裔普林斯頓的經濟學家狄西(Avinash Dixit)及瑞典的韋布(Jorgen Weibull),前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科大舊同事陳玉樹校長神通廣大,把他羅致到嶺南大學當傑出兼任教授,後者則曾是諾貝爾經濟獎遴選委員會主席。

狄西與韋布的文章內含不少數學推導,不易讀,但其主要的論證思路倒也清楚。人民如果有利益衝突,他們的意見便容易分歧,這道理顯淺,不用怎麼解釋。狄西與韋布卻問了一個難答得多的問題︰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會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

[color=#FF0000grmwj4]人民可分五類[/colorgrmwj4]

為方便闡述起見,我們如上述一樣,可把人民分成五類(分得更仔細也可以,但無足道哉):中間派、右派、左派、極右及極左。這種劃分不含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例如,中間派的人認為某種中間政策最可能切合實際世界的情況,可帶來最好的效果。左派的對世界的理解不同,但他們同樣希望世界變得更好,所以,他們支持另一種相適應的政策,我們姑且稱之為左派政策。

政策的成功與否,主要視乎它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如果真實的世界有如極左的人民所認知的一樣,那麼極左的政策成功的機會便最大。其他的情況如此類推。

政策就算切合實際情況,我們也只能說它成功的機會最大。成功不是必然,因為政策是否收到如期效果,很多時會受到運氣或其他未可預測的干擾所影響。狄西與韋布開始先假設中間派對世界的認知是正確的,他們可能佔了大多數,社會並無兩極化,政府開始時也採用了中間的政策。假如這個中間政策取得成功,而人民又都看得到這個成功,大家便會調整自己對世界的認知,更多的人趨向接受中間派的觀點,社會的分歧縮窄。

[color=#FF0000grmwj4]理性平和港人作風[/colorgrmwj4]

人算不如天算,就算中間派支持的政策是正確的,它也有可能失敗,儘管這失敗的機會率很低。倘若中間政策真的失敗了,民意會出現什麼變化?首先,中間派的自信大受打擊,他們雖然是正確的,但自己卻不知道。他們調整認知後,很可能放棄中間路線,改為支持左派或右派的政策。我們為方便起見,可假設他們改為支持右派。

原本是右派的會怎麼反應?狄西與韋布根據貝葉斯定理(Bayes Theorem)的原則,推論出他們會認為右傾或極右傾的政策比前更有可能切合真實世界,中間、左傾及極左傾的政策,他們更不相信。本來是極右派的,對自己的認知信心更大。如此一來,中間、右派及極右派都更往右邊走。

原本的左派及極左派眼見中間政策失敗,又會如何調整認知?從他們的角度看,中間路線根本便已經太右,而這路線的失敗,只會使他們增強對左傾或極左傾政策的信念。

上述的結果是中間派沒有了,左的變得更左,右的變得更右。對立開始出現。

故事尚未完結。因為中間派變成右傾(變左傾也不影響推論),所以右傾的人民人多勢眾,政府改用右傾政策。但上面早已假設了中間路線其實最符合實況,所以右傾政策失敗的機會很大。當失敗被確認後,原來的中間派最有可能轉向支持左派路線,右派及極右派卻可能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政策不夠右,所以他們變得比前更右傾。至於左派及極左派,自然把右傾政策的失敗看成是政府咎由自取,他們更堅信左的正確性。左的繼續變得更左,右的更右。兩極化已出現。

理性平和素來是中間派的特徵,也是眾多港人一貫的作風,我相信這種作風仍是現在的主流。但毋庸諱言,激烈的語言或行為在一些小圈子中是比前增加了,這正是社會較前兩極化的必由現象。中間派不會痛罵別人是反華反共的漢奸走狗,也不會指斥某某人是土共傀儡。

但對立的雙方,最感興趣的不會是理性論據,他們要判斷的只是不同人等的立場,儘管這些判斷經常出錯。文革時誰跟被認為是走資派的下放官員談幾句話,便會被定性為牛鬼蛇神,必須鬥垮鬥臭,誰敢說此種兒童化的思維方式沒有在香港滋生起來。

什麼因素啟動了香港趨向兩極化的程序?按照狄西與韋布的分析,應該是某些中間路線被視作失敗。最有可能的原因,應該是政府循序漸進的政制改革模式。

我們常常都可聽到,對政改已「等無可等」、「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等等口號,當然反映出有人認為政府提出的政改不切合香港的實際需要。但政改的左右兩方都各自有或明或暗的鷹派、鴿派,政府或民主黨的方案只能被視作不一定是完全中立的中間路線。政改若原地踏步,社會兩極化現象不可能不加劇。

[color=#FF0000grmwj4]經濟停滯成港矛盾根源[/colorgrmwj4]

我以前指出過,九七年回歸至今,香港的每戶平均名義GDP不但沒有增長,反而輕微下降。經濟停滯是目前香港大量社會矛盾的根源。政治上的內耗,不一定是造成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但我們卻可肯定,兩極化的社會絕不會有助香港走出停滯。當政改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的時候,我們不可忽視,一個潛在的重大危機早已來到。全球的經濟格局正經歷着史無前例的急劇變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若不能作出適當的調整,有可能掉進長期的停滯陷阱(Stagnancy Trap)中,翻不了身。

按照狄西及韋布的推論,如果要阻止兩極化惡化下去,最好的方法是多用客觀可信的證據,證明中間路線是正確的。執筆時,尚不知民主黨重回中間路線的政改建議能否被接納及最後通過。若能夠如此,則說明中間路線符合實際,兩極化的激進對立有望減少,港人暫可集中精力應付迫在眉睫經濟大轉變所帶來的衝擊,香港便仍有一線曙光。

註︰狄西與韋布論文Political Polarization,刊於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二○○七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