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el: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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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l: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1998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0月 18, 2012 1:30 am

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

(简体版)

原文: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MICHAEL J. SANDEL教授
1998年5月11-12日在牛津大學Brasenose學院發表的泰勒人文價值講座

圖檔

譯者前言
哈佛大學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正義Justice》課程教學錄像(包括中文字幕版本)在網上發表,點擊率極高。同名著作也難得的暢銷。今年四月,他的新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繁體中文版《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放在書店當眼的熱點。

我沒有掏腰包買原著或譯本。原因之一是《正義》雖然是好書,但不值得那麼沸沸揚揚的稱譽,所以對這本新作的高調宣傳頗有介心。在網上找到教授在1998年同名講座的文字版本,細看之下,也是不以為然。當然,經十多年的沉澱,教授的立論雖然不大可能有南轅北轍的改變,但可能有調整,引述的例子可能更貼題和詳盡。

各位在細讀教授的新作之前,先看看他在1998年的立論,可能有所裨益。中譯書名《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沒有忠實翻譯原來的書名,明顯是要借用《正義》的暢銷光環。如新作確實是以討論市場道德為主,硬生生以「正義」為書目,是偏離原意,實不可取。如教授屬意「正義」為主題,他應已可另選書名,無謂重用十多年前的講座名稱。


講座(一)商品化,商業化和私有化

(一)導師的小費
回到牛津大學主持講座,是我的莫大榮幸。回憶二十二年前,我初訪牛津當研究生,Balliol學院有迎新晚宴。當時的校長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Christopher Hill。他在歡迎辭中回憶早年在牛津大學當年輕講師時,一位傲慢的上流社會學生在學期結束時留下小費五英鎊。

我以為Hill是要點出時代已經改變:我們不該付小費給講師。這並不是說在他提出之前我有想到這確實是有趣的問題:為什麼不付小費給講師?有錯嗎?也許沒有什麼出錯,尤其講師是經濟學家。畢竟,許多經濟學家和有經濟學思維的非經濟學家都同意金錢永遠是分配貨品的好辦法,而我認為這也是表達謝意的好辦法。

我假設Christopher Hill不同意給小費,因為他認為金錢支付是侮辱,沒有給予教學應有的尊重。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看金錢和教學。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認為按市場原則支付大學教師,沒有什麼非議。斯密認為應按班上的學生人數支付教師。他撰文指出高校支付教師固定工資,是縱容懶人,特別是在自治的高校。在這情況下,學院成員可能「彼此非常縱容,默許他人可以疏忽職守,只要他人也同樣忽視自己的疏漏。[1]

斯密認為固定薪水養懶人,他找到什麼最明顯的例子?「在英國牛津大學,大多數教授這許多年來甚至完全放棄教學。」[2] Christopher Hill和斯密對金錢和教學的不同意見帶出這講座尋求解決的問題:是否有一些事情千金不賣?我的答案:可悲的是越來越少了。今天,市場和類似市場的做法觸及生活幾乎每一個領域。以書籍為例。之前,擺放在書店櫥窗或近門陳列桌上的書籍,是因為店員(可能是經理或買手或東主)認為讀者可能對這些書本有特別感興趣或重視。今天,這情況越來越少見。

尤其是大型連鎖書店,現在出版商為了在櫥窗或其他顯眼地方放置他們產品,不惜支付書店千計萬計美元。我不知道Blackwell書店是否這樣的情況。希望不是如此。但是,美國許多書店擺在眼前的書本,甚至貨架上書背向外的書籍,都是出版商支付上架費宣傳的產品。一直以來,餅乾,薯片,早餐麥片的製造商都是這樣支付連鎖雜貨店,爭取有利的貨架空間。現在,部分歸功於強大的連鎖書店的崛起,例如Barnes & Noble,賣書是一如早餐麥片。[3]

這有什麼不對?作家一向喜歡在書店找尋自己的作品,傷心發現傑作放在不顯眼的角落,這見怪不怪;假設作家向傳統書店的東主提出交易條件,願意為了把作品放在櫥窗而支付。如果這樣的安排是行賄,那麼這是否等同出版商為了促銷一些重要的作家,像O. J. Simpson或Newt Gingrich而支付賄款?

考慮另一個例子:監獄。監禁罪犯一直以來是政府的工作,現在是有利可圖和迅速增長的業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政府把囚犯交給營利公司看管。在美國,私人監獄企業現在是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有二十七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就監押囚犯與私營公司簽約。這趨勢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時,少於一千囚犯被監禁在私人監獄。今天,超過八萬五千名美國囚犯在以營利為目的的監獄中服刑。這趨勢已蔓延到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法國,荷蘭和南非。[4]

第三個例子:品牌,營銷,商業廣告已入侵一貫市場運作以外的領域。「品牌重塑」以前是企業為滯銷產品改造形象的手法。今天,工黨政府重塑英國的品牌:「英國是世界先驅,不是世界博物館。」美國媒體報導「偉大的大不列顛」讓位給「酷酷大不列顛」;後者是英國旅遊局的新口號。[5]

英國的品牌重塑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大勢所趨。[6]美國郵政署發行卡通人物兔八哥郵票。批評者抱怨,認為郵票應紀念受尊敬的歷史人物,不是商業產品。但郵局面對電子郵件,傳真機,以及聯邦快遞公司的激烈競爭。所以視特許權是關乎未來的關鍵。每出售一張不用來郵寄信件的兔八哥郵票,郵局淨賺32美分。集郵收入只是小數目。郵政局與華納兄弟公司達成授權協議,全國五百間郵局可銷售卡通人物的領帶,帽子,錄像和其他產品。[7]

加拿大也趕上授權熱潮。1995年,加拿大皇家騎警授權迪斯尼在全球市場銷售騎警形象。迪斯尼每年支付加拿大聯邦警察二百五十萬美元,另加騎警T恤,咖啡杯,玩具熊,楓糖漿,尿布袋和其他商品的銷售份額。許多加拿大人反對,聲稱騎警向美國企業出買了神聖的國家象徵。「這不是埋怨價格,而是埋怨銷售。」多倫多環球郵報的社論抱怨:「騎警算漏了關鍵點:自豪。」

政府和商業越來越多混合,其影響深遠超出人們想像,部分原因是因為運作順暢。政府不受人民歡迎,為了加強受歡迎程度甚至其合法性,政府要依靠商業文化的流行圖像或標誌。人民普遍不信任政府和對政治不滿,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發現最受歡迎的兩個美國聯邦政府機構是郵局和三軍。不無巧合的是兩者都在電視廣告耗上巨資。除了政府,大學也進入了品牌授權的業務。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哈佛大學成立商標和授權辦公室,監控「哈佛」名牌的商業用途,其任務之一是打擊未經授權的用戶,例如韓國家禽公司出售「哈佛」雞蛋,蛋箱上印有學士帽和吃雞蛋會讓你一如哈佛生一樣聰明的承諾。[9]

哈佛解釋進入授權經營:要保護商標就要使用商標。所以,哈佛一直在使用。在日本,貼上哈佛大學名字的服裝及衣著附件有角質眼鏡架,卡其褲和外套。這些授權產品大受歡迎,哈佛大學從日本授權使用者每年收取五十五萬美元。有見及此,普林斯頓大學也在日本開闢了產品線。[10]

這三起案例:書籍商品化,監獄私營化,政府和大學的商業化,說明當代最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傾向,即是市場和市場導向的思維擴展到以前位列市場能力之外的生活領域。

我的講座認為這趨勢大體上是壞事,是應該抵制的發展。在解釋原因之前,先要區分反對擴大市場估值和交易的覆蓋範圍的兩種想法,兩者在對市場的道德限制的爭論中都佔有重要地位,但往往一起運行,重要的是要分解兩者。

(二)兩個反對理由:脅迫和腐敗
第一個反對的理由是源於脅迫論,直指人們在嚴重不平等條件和嚴峻的經濟需求下進行買賣活動時可能出現的不公義。根據這反對理由,市場交易不一定是熱烈擁護市場人士所提出「交易是自願的」。農民為了養妻活兒,可能同意出買腎臟或眼角膜;這不是真正的自願。他是被迫的,實際上是為生計所迫。

第二個反對理由是腐敗論,直指某些商品和作法的市場估值和交易導致了貶低效果。根據這反對理由,有了金錢交易,某些道德和公民物品會減弱或腐敗。即使建立公平的談判條件,也不能滿足腐敗論的指責。如出售人體器官本質上有辱人格,違反了人體的神聖,那麼無論貧富,腎臟買賣是錯誤的。即使沒有極度貧困的脅迫性效果,反對理由也是成立的。

每個反對的理由植根於不同的道德理想。脅迫論借鑒了「同意consent」的理想,或更確切地說,是公平的背景條件下的「同意」理想。嚴格來說,這不是反對市場,只是反對不平等背景下的市場,其不公平程度嚴重到足以建立脅迫性談判條件。脅迫論不是反對在公平社會背景條件下的商品化。腐敗論有所不同,不注重「同意」,而是相關物品的道德重要性被市場估值和交易貶低。腐敗論是內在的,意思是即使調控市場交易的背景條件也不能解決問題。腐敗論同樣適用於公平和不公平的條件。

考慮兩個反對賣淫的熟悉理由。有些人反對賣淫,因為賣淫極少是出於自願,即使如果有人是出自本意。根據這樣的說法,出賣肉體往往是被迫的,或許是貧困,吸毒,或其他不幸的生活環境。另一些人反駁說賣淫本質上是貶低人性,是人類性行為道德價值的腐敗。貶低論並不依附於受污染的「同意」;即使在沒有貧窮和絕望的社會,即使富裕妓女喜歡這樣的工作和自由選擇,貶低論都譴責賣淫。

我不是主張或反對賣淫,而僅僅是為了說明兩種反對意見之間的區別,也進一步說明我認為第二個反對意見不能還原到第一個。通過建立公平的背景條件不能簡單地平息腐敗論。

即使社會權力和財富的差異不是不公平,仍然有一些事物是金錢不應該購買的。下文會闡述第二種反對意見的獨立性,我希望表明它是比第一個意見更為根本。我首先提出多個案例;在此之前,我想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即使可以顯示某一物品不應買賣,進一步的問題是法律應否禁止物品的銷售。

可能有一些案例的商品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但考慮整體情況,法律不應禁止。因為禁止的道德和實際成本可能大於防止這種做法的好處。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阻止它。我的質疑:不是法律應該限制什麼形式的商品化,而是什麼形式的商品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在考慮有爭議商品的法律允許情況時,該商品的道德地位應該是考慮因素。

(三)代理孕母的案例
上文區分了反對商品化的兩種不同論據,以下是一個議論紛紜的情況:商業代母。一般的說法是「代理孕母」,合約雙方通常是不能懷孕或生孩子的夫婦以及一位婦女同意由男方精子授精,懷孕至足月,孩子誕生後交給對方,以換取一定的收費。

有人認為商業代母是令人反感的商品化。如何評估這樣的說法?有關商品化的許多論點都是利用類比。反對代理孕母合約的人爭辯這在道德上是等同買賣嬰兒。無論是商業代母或買賣嬰兒,婦女為了一定的收入(代孕市場通常為一萬美元)而放棄孩子。

商業代母的捍衛者必須抗辯這些類比的指控,或是捍衛兩種做法。不同意類比說法的人認為商業代母更近似買賣精子,不是買賣嬰兒;婦女同意為了金錢利益而懷孕,她不是售買已經出生的嬰孩,只是讓另一對夫婦利用她的生殖能力。這論點認為如道德上允許男人出售他的生殖能力,道德上也應允許婦女出售她的生殖能力。

我想討論這些類比說法。每一個類比都有助澄清商業代母的道德地位。利用類比法來推理,往往會發現構成道德起步點的直覺不是全無瑕疵。反思代母的對與錯,可能導致修改對買賣嬰兒和精子其道德地位的初步意見。

在某些情況下,買賣嬰兒實際上可能比合約懷孕更好。考慮紐約時報去年報導的真實故事:Thomas J. Hicks是佐治亞州一個小鎮的鄉村醫生。他的秘密兼職是買賣嬰兒。現在芳齡三十二的Jane Blasio是俄亥俄州居民,她是Hicks經手的商品嬰兒。1965年,Jane的養父母從俄亥俄州驅車八小時,找到Hicks,支付了一千美元,然後帶同剛出生的女兒回家。售價包含虛假出生證明書,列明買家是親生父母。[11]

多年後,Jane長大成人,決意尋找生母的身份,她梳理國家的出生記錄時發現了Hicks兼營副業。Hicks在1972年已去世,但在1951至1965年間曾買出約二百名嬰兒。

買賣嬰兒通常不是受人尊敬的營生,但Hicks的版本確實有道德救贖的方面。膝下猶虛的夫婦不是他的唯一客戶。周邊地區的未婚懷孕少女也來到他的診所。當其時墮胎是非法的,但有人知道Hicks醫生願意做墮胎手術。有時,他說服年輕媽媽不要墮胎,把嬰兒生下來,創造了能夠滿足無兒無女客戶需求的供應。

要譴責這位醫生道德上複雜的做法,頗有難處。可以爭論在這案例中,避免人工流產以及為棄嬰找到好人家的道德好處超出了買賣嬰孩的道德壞處。無論如何,請比較這位醫生的嬰兒黑市買賣與現代的商業代理孕母。

與Hicks醫生的家庭作業相比,美國的商業代母是四千萬美元的大生意。專業的嬰兒經紀公司打廣告,招攬想要孩子的夫婦,也招攬同意接受人工授精生下嬰兒的代孕婦女。經紀擬定合同,列明代孕婦女的薪資,通常是一萬美元,另加醫療費用支付。代孕婦女同意男方授精,懷孕至足月,以及放棄孩子和身為母親的權利。經紀為他的努力收取一萬五千美元,因此每名孩子的費用超過二萬五千美元。

一如所有商業合同,雙方各取所需。不育夫婦得到一名有父親遺傳印記的嬰兒,視為己出。同時,代孕媽媽辛勞九個月可以賺取一萬美元,也把一份生命的禮物送給感恩的夫婦。但合約懷孕並不總是幸福的結局。有時,代孕媽媽改變主意,要留下嬰兒。這就是著名的「嬰兒M」案件,鬧上了新澤西州法庭。[12]

Stern夫婦與女子Whitehead訂立代孕合約,但Whitehead在嬰兒出生後反悔,帶走嬰兒。雙方鬧上法庭。新澤西州下級法院裁定合同有效。交易就是交易,親母無權因為她改變主意而撕毀協議。然而,新澤西州最高法院不同意,裁定合約無效,並裁定監護權歸Stern先生,他的妻子無權領養,又宣布Whitehead是法律上的母親,有探訪權。[13]

兩個法院的裁決是基於什麼理由?在我看來,下級法院的理據令人難以置信。法院認為Stern先生與Whitehead訂立合約,並不是真的買賣嬰兒,畢竟他貢獻了精子,支付工資僱用這女子提供服務。但這言過其實的區分忽略了該合約不僅要求Whitehead懷孕生子,也要求她放棄親母的權利。事實上,合約甚至包括產品質量保證:如嬰兒出生異常,Stern夫婦可以拒絕接收,但要提供資金支援。新澤西州最高法庭宣布合約無效,並把商業代孕與買賣嬰兒相比:「這是買賣兒童的案件,或至少是出售母親對孩子的權利;唯一的求情考慮是其中一個買家是孩子的父親。」[14] 如合約懷孕在道德上是等同買賣嬰兒,問題仍然存在:人們討厭買賣嬰兒是否有根有據?如果人們自行選擇,讓他們可以買賣嬰兒有什麼不對?

有兩個可能的答案,這些答案把我們帶回到反對商品化的兩種理由。一個答案擔心脅迫或是「同意」行為的其他缺陷;另一答案擔心與懷孕、生育和為人父母有關的道德商品和社會規範的腐敗。

反對代孕和買賣嬰兒的一方是基於「同意」的理由,認為選擇為了金錢而生孩子並不是表面看來的自願性。他們認為代孕合約不是真正的自願,因為代孕母親不可能有充分了解。

因為代母不能預先知道在懷孕期間她與孩子建立的聯繫會有多強烈,所以要求她在產後遵守合約是不公平的。在嬰兒M的情況,代表Stern夫婦的律師辯稱Whitehead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同意,因為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目前尚不清楚以前的懷孕經驗是否提供代孕合約相關的知識。

代孕合約的顯著特點是要求女人生下孩子,然後棄養。親自撫養自己孩子的經驗,不一定告知女人在生下孩子後為了金錢而棄養會是什麼感覺。

反對代孕合約的第二種理由並不依靠「同意」行為的缺陷,認為即使知情同意買賣嬰兒是真正自願,這也沒有道德的力量,因為某些事物是不應該買賣。新澤西州最高法庭就是這樣的立場:「文明社會有一些東西是千金不賣。」[15] 這論點堅持人們不應認為本身可以為心頭好的物品貼上自訂的價錢。某些估值模式適用於某些商品。把兒童當作商品,圖利的工具,是貶低了他們,而不是珍惜他們值得他人愛護和關懷。代孕合約也貶低了婦女,利用她們的身體作為工廠,支付她們以剝奪她們與兒女的聯繫。
Elizabeth Anderson提出令人信服另一說法。「要求代孕母親壓抑她對嬰兒任何親情之愛,〔代孕合約〕把婦女分娩轉變成為某種形式的異化分娩。」代孕母親的分娩行為變得異化,「因為最後她必須移走與孩子建立感情聯繫,而這種聯繫是懷孕妥善地促進的社會實務。」[16]

Anderson的說法提出一個有爭議的腐敗論理由反對商品化的功能。要反對物品的市場估值和交易會腐化其本質,即是假設某些事物在某些方面是被妥當看待。因此,Anderson引用有關懷孕和生育正確目標的某種觀念。根據這觀點,要知道物品應否交由市場交易,先要知道對該物品而言,什麼估值模式是適合和恰當的。這是不同於物品究竟價值多少,而是涉及到質量的判斷,不只是數量的判斷。

這種判斷肯定會引起爭議,甚至令人憂心。市場有吸引力,部份是市場不會判斷人們買賣的物品的內在價值。

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評估物品,市場讓他們自由按照自己的估價有所作為。以「同意」為基礎反對商品化,優勢是避免判斷交易物品的內在價值或適當的估值模式;這有別於腐敗論。

然而,儘管有這樣的明顯優勢,同意論沒能解決商業代母在道德上最令人不安的特點。恰恰是合約懷孕的故意,自願性質使情況變得比一些嬰兒買賣案例更為糟糕。Hicks醫生的黑市嬰兒買賣回應獨立於市場的一個問題。他沒有鼓勵未婚母親。如果他有這樣的意思,如果他宣傳和招募婦女懷孕生孩子,並且收錢後棄養,那麼他的買賣嬰兒業務會是更令人討厭,一如今天眾目睽睽下的商業代母業務一樣令人反感。

腐敗論引起我們注意到某些估值模式適用於某些商品和社會實務,亦可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把代母類比買賣精子的道德問題。在有關代母的辯論中,往往引用類比法。如男人可以自由出售他們的生殖能力,這種觀點認為婦女也可以自由出售她們的生殖能力。只容許一方有這樣的自由是否公平?這是否歧視?

反思之餘,可能出現類比的道德力量向其他方向發展的一種情況。如代母案例促使人們得出結論以為某些估值模式是正確和適用於某些種類的商品,倒過來亦會質疑道德應否允許精子買賣。精子市場已經商業化,其厚顏無恥的經營方式無疑加深了這樣的疑慮。

哈佛大學學生報不時出現廣告:「美國最大精子銀行尋找捐精者。」合資格的男士每次捐精可得三十五美元,每星期最多三次。符合條件的哈佛人輕而易舉每星期捐精可得一百零五美元。

Cryobank公司的精子銀行設於美國東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以及西部的斯坦福大學和伯克萊大學附近,決不是偶然。公司的市場推廣材料極度張揚精子的高等來源。每月一次的目錄為客戶介紹捐精者的身體和族裔資料,甚至包括主修課系。公司經理對《波士頓環球報》說:「這不是百貨公司的目錄,但這是起步點。」[17]

買賣頂尖大學學生的精子,是把男性的生殖能力商品化,一如商業性代孕把懷孕商品化。兩者都是把生育功能視為盈利工具,而不是人們為了愛,親密關係和責任而使用的功能。以下的例子說明這一點。

幾年前,維珍尼亞州的Cecil Jacobson醫生爆出醜聞。他是醫治不孕不育的專家。他沒有捐精者目錄。他的病人從不知道他的授精精子來自單一捐精者,就是醫生本人。基因檢測證明在他診所授精成孕的嬰兒,至少有十五名有著他的遺傳印記。專欄作家Ellen Goodman描述了奇怪的情景:「醫生走出檢查室,回來時帶回一小瓶精子;若然病人知道事情真相,我想他們必會逃離檢查室。至少有一名婦女在法庭上作證,她剛出生的女兒看起來就像Jacobson醫生,令她感到忐忑不安。」[18]

當然可以譴責Jacobson醫生沒有事先告知婦女。但Goodman看到故事的另一寓意:「這案件導致的囂鬧,部分是因為人們看待父親的態度有了變化。說到最後,人們對男性,精子,和父親之間的關係脫節感到不安,試圖增強男性的性慾和責任,以及父親和孩子之間的界線。Jacobson醫生為他的不孕不育業務帶來,嗯,個人風格。現在,我們其餘的人對精子捐贈有了第二回合的想法。」Goodman的結論是,也許為人父親是應做的事,不是捐贈。[19]

(四)多元與可公度性
腐敗論的顯著特點影響有關商品化的爭論應如何繼續。不同於脅迫論,腐敗論在每一種情況會有所不同。原因如下:脅迫論總是著重「同意」的理想,而腐敗論涉及物品的特點。在代母,買賣嬰兒,買賣精子的案例中,所涉及的理想與為人母親,為人父親和養育兒童的意義綁在一起。一旦為所涉及物品定出特點,必然要進一步考慮究竟(或在什麼方面)市場的估值和交易如何削弱或破壞該物品的特點。

所涉及的物品會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識別針對商品化的腐敗論有一項常見特點:腐敗論的所有論點都質疑大多數市場導向思維的假設。這就是假設所有商品都是可公度的,所有商品都可以轉譯成一個度量單位或價值單位,絲毫無損。

功利主義的一些版本已有提到所有商品都具有可公度性,特別是邊沁的功利主義論點。反對商品化的腐敗論全部論點都反對這種說法。對我來說,在一般情況下似乎不可能證明或反駁公度性的論點,因此辯論商品化時利用類比是很重要。但質疑所有商品都可以用單一價值尺度涵蓋是合理的想法;我想引用另一個故事說明這方面的疑慮。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學學習時學會這故事。

在那些日子,大學學院是男女分開。女生學院對男賓留宿有定下規則。據我所知,這些規則很少執行,很容易違反。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逐漸有壓力放鬆這些規則,聖安妮學院的教師時有辯論。年長婦女教師都是傳統主義者,基於傳統道德理由而反對改變。但時代已經改變,她們不好意思說出反對的真正理由,因此試圖以功利主義觀點來闡述論點。

她們辯解,男賓留宿會導致學院增加成本。怎麼會這樣?她們說男賓洗澡會多用熱水,此外還要更頻繁更換床墊。(這是真實的故事)。改革者為了滿足這些反駁論點,同意以下的妥協:每位女生一星期最多可招待三位男賓,客人要支付每晚五十便士作為學院的成本。妥協實施的第二天,《衛報》頭條報導:「聖安妮女生:五十便士一晚。」很快就取消了這些訪客規則和收費。但這個故事質疑所有商品都是公等性,所有價值和美德可以轉譯為金錢價值。腐敗論也反對這樣的論點。

[1]亞當•斯密《國富論》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5, ch. 1, pt. 3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4), p. 821.
[2] 同上
[3] Mary B. W. Tabor, 〈連鎖書店的空間待售〉“In Bookstore Chains, Display Space Is for Sale,”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96, p. A1.
[4]Nzong Xiong, 〈私營監獄:省錢的問題〉“Private Prisons: A Question of Savings,”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July 13, 1997.
[5]Warren Hoge, 〈倫敦記事:英國首相的「重塑英國」不是博物館〉“London Journal; Blair’s ‘Rebranded’ Britain Is No Museum,”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97.
[6]這一段和其後三段取材自Sandel, 〈貼牌〉“Branded,” 《新共和國》New Republic, January 19, 1998, pp. 10–11.
[7] Nathan Cobb, 〈郵政交易〉“Trading Post,”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December 20, 1997, pp. D1, D3.
[8] Colin Nickerson, 〈加拿大騎警與迪斯尼簽約〉“Canadian Mounties Sign with Disney,” 《波士頓環球報》 Boston Globe, July 15, 1995, p. 2.
[9]〈哈佛雞蛋?保護品牌〉 “Harvard Eggs? Protecting the Name,” 《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 ( January–February 1998): 72.
[10] 同上,p. 73.
[11]Rick Bragg, 〈追尋出身揭發了小鎮的祕密〉“Town Secret Is Uncovered in Birth Quest,”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97, pp. A1, A7. 以下的討論引述Sandel, 〈嬰兒市集〉“Baby Bazaar,” 《新共和》New Republic, October 20, 1997,p. 25.
[12]Baby M., 217 新澤西州最高法院New Jersey Superior Court, 313, 1987.
[13]〈嬰兒M事宜〉Matter of Baby M, 537 《大西洋記者報》Atlantic Reporter, 2d series, 1227 (New Jersey 1988).
[14] 同上,p. 1248.
[15] 同上,p. 1249.
[16] Elizabeth S. Anderson, 〈婦女分娩是否商品?〉“Is Women’s Labor a Commodity?” 《哲學與公共事務》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 (Winter 1990): 81, 83.
[17] Sally Jacobs,〈招聘:智能精子〉“Wanted: Smart Sperm,”《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September 12, 1993, pp. 1, 39.
[18] Ellen Goodman, 〈眾人之父〉“The Father of Them All,” March 3, 1992, reprinted in Goodman, 《價值判斷》Value Judgmen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3), pp. 309–11.
[19] 同上,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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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Sandel: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1998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0月 18, 2012 1:32 am

講座二:市場,道德和公共範疇

(一)反對「腐敗論」
認為商品化貶低或腐化某些物品的說法,提出了脅迫論無需面對的兩個困難。其中之一是腐敗論的論點是每宗案例都不同,必須以不同方式表達,必須證明在每一種情況下市場估值和交易貶低或腐化了非市場做法可能體現的重要價值或最終目的。

相比之下,脅迫論無需每次以不同方式辯護。脅迫論指向單一的理想:「同意」的理想,而不是多個理想。論述的形式始終相同:看來似是為金錢而自由買賣的商品或服務不是真正自願的,因為在背後運作的是經濟脅迫或經濟必需。第二個難點是跟著第一個:由於腐敗論不是指向「同意」,而是指向特定人類商品的道德價值,問題是如何建立支持這些商品的理由,尤其是要面對競爭性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回想Anderson提出反對商業代孕的說法。她聲稱某些種類商品的一些估值方式是「適合」或「正確」。至少對一些人來說,這說法有令人擔憂的亞里士多德式邏輯,因為這取決於把一些社會實務賦予一項特徵性目的或結果。這樣的論點要面對兩個熟悉的異議:如商品的適合或恰當方式是衍生自社會中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意義,這會陷入因襲傳統的風險。

例如,如現今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我們可能只是簡單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方面,我們的社會實務的意義正在變化。利用適當的估值模式失去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貨品的合適或恰當〔估值〕方式是取自所涉及社會實務其基本本質的一些概念,這可能冒著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風險,本質主義的意思是社會實務本質的宗旨和結果是由其本質固定。

要爭辯市場敗壞或貶低某些事物,是否可以不陷入因襲主義(conventionalism)或本質主義?既然對宗旨和目的有不同看法,這論點又如何繼續?我在上文提到,要繼續這論點可以引用類比法:以我們對某些實務的道德直覺開始,看看被質疑的實務是否類似。例如,商業代孕是較近似買賣嬰兒或是較近似買賣精子。類比法沒有陷入因襲主義,因為反思的起點是道德直覺,隨著辯論開展而修訂。在反思買賣嬰兒和精子與商業代孕的類似和差異時,最初反對前兩者的道德直覺受到質疑。另一種辯論方法是以事物的一些概念開始,然後探討這對道德上有爭議的商品化以及普遍接受的案例有什麼後果。在反思的過程中,可能找到理由要調整對案例的判斷或調整作為辯論起點的有關該事物的概念。

(二)共和主義的公民權責
以下談談市場和公共領域的三個案例。與其以類比法開始,然後梳理相關事物的概念(例如代孕案例),我會倒過來先描述該事物的某種觀念,然後探討對某些以市場為導向的熟悉政策和實務的影響。這些案例包括(一)兵役,(二)投票,和(三)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我會辯論有理由嚴格限制在這三項實務中的市場作用,比我們習以為常的更嚴格。在每一案例,市場的過大作用破壞了這些實務正確表達和推廣的理想:即是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傳統以來設想的公民權責理想。

依據共和主義的公民權責概念,「自由」即是分享自治。這是超出了在選舉中投票和表達個人偏好或利益。依據共和主義的公民權責概念,「自由」是參與管理塑造集體命運的勢力。但是,為了做到這一點,並且要做好,公民必要擁有或取得品格的一些素質或公民道德。[1]

公民道德所強調的,把共和主義政治理論區分於其他兩個熟悉的公民理論。其一是利益集團多元論,設想公民自由確定本身的利益,投票是以此為據。

第二個理論是自由派的公民概念,強調寬容和尊重他人的權利。這概念容許灌輸某些公民美德,但只限於那些自由原則本身必需的,例如寬容和平等尊重的美德。相比之下,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旨在培養更全面的美德,包括與受到威脅的社會建立道德聯繫,對同胞公民有義務感,為了共同利益而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以及有能力審議共同的宗旨和目的。

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有什麼支持理據?共和主義的政治理論有兩個版本,分別給出不同的答案。共和主義的溫和版本認為公民美德是重要工具;除非公民照顧公共利益,否則是不可能維持人人有權選擇和追求本身目標的政治社會。相比之下,共和主義傳統的較激烈版本認為自治和參與的美德是人類繁榮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這觀點,參與政治不只是建立促使公民追求本身目標的政權的手段,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深信共和主義的人來說,審議公共利益而審議又要有影響力,這要求喚醒公民的能力——有能力判斷和妥協,爭論和反思,以及承擔責任。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的目的是喚起和培育鮮明的人類官能能力;其他形式的追求,如工作或藝術,不是以同樣方式培養能力。有了這種公民權責的概念,就可以考慮商品化如何破壞了在三個公共生活領域的良好自治。

(三)兵役
分配兵役有不同方式,有些涉及市場,其他的沒有。徵兵制沒有利用市場;最簡單的版本是像搖彩抽出符合條件的公民。美國在南北內戰期間採用了第二種方式,在某程度上引入了市場化原則。美國在1863初次徵兵,奉召當兵但不願意入伍的公民可以聘請替身。許多役男在報章刊登聘請替身的廣告,提出的金額從幾百到一千五百美元。當時的徵兵制不是很成功,社會有廣泛抗議。紐約的徵兵騷亂導致一千人死亡。國會試圖平息抗議,定出豁免兵役的特別收費。役男支付三百元給政府,就無需服兵役,也不用麻煩找替身。在那些日子,三百美元相當於工人的一年工資。[2]

第三種徵兵方法把市場化原則再推前一步。與其徵召入伍後才讓市場運作,現今美國的志願徵兵從一開始就採用市場原則。「志願軍」這詞語其實是不恰當。士兵不是像人們在感恩節無薪自願參加慈善服務。志願軍是專業化軍隊,士兵有薪酬。所謂「志願」的意義只是所有帶酬勞動是自願的。沒有人被強制徵召入伍,當兵的都是因為金錢和其他利益而同意執行作業。

比較這三種分配兵役方式:徵兵,付錢即可豁免的徵兵(內戰時的制度),和市場體系。那一個最可取?從市場理性的角度看,內戰制度比純粹徵兵制度更可取,因為這擴大了選擇的範圍。被應徵但不情願入伍的人可以選擇付錢另尋出路,而那些沒有被徵召但想得到工作的人也可以找到出路。但是,從市場理性的角度看,志願軍制度比內戰時的制度更好。一如內戰時的徵兵制度,人們想加入或離開軍隊,都能夠以金錢滿足個人意欲;較為可取的是把招聘士兵的成本由社會整體承擔,而不是由不幸被徵召而不得不付錢請替身的少數人埋單。

因此,從市場理性的角度來看,志願軍是最好的,其次是內戰時的制度,徵兵是分配兵役最不理想的方式。但至少有兩個反對這樣的論點。其一是因為不知道當時社會的背景條件,不能肯定志願軍是較好的制度。志願軍似乎有吸引力,因為避免了強制徵兵。兵役成為「同意」的問題。但在志願軍當兵的人可能像那些規避兵役的人們同樣反對兵役。如人們大多是貧困和處於經濟劣勢,選擇參軍可能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是窮人參軍的問題。

根據這反對論點(這是反對脅迫論的實例),退出和加入軍旅的人們都是因為經濟必要性的搖彩而被徵召(或不徵召)。徵兵和志願軍人之間的區別:前者是強制性,後者不是;兩者各自採用了不同的脅迫形式:第一種情況是國家脅迫,第二種是經濟必要性的脅迫。如果人們開始時是處於同樣的境況,才可以說為薪酬而參軍是反映了人們的喜好,而不是他們的選擇有限。

美國志願軍隊的實際組成似乎證實了這反對的論點。參與海灣戰爭的美軍部隊有30%是非洲裔美國人,幾乎是非裔美國人佔總人口比率的三倍。總人口最富有的15%人口,其子女參軍的比率只及全國平均率五分之一。[3]很容易理解所謂志願參軍根本不是表面的志願。

值得指出的是,原則上要克服這種反對意見,是無需取消志願參軍;若然人人的社會背景條件大致平等。人們選擇工作足以反映他們的有意義「同意」,而不是可怕的經濟必要性。在這種和其他情況下,脅迫論不是反對兵役商品化,而是反對在某些不公平背景條件下的商品化。

第二個反對讓人們以金錢「買賣」兵役的理由與第一個理由無關。第二個理由認為即使是在選擇工作沒有反映生活中深刻不平現象的社會,參軍也不應該被勞動力市場分配,以為從軍只是另一份工作。根據這樣的說法,所有公民都有義務為國家效力,無論是參軍或其他國家服務之類,這些都不是公民應該「買賣」的事物。把這些服務轉化為商品(為薪酬而工作),是敗壞或降低了應有的公民道德意識。盧梭的說法是熟悉的實例:「一旦公共服務不再是公民的主要業務,而是寧願以金錢代替身體力行,國家敗亡不遠矣。要為國征戰,他們留在家中休息,花錢請人上戰場…。在真正自由的國家,公民拿起武器盡一切責任,不是用錢解決任何問題,甚至付錢爭取履行本身責任的特權…。我堅持認為比諸稅收,強制勞動並不影響自由。」[4]

盧梭反對兵役商品化的說法是腐敗論的實例,調用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市場倡導者要捍衛志願參軍制度,可以拒絕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或否認這與兵役制度有關。但現行的志願參軍制度是否含蓄地承認市場原則是有某些限制,這些限制衍生自對共和主義公民權責理想的殘留承諾?

考慮當代志願參軍和僱傭軍之間的差異。兩者都是受薪,都是以工資及其他福利吸引兵哥。美軍的電視廣告把當兵描述為優差。但是,如市場是分配兵役的適當方式,僱傭兵有什麼出錯?有人或許會說,僱傭軍是外國公民,只是為錢而戰,而美國志願軍只僱用美國人。如兵役只不過是另一種工作,為什麼用人單位要因為國籍而歧視?

美國軍方為什麼不對希望參軍,具備相關資格的任何國家公民開放?市場邏輯甚至可以擴展到軍隊應否由政府包辦的概念。軍事職能為何不分包給民營企業?事實上,戰爭私營有化,一如監獄私營化,是增長中的趨勢。私營公司聘用的僱傭兵在世界各地的衝突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Sandline International(沙線國際)在巴哈馬註冊,總部設於倫敦。巴布亞新幾內亞去年以3200萬美元聘請該公司「出兵」粉碎本國軍隊無法擊敗的分離主義叛亂。該國總理說:「我為我們的孩子戰死沙場感到厭煩。」[5]

Sandline International反過來把士兵的供給和培訓分包給以南非為基地的Executive Outcomes公司。《波士頓環球報》報導:「Executive Outcomes為客戶累計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軍事勝利紀錄。〔公司〕擁有俄羅斯的攻擊直升機,重型大砲以及久經沙場的老兵;這些老兵曾為南非前白人主義政府作戰,〔公司〕曾為安哥拉和塞拉利昂政府發動戰爭。」[6]

1989年,聯合國提出〈反對招募,使用,資助,訓練僱傭軍國際公約〉 ,但只有十個國家簽署,其中安哥拉和扎伊爾兩國已違犯條約。美國曾向南非政府施壓,抑制Executive Outcomes在安哥拉的活動。但美國的原則立場變得複雜,因為美國其後遊說安哥拉政府聘請美國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軍事專業資源公司)培訓安哥拉武裝部隊。[7]

以上的案例對全志願軍隊的兵役制度商品化帶來挑戰:如反對內戰制度的理由是不應讓人們以金錢代替公民義務,是否應以同樣理由反對志願軍?

如兵役只不過是另一種勞動力市場可分配的工作,志願軍與Sandline, Executive Outcomes和其他公司招募的僱傭軍有什麼原則性的區別?所有這三種策略(內戰制度,志願軍和傭兵部隊)都違反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我們對每一種情況感到不安,預先假定共和主義公民理想的腐敗論最能闡述和說明這種不安。

(四)選票
兵役商品化的爭議,不同於選票商品化。沒有人捍衛選票可以明買明賣。但為何如此反感?既然如此,這對一些大眾普遍接受但極其近似選票買賣的選舉做法有什麼影響?

改革派一直擔心金錢影響政治。[8]紐約市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的龍頭老闆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也同樣擔心。他指出政治的金錢問題是從來不夠錢花。[9] 但近年來,花的錢已夠了,至少美國政治是這樣。上一回合的美國總統競選花費八億美元。當然,美國曾嘗試減少金錢在政治中的力量。這些嘗試的背後是擔心目前的籌集政治活動資金近似賄賂。但即使這些競選資金的辯論沒有觸及更深層次的腐敗,即是自身利益政治本身。

考慮到人們已廣泛接受民主政治似乎是總合和回應眾多利益。如利益團體以競選捐款之名收買政客是錯的,那麼政客以競選承諾賄賂選民是否也是錯的?有些賄賂方式比其他更明顯。在Plunkitt的年代,「樁腳」向選民派錢派餐和其他恩惠。那時候,「批發式」賄選比「零售式」更為人尊重。零售式賄選是賄賂,但批發式賄選以政治利益集團之名而為人普遍接受。

以下例子是介於兩者之間:幾年前,華盛頓州投票決定賭博政策,賭場為尋求公眾認可,提出如公投通過,賭場從利潤中拿出10%支付參加投票的選民。[10] 這是否賄賂?或者是利益集團政治的合法實例?支持者認為州政府往往從賭場和在境內營業的任何行業的利潤分一杯羹;華盛頓州的措施只是簡單地削減了中間人,直接向人民支持。

候選人的競選承諾往往以類似方式運作。八十年代初,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涉及肯塔基州縣長候選人的案件。候選人承諾如當選會減少縣長的薪金。競選對手指責這項承諾違反國家法律,法律禁止候選人對選民提供財務誘因。[11]

最高法院駁回了反對的論據,裁定承諾減薪並不構成賄賂。為什麼這不是賄賂?法院的解說顯示自身利益的政治核心道德混亂。大法官William Brennan的判詞認為州政府「肯定可以禁止候選人買票。… 值得被稱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會把選任領導人訴諸拍賣或以物易物。」他隨後有論述但沒有嚴格區分買票與迎合選民的自身利益。

他寫下:「政治多元化的傳統假定選民通過政治進程追求個人利益。個人利益一直以來,也依然是投票的可信基礎。」[12]但是,買選票的政治家和迎合選民自身利益的政客有什麼道德上的區別?兩者都是以財政獎勵換取選票。向黨棍以五百美元出售選票是不可取,但為了減稅五百美元而投下一票為何是高尚?至少有三種可能的答案,三種方式區別賄賂和減稅承諾:

(1)有人爭論減稅來自公帑,而賄款來自私人資金或政黨錢櫃。但是,這使得減稅變得更糟糕。華盛頓州的賭場是從私人利潤中拿錢出來,不是公帑。如要賄賂選民,私人出資是否比花費納稅人的錢更好?

(2)也許另一區別是競選承諾可能無法落實,對選民的影響不及明明白白的賄賂。但是,這反過來表明競選承諾的道德優勢在於不可信賴政客會遵守承諾。在任何情況下,如選民對承諾有懷疑,他們可以簡單算出貼現值以反映其不確定性的程度。減稅五百美元的承諾只有百分之五十機會落實,其價值只有二百五十美元。但這不會把事情變得更合理。

(3)或者,也許區別在於競選承諾是公開的,人人受惠,而賄賂是秘密的,只有某些人得益。但許多競選承諾只是針對特定群體或是有高度差別的影響。在任何情況下,如賄賂是錯的,因為只惠及部份選民,那麼為何不普及開放?如選票可公開買賣,如選票有開放市場,那就沒有祕密,人人可以自由以當時價格出售。克林頓和他的對手浪費在貼紙和攻擊廣告的八億美元可以直接交到選民手上。

以上這些區別沒有成功,其原因是錯誤認為民主的目的是總合人民的利益和喜好,然後轉化為政策。根據這理論,公民是消費者,而政治是經濟學的另一面貌。如這樣的民主理論是正確,那麼就沒有好理由禁止選票買賣。我們不願把選票商品化,應該促使我們質疑現時大家熟悉的自身利益政治。這也導致我們要承認和肯定共和主義所隱喻但當代民主實踐所排斥的理想。

(五)富與窮的差距
第三批案例是關乎越來越困擾著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公民生活的狀況。這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加深以市場元素來思考政治的傾向。這狀況就是富與窮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已接近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從1979到1996年,人口40%的家庭收入遜於以前,而頂端的5%增加了近50%。[13]

財富的分配也越來越不平等。在1992年,美國人口最富有的1%擁有私人財富總額的42%,十年前是34%,財富集中的程度是英國的兩倍。[14] 有人最近計算美國人口底部40%的總財富,只相等於Bill Gates的四百億美元個人財富。

貧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有的話,有什麼不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說明了反對兩個商品化論點背後的不同道德問題。脅迫論源自基於政治理論的「同意」,認為這是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基本結構有太多不平等會破壞人們之間協議的公平性,例如,同意接受一定工資。在極度不平等的社會中,人們不是真的有選擇和追求自己的價值和目標的自由。

對貧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還有另一種反對意見,是腐敗論的實例,借鑒了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共和主義傳統的教導是嚴重的不平等破壞了富人和窮人的人格,也破壞了自治必需的共通性,因而破壞了自由。[15]這論點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認為略有財富的人們是最好的公民。富人因奢侈品而分心,容易產生野心,也不願意服從;窮人受束縛於生計,容易嫉妒他人;兩者都不適合統治。極端的社會「缺乏〔自治要求〕的精神友誼。他寫下:「社區依靠友誼;當敵意取代友誼,人們甚至不會在同一條路上行走。」[16]盧梭提出類似的理由,指出任何公民「不應富裕到可以收買他人,也不應貧窮到被迫出賣自己。」民主國家「不應有富人,也不應有乞丐,」因為這兩支柱同樣是共同利益的致命傷。[17] 腐敗論令我們注意到當今如此明顯的貧富差距對公民的影響。從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角度來看,其危險是這樣的:新的不平等不只使窮人不能分享消費的果實,為自己選擇自己的目標,也導致富人與窮人越來越各走各路。正如Robert Reich指出,富裕的專業人士逐漸脫離普羅大眾的生活,自立「同質圍城」,很少接觸不及他們幸運的其他人。[18] 富裕階級的子女報讀私立學校,或比較同聲同氣的市郊學校,把市內的公立學校留給窮人。公共機構不再是跨越階級和種族,而成為沒有其他出路的窮人聚集的地方。由於市內的市政服務衰落,高檔地區的居民和企業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影響,僱用私營公司收集垃圾,清潔街道以及私人警衛,而城市整體沒有得到這些服務。

警政商品化是私有化趨勢的戲劇性實例。到1990年,美國勞工部首次發現越來私人聘用的保安人員多於警員。[19] 《經濟學人》報導,現在美國每年的警政支出約四百億美元,而私人保安服務則高達九百億。在英國,私人保安的數目從1971年約八萬人增至現在的三十萬人,是警務人員的兩倍左右。加拿大和澳洲的比例也相似。[20]

在共和主義的公民概念,公共領域不僅是提供公共資源的地方,也是公民教育的場合。例如,公立學校的公共性質不僅包括融資,也包括教學。理想的情況下,至少這是所有階級的兒童可以一起學習民主公民實務的地方。即使市政公園和遊樂場以前也是這樣:不僅是娛樂玩耍,也是促進公民身份和社區的地方。今天,即使兒童娛樂玩耍的地方也面對不懈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力量。與其投資在公共公園,父母可以帶孩子到「按次付費」的專營遊樂場。每小時4.95美元,他們可以帶孩子到郊區購物商場的私營遊樂中心。私營遊樂中心的主事人說:「遊樂場臟極了。我們在室內,又有軟墊,父母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安全的。」[21]

正如分配正義的理論解釋,從公平的角度來看,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是問題,而這也損壞了民主公民應有共同生活的意義。腐敗論最能概括由此造成的損壞和損失。這是轉移哲學論點可以提出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種情況。強調不平等帶來公民影響聲的政治,比專注個人選擇的政治較為可能鼓動混合不同階級的公共制度。

我這些講座的觀點主要針對的對象他們認為自由包括人們在市場經濟中自願交易,無論當時的背景條件。我針對的最明顯對象包括自由意志派的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理性選擇的經濟學家,以及「法律和經濟」的信徒,也牽連到未被提到的同謀者:「自由同意派」理論家認為要解決公共生活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問題,可以簡單地通過調整市場運作的背景條件。這些同謀者認為沒有什麼商品化的錯誤是社會合作的公平條款不可以糾正的;只要社會能夠安排使人們的買賣選擇是真正自願的,而不是被不公平談判條件扭曲,反對商品化的理由便會消失。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在「同意」之外的生活,道德及公民商品是市場不會顧及,也是千金不賣。

[1]更全面的討論請參見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7, 25–28. 簡體中譯本:《民主的不满—追求公共哲学的美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4月1日)
[2]內戰徵兵制度參見James M. McPherson, 《自由的戰號》Battle Cry of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00–611;以及Guido Calabresi and Philip Bobbitt,《悲劇性的選擇》Tragic Choic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p. 158–67.
[3] Larry Tye,〈全志願軍隊不反映社會〉“All-Volunteer Force No Mirror of Society,”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February 2, 1991, pp. 1, 3.
[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trans. G. D. H. Cole, book 3, ch. 15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73), p. 265.
[5] Colum Lynch,〈傭兵團令人厭倦戰爭〉“Soldiers for Hire Tempt War-Weary,”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March 8, 1997, pp. A1, A12. 亦見Raymond Bonner, 〈美國據報支持在非洲的英國傭兵團〉 “U.S. Reportedly Backed British Mercenary Group in Africa,”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8; David Shearer, 〈戰爭外判〉“Outsourcing War,”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all 1998): 68–80.
[6] Lynch,〈僱傭軍〉 “Soldiers for Hire.”
[7 ] 同上Ibid.
[8] 引用Sandel, 〈選票待售〉“Votes for Sale,” 《新共和》 New Republic, November 18, 1996, p. 25.
[9] William L. Riordon, Plunkitt of Tammany Hall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63), p. 76.
[10] Timothy Egan,〈民主投注的對沖,賭場向選民派錢〉“Hedging Bets on Democracy, Casinos Offer Cash to Voters,”《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95, pp. A1, B7.
[11] Brown訴 Hartlage, 456 U.S. 45 (1982).
[12] 同上,pp. 54, 56.
[13] Richard B. Freeman, 〈不平等的收入〉“Unequal Incomes,” 《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 (January–February 1998): 64.
[14] David R. Francis,〈新數據顯示貧富之間的差距擴大〉“New Figures Show Wider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1, 1995, p. 1, 引述經濟學家Edward N. Wolff的研究。參見Edward N. Wolff,《頭重腳輕》Top Heav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15] 引述Sandel,《民主的不滿》 Democracy’s Discontent, pp. 330–32.
[16]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政治學》The Politics, trans. and ed. Ernest Barker, book 4, ch. 11 (1295b)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80–82.

[17] 盧梭Rousseau,《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book 2, ch. 11, p. 225.
[18] Robert B. Reich, 《國家的任務》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249–315.
[19] 同上,p. 269.
[20] 〈警務利潤:歡迎來到新世界的私人保安〉 “Policing for Profit: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f Private Security,” 《經濟學人》Economist, April 19, 1997, p. 21.
[21] Elizabeth Rudolph, 《時代》Time, November 4, 1991, p. 86. 亦參見Mickey Kaus, 《平等的終結》The End of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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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Sandel: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1998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0月 18, 2012 1:33 am

千金不卖——市场的道德限度

原文: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MICHAEL J. SANDEL教授
1998年5月11-12日在牛津大学Brasenose学院发表的泰勒人文价值讲座

圖檔

译者前言
哈佛大学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正义Justice》课程教学录像(包括中文字幕版本)在网上发表,点击率极高。同名著作也难得的畅销。今年四月,他的新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繁体中文版《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放在书店当眼的热点。

我没有掏腰包买原著或译本。原因之一是《正义》虽然是好书,但不值得那么沸沸扬扬的称誉,所以对这本新作的高调宣传颇有介心。在网上找到教授在1998年同名讲座的文字版本,细看之下,也是不以为然。当然,经十多年的沉淀,教授的立论虽然不大可能有南辕北辙的改变,但可能有调整,引述的例子可能更贴题和详尽。

各位在细读教授的新作之前,先看看他在1998年的立论,可能有所裨益。中译书名《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没有忠实翻译原来的书名,明显是要借用《正义》的畅销光环。如新作确实是以讨论市场道德为主,硬生生以「正义」为书目,是偏离原意,实不可取。如教授属意「正义」为主题,他应已另选书名,无谓重用十多年前的讲座名称。


讲座(一)商品化,商业化和私有化

(一)导师的小费
回到牛津大学主持讲座,是我的莫大荣幸。回忆二十二年前,我初访牛津当研究生,Balliol学院有迎新晚宴。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Christopher Hill。他在欢迎辞中回忆早年在牛津大学当年轻讲师时,一位傲慢的上流社会学生在学期结束时留下小费五英镑。

我以为Hill是要点出时代已经改变:我们不该付小费给讲师。这并不是说在他提出之前我有想到这确实是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付小费给讲师?有错吗?也许没有什么出错,尤其讲师是经济学家。毕竟,许多经济学家和有经济学思维的非经济学家都同意金钱永远是分配货品的好办法,而我认为这也是表达谢意的好办法。

我假设Christopher Hill不同意给小费,因为他认为金钱支付是侮辱,没有给予教学应有的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看金钱和教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认为按市场原则支付大学教师,没有什么非议。斯密认为应按班上的学生人数支付教师。他撰文指出高校支付教师固定工资,是纵容懒人,特别是在自治的高校。在这情况下,学院成员可能「彼此非常纵容,默许他人可以疏忽职守,只要他人也同样忽视自己的疏漏。[1]

斯密认为固定薪水养懒人,他找到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在英国牛津大学,大多数教授这许多年来甚至完全放弃教学。」[2] Christopher Hill和斯密对金钱和教学的不同意见带出这讲座寻求解决的问题:是否有一些事情千金不卖?我的答案:可悲的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市场和类似市场的做法触及生活几乎每一个领域。以书籍为例。之前,摆放在书店橱窗或近门陈列桌上的书籍,是因为店员(可能是经理或买手或东主)认为读者可能对这些书本有特别感兴趣或重视。今天,这情况越来越少见。

尤其是大型连锁书店,现在出版商为了在橱窗或其他显眼地方放置他们产品,不惜支付书店千计万计美元。我不知道Blackwell书店是否这样的情况。希望不是如此。但是,美国许多书店摆在眼前的书本,甚至货架上书背向外的书籍,都是出版商支付上架费宣传的产品。一直以来,饼干,薯片,早餐麦片的制造商都是这样支付连锁杂货店,争取有利的货架空间。现在,部分归功于强大的连锁书店的崛起,例如Barnes & Noble,卖书是一如早餐麦片。[3]

这有什么不对?作家一向喜欢在书店找寻自己的作品,伤心发现杰作放在不显眼的角落,这见怪不怪;假设作家向传统书店的东主提出交易条件,愿意为了把作品放在橱窗而支付。如果这样的安排是行贿,那么这是否等同出版商为了促销一些重要的作家,像O. J. Simpson或Newt Gingrich而支付贿款?

考虑另一个例子:监狱。监禁罪犯一直以来是政府的工作,现在是有利可图和迅速增长的业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政府把囚犯交给营利公司看管。在美国,私人监狱企业现在是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有二十七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就监押囚犯与私营公司签约。这趋势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时,少于一千囚犯被监禁在私人监狱。今天,超过八万五千名美国囚犯在以营利为目的的监狱中服刑。这趋势已蔓延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荷兰和南非。[4]

第三个例子:品牌,营销,商业广告已入侵一贯市场运作以外的领域。「品牌重塑」以前是企业为滞销产品改造形象的手法。今天,工党政府重塑英国的品牌:「英国是世界先驱,不是世界博物馆。」美国媒体报导「伟大的大不列颠」让位给「酷酷大不列颠」;后者是英国旅游局的新口号。[5]

英国的品牌重塑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大势所趋。[6]美国邮政署发行卡通人物兔八哥邮票。批评者抱怨,认为邮票应纪念受尊敬的历史人物,不是商业产品。但邮局面对电子邮件,传真机,以及联邦快递公司的激烈竞争。所以视特许权是关乎未来的关键。每出售一张不用来邮寄信件的兔八哥邮票,邮局净赚32美分。集邮收入只是小数目。邮政局与华纳兄弟公司达成授权协议,全国五百间邮局可销售卡通人物的领带,帽子,录像和其他产品。[7]

加拿大也赶上授权热潮。1995年,加拿大皇家骑警授权迪斯尼在全球市场销售骑警形象。迪斯尼每年支付加拿大联邦警察二百五十万美元,另加骑警T恤,咖啡杯,玩具熊,枫糖浆,尿布袋和其他商品的销售份额。许多加拿大人反对,声称骑警向美国企业出买了神圣的国家象征。「这不是埋怨价格,而是埋怨销售。」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社论抱怨:「骑警算漏了关键点:自豪。」

政府和商业越来越多混合,其影响深远超出人们想象,部分原因是因为运作顺畅。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为了加强受欢迎程度甚至其合法性,政府要依靠商业文化的流行图像或标志。人民普遍不信任政府和对政治不满,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发现最受欢迎的两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是邮局和三军。不无巧合的是两者都在电视广告耗上巨资。除了政府,大学也进入了品牌授权的业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成立商标和授权办公室,监控「哈佛」名牌的商业用途,其任务之一是打击未经授权的用户,例如韩国家禽公司出售「哈佛」鸡蛋,蛋箱上印有学士帽和吃鸡蛋会让你一如哈佛生一样聪明的承诺。[9]

哈佛解释进入授权经营:要保护商标就要使用商标。所以,哈佛一直在使用。在日本,贴上哈佛大学名字的服装及衣着附件有角质眼镜架,卡其裤和外套。这些授权产品大受欢迎,哈佛大学从日本授权用户每年收取五十五万美元。有见及此,普林斯顿大学也在日本开辟了产品线。[10]

这三起案例:书籍商品化,监狱私营化,政府和大学的商业化,说明当代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倾向,即是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思维扩展到以前位列市场能力之外的生活领域。

我的讲座认为这趋势大体上是坏事,是应该抵制的发展。在解释原因之前,先要区分反对扩大市场估值和交易的覆盖范围的两种想法,两者在对市场的道德限制的争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往往一起运行,重要的是要分解两者。

(二)两个反对理由:胁迫和腐败
第一个反对的理由是源于胁迫论,直指人们在严重不平等条件和严峻的经济需求下进行买卖活动时可能出现的不公义。根据这反对理由,市场交易不一定是热烈拥护市场人士所提出「交易是自愿的」。农民为了养妻活儿,可能同意出买肾脏或眼角膜;这不是真正的自愿。他是被迫的,实际上是为生计所迫。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腐败论,直指某些商品和作法的市场估值和交易导致了贬低效果。根据这反对理由,有了金钱交易,某些道德和公民物品会减弱或腐败。即使建立公平的谈判条件,也不能满足腐败论的指责。如出售人体器官本质上有辱人格,违反了人体的神圣,那么无论贫富,肾脏买卖是错误的。即使没有极度贫困的胁迫性效果,反对理由也是成立的。

每个反对的理由植根于不同的道德理想。胁迫论借鉴了「同意consent」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公平的背景条件下的「同意」理想。严格来说,这不是反对市场,只是反对不平等背景下的市场,其不公平程度严重到足以建立胁迫性谈判条件。胁迫论不是反对在公平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商品化。腐败论有所不同,不注重「同意」,而是相关物品的道德重要性被市场估值和交易贬低。腐败论是内在的,意思是即使调控市场交易的背景条件也不能解决问题。腐败论同样适用于公平和不公平的条件。

考虑两个反对卖淫的熟悉理由。有些人反对卖淫,因为卖淫极少是出于自愿,即使如果有人是出自本意。根据这样的说法,出卖肉体往往是被迫的,或许是贫困,吸毒,或其他不幸的生活环境。另一些人反驳说卖淫本质上是贬低人性,是人类性行为道德价值的腐败。贬低论并不依附于受污染的「同意」;即使在没有贫穷和绝望的社会,即使富裕妓女喜欢这样的工作和自由选择,贬低论都谴责卖淫。

我不是主张或反对卖淫,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两种反对意见之间的区别,也进一步说明我认为第二个反对意见不能还原到第一个。通过建立公平的背景条件不能简单地平息腐败论。

即使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差异不是不公平,仍然有一些事物是金钱不应该购买的。下文会阐述第二种反对意见的独立性,我希望表明它是比第一个意见更为根本。我首先提出多个案例;在此之前,我想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即使可以显示某一物品不应买卖,进一步的问题是法律应否禁止物品的销售。

可能有一些案例的商品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但考虑整体情况,法律不应禁止。因为禁止的道德和实际成本可能大于防止这种做法的好处。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阻止它。我的质疑:不是法律应该限制什么形式的商品化,而是什么形式的商品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在考虑有争议商品的法律允许情况时,该商品的道德地位应该是考虑因素。

(三)代理孕母的案例
上文区分了反对商品化的两种不同论据,以下是一个议论纷纭的情况:商业代母。一般的说法是「代理孕母」,合约双方通常是不能怀孕或生孩子的夫妇以及一位妇女同意由男方精子授精,怀孕至足月,孩子诞生后交给对方,以换取一定的收费。

有人认为商业代母是令人反感的商品化。如何评估这样的说法?有关商品化的许多论点都是利用模拟。反对代理孕母合约的人争辩这在道德上是等同买卖婴儿。无论是商业代母或买卖婴儿,妇女为了一定的收入(代孕市场通常为一万美元)而放弃孩子。

商业代母的捍卫者必须抗辩这些模拟的指控,或是捍卫两种做法。不同意模拟说法的人认为商业代母更近似买卖精子,不是买卖婴儿;妇女同意为了金钱利益而怀孕,她不是售买已经出生的婴孩,只是让另一对夫妇利用她的生殖能力。这论点认为如道德上允许男人出售他的生殖能力,道德上也应允许妇女出售她的生殖能力。

我想讨论这些模拟说法。每一个模拟都有助澄清商业代母的道德地位。利用模拟法来推理,往往会发现构成道德起步点的直觉不是全无瑕疵。反思代母的对与错,可能导致修改对买卖婴儿和精子其道德地位的初步意见。

在某些情况下,买卖婴儿实际上可能比合约怀孕更好。考虑纽约时报去年报导的真实故事:Thomas J. Hicks是佐治亚州一个小镇的乡村医生。他的秘密兼职是买卖婴儿。现在芳龄三十二的Jane Blasio是俄亥俄州居民,她是Hicks经手的商品婴儿。1965年,Jane的养父母从俄亥俄州驱车八小时,找到Hicks,支付了一千美元,然后带同刚出生的女儿回家。售价包含虚假出生证明书,列明买家是亲生父母。[11]

多年后,Jane长大成人,决意寻找生母的身份,她梳理国家的出生记录时发现了Hicks兼营副业。Hicks在1972年已去世,但在1951至1965年间曾买出约二百名婴儿。

买卖婴儿通常不是受人尊敬的营生,但Hicks的版本确实有道德救赎的方面。膝下犹虚的夫妇不是他的唯一客户。周边地区的未婚怀孕少女也来到他的诊所。当其时堕胎是非法的,但有人知道Hicks医生愿意做堕胎手术。有时,他说服年轻妈妈不要堕胎,把婴儿生下来,创造了能够满足无儿无女客户需求的供应。

要谴责这位医生道德上复杂的做法,颇有难处。可以争论在这案例中,避免人工流产以及为弃婴找到好人家的道德好处超出了买卖婴孩的道德坏处。无论如何,请比较这位医生的婴儿黑市买卖与现代的商业代理孕母。

与Hicks医生的家庭作业相比,美国的商业代母是四千万美元的大生意。专业的婴儿经纪公司打广告,招揽想要孩子的夫妇,也招揽同意接受人工授精生下婴儿的代孕妇女。经纪拟定合同,列明代孕妇女的薪资,通常是一万美元,另加医疗费用支付。代孕妇女同意男方授精,怀孕至足月,以及放弃孩子和身为母亲的权利。经纪为他的努力收取一万五千美元,因此每名孩子的费用超过二万五千美元。

一如所有商业合同,双方各取所需。不育夫妇得到一名有父亲遗传印记的婴儿,视为己出。同时,代孕妈妈辛劳九个月可以赚取一万美元,也把一份生命的礼物送给感恩的夫妇。但合约怀孕并不总是幸福的结局。有时,代孕妈妈改变主意,要留下婴儿。这就是著名的「婴儿M」案件,闹上了新泽西州法庭。[12]

Stern夫妇与女子Whitehead订立代孕合约,但Whitehead在婴儿出生后反悔,带走婴儿。双方闹上法庭。新泽西州下级法院裁定合同有效。交易就是交易,亲母无权因为她改变主意而撕毁协议。然而,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不同意,裁定合约无效,并裁定监护权归Stern先生,他的妻子无权领养,又宣布Whitehead是法律上的母亲,有探访权。[13]

两个法院的裁决是基于什么理由?在我看来,下级法院的理据令人难以置信。法院认为Stern先生与Whitehead订立合约,并不是真的买卖婴儿,毕竟他贡献了精子,支付工资雇用这女子提供服务。但这言过其实的区分忽略了该合约不仅要求Whitehead怀孕生子,也要求她放弃亲母的权利。事实上,合约甚至包括产品质量保证:如婴儿出生异常,Stern夫妇可以拒绝接收,但要提供资金支持。新泽西州最高法庭宣布合约无效,并把商业代孕与买卖婴儿相比:「这是买卖儿童的案件,或至少是出售母亲对孩子的权利;唯一的求情考虑是其中一个买家是孩子的父亲。」[14] 如合约怀孕在道德上是等同买卖婴儿,问题仍然存在:人们讨厌买卖婴儿是否有根有据?如果人们自行选择,让他们可以买卖婴儿有什么不对?

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这些答案把我们带回到反对商品化的两种理由。一个答案担心胁迫或是「同意」行为的其他缺陷;另一答案担心与怀孕、生育和为人父母有关的道德商品和社会规范的腐败。

反对代孕和买卖婴儿的一方是基于「同意」的理由,认为选择为了金钱而生孩子并不是表面看来的自愿性。他们认为代孕合约不是真正的自愿,因为代孕母亲不可能有充分了解。

因为代母不能预先知道在怀孕期间她与孩子建立的联系会有多强烈,所以要求她在产后遵守合约是不公平的。在婴儿M的情况,代表Stern夫妇的律师辩称Whitehead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目前尚不清楚以前的怀孕经验是否提供代孕合约相关的知识。

代孕合约的显著特点是要求女人生下孩子,然后弃养。亲自抚养自己孩子的经验,不一定告知女人在生下孩子后为了金钱而弃养会是什么感觉。

反对代孕合约的第二种理由并不依靠「同意」行为的缺陷,认为即使知情同意买卖婴儿是真正自愿,这也没有道德的力量,因为某些事物是不应该买卖。新泽西州最高法庭就是这样的立场:「文明社会有一些东西是千金不卖。」[15] 这论点坚持人们不应认为本身可以为心头好的物品贴上自定义的价钱。某些估值模式适用于某些商品。把儿童当作商品,图利的工具,是贬低了他们,而不是珍惜他们值得他人爱护和关怀。代孕合约也贬低了妇女,利用她们的身体作为工厂,支付她们以剥夺她们与儿女的联系。
Elizabeth Anderson提出令人信服另一说法。「要求代孕母亲压抑她对婴儿任何亲情之爱,〔代孕合约〕把妇女分娩转变成为某种形式的异化分娩。」代孕母亲的分娩行为变得异化,「因为最后她必须移走与孩子建立感情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怀孕妥善地促进的社会实务。」[16]

Anderson的说法提出一个有争议的腐败论理由反对商品化的功能。要反对物品的市场估值和交易会腐化其本质,即是假设某些事物在某些方面是被妥当看待。因此,Anderson引用有关怀孕和生育正确目标的某种观念。根据这观点,要知道物品应否交由市场交易,先要知道对该物品而言,什么估值模式是适合和恰当的。这是不同于物品究竟价值多少,而是涉及到质量的判断,不只是数量的判断。

这种判断肯定会引起争议,甚至令人忧心。市场有吸引力,部份是市场不会判断人们买卖的物品的内在价值。

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评估物品,市场让他们自由按照自己的估价有所作为。以「同意」为基础反对商品化,优势是避免判断交易物品的内在价值或适当的估值模式;这有别于腐败论。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明显优势,同意论没能解决商业代母在道德上最令人不安的特点。恰恰是合约怀孕的故意,自愿性质使情况变得比一些婴儿买卖案例更为糟糕。Hicks医生的黑市婴儿买卖响应独立于市场的一个问题。他没有鼓励未婚母亲。如果他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他宣传和招募妇女怀孕生孩子,并且收钱后弃养,那么他的买卖婴儿业务会是更令人讨厌,一如今天众目睽睽下的商业代母业务一样令人反感。

腐败论引起我们注意到某些估值模式适用于某些商品和社会实务,亦可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把代母模拟买卖精子的道德问题。在有关代母的辩论中,往往引用模拟法。如男人可以自由出售他们的生殖能力,这种观点认为妇女也可以自由出售她们的生殖能力。只容许一方有这样的自由是否公平?这是否歧视?

反思之余,可能出现模拟的道德力量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一种情况。如代母案例促使人们得出结论以为某些估值模式是正确和适用于某些种类的商品,倒过来亦会质疑道德应否允许精子买卖。精子市场已经商业化,其厚颜无耻的经营方式无疑加深了这样的疑虑。

哈佛大学学生报不时出现广告:「美国最大精子银行寻找捐精者。」合资格的男士每次捐精可得三十五美元,每星期最多三次。符合条件的哈佛人轻而易举每星期捐精可得一百零五美元。

Cryobank公司的精子银行设于美国东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和伯克莱大学附近,决不是偶然。公司的市场推广材料极度张扬精子的高等来源。每月一次的目录为客户介绍捐精者的身体和族裔数据,甚至包括主修课系。公司经理对《波士顿环球报》说:「这不是百货公司的目录,但这是起步点。」[17]

买卖顶尖大学学生的精子,是把男性的生殖能力商品化,一如商业性代孕把怀孕商品化。两者都是把生育功能视为盈利工具,而不是人们为了爱,亲密关系和责任而使用的功能。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几年前,维珍尼亚州的Cecil Jacobson医生爆出丑闻。他是医治不孕不育的专家。他没有捐精者目录。他的病人从不知道他的授精精子来自单一捐精者,就是医生本人。基因检测证明在他诊所授精成孕的婴儿,至少有十五名有着他的遗传印记。专栏作家Ellen Goodman描述了奇怪的情景:「医生走出检查室,回来时带回一小瓶精子;若然病人知道事情真相,我想他们必会逃离检查室。至少有一名妇女在法庭上作证,她刚出生的女儿看起来就像Jacobson医生,令她感到忐忑不安。」[18]

当然可以谴责Jacobson医生没有事先告知妇女。但Goodman看到故事的另一寓意:「这案件导致的嚣闹,部分是因为人们看待父亲的态度有了变化。说到最后,人们对男性,精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脱节感到不安,试图增强男性的性欲和责任,以及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界线。Jacobson医生为他的不孕不育业务带来,嗯,个人风格。现在,我们其余的人对精子捐赠有了第二回合的想法。」Goodman的结论是,也许为人父亲是应做的事,不是捐赠。[19]

(四)多元与可公度性
腐败论的显著特点影响有关商品化的争论应如何继续。不同于胁迫论,腐败论在每一种情况会有所不同。原因如下:胁迫论总是着重「同意」的理想,而腐败论涉及物品的特点。在代母,买卖婴儿,买卖精子的案例中,所涉及的理想与为人母亲,为人父亲和养育儿童的意义绑在一起。一旦为所涉及物品定出特点,必然要进一步考虑究竟(或在什么方面)市场的估值和交易如何削弱或破坏该物品的特点。

所涉及的物品会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识别针对商品化的腐败论有一项常见特点:腐败论的所有论点都质疑大多数市场导向思维的假设。这就是假设所有商品都是可公度的,所有商品都可以转译成一个度量单位或价值单位,丝毫无损。

功利主义的一些版本已有提到所有商品都具有可公度性,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论点。反对商品化的腐败论全部论点都反对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在一般情况下似乎不可能证明或反驳公度性的论点,因此辩论商品化时利用模拟是很重要。但质疑所有商品都可以用单一价值尺度涵盖是合理的想法;我想引用另一个故事说明这方面的疑虑。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时学会这故事。

在那些日子,大学学院是男女分开。女生学院对男宾留宿有定下规则。据我所知,这些规则很少执行,很容易违反。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逐渐有压力放松这些规则,圣安妮学院的教师时有辩论。年长妇女教师都是传统主义者,基于传统道德理由而反对改变。但时代已经改变,她们不好意思说出反对的真正理由,因此试图以功利主义观点来阐述论点。

她们辩解,男宾留宿会导致学院增加成本。怎么会这样?她们说男宾洗澡会多用热水,此外还要更频繁更换床垫。(这是真实的故事)。改革者为了满足这些反驳论点,同意以下的妥协:每位女生一星期最多可招待三位男宾,客人要支付每晚五十便士作为学院的成本。妥协实施的第二天,《卫报》头条报导:「圣安妮女生:五十便士一晚。」很快就取消了这些访客规则和收费。但这个故事质疑所有商品都是公等性,所有价值和美德可以转译为金钱价值。腐败论也反对这样的论点。

[1]亚当•斯密《国富论》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5, ch. 1, pt. 3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4), p. 821.
[2] 同上
[3] Mary B. W. Tabor, 〈连锁书店的空间待售〉“In Bookstore Chains, Display Space Is for Sale,”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1996, p. A1.
[4]Nzong Xiong, 〈私营监狱:省钱的问题〉“Private Prisons: A Question of Savings,”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July 13, 1997.
[5]Warren Hoge, 〈伦敦记事:英国首相的「重塑英国」不是博物馆〉“London Journal; Blair’s ‘Rebranded’ Britain Is No Museum,”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97.
[6]这一段和其后三段取材自Sandel, 〈贴牌〉“Branded,” 《新共和国》New Republic, January 19, 1998, pp. 10–11.
[7] Nathan Cobb, 〈邮政交易〉“Trading Post,”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December 20, 1997, pp. D1, D3.
[8] Colin Nickerson, 〈加拿大骑警与迪斯尼签约〉“Canadian Mounties Sign with Disney,” 《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July 15, 1995, p. 2.
[9]〈哈佛鸡蛋?保护品牌〉 “Harvard Eggs? Protecting the Name,” 《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 ( January–February 1998): 72.
[10] 同上,p. 73.
[11]Rick Bragg, 〈追寻出身揭发了小镇的秘密〉“Town Secret Is Uncovered in Birth Quest,”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97, pp. A1, A7. 以下的讨论引述Sandel, 〈婴儿市集〉“Baby Bazaar,” 《新共和》New Republic, October 20, 1997,p. 25.
[12]Baby M., 217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New Jersey Superior Court, 313, 1987.
[13]〈婴儿M事宜〉Matter of Baby M, 537 《大西洋记者报》Atlantic Reporter, 2d series, 1227 (New Jersey 1988).
[14] 同上,p. 1248.
[15] 同上,p. 1249.
[16] Elizabeth S. Anderson, 〈妇女分娩是否商品?〉“Is Women’s Labor a Commodity?” 《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 (Winter 1990): 81, 83.
[17] Sally Jacobs,〈招聘:智能精子〉“Wanted: Smart Sperm,”《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September 12, 1993, pp. 1, 39.
[18] Ellen Goodman, 〈众人之父〉“The Father of Them All,” March 3, 1992, reprinted in Goodman, 《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3), pp. 309–11.
[19] 同上,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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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Sandel:千金不賣——市場的道德限度,1998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0月 18, 2012 1:42 am

讲座二:市场,道德和公共范畴

(一)反对「腐败论」
认为商品化贬低或腐化某些物品的说法,提出了胁迫论无需面对的两个困难。其中之一是腐败论的论点是每宗案例都不同,必须以不同方式表达,必须证明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估值和交易贬低或腐化了非市场做法可能体现的重要价值或最终目的。

相比之下,胁迫论无需每次以不同方式辩护。胁迫论指向单一的理想:「同意」的理想,而不是多个理想。论述的形式始终相同:看来似是为金钱而自由买卖的商品或服务不是真正自愿的,因为在背后运作的是经济胁迫或经济必需。第二个难点是跟着第一个:由于腐败论不是指向「同意」,而是指向特定人类商品的道德价值,问题是如何建立支持这些商品的理由,尤其是要面对竞争性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回想Anderson提出反对商业代孕的说法。她声称某些种类商品的一些估值方式是「适合」或「正确」。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这说法有令人担忧的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因为这取决于把一些社会实务赋予一项特征性目的或结果。这样的论点要面对两个熟悉的异议:如商品的适合或恰当方式是衍生自社会中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意义,这会陷入因袭传统的风险。

例如,如现今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可能只是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实务的意义正在变化。利用适当的估值模式失去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货品的合适或恰当〔估值〕方式是取自所涉及社会实务其基本本质的一些概念,这可能冒着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风险,本质主义的意思是社会实务本质的宗旨和结果是由其本质固定。

要争辩市场败坏或贬低某些事物,是否可以不陷入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或本质主义?既然对宗旨和目的有不同看法,这论点又如何继续?我在上文提到,要继续这论点可以引用模拟法:以我们对某些实务的道德直觉开始,看看被质疑的实务是否类似。例如,商业代孕是较近似买卖婴儿或是较近似买卖精子。模拟法没有陷入因袭主义,因为反思的起点是道德直觉,随着辩论开展而修订。在反思买卖婴儿和精子与商业代孕的类似和差异时,最初反对前两者的道德直觉受到质疑。另一种辩论方法是以事物的一些概念开始,然后探讨这对道德上有争议的商品化以及普遍接受的案例有什么后果。在反思的过程中,可能找到理由要调整对案例的判断或调整作为辩论起点的有关该事物的概念。

(二)共和主义的公民权责
以下谈谈市场和公共领域的三个案例。与其以模拟法开始,然后梳理相关事物的概念(例如代孕案例),我会倒过来先描述该事物的某种观念,然后探讨对某些以市场为导向的熟悉政策和实务的影响。这些案例包括(一)兵役,(二)投票,和(三)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我会辩论有理由严格限制在这三项实务中的市场作用,比我们习以为常的更严格。在每一案例,市场的过大作用破坏了这些实务正确表达和推广的理想:即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传统以来设想的公民权责理想。

依据共和主义的公民权责概念,「自由」即是分享自治。这是超出了在选举中投票和表达个人偏好或利益。依据共和主义的公民权责概念,「自由」是参与管理塑造集体命运的势力。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且要做好,公民必要拥有或取得品格的一些素质或公民道德。[1]

公民道德所强调的,把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区分于其他两个熟悉的公民理论。其一是利益集团多元论,设想公民自由确定本身的利益,投票是以此为据。

第二个理论是自由派的公民概念,强调宽容和尊重他人的权利。这概念容许灌输某些公民美德,但只限于那些自由原则本身必需的,例如宽容和平等尊重的美德。相比之下,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旨在培养更全面的美德,包括与受到威胁的社会建立道德联系,对同胞公民有义务感,为了共同利益而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及有能力审议共同的宗旨和目的。

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有什么支持理据?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有两个版本,分别给出不同的答案。共和主义的温和版本认为公民美德是重要工具;除非公民照顾公共利益,否则是不可能维持人人有权选择和追求本身目标的政治社会。相比之下,共和主义传统的较激烈版本认为自治和参与的美德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观点,参与政治不只是建立促使公民追求本身目标的政权的手段,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信共和主义的人来说,审议公共利益而审议又要有影响力,这要求唤醒公民的能力——有能力判断和妥协,争论和反思,以及承担责任。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的目的是唤起和培育鲜明的人类官能能力;其他形式的追求,如工作或艺术,不是以同样方式培养能力。有了这种公民权责的概念,就可以考虑商品化如何破坏了在三个公共生活领域的良好自治。

(三)兵役
分配兵役有不同方式,有些涉及市场,其他的没有。征兵制没有利用市场;最简单的版本是像摇彩抽出符合条件的公民。美国在南北内战期间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在某程度上引入了市场化原则。美国在1863初次征兵,奉召当兵但不愿意入伍的公民可以聘请替身。许多役男在报章刊登聘请替身的广告,提出的金额从几百到一千五百美元。当时的征兵制不是很成功,社会有广泛抗议。纽约的征兵骚乱导致一千人死亡。国会试图平息抗议,定出豁免兵役的特别收费。役男支付三百元给政府,就无需服兵役,也不用麻烦找替身。在那些日子,三百美元相当于工人的一年工资。[2]

第三种征兵方法把市场化原则再推前一步。与其征召入伍后才让市场运作,现今美国的志愿征兵从一开始就采用市场原则。「志愿军」这词语其实是不恰当。士兵不是像人们在感恩节无薪自愿参加慈善服务。志愿军是专业化军队,士兵有薪酬。所谓「志愿」的意义只是所有带酬劳动是自愿的。没有人被强制征召入伍,当兵的都是因为金钱和其他利益而同意执行作业。

比较这三种分配兵役方式:征兵,付钱即可豁免的征兵(内战时的制度),和市场体系。那一个最可取?从市场理性的角度看,内战制度比纯粹征兵制度更可取,因为这扩大了选择的范围。被应征但不情愿入伍的人可以选择付钱另寻出路,而那些没有被征召但想得到工作的人也可以找到出路。但是,从市场理性的角度看,志愿军制度比内战时的制度更好。一如内战时的征兵制度,人们想加入或离开军队,都能够以金钱满足个人意欲;较为可取的是把招聘士兵的成本由社会整体承担,而不是由不幸被征召而不得不付钱请替身的少数人埋单。

因此,从市场理性的角度来看,志愿军是最好的,其次是内战时的制度,征兵是分配兵役最不理想的方式。但至少有两个反对这样的论点。其一是因为不知道当时社会的背景条件,不能肯定志愿军是较好的制度。志愿军似乎有吸引力,因为避免了强制征兵。兵役成为「同意」的问题。但在志愿军当兵的人可能像那些规避兵役的人们同样反对兵役。如人们大多是贫困和处于经济劣势,选择参军可能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穷人参军的问题。

根据这反对论点(这是反对胁迫论的实例),退出和加入军旅的人们都是因为经济必要性的摇彩而被征召(或不征召)。征兵和志愿军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强制性,后者不是;两者各自采用了不同的胁迫形式:第一种情况是国家胁迫,第二种是经济必要性的胁迫。如果人们开始时是处于同样的境况,才可以说为薪酬而参军是反映了人们的喜好,而不是他们的选择有限。

美国志愿军队的实际组成似乎证实了这反对的论点。参与海湾战争的美军部队有30%是非洲裔美国人,几乎是非裔美国人占总人口比率的三倍。总人口最富有的15%人口,其子女参军的比率只及全国平均率五分之一。[3]很容易理解所谓志愿参军根本不是表面的志愿。

值得指出的是,原则上要克服这种反对意见,是无需取消志愿参军;若然人人的社会背景条件大致平等。人们选择工作足以反映他们的有意义「同意」,而不是可怕的经济必要性。在这种和其他情况下,胁迫论不是反对兵役商品化,而是反对在某些不公平背景条件下的商品化。

第二个反对让人们以金钱「买卖」兵役的理由与第一个理由无关。第二个理由认为即使是在选择工作没有反映生活中深刻不平现象的社会,参军也不应该被劳动力市场分配,以为从军只是另一份工作。根据这样的说法,所有公民都有义务为国家效力,无论是参军或其他国家服务之类,这些都不是公民应该「买卖」的事物。把这些服务转化为商品(为薪酬而工作),是败坏或降低了应有的公民道德意识。鲁索的说法是熟悉的实例:「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主要业务,而是宁愿以金钱代替身体力行,国家败亡不远矣。要为国征战,他们留在家中休息,花钱请人上战场…。在真正自由的国家,公民拿起武器尽一切责任,不是用钱解决任何问题,甚至付钱争取履行本身责任的特权…。我坚持认为比诸税收,强制劳动并不影响自由。」[4]

鲁索反对兵役商品化的说法是腐败论的实例,调用了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市场倡导者要捍卫志愿参军制度,可以拒绝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或否认这与兵役制度有关。但现行的志愿参军制度是否含蓄地承认市场原则是有某些限制,这些限制衍生自对共和主义公民权责理想的残留承诺?

考虑当代志愿参军和雇佣军之间的差异。两者都是受薪,都是以工资及其他福利吸引兵哥。美军的电视广告把当兵描述为优差。但是,如市场是分配兵役的适当方式,雇佣兵有什么出错?有人或许会说,雇佣军是外国公民,只是为钱而战,而美国志愿军只雇用美国人。如兵役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为什么用人单位要因为国籍而歧视?

美国军方为什么不对希望参军,具备相关资格的任何国家公民开放?市场逻辑甚至可以扩展到军队应否由政府包办的概念。军事职能为何不分包给民营企业?事实上,战争私营有化,一如监狱私营化,是增长中的趋势。私营公司聘用的雇佣兵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andline International(沙线国际)在巴哈马注册,总部设于伦敦。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以3200万美元聘请该公司「出兵」粉碎本国军队无法击败的分离主义叛乱。该国总理说:「我为我们的孩子战死沙场感到厌烦。」[5]

Sandline International反过来把士兵的供给和培训分包给以南非为基地的Executive Outcomes公司。《波士顿环球报》报导:「Executive Outcomes为客户累计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胜利纪录。〔公司〕拥有俄罗斯的攻击直升机,重型大炮以及久经沙场的老兵;这些老兵曾为南非前白人主义政府作战,〔公司〕曾为安哥拉和塞拉利昂政府发动战争。」[6]

1989年,联合国提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 ,但只有十个国家签署,其中安哥拉和扎伊尔两国已违犯条约。美国曾向南非政府施压,抑制Executive Outcomes在安哥拉的活动。但美国的原则立场变得复杂,因为美国其后游说安哥拉政府聘请美国公司Militar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Inc.,(军事专业资源公司)培训安哥拉武装部队。[7]

以上的案例对全志愿军队的兵役制度商品化带来挑战:如反对内战制度的理由是不应让人们以金钱代替公民义务,是否应以同样理由反对志愿军?

如兵役只不过是另一种劳动力市场可分配的工作,志愿军与Sandline, Executive Outcomes和其他公司招募的雇佣军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所有这三种策略(内战制度,志愿军和佣兵部队)都违反了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我们对每一种情况感到不安,预先假定共和主义公民理想的腐败论最能阐述和说明这种不安。

(四)选票
兵役商品化的争议,不同于选票商品化。没有人捍卫选票可以明买明卖。但为何如此反感?既然如此,这对一些大众普遍接受但极其近似选票买卖的选举做法有什么影响?

改革派一直担心金钱影响政治。[8]纽约市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龙头老板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也同样担心。他指出政治的金钱问题是从来不够钱花。[9] 但近年来,花的钱已够了,至少美国政治是这样。上一回合的美国总统竞选花费八亿美元。当然,美国曾尝试减少金钱在政治中的力量。这些尝试的背后是担心目前的筹集政治活动资金近似贿赂。但即使这些竞选资金的辩论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腐败,即是自身利益政治本身。

考虑到人们已广泛接受民主政治似乎是总合和响应众多利益。如利益团体以竞选捐款之名收买政客是错的,那么政客以竞选承诺贿赂选民是否也是错的?有些贿赂方式比其他更明显。在Plunkitt的年代,「桩脚」向选民派钱派餐和其他恩惠。那时候,「批发式」贿选比「零售式」更为人尊重。零售式贿选是贿赂,但批发式贿选以政治利益集团之名而为人普遍接受。

以下例子是介于两者之间:几年前,华盛顿州投票决定赌博政策,赌场为寻求公众认可,提出如公投通过,赌场从利润中拿出10%支付参加投票的选民。[10] 这是否贿赂?或者是利益集团政治的合法实例?支持者认为州政府往往从赌场和在境内营业的任何行业的利润分一杯羹;华盛顿州的措施只是简单地削减了中间人,直接向人民支持。

候选人的竞选承诺往往以类似方式运作。八十年代初,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涉及肯塔基州县长候选人的案件。候选人承诺如当选会减少县长的薪金。竞选对手指责这项承诺违反国家法律,法律禁止候选人对选民提供财务诱因。[11]

最高法院驳回了反对的论据,裁定承诺减薪并不构成贿赂。为什么这不是贿赂?法院的解说显示自身利益的政治核心道德混乱。大法官William Brennan的判词认为州政府「肯定可以禁止候选人买票。… 值得被称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不会把选任领导人诉诸拍卖或以物易物。」他随后有论述但没有严格区分买票与迎合选民的自身利益。

他写下:「政治多元化的传统假定选民通过政治进程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一直以来,也依然是投票的可信基础。」[12]但是,买选票的政治家和迎合选民自身利益的政客有什么道德上的区别?两者都是以财政奖励换取选票。向党棍以五百美元出售选票是不可取,但为了减税五百美元而投下一票为何是高尚?至少有三种可能的答案,三种方式区别贿赂和减税承诺:

(1)有人争论减税来自公帑,而贿款来自私人资金或政党钱柜。但是,这使得减税变得更糟糕。华盛顿州的赌场是从私人利润中拿钱出来,不是公帑。如要贿赂选民,私人出资是否比花费纳税人的钱更好?

(2)也许另一区别是竞选承诺可能无法落实,对选民的影响不及明明白白的贿赂。但是,这反过来表明竞选承诺的道德优势在于不可信赖政客会遵守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如选民对承诺有怀疑,他们可以简单算出贴现值以反映其不确定性的程度。减税五百美元的承诺只有百分之五十机会落实,其价值只有二百五十美元。但这不会把事情变得更合理。

(3)或者,也许区别在于竞选承诺是公开的,人人受惠,而贿赂是秘密的,只有某些人得益。但许多竞选承诺只是针对特定群体或是有高度差别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如贿赂是错的,因为只惠及部份选民,那么为何不普及开放?如选票可公开买卖,如选票有开放市场,那就没有秘密,人人可以自由以当时价格出售。克林顿和他的对手浪费在贴纸和攻击广告的八亿美元可以直接交到选民手上。

以上这些区别没有成功,其原因是错误认为民主的目的是总合人民的利益和喜好,然后转化为政策。根据这理论,公民是消费者,而政治是经济学的另一面貌。如这样的民主理论是正确,那么就没有好理由禁止选票买卖。我们不愿把选票商品化,应该促使我们质疑现时大家熟悉的自身利益政治。这也导致我们要承认和肯定共和主义所隐喻但当代民主实践所排斥的理想。

(五)富与穷的差距
第三批案例是关乎越来越困扰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生活的状况。这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加深以市场元素来思考政治的倾向。这状况就是富与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接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从1979到1996年,人口40%的家庭收入逊于以前,而顶端的5%增加了近50%。[13]

财富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在1992年,美国人口最富有的1%拥有私人财富总额的42%,十年前是34%,财富集中的程度是英国的两倍。[14] 有人最近计算美国人口底部40%的总财富,只相等于Bill Gates的四百亿美元个人财富。

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有的话,有什么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明了反对两个商品化论点背后的不同道德问题。胁迫论源自基于政治理论的「同意」,认为这是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基本结构有太多不平等会破坏人们之间协议的公平性,例如,同意接受一定工资。在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是真的有选择和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目标的自由。

对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腐败论的实例,借鉴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共和主义传统的教导是严重的不平等破坏了富人和穷人的人格,也破坏了自治必需的共通性,因而破坏了自由。[15]这论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略有财富的人们是最好的公民。富人因奢侈品而分心,容易产生野心,也不愿意服从;穷人受束缚于生计,容易嫉妒他人;两者都不适合统治。极端的社会「缺乏〔自治要求〕的精神友谊。他写下:「小区依靠友谊;当敌意取代友谊,人们甚至不会在同一条路上行走。」[16]鲁索提出类似的理由,指出任何公民「不应富裕到可以收买他人,也不应贫穷到被迫出卖自己。」民主国家「不应有富人,也不应有乞丐,」因为这两支柱同样是共同利益的致命伤。[17] 腐败论令我们注意到当今如此明显的贫富差距对公民的影响。从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角度来看,其危险是这样的:新的不平等不只使穷人不能分享消费的果实,为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也导致富人与穷人越来越各走各路。正如Robert Reich指出,富裕的专业人士逐渐脱离普罗大众的生活,自立「同质围城」,很少接触不及他们幸运的其他人。[18] 富裕阶级的子女报读私立学校,或比较同声同气的市郊学校,把市内的公立学校留给穷人。公共机构不再是跨越阶级和种族,而成为没有其他出路的穷人聚集的地方。由于市内的市政服务衰落,高档地区的居民和企业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影响,雇用私营公司收集垃圾,清洁街道以及私人警卫,而城市整体没有得到这些服务。

警政商品化是私有化趋势的戏剧性实例。到1990年,美国劳工部首次发现越来私人聘用的保安人员多于警员。[19] 《经济学人》报导,现在美国每年的警政支出约四百亿美元,而私人保安服务则高达九百亿。在英国,私人保安的数目从1971年约八万人增至现在的三十万人,是警务人员的两倍左右。加拿大和澳洲的比例也相似。[20]

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概念,公共领域不仅是提供公共资源的地方,也是公民教育的场合。例如,公立学校的公共性质不仅包括融资,也包括教学。理想的情况下,至少这是所有阶级的儿童可以一起学习民主公民实务的地方。即使市政公园和游乐场以前也是这样:不仅是娱乐玩耍,也是促进公民身份和小区的地方。今天,即使儿童娱乐玩耍的地方也面对不懈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力量。与其投资在公共公园,父母可以带孩子到「按次付费」的专营游乐场。每小时4.95美元,他们可以带孩子到郊区购物商场的私营游乐中心。私营游乐中心的主事人说:「游乐场脏极了。我们在室内,又有软垫,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安全的。」[21]

正如分配正义的理论解释,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问题,而这也损坏了民主公民应有共同生活的意义。腐败论最能概括由此造成的损坏和损失。这是转移哲学论点可以提出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种情况。强调不平等带来公民影响声的政治,比专注个人选择的政治较为可能鼓动混合不同阶级的公共制度。

我这些讲座的观点主要针对的对象他们认为自由包括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交易,无论当时的背景条件。我针对的最明显对象包括自由意志派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以及「法律和经济」的信徒,也牵连到未被提到的同谋者:「自由同意派」理论家认为要解决公共生活商品化和私有化的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调整市场运作的背景条件。这些同谋者认为没有什么商品化的错误是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不可以纠正的;只要社会能够安排使人们的买卖选择是真正自愿的,而不是被不公平谈判条件扭曲,反对商品化的理由便会消失。这样的说法忽略了在「同意」之外的生活,道德及公民商品是市场不会顾及,也是千金不卖。

[1]更全面的讨论请参见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7, 25–28. 简体中译本:《民主的不满—追求公共哲学的美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4月1日)
[2]内战征兵制度参见James M. McPherson, 《自由的战号》Battle Cry of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00–611;以及Guido Calabresi and Philip Bobbitt,《悲剧性的选择》Tragic Choic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p. 158–67.
[3] Larry Tye,〈全志愿军队不反映社会〉“All-Volunteer Force No Mirror of Society,”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February 2, 1991, pp. 1, 3.
[4]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trans. G. D. H. Cole, book 3, ch. 15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73), p. 265.
[5] Colum Lynch,〈佣兵团令人厌倦战争〉“Soldiers for Hire Tempt War-Weary,”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March 8, 1997, pp. A1, A12. 亦见Raymond Bonner, 〈美国据报支持在非洲的英国佣兵团〉 “U.S. Reportedly Backed British Mercenary Group in Africa,”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8; David Shearer, 〈战争外判〉“Outsourcing War,”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all 1998): 68–80.
[6] Lynch,〈雇佣军〉 “Soldiers for Hire.”
[7 ] 同上Ibid.
[8] 引用Sandel, 〈选票待售〉“Votes for Sale,” 《新共和》 New Republic, November 18, 1996, p. 25.
[9] William L. Riordon, Plunkitt of Tammany Hall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63), p. 76.
[10] Timothy Egan,〈民主投注的对冲,赌场向选民派钱〉“Hedging Bets on Democracy, Casinos Offer Cash to Voters,”《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95, pp. A1, B7.
[11] Brown诉 Hartlage, 456 U.S. 45 (1982).
[12] 同上,pp. 54, 56.
[13] Richard B. Freeman, 〈不平等的收入〉“Unequal Incomes,” 《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 (January–February 1998): 64.
[14] David R. Francis,〈新数据显示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New Figures Show Wider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1, 1995, p. 1, 引述经济学家Edward N. Wolff的研究。参见Edward N. Wolff,《头重脚轻》Top Heav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5).
[15] 引述Sandel,《民主的不满》 Democracy’s Discontent, pp. 330–32.
[16]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政治学》The Politics, trans. and ed. Ernest Barker, book 4, ch. 11 (1295b)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80–82.

[17] 鲁索Rousseau,《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book 2, ch. 11, p. 225.
[18] Robert B. Reich, 《国家的任务》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249–315.
[19] 同上,p. 269.
[20] 〈警务利润:欢迎来到新世界的私人保安〉 “Policing for Profit: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of Private Security,” 《经济学人》Economist, April 19, 1997, p. 21.
[21] Elizabeth Rudolph, 《时代》Time, November 4, 1991, p. 86. 亦参见Mickey Kaus, 《平等的终结》The End of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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