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ow:兩種文化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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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兩種文化 (1959)

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1月 01, 2012 2:20 pm

原文:THE TWO CULTURES by C.P. Snow. THE REDE LECTURE, 1959

(简体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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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

C.P. Snow,劍橋大學Rede講座,1959年

(一)兩種文化

約三年前我發表文章勾劃一個多年朝思夢想的問題。[1]因為我的人生景況,這是我無法避免的問題。我不自量力對這主題沉思默想,得力於這些情況下的一些機會。任何人有類似的經歷大都會留意到相同的事情,我認為他們也會有非常相同的意見。這剛好是不尋常的經歷。我是受過培訓的科學家,但職業是作家。僅此而已。這是運氣,在貧窮家庭中成長出現的運氣。

但我的個人歷史不是重點。我只想提到去劍橋做研究,當時劍橋有重大的科學活動。我有幸旁觀所有物理學最奇妙的創意時期。戰亂時期也有走運時刻,包括1939年一個非常寒冷的早晨我在火車站餐廳遇見W. L. Bragg[1a],這之後對我的實際生活有決定性影響;我也得而旁觀一切,並且在道義上有這樣的責任。三十年來,我與科學家過從,不僅是出於好奇,也是因為工作。在這三十年間,我構思我想寫的書,並因而認識許多作家。

很多日子我上班時與科學家打交道,然後與文學中人消磨長夜。當然,我的摯友有科學家,也有作家。我想正是通過生活在這些社群,以及更多是因為定期在這兩圈子來來回回,早在我寫下我命名為〈兩種文化〉的文章之前已關注這問題。因為我時常覺得我在這兩社群出入,他們智力相等,同一族裔,社會出身沒有很大差別,相同收入,但他們幾乎停止溝通,他們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氛圍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與其說是相鄰而居,不如說是咫尺天涯。

事實上,這比天涯更遠──大西洋兩岸的文藝社群有相同語言,但與麻省理工學院毫無溝通,似乎科學家只懂得西藏語。這不僅僅是我們的問題;由於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癖性,這是略帶誇張;由於英國社會另一特殊性,這是稍為收斂;總而言之,這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問題。

我打算藉此談談正經事。我不是想到牛津大學偉大導師到劍橋吃飯的趣聞。我聽聞是A. L. Smith,日期可能是1890年代。我認為這必然是聖約翰書院,或者可能是聖三一書院。無論如何,Smith坐在校長旁邊,他喜歡和周圍的人搭訕,雖然四周的人不是很友善。他與對面那位聊著牛津的閒話,對方咕嚕作答;和另一位交談,又是咕嚕一聲。然後,讓他吃驚的是這兩位仁兄對望而說:「你知道他在說什麼?」「我不知道。」Smith一頭霧水。校長是社交能手,他說:「噢,他們是數學家!我們從來不與他們交談。」

不,我打算說正經事。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知識生活越來越分裂成為極性組群。知識生活,我的意思是也包括我們現實生活的很大部分,因為我應該最後一人認為兩者在最深層次可以區分。我稍後再談到實際生活。兩個極性組群:這一極有文學知識份子,在無人察覺時自稱「知識份子」,似乎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我記得G. H. Hardy在1930年代帶點困惑對我說:「你有否注意到時下是如何用上「知識份子」這名詞?似乎有了新的定義,這當然不包括Rutherford,Eddington,Dirac,Adrian或是我。這似乎很奇怪。」[2]

文學知識份子在一極,科學家在另一極,以物理科學家最具代表性。在互不理解的鴻溝兩端之間往往是缺乏了解,有時(特別是年輕人之間)是敵視和厭惡。雙方對彼此有奇怪的扭曲形象。他們的態度是如此不同,即便是在感情的水平彼此無法找到許多共同點。非科學家傾向認為科學家傲慢和自誇。他們聆聽詩人艾略特先生(為了說明,可以他作為原型人物)訴說他試圖重新振作詩劇,對此我們不作厚望,但若是他和他的同僚可以為戲劇家或小說家鋪平前路,艾略特會心滿意足。這是克制的語調,文學知識份子熟悉的語調:這是彼等文化的柔和聲音。然後,他們聽到更響亮的聲音,另一位典型人物(物理學家)Rutherford鼓吹:「這是科學的英雄時代,這是伊麗莎白時代!」我們中有許多人都聽過,也聽過其他溫和的聲明;我們毫不懷疑Rutherford是為誰配上莎士比亞的角色。[2a]文學知識份子很難從想像或智力方面理解他是絕對正確的。

比較艾略特的詩句:「世界就是這樣結束,不是轟然落幕而是嗚咽啜泣。」(順便說一句,這是最不可能的科學預言)與Rutherford的著名巧妙回應:「Rutherford,幸運的傢伙總是乘浪而行。」。「噯,就是我興波作浪,不是嗎?」

非科學家有根深蒂固的印象,認為科學家是膚淺的樂觀,不知道人類狀況。另一方面,科學家相信文學知識份子完全缺乏遠見,尤其漠不關心兄弟人類,深層意義是反智,急於把藝術和思想限制在存在的一刻。如此這般。略為懂得惡言漫罵,都可以這樣私底下反駁。雙方都有一些不是毫無根據,但全都是破壞性,大多是因為誤解,而這是危險的。我想談談兩項最深刻的誤解,雙方各一。

先談談科學家的樂觀。經常有這樣的指責,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當下一些最性急的非科學腦袋作出這樣的指責,但這取決於個人經驗和社會經驗之間的混淆,取決於人的個人狀況和他的社會狀況的混淆。我熟悉的科學家大多數覺得我們每個人的個人狀況是悲劇性,一如我熟悉的非科學家亦有同感。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有時,通過愛或親情或創造的時刻,我們擺脫寂寞,但這些生命中的勝利是我們頭上的光暈,而路旁盡是黑暗:我們都是獨自地死去。我交往的一些科學家已經信奉有啟示的宗教。或許他們的悲慘狀況意識不是那麼強烈。我不清楚。對大多數有深層感情的人來說,無論他們是如同情緒高漲或快樂,有時是最幸福,最激昂的人,這感覺是在骨髓中,是重擔。對我最熟悉的科學家來說,也是這樣。

但他們幾乎都認為如果只是因為個人狀況是悲慘,沒有什麼理由認定社會狀況也是如此;這正是希望之所在。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我們每個人只死去一次:好的,這是我們不能勝出的命運。但我們的狀況有許多不是命中注定,若是我們不奮起鬥爭,我們枉為人世。

例如,我們的人類同胞很多吃不飽,早死。用最粗糙的說法,這是社會狀況。洞察人的孤獨會帶來道德陷阱:誘使人坐下來自憐本身的獨特悲劇,而任由他人沒有一頓飯。

作為群體,科學家比別人少落入這陷阱。他們傾向急於看看可以做些什麼:傾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直至證明是不可行。這是他們真正的樂觀,我們這些其他人迫切需要的樂觀。

反之,這樣的精神雖然是堅韌不拔和用心良苦,決心與同胞一同戰鬥,也讓科學家卑鄙其他文化的社會態度。這是過於輕率:其中一些[科學家]確然如此,但只是過渡階段,不應視為具代表性。

我記得一位優秀科學家盤問我:「為何大多數作家採納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已被認為是明顯不文明和過時的社會意見?二十世紀的著名作家大多數不就是這樣嗎?[詩人]Yeats和Pound,[畫家和作家]Wyndham Lewis,一直主導當代文藝感受者十有其九不僅是政治愚蠢,也是政治邪惡?他們代表的影響是否把奧斯威辛集中營拉近?」

當時我認為(我仍然認為)正確的答案不是捍衛站不住腳的觀點。辯護Yeats(根據我信任的朋友的判斷)海量汪函,也是偉大的詩人,這只是徒勞無功。否認大致真實的事實只是徒勞無功。誠實的答案:文人過於遲鈍看到一些二十世紀早期的藝術與反社會感受的最白痴表達的關係,應受譴責。[3]這是我們背棄文藝,試圖為自己披荆斬棘自尋出路的原因之一,當然還有其他原因。[4]

但是,儘管這些作家很多人曾主導一代人的文學感性,現在已不再是這樣,或者至少程度上不如昔日。文學的變化比科學緩慢,沒有相同的自動糾正,因此誤導期較長。但科學家考慮不周,以1914至1930年期間的證據判斷作家。

這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誤解。因為我開始談到這話題,我應該先說明我是有一些批評。我熟悉的科學家大多認為有點意思,我熟悉的藝術家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一些有踏實觀點的非科學家對我不以為然。他們的觀點認為我是過於簡單化:如果談到這主題,必須有至少三種文化。他們認為雖然他們本身不是科學家,但是有分享頗多科學的感覺。他們和科學家一樣少有用到最近的文學文化;或許是他們知道更多,所以較少用得著。J. H. Plumb, Alan Bullock和一些美國社會學朋友強調他們極為抗拒與他們至死不相往來的人套在一個文化盒子,也不想被認為有份推動不容許有社會希望的氛圍。

我尊重這些論點。數字「2」是非常危險的數字:這就是為什麼辯證法是危險的進程。提防把事物一分為二。長久以來我打算進一步完善,但最終決定不這樣做。我尋找的是稍微遜於優雅的比喻,不是文化的地圖:稱之為「兩種文化」已經足夠,微調只會帶來更多缺點,利多於弊。

在這一極,科學文化真的是一種文化,不僅是智力方面,人類學意義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文化的成員不必然經常總是完全了解對方;生物學家往往不甚了解當代物理學;但大家有共同的態度,共同的標準和行為模式,共同的方法和假設。這是令人驚訝的廣泛而深刻,跨越其他心理模式,如宗教或政治或階級。

據統計,我以為比對於知識世界的其他人,雖然很多科學家相信宗教,但不相信宗教的略多,而且似乎年輕人越來越不相信宗教。據統計,開放政治中也是略多科學家是左派,但雖然很多總是自稱保守派,也似乎是常見於年輕人。比對於知識世界的其他人,在這個國家[英國],並可能在美國,相當多科學家來自貧困家庭。[5]

然而,在思想和行為的整體範圍內,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科學家]在他們的工作,在他們的情感生活,他們的態度更接近其他科學家而不是非科學家;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在宗教或政治或階級有著相同的標籤。如果我冒著以一蓋全的風險,我應該說「未來」很自然是在他們的骨髓中。

他們可能或可能不喜歡,但他們就是這樣。保守派的J.J. Thomson和Lindemann是這樣,激進派的Einstein或Blackett也是這樣:Christian A. H. Compton是這樣:唯物主義的Bernal是這樣:貴族的de Broglie或Russell(羅素)是這樣:無產階級的Faradav是這樣:生於豪門的Thomas Merton或Victor Rothschild是這樣;雜工的兒子Rutherford也是這樣。他們不假思索,都有同樣的反應。這就是文化的意思。

在另一極,態度的覆蓋面更廣。很明顯,從物理學家到文學知識份子,在知識社會兩極之間有各種各樣的情緒。但我相信對科學懵然無知這一極的影響是輻射其他。對科學懵然無知的程度比我們認識的更為廣泛,為整個「傳統」文化添上非科學的味道,而這往往(遠遠超過我們承認)變得成為「反科學」。這一極的感覺成為另一極的反感覺。如果「未來」是在科學家的骨髓中,那麼傳統文化的反應就是希望「未來」不存在。[6]管治西方世界的是傳統文化,其程度未有因為科學出現而減少。

這樣的兩極分化是我們所有人的莫大損失,是對我們作為人,我們的社會[的莫大損失],也是在實務、知識和創造這些方面的損失;我再說一遍,以為這三方面可以個別考慮是虛假的想法。但暫時我想集中於知識的損失。

雙方不理解的程度是已變酸的笑話。[英國]有約五萬名正職的科學家,約八萬名專業工程師或應用科學家。在戰爭期間前後,我和同事曾採訪三至四萬名,大概是25%。這龐大數字足夠給出公平的樣本,雖然與我們交談的對象現時還是四十歲以下。我們從而頗能知道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我必須承認我吃了一驚,即使是我喜歡和尊重他們。我們沒有完全預計[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是這樣的脆弱,只比得上禮貌的打過招呼。

正如大家預期,一些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以前和現在都有充足的精力和興趣用於科學之外;我們接觸過幾位科學家曾閱讀文學人物談論的一切讀物。但是,他們是鳳毛麟角。其餘的大多數人在回答「讀什麼書」時,會謙虛地承認:「嗯,我嘗試讀了一些狄更斯」,好像狄更斯是極其深奧,難以明解的和或許令人滿足的作家,就像Rainer Maria Rilke。事實上,他們是這樣的看待狄更斯:在整個過程中,一個最奇怪的結論就是狄更斯被轉化為不可理解的文學的類型標本。

但當然他們有閱讀狄更斯和幾乎所有我們應該珍惜的作家,但他們只是向傳統文化打招呼。他們有本身的文化,投入,嚴謹,和動作不斷。這種文化包含很多爭論,通常是比文學中人更為縝密,而且幾乎總是在更高的概念水平;即使科學家興高采烈採用的詞彙不是文學中人熟悉的,但感覺是一樣的。當[科學家]談論「主觀」,「客觀」,「哲理」或「進步」[7],[文學中人]知道他們的意思,即使不是慣性的期望。

記住,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在許多方面,他們的文化是嚴謹的,令人欽佩。除了音樂(這是重要的例外),他們的文化沒有包含多少文藝。口頭交流,堅持論點。長期紀錄。彩色攝影。耳朵,在一定程度上,眼睛。書籍,很少,但也許沒有多少比得上我一直提到科學界一位英雄人物那麼極端;他被問到看什麼書時,堅定和自信地回答:「書?我更喜歡用我的書作工具。」很難不讓人想入非非:書可以作為什麼工具?也許是錘子?也許是原始的挖掘工具?

書籍,很少。文藝中人不可或缺的小說,歷史,詩歌,戲劇,這些幾乎什麼都沒有。他們不是對心理學或道德或社會生活不感興趣。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興趣,肯定比我們大多數人濃厚。在道德方面,他們大概是最精明的知識份子群體:科學本身就含有道德成份,幾乎所有科學家對道德生活有本身的判斷。他們對有關心理事物的興趣,與我們大多數人不遑多讓,雖然我偶爾認為他們起步比較晚。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興趣,更多是因為他們認為傳統文化的整體文獻似乎與這些興趣並不相關。當然,他們是大錯特錯。因此他們有想像力的理解是低於原本可以有的理解。他們是自我貧困。

但在另一極的對方又如何?[文藝中人]也是貧困,或許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更為虛榮,喜歡假裝傳統文化是「文化」的整體,彷彿大自然秩序不存在,彷彿大自然秩序本身的價值或其後果都不值得探索;彷彿現實世界的科學宏偉大廈其知識深度,複雜程度和侃侃而談不是人類智慧最美麗,最精彩的集體作品。然而,大多數非科學家沒有這宏偉大的概念。即使他們想擁有這概念,他們也辦不到。彷彿似乎是在知識經驗的非常廣泛範圍內,有整個群體是音盲。這種音盲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通過培訓,而不是因為沒有培訓。

音盲的人不知道他們錯過了什麼。他們對那些從未讀過英國文學主要作品的科學家,只是憐憫的咯咯地笑,打發他們是無知的專家。然而,他們本身的無知和專業化也是同樣令人吃驚。我多次參加一些人的聚會;以傳統文化的標準來說,他們受過良好教育,蠻有興趣表達對科學家目不識丁的不可置信。有一兩次我被挑釁之下挑戰在場人士描述熱力學第二定律。他們反應冷淡,也是負面。然而,我的科學問題相當於「你曾否讀過莎翁的作品?」

現在我相信假若我提出更簡單的問題,例如什麼是「質量」或「加速」,這是等同「你是否識字?」的科學說法,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只有十份之一會認為我是說同一種語言。因此,現代物理學建造的華廈日漸加高,但西方世界最聰明的人士大多數人的了解約莫相等新石器時代的祖先。

多提一個我的非科學朋友認為品味最差的問題。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在劍橋大學每天晚餐相聚。[8]大約兩年前,整個科學史有最驚人的發現。我不是指人造衛星,這是組織的壯舉和利用現有知識的勝利,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令人欽佩。不,我的意思是楊振寧與李政道在哥倫比亞的發現,是美和獨創性的作品,但結果驚人,令人們忘記[背後的]思想是多麼的美,使我們再次思考物理世界的一些基礎。直覺,常識,全被顛覆。這結果一般被稱為「宇稱不守恒」定律。若是兩種文化之間在任何嚴肅的溝通,這個實驗應該是劍橋大學高桌的話題。是否如此?我不在場,我會提出問題。

似乎沒有文化交匯的地方。我不打算浪費時間解說這是遺憾,情況比這更差。稍後我提出一些實際後果。但在思想和創作的核心,我們默默讓一些最好的機會流失。兩個主題,兩個學科,兩種文化(這到盡頭是兩個星系)應會產生創意的機會。思維活動的歷史中,一些突破曾由此而來。現在就有機會。但是,機會似乎陷於真空,因為兩種文化的人士不能互相交談。二十世紀的科學少有與二十世紀的文藝同化,真是離奇。現在,詩人自覺地利用科學的表達,但犯了錯;有一段時間,詩句的神秘時尚不時提到「折射」,作家似乎有錯覺認為「偏振光」是特別令人欽羨的一種光線。

當然,這不是科學為文藝帶來任何好處的方法;科學必須與整體身心體驗一起同化,融為一體,與其他部份自然地被利用。

我說過這種文化鴻溝不僅僅是英格蘭的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西方世界,但可能在英格蘭最為尖銳,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我們狂熱相信教育專業化,在我們的社會比任何東西方國家更為根深蒂固。另一原因是我們傾向讓我們的社會形態具體成形。越是解決了經濟上的不平等,這種傾向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得越強,特別在教育方面。這意味著一旦文化鴻溝形成,所有社會力量致力使鴻溝不至僵化,但適得其反。

六十年前,兩種文化已經危險地分離;但首相Salisbury勳爵可以在Hatfield有自己的實驗室,Arthur Balfour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超逾業餘水平。John Anderson在加入公務員行列之前,在萊比錫研究無機化學,無意中研究了頗大範圍的科目;這些現在都不再可能了。[9]建制高層現在不可能有這樣的互相流動,想都不用想了。[10]

事實上,要彌補年輕人之間的科學家和非科學家的分離,現在比三十年前更為困難。三十年前,兩種文化早已不再對話:但至少在鴻溝兩端依然保持著僵硬的微笑。現在這種禮貌已經一去不復返,彼此只是做鬼臉。這不僅是年輕科學家現在覺得他們是上升文化的一部分,而對方往後撤退。粗魯的說法是年輕科學家帶著漠不關心的態度,知道他們會得到舒適的工作,而念英語或歷史的同代人能賺到他們的60%已算是走運。沒有任何有天賦的年輕科學家會覺得他不被人看重或是他的工作是荒謬的,他們不像《幸運的吉姆》[10a]書中的英雄,而事實上,作者Amis和同輩的一些不滿情緒是就業不足的文科畢業生的不滿情緒。

有方法打破這困境:這當然是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我已提出兩個原因為何這個國家[英國]比他國更難解決。幾乎每個人都同意我們的學校教育過於專業化,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要改變是超出人的意志。其他國家也不滿意他們的教育,但不會因此撒手不理。

一直在校就讀直至十八歲的美國學生,其比例超出[英國]很多:他們的教育內容更廣泛,但不是如此嚴格。他們知道的:希望在十年內處理問題,但他們可能沒有這樣充裕的時間。蘇聯的學生比例比超出我們:他們的教育內容比我們更廣泛(認為他們的學校教育是專門化是荒謬的西方神話),而且更為嚴格。[11]他們知道,他們尋找方法要做得好。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別是瑞典人,比我們任何人做得更明智,但受阻於要投入大量時間學習外語的實際需要。但他們已感受到這問題。我們有嗎?我們是否過於具體成形而不再靈活?

和校長聊聊,他們說世上沒有我們這樣強烈的專業化,是由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獎學金考試決定。如果是這樣,要改變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獎學金考試不會是完全不可能。然而,人們會低估全國錯綜複雜的抗拒,以為這是很容易。我們的教育史經驗表明我們只能日益專業化,而不是減少。

不知怎的,我們為自己定下任務生產受教於一種學術技能的精英小圈子,其比例遠少於任何國家。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劍橋的主科是數學,然後是數學或古典文學:然後容許自然科學加入。但仍然只能選擇單一主科。

很可能這進程已經走得太遠,不可逆轉。我剛才提出為什麼我認為對有生命的文化來說,這是災難性進程的理由。接著我會解釋若然我們要履行在世上的實務工作,我認為這是致命的成因。在整個英格蘭教育的歷史,能夠成功抗拒追求專業化的智力練習,我只能想到一個例子。

這是五十年前在劍橋這裡完成:取消了數學系榮譽學位的成績排行榜。百多年來,榮譽學位的性質已經具體化。榜首位置的競爭變得激烈,和職業生涯掛鉤。在大多數書院(包括我在讀的書院),榮獲一級榮譽學位第一、二名,其中一位即時被選為院士。這催生了整套輔導組織。Hardy, Littlewood,羅素,Eddington, Jeans和凱恩斯這些優秀學生參加兩至三年的培訓,為極具競爭性和極為困難的考試做準備。大多數劍橋人對此頗為自豪,幾乎所有英格蘭人對我們現有的教育機構有類似的自豪,無論是什麼樣的教育機構。如果研究當時的傳單,會發現對維持考試不變的激烈論點:只有這樣才可以保持標準,這是唯一以才錄用的公平測試,是世上唯一的嚴格客觀測試。事實上,今天如果有人建議獎學金考試不可能不改變,正正是引用這些幾乎完全相同,充滿激情誠意的論點。

事實上,除了某一方面,舊有的數學系榮譽學位似乎是完美的。但是,對某些人來說,這唯一例外是相當重要。青年數學家如Hardy和Littlewood一直指出,這唯一例外就是評級完全沒有學術價值。他們進一步指出榮譽學位在過去百年已殺死了英國的嚴肅數學。即使學術爭論也迴避這問題,他們如願已嘗。但我的印象是劍橋在1850至1914年間比我們那一代更為靈活。如舊制的數學系榮譽學位在我們的年代根深蒂固,我們應否最終取消?

(二)知識份子是天生的盧德份子(11a)

兩種文化的存在有很多深層和複雜的原因,有一些植根社會歷史,或是個人經歷和不同思維活動本身的內在動態。我想抽出一個不是什麼原因的相關因素,經常穿插在這些討論。可以簡化如下:如果我們忘記科學文化,那麼其他西方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嘗試,打算或能夠理解工業革命,更不要說接受。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學知識份子,是天生的盧德份子。

在英國這尤其真實;在一段漫不經心的時期,工業革命在這裡發生,早於其他地方。這也許有助解釋我們目前的具體程度。但只要略為補充,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令人驚訝。

在這兩個國家,事實上是整個西方社會,工業革命第一波是不經意而來,沒有任何人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當然,這是發現農業以來,社會的最大轉變;至少在目前,在我們的年代,工業革命的前景正是如此。事實上,農業和工業─科學這兩次革命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前所未見的質變。但傳統文化沒有留意:或是有留意但不喜歡。這並不是說傳統文化沒有從革命得到好處;英格蘭教育機構從英格蘭的十九世紀財富分得一杯羹,這反而有助落實到我們現在知道的形式。

天才和富有想像力的能量,幾乎都沒有投入這生產財富的革命。隨著[革命]變得更富裕,為政府和印度帝國培訓青年以延續文化本身,但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使他們能夠理解革命或參與其中,傳統文化變得更為抽象。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有遠見的人開始看到為了繼續創造財富,國家需要優秀份子接受科學訓練,特別是應用科學。沒有人理會。傳統文化沒有理會:純科學家也不是非常急切。Eric Ashby的《科技與學者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記述這故事,其精神持續至今。[12]

學者與工業革命毫無關係: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的前任院長Corrie評論火車在星期天開到劍橋:「上帝和我同樣感到不快。」十九世紀工業有任何思想,應該是來自堅持不懈和聰明的工人。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告訴我,美國的工業革命大致相同。遲於我們大概五十年,工業革命在新英格蘭開始發展[13],無論是當時或後來在十九世紀,顯然很少有受過教育的人才參與,只能依靠技工的指導──當然,有時技工也有多少天才,例如福特(Henry Ford)。

在1830和1840年代,早在德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之前,德國人可以享受應用科學的優秀大學教育,優勝於英格蘭或美國在幾世代內可以提供[的類似教育],這確是怪事。我不是很明白:這沒有社會意義:但確實如此。結果是一位皇室指定供應商的兒子Ludwig Mond在海德堡大學學到了一些優秀的應用化學。Siemens是普魯士訊號官,在軍事學院和大學修讀當時的電氣工程精品課程。然後,他們來到英格蘭,完全沒有競爭,其後又引進其他有教養的德國人,大賺特賺;一如他們到了富裕但文盲的殖民地。美國的德國技術人員同樣賺了大錢。

但是,幾乎每地方的有識之士都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當然,作家也不理解。他們大多數人摇頭晃肩走開,似乎人的感覺的正途是外判;有一些人,例如Ruskin,William Morris,Thoreau, Emerson和Lawrence,嘗試各種虛擬計劃,效果只不過是恐怖的尖叫聲。很難想像上層社會的作家會真正伸開他有想像力的同情,看到醜陋的後街,噴煙的煙囪,內部的代價──以及對窮人開放的生活前景;以前只有少數幸運的人享用的限制,即將對其餘99%同胞開放。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小說家有可能看得到,他們的本性胸襟廣闊,但他們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沒有機會。似乎已經了解工業革命的唯一世界級作家是晚年的易卜生;沒有什麼是這老人不明白的。

當然,有一個道理是很簡單。工業化是窮人的唯一希望。我引用「希望」一詞是採用原始和平凡的意義。優皮雅士不是利用這意思,我沒有引用這些人的道德感性,這對我沒有什麼用處。我們可以活得舒適,認為生活的物質標準無關重要。如果你喜歡,個人選擇拒絕工業化,做現代的田園詩人,這是無所謂的;如果你挨餓,看著子女大多數夭折,鄙視知書識墨的舒適,接受短命二十年,那麼我尊重你,因為你抗拒美感。[14]若是你嘗試把同樣的選擇強加未能自由選擇的其他人,我絲毫不尊重你。事實上,我們知道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麼。在任何國家,只要他們有機會,窮人統統離開土地,走進工廠,只要工廠能夠招納他們。

我記得年少時祖父的說話。他是十九世紀工匠的好標本。他非常聰明,性格鮮明。他十歲離開學校,到老都在努力自修。他有著他這個階級對教育的激情信念。然而,他從來沒有運氣走得很遠;我現在懷疑他是沒有世俗的力量和靈巧。事實上,他最終只是電車廠的維修管工,不能再進一步。在孫子的眼中,他的一生似乎費力和吃力不討好,幾乎是難以置信。但是他並不認為是這樣。他太明智,不會不知道他沒有充分發揮:他太驕傲,不會沒有感受到應有的積怨:他失望他沒有做更多的事──但相比他的祖父,他覺得已經做了很多。他的祖父一直是農業勞動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俄羅斯老派老自由主義者稱之為「黑暗的人」,完全迷失在偉大歷史的無名污泥。祖父只知道曾祖父不懂閱讀或書寫,認為他很能幹;祖父憤怒社會如此對待(或沒有對待)他的祖先,但沒有把先輩的情況傳奇化。十八世紀中後期的農業勞動者不是什麼營生樂事;而我們這些活在當下的勢利小人,只會想到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和簡奧斯汀(Jane Austen)。

視乎你的地位高低,對工業革命的觀感是非常不同。今天從倫敦高尚住宅區或亞洲一個村莊來看工業革命,有非常不同的觀感。對我祖父這樣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工業革命是稍勝從前。當時的唯一問題是如何使它更好。

在更複雜的意義上,這仍然是問題。在先進國家,我們以粗略和現成的方式實現了工業革命帶來的一切。人口大量增加,因為應用科學與醫學科學和醫療照護攜手並進。出於同樣原因,人們有足夠食物。人人能讀能寫,因為工業社會不是如此就不能運作。只有工業革命能夠把衛生,食物,教育向下發放到最窮的人。這是主要的收穫,當然也有損失[15],其中之一是為工業社會而組織,可以很容易組織為全面戰爭。但收獲仍然存在,是我們社會希望的基礎。

但是:我們是否了解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是否已經開始理解舊的工業革命?更不要說我們身處的新科學革命?從來就沒有任何東西更值得理解。

(三)科學革命

我剛才提到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之間的區別。這區別不是很明確,但很有用,我應該現在嘗試定義。工業革命,我的意思是逐步使用機器,男男女女在工廠就業,國家人口從主要是農業勞動轉變為主要在工廠製造物品和分發成品。正如我提到,這改變是在我們不知情之下躡手躡腳而來,與學者沒有關係,無論是務實或有頭腦的盧德份子都憎恨。在我看來,這關連到我們對科學和美學具體態度的方方面面,大概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工業革命帶來另一種與之密切相關的改變,更為科學化,更快,而且結果可能更為驚人。這改變來自真正科學應用在工業,不再是碰運氣,不再是古奇「發明家」的想法,而是踏實的東西。

追溯這第二個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口味的問題。有些人認為是大約六十年前第一波大型化學或工程工業。我該為要往後推至不早於三四十年前:作為粗略定義,我把時間定為原子粒子首次作工業用途。我相信電子,原子能,自動化的工業社會,與以前的社會有基本差別,而且將來會更為改變這世界。在我看來,這種轉型可賦予「科學革命」的名稱。

這是我們生活的物質基礎:或更準確地說是社會的血漿,我們其中的組成部分。但我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剛才我提到,非科學文化的受過高深教育的成員無法應付純科學的最簡單概念:純科學是意想不到的,而應用科學是更難理解。有多少受過教育的人理解新式和舊式生產工業?機床是什麼?我在一個文藝聚會提出這問題;他們看來猶猶疑疑。除非知道內情,工業生產是一如巫醫的神秘。以鈕扣為例。鈕扣不是很複雜的物件,每天的產量以百萬計:除非是頗為激進的盧德份子,否則不會否認整體而言這是可以估量的活動。但我敢打賭,劍橋大學文科一級榮譽學位的學子,只是十中有一可以粗略分析這活動需要的人類組織。(譯註:參見Read〈我是鉛筆:我的家譜樹〉 (1958)

美國也許有更多人略為認識工業,但我想起來沒有任何美國小說家曾經假設讀者有這方面的認識。他可以假設,也時常假設,讀者熟悉以前美國南部的偽封建社會,但不會假設熟悉工業社會。英國小說家肯定不會。

然而,生產組織中的個人關係是極為精妙和有趣。這種關係有很大的欺騙性,看起來好像應該是任何有指揮鏈層次結構的個人關係,一如軍隊或公務部門的分工。在實踐中,這複雜得多,習慣直接指揮鏈的人來到工業組織,瞬間會不知所措。順帶一提,任何國家都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個人關係應該是怎樣。這問題幾乎獨立於大規模政治,而是衍生於工業生活。

我認為公平來說,最純粹的科學家對生產性工業的無知是令人震驚,而許多人仍然如此。可以把純科學和應用科學混為同一科學文化,但差距是頗為廣闊。純科學家和工程師彼此往往完全誤解對方。他們的行為往往很不同:工程師必須生活在有組織的社區,無論他們私底下是多麼格格不入,面向世界總是很有紀律。純粹科學家不是這樣;二十多年來,他們依然故我,統計上比其他任何職業更多是政治光譜的中間偏左:工程師不是這樣,他們幾乎全都是保守派,不是文學意義的反動,只是保守。他們投入於做事情,而目前的社會秩序對他們來說是夠好的。

純科學家認為工程師和和應用科學是頗為遲鈍,對他們沒有興趣。純科學家沒有理解很多問題是一如純科學問題一樣嚴格,很多解決方案是同樣令人滿足和美麗。可能這個國家急於盡可能找到新的勢利主義,若然沒有就發明一個,因此銳化了他們的本能,理所當然認為應用科學只是二流人才的職業。我說得較為尖銳,因為三十年前我也有這樣的觀點。當時劍橋年輕科研工作者的思維說來很丟人。我們自豪地認為我們研究的科學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實際用途。越是堅定的說出來,越是感到優越。

Rutherford對工程沒有很大興趣。他慣常欽佩地訴說這故事:難以置信的是Kapitza竟然把工程圖紙交給Metrovick,而那些魔術師研究圖紙,造出機器和送到Kapitza的實驗室!Rutherford對Cockcroft的工藝是如此印象深刻,為他申領了專項補助,款額高達六百英鎊!在1933年,在他去世前四年,Rutherford堅定和明確聲言他不相信可以釋放原子核的能量;十九年後,第一根原子棒開始在芝加哥運行。這是Rutherford唯一錯誤的科學判斷。有趣的這應該是純科學首次轉用到應用科學。

純科學家不是很理解,或是對社會事實感興趣。為他們說好話:如果必要,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學懂。在戰爭中,許多科學家學習生產工業,只因Samuel Johnson說過:學習提高智慧。他們大開眼界。我的工作是要多了解工業。這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教育。但我當時已是三十五歲,應該要早得多開始。

這要回到教育。為何我們不能應付科學革命?為何其他國家做得更好?為了我們未來的文化和實務,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現在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這兩個論點殊途同歸。從知識或社會的角度思考這問題,終歸是很明顯我們的教育已經出錯,兩方面都同樣出錯。

我不會假裝任何國家的教育是完美。我說過俄羅斯人和美國人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為不滿意:那就是他們正採取更激烈的步驟去改變。但那是因為他們對他們生活的世界更為敏感。以我來說,我毫不懷疑雖然他們找不到正確的答案,但比我們好得多。我們有一些事情做得比他們好很多。在教育陣地戰,我們往往比他們更有天分。在教育策略,我們只是站在他們旁邊玩玩而已。

三個系統之間的差異極有啟發價值。當然,我們教導的十八歲以下的學生比例較小,升讀大學的比例也較小。一直沒有打破培訓少數精英的舊格局,雖然已稍為彎曲。在種模式下,我們一直保留國人對專業化的愛好:我們的聰明年輕人到二十一歲比美國人更用功,雖然比不上俄羅斯人。我們十八歲科學專才的科學知識超越任何地方的同輩,但別的知識較為落後。他們二十一歲拿學位時,很可能仍然超前一年左右。

美國的策略是實際上的不同。十六至十八歲的全部人口都入讀高中,教育頗為鬆散和全面。[16]他們的問題是要為這種鬆散教育注入一些嚴格要求,特別是基本數學和科學。十八歲的高中生有頗大比例升讀大學,而大學教育一如高中教育,比我們較為分散和較少專業化。[17]四年大學教育的年輕人通常不及我們在專業方面那麼訓練有素:雖然我認為公正的評論應該是在這寬鬆環境中,最優秀的美國大學生有頗高比例保留他們的創作熱情。進入博士層次,美國人突然迫使學生要努力;這才是真正的嚴荷。值得記住的是他們有足夠的人才每年完成科學和工程的博士課程,人數相等於我們的第一個學位畢業生。

俄羅斯的高中教育的專業化程度比我們要少得多,比美國更艱鉅。高中教育是如此艱鉅,非學術界似乎認為是過於艱辛,正在嘗試以其它方法教育十五至十七歲的學生。一般是修讀類似歐洲〔法國〕的高中課程,相當大的部分(超過40%)是科學和數學課程。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在大學,通才教育突然停止;五年大學課程的最後三年比我們的專業化更密集。也就是說,在大多數英國大學,學生修讀機械工程的榮譽學士學位。在俄羅斯,學生修讀相等學位可以進修一些機械工程課程,可能是空氣動力學或機床設計或柴油發動機生產。

他們不會聽我的,但我認為他們做過頭了,正如我認為他們培訓的工程師數量略高。現在的數量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逐漸接近超出百分之五十。[18] 俄羅斯培訓的純科學家數量只略高於美國,但俄羅斯在物理和數學方面超前。

比諸美國或蘇聯,我們的人口少。若是對等比較,把科學家和工程師一起計算,我們培訓每一個科學家或工程師,美國培訓一個半人,俄羅斯是兩個半。[19] 。必然有人出錯了。

只要略為補充,我認為俄羅斯理智判斷形勢。他們比我們或美國人更深入了解科學革命。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似乎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巨大。例如,當代蘇聯小說家可以假設讀者至少對工業有一些基本認識;我們做不到。通常不涉及純科學,似乎和文學知識份子一樣水土不服。但工程有走進來。蘇聯小說可以接受工程師,一如美國小說的精神科醫生。蘇聯小說文藝可以處理生產過程,一如巴爾扎克(Balzac) 處理工藝製造的過程。我不想過分強調,但這可能是重要的,因為這些小說使讀者面對教育的熱情信念。人們相信教育,一如我的祖父,為了相同的理想和謀生的混合理由。

總之,俄羅斯判斷要在科學革命中勝出,就需要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和數量。[20]我要簡單說明,但我認為他們的估算是頗為正確。他們的估算是這樣的。首先,國家的超級優秀科學家是鳳毛麟角。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有很多。只要有學校和大學,無所謂課程教授他們什麼,他們會照顧自己。[21]按比例計算,我們不遜於俄羅斯人和美國人,我們不用憂慮。第二層的優秀專業人士人數較多,他們支援研究,高階設計和發展。在質量方面,英格蘭也不遜色美國或蘇聯:這是我們的教育專門面向的產出。不過,在數量方面(再次以平均人口計算)我們的人才不及俄羅斯人認為有必要而又能夠找到的一半。第三層次是達到自然科學第一部分或機械科學榮譽學位的教育水平,或者稍低於此。其中一些從事輔助技術工作,但有些人將承擔重大責任,特別是與人有關的職位。妥善利用這些人才取決於不同國家培養的能力分佈。隨著科學革命的進展,對這些人的要求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但俄羅斯已經想到。我們需要成千上萬這些人才,需要大學教育能夠為他們提供的人類發展。[22]也許,正是在這一點我們的洞察力已有偏差。第四和最後層次是政治家,管理者;他們要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可以明白科學家的談論。

以上所述或類似論點就是科學革命的具體規範。[23]我希望我能夠肯定這個國家能夠適應,足以滿足這些規範。稍後我會提出一個問題,以世界觀來看是更為重要:但請大家原諒我先看看我們本身的命運。在先進國家中,我們的情況是遠遠最不穩定。這是歷史和意外的結果,而不是責怪任何在生的英國人。如果我們的祖先在工業革命曾投資於人才,而不是印度帝國,我們可能有更健全的基礎。但他們沒有。

我們只剩下超出本國種植糧食可以承擔人口的兩倍,因此我們時常比法國或瑞典更為焦急[24],在自然資源方面,以世界大國的標準計算,我們什麼也沒有。事實上,我們真正的資產是我們的智慧。這在兩方面一直對我們很好。無論是先天或後天,我們有適應能力,彼此相處和諧:這是實力。我們一直有發明和創造的能力,可能超出我們的人口比例。我不相信國家的聰明程度差異很大,但比起其他國家,我們當然不是更為愚蠢。

既然有這兩項資產,也是我們唯一的資產,我們應該最先了解科學革命,教育自己,走在前頭。好了,我們做了一些事。在某些領域,如原子能,我們做到的是比任何人可以預測的更好。在我們的教育和兩種文化的剛性和具體模式內,我們一直試圖適度努力調整自己。

苦澀的是這並不足夠。若要說我們要教育自己或是滅亡,這是超出事實的聳人聽聞。若是說我們要教育自己或是看著我們的一生急劇下降,這大概是對的。我現在深信,若是不打破現有格局,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知道這是多麼困難。這違背了幾乎所有人的情感糧食。在許多方面,這違背了我本身的情感,不安地一隻腳站在已死亡或瀕臨死亡的世界,另一隻腳站在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希望見到會出現,也必須出現的世界。我希望我可以肯定我們有我們頭腦告知我們的勇氣。

我時常為一個歷史神話難過。無論神話是否可信的歷史,這不要緊,對我來說已經值得注意。我不禁想到在威尼斯共和國的最後半世紀。和我們一樣,他們曾經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幸運。和我們一樣,他們意外地變得富裕。和我們一樣,他們已經掌握頗多政治技巧。威尼斯人有許多強硬,現實的愛國之士。和我們一樣,他們清楚知道歷史潮流已經開始針對他們。他們有許多人想辦法維持下去。這意味著打破他們已融入其中的模式。他們喜歡這模式,一如我們喜歡我們的模式。他們從來找到打破模式的意願。

(四)富與貧

但這是我們當地的問題,我們本身要解決。有時,我確實覺得威尼斯的影子覆蓋整個西方。在密西西比河彼岸,我有這樣的感覺。在較為達觀的時刻,我安慰自己:在1850至1914年間,美國人很像我們。不管他們沒有做什麼,他們有反應。他們要長時期盡力才可以追上俄羅斯對科學革命的準備,但有頗大機會他們會做得到。

不過,這不是科學革命的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工業化國家的人民越來越富裕,和那些非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充其量只是原地踏步,使工業化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差距每天正在擴大。在全球範圍內,這是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

富國包括美國,英聯邦的白人國家,英國,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蘇聯。中國是在模棱兩可之間,還未跨越工業駝背,但可能做得到。其餘的都是窮國。富國人民活得更長,吃得更好,較少工作。在印度這樣的貧國,平均預期壽命不到英格蘭的一半。有一些證據表明,以絕對數量計,印度人和其他亞洲人的食物量少於前一代。統計是不可靠的,糧農組織的線人告訴我不要過於信任這些數字。但大家都同意在所有非工業化國家,人民只是略高於溫飽水平。從新石器時代到現在,他們的工作方式一直沒有改變。大多數人的生活一直是骯髒,粗野和短期。在窮國是仍然如此。

大家都注意到這種貧富之間的差距;尤其窮人最能感受切膚之痛。因為他們已經注意到,這〔差距〕不會長期持續。無論我們這世界的什麼到了2000年還會存在,這〔貧富差距〕不會。現在大家已知道致富的訣竅,世界不可能繼續是一半富人,一半窮人。這是不可能的。

西方必須幫助這轉變。麻煩的是西方文化分裂,很難把握轉變的規模有多大,更最重的是轉變到底必須要多快。

剛才我說到很少非科學家真正理解「加速」的科學概念。我是嘲弄的意思。但從社會角度來看,這不是嘲弄。直到本世紀,所有人類歷史上的社會變革速度一直很慢,在一代人的一生中少有注意到。現在已不是那麼。變化的速度增快,我們的想像力無法跟上。

在未來十年,比以前必然有更多社會變革,影響更多人。1970年代必然有更多變化。窮國的人民已經趕上這簡單概念。人們不再願意等待一輩子。

有了「從上而下」,令人欣慰的保證是也許一百或兩百年內,事情會稍為變好──這只是使人更憤怒。為什麼?我們依然聽到一些熟悉亞洲或非洲的老手聲稱這些人要五百年才趕上我們的水平!這些老手都是自殺的和科盲。特別是說這些話的人似乎總是看來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不用五年就追上他。

事實是改變的速度已經證明這是可能的。有人說,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已經披露了唯一重要的秘密──這東西是可能的。之後,任何有決心的國家只要幾年就可以製造核彈。同樣的,俄羅斯和中國工業化的唯一秘密是他們做到了。亞洲人和非洲人已經注意到。俄羅斯花了四十年,開始時工業有些基礎(沙皇時代的工業不是可以忽略的),但因為內戰及其後的二戰而中斷。中國開始時的工業基礎少得多,但沒有被打斷,看起來中國只用了稍多於一半的時間。

這些轉變是經過很多努力和巨大痛苦。個中苦難許多是不必要的:站在相同的年代,很難直視當時的恐怖。然而,他們已經證明常人為了在未來上位,可以顯示出驚人的剛毅,為了現在上位,人們不是很興奮;為了明天上位,往往可以看到人們最崇高的一面。轉變也證明只有科學文化可以安然面對。然而,當我們沒有安然面對,這讓我們看來像傻瓜。

簡單來說,科技是很容易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科技是人們可以學習的人類經驗分支,其結果是可以預測。長期以來,西方嚴重錯估這方面。畢竟,許多英格蘭人六個世代以來已經熟練掌握機械工藝。不知怎的,我們開始自信認為整體科技術或多或少是不能傳授的藝術。說真的,我們開始時是具有一定優勢。我認為部份是因為傳統,因為我們的孩子有機械玩具,可以讀寫之前已經學習零碎的應用科學。這是我們盡量利用的優勢。正如美國人的優勢是十個成年人有九個可以開車,一定程度上都是技師。上一次的戰爭是小機器的戰爭,這是真正的軍事資產。俄羅斯正在趕上美國的主要工業,但俄羅斯還要走漫長之路才可以追上美國,汽車拋錨時事事方便。[25]

奇怪的是這一切似乎無關重要。大國要立志完全工業化,例如今天的中國,只需培養足夠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意志,和一段時間。沒有證據表明任何國家或種族在學習科學方面是優勝於任何其他國家或種族:有很多證據說明彼此大概相若。傳統和科技背景似乎影響甚微。

我們都曾目睹這樣的事情。我本人發現羅馬大學的榮譽物理課程,一門非常嚴格的的課程,西西里女孩佔據榜首:三十年前她們還戴著面紗。我記得1930年代初John Cockcroft從莫斯科回來,傳聞他不僅可以參觀實驗室,也參觀了工廠和機械技工。我不知道我們預期會聽到什麼:但肯定是西方男人心中渴望聽到的故事:俄羅斯農奴對著銑床沮喪,或是赤手打開鑽頭。有人問Cockcroft〔俄羅斯〕熟練工人是什麼一回事。他從來都是言簡意賅。事實就是事實。「啊,他們和Metrovick的技工一樣。」僅此而已。一如既往,他是對的。

我們不能逃避這問題。五十年內,印度,非洲,東南亞,拉美,中東開展科學革命,技術上是可行的。西方社會沒有藉口不知道。而「不知道」是我們找尋出路時面對的三座大山:氫彈戰爭,人口過多,貧富之間的差距。在這些情況下,「無知」是最壞的過錯。

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可以剷平,將是也會剷平。如果我們因為善意或開明的自我利益〔幫助他人最後自己得益〕而短視,無能或不勝任,那麼就只能任由戰爭和飢餓解決問題。差距必須解決。問題是如何解決以及誰來解決。這些問題只有部分答案,但足以促使我們思考。世界規模的科學革命首要是要有資本:所有形式的資本,包括資本機械。窮國要超越工業曲線某一點,才可以積累這資本。這是富國和窮國之間差距正在拉大的原因。資本必須來自外部。

資本只有兩個可能的外部來源。其一是西方國家,這意味著主要是美國,另一個是蘇聯。即使是美國也沒有這種資本的無限資源。如美國或俄羅斯打算獨自行事,這意味著各自要比二戰中在工業方面更大花氣力。如果兩國都參與,犧牲程度會稍遜前者──在我看來,這不會是一些聰明人的樂觀看法:以為沒有犧牲。這要求的合作規模是在國家層次。即使是最大的民營企業都不能開始解決,也絕對不是合理的營商風險。這有點像在1940年要求Duponts或I.C.I. 為整個核彈計劃融資。

資本之外,第二個要求是與資本一樣重要的人才,即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有足夠的適應能力,投入至少落後十年的外國工業。除非及直至美國人和我們理智和富有想像力教導自己,否則俄羅斯有明確優勢。他們的教育政策已經受惠於很大的紅利。如有需要,他們可以派出這樣的備用人才。我們沒有這些人才,美國人也好不了很多。例如,試想一下英美政府同意幫助印度進行重大的工業化,類似中國的規模。試想一下可以有資本,然後需要一、兩萬來自英美工程師來完成任務。目前,我們無法找到這些人才。

這些短缺的人才不僅要有科學培訓,也要有人文方面的培訓。若是他們不能拋開家長式作風,他們不能在工作中發揮。很多歐洲人,從聖芳濟(St Francis Xavier)到施懷惻(Schweitzer),一生奉獻給亞洲人和非洲人,高尚,但家長式作風。這不是現代亞洲人和非洲人歡迎的歐洲人。他們希望這些人成為同事,傳授他們的知識,踏實做好科技工作,然後離開。幸運的這是科學家容易接受的態度。他們比大多數人更少種族主義;本身文化的人文關係中是民主形式。人類平等之風在其內部氣候吹拂著臉頰,有時較為強勁,例如挪威。

因此科學家會在亞洲和非洲達成我們的期望。他們會做好科學革命的第三主要因素。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在資本投資和外國幫助之外,必須同時推行教育計劃,一如中國在十年似乎已經改造他們的大學,又建立許多新大學,他們現在幾乎無需來自外間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十年。有了來自英美的科學教師以及必要的英語教師,其他窮國可以在二十年內同樣做到。

這是問題的規模。龐大的資本支出,大力投資於大多數西方國家並未具備的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這些人才。除了完成任務,短期內的得益是微不足道:從長遠來看,得益並不確定。

人們問我,其實私底下已經問我:這是好事大事,但你應該是現實的人,興趣在於政治的精細結構,你已經研究人在追求本身目的時的行為。你能否可能相信人的行為會一如你設想?你能否想像在像美國或我們本身的議會社會有政治手段可以促使任何這樣的計劃可能成真?你是否真的相信有十份之一機會任何這些會發生?

這是公正的評論。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一方面,任何人以為當我們談到人的自我主義,弱點,虛榮和尋求權力,已經全面概括;這是錯誤;所謂現實的人特別容易陷入的錯誤。是的,他們是這樣的。這是我們必須建設的磚頭,可以通過本身的自私程度來判斷。但他們有時有能力多做一些,而任何不承認這樣的「現實主義」不是慎密的。

另一方面,我應該說實話,承認我無法看到有政治技巧驅使西方社會的優秀人力資源投入行動。能夠最好做到的是挑剔嘮叨,而這是極壞的「最好」。因為本身的憂慮,這也許是太容易的權宜之計:因為雖然我不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做到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或是我們是否應做任何事情,我知道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共產主義國家稍後會做到。他們會不惜代價,本身或他人的代價,但他們會做得到。如果事情是這樣發生,我們在實務和道義方面是失敗。西方社會充其量成為一個不同世界的法外之地,而英國將是法外之地內的法外之地。我們是否放棄,聽任由之?歷史對待失敗是無情的。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歷史不是由我們寫成的。

與此同時,有反思的人是可以採取一些步驟。教育不是解決這問題的全面方法,但沒有教育,西方國家甚至不能開始應付。所有的箭頭都指向相同方向。在最抽象的知識意識方面,收窄我們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是必要和最實用的。當這兩感覺分別增長,沒有社會能夠以智慧來思考。為了知識生活著想,為了這國家的特殊危險,為了西方社會在窮人中不穩定地生活,為了窮人因為這世界有智慧而無需這樣貧窮,我們、美國和整個西方社會有責任以新鮮視野審視我們的教育。這是我們和美國人彼此取長補短有最大好處的情況之一。如果我們不是太驕傲,我們各自有很多方面要學習俄羅斯。順帶一提,俄羅斯也有很多方面向我們學習。

現在是不是我們開始的時候?危險的是我們的教養一直以為我們有很多時間。我們只有很少時間,少至我不敢猜測。

註釋
1.〈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0月6日
1a. 英國物理學家和X射線晶體學家
2. 這講座是在劍橋發表,我不用解釋一些引述。G. H. Hardy(1877-1947)是他那一代的最出眾的純數學家,年輕時已任教職,1931年是數學教授,劍橋的出色人物。
2a. 譯註:估計Rutherford是指愛因斯坦。
3.我在1958年8月15日《時報文學副刊》的〈挑戰知識份子〉說有點擔心這關係。希望有一天能進一步分析。
4. 更準確的說法是因為文學的原因,我們覺得當時的文學模式對我們毫無用處。然而,因為當我們醒覺無論是邪惡,或荒謬,或兩者皆是,這些當時的模式是與社會態度緊密相連,我們加強了這種感覺,。
5. 對學校的分析是來自英國皇家學院院士的夫子自道。這分佈是顯著不同於,例如,外交部人員或御用大律師的分析。
6. 比較J. D. Bernal的《沒有戰爭的世界World Without War》和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年》;後者可能是不希望發生的未來。
7. 在當代科技術語中,「主觀性」是指「根據主題分為」。「客觀性」是「針對某對象」。哲學的意思是「一般智力方法或態度」(例如,科學家的「制導武器的哲學」可能導致他提出某些「客觀性研究」)。「漸進式工作」意思是「有可能推進的工作。」
8. 幾乎所有大學的高桌包括科學和非科學學科的院士。
9. 他在1905年參加了考試。
10. 若謂英格蘭的管理層本質是緊湊,「彼此相識」,這意味著比對大多數國家,其實科學家和非科學家更容易以「人」的身份大家認識;這說法較為真實。若謂許多政要和行政人員在更大程度上保持活潑的思想和藝術興趣,這也是真實的;到目前為止,我可以判斷是優勝於美國。這都是我們的資產。
10a. 譯註:諷刺小說《幸運的吉姆Lucky Jim》是英國作家Kingsley Amis在1954年發表的處子之作。簡體中譯本的譯者是譚理,譯林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11. 我在1956年9月6日《新政治家》〈新世界的新頭腦〉試圖比較美國,蘇聯和英格蘭的教育。
11a. 譯註:盧德份子Luddites是十九世紀時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的虛構人物,反對以機器取代人力。
12. 關於這主題最好的書本,而且幾乎是唯一的。
13. 這發展得非常快。英格蘭調查工業生產力的委員會早在1865年訪問美國。
14. 知識份子喜歡住在十八世紀的斯德哥爾摩街道,而不是Vallingby是合理的。我個人會是這樣。但知識份子阻撓建造其他Vallingby是不合理的。
15. 值得記住一定有類似的損失,分佈在更長的時期──當人們的生活從狩獵改變到採集食物再改變到農業。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必然是真正的精神貧困。
16. 這是不太準確。在高等教育已大致完全發展的州省,例如威斯康星州,大約有95%學生留在高中直至十八歲。
17. 美國是複雜和多元化社會,而大學的水平與英國大學極不相同。一些大學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從廣義上講,我認為這概括說法是公平的。
18. 美國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數量相當大幅下降。我沒有聽說過有充分的解釋。
19. 每年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合計)畢業生的最新數字大約是英國 1萬3千人,美國 6萬5千人,蘇聯13萬。
20. 俄羅斯的工程師畢業生有三分之一是女性。無論我們說什麼,我們在現實中認為女性不適合科學事業是大大的蠢事。我們因此把我們的潛在人才庫整齊地分成兩個。
21. 值得重新調查在本世紀一百名超級有創意的科學界人才曾接受什麼教育。我的感覺是很大部份沒有超越最嚴格的正統障礙,例如劍橋大學的第二部分物理學。
22. 英格蘭的誘惑是在大學之下的院校教育這些人才,帶著次等的標籤。沒有什麼比這樣的判斷更錯誤。時常遇上美國工程師,以狹窄的專業意義來說,他們沒有接受英格蘭技術學院那麼嚴格的培訓,但美國工程師有個人和社交的信心;他們與大學培訓的工程師混在一起,這有助他們發展信心。
23. 我只限制在大學人口。技術人員的種類和數量是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24. 當然,我國人口的密度使我們在軍事方面較為吃虧。
25. 所有主要工業化社會有奇怪的結果。社會需求的前線工作人才的數額是多於任何國家可以舒適地產生,這會越來越明顯。結果是沒有足夠的聰明,能幹和滿足於不起眼工作的人才維持社會福利設施順暢運作。郵政服務,鐵路服務,很可能慢慢惡化,只因以前主持工作的人才現在接受不同事物的教育。在美國這是頗為明確,在英格蘭是變得明確。


講者Charles Percy Snow (1905 –1980) 是英國物理學家和小說家,曾出任英國政府高職。這個《兩種文化》在1959年發表時,曾引起熱烈討論。他抨擊現代社會的兩種文化(科學和人文)各自修行,是解決世上問題的主要障礙。他尤其指出大學教育的質量下降和分化:科學家從不閱讀狄更斯,文藝中人對科學一無所知。

劍橋大學的Rede講座在1668創立,每年邀請知名學者發表主題演講。

參考閱讀
劉鈍:「兩種文化」背後

兩種文化:當科學與人文交會時,將為這個社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C. P. Snow in New York作者:Lawrence M. Krauss,譯者:宋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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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Re: Snow:兩種文化 (1959)

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1月 01, 2012 2:24 pm

原文:THE TWO CULTURES by C.P. Snow. THE REDE LECTURE, 1959

圖檔


两种文化

C.P. Snow,剑桥大学Rede讲座,1959年

(一)两种文化

约三年前我发表文章勾划一个多年朝思梦想的问题。[1]因为我的人生景况,这是我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不自量力对这主题沉思默想,得力于这些情况下的一些机会。任何人有类似的经历大都会留意到相同的事情,我认为他们也会有非常相同的意见。这刚好是不寻常的经历。我是受过培训的科学家,但职业是作家。仅此而已。这是运气,在贫穷家庭中成长出现的运气。

但我的个人历史不是重点。我只想提到去剑桥做研究,当时剑桥有重大的科学活动。我有幸旁观所有物理学最奇妙的创意时期。战乱时期也有走运时刻,包括1939年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我在火车站餐厅遇见W. L. Bragg[1a],这之后对我的实际生活有决定性影响;我也得而旁观一切,并且在道义上有这样的责任。三十年来,我与科学家过从,不仅是出于好奇,也是因为工作。在这三十年间,我构思我想写的书,并因而认识许多作家。

很多日子我上班时与科学家打交道,然后与文学中人消磨长夜。当然,我的挚友有科学家,也有作家。我想正是通过生活在这些社群,以及更多是因为定期在这两圈子来来回回,早在我写下我命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之前已关注这问题。因为我时常觉得我在这两社群出入,他们智力相等,同一族裔,社会出身没有很大差别,相同收入,但他们几乎停止沟通,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氛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与其说是相邻而居,不如说是咫尺天涯。

事实上,这比天涯更远──大西洋两岸的文艺社群有相同语言,但与麻省理工学院毫无沟通,似乎科学家只懂得西藏语。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由于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癖性,这是略带夸张;由于英国社会另一特殊性,这是稍为收敛;总而言之,这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问题。

我打算藉此谈谈正经事。我不是想到牛津大学伟大导师到剑桥吃饭的趣闻。我听闻是A. L. Smith,日期可能是1890年代。我认为这必然是圣约翰书院,或者可能是圣三一书院。无论如何,Smith坐在校长旁边,他喜欢和周围的人搭讪,虽然四周的人不是很友善。他与对面那位聊着牛津的闲话,对方咕噜作答;和另一位交谈,又是咕噜一声。然后,让他吃惊的是这两位仁兄对望而说:「你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Smith一头雾水。校长是社交能手,他说:「噢,他们是数学家!我们从来不与他们交谈。」

不,我打算说正经事。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知识生活越来越分裂成为极性组群。知识生活,我的意思是也包括我们现实生活的很大部分,因为我应该最后一人认为两者在最深层次可以区分。我稍后再谈到实际生活。两个极性组群:这一极有文学知识分子,在无人察觉时自称「知识分子」,似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记得G. H. Hardy在1930年代带点困惑对我说:「你有否注意到时下是如何用上「知识分子」这名词?似乎有了新的定义,这当然不包括Rutherford,Eddington,Dirac,Adrian或是我。这似乎很奇怪。」[2]

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科学家在另一极,以物理科学家最具代表性。在互不理解的鸿沟两端之间往往是缺乏了解,有时(特别是年轻人之间)是敌视和厌恶。双方对彼此有奇怪的扭曲形象。他们的态度是如此不同,即便是在感情的水平彼此无法找到许多共同点。非科学家倾向认为科学家傲慢和自夸。他们聆听诗人艾略特先生(为了说明,可以他作为原型人物)诉说他试图重新振作诗剧,对此我们不作厚望,但若是他和他的同僚可以为戏剧家或小说家铺平前路,艾略特会心满意足。这是克制的语调,文学知识分子熟悉的语调:这是彼等文化的柔和声音。然后,他们听到更响亮的声音,另一位典型人物(物理学家)Rutherford鼓吹:「这是科学的英雄时代,这是伊莉萨白时代!」我们中有许多人都听过,也听过其他温和的声明;我们毫不怀疑Rutherford是为谁配上莎士比亚的角色。[2a]文学知识分子很难从想象或智力方面理解他是绝对正确的。

比较艾略特的诗句:「世界就是这样结束,不是轰然落幕而是呜咽啜泣。」(顺便说一句,这是最不可能的科学预言)与Rutherford的著名巧妙回应:「Rutherford,幸运的家伙总是乘浪而行。」。「嗳,就是我兴波作浪,不是吗?」

非科学家有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不知道人类状况。另一方面,科学家相信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漠不关心兄弟人类,深层意义是反智,急于把艺术和思想限制在存在的一刻。如此这般。略为懂得恶言漫骂,都可以这样私底下反驳。双方都有一些不是毫无根据,但全都是破坏性,大多是因为误解,而这是危险的。我想谈谈两项最深刻的误解,双方各一。

先谈谈科学家的乐观。经常有这样的指责,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当下一些最性急的非科学脑袋作出这样的指责,但这取决于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之间的混淆,取决于人的个人状况和他的社会状况的混淆。我熟悉的科学家大多数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状况是悲剧性,一如我熟悉的非科学家亦有同感。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有时,通过爱或亲情或创造的时刻,我们摆脱寂寞,但这些生命中的胜利是我们头上的光晕,而路旁尽是黑暗:我们都是独自地死去。我交往的一些科学家已经信奉有启示的宗教。或许他们的悲惨状况意识不是那么强烈。我不清楚。对大多数有深层感情的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如同情绪高涨或快乐,有时是最幸福,最激昂的人,这感觉是在骨髓中,是重担。对我最熟悉的科学家来说,也是这样。

但他们几乎都认为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状况是悲惨,没有什么理由认定社会状况也是如此;这正是希望之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我们每个人只死去一次:好的,这是我们不能胜出的命运。但我们的状况有许多不是命中注定,若是我们不奋起斗争,我们枉为人世。

例如,我们的人类同胞很多吃不饱,早死。用最粗糙的说法,这是社会状况。洞察人的孤独会带来道德陷阱:诱使人坐下来自怜本身的独特悲剧,而任由他人没有一顿饭。

作为群体,科学家比别人少落入这陷阱。他们倾向急于看看可以做些什么:倾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直至证明是不可行。这是他们真正的乐观,我们这些其他人迫切需要的乐观。

反之,这样的精神虽然是坚韧不拔和用心良苦,决心与同胞一同战斗,也让科学家卑鄙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这是过于轻率:其中一些[科学家]确然如此,但只是过渡阶段,不应视为具代表性。

我记得一位优秀科学家盘问我:「为何大多数作家采纳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已被认为是明显不文明和过时的社会意见?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大多数不就是这样吗?[诗人]Yeats和Pound,[画家和作家]Wyndham Lewis,一直主导当代文艺感受者十有其九不仅是政治愚蠢,也是政治邪恶?他们代表的影响是否把奥斯威辛集中营拉近?」

当时我认为(我仍然认为)正确的答案不是捍卫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Yeats(根据我信任的朋友的判断)海量汪函,也是伟大的诗人,这只是徒劳无功。否认大致真实的事实只是徒劳无功。诚实的答案:文人过于迟钝看到一些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与反社会感受的最白痴表达的关系,应受谴责。[3]这是我们背弃文艺,试图为自己披荆斩棘自寻出路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4]

但是,尽管这些作家很多人曾主导一代人的文学感性,现在已不再是这样,或者至少程度上不如昔日。文学的变化比科学缓慢,没有相同的自动纠正,因此误导期较长。但科学家考虑不周,以1914至1930年期间的证据判断作家。

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解。因为我开始谈到这话题,我应该先说明我是有一些批评。我熟悉的科学家大多认为有点意思,我熟悉的艺术家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一些有踏实观点的非科学家对我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认为我是过于简单化:如果谈到这主题,必须有至少三种文化。他们认为虽然他们本身不是科学家,但是有分享颇多科学的感觉。他们和科学家一样少有用到最近的文学文化;或许是他们知道更多,所以较少用得着。J. H. Plumb, Alan Bullock和一些美国社会学朋友强调他们极为抗拒与他们至死不相往来的人套在一个文化盒子,也不想被认为有份推动不容许有社会希望的氛围。

我尊重这些论点。数字「2」是非常危险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是危险的进程。提防把事物一分为二。长久以来我打算进一步完善,但最终决定不这样做。我寻找的是稍微逊于优雅的比喻,不是文化的地图:称之为「两种文化」已经足够,微调只会带来更多缺点,利多于弊。

在这一极,科学文化真的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方面,人类学意义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文化的成员不必然经常总是完全了解对方;生物学家往往不甚了解当代物理学;但大家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标准和行为模式,共同的方法和假设。这是令人惊讶的广泛而深刻,跨越其他心理模式,如宗教或政治或阶级。

据统计,我以为比对于知识世界的其他人,虽然很多科学家相信宗教,但不相信宗教的略多,而且似乎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宗教。据统计,开放政治中也是略多科学家是左派,但虽然很多总是自称保守派,也似乎是常见于年轻人。比对于知识世界的其他人,在这个国家[英国],并可能在美国,相当多科学家来自贫困家庭。[5]

然而,在思想和行为的整体范围内,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的态度更接近其他科学家而不是非科学家;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在宗教或政治或阶级有着相同的标签。如果我冒着以一盖全的风险,我应该说「未来」很自然是在他们的骨髓中。

他们可能或可能不喜欢,但他们就是这样。保守派的J.J. Thomson和Lindemann是这样,激进派的Einstein或Blackett也是这样:Christian A. H. Compton是这样:唯物主义的Bernal是这样:贵族的de Broglie或Russell(罗素)是这样:无产阶级的Faradav是这样:生于豪门的Thomas Merton或Victor Rothschild是这样;杂工的儿子Rutherford也是这样。他们不假思索,都有同样的反应。这就是文化的意思。

在另一极,态度的覆盖面更广。很明显,从物理学家到文学知识分子,在知识社会两极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我相信对科学懵然无知这一极的影响是辐射其他。对科学懵然无知的程度比我们认识的更为广泛,为整个「传统」文化添上非科学的味道,而这往往(远远超过我们承认)变得成为「反科学」。这一极的感觉成为另一极的反感觉。如果「未来」是在科学家的骨髓中,那么传统文化的反应就是希望「未来」不存在。[6]管治西方世界的是传统文化,其程度未有因为科学出现而减少。

这样的两极分化是我们所有人的莫大损失,是对我们作为人,我们的社会[的莫大损失],也是在实务、知识和创造这些方面的损失;我再说一遍,以为这三方面可以个别考虑是虚假的想法。但暂时我想集中于知识的损失。

双方不理解的程度是已变酸的笑话。[英国]有约五万名正职的科学家,约八万名专业工程师或应用科学家。在战争期间前后,我和同事曾采访三至四万名,大概是25%。这庞大数字足够给出公平的样本,虽然与我们交谈的对象现时还是四十岁以下。我们从而颇能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我必须承认我吃了一惊,即使是我喜欢和尊重他们。我们没有完全预计[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这样的脆弱,只比得上礼貌的打过招呼。

正如大家预期,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以前和现在都有充足的精力和兴趣用于科学之外;我们接触过几位科学家曾阅读文学人物谈论的一切读物。但是,他们是凤毛麟角。其余的大多数人在回答「读什么书」时,会谦虚地承认:「嗯,我尝试读了一些狄更斯」,好像狄更斯是极其深奥,难以明解的和或许令人满足的作家,就像Rainer Maria Rilke。事实上,他们是这样的看待狄更斯:在整个过程中,一个最奇怪的结论就是狄更斯被转化为不可理解的文学的类型标本。

但当然他们有阅读狄更斯和几乎所有我们应该珍惜的作家,但他们只是向传统文化打招呼。他们有本身的文化,投入,严谨,和动作不断。这种文化包含很多争论,通常是比文学中人更为缜密,而且几乎总是在更高的概念水平;即使科学家兴高采烈采用的词汇不是文学中人熟悉的,但感觉是一样的。当[科学家]谈论「主观」,「客观」,「哲理」或「进步」[7],[文学中人]知道他们的意思,即使不是惯性的期望。

记住,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文化是严谨的,令人钦佩。除了音乐(这是重要的例外),他们的文化没有包含多少文艺。口头交流,坚持论点。长期纪录。彩色摄影。耳朵,在一定程度上,眼睛。书籍,很少,但也许没有多少比得上我一直提到科学界一位英雄人物那么极端;他被问到看什么书时,坚定和自信地回答:「书?我更喜欢用我的书作工具。」很难不让人想入非非:书可以作为什么工具?也许是锤子?也许是原始的挖掘工具?

书籍,很少。文艺中人不可或缺的小说,历史,诗歌,戏剧,这些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对心理学或道德或社会生活不感兴趣。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兴趣,肯定比我们大多数人浓厚。在道德方面,他们大概是最精明的知识分子群体:科学本身就含有道德成份,几乎所有科学家对道德生活有本身的判断。他们对有关心理事物的兴趣,与我们大多数人不遑多让,虽然我偶尔认为他们起步比较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兴趣,更多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文化的整体文献似乎与这些兴趣并不相关。当然,他们是大错特错。因此他们有想象力的理解是低于原本可以有的理解。他们是自我贫困。

但在另一极的对方又如何?[文艺中人]也是贫困,或许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更为虚荣,喜欢假装传统文化是「文化」的整体,彷佛大自然秩序不存在,彷佛大自然秩序本身的价值或其后果都不值得探索;彷佛现实世界的科学宏伟大厦其知识深度,复杂程度和侃侃而谈不是人类智慧最美丽,最精彩的集体作品。然而,大多数非科学家没有这宏伟大的概念。即使他们想拥有这概念,他们也办不到。彷佛似乎是在知识经验的非常广泛范围内,有整个群体是音盲。这种音盲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培训,而不是因为没有培训。

音盲的人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他们对那些从未读过英国文学主要作品的科学家,只是怜悯的咯咯地笑,打发他们是无知的专家。然而,他们本身的无知和专业化也是同样令人吃惊。我多次参加一些人的聚会;以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蛮有兴趣表达对科学家目不识丁的不可置信。有一两次我被挑衅之下挑战在场人士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反应冷淡,也是负面。然而,我的科学问题相当于「你曾否读过莎翁的作品?」

现在我相信假若我提出更简单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质量」或「加速」,这是等同「你是否识字?」的科学说法,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只有十份之一会认为我是说同一种语言。因此,现代物理学建造的华厦日渐加高,但西方世界最聪明的人士大多数人的了解约莫相等新石器时代的祖先。

多提一个我的非科学朋友认为品味最差的问题。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在剑桥大学每天晚餐相聚。[8]大约两年前,整个科学史有最惊人的发现。我不是指人造卫星,这是组织的壮举和利用现有知识的胜利,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令人钦佩。不,我的意思是杨振宁与李政道在哥伦比亚的发现,是美和独创性的作品,但结果惊人,令人们忘记[背后的]思想是多么的美,使我们再次思考物理世界的一些基础。直觉,常识,全被颠覆。这结果一般被称为「宇称不守恒」定律。若是两种文化之间在任何严肃的沟通,这个实验应该是剑桥大学高桌的话题。是否如此?我不在场,我会提出问题。

似乎没有文化交汇的地方。我不打算浪费时间解说这是遗憾,情况比这更差。稍后我提出一些实际后果。但在思想和创作的核心,我们默默让一些最好的机会流失。两个主题,两个学科,两种文化(这到尽头是两个星系)应会产生创意的机会。思维活动的历史中,一些突破曾由此而来。现在就有机会。但是,机会似乎陷于真空,因为两种文化的人士不能互相交谈。二十世纪的科学少有与二十世纪的文艺同化,真是离奇。现在,诗人自觉地利用科学的表达,但犯了错;有一段时间,诗句的神秘时尚不时提到「折射」,作家似乎有错觉认为「偏振光」是特别令人钦羡的一种光线。

当然,这不是科学为文艺带来任何好处的方法;科学必须与整体身心体验一起同化,融为一体,与其他部份自然地被利用。

我说过这种文化鸿沟不仅仅是英格兰的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但可能在英格兰最为尖锐,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我们狂热相信教育专业化,在我们的社会比任何东西方国家更为根深蒂固。另一原因是我们倾向让我们的社会形态具体成形。越是解决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强,特别在教育方面。这意味着一旦文化鸿沟形成,所有社会力量致力使鸿沟不至僵化,但适得其反。

六十年前,两种文化已经危险地分离;但首相Salisbury勋爵可以在Hatfield有自己的实验室,Arthur Balfour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逾业余水平。John Anderson在加入公务员行列之前,在莱比锡研究无机化学,无意中研究了颇大范围的科目;这些现在都不再可能了。[9]建制高层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互相流动,想都不用想了。[10]

事实上,要弥补年轻人之间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分离,现在比三十年前更为困难。三十年前,两种文化早已不再对话:但至少在鸿沟两端依然保持着僵硬的微笑。现在这种礼貌已经一去不复返,彼此只是做鬼脸。这不仅是年轻科学家现在觉得他们是上升文化的一部分,而对方往后撤退。粗鲁的说法是年轻科学家带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知道他们会得到舒适的工作,而念英语或历史的同代人能赚到他们的60%已算是走运。没有任何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会觉得他不被人看重或是他的工作是荒谬的,他们不像《幸运的吉姆》[10a]书中的英雄,而事实上,作者Amis和同辈的一些不满情绪是就业不足的文科毕业生的不满情绪。

有方法打破这困境:这当然是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我已提出两个原因为何这个国家[英国]比他国更难解决。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专业化,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变是超出人的意志。其他国家也不满意他们的教育,但不会因此撒手不理。

一直在校就读直至十八岁的美国学生,其比例超出[英国]很多:他们的教育内容更广泛,但不是如此严格。他们知道的:希望在十年内处理问题,但他们可能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苏联的学生比例比超出我们:他们的教育内容比我们更广泛(认为他们的学校教育是专门化是荒谬的西方神话),而且更为严格。[11]他们知道,他们寻找方法要做得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人,比我们任何人做得更明智,但受阻于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外语的实际需要。但他们已感受到这问题。我们有吗?我们是否过于具体成形而不再灵活?

和校长聊聊,他们说世上没有我们这样强烈的专业化,是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考试决定。如果是这样,要改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考试不会是完全不可能。然而,人们会低估全国错综复杂的抗拒,以为这是很容易。我们的教育史经验表明我们只能日益专业化,而不是减少。

不知怎的,我们为自己定下任务生产受教于一种学术技能的精英小圈子,其比例远少于任何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剑桥的主科是数学,然后是数学或古典文学:然后容许自然科学加入。但仍然只能选择单一主科。

很可能这进程已经走得太远,不可逆转。我刚才提出为什么我认为对有生命的文化来说,这是灾难性进程的理由。接着我会解释若然我们要履行在世上的实务工作,我认为这是致命的成因。在整个英格兰教育的历史,能够成功抗拒追求专业化的智力练习,我只能想到一个例子。

这是五十年前在剑桥这里完成:取消了数学系荣誉学位的成绩排行榜。百多年来,荣誉学位的性质已经具体化。榜首位置的竞争变得激烈,和职业生涯挂钩。在大多数书院(包括我在读的书院),荣获一级荣誉学位第一、二名,其中一位实时被选为院士。这催生了整套辅导组织。Hardy, Littlewood,罗素,Eddington, Jeans和凯恩斯这些优秀学生参加两至三年的培训,为极具竞争性和极为困难的考试做准备。大多数剑桥人对此颇为自豪,几乎所有英格兰人对我们现有的教育机构有类似的自豪,无论是什么样的教育机构。如果研究当时的传单,会发现对维持考试不变的激烈论点: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标准,这是唯一以才录用的公平测试,是世上唯一的严格客观测试。事实上,今天如果有人建议奖学金考试不可能不改变,正正是引用这些几乎完全相同,充满激情诚意的论点。

事实上,除了某一方面,旧有的数学系荣誉学位似乎是完美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唯一例外是相当重要。青年数学家如Hardy和Littlewood一直指出,这唯一例外就是评级完全没有学术价值。他们进一步指出荣誉学位在过去百年已杀死了英国的严肃数学。即使学术争论也回避这问题,他们如愿已尝。但我的印象是剑桥在1850至1914年间比我们那一代更为灵活。如旧制的数学系荣誉学位在我们的年代根深蒂固,我们应否最终取消?

(二)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尔德份子(11a)

两种文化的存在有很多深层和复杂的原因,有一些植根社会历史,或是个人经历和不同思维活动本身的内在动态。我想抽出一个不是什么原因的相关因素,经常穿插在这些讨论。可以简化如下:如果我们忘记科学文化,那么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尝试,打算或能够理解工业革命,更不要说接受。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卢尔德份子。

在英国这尤其真实;在一段漫不经心的时期,工业革命在这里发生,早于其他地方。这也许有助解释我们目前的具体程度。但只要略为补充,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惊讶。

在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是整个西方社会,工业革命第一波是不经意而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这是发现农业以来,社会的最大转变;至少在目前,在我们的年代,工业革命的前景正是如此。事实上,农业和工业─科学这两次革命只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前所未见的质变。但传统文化没有留意:或是有留意但不喜欢。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化没有从革命得到好处;英格兰教育机构从英格兰的十九世纪财富分得一杯羹,这反而有助落实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形式。

天才和富有想象力的能量,几乎都没有投入这生产财富的革命。随着[革命]变得更富裕,为政府和印度帝国培训青年以延续文化本身,但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使他们能够理解革命或参与其中,传统文化变得更为抽象。在十九世纪中叶前,有远见的人开始看到为了继续创造财富,国家需要优秀份子接受科学训练,特别是应用科学。没有人理会。传统文化没有理会:纯科学家也不是非常急切。Eric Ashby的《科技与学者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记述这故事,其精神持续至今。[12]

学者与工业革命毫无关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前任院长Corrie评论火车在星期天开到剑桥:「上帝和我同样感到不快。」十九世纪工业有任何思想,应该是来自坚持不懈和聪明的工人。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告诉我,美国的工业革命大致相同。迟于我们大概五十年,工业革命在新英格兰开始发展[13],无论是当时或后来在十九世纪,显然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参与,只能依靠技工的指导──当然,有时技工也有多少天才,例如福特(Henry Ford)。

在1830和1840年代,早在德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之前,德国人可以享受应用科学的优秀大学教育,优胜于英格兰或美国在几世代内可以提供[的类似教育],这确是怪事。我不是很明白:这没有社会意义:但确实如此。结果是一位皇室指定供货商的儿子Ludwig Mond在海德堡大学学到了一些优秀的应用化学。Siemens是普鲁士讯号官,在军事学院和大学修读当时的电气工程精品课程。然后,他们来到英格兰,完全没有竞争,其后又引进其他有教养的德国人,大赚特赚;一如他们到了富裕但文盲的殖民地。美国的德国技术人员同样赚了大钱。

但是,几乎每地方的有识之士都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作家也不理解。他们大多数人摇头晃肩走开,似乎人的感觉的正途是外判;有一些人,例如Ruskin,William Morris,Thoreau, Emerson和Lawrence,尝试各种虚拟计划,效果只不过是恐怖的尖叫声。很难想象上层社会的作家会真正伸开他有想象力的同情,看到丑陋的后街,喷烟的烟囱,内部的代价──以及对穷人开放的生活前景;以前只有少数幸运的人享用的限制,即将对其余99%同胞开放。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家有可能看得到,他们的本性胸襟广阔,但他们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没有机会。似乎已经了解工业革命的唯一世界级作家是晚年的易卜生;没有什么是这老人不明白的。

当然,有一个道理是很简单。工业化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我引用「希望」一词是采用原始和平凡的意义。优皮雅士不是利用这意思,我没有引用这些人的道德感性,这对我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活得舒适,认为生活的物质标准无关重要。如果你喜欢,个人选择拒绝工业化,做现代的田园诗人,这是无所谓的;如果你挨饿,看着子女大多数夭折,鄙视知书识墨的舒适,接受短命二十年,那么我尊重你,因为你抗拒美感。[14]若是你尝试把同样的选择强加未能自由选择的其他人,我丝毫不尊重你。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在任何国家,只要他们有机会,穷人统统离开土地,走进工厂,只要工厂能够招纳他们。

我记得年少时祖父的说话。他是十九世纪工匠的好标本。他非常聪明,性格鲜明。他十岁离开学校,到老都在努力自修。他有着他这个阶级对教育的激情信念。然而,他从来没有运气走得很远;我现在怀疑他是没有世俗的力量和灵巧。事实上,他最终只是电车厂的维修管工,不能再进一步。在孙子的眼中,他的一生似乎费力和吃力不讨好,几乎是难以置信。但是他并不认为是这样。他太明智,不会不知道他没有充分发挥:他太骄傲,不会没有感受到应有的积怨:他失望他没有做更多的事──但相比他的祖父,他觉得已经做了很多。他的祖父一直是农业劳动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俄罗斯老派老自由主义者称之为「黑暗的人」,完全迷失在伟大历史的无名污泥。祖父只知道曾祖父不懂阅读或书写,认为他很能干;祖父愤怒社会如此对待(或没有对待)他的祖先,但没有把先辈的情况传奇化。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农业劳动者不是什么营生乐事;而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势利小人,只会想到那是启蒙运动的时代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

视乎你的地位高低,对工业革命的观感是非常不同。今天从伦敦高尚住宅区或亚洲一个村庄来看工业革命,有非常不同的观感。对我祖父这样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工业革命是稍胜从前。当时的唯一问题是如何使它更好。

在更复杂的意义上,这仍然是问题。在先进国家,我们以粗略和现成的方式实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一切。人口大量增加,因为应用科学与医学科学和医疗照护携手并进。出于同样原因,人们有足够食物。人人能读能写,因为工业社会不是如此就不能运作。只有工业革命能够把卫生,食物,教育向下发放到最穷的人。这是主要的收获,当然也有损失[15],其中之一是为工业社会而组织,可以很容易组织为全面战争。但收获仍然存在,是我们社会希望的基础。

但是:我们是否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是否已经开始理解旧的工业革命?更不要说我们身处的新科学革命?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更值得理解。

(三)科学革命

我刚才提到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之间的区别。这区别不是很明确,但很有用,我应该现在尝试定义。工业革命,我的意思是逐步使用机器,男男女女在工厂就业,国家人口从主要是农业劳动转变为主要在工厂制造物品和分发成品。正如我提到,这改变是在我们不知情之下蹑手蹑脚而来,与学者没有关系,无论是务实或有头脑的卢尔德份子都憎恨。在我看来,这关连到我们对科学和美学具体态度的方方面面,大概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另一种与之密切相关的改变,更为科学化,更快,而且结果可能更为惊人。这改变来自真正科学应用在工业,不再是碰运气,不再是古奇「发明家」的想法,而是踏实的东西。

追溯这第二个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口味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是大约六十年前第一波大型化学或工程工业。我该为要往后推至不早于三四十年前:作为粗略定义,我把时间定为原子粒子首次作工业用途。我相信电子,原子能,自动化的工业社会,与以前的社会有基本差别,而且将来会更为改变这世界。在我看来,这种转型可赋予「科学革命」的名称。

这是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的血浆,我们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刚才我提到,非科学文化的受过高深教育的成员无法应付纯科学的最简单概念:纯科学是意想不到的,而应用科学是更难理解。有多少受过教育的人理解新式和旧式生产工业?机床是什么?我在一个文艺聚会提出这问题;他们看来犹犹疑疑。除非知道内情,工业生产是一如巫医的神秘。以钮扣为例。钮扣不是很复杂的对象,每天的产量以百万计:除非是颇为激进的卢尔德份子,否则不会否认整体而言这是可以估量的活动。但我敢打赌,剑桥大学文科一级荣誉学位的学子,只是十中有一可以粗略分析这活动需要的人类组织。(译注:参见Read〈我是铅笔:我的家谱树〉 (1958)

美国也许有更多人略为认识工业,但我想起来没有任何美国小说家曾经假设读者有这方面的认识。他可以假设,也时常假设,读者熟悉以前美国南部的伪封建社会,但不会假设熟悉工业社会。英国小说家肯定不会。

然而,生产组织中的个人关系是极为精妙和有趣。这种关系有很大的欺骗性,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任何有指挥链层次结构的个人关系,一如军队或公务部门的分工。在实践中,这复杂得多,习惯直接指挥链的人来到工业组织,瞬间会不知所措。顺带一提,任何国家都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个人关系应该是怎样。这问题几乎独立于大规模政治,而是衍生于工业生活。

我认为公平来说,最纯粹的科学家对生产性工业的无知是令人震惊,而许多人仍然如此。可以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混为同一科学文化,但差距是颇为广阔。纯科学家和工程师彼此往往完全误解对方。他们的行为往往很不同:工程师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小区,无论他们私底下是多么格格不入,面向世界总是很有纪律。纯粹科学家不是这样;二十多年来,他们依然故我,统计上比其他任何职业更多是政治光谱的中间偏左:工程师不是这样,他们几乎全都是保守派,不是文学意义的反动,只是保守。他们投入于做事情,而目前的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说是够好的。

纯科学家认为工程师和和应用科学是颇为迟钝,对他们没有兴趣。纯科学家没有理解很多问题是一如纯科学问题一样严格,很多解决方案是同样令人满足和美丽。可能这个国家急于尽可能找到新的势利主义,若然没有就发明一个,因此锐化了他们的本能,理所当然认为应用科学只是二流人才的职业。我说得较为尖锐,因为三十年前我也有这样的观点。当时剑桥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思维说来很丢人。我们自豪地认为我们研究的科学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用途。越是坚定的说出来,越是感到优越。

Rutherford对工程没有很大兴趣。他惯常钦佩地诉说这故事:难以置信的是Kapitza竟然把工程图纸交给Metrovick,而那些魔术师研究图纸,造出机器和送到Kapitza的实验室!Rutherford对Cockcroft的工艺是如此印象深刻,为他申领了专项补助,款额高达六百英镑!在1933年,在他去世前四年,Rutherford坚定和明确声言他不相信可以释放原子核的能量;十九年后,第一根原子棒开始在芝加哥运行。这是Rutherford唯一错误的科学判断。有趣的这应该是纯科学首次转用到应用科学。

纯科学家不是很理解,或是对社会事实感兴趣。为他们说好话:如果必要,他们认为这很容易学懂。在战争中,许多科学家学习生产工业,只因Samuel Johnson说过:学习提高智能。他们大开眼界。我的工作是要多了解工业。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教育。但我当时已是三十五岁,应该要早得多开始。

这要回到教育。为何我们不能应付科学革命?为何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为了我们未来的文化和实务,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现在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两个论点殊途同归。从知识或社会的角度思考这问题,终归是很明显我们的教育已经出错,两方面都同样出错。

我不会假装任何国家的教育是完美。我说过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为不满意:那就是他们正采取更激烈的步骤去改变。但那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生活的世界更为敏感。以我来说,我毫不怀疑虽然他们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但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有一些事情做得比他们好很多。在教育阵地战,我们往往比他们更有天分。在教育策略,我们只是站在他们旁边玩玩而已。

三个系统之间的差异极有启发价值。当然,我们教导的十八岁以下的学生比例较小,升读大学的比例也较小。一直没有打破培训少数精英的旧格局,虽然已稍为弯曲。在种模式下,我们一直保留国人对专业化的爱好:我们的聪明年轻人到二十一岁比美国人更用功,虽然比不上俄罗斯人。我们十八岁科学专才的科学知识超越任何地方的同辈,但别的知识较为落后。他们二十一岁拿学位时,很可能仍然超前一年左右。

美国的策略是实际上的不同。十六至十八岁的全部人口都入读高中,教育颇为松散和全面。[16]他们的问题是要为这种松散教育注入一些严格要求,特别是基本数学和科学。十八岁的高中生有颇大比例升读大学,而大学教育一如高中教育,比我们较为分散和较少专业化。[17]四年大学教育的年轻人通常不及我们在专业方面那么训练有素:虽然我认为公正的评论应该是在这宽松环境中,最优秀的美国大学生有颇高比例保留他们的创作热情。进入博士层次,美国人突然迫使学生要努力;这才是真正的严荷。值得记住的是他们有足够的人才每年完成科学和工程的博士课程,人数相等于我们的第一个学位毕业生。

俄罗斯的高中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比我们要少得多,比美国更艰巨。高中教育是如此艰巨,非学术界似乎认为是过于艰辛,正在尝试以其它方法教育十五至十七岁的学生。一般是修读类似欧洲〔法国〕的高中课程,相当大的部分(超过40%)是科学和数学课程。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在大学,通才教育突然停止;五年大学课程的最后三年比我们的专业化更密集。也就是说,在大多数英国大学,学生修读机械工程的荣誉学士学位。在俄罗斯,学生修读相等学位可以进修一些机械工程课程,可能是空气动力学或机床设计或柴油发动机生产。

他们不会听我的,但我认为他们做过头了,正如我认为他们培训的工程师数量略高。现在的数量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逐渐接近超出百分之五十。[18] 俄罗斯培训的纯科学家数量只略高于美国,但俄罗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超前。

比诸美国或苏联,我们的人口少。若是对等比较,把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计算,我们培训每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美国培训一个半人,俄罗斯是两个半。[19] 。必然有人出错了。

只要略为补充,我认为俄罗斯理智判断形势。他们比我们或美国人更深入了解科学革命。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似乎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巨大。例如,当代苏联小说家可以假设读者至少对工业有一些基本认识;我们做不到。通常不涉及纯科学,似乎和文学知识分子一样水土不服。但工程有走进来。苏联小说可以接受工程师,一如美国小说的精神科医生。苏联小说文艺可以处理生产过程,一如巴尔扎克(Balzac) 处理工艺制造的过程。我不想过分强调,但这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小说使读者面对教育的热情信念。人们相信教育,一如我的祖父,为了相同的理想和谋生的混合理由。

总之,俄罗斯判断要在科学革命中胜出,就需要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和数量。[20]我要简单说明,但我认为他们的估算是颇为正确。他们的估算是这样的。首先,国家的超级优秀科学家是凤毛麟角。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有很多。只要有学校和大学,无所谓课程教授他们什么,他们会照顾自己。[21]按比例计算,我们不逊于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我们不用忧虑。第二层的优秀专业人士人数较多,他们支持研究,高阶设计和发展。在质量方面,英格兰也不逊色美国或苏联:这是我们的教育专门面向的产出。不过,在数量方面(再次以平均人口计算)我们的人才不及俄罗斯人认为有必要而又能够找到的一半。第三层次是达到自然科学第一部分或机械科学荣誉学位的教育水平,或者稍低于此。其中一些从事辅助技术工作,但有些人将承担重大责任,特别是与人有关的职位。妥善利用这些人才取决于不同国家培养的能力分布。随着科学革命的进展,对这些人的要求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但俄罗斯已经想到。我们需要成千上万这些人才,需要大学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人类发展。[22]也许,正是在这一点我们的洞察力已有偏差。第四和最后层次是政治家,管理者;他们要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可以明白科学家的谈论。

以上所述或类似论点就是科学革命的具体规范。[23]我希望我能够肯定这个国家能够适应,足以满足这些规范。稍后我会提出一个问题,以世界观来看是更为重要:但请大家原谅我先看看我们本身的命运。在先进国家中,我们的情况是远远最不稳定。这是历史和意外的结果,而不是责怪任何在生的英国人。如果我们的祖先在工业革命曾投资于人才,而不是印度帝国,我们可能有更健全的基础。但他们没有。

我们只剩下超出本国种植粮食可以承担人口的两倍,因此我们时常比法国或瑞典更为焦急[24],在自然资源方面,以世界大国的标准计算,我们什么也没有。事实上,我们真正的资产是我们的智慧。这在两方面一直对我们很好。无论是先天或后天,我们有适应能力,彼此相处和谐:这是实力。我们一直有发明和创造的能力,可能超出我们的人口比例。我不相信国家的聪明程度差异很大,但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当然不是更为愚蠢。

既然有这两项资产,也是我们唯一的资产,我们应该最先了解科学革命,教育自己,走在前头。好了,我们做了一些事。在某些领域,如原子能,我们做到的是比任何人可以预测的更好。在我们的教育和两种文化的刚性和具体模式内,我们一直试图适度努力调整自己。

苦涩的是这并不足够。若要说我们要教育自己或是灭亡,这是超出事实的耸人听闻。若是说我们要教育自己或是看着我们的一生急剧下降,这大概是对的。我现在深信,若是不打破现有格局,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这是多么困难。这违背了几乎所有人的情感粮食。在许多方面,这违背了我本身的情感,不安地一只脚站在已死亡或濒临死亡的世界,另一只脚站在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见到会出现,也必须出现的世界。我希望我可以肯定我们有我们头脑告知我们的勇气。

我时常为一个历史神话难过。无论神话是否可信的历史,这不要紧,对我来说已经值得注意。我不禁想到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最后半世纪。和我们一样,他们曾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和我们一样,他们意外地变得富裕。和我们一样,他们已经掌握颇多政治技巧。威尼斯人有许多强硬,现实的爱国之士。和我们一样,他们清楚知道历史潮流已经开始针对他们。他们有许多人想办法维持下去。这意味着打破他们已融入其中的模式。他们喜欢这模式,一如我们喜欢我们的模式。他们从来找到打破模式的意愿。

(四)富与贫

但这是我们当地的问题,我们本身要解决。有时,我确实觉得威尼斯的影子覆盖整个西方。在密西西比河彼岸,我有这样的感觉。在较为达观的时刻,我安慰自己:在1850至1914年间,美国人很像我们。不管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有反应。他们要长时期尽力才可以追上俄罗斯对科学革命的准备,但有颇大机会他们会做得到。

不过,这不是科学革命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富裕,和那些非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充其量只是原地踏步,使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每天正在扩大。在全球范围内,这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

富国包括美国,英联邦的白人国家,英国,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苏联。中国是在模棱两可之间,还未跨越工业驼背,但可能做得到。其余的都是穷国。富国人民活得更长,吃得更好,较少工作。在印度这样的贫国,平均预期寿命不到英格兰的一半。有一些证据表明,以绝对数量计,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的食物量少于前一代。统计是不可靠的,粮农组织的线人告诉我不要过于信任这些数字。但大家都同意在所有非工业化国家,人民只是略高于温饱水平。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他们的工作方式一直没有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一直是肮脏,粗野和短期。在穷国是仍然如此。

大家都注意到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尤其穷人最能感受切肤之痛。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这〔差距〕不会长期持续。无论我们这世界的什么到了2000年还会存在,这〔贫富差距〕不会。现在大家已知道致富的诀窍,世界不可能继续是一半富人,一半穷人。这是不可能的。

西方必须帮助这转变。麻烦的是西方文化分裂,很难把握转变的规模有多大,更最重的是转变到底必须要多快。

刚才我说到很少非科学家真正理解「加速」的科学概念。我是嘲弄的意思。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不是嘲弄。直到本世纪,所有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速度一直很慢,在一代人的一生中少有注意到。现在已不是那么。变化的速度增快,我们的想象力无法跟上。

在未来十年,比以前必然有更多社会变革,影响更多人。1970年代必然有更多变化。穷国的人民已经赶上这简单概念。人们不再愿意等待一辈子。

有了「从上而下」,令人欣慰的保证是也许一百或两百年内,事情会稍为变好──这只是使人更愤怒。为什么?我们依然听到一些熟悉亚洲或非洲的老手声称这些人要五百年才赶上我们的水平!这些老手都是自杀的和科盲。特别是说这些话的人似乎总是看来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不用五年就追上他。

事实是改变的速度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有人说,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披露了唯一重要的秘密──这东西是可能的。之后,任何有决心的国家只要几年就可以制造核弹。同样的,俄罗斯和中国工业化的唯一秘密是他们做到了。亚洲人和非洲人已经注意到。俄罗斯花了四十年,开始时工业有些基础(沙皇时代的工业不是可以忽略的),但因为内战及其后的二战而中断。中国开始时的工业基础少得多,但没有被打断,看起来中国只用了稍多于一半的时间。

这些转变是经过很多努力和巨大痛苦。个中苦难许多是不必要的:站在相同的年代,很难直视当时的恐怖。然而,他们已经证明常人为了在未来上位,可以显示出惊人的刚毅,为了现在上位,人们不是很兴奋;为了明天上位,往往可以看到人们最崇高的一面。转变也证明只有科学文化可以安然面对。然而,当我们没有安然面对,这让我们看来像傻瓜。

简单来说,科技是很容易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科技是人们可以学习的人类经验分支,其结果是可以预测。长期以来,西方严重错估这方面。毕竟,许多英格兰人六个世代以来已经熟练掌握机械工艺。不知怎的,我们开始自信认为整体科技术或多或少是不能传授的艺术。说真的,我们开始时是具有一定优势。我认为部份是因为传统,因为我们的孩子有机械玩具,可以读写之前已经学习零碎的应用科学。这是我们尽量利用的优势。正如美国人的优势是十个成年人有九个可以开车,一定程度上都是技师。上一次的战争是小机器的战争,这是真正的军事资产。俄罗斯正在赶上美国的主要工业,但俄罗斯还要走漫长之路才可以追上美国,汽车抛锚时事事方便。[25]

奇怪的是这一切似乎无关重要。大国要立志完全工业化,例如今天的中国,只需培养足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意志,和一段时间。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国家或种族在学习科学方面是优胜于任何其他国家或种族:有很多证据说明彼此大概相若。传统和科技背景似乎影响甚微。

我们都曾目睹这样的事情。我本人发现罗马大学的荣誉物理课程,一门非常严格的的课程,西西里女孩占据榜首:三十年前她们还戴着面纱。我记得1930年代初John Cockcroft从莫斯科回来,传闻他不仅可以参观实验室,也参观了工厂和机械技工。我不知道我们预期会听到什么:但肯定是西方男人心中渴望听到的故事:俄罗斯农奴对着铣床沮丧,或是赤手打开钻头。有人问Cockcroft〔俄罗斯〕熟练工人是什么一回事。他从来都是言简意赅。事实就是事实。「啊,他们和Metrovick的技工一样。」仅此而已。一如既往,他是对的。

我们不能逃避这问题。五十年内,印度,非洲,东南亚,拉美,中东开展科学革命,技术上是可行的。西方社会没有借口不知道。而「不知道」是我们找寻出路时面对的三座大山:氢弹战争,人口过多,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这些情况下,「无知」是最坏的过错。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可以铲平,将是也会铲平。如果我们因为善意或开明的自我利益〔帮助他人最后自己得益〕而短视,无能或不胜任,那么就只能任由战争和饥饿解决问题。差距必须解决。问题是如何解决以及谁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部分答案,但足以促使我们思考。世界规模的科学革命首要是要有资本:所有形式的资本,包括资本机械。穷国要超越工业曲线某一点,才可以积累这资本。这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正在拉大的原因。资本必须来自外部。

资本只有两个可能的外部来源。其一是西方国家,这意味着主要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这种资本的无限资源。如美国或俄罗斯打算独自行事,这意味着各自要比二战中在工业方面更大花气力。如果两国都参与,牺牲程度会稍逊前者──在我看来,这不会是一些聪明人的乐观看法:以为没有牺牲。这要求的合作规模是在国家层次。即使是最大的民营企业都不能开始解决,也绝对不是合理的营商风险。这有点像在1940年要求Duponts或I.C.I. 为整个核弹计划融资。

资本之外,第二个要求是与资本一样重要的人才,即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投入至少落后十年的外国工业。除非及直至美国人和我们理智和富有想象力教导自己,否则俄罗斯有明确优势。他们的教育政策已经受惠于很大的红利。如有需要,他们可以派出这样的备用人才。我们没有这些人才,美国人也好不了很多。例如,试想一下英美政府同意帮助印度进行重大的工业化,类似中国的规模。试想一下可以有资本,然后需要一、两万来自英美工程师来完成任务。目前,我们无法找到这些人才。

这些短缺的人才不仅要有科学培训,也要有人文方面的培训。若是他们不能抛开家长式作风,他们不能在工作中发挥。很多欧洲人,从圣芳济(St Francis Xavier)到施怀恻(Schweitzer),一生奉献给亚洲人和非洲人,高尚,但家长式作风。这不是现代亚洲人和非洲人欢迎的欧洲人。他们希望这些人成为同事,传授他们的知识,踏实做好科技工作,然后离开。幸运的这是科学家容易接受的态度。他们比大多数人更少种族主义;本身文化的人文关系中是民主形式。人类平等之风在其内部气候吹拂着脸颊,有时较为强劲,例如挪威。

因此科学家会在亚洲和非洲达成我们的期望。他们会做好科学革命的第三主要因素。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资本投资和外国帮助之外,必须同时推行教育计划,一如中国在十年似乎已经改造他们的大学,又建立许多新大学,他们现在几乎无需来自外间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十年。有了来自英美的科学教师以及必要的英语教师,其他穷国可以在二十年内同样做到。

这是问题的规模。庞大的资本支出,大力投资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未具备的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些人才。除了完成任务,短期内的得益是微不足道:从长远来看,得益并不确定。

人们问我,其实私底下已经问我:这是好事大事,但你应该是现实的人,兴趣在于政治的精细结构,你已经研究人在追求本身目的时的行为。你能否可能相信人的行为会一如你设想?你能否想象在像美国或我们本身的议会社会有政治手段可以促使任何这样的计划可能成真?你是否真的相信有十份之一机会任何这些会发生?

这是公正的评论。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一方面,任何人以为当我们谈到人的自我主义,弱点,虚荣和寻求权力,已经全面概括;这是错误;所谓现实的人特别容易陷入的错误。是的,他们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建设的砖头,可以通过本身的自私程度来判断。但他们有时有能力多做一些,而任何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主义」不是慎密的。

另一方面,我应该说实话,承认我无法看到有政治技巧驱使西方社会的优秀人力资源投入行动。能够最好做到的是挑剔唠叨,而这是极坏的「最好」。因为本身的忧虑,这也许是太容易的权宜之计:因为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或是我们是否应做任何事情,我知道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共产主义国家稍后会做到。他们会不惜代价,本身或他人的代价,但他们会做得到。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我们在实务和道义方面是失败。西方社会充其量成为一个不同世界的法外之地,而英国将是法外之地内的法外之地。我们是否放弃,听任由之?历史对待失败是无情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历史不是由我们写成的。

与此同时,有反思的人是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教育不是解决这问题的全面方法,但没有教育,西方国家甚至不能开始应付。所有的箭头都指向相同方向。在最抽象的知识意识方面,收窄我们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是必要和最实用的。当这两感觉分别增长,没有社会能够以智慧来思考。为了知识生活着想,为了这国家的特殊危险,为了西方社会在穷人中不稳定地生活,为了穷人因为这世界有智慧而无需这样贫穷,我们、美国和整个西方社会有责任以新鲜视野审视我们的教育。这是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取长补短有最大好处的情况之一。如果我们不是太骄傲,我们各自有很多方面要学习俄罗斯。顺带一提,俄罗斯也有很多方面向我们学习。

现在是不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危险的是我们的教养一直以为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只有很少时间,少至我不敢猜测。

注释
1.〈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0月6日
1a. 英国物理学家和X射线晶体学家
2. 这讲座是在剑桥发表,我不用解释一些引述。G. H. Hardy(1877-1947)是他那一代的最出众的纯数学家,年轻时已任教职,1931年是数学教授,剑桥的出色人物。
2a. 译注:估计Rutherford是指爱因斯坦。
3.我在1958年8月15日《时报文学副刊》的〈挑战知识分子〉说有点担心这关系。希望有一天能进一步分析。
4. 更准确的说法是因为文学的原因,我们觉得当时的文学模式对我们毫无用处。然而,因为当我们醒觉无论是邪恶,或荒谬,或两者皆是,这些当时的模式是与社会态度紧密相连,我们加强了这种感觉,。
5. 对学校的分析是来自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的夫子自道。这分布是显著不同于,例如,外交部人员或御用大律师的分析。
6. 比较J. D. Bernal的《没有战争的世界World Without War》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年》;后者可能是不希望发生的未来。
7. 在当代科技术语中,「主观性」是指「根据主题分为」。「客观性」是「针对某对象」。哲学的意思是「一般智力方法或态度」(例如,科学家的「制导武器的哲学」可能导致他提出某些「客观性研究」)。「渐进式工作」意思是「有可能推进的工作。」
8. 几乎所有大学的高桌包括科学和非科学学科的院士。
9. 他在1905年参加了考试。
10. 若谓英格兰的管理层本质是紧凑,「彼此相识」,这意味着比对大多数国家,其实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更容易以「人」的身份大家认识;这说法较为真实。若谓许多政要和行政人员在更大程度上保持活泼的思想和艺术兴趣,这也是真实的;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判断是优胜于美国。这都是我们的资产。
10a. 译注:讽刺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是英国作家Kingsley Amis在1954年发表的处子之作。简体中译本的译者是谭理,译林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11. 我在1956年9月6日《新政治家》〈新世界的新头脑〉试图比较美国,苏联和英格兰的教育。
11a. 译注:卢尔德份子Luddites是十九世纪时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的虚构人物,反对以机器取代人力。
12. 关于这主题最好的书本,而且几乎是唯一的。
13. 这发展得非常快。英格兰调查工业生产力的委员会早在1865年访问美国。
14. 知识分子喜欢住在十八世纪的斯德哥尔摩街道,而不是Vallingby是合理的。我个人会是这样。但知识分子阻挠建造其他Vallingby是不合理的。
15. 值得记住一定有类似的损失,分布在更长的时期──当人们的生活从狩猎改变到采集食物再改变到农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必然是真正的精神贫困。
16. 这是不太准确。在高等教育已大致完全发展的州省,例如威斯康星州,大约有95%学生留在高中直至十八岁。
17. 美国是复杂和多元化社会,而大学的水平与英国大学极不相同。一些大学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从广义上讲,我认为这概括说法是公平的。
18. 美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数量相当大幅下降。我没有听说过有充分的解释。
19. 每年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合计)毕业生的最新数字大约是英国 1万3千人,美国 6万5千人,苏联13万。
20. 俄罗斯的工程师毕业生有三分之一是女性。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在现实中认为女性不适合科学事业是大大的蠢事。我们因此把我们的潜在人才库整齐地分成两个。
21. 值得重新调查在本世纪一百名超级有创意的科学界人才曾接受什么教育。我的感觉是很大部份没有超越最严格的正统障碍,例如剑桥大学的第二部分物理学。
22. 英格兰的诱惑是在大学之下的院校教育这些人才,带着次等的标签。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判断更错误。时常遇上美国工程师,以狭窄的专业意义来说,他们没有接受英格兰技术学院那么严格的培训,但美国工程师有个人和社交的信心;他们与大学培训的工程师混在一起,这有助他们发展信心。
23. 我只限制在大学人口。技术人员的种类和数量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24. 当然,我国人口的密度使我们在军事方面较为吃亏。
25. 所有主要工业化社会有奇怪的结果。社会需求的前线工作人才的数额是多于任何国家可以舒适地产生,这会越来越明显。结果是没有足够的聪明,能干和满足于不起眼工作的人才维持社会福利设施顺畅运作。邮政服务,铁路服务,很可能慢慢恶化,只因以前主持工作的人才现在接受不同事物的教育。在美国这是颇为明确,在英格兰是变得明确。


讲者Charles Percy Snow (1905 –1980) 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曾出任英国政府高职。这个《两种文化》在1959年发表时,曾引起热烈讨论。他抨击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各自修行,是解决世上问题的主要障碍。他尤其指出大学教育的质量下降和分化:科学家从不阅读狄更斯,文艺中人对科学一无所知。

剑桥大学的Rede讲座在1668创立,每年邀请知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

参考阅读
刘钝:「两种文化」背后

两种文化:当科学与人文交会时,将为这个社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C. P. Snow in New York作者:Lawrence M. Krauss,译者:宋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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