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译本）
兩種文化
C.P. Snow，劍橋大學Rede講座，1959年
（一）兩種文化
約三年前我發表文章勾劃一個多年朝思夢想的問題。[1]因為我的人生景況，這是我無法避免的問題。我不自量力對這主題沉思默想，得力於這些情況下的一些機會。任何人有類似的經歷大都會留意到相同的事情，我認為他們也會有非常相同的意見。這剛好是不尋常的經歷。我是受過培訓的科學家，但職業是作家。僅此而已。這是運氣，在貧窮家庭中成長出現的運氣。
但我的個人歷史不是重點。我只想提到去劍橋做研究，當時劍橋有重大的科學活動。我有幸旁觀所有物理學最奇妙的創意時期。戰亂時期也有走運時刻，包括1939年一個非常寒冷的早晨我在火車站餐廳遇見W. L. Bragg[1a]，這之後對我的實際生活有決定性影響；我也得而旁觀一切，並且在道義上有這樣的責任。三十年來，我與科學家過從，不僅是出於好奇，也是因為工作。在這三十年間，我構思我想寫的書，並因而認識許多作家。
很多日子我上班時與科學家打交道，然後與文學中人消磨長夜。當然，我的摯友有科學家，也有作家。我想正是通過生活在這些社群，以及更多是因為定期在這兩圈子來來回回，早在我寫下我命名為〈兩種文化〉的文章之前已關注這問題。因為我時常覺得我在這兩社群出入，他們智力相等，同一族裔，社會出身沒有很大差別，相同收入，但他們幾乎停止溝通，他們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氛圍幾乎沒有任何共同點；與其說是相鄰而居，不如說是咫尺天涯。
事實上，這比天涯更遠──大西洋兩岸的文藝社群有相同語言，但與麻省理工學院毫無溝通，似乎科學家只懂得西藏語。這不僅僅是我們的問題；由於我們的教育和社會癖性，這是略帶誇張；由於英國社會另一特殊性，這是稍為收斂；總而言之，這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問題。
我打算藉此談談正經事。我不是想到牛津大學偉大導師到劍橋吃飯的趣聞。我聽聞是A. L. Smith，日期可能是1890年代。我認為這必然是聖約翰書院，或者可能是聖三一書院。無論如何，Smith坐在校長旁邊，他喜歡和周圍的人搭訕，雖然四周的人不是很友善。他與對面那位聊著牛津的閒話，對方咕嚕作答；和另一位交談，又是咕嚕一聲。然後，讓他吃驚的是這兩位仁兄對望而說：「你知道他在說什麼？」「我不知道。」Smith一頭霧水。校長是社交能手，他說：「噢，他們是數學家！我們從來不與他們交談。」
不，我打算說正經事。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知識生活越來越分裂成為極性組群。知識生活，我的意思是也包括我們現實生活的很大部分，因為我應該最後一人認為兩者在最深層次可以區分。我稍後再談到實際生活。兩個極性組群：這一極有文學知識份子，在無人察覺時自稱「知識份子」，似乎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我記得G. H. Hardy在1930年代帶點困惑對我說：「你有否注意到時下是如何用上「知識份子」這名詞？似乎有了新的定義，這當然不包括Rutherford，Eddington，Dirac，Adrian或是我。這似乎很奇怪。」[2]
文學知識份子在一極，科學家在另一極，以物理科學家最具代表性。在互不理解的鴻溝兩端之間往往是缺乏了解，有時（特別是年輕人之間）是敵視和厭惡。雙方對彼此有奇怪的扭曲形象。他們的態度是如此不同，即便是在感情的水平彼此無法找到許多共同點。非科學家傾向認為科學家傲慢和自誇。他們聆聽詩人艾略特先生（為了說明，可以他作為原型人物）訴說他試圖重新振作詩劇，對此我們不作厚望，但若是他和他的同僚可以為戲劇家或小說家鋪平前路，艾略特會心滿意足。這是克制的語調，文學知識份子熟悉的語調：這是彼等文化的柔和聲音。然後，他們聽到更響亮的聲音，另一位典型人物（物理學家）Rutherford鼓吹：「這是科學的英雄時代，這是伊麗莎白時代！」我們中有許多人都聽過，也聽過其他溫和的聲明；我們毫不懷疑Rutherford是為誰配上莎士比亞的角色。[2a]文學知識份子很難從想像或智力方面理解他是絕對正確的。
比較艾略特的詩句：「世界就是這樣結束，不是轟然落幕而是嗚咽啜泣。」（順便說一句，這是最不可能的科學預言）與Rutherford的著名巧妙回應：「Rutherford，幸運的傢伙總是乘浪而行。」。「噯，就是我興波作浪，不是嗎？」
非科學家有根深蒂固的印象，認為科學家是膚淺的樂觀，不知道人類狀況。另一方面，科學家相信文學知識份子完全缺乏遠見，尤其漠不關心兄弟人類，深層意義是反智，急於把藝術和思想限制在存在的一刻。如此這般。略為懂得惡言漫罵，都可以這樣私底下反駁。雙方都有一些不是毫無根據，但全都是破壞性，大多是因為誤解，而這是危險的。我想談談兩項最深刻的誤解，雙方各一。
先談談科學家的樂觀。經常有這樣的指責，已經成為老生常談。當下一些最性急的非科學腦袋作出這樣的指責，但這取決於個人經驗和社會經驗之間的混淆，取決於人的個人狀況和他的社會狀況的混淆。我熟悉的科學家大多數覺得我們每個人的個人狀況是悲劇性，一如我熟悉的非科學家亦有同感。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有時，通過愛或親情或創造的時刻，我們擺脫寂寞，但這些生命中的勝利是我們頭上的光暈，而路旁盡是黑暗：我們都是獨自地死去。我交往的一些科學家已經信奉有啟示的宗教。或許他們的悲慘狀況意識不是那麼強烈。我不清楚。對大多數有深層感情的人來說，無論他們是如同情緒高漲或快樂，有時是最幸福，最激昂的人，這感覺是在骨髓中，是重擔。對我最熟悉的科學家來說，也是這樣。
但他們幾乎都認為如果只是因為個人狀況是悲慘，沒有什麼理由認定社會狀況也是如此；這正是希望之所在。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我們每個人只死去一次：好的，這是我們不能勝出的命運。但我們的狀況有許多不是命中注定，若是我們不奮起鬥爭，我們枉為人世。
例如，我們的人類同胞很多吃不飽，早死。用最粗糙的說法，這是社會狀況。洞察人的孤獨會帶來道德陷阱：誘使人坐下來自憐本身的獨特悲劇，而任由他人沒有一頓飯。
作為群體，科學家比別人少落入這陷阱。他們傾向急於看看可以做些什麼：傾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直至證明是不可行。這是他們真正的樂觀，我們這些其他人迫切需要的樂觀。
反之，這樣的精神雖然是堅韌不拔和用心良苦，決心與同胞一同戰鬥，也讓科學家卑鄙其他文化的社會態度。這是過於輕率：其中一些[科學家]確然如此，但只是過渡階段，不應視為具代表性。
我記得一位優秀科學家盤問我：「為何大多數作家採納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已被認為是明顯不文明和過時的社會意見？二十世紀的著名作家大多數不就是這樣嗎？[詩人]Yeats和Pound，[畫家和作家]Wyndham Lewis，一直主導當代文藝感受者十有其九不僅是政治愚蠢，也是政治邪惡？他們代表的影響是否把奧斯威辛集中營拉近？」
當時我認為（我仍然認為）正確的答案不是捍衛站不住腳的觀點。辯護Yeats（根據我信任的朋友的判斷）海量汪函，也是偉大的詩人，這只是徒勞無功。否認大致真實的事實只是徒勞無功。誠實的答案：文人過於遲鈍看到一些二十世紀早期的藝術與反社會感受的最白痴表達的關係，應受譴責。[3]這是我們背棄文藝，試圖為自己披荆斬棘自尋出路的原因之一，當然還有其他原因。[4]
但是，儘管這些作家很多人曾主導一代人的文學感性，現在已不再是這樣，或者至少程度上不如昔日。文學的變化比科學緩慢，沒有相同的自動糾正，因此誤導期較長。但科學家考慮不周，以1914至1930年期間的證據判斷作家。
這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誤解。因為我開始談到這話題，我應該先說明我是有一些批評。我熟悉的科學家大多認為有點意思，我熟悉的藝術家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一些有踏實觀點的非科學家對我不以為然。他們的觀點認為我是過於簡單化：如果談到這主題，必須有至少三種文化。他們認為雖然他們本身不是科學家，但是有分享頗多科學的感覺。他們和科學家一樣少有用到最近的文學文化；或許是他們知道更多，所以較少用得著。J. H. Plumb, Alan Bullock和一些美國社會學朋友強調他們極為抗拒與他們至死不相往來的人套在一個文化盒子，也不想被認為有份推動不容許有社會希望的氛圍。
我尊重這些論點。數字「2」是非常危險的數字：這就是為什麼辯證法是危險的進程。提防把事物一分為二。長久以來我打算進一步完善，但最終決定不這樣做。我尋找的是稍微遜於優雅的比喻，不是文化的地圖：稱之為「兩種文化」已經足夠，微調只會帶來更多缺點，利多於弊。
在這一極，科學文化真的是一種文化，不僅是智力方面，人類學意義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文化的成員不必然經常總是完全了解對方；生物學家往往不甚了解當代物理學；但大家有共同的態度，共同的標準和行為模式，共同的方法和假設。這是令人驚訝的廣泛而深刻，跨越其他心理模式，如宗教或政治或階級。
據統計，我以為比對於知識世界的其他人，雖然很多科學家相信宗教，但不相信宗教的略多，而且似乎年輕人越來越不相信宗教。據統計，開放政治中也是略多科學家是左派，但雖然很多總是自稱保守派，也似乎是常見於年輕人。比對於知識世界的其他人，在這個國家[英國]，並可能在美國，相當多科學家來自貧困家庭。[5]
然而，在思想和行為的整體範圍內，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科學家]在他們的工作，在他們的情感生活，他們的態度更接近其他科學家而不是非科學家；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在宗教或政治或階級有著相同的標籤。如果我冒著以一蓋全的風險，我應該說「未來」很自然是在他們的骨髓中。
他們可能或可能不喜歡，但他們就是這樣。保守派的J.J. Thomson和Lindemann是這樣，激進派的Einstein或Blackett也是這樣：Christian A. H. Compton是這樣：唯物主義的Bernal是這樣：貴族的de Broglie或Russell（羅素）是這樣：無產階級的Faradav是這樣：生於豪門的Thomas Merton或Victor Rothschild是這樣；雜工的兒子Rutherford也是這樣。他們不假思索，都有同樣的反應。這就是文化的意思。
在另一極，態度的覆蓋面更廣。很明顯，從物理學家到文學知識份子，在知識社會兩極之間有各種各樣的情緒。但我相信對科學懵然無知這一極的影響是輻射其他。對科學懵然無知的程度比我們認識的更為廣泛，為整個「傳統」文化添上非科學的味道，而這往往（遠遠超過我們承認）變得成為「反科學」。這一極的感覺成為另一極的反感覺。如果「未來」是在科學家的骨髓中，那麼傳統文化的反應就是希望「未來」不存在。[6]管治西方世界的是傳統文化，其程度未有因為科學出現而減少。
這樣的兩極分化是我們所有人的莫大損失，是對我們作為人，我們的社會[的莫大損失]，也是在實務、知識和創造這些方面的損失；我再說一遍，以為這三方面可以個別考慮是虛假的想法。但暫時我想集中於知識的損失。
雙方不理解的程度是已變酸的笑話。[英國]有約五萬名正職的科學家，約八萬名專業工程師或應用科學家。在戰爭期間前後，我和同事曾採訪三至四萬名，大概是25%。這龐大數字足夠給出公平的樣本，雖然與我們交談的對象現時還是四十歲以下。我們從而頗能知道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我必須承認我吃了一驚，即使是我喜歡和尊重他們。我們沒有完全預計[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是這樣的脆弱，只比得上禮貌的打過招呼。
正如大家預期，一些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以前和現在都有充足的精力和興趣用於科學之外；我們接觸過幾位科學家曾閱讀文學人物談論的一切讀物。但是，他們是鳳毛麟角。其餘的大多數人在回答「讀什麼書」時，會謙虛地承認：「嗯，我嘗試讀了一些狄更斯」，好像狄更斯是極其深奧，難以明解的和或許令人滿足的作家，就像Rainer Maria Rilke。事實上，他們是這樣的看待狄更斯：在整個過程中，一個最奇怪的結論就是狄更斯被轉化為不可理解的文學的類型標本。
但當然他們有閱讀狄更斯和幾乎所有我們應該珍惜的作家，但他們只是向傳統文化打招呼。他們有本身的文化，投入，嚴謹，和動作不斷。這種文化包含很多爭論，通常是比文學中人更為縝密，而且幾乎總是在更高的概念水平；即使科學家興高采烈採用的詞彙不是文學中人熟悉的，但感覺是一樣的。當[科學家]談論「主觀」，「客觀」，「哲理」或「進步」[7]，[文學中人]知道他們的意思，即使不是慣性的期望。
記住，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在許多方面，他們的文化是嚴謹的，令人欽佩。除了音樂（這是重要的例外），他們的文化沒有包含多少文藝。口頭交流，堅持論點。長期紀錄。彩色攝影。耳朵，在一定程度上，眼睛。書籍，很少，但也許沒有多少比得上我一直提到科學界一位英雄人物那麼極端；他被問到看什麼書時，堅定和自信地回答：「書？我更喜歡用我的書作工具。」很難不讓人想入非非：書可以作為什麼工具？也許是錘子？也許是原始的挖掘工具？
書籍，很少。文藝中人不可或缺的小說，歷史，詩歌，戲劇，這些幾乎什麼都沒有。他們不是對心理學或道德或社會生活不感興趣。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興趣，肯定比我們大多數人濃厚。在道德方面，他們大概是最精明的知識份子群體：科學本身就含有道德成份，幾乎所有科學家對道德生活有本身的判斷。他們對有關心理事物的興趣，與我們大多數人不遑多讓，雖然我偶爾認為他們起步比較晚。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興趣，更多是因為他們認為傳統文化的整體文獻似乎與這些興趣並不相關。當然，他們是大錯特錯。因此他們有想像力的理解是低於原本可以有的理解。他們是自我貧困。
但在另一極的對方又如何？[文藝中人]也是貧困，或許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更為虛榮，喜歡假裝傳統文化是「文化」的整體，彷彿大自然秩序不存在，彷彿大自然秩序本身的價值或其後果都不值得探索；彷彿現實世界的科學宏偉大廈其知識深度，複雜程度和侃侃而談不是人類智慧最美麗，最精彩的集體作品。然而，大多數非科學家沒有這宏偉大的概念。即使他們想擁有這概念，他們也辦不到。彷彿似乎是在知識經驗的非常廣泛範圍內，有整個群體是音盲。這種音盲不是與生俱來，而是通過培訓，而不是因為沒有培訓。
音盲的人不知道他們錯過了什麼。他們對那些從未讀過英國文學主要作品的科學家，只是憐憫的咯咯地笑，打發他們是無知的專家。然而，他們本身的無知和專業化也是同樣令人吃驚。我多次參加一些人的聚會；以傳統文化的標準來說，他們受過良好教育，蠻有興趣表達對科學家目不識丁的不可置信。有一兩次我被挑釁之下挑戰在場人士描述熱力學第二定律。他們反應冷淡，也是負面。然而，我的科學問題相當於「你曾否讀過莎翁的作品？」
現在我相信假若我提出更簡單的問題，例如什麼是「質量」或「加速」，這是等同「你是否識字？」的科學說法，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只有十份之一會認為我是說同一種語言。因此，現代物理學建造的華廈日漸加高，但西方世界最聰明的人士大多數人的了解約莫相等新石器時代的祖先。
多提一個我的非科學朋友認為品味最差的問題。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在劍橋大學每天晚餐相聚。[8]大約兩年前，整個科學史有最驚人的發現。我不是指人造衛星，這是組織的壯舉和利用現有知識的勝利，有完全不同的原因令人欽佩。不，我的意思是楊振寧與李政道在哥倫比亞的發現，是美和獨創性的作品，但結果驚人，令人們忘記[背後的]思想是多麼的美，使我們再次思考物理世界的一些基礎。直覺，常識，全被顛覆。這結果一般被稱為「宇稱不守恒」定律。若是兩種文化之間在任何嚴肅的溝通，這個實驗應該是劍橋大學高桌的話題。是否如此？我不在場，我會提出問題。
似乎沒有文化交匯的地方。我不打算浪費時間解說這是遺憾，情況比這更差。稍後我提出一些實際後果。但在思想和創作的核心，我們默默讓一些最好的機會流失。兩個主題，兩個學科，兩種文化（這到盡頭是兩個星系）應會產生創意的機會。思維活動的歷史中，一些突破曾由此而來。現在就有機會。但是，機會似乎陷於真空，因為兩種文化的人士不能互相交談。二十世紀的科學少有與二十世紀的文藝同化，真是離奇。現在，詩人自覺地利用科學的表達，但犯了錯；有一段時間，詩句的神秘時尚不時提到「折射」，作家似乎有錯覺認為「偏振光」是特別令人欽羨的一種光線。
當然，這不是科學為文藝帶來任何好處的方法；科學必須與整體身心體驗一起同化，融為一體，與其他部份自然地被利用。
我說過這種文化鴻溝不僅僅是英格蘭的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西方世界，但可能在英格蘭最為尖銳，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我們狂熱相信教育專業化，在我們的社會比任何東西方國家更為根深蒂固。另一原因是我們傾向讓我們的社會形態具體成形。越是解決了經濟上的不平等，這種傾向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得越強，特別在教育方面。這意味著一旦文化鴻溝形成，所有社會力量致力使鴻溝不至僵化，但適得其反。
六十年前，兩種文化已經危險地分離；但首相Salisbury勳爵可以在Hatfield有自己的實驗室，Arthur Balfour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超逾業餘水平。John Anderson在加入公務員行列之前，在萊比錫研究無機化學，無意中研究了頗大範圍的科目；這些現在都不再可能了。[9]建制高層現在不可能有這樣的互相流動，想都不用想了。[10]
事實上，要彌補年輕人之間的科學家和非科學家的分離，現在比三十年前更為困難。三十年前，兩種文化早已不再對話：但至少在鴻溝兩端依然保持著僵硬的微笑。現在這種禮貌已經一去不復返，彼此只是做鬼臉。這不僅是年輕科學家現在覺得他們是上升文化的一部分，而對方往後撤退。粗魯的說法是年輕科學家帶著漠不關心的態度，知道他們會得到舒適的工作，而念英語或歷史的同代人能賺到他們的60%已算是走運。沒有任何有天賦的年輕科學家會覺得他不被人看重或是他的工作是荒謬的，他們不像《幸運的吉姆》[10a]書中的英雄，而事實上，作者Amis和同輩的一些不滿情緒是就業不足的文科畢業生的不滿情緒。
有方法打破這困境：這當然是重新思考我們的教育。我已提出兩個原因為何這個國家[英國]比他國更難解決。幾乎每個人都同意我們的學校教育過於專業化，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要改變是超出人的意志。其他國家也不滿意他們的教育，但不會因此撒手不理。
一直在校就讀直至十八歲的美國學生，其比例超出[英國]很多：他們的教育內容更廣泛，但不是如此嚴格。他們知道的：希望在十年內處理問題，但他們可能沒有這樣充裕的時間。蘇聯的學生比例比超出我們：他們的教育內容比我們更廣泛（認為他們的學校教育是專門化是荒謬的西方神話），而且更為嚴格。[11]他們知道，他們尋找方法要做得好。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別是瑞典人，比我們任何人做得更明智，但受阻於要投入大量時間學習外語的實際需要。但他們已感受到這問題。我們有嗎？我們是否過於具體成形而不再靈活？
和校長聊聊，他們說世上沒有我們這樣強烈的專業化，是由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獎學金考試決定。如果是這樣，要改變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獎學金考試不會是完全不可能。然而，人們會低估全國錯綜複雜的抗拒，以為這是很容易。我們的教育史經驗表明我們只能日益專業化，而不是減少。
不知怎的，我們為自己定下任務生產受教於一種學術技能的精英小圈子，其比例遠少於任何國家。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劍橋的主科是數學，然後是數學或古典文學：然後容許自然科學加入。但仍然只能選擇單一主科。
很可能這進程已經走得太遠，不可逆轉。我剛才提出為什麼我認為對有生命的文化來說，這是災難性進程的理由。接著我會解釋若然我們要履行在世上的實務工作，我認為這是致命的成因。在整個英格蘭教育的歷史，能夠成功抗拒追求專業化的智力練習，我只能想到一個例子。
這是五十年前在劍橋這裡完成：取消了數學系榮譽學位的成績排行榜。百多年來，榮譽學位的性質已經具體化。榜首位置的競爭變得激烈，和職業生涯掛鉤。在大多數書院（包括我在讀的書院），榮獲一級榮譽學位第一、二名，其中一位即時被選為院士。這催生了整套輔導組織。Hardy, Littlewood，羅素，Eddington, Jeans和凱恩斯這些優秀學生參加兩至三年的培訓，為極具競爭性和極為困難的考試做準備。大多數劍橋人對此頗為自豪，幾乎所有英格蘭人對我們現有的教育機構有類似的自豪，無論是什麼樣的教育機構。如果研究當時的傳單，會發現對維持考試不變的激烈論點：只有這樣才可以保持標準，這是唯一以才錄用的公平測試，是世上唯一的嚴格客觀測試。事實上，今天如果有人建議獎學金考試不可能不改變，正正是引用這些幾乎完全相同，充滿激情誠意的論點。
事實上，除了某一方面，舊有的數學系榮譽學位似乎是完美的。但是，對某些人來說，這唯一例外是相當重要。青年數學家如Hardy和Littlewood一直指出，這唯一例外就是評級完全沒有學術價值。他們進一步指出榮譽學位在過去百年已殺死了英國的嚴肅數學。即使學術爭論也迴避這問題，他們如願已嘗。但我的印象是劍橋在1850至1914年間比我們那一代更為靈活。如舊制的數學系榮譽學位在我們的年代根深蒂固，我們應否最終取消？
（二）知識份子是天生的盧德份子(11a)
兩種文化的存在有很多深層和複雜的原因，有一些植根社會歷史，或是個人經歷和不同思維活動本身的內在動態。我想抽出一個不是什麼原因的相關因素，經常穿插在這些討論。可以簡化如下：如果我們忘記科學文化，那麼其他西方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嘗試，打算或能夠理解工業革命，更不要說接受。知識份子，尤其是文學知識份子，是天生的盧德份子。
在英國這尤其真實；在一段漫不經心的時期，工業革命在這裡發生，早於其他地方。這也許有助解釋我們目前的具體程度。但只要略為補充，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令人驚訝。
在這兩個國家，事實上是整個西方社會，工業革命第一波是不經意而來，沒有任何人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當然，這是發現農業以來，社會的最大轉變；至少在目前，在我們的年代，工業革命的前景正是如此。事實上，農業和工業─科學這兩次革命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前所未見的質變。但傳統文化沒有留意：或是有留意但不喜歡。這並不是說傳統文化沒有從革命得到好處；英格蘭教育機構從英格蘭的十九世紀財富分得一杯羹，這反而有助落實到我們現在知道的形式。
天才和富有想像力的能量，幾乎都沒有投入這生產財富的革命。隨著[革命]變得更富裕，為政府和印度帝國培訓青年以延續文化本身，但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使他們能夠理解革命或參與其中，傳統文化變得更為抽象。在十九世紀中葉前，有遠見的人開始看到為了繼續創造財富，國家需要優秀份子接受科學訓練，特別是應用科學。沒有人理會。傳統文化沒有理會：純科學家也不是非常急切。Eric Ashby的《科技與學者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記述這故事，其精神持續至今。[12]
學者與工業革命毫無關係：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的前任院長Corrie評論火車在星期天開到劍橋：「上帝和我同樣感到不快。」十九世紀工業有任何思想，應該是來自堅持不懈和聰明的工人。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告訴我，美國的工業革命大致相同。遲於我們大概五十年，工業革命在新英格蘭開始發展[13]，無論是當時或後來在十九世紀，顯然很少有受過教育的人才參與，只能依靠技工的指導──當然，有時技工也有多少天才，例如福特(Henry Ford)。
在1830和1840年代，早在德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之前，德國人可以享受應用科學的優秀大學教育，優勝於英格蘭或美國在幾世代內可以提供[的類似教育]，這確是怪事。我不是很明白：這沒有社會意義：但確實如此。結果是一位皇室指定供應商的兒子Ludwig Mond在海德堡大學學到了一些優秀的應用化學。Siemens是普魯士訊號官，在軍事學院和大學修讀當時的電氣工程精品課程。然後，他們來到英格蘭，完全沒有競爭，其後又引進其他有教養的德國人，大賺特賺；一如他們到了富裕但文盲的殖民地。美國的德國技術人員同樣賺了大錢。
但是，幾乎每地方的有識之士都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當然，作家也不理解。他們大多數人摇頭晃肩走開，似乎人的感覺的正途是外判；有一些人，例如Ruskin，William Morris，Thoreau， Emerson和Lawrence，嘗試各種虛擬計劃，效果只不過是恐怖的尖叫聲。很難想像上層社會的作家會真正伸開他有想像力的同情，看到醜陋的後街，噴煙的煙囪，內部的代價──以及對窮人開放的生活前景；以前只有少數幸運的人享用的限制，即將對其餘99%同胞開放。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小說家有可能看得到，他們的本性胸襟廣闊，但他們生活在前工業社會，沒有機會。似乎已經了解工業革命的唯一世界級作家是晚年的易卜生；沒有什麼是這老人不明白的。
當然，有一個道理是很簡單。工業化是窮人的唯一希望。我引用「希望」一詞是採用原始和平凡的意義。優皮雅士不是利用這意思，我沒有引用這些人的道德感性，這對我沒有什麼用處。我們可以活得舒適，認為生活的物質標準無關重要。如果你喜歡，個人選擇拒絕工業化，做現代的田園詩人，這是無所謂的；如果你挨餓，看著子女大多數夭折，鄙視知書識墨的舒適，接受短命二十年，那麼我尊重你，因為你抗拒美感。[14]若是你嘗試把同樣的選擇強加未能自由選擇的其他人，我絲毫不尊重你。事實上，我們知道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麼。在任何國家，只要他們有機會，窮人統統離開土地，走進工廠，只要工廠能夠招納他們。
我記得年少時祖父的說話。他是十九世紀工匠的好標本。他非常聰明，性格鮮明。他十歲離開學校，到老都在努力自修。他有著他這個階級對教育的激情信念。然而，他從來沒有運氣走得很遠；我現在懷疑他是沒有世俗的力量和靈巧。事實上，他最終只是電車廠的維修管工，不能再進一步。在孫子的眼中，他的一生似乎費力和吃力不討好，幾乎是難以置信。但是他並不認為是這樣。他太明智，不會不知道他沒有充分發揮：他太驕傲，不會沒有感受到應有的積怨：他失望他沒有做更多的事──但相比他的祖父，他覺得已經做了很多。他的祖父一直是農業勞動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俄羅斯老派老自由主義者稱之為「黑暗的人」，完全迷失在偉大歷史的無名污泥。祖父只知道曾祖父不懂閱讀或書寫，認為他很能幹；祖父憤怒社會如此對待（或沒有對待）他的祖先，但沒有把先輩的情況傳奇化。十八世紀中後期的農業勞動者不是什麼營生樂事；而我們這些活在當下的勢利小人，只會想到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和簡奧斯汀(Jane Austen)。
視乎你的地位高低，對工業革命的觀感是非常不同。今天從倫敦高尚住宅區或亞洲一個村莊來看工業革命，有非常不同的觀感。對我祖父這樣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工業革命是稍勝從前。當時的唯一問題是如何使它更好。
在更複雜的意義上，這仍然是問題。在先進國家，我們以粗略和現成的方式實現了工業革命帶來的一切。人口大量增加，因為應用科學與醫學科學和醫療照護攜手並進。出於同樣原因，人們有足夠食物。人人能讀能寫，因為工業社會不是如此就不能運作。只有工業革命能夠把衛生，食物，教育向下發放到最窮的人。這是主要的收穫，當然也有損失[15]，其中之一是為工業社會而組織，可以很容易組織為全面戰爭。但收獲仍然存在，是我們社會希望的基礎。
但是：我們是否了解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是否已經開始理解舊的工業革命？更不要說我們身處的新科學革命？從來就沒有任何東西更值得理解。
（三）科學革命
我剛才提到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之間的區別。這區別不是很明確，但很有用，我應該現在嘗試定義。工業革命，我的意思是逐步使用機器，男男女女在工廠就業，國家人口從主要是農業勞動轉變為主要在工廠製造物品和分發成品。正如我提到，這改變是在我們不知情之下躡手躡腳而來，與學者沒有關係，無論是務實或有頭腦的盧德份子都憎恨。在我看來，這關連到我們對科學和美學具體態度的方方面面，大概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工業革命帶來另一種與之密切相關的改變，更為科學化，更快，而且結果可能更為驚人。這改變來自真正科學應用在工業，不再是碰運氣，不再是古奇「發明家」的想法，而是踏實的東西。
追溯這第二個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口味的問題。有些人認為是大約六十年前第一波大型化學或工程工業。我該為要往後推至不早於三四十年前：作為粗略定義，我把時間定為原子粒子首次作工業用途。我相信電子，原子能，自動化的工業社會，與以前的社會有基本差別，而且將來會更為改變這世界。在我看來，這種轉型可賦予「科學革命」的名稱。
這是我們生活的物質基礎：或更準確地說是社會的血漿，我們其中的組成部分。但我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剛才我提到，非科學文化的受過高深教育的成員無法應付純科學的最簡單概念：純科學是意想不到的，而應用科學是更難理解。有多少受過教育的人理解新式和舊式生產工業？機床是什麼？我在一個文藝聚會提出這問題；他們看來猶猶疑疑。除非知道內情，工業生產是一如巫醫的神秘。以鈕扣為例。鈕扣不是很複雜的物件，每天的產量以百萬計：除非是頗為激進的盧德份子，否則不會否認整體而言這是可以估量的活動。但我敢打賭，劍橋大學文科一級榮譽學位的學子，只是十中有一可以粗略分析這活動需要的人類組織。（譯註：參見Read〈我是鉛筆：我的家譜樹〉 (1958)
美國也許有更多人略為認識工業，但我想起來沒有任何美國小說家曾經假設讀者有這方面的認識。他可以假設，也時常假設，讀者熟悉以前美國南部的偽封建社會，但不會假設熟悉工業社會。英國小說家肯定不會。
然而，生產組織中的個人關係是極為精妙和有趣。這種關係有很大的欺騙性，看起來好像應該是任何有指揮鏈層次結構的個人關係，一如軍隊或公務部門的分工。在實踐中，這複雜得多，習慣直接指揮鏈的人來到工業組織，瞬間會不知所措。順帶一提，任何國家都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個人關係應該是怎樣。這問題幾乎獨立於大規模政治，而是衍生於工業生活。
我認為公平來說，最純粹的科學家對生產性工業的無知是令人震驚，而許多人仍然如此。可以把純科學和應用科學混為同一科學文化，但差距是頗為廣闊。純科學家和工程師彼此往往完全誤解對方。他們的行為往往很不同：工程師必須生活在有組織的社區，無論他們私底下是多麼格格不入，面向世界總是很有紀律。純粹科學家不是這樣；二十多年來，他們依然故我，統計上比其他任何職業更多是政治光譜的中間偏左：工程師不是這樣，他們幾乎全都是保守派，不是文學意義的反動，只是保守。他們投入於做事情，而目前的社會秩序對他們來說是夠好的。
純科學家認為工程師和和應用科學是頗為遲鈍，對他們沒有興趣。純科學家沒有理解很多問題是一如純科學問題一樣嚴格，很多解決方案是同樣令人滿足和美麗。可能這個國家急於盡可能找到新的勢利主義，若然沒有就發明一個，因此銳化了他們的本能，理所當然認為應用科學只是二流人才的職業。我說得較為尖銳，因為三十年前我也有這樣的觀點。當時劍橋年輕科研工作者的思維說來很丟人。我們自豪地認為我們研究的科學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實際用途。越是堅定的說出來，越是感到優越。
Rutherford對工程沒有很大興趣。他慣常欽佩地訴說這故事：難以置信的是Kapitza竟然把工程圖紙交給Metrovick，而那些魔術師研究圖紙，造出機器和送到Kapitza的實驗室！Rutherford對Cockcroft的工藝是如此印象深刻，為他申領了專項補助，款額高達六百英鎊！在1933年，在他去世前四年，Rutherford堅定和明確聲言他不相信可以釋放原子核的能量；十九年後，第一根原子棒開始在芝加哥運行。這是Rutherford唯一錯誤的科學判斷。有趣的這應該是純科學首次轉用到應用科學。
純科學家不是很理解，或是對社會事實感興趣。為他們說好話：如果必要，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學懂。在戰爭中，許多科學家學習生產工業，只因Samuel Johnson說過：學習提高智慧。他們大開眼界。我的工作是要多了解工業。這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教育。但我當時已是三十五歲，應該要早得多開始。
這要回到教育。為何我們不能應付科學革命？為何其他國家做得更好？為了我們未來的文化和實務，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現在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這兩個論點殊途同歸。從知識或社會的角度思考這問題，終歸是很明顯我們的教育已經出錯，兩方面都同樣出錯。
我不會假裝任何國家的教育是完美。我說過俄羅斯人和美國人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為不滿意：那就是他們正採取更激烈的步驟去改變。但那是因為他們對他們生活的世界更為敏感。以我來說，我毫不懷疑雖然他們找不到正確的答案，但比我們好得多。我們有一些事情做得比他們好很多。在教育陣地戰，我們往往比他們更有天分。在教育策略，我們只是站在他們旁邊玩玩而已。
三個系統之間的差異極有啟發價值。當然，我們教導的十八歲以下的學生比例較小，升讀大學的比例也較小。一直沒有打破培訓少數精英的舊格局，雖然已稍為彎曲。在種模式下，我們一直保留國人對專業化的愛好：我們的聰明年輕人到二十一歲比美國人更用功，雖然比不上俄羅斯人。我們十八歲科學專才的科學知識超越任何地方的同輩，但別的知識較為落後。他們二十一歲拿學位時，很可能仍然超前一年左右。
美國的策略是實際上的不同。十六至十八歲的全部人口都入讀高中，教育頗為鬆散和全面。[16]他們的問題是要為這種鬆散教育注入一些嚴格要求，特別是基本數學和科學。十八歲的高中生有頗大比例升讀大學，而大學教育一如高中教育，比我們較為分散和較少專業化。[17]四年大學教育的年輕人通常不及我們在專業方面那麼訓練有素：雖然我認為公正的評論應該是在這寬鬆環境中，最優秀的美國大學生有頗高比例保留他們的創作熱情。進入博士層次，美國人突然迫使學生要努力；這才是真正的嚴荷。值得記住的是他們有足夠的人才每年完成科學和工程的博士課程，人數相等於我們的第一個學位畢業生。
俄羅斯的高中教育的專業化程度比我們要少得多，比美國更艱鉅。高中教育是如此艱鉅，非學術界似乎認為是過於艱辛，正在嘗試以其它方法教育十五至十七歲的學生。一般是修讀類似歐洲〔法國〕的高中課程，相當大的部分（超過40%）是科學和數學課程。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在大學，通才教育突然停止；五年大學課程的最後三年比我們的專業化更密集。也就是說，在大多數英國大學，學生修讀機械工程的榮譽學士學位。在俄羅斯，學生修讀相等學位可以進修一些機械工程課程，可能是空氣動力學或機床設計或柴油發動機生產。
他們不會聽我的，但我認為他們做過頭了，正如我認為他們培訓的工程師數量略高。現在的數量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逐漸接近超出百分之五十。[18] 俄羅斯培訓的純科學家數量只略高於美國，但俄羅斯在物理和數學方面超前。
比諸美國或蘇聯，我們的人口少。若是對等比較，把科學家和工程師一起計算，我們培訓每一個科學家或工程師，美國培訓一個半人，俄羅斯是兩個半。[19] 。必然有人出錯了。
只要略為補充，我認為俄羅斯理智判斷形勢。他們比我們或美國人更深入了解科學革命。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似乎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巨大。例如，當代蘇聯小說家可以假設讀者至少對工業有一些基本認識；我們做不到。通常不涉及純科學，似乎和文學知識份子一樣水土不服。但工程有走進來。蘇聯小說可以接受工程師，一如美國小說的精神科醫生。蘇聯小說文藝可以處理生產過程，一如巴爾扎克(Balzac) 處理工藝製造的過程。我不想過分強調，但這可能是重要的，因為這些小說使讀者面對教育的熱情信念。人們相信教育，一如我的祖父，為了相同的理想和謀生的混合理由。
總之，俄羅斯判斷要在科學革命中勝出，就需要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和數量。[20]我要簡單說明，但我認為他們的估算是頗為正確。他們的估算是這樣的。首先，國家的超級優秀科學家是鳳毛麟角。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有很多。只要有學校和大學，無所謂課程教授他們什麼，他們會照顧自己。[21]按比例計算，我們不遜於俄羅斯人和美國人，我們不用憂慮。第二層的優秀專業人士人數較多，他們支援研究，高階設計和發展。在質量方面，英格蘭也不遜色美國或蘇聯：這是我們的教育專門面向的產出。不過，在數量方面（再次以平均人口計算）我們的人才不及俄羅斯人認為有必要而又能夠找到的一半。第三層次是達到自然科學第一部分或機械科學榮譽學位的教育水平，或者稍低於此。其中一些從事輔助技術工作，但有些人將承擔重大責任，特別是與人有關的職位。妥善利用這些人才取決於不同國家培養的能力分佈。隨著科學革命的進展，對這些人的要求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但俄羅斯已經想到。我們需要成千上萬這些人才，需要大學教育能夠為他們提供的人類發展。[22]也許，正是在這一點我們的洞察力已有偏差。第四和最後層次是政治家，管理者；他們要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可以明白科學家的談論。
以上所述或類似論點就是科學革命的具體規範。[23]我希望我能夠肯定這個國家能夠適應，足以滿足這些規範。稍後我會提出一個問題，以世界觀來看是更為重要：但請大家原諒我先看看我們本身的命運。在先進國家中，我們的情況是遠遠最不穩定。這是歷史和意外的結果，而不是責怪任何在生的英國人。如果我們的祖先在工業革命曾投資於人才，而不是印度帝國，我們可能有更健全的基礎。但他們沒有。
我們只剩下超出本國種植糧食可以承擔人口的兩倍，因此我們時常比法國或瑞典更為焦急[24]，在自然資源方面，以世界大國的標準計算，我們什麼也沒有。事實上，我們真正的資產是我們的智慧。這在兩方面一直對我們很好。無論是先天或後天，我們有適應能力，彼此相處和諧：這是實力。我們一直有發明和創造的能力，可能超出我們的人口比例。我不相信國家的聰明程度差異很大，但比起其他國家，我們當然不是更為愚蠢。
既然有這兩項資產，也是我們唯一的資產，我們應該最先了解科學革命，教育自己，走在前頭。好了，我們做了一些事。在某些領域，如原子能，我們做到的是比任何人可以預測的更好。在我們的教育和兩種文化的剛性和具體模式內，我們一直試圖適度努力調整自己。
苦澀的是這並不足夠。若要說我們要教育自己或是滅亡，這是超出事實的聳人聽聞。若是說我們要教育自己或是看著我們的一生急劇下降，這大概是對的。我現在深信，若是不打破現有格局，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知道這是多麼困難。這違背了幾乎所有人的情感糧食。在許多方面，這違背了我本身的情感，不安地一隻腳站在已死亡或瀕臨死亡的世界，另一隻腳站在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希望見到會出現，也必須出現的世界。我希望我可以肯定我們有我們頭腦告知我們的勇氣。
我時常為一個歷史神話難過。無論神話是否可信的歷史，這不要緊，對我來說已經值得注意。我不禁想到在威尼斯共和國的最後半世紀。和我們一樣，他們曾經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幸運。和我們一樣，他們意外地變得富裕。和我們一樣，他們已經掌握頗多政治技巧。威尼斯人有許多強硬，現實的愛國之士。和我們一樣，他們清楚知道歷史潮流已經開始針對他們。他們有許多人想辦法維持下去。這意味著打破他們已融入其中的模式。他們喜歡這模式，一如我們喜歡我們的模式。他們從來找到打破模式的意願。
（四）富與貧
但這是我們當地的問題，我們本身要解決。有時，我確實覺得威尼斯的影子覆蓋整個西方。在密西西比河彼岸，我有這樣的感覺。在較為達觀的時刻，我安慰自己：在1850至1914年間，美國人很像我們。不管他們沒有做什麼，他們有反應。他們要長時期盡力才可以追上俄羅斯對科學革命的準備，但有頗大機會他們會做得到。
不過，這不是科學革命的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工業化國家的人民越來越富裕，和那些非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充其量只是原地踏步，使工業化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差距每天正在擴大。在全球範圍內，這是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
富國包括美國，英聯邦的白人國家，英國，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蘇聯。中國是在模棱兩可之間，還未跨越工業駝背，但可能做得到。其餘的都是窮國。富國人民活得更長，吃得更好，較少工作。在印度這樣的貧國，平均預期壽命不到英格蘭的一半。有一些證據表明，以絕對數量計，印度人和其他亞洲人的食物量少於前一代。統計是不可靠的，糧農組織的線人告訴我不要過於信任這些數字。但大家都同意在所有非工業化國家，人民只是略高於溫飽水平。從新石器時代到現在，他們的工作方式一直沒有改變。大多數人的生活一直是骯髒，粗野和短期。在窮國是仍然如此。
大家都注意到這種貧富之間的差距；尤其窮人最能感受切膚之痛。因為他們已經注意到，這〔差距〕不會長期持續。無論我們這世界的什麼到了2000年還會存在，這〔貧富差距〕不會。現在大家已知道致富的訣竅，世界不可能繼續是一半富人，一半窮人。這是不可能的。
西方必須幫助這轉變。麻煩的是西方文化分裂，很難把握轉變的規模有多大，更最重的是轉變到底必須要多快。
剛才我說到很少非科學家真正理解「加速」的科學概念。我是嘲弄的意思。但從社會角度來看，這不是嘲弄。直到本世紀，所有人類歷史上的社會變革速度一直很慢，在一代人的一生中少有注意到。現在已不是那麼。變化的速度增快，我們的想像力無法跟上。
在未來十年，比以前必然有更多社會變革，影響更多人。1970年代必然有更多變化。窮國的人民已經趕上這簡單概念。人們不再願意等待一輩子。
有了「從上而下」，令人欣慰的保證是也許一百或兩百年內，事情會稍為變好──這只是使人更憤怒。為什麼？我們依然聽到一些熟悉亞洲或非洲的老手聲稱這些人要五百年才趕上我們的水平！這些老手都是自殺的和科盲。特別是說這些話的人似乎總是看來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不用五年就追上他。
事實是改變的速度已經證明這是可能的。有人說，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已經披露了唯一重要的秘密──這東西是可能的。之後，任何有決心的國家只要幾年就可以製造核彈。同樣的，俄羅斯和中國工業化的唯一秘密是他們做到了。亞洲人和非洲人已經注意到。俄羅斯花了四十年，開始時工業有些基礎（沙皇時代的工業不是可以忽略的），但因為內戰及其後的二戰而中斷。中國開始時的工業基礎少得多，但沒有被打斷，看起來中國只用了稍多於一半的時間。
這些轉變是經過很多努力和巨大痛苦。個中苦難許多是不必要的：站在相同的年代，很難直視當時的恐怖。然而，他們已經證明常人為了在未來上位，可以顯示出驚人的剛毅，為了現在上位，人們不是很興奮；為了明天上位，往往可以看到人們最崇高的一面。轉變也證明只有科學文化可以安然面對。然而，當我們沒有安然面對，這讓我們看來像傻瓜。
簡單來說，科技是很容易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科技是人們可以學習的人類經驗分支，其結果是可以預測。長期以來，西方嚴重錯估這方面。畢竟，許多英格蘭人六個世代以來已經熟練掌握機械工藝。不知怎的，我們開始自信認為整體科技術或多或少是不能傳授的藝術。說真的，我們開始時是具有一定優勢。我認為部份是因為傳統，因為我們的孩子有機械玩具，可以讀寫之前已經學習零碎的應用科學。這是我們盡量利用的優勢。正如美國人的優勢是十個成年人有九個可以開車，一定程度上都是技師。上一次的戰爭是小機器的戰爭，這是真正的軍事資產。俄羅斯正在趕上美國的主要工業，但俄羅斯還要走漫長之路才可以追上美國，汽車拋錨時事事方便。[25]
奇怪的是這一切似乎無關重要。大國要立志完全工業化，例如今天的中國，只需培養足夠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意志，和一段時間。沒有證據表明任何國家或種族在學習科學方面是優勝於任何其他國家或種族：有很多證據說明彼此大概相若。傳統和科技背景似乎影響甚微。
我們都曾目睹這樣的事情。我本人發現羅馬大學的榮譽物理課程，一門非常嚴格的的課程，西西里女孩佔據榜首：三十年前她們還戴著面紗。我記得1930年代初John Cockcroft從莫斯科回來，傳聞他不僅可以參觀實驗室，也參觀了工廠和機械技工。我不知道我們預期會聽到什麼：但肯定是西方男人心中渴望聽到的故事：俄羅斯農奴對著銑床沮喪，或是赤手打開鑽頭。有人問Cockcroft〔俄羅斯〕熟練工人是什麼一回事。他從來都是言簡意賅。事實就是事實。「啊，他們和Metrovick的技工一樣。」僅此而已。一如既往，他是對的。
我們不能逃避這問題。五十年內，印度，非洲，東南亞，拉美，中東開展科學革命，技術上是可行的。西方社會沒有藉口不知道。而「不知道」是我們找尋出路時面對的三座大山：氫彈戰爭，人口過多，貧富之間的差距。在這些情況下，「無知」是最壞的過錯。
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可以剷平，將是也會剷平。如果我們因為善意或開明的自我利益〔幫助他人最後自己得益〕而短視，無能或不勝任，那麼就只能任由戰爭和飢餓解決問題。差距必須解決。問題是如何解決以及誰來解決。這些問題只有部分答案，但足以促使我們思考。世界規模的科學革命首要是要有資本：所有形式的資本，包括資本機械。窮國要超越工業曲線某一點，才可以積累這資本。這是富國和窮國之間差距正在拉大的原因。資本必須來自外部。
資本只有兩個可能的外部來源。其一是西方國家，這意味著主要是美國，另一個是蘇聯。即使是美國也沒有這種資本的無限資源。如美國或俄羅斯打算獨自行事，這意味著各自要比二戰中在工業方面更大花氣力。如果兩國都參與，犧牲程度會稍遜前者──在我看來，這不會是一些聰明人的樂觀看法：以為沒有犧牲。這要求的合作規模是在國家層次。即使是最大的民營企業都不能開始解決，也絕對不是合理的營商風險。這有點像在1940年要求Duponts或I.C.I. 為整個核彈計劃融資。
資本之外，第二個要求是與資本一樣重要的人才，即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有足夠的適應能力，投入至少落後十年的外國工業。除非及直至美國人和我們理智和富有想像力教導自己，否則俄羅斯有明確優勢。他們的教育政策已經受惠於很大的紅利。如有需要，他們可以派出這樣的備用人才。我們沒有這些人才，美國人也好不了很多。例如，試想一下英美政府同意幫助印度進行重大的工業化，類似中國的規模。試想一下可以有資本，然後需要一、兩萬來自英美工程師來完成任務。目前，我們無法找到這些人才。
這些短缺的人才不僅要有科學培訓，也要有人文方面的培訓。若是他們不能拋開家長式作風，他們不能在工作中發揮。很多歐洲人，從聖芳濟(St Francis Xavier)到施懷惻(Schweitzer)，一生奉獻給亞洲人和非洲人，高尚，但家長式作風。這不是現代亞洲人和非洲人歡迎的歐洲人。他們希望這些人成為同事，傳授他們的知識，踏實做好科技工作，然後離開。幸運的這是科學家容易接受的態度。他們比大多數人更少種族主義；本身文化的人文關係中是民主形式。人類平等之風在其內部氣候吹拂著臉頰，有時較為強勁，例如挪威。
因此科學家會在亞洲和非洲達成我們的期望。他們會做好科學革命的第三主要因素。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在資本投資和外國幫助之外，必須同時推行教育計劃，一如中國在十年似乎已經改造他們的大學，又建立許多新大學，他們現在幾乎無需來自外間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十年。有了來自英美的科學教師以及必要的英語教師，其他窮國可以在二十年內同樣做到。
這是問題的規模。龐大的資本支出，大力投資於大多數西方國家並未具備的科學家和語言學家這些人才。除了完成任務，短期內的得益是微不足道：從長遠來看，得益並不確定。
人們問我，其實私底下已經問我：這是好事大事，但你應該是現實的人，興趣在於政治的精細結構，你已經研究人在追求本身目的時的行為。你能否可能相信人的行為會一如你設想？你能否想像在像美國或我們本身的議會社會有政治手段可以促使任何這樣的計劃可能成真？你是否真的相信有十份之一機會任何這些會發生？
這是公正的評論。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一方面，任何人以為當我們談到人的自我主義，弱點，虛榮和尋求權力，已經全面概括；這是錯誤；所謂現實的人特別容易陷入的錯誤。是的，他們是這樣的。這是我們必須建設的磚頭，可以通過本身的自私程度來判斷。但他們有時有能力多做一些，而任何不承認這樣的「現實主義」不是慎密的。
另一方面，我應該說實話，承認我無法看到有政治技巧驅使西方社會的優秀人力資源投入行動。能夠最好做到的是挑剔嘮叨，而這是極壞的「最好」。因為本身的憂慮，這也許是太容易的權宜之計：因為雖然我不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做到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或是我們是否應做任何事情，我知道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共產主義國家稍後會做到。他們會不惜代價，本身或他人的代價，但他們會做得到。如果事情是這樣發生，我們在實務和道義方面是失敗。西方社會充其量成為一個不同世界的法外之地，而英國將是法外之地內的法外之地。我們是否放棄，聽任由之？歷史對待失敗是無情的。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歷史不是由我們寫成的。
與此同時，有反思的人是可以採取一些步驟。教育不是解決這問題的全面方法，但沒有教育，西方國家甚至不能開始應付。所有的箭頭都指向相同方向。在最抽象的知識意識方面，收窄我們兩種文化之間的差距是必要和最實用的。當這兩感覺分別增長，沒有社會能夠以智慧來思考。為了知識生活著想，為了這國家的特殊危險，為了西方社會在窮人中不穩定地生活，為了窮人因為這世界有智慧而無需這樣貧窮，我們、美國和整個西方社會有責任以新鮮視野審視我們的教育。這是我們和美國人彼此取長補短有最大好處的情況之一。如果我們不是太驕傲，我們各自有很多方面要學習俄羅斯。順帶一提，俄羅斯也有很多方面向我們學習。
現在是不是我們開始的時候？危險的是我們的教養一直以為我們有很多時間。我們只有很少時間，少至我不敢猜測。
註釋
1.〈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0月6日
1a. 英國物理學家和X射線晶體學家
2. 這講座是在劍橋發表，我不用解釋一些引述。G. H. Hardy（1877-1947）是他那一代的最出眾的純數學家，年輕時已任教職，1931年是數學教授，劍橋的出色人物。
2a. 譯註：估計Rutherford是指愛因斯坦。
3.我在1958年8月15日《時報文學副刊》的〈挑戰知識份子〉說有點擔心這關係。希望有一天能進一步分析。
4. 更準確的說法是因為文學的原因，我們覺得當時的文學模式對我們毫無用處。然而，因為當我們醒覺無論是邪惡，或荒謬，或兩者皆是，這些當時的模式是與社會態度緊密相連，我們加強了這種感覺，。
5. 對學校的分析是來自英國皇家學院院士的夫子自道。這分佈是顯著不同於，例如，外交部人員或御用大律師的分析。
6. 比較J. D. Bernal的《沒有戰爭的世界World Without War》和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年》；後者可能是不希望發生的未來。
7. 在當代科技術語中，「主觀性」是指「根據主題分為」。「客觀性」是「針對某對象」。哲學的意思是「一般智力方法或態度」（例如，科學家的「制導武器的哲學」可能導致他提出某些「客觀性研究」）。「漸進式工作」意思是「有可能推進的工作。」
8. 幾乎所有大學的高桌包括科學和非科學學科的院士。
9. 他在1905年參加了考試。
10. 若謂英格蘭的管理層本質是緊湊，「彼此相識」，這意味著比對大多數國家，其實科學家和非科學家更容易以「人」的身份大家認識；這說法較為真實。若謂許多政要和行政人員在更大程度上保持活潑的思想和藝術興趣，這也是真實的；到目前為止，我可以判斷是優勝於美國。這都是我們的資產。
10a. 譯註：諷刺小說《幸運的吉姆Lucky Jim》是英國作家Kingsley Amis在1954年發表的處子之作。簡體中譯本的譯者是譚理，譯林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11. 我在1956年9月6日《新政治家》〈新世界的新頭腦〉試圖比較美國，蘇聯和英格蘭的教育。
11a. 譯註：盧德份子Luddites是十九世紀時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的虛構人物，反對以機器取代人力。
12. 關於這主題最好的書本，而且幾乎是唯一的。
13. 這發展得非常快。英格蘭調查工業生產力的委員會早在1865年訪問美國。
14. 知識份子喜歡住在十八世紀的斯德哥爾摩街道，而不是Vallingby是合理的。我個人會是這樣。但知識份子阻撓建造其他Vallingby是不合理的。
15. 值得記住一定有類似的損失，分佈在更長的時期──當人們的生活從狩獵改變到採集食物再改變到農業。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必然是真正的精神貧困。
16. 這是不太準確。在高等教育已大致完全發展的州省，例如威斯康星州，大約有95%學生留在高中直至十八歲。
17. 美國是複雜和多元化社會，而大學的水平與英國大學極不相同。一些大學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從廣義上講，我認為這概括說法是公平的。
18. 美國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數量相當大幅下降。我沒有聽說過有充分的解釋。
19. 每年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合計）畢業生的最新數字大約是英國 1萬3千人，美國 6萬5千人，蘇聯13萬。
20. 俄羅斯的工程師畢業生有三分之一是女性。無論我們說什麼，我們在現實中認為女性不適合科學事業是大大的蠢事。我們因此把我們的潛在人才庫整齊地分成兩個。
21. 值得重新調查在本世紀一百名超級有創意的科學界人才曾接受什麼教育。我的感覺是很大部份沒有超越最嚴格的正統障礙，例如劍橋大學的第二部分物理學。
22. 英格蘭的誘惑是在大學之下的院校教育這些人才，帶著次等的標籤。沒有什麼比這樣的判斷更錯誤。時常遇上美國工程師，以狹窄的專業意義來說，他們沒有接受英格蘭技術學院那麼嚴格的培訓，但美國工程師有個人和社交的信心；他們與大學培訓的工程師混在一起，這有助他們發展信心。
23. 我只限制在大學人口。技術人員的種類和數量是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24. 當然，我國人口的密度使我們在軍事方面較為吃虧。
25. 所有主要工業化社會有奇怪的結果。社會需求的前線工作人才的數額是多於任何國家可以舒適地產生，這會越來越明顯。結果是沒有足夠的聰明，能幹和滿足於不起眼工作的人才維持社會福利設施順暢運作。郵政服務，鐵路服務，很可能慢慢惡化，只因以前主持工作的人才現在接受不同事物的教育。在美國這是頗為明確，在英格蘭是變得明確。
講者Charles Percy Snow (1905 –1980) 是英國物理學家和小說家，曾出任英國政府高職。這個《兩種文化》在1959年發表時，曾引起熱烈討論。他抨擊現代社會的兩種文化（科學和人文）各自修行，是解決世上問題的主要障礙。他尤其指出大學教育的質量下降和分化：科學家從不閱讀狄更斯，文藝中人對科學一無所知。
劍橋大學的Rede講座在1668創立，每年邀請知名學者發表主題演講。
參考閱讀
劉鈍：「兩種文化」背後
兩種文化：當科學與人文交會時，將為這個社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C. P. Snow in New York作者：Lawrence M. Krauss，譯者：宋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