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ase:社會成本問題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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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e:社會成本問題 (1960)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六 10月 10, 2009 12: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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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e:社會成本問題

原文: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by Ronald H. Coase
(轉載英語版本已刪去原文討論法律裁決的若干頁。讀者有興趣閱讀無刪節原文,可點擊參閱原版pdf。)

圖檔
作者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
原載於《法律及經濟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年10月)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10月)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一)檢視的問題(註1)
本文關注對他人有害的商業行爲。典型例子是工廠排煙為鄰近居民帶來有害影響。經濟學對這情況的分析,其立論一般是始於工廠的私人與社會産出之間的分歧;經濟學家大致依循Pigou《福利經濟學》的論點。這種分析導致經濟學家總結:要求廠家為排煙引致的損害向受害者賠償,或是根據排煙數量向廠家徵收與所做成損害相等金額的稅項,或是不容許在民居附近設廠(假設也包括排煙會對他人有害影響的地區)。我認為建議行動並不合適,因爲所導致的結果不一定是可取,而且往往如此。

(二)問題的交互性質
傳統方法模糊了無可奈何選擇的本質。一般認為這問題是「甲方損害乙方」,因而要決定的是如何制止甲方?但這是錯的。要解決的問題有相互性質:避免損害乙方即是損害甲方。必須決定的真正問題是應否容許甲方損害乙方,或乙方損害甲方?問題是要避免較嚴重的損害。我在另文(註2)舉例糖果製造商的機器噪音和震動干擾醫生。爲免損害醫生,糖果製造商會受損害。案例提出的主要問題:限制糖果製造商可以採用的生産方法,因而減少糖果生産,以換取更多醫生服務,這代價是否值得。另一例子是離群牛隻損壞鄰近農地作物的問題。若然無可避免牛隻會離群,要增加肉類供給只有以減少作物供給為代價。選擇的本質很明顯:肉類或是作物。除非知道所得和爲此而犧牲的價值是什麽。應給出的答案不是很清楚。另例:George J. Stigler教授舉例河流污染。如假設污染的有害後果是殺死魚類,要決定的問題是魚類損失的價值是否大於或是小於污染河流可能生產産品的價值。無需多言,這問題必須從總體和邊際的角度來檢視。

(三)定價制度包含為損害負責
我的分析以大多數經濟學家或許同意是可以妥善解決問題作為起點;施害企業賠償所有損失,而且定價制度運行無礙(嚴格來說,這意味著定價制度運行無需成本)。

離群牛隻損壞鄰近農地作物是討論問題的好例子。假設農夫和牛農各自經營的農地毗鄰,又假設農地之間沒有柵欄,牛農多養牛,農夫的作物總損失就越大。牛隻多了,對邊際損失有什麼影響是另一碼事,這視乎牛隻是否大家尾隨或並排踱步,視乎隨著牛隻數目越多越多,畜生是否越不安寧,也視乎其他因素。就我眼前的目的來說,假設牛隻越來越多造成邊際損失這項假設是無關宏旨。

爲簡化論題,我利用以下的算術例子。假設農夫用柵欄圍起農地的每年成本是9美元,作物價格是每噸1美元,又假設牛隻數目與作物每年損失有以下的關係:

肉用公牛數目……作物年損失(噸)……每多一頭牛造成作物損失(噸)
……1…………………1………………………………1
……2…………………3………………………………2
……3…………………6………………………………3
……4…………………10……………………………4

假設牛農要負責造成的損害。如公牛從兩頭增至三頭,每年成本增加3美元。要決定要養多少頭公牛,牛農會考慮這3美元以及其他成本。即是除非增産牛肉(假設牛農自宰牛公)的價值是大於附加成本(包括損壞額外作物的代價),否則他不會多養牛。當然,牛農可以利用牧羊犬、牧羊人、飛機、對講機和其他辦法來減少損害;如成本是低於免於損失的作物價值,他可能採用這些辦法。設置柵欄的每年成本只是9美元,又沒有其他更便宜的辦法,如牛農希望養四頭或更多公牛,他樂意出錢設置和維修柵欄。柵欄建成後,承擔損害作物責任的邊際成本爲零,除非牛隻數目眾多,不得不設置更堅固和花費更多的柵欄,因爲可能有多頭公牛一起靠著推倒柵欄。當然,不設柵欄而只是支付作物的損失,可能對牛農更合算。我的算術例子指出如不多於三頭公牛,情況就是這樣。

可能有人想到:如隔鄰的牛農負責全部作物損失,這可能令農夫多種作物。但不會是這樣的。如作物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出售,邊際成本等於已種作物的價格,擴大生産只會減少農夫的利潤。在新情況下,農夫在公開市場出售的作物減少,但他得到牛農為作物損失支付的市場價格,所以農夫的定量産出收入不變。當然,牧牛一般會造成作物損失,因此養牛業開始時可能擡高涉及作物的價格,而農夫會擴大種植。不過,我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個別農夫。

我已提到隔鄰有牛農不會令農夫增加産量,或許較確切地說是種植量。實際上,如養牛有什麽影響的話,只會是減少種植量。理由是在既定的土地,如受損作物價值高,而沒有受損作物的銷售收入是少於耕種這土地的總成本,農夫和牛農會同意不耕種這塊土地,彼此都有賺頭。可以利用算術例子說清楚。假設起初耕種這塊土地所收穫的作物價值是12美元,成本是10美元,純收益是2美元。爲方便說明,假設農夫是地主。現在假設牛農開始在鄰近的土地經營,作物損失的價值是1美元。在這情況下,農夫在市場銷售作物所得是11美元,因蒙受損失得到牛農賠償1美元,純收益依然是2美元。

現在假設牛農發覺多養牛有利可圖,即使損害賠償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這意味著增產牛肉的價值是大於包括2美元額外損害賠償的額外成本。但是,損害賠償的總支出是3美元,而農夫耕種土地的純收益依然是2美元。如農夫同意在損害賠償低於3美元的條件下棄耕,牛農的境況就更妙。只要賠償費高於2美元,農夫就樂於棄耕。明顯雙方可以達成滿意交易讓農夫放棄耕作。(註3)但同一論點不僅適用於農夫耕作整塊土地,也適用於這塊土地分成任何小塊。例如,假設牛群有固定路線通往小溪或樹蔭地帶。在這情形下,沿途兩旁的作物受損數量也可能龐大,農夫和牛農可能發現與農夫達成棄耕這塊土地的交易,彼此都有利。.

然而,還有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假設路線相當確定,又假設路旁農地所得作物的價值是10美元,但耕種成本是1l美元。如沒有牛農,土地會荒廢。然而,有了牛農,可能復耕農地,所得作物會被牛群損壞。在這情況下,牛農被迫向農夫支付10美元。誠然,農夫會損失1美元,但牛農損失10美元。很明顯,這狀況不會無限期持續,因爲任何一方都不想。農夫只是想從棄耕協議得到牛農賠償,他能拿到的賠償不可能高於設置柵欄的成本,或是獅子大開口以致牛農放棄經營鄰近的農地。實際的賠償額是視乎農夫與牛農商討的本事,但不會高得令牛農放棄農地,也不會隨牛隻數目而改變。這協議不會影響資源分配,只會改變牛農與農夫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

我認爲這是很清楚:如牛農要負上損害的責任,而定價制度運行順暢,在計算多養牛的額外成本時會兼顧其他方面的生產價值減少。該些額外成本應參照牛肉增産的價值來衡量;既然假設養牛業處於完全競爭狀態,養牛資源的配置會是最優化。需要強調的是牛農的成本已算入其他方面的生產,如這些生產的價值下降,但會是少於牛群在正常情況下對作物的損害。這是因爲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促成棄耕。牛群引起損害且牛農願意賠償,而數額是高出農夫願意為使用農地的花費;在全部這些情況下,棄耕是可取的。

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農夫為使用農地的支出=(生産要素用於這農地的總產出價值)與(同樣要素用於另項最優使用的額外産出價值)之間的差額(即是農夫要爲這些要素支付的成本)。如損害超過農夫使用農地的代價,在其他方面使用生產要素所得的額外產品價值會超過有算計損害後使用農地的總產出。因此,棄耕而把生產要素投到其他生産是可取的。

如程序只是規定牛群損害作物必須賠償,但不容許棄耕,會導致生產要素過少投入養牛業而過多投入農作物種植。但因為有市場交易,作物受損高出農地租金的情況不會持久。無論是牛農支付農夫讓他棄耕,或是牛農支付地主稍高於農夫的田租(如農夫是租用農地的話),最終結果都是:産出價值最大化。即使農夫堅持要種田,作物在市場上銷售也只會是無利可圖;這只會是純粹的短期現象,可以預期會達成棄耕的協議。牛農留在原地,肉類生産的邊際成本和之前一樣,因此對資源配置沒有長期影響。

(四)定價制度包含不為損害負責
現在轉而分析另一類案例:假設定價制度運行順暢(即是沒有成本),但施害企業無需為任何損害結果承擔責任,無需為施害行動支付賠償。我想說明在這案例中,資源配置會一如施害企業要承擔責任的情況。前例已指出資源配置是最優化,無需重覆這論點。

仍然以農夫與牛農爲例。隨著牛隻數目增多,農夫的作物損失也增加。假設牛農有三頭公牛(這是不考慮作物損失可以維持的牛隻數目)。如果牛農減產只養兩頭公牛,農夫願意支付3美元;如減至一頭,則支付不多於5美元;如放棄養牛,則支付不多於6美元。因此,如果牛農只養兩頭公牛而不是三頭,他可以從農夫拿到3美元。這被放棄的3美元是增養第三頭公牛成本的部分。無論究竟是牛農增養第三頭公牛時要付出這3美元(如牛農負責農夫作物損失,情況是如此),或是他放棄增養第三頭公牛時收到這3美元(如牛農無需負責農夫作物損失,情況是如此),都不會影響最後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3美元都是增養第三頭公牛成本的部分,在考慮時連同其他成本一起算計。如飼養牛隻從兩頭增至三頭,其生產價值增加是高出必須的額外成本(包括作物損失要支付3美),那麽就會多養一頭牛;反之就不會。無論牛農是否要負責作物的損失,牛隻數目不變。

有人會辯駁假設的起點(三頭公牛)是隨意的。確實如此。但農夫不願花錢去避免牛農不會引起作物損失。例如,農夫願意支付每年不超過9美元,這是柵欄的每年成本。只有當這筆費用不會使農夫收入減至棄耕這幅農地的水平時,他才願意支付。再者,只有在農夫相信如果他不花這筆錢,牛農會飼養四頭或更多公牛的情況下,農夫才願意支付。

假設情況是這樣:如牛隻減至三頭,農夫願意支付3美元;如減至兩頭,願付6美元;如果減至一頭,願付8美元;如果放棄養牛,願付9美元。必須注意:改變了起點,並沒有改變無論牛農減養多少頭牛他會得到的支付。如牛農同意把三頭牛減至兩頭,他從農夫得到額外3美元,而這3美元等於是增養至三頭公牛時損毀作物的價值。如沒有收到農夫的支付,牛農會養多少頭牛?農夫對此可能有不同想法,而這會影響他願意支付的金額;但如設想這樣不同的想法會影響牛農實際上會飼養牛隻的數目,這設想是錯誤的。如牛農必須負責牛群造成的損失,結果也是一樣,因爲放棄了的某金額支付是相等同一金額的支付。

人們可能想到,一旦交易達成,牛農可能會比他打算飼養牛隻數目多養牛,迫使農夫的總賠償更多。這也許是真的。這也類似(如牛農要負責損毀的賠償)農夫行動的本質:他會在農地耕種,一旦與牛農達成協議後就棄耕(包括如沒有養牛業時根本不會耕種的土地)。但這些只是達成協議前的謀略,不影響長期的均衡狀況。無論牛農是否要為牛隻引起的作物損失負責,情況都是一樣。

有必要知道施害企業是否負責引起的損失,因爲沒有建立這樣的權利初始界定,就沒有權利轉讓和重新組合的指定交易。但是,如定價制度運行是假設沒有成本,那麼最終結果(這把生産價值最大化)是獨立於法律狀況。

(五)考慮到市場交易的成本
本文至此的論點是假設進行市場交易是沒有成本。當然,這是極不現實的假設。要進行市場交易,必要先找出希望進行交易的對方,告知對方你打算交易和交易條件,商討以造成買賣,訂立合約,監督以確保遵守合約條款等等。這些運作往往極為花費成本,使到許多可以在沒有成本的定價制度中完成的交易,會因為成本高昂而〔在這帶成本的市場交易中〕未能完成。。

上文在研究通過市場重新安排合法權利的問題時,辯證如這導致生産價值增加,這樣的重新安排會通過市場進行。但這是假設市場交易沒有成本。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很明顯只有在重新安排後生産價值的增長是高出安排的成本時,才會重新安排權利。若然是前者少於後者,發出禁制令(或是知道可能發出禁制令)或是有責任支付損害賠償,可能導致這原本在無成本市場交易中可能進行的活動終止(或阻止其開始)。在這些情況,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影響經濟制度運作的效率。有一種重新安排權利的方法可能比其他方法更能帶來較大的生産價值。但除非這是由法律制度制定的權利重新安排,否則通過市場來改變和組合權利以達致同樣後果的話,其成本會是如此高昂,致使可能永遠不能達至最優化的權利安排以及由此帶來的更高生産價值。下一節討論界定合法權利過程中的若干經濟考慮。這一節假設權利的初始界定和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是既定的。

很清楚是有另一種經濟組織的替代形式,能以低於利用市場的成本而達到同樣結果,使到生産價值增加。我多年前已解釋,企業可替代通過市場交易來組織生産。企業之內取消了生産的不同合作因素之間的商討,行政指令替代市場交易。重新安排生産,無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彼此商討。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考慮各種活動之間相關性對土地純收益的影響後,就可以把土地投入各種用途,各項活動的主事人無需不必要的商討。大建築物或同一地區內多幢毗鄰物業的眾多業主可能以同樣方式行動。事實上,企業會取得各方的合法權利,重新安排各項活動不是利用合約來重新安排這些權利,而是行政決定這些權利應如何使用的結果。

當然,這並不是說通過企業來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於被取代的市場交易成本。但是,如訂立合約特別困難,很難說清楚各方同意做什麽或不做什麽(例如,可以或不可以發出氣味或噪音),合約必然是冗長和費時,可能的話長期合約更為合用;那麼為了處理有害後果的問題時,很多時解決辦法不是有企業出現或現有企業擴充活動,這就不足爲奇。因爲只有當企業行政成本是低於所替代的市場交易成本,而重新安排活動的收益是大於組織這些安排的企業成本,才會採用這種解決辦法。我不想詳細檢視這解決辦法的特性,因爲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解釋所涉及的各方面。

但是,企業不是解決這問題的唯一可能答案。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可能昂貴,尤其是由單一組織控制許多不同活動。以可能影響從事各種活動許多人的排煙滋擾行為的標準案例來說,其行政成本可能是如此極高,以致不可能在單一企業範圍內解決這問題。另一替代辦法是政府直接管制。與其權利的法律制定後被自由市場交易修改,政府可能強制執行,規定人們必須做或不做什麽,而規定必須遵守。因此,政府(依靠法令或更可能是通過行政機關)在處理排煙滋擾行為時,頒令許可或不許可採用的生産方法(例如,應設置防煙塵設備或不得燒煤或油),或把指定行業限制在指定區域(分區管制)。

從某種意義說,政府是超級企業(非常特殊的企業),因爲可以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産要素的使用。但經營一般企業是受到制約,因爲有其他企業的競爭,對手可能以較低成本進行同樣的活動,也因爲如行政成本過高,還有市場交易可以代替企業內部的組織。政府有需要的話,可以完全避開市場,但企業做不到。企業必須和使用的各種生産要素的所有者達成市場協議。政府可以徵兵或徵用財産,也可以強制規定各種生産要素應如何使用。這種權威方法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對那些專責組織的負責人來說)。再者,政府可倚扙警察和其他執法機構以確保管制得到實施。

明顯政府有權可用,辦事成本低於私人組織(反正是沒有政府特權)。但政府行政機器本身不是沒有成本;實際上,有時成本極為昂貴。政府容易犯錯,又受政治壓力影響,其運作不受任何競爭制衡,沒有理由相信政府的限制性分區管制必然會提高經濟制度運作的效率。而且,這些一般性管制要適用於許多不同案子,在一些案子明顯是不適用。基於這些考慮,直接政府管制不是必然比市場和企業自行解決問題更好。但同樣也沒有理由這種政府行政管制不會導致改善經濟效率。見諸涉及人數眾多的排煙滋擾行為這些案子,由市場和企業解決問題的成本可能很高。

當然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完全不處理問題。既然由政府行政機器頒令管制來解決問題涉及的成本通常高昂(尤其是成本解讀為包括因為政府參與這種行為帶來的所有後果),無疑通常的情況是管制導致有害效應的行爲,其得益是少於政府管制涉及的成本。

本節討論有害效應問題(考慮到市場交易的成本)極為不完善。但這至少弄清楚問題是在於選擇合適的社會安排來解決有害效應。所有解決辦法都有成本,沒有理由認爲由於市場和企業未能很好處理問題,因此必須由政府管制。政策要有滿意的觀點,就得耐心研究定市場、企業和政府實際上是如何處理有害效應的問題。經濟學家需要研究中間人把各方拉在一起的作用,限制性協議的效用,大規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問題,以及政府分區規劃和其他管制行爲的運作。我相信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一般都傾向高估政府管制的優點。但這種信念即使成立,也只不過是指出應減少政府管制,並沒有指出分界線應定在哪里。我以為必須仔細研究以不同方法處理問題的實際結果,才能得出結論。但如是以有缺陷的經濟分析來進行研究,會是極度遺撼。本文旨在指出應該用什麽經濟學方法來處理這問題。

(六)權利和經濟問題的法律界定
當然,如市場交易沒有成本,關乎重要的(除了公平的問題)就只是各方的權利應充分界定,以及容易預見法律行爲的後果。但正如我們所見〔譯註:指已刪節的法律案例討論〕,當市場交易成本是如此昂貴,以致難以改變法律已確定的權利安排時,情況完全不同。在這些案例中,法院直接影響經濟行爲。因此,似乎法院應瞭解裁決的經濟後果,並在裁決時考慮這些後果,只要這不會為法律地位本身帶來太多的不確定性。甚至當有可能由市場交易改變權利的法律界定時,明顯也要減少這種交易的必要性,從而減少進行這種交易耗費的資源。

詳細研究法院在審理這些案件時的預設會是非常有趣,但我一直沒有嘗試。然而,從粗略研究也看出法院常常承認裁決是有經濟含義,意識到問題的相互性質(許多經濟學家沒有意識到),在裁決時往往連同其他因素一起考慮。美國學者就這主題比英國同行更為明確闡述這問題。因此,引用Posser論侵權法的說法:『一個人可以利用本身的產業或…做自己的事,代價是對鄰人造成一些損害。他可以開工廠,在合理範圍內可以産生令他人不舒適的噪音和排煙。只有根據行爲的效用和所導致的傷害,才可說是滋擾行為。……正如〈在小鎮製造蠟燭〉的古老案例所言:「物件的用處為其嗆人氣味免罪」。世上總得有工廠、冶煉廠、煉油廠、嘈雜的機器和爆破聲,即使為毗鄰人們帶來不便;原告人可能要爲大衆利益而忍受一些並非不合理的不舒適。』

典型的英國作家不是如此明確說明:在決定有害效應是否滋擾行為時,要比較效用和所產生的損害。但可以找到較為溫和的類似觀點。有害效應必須是相當嚴重法院才會受理:這說法無疑是部份反映有失必然是有得這事實。從各案例的報告可見法官的心證是會計算得與失,才決定是否頒發禁制令或判令賠償…

在處理具有害效應行動時,面對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約束負責人。要決定的是究竟防止損害的好處是否大於因為停止產生損害行動帶來的壞處。重新安排已由法律制度建立的權利是有成本的;在這樣的世界,法院在審理滋擾行為的案件時,實際上是審理經濟問題和決定資源應如何使用。有辯解謂法院是明確知道這一點;雖然不一定直截了當說明,法院往往有比較防止具有害效應行動的得與失。但界定權利也是歷來訂立法例的結果,從中可見問題的相互本質。經濟學家傾向思考要求政府行動的問題,實際上往往是政府行動的後果。這些行動不一定是考慮不周。但政府廣泛干預經濟體系是有真正危險,可能導致過分保護有害效應的負責人。

(七)Pigou在《福利經濟學》中的論述
用於本文所討論問題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是源自Pigou的《福利經濟學》,尤其是第二部份;這部份討論「公」與「私」淨産出之間的分歧,分歧是因為甲方爲乙方提供一些有償服務,無意中為其他人(不是同類服務的生産者)提供服務或帶來損害,也沒有為此得到受益方的報酬,受損方也不會得到強制的補償。Pigou在《福利經濟學》第二部分闡述他的目標:確定在現有的法制下,自由行使自我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傾向把國家資源以最有利於産生龐大國家收益的方式來分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國家行為可以改善這些「自然」趨勢。(註4)

從以上聲明的第一部分來判斷,Pigou旨在發現決定資源使用的現有安排能否有任何改進。既然Pigou的結論是可以改進,因此讀者會期望他繼續說明促成改進的一些改變。但Pigou反而加上國家行為對照「自然」趨勢的短語,這在某些意義上似乎將現有的安排等同「自然」,並隱喻要達致改進就需要國家行為(如可行的話)。從第二部分第一章所見,這大概是Pigou的立場。

Pigou開始時談到「古典經濟學家的樂觀追隨者」強調:如政府不干預經濟體系,産出價值就可以最大化,而經濟安排就是「自然」生成的。Pigou繼續說,如自我利益確實促進經濟福利,這是因爲人類的制度正因為這樣才設計出來。(這是Pigou的部份觀點,他引述Carman來進一步闡釋,我認爲這基本上是正確的。)Pigou總結:

「但甚至最先進國家也存在許多失敗和不完善之處…有許多障礙防止社會資源以最有效方式分配。研究這些障礙成為我們現在的問題…其目的本質上是實踐性,試圖更清楚說明現有或將來的方法政府可以利用來控制經濟力量的明智行使,以促進經濟福利,並由此促進全民的總福利。」

Pigou隱含的思想似乎是:有些人認爲不再需要國家行爲。但正是因爲國家行爲,制度才有這樣的表現,不過仍然有不足之處。還需要哪些額外的國家行爲?如這是正確總結Pigou的立場,通過研究他提出私人與社會産品之間分歧的第一個例子,就可以揭示其不足之處。也許…成本是加諸不是直接有關的人們,例如火車引擎火屑對附近林木造成沒有賠償的損失。在計算把資源的任何數量轉移作任何用途或地點帶來的邊際遞增社會淨產出時,必須包括全部效應:有些是正面,有些是負面。

Pigou所用的例子反映真實情況。在英國,鐵路公司一般不賠償因火屑外濺而導致的損失。連同Pigou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的內容,我認為Pigou的政策建議首先是應有國家行爲來糾正這「自然」情況;其次,鐵路公司應被迫因毀壞林木作出賠償。如果這是對Pigou立場的正確解讀,我要強調第一個建議是基於對事實的錯誤理解,第二個建議則不一定是可取。

讓我們來考慮法律立場。Halsbury《英國法律》的「引擎火屑」這題目如是說:
「如果鐵路負責人在沒有明確法律授權時火車使用蒸汽引擎,必須承擔引擎火屑引起火災的責任,無論本身是否有過失。然而,鐵路公司一般都有法律授權在鐵路上使用蒸汽引擎;因此,如引擎配備科學建議的防火設施,並且在使用時沒有過失,按照普通法他們對火屑可能引起的任何損失無需負上責任。…在建造引擎時,負責人有責任使用科學能夠提供的發明以避免造成損害,只要公司有妥善考慮損害的可能性和補救的成本和方便程度,而要求公司採用這樣的發明是合理的;如負責人拒絕使用其效率真正值得懷疑的裝置,這不是疏忽。1905年的〈鐵路(火災)法〉(1923年修訂)對這一般規則提出法定例外。這涉及農地或農作物。」

在這情況下,按照法定權力使用引擎這事實不影響公司要為損害負責。但是,這些法規只適用於不超過200英鎊(1905年法案是100英鎊)的索償要求,而且要在火災發生七天之內,以書面向公司提出報告和索償要求;在二十一天之內,應以書面向公司報告受損詳情和不超過200英鎊的索償申請。

農地不包括荒地和建築物,農作物不包括可移走和堆積的作物。我並沒有詳細研究1922和1923年的國會,這法定例外或許是旨在幫助小農戶。

回到Pigou的例子:火車引擎火屑損毀附近林木,不用賠償。這按理是爲了說明可以由「國家行為改善‘自然’趨勢」。如果Pigou的例子是指1905年之前的情況,或這只是隨意的例子(如是這樣,他可以說「附近建築物」代替「附近林木」),很明顯是鐵路公司有法定權利使用蒸汽機(因此免除因火屑引起的火災責任)而不用賠償。這是在1860年一宗有關鐵路引起附近林木燃燒的案件所建立的法律立場;近一世紀的鐵路立法(包括國有化)都沒有改變法律這一點(除了這一項法定例外)。

如從字面上解釋Pigou的「火車引擎火屑損毀附近林木,不用賠償」的例子,並假設指的是1905年以後的時期,那麽顯然不賠償的理由是損失多於100英鎊(《福利經濟學》第一版)或200英鎊(最近版本),或是林木擁有者沒有在火災發生七天內以書面通知鐵路公司,或沒有在二十一天內詳細說明受損情況。在現實世界中,只有在立法機關作出深思熟慮的選擇後,Pigou的例子才能成立。當然,難以想像鐵路是在自然狀態中建設。最可能的情況是假設鐵路公司「沒有明確的法定權力」使用蒸汽機。然而在這情況,鐵路公司有責任賠償林木的損失。這就是說,沒有政府行爲,就要支付賠償。不賠償的唯一情況是之前有政府行爲。很奇怪Pigou會選擇這特殊例子來說明「國家行爲可以改善‘自然’趨勢」,因爲他明確認爲應支付賠償。

Pigou對情況的事實似乎錯誤掌握,他的經濟分析似乎也可能有錯。無需要求鐵路公司為引擎造成火災損失向受損者賠償。在此,我無需說明如鐵路公司可與鐵路沿線每一業主商討,而又不涉及成本,那麽鐵路公司是否要為火災引起的損害負責是無關重要。前幾節已詳細分析這問題。問題是在商討成本昂貴的情況下,應否要求鐵路公司負責。

Pigou顯然認爲應迫使鐵路公司支付賠償;很容易看出導致他得出這結論的論點。假設鐵路公司考慮是否增開列車,或提高現有列車的車速,或是引擎裝設防止火屑的設備。如鐵路公司對火損不負責任,那麽在決策時就不會把增開列車、加快車速和不安裝防火屑器引致的損失列入成本。這就是私人與社會淨産出分歧的根源。這可能導致鐵路公司採取的行動會降低總產出價值;如鐵路公司有賠償責任就不會這樣做。這問題可用算術例子來說明。

以無需為引擎火屑造成火損負責任的鐵路公司爲例,某路線每天開兩班火車。假設每天開一班車,鐵路公司每年提供的服務價值是150美元;開兩班車每年的服務價值是250美元。再假設開一班車的成本每年是50美元,兩班車是100美元。假設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因為鐵路公司要使用額外生産要素,成本是相等於其他運作的産出價值下降。顯然,公司認為每天開兩班車是有利可圖。

但假設每天一班車導致的作物火損(年平均)是60美元,每天兩班車將導致120美元損失。在這情況下,每天一班車提高總產出價值,而兩班車則減少。第二班車的額外火車服務價值是100美元,但産出價值每年減少110美元:50美元是使用額外的生産要素,60美元是作物損失。假如不開第二班車,情形會好一些;如鐵路公司要負責作物損失,不會開第二班車。鐵路公司應對損失負責的結論似乎是無可爭議。無疑這是Pigou立場的推論。

「不開第二班車情形更好一些」這結論是正確。鐵路公司應負責本身引起的損失這結論是錯誤。改變一下有關責任規定的假設。假設鐵路公司要負責火車引擎火屑引起的火損。在鐵路附近有土地的農夫的立場會是這樣:如作物毀於火車引起的火災,他可從鐵路公司得到相當於市場價格的賠償;如作物完好無損,他可經由銷售取得市場價格。因此,他毫不關心作物是否被毀。當鐵路公司無需負上責任時,情況就大不相同。鐵路引起火災所造成的任何損失都會減少農夫的收入。他就會放棄損失可能超過土地純收益的耕地(第三節充分闡述各種理由)。把鐵路公司不負責損毀的制度改變爲要負責任的制度,會導致鐵路附近耕地增加耕作。當然,這也增加鐵路火災引起的作物損失。

回到算術例子。假設隨著責任規定的改變,鐵路引致火災造成作物的損失翻一倍。每天開一班車,每年的作物賠償是120美元;每天兩班車,賠償是240美元。先前所見,如鐵路公司每年要賠償作物損失60美元,開第二班車就無利可圖。如每年賠償達120美元,開第二班車的虧損將多於60美元。但是讓我們考慮第一班車。第一班車提供的運輸服務價值是150美元,成本50美元,賠償現在是120美元。如果是這樣的話,開火車都是無利可圖。這例子的數字得出以下的結論:如鐵路不賠償火損,可以開兩班火車;如果要賠償就停止營業。這是否意味著沒有鐵路更好?要解答這問題就要考慮如決定豁免鐵路公司的火損責任,火車繼續營運(每天兩班車),總產出價值會如何?

鐵路營運可産生250美元的運輸服務價值,也意味著所使用的生産要素減少100美元的産出價值,也意味著價值120美元的作物損失。鐵路興起也將導致一些耕地棄耕。如果這些耕地用於耕種,因火災造成的作物損失將是120美元。既然耕地上的所有作物不可能都被毀,或許認爲耕地生産的作物價值高於120美元是合理的想法。假設這價值是160美元。但棄耕會釋放可用於別處的生産要素。唯一知道的是在別處增加的產出價值是少於160美元。假設這是150美元,那麽,經營鐵路的收益是:250美元(運輸服務的價值)減去100美元(生産要素的成本),減去120美元(火災造成的作物價值損失),減去160美元(放棄耕種後作物生産價值減少),加150美元(生産要素釋放可用於其他生產的價值)。整體來說,經營鐵路所增加的總產出價值是20美元。

從以上數字可見,顯然鐵路公司不應為引起的損失負責才可以有利可圖。當然,改變一些數字就可以指出在別的情況是應該要求鐵路對損失負責。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我已充分表明「不賠償火車引擎火屑引起附近林木損失」的解決辦法不一定是一無是處。是否可取是取決於具體情況。Pigou的分析怎麽會得出錯誤結論?理由是Pigou似乎沒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處理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此分析是正確的,但Pigou的具體結論是頗為不合邏輯。

爭論中的問題不是應否多開列車,或加快車速,或安裝消煙器,問題是究竟應否有制度規定鐵路公司應否賠償因其引起的火損。當經濟學家比較不同的社會安排時,適當的做法是比較這些不同安排産生的總社會産出。私人與社會産出之間的比較是無關重要。一個簡單例子可以說明。城中有交通燈。司機在十字路口停下,因爲前面有紅燈。十字路口另一條馬路沒有汽車。如司機不理會紅燈也不發生事故,而總産出會增加,因爲司機可以早些到達目的地。爲什麽他不這樣做?理由是如果他闖紅燈會被罰款。穿越馬路的私人産出是少於社會産出。我們應否會由此得出結論:如不對違反交通規則者罰款,總産出將較大?Pigou的分析說明可以想像出比我們身處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問題是要設計可行的安排以糾正制度某方面的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更嚴重的損害。

我已相當詳細分析有關私人與社會産出之間分歧的例子,我不想進一步剖析Pigou的分析體系。但可以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找到本文論述有關問題的主要討論;該章是討論Pigou的第二類分歧,看看Pigou如何展開論證是饒有趣味。本節開頭引用Pigou對第二類分歧的描述。Pigou區分某人提供沒有報酬的服務與某人造成損害而不作賠償的兩種情況。

我們的注意力當然集中在後者。正如Francesco Forte教授向我提出,令人驚奇的是Pigou利用煙囪問題──第二類型的「現成例子」或「教室例子」──作爲第一類型(無報酬的服務)的例子,並且從未明確提到與第二類型的聯繫。Pigou指出廠主投入資源以防上煙囪排煙是提供無報酬的服務。從Pigou稍後的討論看出,含義是煙囪排煙的廠主應得到獎金,促使他裝設消煙器。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建議應向煙囪排煙的廠主徵稅。可惜經濟學家(除了Forte教授)沒有留意到Pigou研究的特點,因為既然意識到可用兩種方法的任何一種解決問題,應會導致認識兩者的相互關係。

在討論第二類情況(損害而不賠償受損者)時,Pigou說這種有所損失的情況之出現,是「當城中住宅區某塊土地的地主建造工廠,因而損及附近地段的舒適環境;或程度輕一點,他利用自己的土地時影響對戶人家的採光;或是他投資在鬧市建造大樓,壓縮了鄰里的空間和娛樂範圍,會是損害在那裏居住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當然,Pigou稱這些行爲是「沒有收費的損害」是頗為正確,但他描述這些是「反社會」行爲是不對的。這些行爲或許是,或許不是。有必要權衡對任何人造成的害處和好處。反對引起損及他人的任何行爲才是真正的「反社會」行爲。正如我所指出,Pigou開始討論「損害而不賠償受損者」時所舉的例子並不是排煙煙囪,而是肆虐的兔子:當某人的禁獵活動涉及兔子在鄰人士地肆虐時,第三方蒙受無意的「不賠償受損者」的損害。

這例子特別有趣,不只是因爲這案例的經濟學分析本質上與其他例子有何不同,而且因爲法律立場的特殊性,以及深入探究經濟學如何可用於界定權利這純粹法律問題。

兔子行爲的法律責任問題,是動物責任這普及課題的部分。我不得不將討論限制在兔子。早期與兔子有關的案例涉及莊園貴族與平民的關係,因爲從十三世紀開始,莊園貴族慣常在公地放養野兔,以取其肉食和獸毛。但在1597年的Boulston案例,某地主控訴鄰近地主,聲稱被告建造免穴,野兔增加而毀壞了原告人的作物。結果原告敗訴,原因是一旦野兔進入鄰居的土地,鄰居可以殺掉野兔,因爲它們是野生動物。建造野兔穴的人對野兔沒有産權,因而不應為他沒有產權,可以被其他人合法獵殺的野兔所造成損害而受罰。

由於Boulston案例已被認定爲有約束力,Bray, J.在1919年聲稱他不知道這案例曾被推翻或質疑;Pigou的兔子例子無疑反映他撰寫《福利經濟學》時的法律立場。以這案例而言,Pigou敍述的情況是因爲沒有政府行爲(以立法形式),因而是「自然」趨勢的結果,這說法差不多就是實情。然而,Boulston案例是法律的怪事。Williams教授毫不掩飾對判決表示不滿:

「基於所有權的責任概念,顯然是混淆了牛群擅闖行爲的結果;不符合原則也不符合中世紀有關水、煙和污染泄漏的權威判決。…要滿意回答這問題的前提是最終放棄Boulston案例的惡性理論。…一旦Boulston案例消失,整個問題的理性重述就非常清楚,理據將與滋擾行為法律其餘部份的通用原則協調。」

當然,Boulston案例的法官知道他們的觀點取決於這案子有別於涉及滋擾:這案子的訴因不是那些建石灰窯、染坊等當事人自招煩惱的同類案子,本案不同之處是野兔跑到原告的土地,而地主可以捕捉並從中得利。

Williams教授評論:「跨代的思想再次浮現,認爲動物有罪,地主無罪。當然,這不是納入現代滋擾行為法律的令人滿意原則。如果甲方建造房子或植樹,以致讓雨水流進或滴落乙方的土地,這是甲方須負責的行爲;但如果甲方在自己的土地放養兔子,讓兔子竄進乙方的土地,這是兔子的行爲而甲方對此不負責任;這就是Boulstori案例得出的似是而非區別。」

必須承認Boulston案例的判決看來有些奇特。某人可能為排煙或異味引起的損失負責,而無需斷定他是否擁有排煙或異味。在審理有關其他動物的案件時,並不總是遵循Boulston案例的規則。例如,Bland訴Yates一案裁決發出禁令,以制止某人不尋常和過量囤集孳生蒼蠅的糞肥,蒼蠅遍佈鄰居的房子。案件沒有提出蒼蠅擁有權的問題。經濟學者不想因爲法律推理有時有些異常而提出異議,但是有足夠的經濟學理由支持Williams的觀點,即是動物(尤其是兔子)的責任問題應納入通常的滋擾行為法律中處理。理由是飼養兔子的人不應獨自承擔損害的責任,作物被吃掉的作物主人也有同樣的責任。除非瞭解特殊的情況,而已知市場交易成本令到不可能重新安排權利,因此就不能斷定養兔人應否負責兔子造成鄰居物業的損失。

對Boulston案例裁決的反對意見,是認為這樣的話,兔子的庇護者永不需負責任。這將責任裁決固定在一個極端;從經濟學觀點來看,這是不可取的,一如把裁決固定在另一個極端,認爲兔子的庇護者一定要負責任。但正如第七節所見,法院實際上是靈活審理滋擾行為,允許比較行爲的效用和所產生的損害。正如Williams教授所說:「整體滋擾行為法例嘗試讓衝突各方和解妥協…」,把兔子問題置於一般的滋擾行為法律中,不是說兔子的庇護者無可避免要為兔子造成的損害負責,也不是說法院在這類案子的唯一任務是比較其行爲的損害和效用,也不是期望法院在比較後就一定作出正確裁決。但除非法院魯莽行事,一般的滋擾行為法律比起採用僵硬的判例似乎更能帶來經濟上較滿意的結果。Pigou的肆虐兔子是法律與經濟學問題如何相關的好例子,儘管應遵循的正確政策似乎與Pigou設想的不同。

Pigou同意他的結論有例外,兔子例子的私人與社會産出之間有分歧。他說:「…除非…雙方的關係是地主與租戶,調整租金就可算是補償。」這限制性條件頗令人驚訝,因爲Pigou的第一類分歧主要是關於地主與佃戶之間草擬雙方滿意合約的困難。實際上,Williams教授引述有關兔子問題的最近案例,都涉及地主與佃戶之間運動權利的爭端。Pigou似乎區分兩類情況:不可能有合約(第二類)以及合約不令人滿意(第一類)。因此他聲稱私人與社會淨産出之間的第二類分歧不能像租佃法律的分歧那樣可以通過修改締約雙方之間的合約關係來調解,因爲分歧是源於服務或和損害的對象是第三方,不是締約雙方。

但有些活動之不是合約的主題,實際上是與有些約一般不令人滿意的原因完全一樣:糾正事情要花太多成本。這兩種情況確實是一樣的,因爲合約不令人滿意,是因為沒有涵蓋某些活動。難以發現Pigou討論第一類分歧的主要觀點確切意義。他指出在一些情況,地主與佃戶的合約關係可能導致私人與社會産出的分歧,但他又指出政府強制執行的賠償計劃和租金管制也産生分歧。他進而指出當政府與私人地主立場類似時,例如發出公共事業特許權,就會産生類似涉及私人的同樣困難。討論令人感興趣,但我未能發現Pigou想讓讀者從中得出有關經濟政策的什麼一般結論。

誠然,本文談到Pigou對問題的研究是極爲模糊,討論他的觀點帶出幾乎無法克服的解讀釋困難,因此沒有辦法確定是否已理解Pigou的真正含義。無論如何,儘管Pigou是有崇高地位的經濟學家,還是有困難預測結論,因為晦澀費解是源於Pigou沒有深思熟慮他的立場。

(八)改變方法
經濟學家未能對解決有害效果得出正確結論,我相信這不是簡單歸咎於分析稍有出錯,而是源於福利經濟學現時使用方法的基本缺陷。目前需要的是改變方法。

就私人與社會産出的分歧,分析集中在制度的某些缺失,又往往助長信念認為任何消除缺失的方法必然是可取。這樣的分析轉移了注意力,脫離制度其他必然與糾正措施有關聯的改變,這些改變也許産生比原先缺失更多的損害。前文已給出許多例子。但解決問題不是必然要這樣的。

研究企業問題的經濟學家慣於利用機會成本法,比較既定的要素組合在不同營商安排的收益。研究經濟政策似乎也應利用類似方法,比較不同社會安排所産生的總産出。一如經濟學這部份的慣常做法,本文的分析是限制在比較由市場計量的生産價值。為了解答經濟問題,應在比這較為廣泛的範圍選擇不同的社會安排,以及應考慮這些安排在生活各方面的總效應。正如Frank H. Knight經常強調,福利經濟學的問題最終必然歸結爲美學和道德的研究。

本文討論對問題的一般研究的第二特點,是分析始於比較自由放任狀態和某些理想世界。這方法無可避免導致思維鬆散,因爲所比較的不同事物其性質從來就不清楚。自由放任狀態是否有貨幣、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這些是什麽?理想世界是否有貨幣、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又是什麽?這些問題的答案籠罩著神秘,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得出他喜歡的結論。

實際上,無需分析就可以說明理想世界比自由放任狀態更好,除非兩者的定義是一樣。但是整個討論大多與經濟政策問題無關,因爲無論我們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怎樣,顯然我們還沒有發現如何從我們現處的狀態過渡到理想世界。較好的方法似乎是以近似現況的情況作為分析的起點,以檢視建議政策改變的效果,試圖決定總體來說新情況是否比原來情況更好或更壞。這樣的話,決策的結論與實際情況就有一些關連。

未能提出足以解決有害效應問題的最後一個原因,是源於生産要素的錯誤概念。人們通常認爲要素是商人取得和使用的實物(一畝土地或一噸肥料),而不是行使某些(具體)行動的權力。我們會說某人擁有土地並利用作為生産要素,但地主實際上擁有的是實施有限制行動的權力。

地主的權力不是無限。他甚至不可能把土地掘起移到其他地方。雖然他可以阻止某些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例如,某些人可能有權穿越土地。再者,或許可能或不可能在土地上建造某類建築,種植某種作物,或使用某種排水系統。這不是因爲政府的規定。普通法也有這些限制。實際上,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如此。個人權力沒有限制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沒有可以得到的權力的制度。

如把生産要素視爲權利,就更容易理解産生有害效果的權利(如排煙、噪音、氣味等)也是生産要素。正如行使土地權利以禁止他人穿越、停車或蓋房。也可以行使權利妨礙他人享受風景和清新空氣。行使權利(使用生産要素)的成本,必然是因為行使權利令其他方面承受的損失:不能穿越、停車、蓋房、觀賞風景、享受安謐和呼吸清新空氣。

顯然,只有得大於失的行爲才是可取。但是,在各自作出決定的背景,在各種社會安排中作出選擇,必須記住改變現有制度會改善某些決策,也會令某些決策變壞。還有必須考慮各種社會安排(不論是市場或是政府部門的安排)運作的成本。在設置和選擇社會安排時應考慮總效果。這尤其是我提倡的方法改變。

(譯註:網上有龔柏華、張乃根的合作中譯本,沒有刪節。動筆之前,略有參考合譯本,可惜有頗大程度的錯譯嚴重扭曲原意,轉錄是對不起讀者。據查薛兆豐〈新制度主義時代〉網站的轉載網頁,譯文可能源自上海三聯書店的《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但出版社網頁標示的譯者是劉守英。龔張的合作中譯本在香港匯訊出版公司的網站有轉載,但沒有列出譯者的姓名和來源。)

參考閱讀
R. Coase 在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 一文所傳達的分析方法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的琐事说起

註釋:
(註1)雖然本文只關注經濟分析的一個技術性問題,這是源自我正在研究的「廣播的政治經濟學」。本文的論點之前在〈聯邦政府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律與經濟期刊》J. Law and Econ., II (19591)的舊文略有提及,但我收到的評論似乎都建議我應另文討論這問題,說得更顯淺和無需提及前文的舊問題,〔雖然〕本文分析方法是基於該問題。

(註2) Coase, 〈聯邦政府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律與經濟期刊》J. Law and Econ., II (19591)

(註3)本文論點是基於假設種植作物的替代方法是完全棄耕。但情況並非絕對如此。有些作物不易被牛損壞,但利潤不及在無損害情況種植作物。因此,如農夫種植新作物可得1美元收益,而不是2美元,對舊作物造成3美元損失的牛隻數目,對新作物只造成1美元損失。牛農只需支付低於2美元的損害費用促使農夫轉換作物品種(這把損害賠償從3美元減至1美元),牛農還是有利可圖;農夫只要收到的賠償是多於1美元(因轉換作物品種引起收益減少的數額),這樣也是有利可圖。實際上,如轉換作物減少的損失是大於作物價值(不包括損害)的減少,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達成互惠交易有很大空間;所有情況就是指轉換耕種作物會導致生産價值增加。

(註4)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1932年,第四版)。我引用的參考全來自第四版,但本文的論點和例子從1920年初版到1932年第四版基本上沒有變動。分析的大部分內容(不是全部)在以前的《財富與福利》Wealth and Welfare(1912年)一書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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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0月 13, 2009 2:42 am

Coase:社会成本问题

原文: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by Ronald H. Coase
(转载英语版本已删去原文讨论法律裁决的若干页。读者有兴趣阅读无删节原文,可点击参阅原版pdf。)

圖檔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原载于《法律及经济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年10月).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10月)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一)检视的问题(注1)
本文关注对他人有害的商业行为。典型例子是工厂排烟为邻近居民带来有害影响。经济学对这情况的分析,其立论一般是始于工厂的私人与社会产出之间的分歧;经济学家大致依循Pigou《福利经济学》的论点。这种分析导致经济学家总结:要求厂家为排烟引致的损害向受害者赔偿,或是根据排烟数量向厂家征收与所做成损害相等金额的税项,或是不容许在民居附近设厂(假设也包括排烟会对他人有害影响的地区)。我认为建议行动并不合适,因为所导致的结果不一定是可取,而且往往如此。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传统方法模糊了无可奈何选择的本质。一般认为这问题是「甲方损害乙方」,因而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方?但这是错的。要解决的问题有相互性质:避免损害乙方即是损害甲方。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应否容许甲方损害乙方,或乙方损害甲方?问题是要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另文(注2)举例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音和震动干扰医生。为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会受损害。案例提出的主要问题:限制糖果制造商可以采用的生产方法,因而减少糖果生产,以换取更多医生服务,这代价是否值得。另一例子是离群牛只损坏邻近农地作物的问题。若然无可避免牛只会离群,要增加肉类供给只有以减少作物供给为代价。选择的本质很明显:肉类或是作物。除非知道所得和为此而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应给出的答案不是很清楚。另例:George J. Stigler教授举例河流污染。如假设污染的有害后果是杀死鱼类,要决定的问题是鱼类损失的价值是否大于或是小于污染河流可能生产产品的价值。无需多言,这问题必须从总体和边际的角度来检视。

(三)定价制度包含为损害负责
我的分析以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许同意是可以妥善解决问题作为起点;施害企业赔偿所有损失,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无碍(严格来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运行无需成本)。

离群牛只损坏邻近农地作物是讨论问题的好例子。假设农夫和牛农各自经营的农地毗邻,又假设农地之间没有栅栏,牛农多养牛,农夫的作物总损失就越大。牛只多了,对边际损失有什么影响是另一码事,这视乎牛只是否大家尾随或并排踱步,视乎随着牛只数目越多越多,畜生是否越不安宁,也视乎其他因素。就我眼前的目的来说,假设牛只越来越多造成边际损失这项假设是无关宏旨。

为简化论题,我利用以下的算术例子。假设农夫用栅栏围起农地的每年成本是9美元,作物价格是每吨1美元,又假设牛只数目与作物每年损失有以下的关系:

肉用公牛数目……作物年损失(吨)……每多一头牛造成作物损失(吨)
……1…………………1………………………………1
……2…………………3………………………………2
……3…………………6………………………………3
……4…………………10……………………………4

假设牛农要负责造成的损害。如公牛从两头增至三头,每年成本增加3美元。要决定要养多少头公牛,牛农会考虑这3美元以及其他成本。即是除非增产牛肉(假设牛农自宰牛公)的价值是大于附加成本(包括损坏额外作物的代价),否则他不会多养牛。当然,牛农可以利用牧羊犬、牧羊人、飞机、对讲机和其他办法来减少损害;如成本是低于免于损失的作物价值,他可能采用这些办法。设置栅栏的每年成本只是9美元,又没有其他更便宜的办法,如牛农希望养四头或更多公牛,他乐意出钱设置和维修栅栏。栅栏建成后,承担损害作物责任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只数目众多,不得不设置更坚固和花费更多的栅栏,因为可能有多头公牛一起靠着推倒栅栏。当然,不设栅栏而只是支付作物的损失,可能对牛农更合算。我的算术例子指出如不多于三头公牛,情况就是这样。

可能有人想到:如隔邻的牛农负责全部作物损失,这可能令农夫多种作物。但不会是这样的。如作物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边际成本等于已种作物的价格,扩大生产只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在新情况下,农夫在公开市场出售的作物减少,但他得到牛农为作物损失支付的市场价格,所以农夫的定量产出收入不变。当然,牧牛一般会造成作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时可能抬高涉及作物的价格,而农夫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农夫。

我已提到隔邻有牛农不会令农夫增加产量,或许较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养牛有什么影响的话,只会是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在既定的土地,如受损作物价值高,而没有受损作物的销售收入是少于耕种这土地的总成本,农夫和牛农会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彼此都有赚头。可以利用算术例子说清楚。假设起初耕种这块土地所收获的作物价值是12美元,成本是10美元,纯收益是2美元。为方便说明,假设农夫是地主。现在假设牛农开始在邻近的土地经营,作物损失的价值是1美元。在这情况下,农夫在市场销售作物所得是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牛农赔偿1美元,纯收益依然是2美元。

现在假设牛农发觉多养牛有利可图,即使损害赔偿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增产牛肉的价值是大于包括2美元额外损害赔偿的额外成本。但是,损害赔偿的总支出是3美元,而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依然是2美元。如农夫同意在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的条件下弃耕,牛农的境况就更妙。只要赔偿费高于2美元,农夫就乐于弃耕。明显双方可以达成满意交易让农夫放弃耕作。(注3)但同一论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整块土地,也适用于这块土地分成任何小块。例如,假设牛群有固定路线通往小溪或树荫地带。在这情形下,沿途两旁的作物受损数量也可能庞大,农夫和牛农可能发现与农夫达成弃耕这块土地的交易,彼此都有利。.

然而,还有另一个可能的情况。假设路线相当确定,又假设路旁农地所得作物的价值是10美元,但耕种成本是1l美元。如没有牛农,土地会荒废。然而,有了牛农,可能复耕农地,所得作物会被牛群损坏。在这情况下,牛农被迫向农夫支付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牛农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状况不会无限期持续,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农夫只是想从弃耕协议得到牛农赔偿,他能拿到的赔偿不可能高于设置栅栏的成本,或是狮子大开口以致牛农放弃经营邻近的农地。实际的赔偿额是视乎农夫与牛农商讨的本事,但不会高得令牛农放弃农地,也不会随牛只数目而改变。这协议不会影响资源分配,只会改变牛农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我认为这是很清楚:如牛农要负上损害的责任,而定价制度运行顺畅,在计算多养牛的额外成本时会兼顾其他方面的生产价值减少。该些额外成本应参照牛肉增产的价值来衡量;既然假设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养牛资源的配置会是最优化。需要强调的是牛农的成本已算入其他方面的生产,如这些生产的价值下降,但会是少于牛群在正常情况下对作物的损害。这是因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促成弃耕。牛群引起损害且牛农愿意赔偿,而数额是高出农夫愿意为使用农地的花费;在全部这些情况下,弃耕是可取的。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为使用农地的支出=(生产要素用于这农地的总产出价值)与(同样要素用于另项最优使用的额外产出价值)之间的差额(即是农夫要为这些要素支付的成本)。如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农地的代价,在其他方面使用生产要素所得的额外产品价值会超过有算计损害后使用农地的总产出。因此,弃耕而把生产要素投到其他生产是可取的。

如程序只是规定牛群损害作物必须赔偿,但不容许弃耕,会导致生产要素过少投入养牛业而过多投入农作物种植。但因为有市场交易,作物受损高出农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无论是牛农支付农夫让他弃耕,或是牛农支付地主稍高于农夫的田租(如农夫是租用农地的话),最终结果都是:产出价值最大化。即使农夫坚持要种田,作物在市场上销售也只会是无利可图;这只会是纯粹的短期现象,可以预期会达成弃耕的协议。牛农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和之前一样,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长期影响。

(四)定价制度包含不为损害负责
现在转而分析另一类案例:假设定价制度运行顺畅(即是没有成本),但施害企业无需为任何损害结果承担责任,无需为施害行动支付赔偿。我想说明在这案例中,资源配置会一如施害企业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前例已指出资源配置是最优化,无需重复这论点。

仍然以农夫与牛农为例。随着牛只数目增多,农夫的作物损失也增加。假设牛农有三头公牛(这是不考虑作物损失可以维持的牛只数目)。如果牛农减产只养两头公牛,农夫愿意支付3美元;如减至一头,则支付不多于5美元;如放弃养牛,则支付不多于6美元。因此,如果牛农只养两头公牛而不是三头,他可以从农夫拿到3美元。这被放弃的3美元是增养第三头公牛成本的部分。无论究竟是牛农增养第三头公牛时要付出这3美元(如牛农负责农夫作物损失,情况是如此),或是他放弃增养第三头公牛时收到这3美元(如牛农无需负责农夫作物损失,情况是如此),都不会影响最后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养第三头公牛成本的部分,在考虑时连同其他成本一起算计。如饲养牛只从两头增至三头,其生产价值增加是高出必须的额外成本(包括作物损失要支付3美),那么就会多养一头牛;反之就不会。无论牛农是否要负责作物的损失,牛只数目不变。

有人会辩驳假设的起点(三头公牛)是随意的。确实如此。但农夫不愿花钱去避免牛农不会引起作物损失。例如,农夫愿意支付每年不超过9美元,这是栅栏的每年成本。只有当这笔费用不会使农夫收入减至弃耕这幅农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再者,只有在农夫相信如果他不花这笔钱,牛农会饲养四头或更多公牛的情况下,农夫才愿意支付。

假设情况是这样:如牛只减至三头,农夫愿意支付3美元;如减至两头,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一头,愿付8美元;如果放弃养牛,愿付9美元。必须注意:改变了起点,并没有改变无论牛农减养多少头牛他会得到的支付。如牛农同意把三头牛减至两头,他从农夫得到额外3美元,而这3美元等于是增养至三头公牛时损毁作物的价值。如没有收到农夫的支付,牛农会养多少头牛?农夫对此可能有不同想法,而这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金额;但如设想这样不同的想法会影响牛农实际上会饲养牛只的数目,这设想是错误的。如牛农必须负责牛群造成的损失,结果也是一样,因为放弃了的某金额支付是相等同一金额的支付。

人们可能想到,一旦交易达成,牛农可能会比他打算饲养牛只数目多养牛,迫使农夫的总赔偿更多。这也许是真的。这也类似(如牛农要负责损毁的赔偿)农夫行动的本质:他会在农地耕种,一旦与牛农达成协议后就弃耕(包括如没有养牛业时根本不会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只是达成协议前的谋略,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无论牛农是否要为牛只引起的作物损失负责,情况都是一样。

有必要知道施害企业是否负责引起的损失,因为没有建立这样的权利初始界定,就没有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指定交易。但是,如定价制度运行是假设没有成本,那么最终结果(这把生产价值最大化)是独立于法律状况。

(五)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
本文至此的论点是假设进行市场交易是没有成本。当然,这是极不现实的假设。要进行市场交易,必要先找出希望进行交易的对方,告知对方你打算交易和交易条件,商讨以造成买卖,订立合约,监督以确保遵守合约条款等等。这些运作往往极为花费成本,使到许多可以在没有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完成的交易,会因为成本高昂而〔在这带成本的市场交易中〕未能完成。。

上文在研究通过市场重新安排合法权利的问题时,辩证如这导致生产价值增加,这样的重新安排会通过市场进行。但这是假设市场交易没有成本。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很明显只有在重新安排后生产价值的增长是高出安排的成本时,才会重新安排权利。若然是前者少于后者,发出禁制令(或是知道可能发出禁制令)或是有责任支付损害赔偿,可能导致这原本在无成本市场交易中可能进行的活动终止(或阻止其开始)。在这些情况,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经济制度运作的效率。有一种重新安排权利的方法可能比其他方法更能带来较大的生产价值。但除非这是由法律制度制定的权利重新安排,否则通过市场来改变和组合权利以达致同样后果的话,其成本会是如此高昂,致使可能永远不能达至最优化的权利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生产价值。下一节讨论界定合法权利过程中的若干经济考虑。这一节假设权利的初始界定和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是既定的。

很清楚是有另一种经济组织的替代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结果,使到生产价值增加。我多年前已解释,企业可替代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企业之内取消了生产的不同合作因素之间的商讨,行政指令替代市场交易。重新安排生产,无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彼此商讨。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考虑各种活动之间相关性对土地纯收益的影响后,就可以把土地投入各种用途,各项活动的主事人无需不必要的商讨。大建筑物或同一地区内多幢毗邻物业的众多业主可能以同样方式行动。事实上,企业会取得各方的合法权利,重新安排各项活动不是利用合约来重新安排这些权利,而是行政决定这些权利应如何使用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企业来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成本。但是,如订立合约特别困难,很难说清楚各方同意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例如,可以或不可以发出气味或噪音),合约必然是冗长和费时,可能的话长期合约更为合用;那么为了处理有害后果的问题时,很多时解决办法不是有企业出现或现有企业扩充活动,这就不足为奇。因为只有当企业行政成本是低于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而重新安排活动的收益是大于组织这些安排的企业成本,才会采用这种解决办法。我不想详细检视这解决办法的特性,因为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解释所涉及的各方面。

但是,企业不是解决这问题的唯一可能答案。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可能昂贵,尤其是由单一组织控制许多不同活动。以可能影响从事各种活动许多人的排烟滋扰行为的标准案例来说,其行政成本可能是如此极高,以致不可能在单一企业范围内解决这问题。另一替代办法是政府直接管制。与其权利的法律制定后被自由市场交易修改,政府可能强制执行,规定人们必须做或不做什么,而规定必须遵守。因此,政府(依靠法令或更可能是通过行政机关)在处理排烟滋扰行为时,颁令许可或不许可采用的生产方法(例如,应设置防烟尘设备或不得烧煤或油),或把指定行业限制在指定区域(分区管制)。

从某种意义说,政府是超级企业(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可以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经营一般企业是受到制约,因为有其他企业的竞争,对手可能以较低成本进行同样的活动,也因为如行政成本过高,还有市场交易可以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政府有需要的话,可以完全避开市场,但企业做不到。企业必须和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达成市场协议。政府可以征兵或征用财产,也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威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对那些专责组织的负责人来说)。再者,政府可倚扙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以确保管制得到实施。

明显政府有权可用,办事成本低于私人组织(反正是没有政府特权)。但政府行政机器本身不是没有成本;实际上,有时成本极为昂贵。政府容易犯错,又受政治压力影响,其运作不受任何竞争制衡,没有理由相信政府的限制性分区管制必然会提高经济制度运作的效率。而且,这些一般性管制要适用于许多不同案子,在一些案子明显是不适用。基于这些考虑,直接政府管制不是必然比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更好。但同样也没有理由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改善经济效率。见诸涉及人数众多的排烟滋扰行为这些案子,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

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完全不处理问题。既然由政府行政机器颁令管制来解决问题涉及的成本通常高昂(尤其是成本解读为包括因为政府参与这种行为带来的所有后果),无疑通常的情况是管制导致有害效应的行为,其得益是少于政府管制涉及的成本。

本节讨论有害效应问题(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极为不完善。但这至少弄清楚问题是在于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效应。所有解决办法都有成本,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未能很好处理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管制。政策要有满意的观点,就得耐心研究定市场、企业和政府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有害效应的问题。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间人把各方拉在一起的作用,限制性协议的效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问题,以及政府分区规划和其他管制行为的运作。我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倾向高估政府管制的优点。但这种信念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指出应减少政府管制,并没有指出分界线应定在哪里。我以为必须仔细研究以不同方法处理问题的实际结果,才能得出结论。但如是以有缺陷的经济分析来进行研究,会是极度遗撼。本文旨在指出应该用什么经济学方法来处理这问题。

(六)权利和经济问题的法律界定
当然,如市场交易没有成本,关乎重要的(除了公平的问题)就只是各方的权利应充分界定,以及容易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但正如我们所见〔译注:指已删节的法律案例讨论〕,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昂贵,以致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完全不同。在这些案例中,法院直接影响经济行为。因此,似乎法院应了解裁决的经济后果,并在裁决时考虑这些后果,只要这不会为法律地位本身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当有可能由市场交易改变权利的法律界定时,明显也要减少这种交易的必要性,从而减少进行这种交易耗费的资源。

详细研究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的预设会是非常有趣,但我一直没有尝试。然而,从粗略研究也看出法院常常承认裁决是有经济含义,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质(许多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在裁决时往往连同其他因素一起考虑。美国学者就这主题比英国同行更为明确阐述这问题。因此,引用Posser论侵权法的说法:『一个人可以利用本身的产业或…做自己的事,代价是对邻人造成一些损害。他可以开工厂,在合理范围内可以产生令他人不舒适的噪音和排烟。只有根据行为的效用和所导致的伤害,才可说是滋扰行为。……正如〈在小镇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所言:「物件的用处为其呛人气味免罪」。世上总得有工厂、冶炼厂、炼油厂、嘈杂的机器和爆破声,即使为毗邻人们带来不便;原告人可能要为大众利益而忍受一些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

典型的英国作家不是如此明确说明:在决定有害效应是否滋扰行为时,要比较效用和所产生的损害。但可以找到较为温和的类似观点。有害效应必须是相当严重法院才会受理:这说法无疑是部份反映有失必然是有得这事实。从各案例的报告可见法官的心证是会计算得与失,才决定是否颁发禁制令或判令赔偿…

在处理具有害效应行动时,面对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约束负责人。要决定的是究竟防止损害的好处是否大于因为停止产生损害行动带来的坏处。重新安排已由法律制度建立的权利是有成本的;在这样的世界,法院在审理滋扰行为的案件时,实际上是审理经济问题和决定资源应如何使用。有辩解谓法院是明确知道这一点;虽然不一定直截了当说明,法院往往有比较防止具有害效应行动的得与失。但界定权利也是历来订立法例的结果,从中可见问题的相互本质。经济学家倾向思考要求政府行动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是政府行动的后果。这些行动不一定是考虑不周。但政府广泛干预经济体系是有真正危险,可能导致过分保护有害效应的负责人。

(七)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中的论述
用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是源自Pigou的《福利经济学》,尤其是第二部份;这部份讨论「公」与「私」净产出之间的分歧,分歧是因为甲方为乙方提供一些有偿服务,无意中为其他人(不是同类服务的生产者)提供服务或带来损害,也没有为此得到受益方的报酬,受损方也不会得到强制的补偿。Pigou在《福利经济学》第二部分阐述他的目标:确定在现有的法制下,自由行使自我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倾向把国家资源以最有利于产生庞大国家收益的方式来分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国家行为可以改善这些「自然」趋势。(注4)

从以上声明的第一部分来判断,Pigou旨在发现决定资源使用的现有安排能否有任何改进。既然Pigou的结论是可以改进,因此读者会期望他继续说明促成改进的一些改变。但Pigou反而加上国家行为对照「自然」趋势的短语,这在某些意义上似乎将现有的安排等同「自然」,并隐喻要达致改进就需要国家行为(如可行的话)。从第二部分第一章所见,这大概是Pigou的立场。

Pigou开始时谈到「古典经济学家的乐观追随者」强调:如政府不干预经济体系,产出价值就可以最大化,而经济安排就是「自然」生成的。Pigou继续说,如自我利益确实促进经济福利,这是因为人类的制度正因为这样才设计出来。(这是Pigou的部份观点,他引述Carman来进一步阐释,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正确的。)Pigou总结:

「但甚至最先进国家也存在许多失败和不完善之处…有许多障碍防止社会资源以最有效方式分配。研究这些障碍成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其目的本质上是实践性,试图更清楚说明现有或将来的方法政府可以利用来控制经济力量的明智行使,以促进经济福利,并由此促进全民的总福利。」

Pigou隐含的思想似乎是:有些人认为不再需要国家行为。但正是因为国家行为,制度才有这样的表现,不过仍然有不足之处。还需要哪些额外的国家行为?如这是正确总结Pigou的立场,通过研究他提出私人与社会产品之间分歧的第一个例子,就可以揭示其不足之处。也许…成本是加诸不是直接有关的人们,例如火车引擎火屑对附近林木造成没有赔偿的损失。在计算把资源的任何数量转移作任何用途或地点带来的边际递增社会净产出时,必须包括全部效应:有些是正面,有些是负面。

Pigou所用的例子反映真实情况。在英国,铁路公司一般不赔偿因火屑外溅而导致的损失。连同Pigou在第二部分第九章的内容,我认为Pigou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应有国家行为来纠正这「自然」情况;其次,铁路公司应被迫因毁坏林木作出赔偿。如果这是对Pigou立场的正确解读,我要强调第一个建议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理解,第二个建议则不一定是可取。

让我们来考虑法律立场。Halsbury《英国法律》的「引擎火屑」这题目如是说:
「如果铁路负责人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时火车使用蒸汽引擎,必须承担引擎火屑引起火灾的责任,无论本身是否有过失。然而,铁路公司一般都有法律授权在铁路上使用蒸汽引擎;因此,如引擎配备科学建议的防火设施,并且在使用时没有过失,按照普通法他们对火屑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无需负上责任。…在建造引擎时,负责人有责任使用科学能够提供的发明以避免造成损害,只要公司有妥善考虑损害的可能性和补救的成本和方便程度,而要求公司采用这样的发明是合理的;如负责人拒绝使用其效率真正值得怀疑的装置,这不是疏忽。1905年的〈铁路(火灾)法〉(1923年修订)对这一般规则提出法定例外。这涉及农地或农作物。」

在这情况下,按照法定权力使用引擎这事实不影响公司要为损害负责。但是,这些法规只适用于不超过200英镑(1905年法案是100英镑)的索偿要求,而且要在火灾发生七天之内,以书面向公司提出报告和索偿要求;在二十一天之内,应以书面向公司报告受损详情和不超过200英镑的索偿申请。

农地不包括荒地和建筑物,农作物不包括可移走和堆积的作物。我并没有详细研究1922和1923年的国会,这法定例外或许是旨在帮助小农户。

回到Pigou的例子:火车引擎火屑损毁附近林木,不用赔偿。这按理是为了说明可以由「国家行为改善‘自然’趋势」。如果Pigou的例子是指1905年之前的情况,或这只是随意的例子(如是这样,他可以说「附近建筑物」代替「附近林木」),很明显是铁路公司有法定权利使用蒸汽机(因此免除因火屑引起的火灾责任)而不用赔偿。这是在1860年一宗有关铁路引起附近林木燃烧的案件所建立的法律立场;近一世纪的铁路立法(包括国有化)都没有改变法律这一点(除了这一项法定例外)。

如从字面上解释Pigou的「火车引擎火屑损毁附近林木,不用赔偿」的例子,并假设指的是1905年以后的时期,那么显然不赔偿的理由是损失多于100英镑(《福利经济学》第一版)或200英镑(最近版本),或是林木拥有者没有在火灾发生七天内以书面通知铁路公司,或没有在二十一天内详细说明受损情况。在现实世界中,只有在立法机关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后,Pigou的例子才能成立。当然,难以想象铁路是在自然状态中建设。最可能的情况是假设铁路公司「没有明确的法定权力」使用蒸汽机。然而在这情况,铁路公司有责任赔偿林木的损失。这就是说,没有政府行为,就要支付赔偿。不赔偿的唯一情况是之前有政府行为。很奇怪Pigou会选择这特殊例子来说明「国家行为可以改善‘自然’趋势」,因为他明确认为应支付赔偿。

Pigou对情况的事实似乎错误掌握,他的经济分析似乎也可能有错。无需要求铁路公司为引擎造成火灾损失向受损者赔偿。在此,我无需说明如铁路公司可与铁路沿线每一业主商讨,而又不涉及成本,那么铁路公司是否要为火灾引起的损害负责是无关重要。前几节已详细分析这问题。问题是在商讨成本昂贵的情况下,应否要求铁路公司负责。

Pigou显然认为应迫使铁路公司支付赔偿;很容易看出导致他得出这结论的论点。假设铁路公司考虑是否增开列车,或提高现有列车的车速,或是引擎装设防止火屑的设备。如铁路公司对火损不负责任,那么在决策时就不会把增开列车、加快车速和不安装防火屑器引致的损失列入成本。这就是私人与社会净产出分歧的根源。这可能导致铁路公司采取的行动会降低总产出价值;如铁路公司有赔偿责任就不会这样做。这问题可用算术例子来说明。

以无需为引擎火屑造成火损负责任的铁路公司为例,某路线每天开两班火车。假设每天开一班车,铁路公司每年提供的服务价值是150美元;开两班车每年的服务价值是250美元。再假设开一班车的成本每年是50美元,两班车是100美元。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因为铁路公司要使用额外生产要素,成本是相等于其他运作的产出价值下降。显然,公司认为每天开两班车是有利可图。

但假设每天一班车导致的作物火损(年平均)是60美元,每天两班车将导致120美元损失。在这情况下,每天一班车提高总产出价值,而两班车则减少。第二班车的额外火车服务价值是100美元,但产出价值每年减少110美元:50美元是使用额外的生产要素,60美元是作物损失。假如不开第二班车,情形会好一些;如铁路公司要负责作物损失,不会开第二班车。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负责的结论似乎是无可争议。无疑这是Pigou立场的推论。

「不开第二班车情形更好一些」这结论是正确。铁路公司应负责本身引起的损失这结论是错误。改变一下有关责任规定的假设。假设铁路公司要负责火车引擎火屑引起的火损。在铁路附近有土地的农夫的立场会是这样:如作物毁于火车引起的火灾,他可从铁路公司得到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如作物完好无损,他可经由销售取得市场价格。因此,他毫不关心作物是否被毁。当铁路公司无需负上责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铁路引起火灾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会减少农夫的收入。他就会放弃损失可能超过土地纯收益的耕地(第三节充分阐述各种理由)。把铁路公司不负责损毁的制度改变为要负责任的制度,会导致铁路附近耕地增加耕作。当然,这也增加铁路火灾引起的作物损失。

回到算术例子。假设随着责任规定的改变,铁路引致火灾造成作物的损失翻一倍。每天开一班车,每年的作物赔偿是120美元;每天两班车,赔偿是240美元。先前所见,如铁路公司每年要赔偿作物损失60美元,开第二班车就无利可图。如每年赔偿达120美元,开第二班车的亏损将多于60美元。但是让我们考虑第一班车。第一班车提供的运输服务价值是150美元,成本50美元,赔偿现在是120美元。如果是这样的话,开火车都是无利可图。这例子的数字得出以下的结论:如铁路不赔偿火损,可以开两班火车;如果要赔偿就停止营业。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铁路更好?要解答这问题就要考虑如决定豁免铁路公司的火损责任,火车继续营运(每天两班车),总产出价值会如何?

铁路营运可产生250美元的运输服务价值,也意味着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减少100美元的产出价值,也意味着价值120美元的作物损失。铁路兴起也将导致一些耕地弃耕。如果这些耕地用于耕种,因火灾造成的作物损失将是120美元。既然耕地上的所有作物不可能都被毁,或许认为耕地生产的作物价值高于120美元是合理的想法。假设这价值是160美元。但弃耕会释放可用于别处的生产要素。唯一知道的是在别处增加的产出价值是少于160美元。假设这是150美元,那么,经营铁路的收益是:250美元(运输服务的价值)减去100美元(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去120美元(火灾造成的作物价值损失),减去160美元(放弃耕种后作物生产价值减少),加150美元(生产要素释放可用于其他生产的价值)。整体来说,经营铁路所增加的总产出价值是20美元。

从以上数字可见,显然铁路公司不应为引起的损失负责才可以有利可图。当然,改变一些数字就可以指出在别的情况是应该要求铁路对损失负责。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我已充分表明「不赔偿火车引擎火屑引起附近林木损失」的解决办法不一定是一无是处。是否可取是取决于具体情况。Pigou的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结论?理由是Pigou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此分析是正确的,但Pigou的具体结论是颇为不合逻辑。

争论中的问题不是应否多开列车,或加快车速,或安装消烟器,问题是究竟应否有制度规定铁路公司应否赔偿因其引起的火损。当经济学家比较不同的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安排产生的总社会产出。私人与社会产出之间的比较是无关重要。一个简单例子可以说明。城中有交通灯。司机在十字路口停下,因为前面有红灯。十字路口另一条马路没有汽车。如司机不理会红灯也不发生事故,而总产出会增加,因为司机可以早些到达目的地。为什么他不这样做?理由是如果他闯红灯会被罚款。穿越马路的私人产出是少于社会产出。我们应否会由此得出结论:如不对违反交通规则者罚款,总产出将较大?Pigou的分析说明可以想象出比我们身处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问题是要设计可行的安排以纠正制度某方面的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更严重的损害。

我已相当详细分析有关私人与社会产出之间分歧的例子,我不想进一步剖析Pigou的分析体系。但可以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找到本文论述有关问题的主要讨论;该章是讨论Pigou的第二类分歧,看看Pigou如何展开论证是饶有趣味。本节开头引用Pigou对第二类分歧的描述。Pigou区分某人提供没有报酬的服务与某人造成损害而不作赔偿的两种情况。

我们的注意力当然集中在后者。正如Francesco Forte教授向我提出,令人惊奇的是Pigou利用烟囱问题──第二类型的「现成例子」或「教室例子」──作为第一类型(无报酬的服务)的例子,并且从未明确提到与第二类型的联系。Pigou指出厂主投入资源以防上烟囱排烟是提供无报酬的服务。从Pigou稍后的讨论看出,含义是烟囱排烟的厂主应得到奖金,促使他装设消烟器。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建议应向烟囱排烟的厂主征税。可惜经济学家(除了Forte教授)没有留意到Pigou研究的特点,因为既然意识到可用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解决问题,应会导致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在讨论第二类情况(损害而不赔偿受损者)时,Pigou说这种有所损失的情况之出现,是「当城中住宅区某块土地的地主建造工厂,因而损及附近地段的舒适环境;或程度轻一点,他利用自己的土地时影响对户人家的采光;或是他投资在闹市建造大楼,压缩了邻里的空间和娱乐范围,会是损害在那里居住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当然,Pigou称这些行为是「没有收费的损害」是颇为正确,但他描述这些是「反社会」行为是不对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或许不是。有必要权衡对任何人造成的害处和好处。反对引起损及他人的任何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正如我所指出,Pigou开始讨论「损害而不赔偿受损者」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排烟烟囱,而是肆虐的兔子:当某人的禁猎活动涉及兔子在邻人士地肆虐时,第三方蒙受无意的「不赔偿受损者」的损害。

这例子特别有趣,不只是因为这案例的经济学分析本质上与其他例子有何不同,而且因为法律立场的特殊性,以及深入探究经济学如何可用于界定权利这纯粹法律问题。

兔子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动物责任这普及课题的部分。我不得不将讨论限制在兔子。早期与兔子有关的案例涉及庄园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因为从十三世纪开始,庄园贵族惯常在公地放养野兔,以取其肉食和兽毛。但在1597年的Boulston案例,某地主控诉邻近地主,声称被告建造免穴,野兔增加而毁坏了原告人的作物。结果原告败诉,原因是一旦野兔进入邻居的土地,邻居可以杀掉野兔,因为它们是野生动物。建造野兔穴的人对野兔没有产权,因而不应为他没有产权,可以被其他人合法猎杀的野兔所造成损害而受罚。

由于Boulston案例已被认定为有约束力,Bray, J.在1919年声称他不知道这案例曾被推翻或质疑;Pigou的兔子例子无疑反映他撰写《福利经济学》时的法律立场。以这案例而言,Pigou叙述的情况是因为没有政府行为(以立法形式),因而是「自然」趋势的结果,这说法差不多就是实情。然而,Boulston案例是法律的怪事。Williams教授毫不掩饰对判决表示不满:

「基于所有权的责任概念,显然是混淆了牛群擅闯行为的结果;不符合原则也不符合中世纪有关水、烟和污染泄漏的权威判决。…要满意回答这问题的前提是最终放弃Boulston案例的恶性理论。…一旦Boulston案例消失,整个问题的理性重述就非常清楚,理据将与滋扰行为法律其余部份的通用原则协调。」

当然,Boulston案例的法官知道他们的观点取决于这案子有别于涉及滋扰:这案子的诉因不是那些建石灰窑、染坊等当事人自招烦恼的同类案子,本案不同之处是野兔跑到原告的土地,而地主可以捕捉并从中得利。

Williams教授评论:「跨代的思想再次浮现,认为动物有罪,地主无罪。当然,这不是纳入现代滋扰行为法律的令人满意原则。如果甲方建造房子或植树,以致让雨水流进或滴落乙方的土地,这是甲方须负责的行为;但如果甲方在自己的土地放养兔子,让兔子窜进乙方的土地,这是兔子的行为而甲方对此不负责任;这就是Boulstori案例得出的似是而非区别。」

必须承认Boulston案例的判决看来有些奇特。某人可能为排烟或异味引起的损失负责,而无需断定他是否拥有排烟或异味。在审理有关其他动物的案件时,并不总是遵循Boulston案例的规则。例如,Bland诉Yates一案裁决发出禁令,以制止某人不寻常和过量囤集孳生苍蝇的粪肥,苍蝇遍布邻居的房子。案件没有提出苍蝇拥有权的问题。经济学者不想因为法律推理有时有些异常而提出异议,但是有足够的经济学理由支持Williams的观点,即是动物(尤其是兔子)的责任问题应纳入通常的滋扰行为法律中处理。理由是饲养兔子的人不应独自承担损害的责任,作物被吃掉的作物主人也有同样的责任。除非了解特殊的情况,而已知市场交易成本令到不可能重新安排权利,因此就不能断定养兔人应否负责兔子造成邻居物业的损失。

对Boulston案例裁决的反对意见,是认为这样的话,兔子的庇护者永不需负责任。这将责任裁决固定在一个极端;从经济学观点来看,这是不可取的,一如把裁决固定在另一个极端,认为兔子的庇护者一定要负责任。但正如第七节所见,法院实际上是灵活审理滋扰行为,允许比较行为的效用和所产生的损害。正如Williams教授所说:「整体滋扰行为法例尝试让冲突各方和解妥协…」,把兔子问题置于一般的滋扰行为法律中,不是说兔子的庇护者无可避免要为兔子造成的损害负责,也不是说法院在这类案子的唯一任务是比较其行为的损害和效用,也不是期望法院在比较后就一定作出正确裁决。但除非法院鲁莽行事,一般的滋扰行为法律比起采用僵硬的判例似乎更能带来经济上较满意的结果。Pigou的肆虐兔子是法律与经济学问题如何相关的好例子,尽管应遵循的正确政策似乎与Pigou设想的不同。

Pigou同意他的结论有例外,兔子例子的私人与社会产出之间有分歧。他说:「…除非…双方的关系是地主与租户,调整租金就可算是补偿。」这限制性条件颇令人惊讶,因为Pigou的第一类分歧主要是关于地主与佃户之间草拟双方满意合约的困难。实际上,Williams教授引述有关兔子问题的最近案例,都涉及地主与佃户之间运动权利的争端。Pigou似乎区分两类情况:不可能有合约(第二类)以及合约不令人满意(第一类)。因此他声称私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第二类分歧不能像租佃法律的分歧那样可以通过修改缔约双方之间的合约关系来调解,因为分歧是源于服务或和损害的对象是第三方,不是缔约双方。

但有些活动之不是合约的主题,实际上是与有些约一般不令人满意的原因完全一样:纠正事情要花太多成本。这两种情况确实是一样的,因为合约不令人满意,是因为没有涵盖某些活动。难以发现Pigou讨论第一类分歧的主要观点确切意义。他指出在一些情况,地主与佃户的合约关系可能导致私人与社会产出的分歧,但他又指出政府强制执行的赔偿计划和租金管制也产生分歧。他进而指出当政府与私人地主立场类似时,例如发出公共事业特许权,就会产生类似涉及私人的同样困难。讨论令人感兴趣,但我未能发现Pigou想让读者从中得出有关经济政策的什么一般结论。

诚然,本文谈到Pigou对问题的研究是极为模糊,讨论他的观点带出几乎无法克服的解读释困难,因此没有办法确定是否已理解Pigou的真正含义。无论如何,尽管Pigou是有崇高地位的经济学家,还是有困难预测结论,因为晦涩费解是源于Pigou没有深思熟虑他的立场。

(八)改变方法
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效果得出正确结论,我相信这不是简单归咎于分析稍有出错,而是源于福利经济学现时使用方法的基本缺陷。目前需要的是改变方法。

就私人与社会产出的分歧,分析集中在制度的某些缺失,又往往助长信念认为任何消除缺失的方法必然是可取。这样的分析转移了注意力,脱离制度其他必然与纠正措施有关联的改变,这些改变也许产生比原先缺失更多的损害。前文已给出许多例子。但解决问题不是必然要这样的。

研究企业问题的经济学家惯于利用机会成本法,比较既定的要素组合在不同营商安排的收益。研究经济政策似乎也应利用类似方法,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出。一如经济学这部份的惯常做法,本文的分析是限制在比较由市场计量的生产价值。为了解答经济问题,应在比这较为广泛的范围选择不同的社会安排,以及应考虑这些安排在生活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Frank H. Knight经常强调,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道德的研究。

本文讨论对问题的一般研究的第二特点,是分析始于比较自由放任状态和某些理想世界。这方法无可避免导致思维松散,因为所比较的不同事物其性质从来就不清楚。自由放任状态是否有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这些是什么?理想世界是否有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笼罩着神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得出他喜欢的结论。

实际上,无需分析就可以说明理想世界比自由放任状态更好,除非两者的定义是一样。但是整个讨论大多与经济政策问题无关,因为无论我们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怎样,显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如何从我们现处的状态过渡到理想世界。较好的方法似乎是以近似现况的情况作为分析的起点,以检视建议政策改变的效果,试图决定总体来说新情况是否比原来情况更好或更坏。这样的话,决策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就有一些关连。

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源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人们通常认为要素是商人取得和使用的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肥料),而不是行使某些(具体)行动的权力。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利用作为生产要素,但地主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有限制行动的权力。

地主的权力不是无限。他甚至不可能把土地掘起移到其他地方。虽然他可以阻止某些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例如,某些人可能有权穿越土地。再者,或许可能或不可能在土地上建造某类建筑,种植某种作物,或使用某种排水系统。这不是因为政府的规定。普通法也有这些限制。实际上,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如此。个人权力没有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可以得到的权力的制度。

如把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产生有害效果的权利(如排烟、噪音、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正如行使土地权利以禁止他人穿越、停车或盖房。也可以行使权利妨碍他人享受风景和清新空气。行使权利(使用生产要素)的成本,必然是因为行使权利令其他方面承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清新空气。

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可取。但是,在各自作出决定的背景,在各种社会安排中作出选择,必须记住改变现有制度会改善某些决策,也会令某些决策变坏。还有必须考虑各种社会安排(不论是市场或是政府部门的安排)运作的成本。在设置和选择社会安排时应考虑总效果。这尤其是我提倡的方法改变。

(译注:网上有龚柏华、张乃根的合作中译本,没有删节。动笔之前,略有参考合译本,可惜有颇大程度的错译严重扭曲原意,转录是对不起读者。据查薛兆丰〈新制度主义时代〉网站的转载网页,译文可能源自上海三联书店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但出版社网页标示的译者是刘守英。龚张的合作中译本在香港汇讯出版公司的网站有转载,但没有列出译者的姓名和来源。)

参考阅读
R. Coase 在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 一文所传达的分析方法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的琐事说起

注释:
(注1)虽然本文只关注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源自我正在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本文的论点之前在〈联邦政府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律与经济期刊》J. Law and Econ., II (19591)的旧文略有提及,但我收到的评论似乎都建议我应另文讨论这问题,说得更显浅和无需提及前文的旧问题,〔虽然〕本文分析方法是基于该问题。

(注2) Coase, 〈联邦政府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律与经济期刊》J. Law and Econ., II (19591)

(注3)本文论点是基于假设种植作物的替代方法是完全弃耕。但情况并非绝对如此。有些作物不易被牛损坏,但利润不及在无损害情况种植作物。因此,如农夫种植新作物可得1美元收益,而不是2美元,对旧作物造成3美元损失的牛只数目,对新作物只造成1美元损失。牛农只需支付低于2美元的损害费用促使农夫转换作物品种(这把损害赔偿从3美元减至1美元),牛农还是有利可图;农夫只要收到的赔偿是多于1美元(因转换作物品种引起收益减少的数额),这样也是有利可图。实际上,如转换作物减少的损失是大于作物价值(不包括损害)的减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达成互惠交易有很大空间;所有情况就是指转换耕种作物会导致生产价值增加。

(注4)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1932年,第四版)。我引用的参考全来自第四版,但本文的论点和例子从1920年初版到1932年第四版基本上没有变动。分析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全部)在以前的《财富与福利》Wealth and Welfare(1912年)一书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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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Coase:社會成本問題, 1960

文章yujiao » 週五 9月 17, 2010 3:26 pm

实际上,无需分析就可以说明理想世界比自由放任状态更好,除非两者的定义是一样。但是整个讨论大多与经济政策问题无关,因为无论我们心中的理想世界是怎样,显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如何从我们现处的状态过渡到理想世界。较好的方法似乎是以近似现况的情况作为分析的起点,以检视建议政策改变的效果,试图决定总体来说新情况是否比原来情况更好或更坏。这样的话,决策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就有一些关连。
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louis vuitton handbags是源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人们通常认为要素是商人取得和使用的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肥料),而不是行使某些(具体)行动的权力。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利用作为生产要素,但地主实际上拥有的是实施有限制行动的权力。
地主的权力不是无限。他甚至不可能把土地掘起移到其他地方。虽然他可以阻止某些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例如,某些人可能有权穿越土地。再者,或许可能或不可能在土地上建造某类建筑,种植某种作物,或使用某种排水系统。这不是因为政府的规定。普通法也有这些限制。实际上,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如此。个人权力没有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可以得到的权力的制度。
如把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burberry产生有害效果的权利(如排烟、噪音、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正如行使土地权利以禁止他人穿越、停车或盖房。也可以行使权利妨碍他人享受风景和清新空气。行使权利(使用生产要素)的成本,必然是因为行使权利令其他方面承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清新空气。
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可取。但是chanel sunglasses,在各自作出决定的背景,在各种社会安排中作出选择,必须记住改变现有制度会改善某些决策,也会令某些决策变坏。还有必须考虑各种社会安排(不论是市场或是政府部门的安排)运作的成本。在设置和选择社会安排时应考虑总效果。这尤其是我提倡的方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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