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ugman:亞洲奇蹟之謎:警惕的寓言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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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亞洲奇蹟之謎:警惕的寓言 (1994)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六 7月 04, 2009 5:48 p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7.556發展的政治經濟學(2003春季課程) (第8課:迎頭趕上和發展型國家)閱讀文章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7月)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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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A Cautionary Fable by Paul Krugman,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4; 73, 6

亞洲奇蹟之謎:警惕的寓言

克魯明Paul Krugman,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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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西方輿論領袖對一套東方經濟體系的驚人經濟增長率,印象深刻,也被嚇壞。雖然這些經濟體系和西方國家相比,小得多也很窮,但他們有能力把本身的農民社會改造為工業強國,持續的增長率高出先進國家幾倍,在某些領域越來越有能力挑戰甚至超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似乎在質疑西方勢力的壟斷地位,甚至西方的意識形態。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不同意我們對自由市場或無限公民自由的信仰。他們越來越自信,斷言他們的制度是優越的:社會接受強大,甚至獨裁政府,並願意為了共同利益而限制個人自由,掌握自己的經濟,為了長期增長而犧牲短期的消費者權益,將最終超越日益混亂的西方國家社會。少數西方知識分子同意這說法,且人數越來越多。

東西方經濟表現之間的差距最終成為政治議題。美國民主黨在一位年輕,充滿活力的新人領導下,重奪白宮;新總統承諾「讓國家再次起動」;對他和他的親密顧問而言,這誓言意味著加速美國的經濟增長,以迎接東方的挑戰。

這時間當然是1960年代初期。活力充沛的年輕總統是肯尼迪。震驚西方的科學壯舉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和蘇聯早期在太空科技帶頭。快速增長的東方經濟體系就是蘇聯和她的衛星國。

在1950年代,共產主義經濟的增長是無數危言聳聽書本和爭論文章的主題。一些經濟學家嚴肅探究增長的根源,整理出來的圖畫與流行的設想大相逕庭。共產主義的增長率無疑令人印象深刻,但並非不可思議。產出的快速增長,可以利用投入的快速增長來充分說明:擴大就業,提高教育水平,最重要的是大量投資有形資本。一旦全面考慮這些投入,產出增長是不足為奇,或是換句話說,令人驚訝的是仔細檢視蘇聯的經濟增長,這根本不是一個謎。

這樣的經濟分析有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對共產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猜測,包括流行觀點,大多數認為西方經濟學只要借用這制度的某些方面,就可以無痛加速本身的成長;這是離題萬丈。蘇聯的快速經濟增長完全基於一個特性:願意儲蓄,為了今後的生產而犧牲目前的消費。共產主義的例子沒有暗示有免費午餐。

第二,對共產主義國家增長的經濟分析,意味著她們的工業擴張在未來有一些限制;換言之,這意味著天真地以過往的增長率來預測未來,很可能會極度誇大真正的前景。基於擴大投入的經濟增長,而不是每投入單位的產出增長,必然會受限於收益遞減。蘇聯經濟體系根本不可能維持勞動力參與率,平均教育水平,以及最重要的有形資本能一如往年的增加。可預見共產經濟體系的增長將放緩,或許大幅度放緩。

華沙集團國家在1950年代的增長,和政策學者現在關注的亞洲經濟壯觀增長能否相提並論?在某些方面,當然相提並論是牽強附會:1990年代的新加坡看起來不像1950年代的蘇聯,新加坡的李光耀不像蘇聯的赫魯曉夫,更不是斯大林。然而,少數人還記得對蘇聯增長的熱烈辯論,最近對環太平洋地區增長源頭的經濟研究看來是極為似曾相識。流行的宣傳和實際的前景,傳統智慧和硬數字,兩者之間差距之大一如往昔,因而不僅廣泛忽視理性的經濟分析,即使得到傳播,通常也被視為匪夷所思。

大眾對亞洲繁榮的熱情,值得要潑一些冷水。亞洲經濟增長不是許多作家所聲稱是西方的樣板,而增長的未來前景是比現在任何人想像的更為有限。攻擊這普遍堅持的信念,當然必須克服懷疑論的障礙。本文開始時,變相敘述三十年前對蘇聯增長的辯論,試圖爭取各位聆聽以下的提案:我們可能是重溫舊錯。我們以前走過這條路。然而,這樣的文學手法有問題,那就是很少人現在還記得蘇聯帝國的經濟表現一度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和覺得可怕。那麼先審視這重要,但基本上被遺忘的經濟史片斷,對其後談到亞洲經濟成長是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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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消滅你們」

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滿是蘇聯帝國的散落殘骸,很難讓大多數人認識到從前的蘇聯經濟遠遠不是社會主義失敗的代名詞,而是世界奇蹟;赫魯曉夫在聯合國講台敲打皮鞋,並宣布:「我們要消滅你們,」這是經濟吹噓,不是軍事。因此,例如瀏覽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外交事務》,會發現每年至少有一篇文章談到蘇聯工業強勢的影響,這可是頗為令人吃驚的。

最能說明當時討論的基調,是Calvin B. Hoover的1957年文章。一如許多西方經濟學家,他批評蘇聯的官方統計,認為誇大了真正的增長速度。儘管如此,他總結蘇聯聲稱有驚人成就的說法是有充分理由:對方經濟實現的增長率「是任一重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任何相當長年期的兩倍[和] 美國平均年增長率的三倍」;他總結可能是「集體主義,專制國家」本質上比自由市場民主國家更能實現經濟增長,預測蘇聯經濟可能在1970年代初期超越美國。

當時沒有人認為這些意見是荒誕古怪。相反,一般認為蘇聯的中央規劃可能是殘酷無情,也可能無法很好提供消費品,但這非常有效促進工業增長。在1960年,Wassily Leontief描述蘇聯經濟由「堅定不移,毫不留情的技術指導」,他沒有描述支持的論點,深信他在表達讀者認同的意見。

然而,許多研究蘇聯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逐漸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雖然他們沒有爭議過去蘇聯增長的事實,但對增長的本質提出新的解釋,這意味要重新考慮蘇聯的前景。要理解這樣的重新解釋,有必要短暫返回經濟理論,討論看似深奧,但實際上是極為實際的概念:增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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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經濟放緩的核算

話說經濟擴張是兩個增長源頭的總和,可能是贅詞。一方面是增加「投入」:就業增加,勞工教育水平提升,有形資本(機器,建築物,道路等)存量增加 。另一方面是每投入單位的產出增加;這可能是由於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經濟政策,但長遠來看,主要是由於知識增加。

增長核算的基本理念,是為這公式灌入生命:計算兩者的明確計量。核算就會告知我們增長有多少是由於每項投入,例如資本與勞動力相比,有多少是由於效率提高。

每當我們談論勞動生產率,都做了原始形式的增長核算;我們含蓄區分國家總體增長一部分是由於勞動力供應增加,另一部份是和普通工人生產的商品其價值增加。但是,勞動生產率提高並不總是勞工的效率提高。勞工只是若干投入之一;勞工生產出更多,不是因為有更好的管理,或是有更多技術知識,而僅僅是他們有更好的機器。工人用推土機挖水溝,比用鐵鍁快,但他不是更有效率,他只是有更多資本可以利用。增長核算目的在製作「生產指數」,結合所有可計量的投入以計算相對於該指數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以估算所謂「全要素生產力」。

迄今為止,這似乎是純粹的學術活動。但是,只要一開始時就以增長核算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就會對經濟增長的過程得出關鍵的見解:國家的人均收入要持續增長,每投入單位的產出必然要增加。

僅僅是增加投入,使用這些投入的效率沒有提高─更多投資於機械和基礎設施─必然會收益遞減;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有限。

那麼,今天的先進國家如何在過去150年實現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答案是科技進步已經啟動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每投入單位的國民收入持續上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Robert Solow在一項著名的估算,總結美國人均收入長期上升,80%歸因於科技進步,餘下的20%可用資本投資增加來解釋。

當經濟學家開始研究蘇聯經濟的增長,他們是利用增長核算的工具。當然,蘇聯的數據提出一些問題。硬要拼湊出產出和投入的可用估計當然有困難(耶魯教授Raymond Powell寫道,作業「在許多方面類似考古挖掘」),但也有哲理的困難。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很難利用市場回報來計量資本投入,所以研究人員被迫以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的市場經濟作為計算回報的基礎。無論如何,研究人員開始努力時很肯定會有所發現。正如資本主義的增長是基於投入和效率的增長,其中又以效率是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源頭,他們預期會引證出蘇聯的快速增長是反映投入和效率兩者都快速增長。

但他們實際上發現蘇聯增長是基於投入的快速增長;故事完結。效率的增長速度不但是毫不出色,而且是遠低於西方國家經濟達成的速度。事實上,有些估計是這幾乎不存在。

蘇聯傾全力調動經濟資源,不是新聞。斯大林式規劃把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從農場搬到城市,數以百萬計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和數以百萬計的男子要工作更長時間,開展大規模教育計劃,尤其是該國的工業產出越來越多投入到建設新工廠。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一旦算入這些或多或少可以計算的投入的影響,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關於蘇聯增長最令人震驚的事實就是明其所以。

這樣的明其所以隱含兩個關鍵結論。首先,所謂計劃經濟優勝於市場經濟,是基於誤解。如蘇聯經濟有特殊實力,這就是調動資源的能力,不是能夠有效使用資源。大家有目共睹蘇聯在1960年的效率低於美國。出人意料的是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差距會縮小。

其次,由於投入驅動經濟增長是固有的有限進程,蘇聯增長幾乎肯定會放慢。早在蘇聯經濟增長放緩變得明顯之前,基於增長核算就預測得到。(經濟學家沒有預測蘇聯經濟在下一代從內破裂,但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這是有趣的故事和有益的警示:天真推斷過去的趨勢是很危險的。但這與現代世界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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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老虎

起初,不容易看出亞洲近年的成功事例和三十年前的蘇聯有何共通之處。事實上,可以蠻有把握的認為,典型商務旅客來到(比如)新加坡,安頓在閃閃生輝的酒店,從來不會想到這與蟑螂出沒的莫斯科有何平行共通。怎可以把亞洲國家的繁榮與蘇聯可怕地推動工業化相提並論?

但這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新近工業化的亞洲國家,一如1950年代的蘇聯,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驚人調動資源而取得快速增長。一旦這些國家的增長計算投入迅速增長的作用,餘下的沒有什麼可以解釋。一如蘇聯在其高速增長的年代,亞洲經濟增長似乎是由投入的特殊增長所推動,比如勞動力和資本,而不是效率提高。

特別考慮新加坡的情況。從1966至1990年,新加坡經濟每年以可觀的8.5%增長,三倍於美國;人均收入增長6.6%,大約每十年翻一番。這成就似乎是經濟奇蹟。但奇蹟原來是依靠汗水而不是靈感[1]:新加坡增長是通過調動資源,斯大林會感到自豪。就業人口比例由1994年的27%增至51%。勞動力的教育水平急劇升級:在1966年,超過一半的工人沒有正規教育,到了1990年,三分之二已完成中學教育。最重要的是,該國驚人投資於有形資本:投資佔產出的份額從11%增至40%以上。

[1]原文But the miracle turns out to have been based on perspiration rather than inspiration是被經常引用的名句。

即使沒有完成正規的增長核算,這些數字應已明顯指出,新加坡經濟增長主要基於不能重複的一次性行為改變。在過去的一代人,就職人口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不可能再翻一番。低教育水平的勞動人口已被大部分拿著高中畢業文憑的員工取代,下一代的新加坡人不可能大多數是博士。投資佔40%份額,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驚人的高;70%份額是荒謬。所以可以立即得出結論,新加坡是不大可能在未來實現媲美過去的增長率。

但是,只有實際做出定量會計才可以得出這些驚人結果: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全部都可以歸因於可計算投入的增加。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效率有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李光耀的新加坡增長是斯大林的蘇聯增長的經濟雙胞胎,都是純粹通過調動資源而達致。當然,今天的新加坡遠遠比任何時候的蘇聯更為繁榮,即使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年代的高峰期;因為新加坡較為接近,但仍低於,西方經濟的效率。但是,重點是新加坡經濟一直比較有效率,只是在過去受限於資本不足和缺少受過教育的工人。

無可否認,新加坡的情況是最極端的。其他迅速增長的東亞經濟體系沒有這樣增加他們的勞動力參與率,沒有這樣顯著改善教育水平,或是這樣提高投資率。儘管如此,基本結論是相同的: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有提高效率。對亞洲四小龍的總結,Kim與Lau(2)謂「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不能推翻這假說:在戰後時期一直沒有技術進步。」Young更有詩意地指出,一旦有計算投入的快速增長,「小龍」的生產力表現從高地下墜平原。

這結論與傳統智慧大相逕庭,得出這結論的經濟學家很難找到聽眾。早在1982年哈佛大學研究生Yuan Tsao在她的新加坡論文已發現幾乎沒有效率增長的證據;如Young所言,她的著作被「忽視或認為是難以置信。」Young(3a) 當Kim與 Lau(2)於1992年在台北的會議發表論文時,較為受到尊重但沒有直接的影響。1993年,Young(3b)在歐洲經濟協會發表他對亞洲經濟增長是由投入驅動時,他是對著石牆說話,與會人士難以置信。

面對實證而依然堅持傳統觀念,Young的最新論文Young(3c)對此顯然有惱怒語氣。他的文章標題〈數字的暴政〉,意謂你可以不想相信這破壞玊,但沒有辦法繞過數據。他一開始就面無表情寫下諷刺的導言,一如Friday警長的「太太,只說事實」的風格:「這是相當枯燥,乏味的文章;這是故意的。本文沒有對東亞經驗提出新的解釋以滿足歷史學家的興趣,對東亞經濟增長進程背後的力量沒有新理論含義以激勵理論家,也沒有從東亞政府的干預政策微妙之處抽出新政策含義以激發政策活動家。反之,本文集中精力仔細分析東亞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其產出增長,要素積累和生產力增長的歷史模式。」

當然,他是言不由衷。對亞洲國家在世界經濟的未來作用,因此在國際政治的作用,他的結論推翻了大部份傳統智慧。但是,讀者會注意到對亞洲經濟增長有不同解釋的統計分析是集中在「小龍」,這些相對較小的國家首次被命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可是大國又如何?日本和中國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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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放緩

許多人深信世界經濟的命運繫於太平洋周邊,可能提出以日本為例反擊對東亞經濟增長前景的懷疑論。畢竟這國家開步時是相當貧困,現在已成為第二大工業強國。為什麼懷疑其他亞洲國家也可以這樣做?

這問題有兩個答案。首先,雖然許多作者提到「亞洲體制」作為所有亞洲成功故事背後的共同點,統計證據講述不同的故事。日本經濟在1950和1960年代的增長,並不類似1970和1980年代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日本不同於東亞小龍,增長似乎是源自高投入增長和高效率增長。今天的快速增長經濟體系沒有趨近美國的效率水平,但日本毫無疑問在科技上有追趕上來。

其次,日本的歷史表現確實是了不起,但日本經濟增長的神奇年代是在過去。近年來,日本大多數年份的增長速度依然快於其他先進國家,但增長率的差距現在遠小於過去,而且正在萎縮。

日本經濟增長大放緩的故事,很奇怪一直沒有出現在論述日本及其在世界經濟作用的眾多文獻。大部分文獻似乎陷入時空停頓,作者依然假設日本身處1960和70年代初的經濟增長奇蹟。誠然,自1991年以來困擾日本的嚴重衰退將很快結束,如果還沒有結束的話,日本經濟可能會發動強勁的短期復甦。然而,要點是即使完全康復,其達致的水平將遠遠低於許多明智觀察家二十年前的預測。

比較日本二十年前和現在的經濟增長前景可能是有意義。日本經濟在1973年比美國為小,也較窮。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55%,總體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7%。但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已然預告有巨大變化。過去十年,日本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炙熱的8.9%增長,人均產出增長7.7%。以本身的歷史標準來看,美國經濟增長已經很高,年增長率是3.9%(人均是2.7%),但兩國不是在同一聯賽。顯然日本迅速追上我們。

事實上,簡單推斷這些趨勢意味著不久將來雙方的位置會有重大改變。以1963至73年的增長率推算,日本的實際人均收入在1985年會超越美國,到1998年日本輸出總額將超過美國!當時,人們非常認真看待這種趨勢的預測。我們只需看看有影響力書籍的標題,如Herman Kahn的《日本超級大國崛起》(4)或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5),就會記起許多觀察家是認為日本正順利登上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

事情沒有發生;日本的經濟排名確實持續上升,但速度較為溫和,遠低於預測所提出。在199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83%,總體產出只是美國水平42%。原因是1973至1992年的增長遠遠低於高速增長的年代: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僅增長3.7%,每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3%。美國在1973年後也經歷經濟增長放緩,但沒有那麼厲害。

如果以後1973年的增長率推斷未來,日本依然是相對的提升,但不是那麼戲劇性。如1973至1992年的趨勢持續,日本的人均收入在2002年將超過美國,但其總體產出不會超越,這要等到2047年。即使這已經可能高估日本的前景。日本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旦該國可以利用經濟衰退遺下的投閒置散能力,可以維持的潛在產出增長率不超過3%。要達致這增長率,要有非常高的投資率,佔GDP的份額幾乎比美國高出一倍。當考慮到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過去幾年溫和加速,一個可能的結論是日本效率是以蝸牛速度追趕美國,極有可能日本人均收入永遠不會超越美國。換句話說,日本不是人們有時想像的經濟實力完全壓倒性的例子;無論如何,日本的經驗也不是一般想像的和其他亞洲國家有很多共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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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給你這些西方佬的東西又好又便宜!
我們可是用鼻子付錢啊!(我們可是花了好多錢啊!)


中國綜合症

對懷疑論者而言,影響亞洲的命運,中國情況比日本有更大的困難。儘管中國仍然是非常貧窮的國家,它的人口是如此龐大,如果她能達致西方生產力水平的少部份,勢必成為經濟大國。不同於日本,中國近年來宣告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長率。未來前景又如何?

核算中國的繁榮有實際和哲理兩方面的難題。實際問題是雖然我們知道中國發展十分迅速,數字的質量極為差勁。最近透露中共官方的外資統計被高估多達六倍。原因是政府提供稅收和監管獎勵吸引外資,本國企業家有誘因發明虛構的外國合作夥伴,通過外國陣線運作。這事件令人對來自這活力十足但驚人腐敗社會的任何其他統計數字全無信心。
參見〈梭羅教授論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崛起〉

哲理的問題是不清楚以哪一年作為基線。如果計量中國經濟增長是從決定性轉向市場的一刻,比如1978年,毫無疑問效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投入也快速增長。但是,這樣的經濟效益復甦是不足為奇,中國剛走出毛澤東的混亂晚年。如果是從文革之前計算,比如1964年,圖畫看起來更像東亞小龍:只有適度的效率增長,大部分增長是由投入推動。但是,這樣計算似乎不公道:社會主義的鉛重表現拖累了中國資本主義式經濟增長。或許我們應簡單區分這差異:猜測自從轉向市場經濟之後的效率提高,部份是因為一次性復甦,但不是全部;其餘的是可持續趨勢。

中國經濟增長即使溫和放緩,將大大改變地緣政治的前景。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經濟目前約為美國40%。假設美國經濟每年持續增長2.5%,而中國可以持續增長10%,到了2010年,中國經濟將超越美國1/3。但是,如中國經濟增長僅僅是較為現實的7%,其國內生產總值將只有美國82%。世界經濟重心依然有大幅度轉變,但遠遠不如現在很多人想像的那麼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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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神秘

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非凡記錄,大大影響經濟政策和地緣政治的傳統智慧。也許有許多全球經濟作家現在就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經濟體系的成功說明三個論點。首先,世界科技正在重大傳送,西方國家正在失去傳統優勢。其次,世界經濟重心將無可避免轉移到西太平洋的亞洲國家。第三,這可能是少數人的觀點,我們在西方不情願接受較少公民自由和更多規劃,亞洲的成功反而展示這些經濟體系的優越性。

所有這三項結論都有問題,簡單的觀察已指出東亞經濟增長的出色記錄是相應於強勁的投入增加,亞洲經濟增長不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謎團。

首先考慮先進國家正在失去科技優勢的斷言。世界經濟有沉重的大多數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科技現在越來越多跨越國界流動,而新興工業化國家越來越能夠匹配歷史悠久經濟體系的生產力。許多作家警告,這樣的科技傳播將對西方社會產生巨大壓力:資本向第三世界,而來自這些國家的進口破壞西方的工業基地。

即便其前提是正確,這情景有嚴重的概念問題。但無論如何,雖然某些行業的科技已然擴散,現有證據不足以令人相信整體而言,世界的科技差距正在消失。與此相反,Kim與Lau發現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歷史悠久的工業國「彼此的科技沒有明顯融合」;Young認為東亞小龍的效率增長率並不高於許多先進國家。

科技沒有任何戲劇性融合,有助解釋本來難以解釋的問題:儘管紛紛議論南─北資本流動,但在1990年代實際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迄今是非常少量;而主要是流向拉丁美洲,不是東亞。實際上,一些東亞小龍最近成為重要的資本出口國。若然這些工資依然遠低於先進國家水平的經濟體系已迅速實現先進國家的生產力,這種行為會是極度奇怪。然而,如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投入驅動,而累積資本開始收益遞減,這樣的做法是完全合理。

如東亞經濟增長確實遇上收益遞減,然而世界經濟以亞洲為中心的傳統智慧需要反思。過於誇大以下的情況將會是錯誤:除非有災難性的政治動亂,東亞經濟增長在未來十年及以後很可能持續超越西方。從2010年的角度來看,現在以目前趨勢預測亞洲霸權,與在1960年代以勃列日涅夫年代的角度預測蘇聯的工業優勢,差不多是同樣愚蠢。

最後,東亞經濟增長的現實表明,我們可能要忘掉一些熱門教訓。現在頗為普遍認為東亞經濟成功證明我們的傳統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方針的謬誤,而這些經濟體系的增長顯示繁複的產業政策和選擇性貿易保護主義是有效率。一些作者,例如James Fallows,已經斷言該地區各國已形成共同「亞洲體制」,我們忽視他們的經驗教訓只會自陷險境。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各國極為不同的體制和政策,更不用說日本,不能真正被稱為共同體制。但無論如何,如亞洲的成功反映策略性貿易和產業政策的好處,這些好處肯定應體現於經濟體系有不尋常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效率增長。沒有跡象顯示有這樣的例外效率增長。

環太平洋地區新興工業化國家極力調動資源,已收到回報,但這沒有超越最沉悶的傳統經濟理論的教導。如果亞洲經濟增長有秘密,這只是推遲滿足〔即時欲望〕,願意為未來的得益而犧牲目前的滿足。

這是很難接受的答案,尤其是一些美國的政策知識分子,他們畏縮於減少財政赤字和提高國民儲蓄率。但經濟學不是因為經濟學家喜歡這樣而成為沉悶的科學,而是因為最終我們必須屈服於數字的暴政,也屈服於數字表達的邏輯。(完)

(2)原文列出作者兩篇文章,但沒有清楚標示是那一篇。
Lawrence Lau and Kim Jong Ii, “The Source of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4
Lawrence Lau and Kim Jong Ii,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3a)Alwyn Young. “A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s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NBER Macroeconomic Annual 1992, MIT Press
(3b)Alwyn Young.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4
(3c)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NBER Working Paper No. 4680, March 1994
(4)Herman Kahn, 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5)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譯註:也請參見Ezra Vogel:〈中国第一〉

其他參考資料
梁紅、易峘(光榮與夢想:中國睡獅的崛起〉《高盛全球經濟研究報告系列》第133號,2005年11月11日(簡體)
報告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生產力的持續快速增長…源於那些為穩步而持續地減少政府計畫在經濟中的作用所作的政策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史詩性成果並不在於一個低效的經濟體的持續快速增長,而在於這個經濟體效率的不斷提高。在我們看來,中國改革成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的主體向市場的轉換, 這個轉換是通過深入的改革逐步完成的。另外,領導人在實施這些改革過程中所採取的務實態度同等重要。」「但是,當中國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的界線以後,不確定因素會有所增加…。「中長期的挑戰不在於收益遞減效應造成的增長變緩,而在於那些“滯後”、但是卻是必備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可能會日漸艱難。尤其當政府的權力在改革進程中與商業利益緊密結合的時候,進一步推進體制改革,並維持社會穩定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BW:選譯這篇舊文章,一是配合課程要求,二是這篇短文一直是熱點文章。近年來,台灣和香港經濟增長停步不前,中國誓言保八。先看看這篇文章。兩岸三地的經濟增長由投入和效率驅動的部份有多少?台、港是否已遇上投入驅動增長的瓶頸?前天香港公佈公開試成績,中學生有50%+合資格升讀大學?這是否需要?這是否遞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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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7.556发展的政治经济学(2003春季课程) (第8课:迎头赶上和发展型国家)阅读文章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7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原文: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A Cautionary Fable by Paul Krugman, Foreign Affairs; Nov/Dec 1994; 73, 6

亚洲奇迹之谜:警惕的寓言

克鲁明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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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西方舆论领袖对一套东方经济体系的惊人经济增长率,印象深刻,也被吓坏。虽然这些经济体系和西方国家相比,小得多也很穷,但他们有能力把本身的农民社会改造为工业强国,持续的增长率高出先进国家几倍,在某些领域越来越有能力挑战甚至超越美国和欧洲的科技,似乎在质疑西方势力的垄断地位,甚至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我们对利伯维尔场或无限公民自由的信仰。他们越来越自信,断言他们的制度是优越的:社会接受强大,甚至独裁政府,并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掌握自己的经济,为了长期增长而牺牲短期的消费者权益,将最终超越日益混乱的西方国家社会。少数西方知识分子同意这说法,且人数越来越多。

东西方经济表现之间的差距最终成为政治议题。美国民主党在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新人领导下,重夺白宫;新总统承诺「让国家再次起动」;对他和他的亲密顾问而言,这誓言意味着加速美国的经济增长,以迎接东方的挑战。

这时间当然是1960年代初期。活力充沛的年轻总统是肯尼迪。震惊西方的科学壮举是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和苏联早期在太空科技带头。快速增长的东方经济体系就是苏联和她的卫星国。

在1950年代,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是无数危言耸听书本和争论文章的主题。一些经济学家严肃探究增长的根源,整理出来的图画与流行的设想大相径庭。共产主义的增长率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但并非不可思议。产出的快速增长,可以利用投入的快速增长来充分说明:扩大就业,提高教育水平,最重要的是大量投资有形资本。一旦全面考虑这些投入,产出增长是不足为奇,或是换句话说,令人惊讶的是仔细检视苏联的经济增长,这根本不是一个谜。

这样的经济分析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对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猜测,包括流行观点,大多数认为西方经济学只要借用这制度的某些方面,就可以无痛加速本身的成长;这是离题万丈。苏联的快速经济增长完全基于一个特性:愿意储蓄,为了今后的生产而牺牲目前的消费。共产主义的例子没有暗示有免费午餐。

第二,对共产主义国家增长的经济分析,意味着她们的工业扩张在未来有一些限制;换言之,这意味着天真地以过往的增长率来预测未来,很可能会极度夸大真正的前景。基于扩大投入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每投入单位的产出增长,必然会受限于收益递减。苏联经济体系根本不可能维持劳动力参与率,平均教育水平,以及最重要的有形资本能一如往年的增加。可预见共产经济体系的增长将放缓,或许大幅度放缓。

华沙集团国家在1950年代的增长,和政策学者现在关注的亚洲经济壮观增长能否相提并论?在某些方面,当然相提并论是牵强附会:1990年代的新加坡看起来不像1950年代的苏联,新加坡的李光耀不像苏联的赫鲁晓夫,更不是斯大林。然而,少数人还记得对苏联增长的热烈辩论,最近对环太平洋地区增长源头的经济研究看来是极为似曾相识。流行的宣传和实际的前景,传统智能和硬数字,两者之间差距之大一如往昔,因而不仅广泛忽视理性的经济分析,即使得到传播,通常也被视为匪夷所思。

大众对亚洲繁荣的热情,值得要泼一些冷水。亚洲经济增长不是许多作家所声称是西方的样板,而增长的未来前景是比现在任何人想象的更为有限。攻击这普遍坚持的信念,当然必须克服怀疑论的障碍。本文开始时,变相叙述三十年前对苏联增长的辩论,试图争取各位聆听以下的提案:我们可能是重温旧错。我们以前走过这条路。然而,这样的文学手法有问题,那就是很少人现在还记得苏联帝国的经济表现一度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和觉得可怕。那么先审视这重要,但基本上被遗忘的经济史片断,对其后谈到亚洲经济成长是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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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消灭你们」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满是苏联帝国的散落残骸,很难让大多数人认识到从前的苏联经济远远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代名词,而是世界奇迹;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讲台敲打皮鞋,并宣布:「我们要消灭你们,」这是经济吹嘘,不是军事。因此,例如浏览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外交事务》,会发现每年至少有一篇文章谈到苏联工业强势的影响,这可是颇为令人吃惊的。

最能说明当时讨论的基调,是Calvin B. Hoover的1957年文章。一如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他批评苏联的官方统计,认为夸大了真正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他总结苏联声称有惊人成就的说法是有充分理由:对方经济实现的增长率「是任一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相当长年期的两倍[和] 美国平均年增长率的三倍」;他总结可能是「集体主义,专制国家」本质上比利伯维尔场民主国家更能实现经济增长,预测苏联经济可能在1970年代初期超越美国。

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意见是荒诞古怪。相反,一般认为苏联的中央规划可能是残酷无情,也可能无法很好提供消费品,但这非常有效促进工业增长。在1960年,Wassily Leontief描述苏联经济由「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技术指导」,他没有描述支持的论点,深信他在表达读者认同的意见。

然而,许多研究苏联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逐渐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虽然他们没有争议过去苏联增长的事实,但对增长的本质提出新的解释,这意味要重新考虑苏联的前景。要理解这样的重新解释,有必要短暂返回经济理论,讨论看似深奥,但实际上是极为实际的概念:增长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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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放缓的核算

话说经济扩张是两个增长源头的总和,可能是赘词。一方面是增加「投入」:就业增加,劳工教育水平提升,有形资本(机器,建筑物,道路等)存量增加 。另一方面是每投入单位的产出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经济政策,但长远来看,主要是由于知识增加。

增长核算的基本理念,是为这公式灌入生命:计算两者的明确计量。核算就会告知我们增长有多少是由于每项投入,例如资本与劳动力相比,有多少是由于效率提高。

每当我们谈论劳动生产率,都做了原始形式的增长核算;我们含蓄区分国家总体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另一部份是和普通工人生产的商品其价值增加。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总是劳工的效率提高。劳工只是若干投入之一;劳工生产出更多,不是因为有更好的管理,或是有更多技术知识,而仅仅是他们有更好的机器。工人用推土机挖水沟,比用铁锨快,但他不是更有效率,他只是有更多资本可以利用。增长核算目的在制作「生产指数」,结合所有可计量的投入以计算相对于该指数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以估算所谓「全要素生产力」。

迄今为止,这似乎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但是,只要一开始时就以增长核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对经济增长的过程得出关键的见解:国家的人均收入要持续增长,每投入单位的产出必然要增加。

仅仅是增加投入,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没有提高─更多投资于机械和基础设施─必然会收益递减;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有限。

那么,今天的先进国家如何在过去150年实现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答案是科技进步已经启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每投入单位的国民收入持续上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Robert Solow在一项著名的估算,总结美国人均收入长期上升,80%归因于科技进步,余下的20%可用资本投资增加来解释。

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经济的增长,他们是利用增长核算的工具。当然,苏联的数据提出一些问题。硬要拼凑出产出和投入的可用估计当然有困难(耶鲁教授Raymond Powell写道,作业「在许多方面类似考古挖掘」),但也有哲理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很难利用市场回报来计量资本投入,所以研究人员被迫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作为计算回报的基础。无论如何,研究人员开始努力时很肯定会有所发现。正如资本主义的增长是基于投入和效率的增长,其中又以效率是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源头,他们预期会引证出苏联的快速增长是反映投入和效率两者都快速增长。

但他们实际上发现苏联增长是基于投入的快速增长;故事完结。效率的增长速度不但是毫不出色,而且是远低于西方国家经济达成的速度。事实上,有些估计是这几乎不存在。

苏联倾全力调动经济资源,不是新闻。斯大林式规划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场搬到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和数以百万计的男子要工作更长时间,开展大规模教育计划,尤其是该国的工业产出越来越多投入到建设新工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旦算入这些或多或少可以计算的投入的影响,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关于苏联增长最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明其所以。

这样的明其所以隐含两个关键结论。首先,所谓计划经济优胜于市场经济,是基于误解。如苏联经济有特殊实力,这就是调动资源的能力,不是能够有效使用资源。大家有目共睹苏联在1960年的效率低于美国。出人意料的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差距会缩小。

其次,由于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是固有的有限进程,苏联增长几乎肯定会放慢。早在苏联经济增长放缓变得明显之前,基于增长核算就预测得到。(经济学家没有预测苏联经济在下一代从内破裂,但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这是有趣的故事和有益的警示:天真推断过去的趋势是很危险的。但这与现代世界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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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老虎

起初,不容易看出亚洲近年的成功事例和三十年前的苏联有何共通之处。事实上,可以蛮有把握的认为,典型商务旅客来到(比如)新加坡,安顿在闪闪生辉的酒店,从来不会想到这与蟑螂出没的莫斯科有何平行共通。怎可以把亚洲国家的繁荣与苏联可怕地推动工业化相提并论?

但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新近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一如1950年代的苏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惊人调动资源而取得快速增长。一旦这些国家的增长计算投入迅速增长的作用,余下的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一如苏联在其高速增长的年代,亚洲经济增长似乎是由投入的特殊增长所推动,比如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效率提高。

特别考虑新加坡的情况。从1966至1990年,新加坡经济每年以可观的8.5%增长,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增长6.6%,大约每十年翻一番。这成就似乎是经济奇迹。但奇迹原来是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1]:新加坡增长是通过调动资源,斯大林会感到自豪。就业人口比例由1994年的27%增至51%。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急剧升级:在1966年,超过一半的工人没有正规教育,到了1990年,三分之二已完成中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该国惊人投资于有形资本:投资占产出的份额从11%增至40%以上。

[1]原文But the miracle turns out to have been based on perspiration rather than inspiration是被经常引用的名句。

即使没有完成正规的增长核算,这些数字应已明显指出,新加坡经济增长主要基于不能重复的一次性行为改变。在过去的一代人,就职人口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不可能再翻一番。低教育水平的劳动人口已被大部分拿着高中毕业文凭的员工取代,下一代的新加坡人不可能大多数是博士。投资占40%份额,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惊人的高;70%份额是荒谬。所以可以立即得出结论,新加坡是不大可能在未来实现媲美过去的增长率。

但是,只有实际做出定量会计才可以得出这些惊人结果: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全部都可以归因于可计算投入的增加。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有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光耀的新加坡增长是斯大林的苏联增长的经济双胞胎,都是纯粹通过调动资源而达致。当然,今天的新加坡远远比任何时候的苏联更为繁荣,即使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年代的高峰期;因为新加坡较为接近,但仍低于,西方经济的效率。但是,重点是新加坡经济一直比较有效率,只是在过去受限于资本不足和缺少受过教育的工人。

无可否认,新加坡的情况是最极端的。其他迅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系没有这样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参与率,没有这样显著改善教育水平,或是这样提高投资率。尽管如此,基本结论是相同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提高效率。对亚洲四小龙的总结,Kim与Lau(2)谓「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不能推翻这假说:在战后时期一直没有技术进步。」Young更有诗意地指出,一旦有计算投入的快速增长,「小龙」的生产力表现从高地下坠平原。

这结论与传统智慧大相径庭,得出这结论的经济学家很难找到听众。早在1982年哈佛大学研究生Yuan Tsao在她的新加坡论文已发现几乎没有效率增长的证据;如Young所言,她的著作被「忽视或认为是难以置信。」Young(3a) 当Kim与 Lau(2)于1992年在台北的会议发表论文时,较为受到尊重但没有直接的影响。1993年,Young(3b)在欧洲经济协会发表他对亚洲经济增长是由投入驱动时,他是对着石墙说话,与会人士难以置信。

面对实证而依然坚持传统观念,Young的最新论文Young(3c)对此显然有恼怒语气。他的文章标题〈数字的暴政〉,意谓你可以不想相信这破坏玊,但没有办法绕过数据。他一开始就面无表情写下讽刺的导言,一如Friday警长的「太太,只说事实」的风格:「这是相当枯燥,乏味的文章;这是故意的。本文没有对东亚经验提出新的解释以满足历史学家的兴趣,对东亚经济增长进程背后的力量没有新理论含义以激励理论家,也没有从东亚政府的干预政策微妙之处抽出新政策含义以激发政策活动家。反之,本文集中精力仔细分析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产出增长,要素积累和生产力增长的历史模式。」

当然,他是言不由衷。对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未来作用,因此在国际政治的作用,他的结论推翻了大部份传统智慧。但是,读者会注意到对亚洲经济增长有不同解释的统计分析是集中在「小龙」,这些相对较小的国家首次被命名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可是大国又如何?日本和中国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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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放缓

许多人深信世界经济的命运系于太平洋周边,可能提出以日本为例反击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的怀疑论。毕竟这国家开步时是相当贫困,现在已成为第二大工业强国。为什么怀疑其他亚洲国家也可以这样做?

这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虽然许多作者提到「亚洲体制」作为所有亚洲成功故事背后的共同点,统计证据讲述不同的故事。日本经济在1950和1960年代的增长,并不类似1970和198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日本不同于东亚小龙,增长似乎是源自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今天的快速增长经济体系没有趋近美国的效率水平,但日本毫无疑问在科技上有追赶上来。

其次,日本的历史表现确实是了不起,但日本经济增长的神奇年代是在过去。近年来,日本大多数年份的增长速度依然快于其他先进国家,但增长率的差距现在远小于过去,而且正在萎缩。

日本经济增长大放缓的故事,很奇怪一直没有出现在论述日本及其在世界经济作用的众多文献。大部分文献似乎陷入时空停顿,作者依然假设日本身处1960和7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奇迹。诚然,自1991年以来困扰日本的严重衰退将很快结束,如果还没有结束的话,日本经济可能会发动强劲的短期复苏。然而,要点是即使完全康复,其达致的水平将远远低于许多明智观察家二十年前的预测。

比较日本二十年前和现在的经济增长前景可能是有意义。日本经济在1973年比美国为小,也较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55%,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7%。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然预告有巨大变化。过去十年,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炙热的8.9%增长,人均产出增长7.7%。以本身的历史标准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很高,年增长率是3.9%(人均是2.7%),但两国不是在同一联赛。显然日本迅速追上我们。

事实上,简单推断这些趋势意味着不久将来双方的位置会有重大改变。以1963至73年的增长率推算,日本的实际人均收入在1985年会超越美国,到1998年日本输出总额将超过美国!当时,人们非常认真看待这种趋势的预测。我们只需看看有影响力书籍的标题,如Herman Kahn的《日本超级大国崛起》(4)或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5),就会记起许多观察家是认为日本正顺利登上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事情没有发生;日本的经济排名确实持续上升,但速度较为温和,远低于预测所提出。在199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83%,总体产出只是美国水平42%。原因是1973至1992年的增长远远低于高速增长的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增长3.7%,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3%。美国在1973年后也经历经济增长放缓,但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以后1973年的增长率推断未来,日本依然是相对的提升,但不是那么戏剧性。如1973至1992年的趋势持续,日本的人均收入在2002年将超过美国,但其总体产出不会超越,这要等到2047年。即使这已经可能高估日本的前景。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旦该国可以利用经济衰退遗下的投闲置散能力,可以维持的潜在产出增长率不超过3%。要达致这增长率,要有非常高的投资率,占GDP的份额几乎比美国高出一倍。当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几年温和加速,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日本效率是以蜗牛速度追赶美国,极有可能日本人均收入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换句话说,日本不是人们有时想象的经济实力完全压倒性的例子;无论如何,日本的经验也不是一般想象的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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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给你这些西方佬的东西又好又便宜!
我们可是用鼻子付钱啊!(我们可是花很多钱啊!)


中国综合症

对怀疑论者而言,影响亚洲的命运,中国情况比日本有更大的困难。尽管中国仍然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它的人口是如此庞大,如果她能达致西方生产力水平的少部份,势必成为经济大国。不同于日本,中国近年来宣告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长率。未来前景又如何?

核算中国的繁荣有实际和哲理两方面的难题。实际问题是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十分迅速,数字的质量极为差劲。最近透露中共官方的外资统计被高估多达六倍。原因是政府提供税收和监管奖励吸引外资,本国企业家有诱因发明虚构的外国合作伙伴,通过外国阵线运作。这事件令人对来自这活力十足但惊人腐败社会的任何其他统计数字全无信心。
参见〈梭罗教授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崛起〉

哲理的问题是不清楚以哪一年作为基线。如果计量中国经济增长是从决定性转向市场的一刻,比如1978年,毫无疑问效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投入也快速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效益复苏是不足为奇,中国刚走出毛泽东的混乱晚年。如果是从文革之前计算,比如1964年,图画看起来更像东亚小龙:只有适度的效率增长,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推动。但是,这样计算似乎不公道:社会主义的铅重表现拖累了中国资本主义式经济增长。或许我们应简单区分这差异:猜测自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的效率提高,部份是因为一次性复苏,但不是全部;其余的是可持续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即使温和放缓,将大大改变地缘政治的前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目前约为美国40%。假设美国经济每年持续增长2.5%,而中国可以持续增长10%,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1/3。但是,如中国经济增长仅仅是较为现实的7%,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只有美国82%。世界经济重心依然有大幅度转变,但远远不如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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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神秘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非凡记录,大大影响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传统智慧。也许有许多全球经济作家现在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经济体系的成功说明三个论点。首先,世界科技正在重大传送,西方国家正在失去传统优势。其次,世界经济重心将无可避免转移到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第三,这可能是少数人的观点,我们在西方不情愿接受较少公民自由和更多规划,亚洲的成功反而展示这些经济体系的优越性。

所有这三项结论都有问题,简单的观察已指出东亚经济增长的出色记录是相应于强劲的投入增加,亚洲经济增长不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谜团。

首先考虑先进国家正在失去科技优势的断言。世界经济有沉重的大多数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科技现在越来越多跨越国界流动,而新兴工业化国家越来越能够匹配历史悠久经济体系的生产力。许多作家警告,这样的科技传播将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资本向第三世界,而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破坏西方的工业基地。

即便其前提是正确,这情景有严重的概念问题。但无论如何,虽然某些行业的科技已然扩散,现有证据不足以令人相信整体而言,世界的科技差距正在消失。与此相反,Kim与Lau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历史悠久的工业国「彼此的科技没有明显融合」;Young认为东亚小龙的效率增长率并不高于许多先进国家。

科技没有任何戏剧性融合,有助解释本来难以解释的问题:尽管纷纷议论南─北资本流动,但在1990年代实际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迄今是非常少量;而主要是流向拉丁美洲,不是东亚。实际上,一些东亚小龙最近成为重要的资本出口国。若然这些工资依然远低于先进国家水平的经济体系已迅速实现先进国家的生产力,这种行为会是极度奇怪。然而,如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投入驱动,而累积资本开始收益递减,这样的做法是完全合理。

如东亚经济增长确实遇上收益递减,然而世界经济以亚洲为中心的传统智慧需要反思。过于夸大以下的情况将会是错误:除非有灾难性的政治动乱,东亚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及以后很可能持续超越西方。从2010年的角度来看,现在以目前趋势预测亚洲霸权,与在1960年代以勃列日涅夫年代的角度预测苏联的工业优势,差不多是同样愚蠢。

最后,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表明,我们可能要忘掉一些热门教训。现在颇为普遍认为东亚经济成功证明我们的传统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方针的谬误,而这些经济体系的增长显示繁复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是有效率。一些作者,例如James Fallows,已经断言该地区各国已形成共同「亚洲体制」,我们忽视他们的经验教训只会自陷险境。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各国极为不同的体制和政策,更不用说日本,不能真正被称为共同体制。但无论如何,如亚洲的成功反映策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好处,这些好处肯定应体现于经济体系有不寻常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效率增长。没有迹象显示有这样的例外效率增长。

环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极力调动资源,已收到回报,但这没有超越最沉闷的传统经济理论的教导。如果亚洲经济增长有秘密,这只是推迟满足〔实时欲望〕,愿意为未来的得益而牺牲目前的满足。

这是很难接受的答案,尤其是一些美国的政策知识分子,他们畏缩于减少财政赤字和提高国民储蓄率。但经济学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喜欢这样而成为沉闷的科学,而是因为最终我们必须屈服于数字的暴政,也屈服于数字表达的逻辑。(完)

(2)原文列出作者两篇文章,但没有清楚标示是那一篇。
Lawrence Lau and Kim Jong Ii, “The Source of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94
Lawrence Lau and Kim Jong Ii,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3a)Alwyn Young. “A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s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NBER Macroeconomic Annual 1992, MIT Press
(3b)Alwyn Young.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4
(3c)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NBER Working Paper No. 4680, March 1994
(4)Herman Kahn, 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5)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译注:也请参见Ezra Vogel:〈中国第一〉

其他参考数据
梁红、易峘(光荣与梦想:中国睡狮的崛起〉《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系列》第133号,2005年11月11日(简体)
报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增长…源于那些为稳步而持续地减少政府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所作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史诗性成果并不在于一个低效的经济体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在于这个经济体效率的不断提高。在我们看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核心是资源分配的主体向市场的转换, 这个转换是通过深入的改革逐步完成的。另外,领导人在实施这些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务实态度同等重要。」「但是,当中国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界线以后,不确定因素会有所增加…。「中长期的挑战不在于收益递减效应造成的增长变缓,而在于那些“滞后”、但是却是必备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可能会日渐艰难。尤其当政府的权力在改革进程中与商业利益紧密结合的时候,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并维持社会稳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BW:选译这篇旧文章,一是配合课程要求,二是这篇短文一直是热点文章。近年来,台湾和香港经济增长停步不前,中国誓言保八。先看看这篇文章。两岸三地的经济增长由投入和效率驱动的部份有多少?台、港是否已遇上投入驱动增长的瓶颈?前天香港公布公开试成绩,中学生有50%+合资格升读大学?这是否需要?这是否递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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