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ebowitz and Margolis: 打字鍵盤的寓言 (1990)

請在此查看最新發表的譯文

Liebowitz and Margolis: 打字鍵盤的寓言 (1990)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6月 22, 2009 5:39 a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7.462 軍事組織之創新(2001年春季)第九課:〈導彈〉的閱讀資料

Liebowitz, S. J., and Stephen E. Margolis. "The Fable of the Key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90)

打字鍵盤的寓言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7月)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简体版在下一栏

圖檔

(一)序言
「標準」這詞語可以指任何社會公約(行為標準,法律標準),但通常是指要求確切統一的公約,(計量標準,電腦操作系統)。當前努力要控制高清電視,多重任務處理電腦作業系統和錄像格式發展,令人更加關心標準。

有關「標準」的經濟文獻最近集中於選擇標準可能導致市場失靈。是強烈的說法其基本論點是這樣:一個既定標準可以堅持地戰勝挑戰者,即使所有用戶喜歡挑戰者主宰的世界,但用戶無法協調他們的選擇。例如,只要廠家繼續生產β格式錄映帶,我們每個人可能更願意有β格式錄映機,但我們個別不會單獨購買β格式機器,因為我們不認為有足夠的其他顧客會購買,可以維持磁帶供應。我不買購買β格式錄映機,因為我認為你不會,你不買因為你認為我不會。最後,證明我們都是正確,但我們其實都吃虧。這當然是經濟體系常見的「軍令22條」。沒有汽車,不會有加油站;沒有加油站,不會有汽車。如果沒有辦法解決這難題,飆車永遠不會成為青少年最喜愛的活動。(1)

這些經濟學陷阱和難題的邏輯是無可挑剔,但我們最好考慮這些陷阱有時在市場上逃脫。顯然,加油站和汽車確實存在,因此市場參與者必須使用一些技術來解開這難題。如果這「軍令22條」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實證問題,起碼我們希望看到至少有一個現實世界的例子。在有關「標準」的經濟學文獻中(2),市場失靈的流行現實世界例子就是QWERTY鍵盤(3)和競爭對手Dvorak鍵盤。(4)報章和雜誌報告經常提到這例子,似乎一般接受這是真實的,並且因為Paul David的文章吸引經濟學家的注意。(5)根據流行的故事,由華盛頓大學教育系August Dvorak教授發明的鍵盤,大大優於由Christopher Sholes發明,沿用至今的QWERTY鍵盤。我們往往認為雖然Dvorak鍵盤優於QWERTY鍵盤,幾乎沒有人培訓使用Dvorak,因為太少Dvorak打字機;沒有Dvorak打字機,是因為太少Dvorak打字員。

本文檢視打字機鍵盤的歷史,經濟學和人體工學。我們的發現表明,有關市場拒絕Dvorak的David版本沒有呈報真實的歷史;我們發表的證據表明,就目前對鍵盤設計的了解,繼續使用QWERTY鍵盤是有效率的。我們總結Dvorak鍵盤例子,就像是以前有關市場失靈的蜂箱和燈塔寓言。這個市場失靈例子,不能通過歷史記錄的嚴格審查。(6)

圖檔

(二)一些「標準」的經濟學
一些標準隨時間而變化,作為社會公約的功能不會受損。例如語言隨著時間而演變,加入有用的詞彙和用法,放棄失去原先作用的功能。其他標準具有內在僵性。例如,以目前的技術,廣播頻率不能如管弦樂調音那樣改變。學術著作越多越多縮寫,但不會接受略長的1厘米,這會影響一連串的獨立決定。如標準能以低成本轉換成為最有效的形式(以採用這標準的眼光來看)。相反,如轉換的成本昂貴,不適當的標準最有可能會較為耐用。
在最近的一篇有關標準的文章,Joseph Farrell和Garth Saloner發表對轉換標準遇到的難題之正規探討。(7) 他們建立「標準」導致市場失靈的假設情況。他們為即種即使有較優越標準但不為採用的情況建立新短語:過度惰性((a))。過度惰性是外部效應:每一不採用新標準的人,對其他潛在的新標準用戶添加成本。在過度惰性的情況下,新標準可能明顯優於舊標準,轉換到新標準的私人成本總和,可能是少於私人利益的總和,然而轉換沒有發生。這要和以下的情況區分:常見的是發明新標準優於舊標準,但轉換的成本過高,因而轉換是不切實際。舊標準的用戶可能對標準的選擇感到遺憾,但他們繼續使用的舊標準不是效率低下:把所有遺憾放在外部效應的大門外,是否是有點愚蠢?
(a) excess inertia
Farrell和Saloner的建構很有用,因為這說明市場失靈的理論可能性,也說明信息的作用。如所有參與者溝通無礙,他們的模型不可能有過度惰性。在這方面,標準與其他外部效應沒有什麼不同:交易成本是必不可少。因此,標準可以理解為Coase幾十年前提出的框架。(8.)

就本質而言,這模式和其他類似的模式必須忽略他們所探索的市場的許多因素。有了優越標準,但依然堅持劣勢標準,是存在某種損失:有人可能摸索出辦法把外部效應內部化,然後從轉換新標準中獲利;但如上所述的話,獲利的機會變成泡影。此外,體制因素(如首先上市,專利和版權法,品牌,捆綁銷售,折扣等等)也可能為企業家獲利的機會,有了這些機會就可以期望會刺激把外部效應內部化的活動。兩個標準的表現差距越大,就越多這些圖利的機會。因此,要找出過度惰性的明顯例子並不容易。極為差勁的標準佔上風的例子可能維持不久,由權威強制執行,或是虛構。

標準的創建者很自然會把外部效應內部化。(9) 如果可以「擁有」標準,擁有人就可以把標準的好處據為己有,至少是小部分的好處。例如,Dvorak為鍵盤拿了專利。有機會從新標準獲得龐大利益的擁有者,有誘因去承擔轉換到新標準的部份成本。這誘因啟發多種內部化的策略。新產品製造商有時對早期採用者提高折扣,提供「貨必滿意」的擔保或是安排租貸。有些製造商對「舊換新」買家提供回扣,以價格來分別處理是否已投資在某種標準的買家。內部化策略可以很簡單:一些公用事業以前提供燈泡,一些超高頻電視台仍然提供免費的超高頻室內天線。許多行業的公司補貼或提供免費培訓,或是保證有足夠的操作人員。在打字機科技的最初五十年,製造商是訓練有素打字員的重要來源。(10)

另一個內部化策略是改換。新一代電腦供應商偶爾會提供服務,把文檔改換到新格式。有線電視公司提供硬件和服務,在過渡期內調教舊電視可以適用新天線系統。在本文的背景,有趣的是在二戰後一段時期,製造商只收取些小費用,可以把QWERTY改換為Dvorak打字機。(11)

所有這些策略往往揭露低效標準的明顯陷阱,附加條件是有助有效標準漸佔上風,重點是增如使用該標準的活動。如市場正在迅速增長,相對於未來使用者的數目,被舊標準縛住手腳的用戶數量是相對小的數目。音響卡匣銷售從來沒有受阻於與之前的雙轉盆八軌道錄音機不配合。16位電腦銷售也沒有因為與8位電腦不配合而受影響。

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因素是競爭標準的初期競爭。如選擇標準主要是看誰能把標準的價值內部化,可以預期在達爾文的優勝劣敗方式下,佔上風的標準是有條件的經濟競爭對手。鍵盤的歷史記錄當時是有競爭對手,但這些對手似乎認為競爭是過程,得出的結果與碰運氣沒有什麼分別。

審議了許多市場的複雜因素,表明「標準」的市場失靈並不是許多抽象模式約略表達的那樣有說服力。理論性抽象提出候選標準有那些也許是重要的,但只有實證核查才可以確定這些抽象模型是否與現實有任何關係。

(三)Dvorak鍵盤優勝的個案
Paul David向經濟學家介紹目前的標準鍵盤(被稱為通用或QWERTY鍵盤)其發展和持久使用的傳統故事。(12) 故事的主要特點如下。打字機的執行專利在1868年授予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他多年來繼續發展這機器。Sholes和同事要解決的問題,其一是當連接快速敲打某些字鍵時,鍵臂互相干擾,碰在一起。作為半解決辦法,Sholes重新安排鍵粒,最可能連接快速敲打的鍵粒分開放在打字機的兩旁。由於QWERTY鍵盤的設計是要實現這現在已經過時的機械要求,盡可能方便提高打字速度不是明確目標。一些作者甚至聲稱實際上鍵盤配置是盡量減慢速度,因為這是避免干擾的一種方法。但是,當時的設想是兩個手指的尋找式打字,因此鍵盤速度的設想是完全不同於觸摸打字的速度。

Sholes的專利權在1873年初賣給了雷明登父子公司E. Remington & Sons。雷明登進一步改善機械性能,並在1873年末開始商業化生產。

QWERTY故事的修正版本中,分水嶺事件是於1888年7月25日在辛辛那提市舉行的打字競賽。鹽湖城法庭速記員Frank McGurrin可能是第一位熟記鍵盤位置和使用觸摸打字的人,輕易打敗Louis Taub。Taub使用尋找敲打的方法,打字機是一台Caligraph,有72鍵,大小寫字母分為兩層。根據通俗歷史,這事件一勞永逸奠定雷明頓打字機和QWERTY鍵盤的技術優越地位。更重要的是,競賽令人們對觸摸打字大感興趣,特別是有興趣針對QWERTY鍵盤安排。據報導,那時候沒有人的打字速度可以超越McGurrin,所以也沒有辦法反駁雷明鍵盤安排是有效的說法。McGurrin在全國各地參加打字比賽和示範,成為名人。他選擇雷明登鍵盤很可能是隨意,但幫助做出了標準。因此,按照一般的說法,旨在解決短期問題的鍵盤成為數以百萬計打字員的日常標準。(13)

圖檔

1936年8月,August Dvorak為他的Dvorak簡化鍵盤(DSK)取得專利,聲稱這平衡兩手的負荷和更多使用有力的手指,大大減少打字必需的手指運動。發明人聲稱速度更快的優點是減少疲勞和更容易學習。大多數評論家,包括David,都接受這說法,但沒有引述美國海軍的實驗,證明DSK提高效率,重新培訓打字員的成本在到職後十天內已全部收回。(14)。雖然Dvorak鍵盤聲稱有這麼多優點,但從來不曾被廣泛接受。

這故事就是所謂目前使用的QWERTY鍵盤是市場失靈例子的基本論調。論調還伸展下去,謂打字員不會選擇Dvorak培訓,因為很難找到Dvorak打字機;辦事處不配備Dvorak打字機,因為沒有可用的打字員。

這是一個理想的例子。測試表現的標準項目不多,而Dvorak鍵盤在這些項目的表現有壓倒性優勢。這些特點意味著採用這優越標準的推動力應該非常強大。這些推動力量失敗,未能佔上風,這才值得我們嚴格審視。

(四)DVORAK的神話
Farrell and Saloner提到打字機鍵盤作為市場失靈的明顯例子。(15) Tirole的教科書也是如此。(16) 兩者都引用David的文章作為這問題的權威。然而,QWERTY與Dvorak對壘寓言有許多方面經不起仔細審查。首先,聲稱Dvorak是更好的鍵盤只有很少和值得懷疑的支持證據。第二,人體工程學研究文獻沒有發現科學上立得住腳的證據,說明Dvorak有顯著優勢。第三,標準是來自打字機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而競爭的激烈程度遠遠高於一般報導。第四,還有更多打字競賽,不只是辛辛那提市的一次競賽。這些競賽提供充分機會表現出其他鍵盤的優越性。在打字機的早期歷史中,QWERTY經歷多次重大挑戰,至少證明它是頗為適用,即使不是想像中的最適者。
1. Dvorak證據的缺失
一如許多打字機歷史學家,(17) David似乎認定Dvorak無可懷疑是優於QWERTY。他從來沒有質疑這說法,一貫指出QWERTY標準是較差。他最令人失望的證據是沒有文獻記載的美國海軍實驗。在報導海軍研究的聲稱後,他補充說:「假若一如〈蘋果〉廣告文案所謂,DSK可提升打字速度20至40%,為何這優良設計基本上遇上抗拒QWERTY打字機鍵盤前七次改善的力量?」(18.)

為什麼如此?經濟學家對QWERTY的存活覺得出奇,只是因為有明顯優勝的對手。David利用QWERTY的存活來說明路徑依賴的本質,歷史對經濟學家的重要性,以及理論無可避免會把現實過於簡化。多位理論家利用David的歷史證據作為本身版本市場失靈的實證。但這一切有什麼基礎?我們從David得到的只是沒有記載的聲言和一些廣告文案。

認為Dvorak是較為優勝的觀點頗為普遍。這觀點可以追溯到幾個主要來源。Dvorak和幾位共同作者在1936年出版一本書,有一些Dvorak本人的科學探討。(19) Dvorak和他的共同作者比較四個不同和完全獨立實驗的打字速度,這些實驗由不同研究人員為了不同目的而執行。(20) 其中一項實驗研究Dvorak鍵盤的打字速度,三項審查QWERTY鍵盤打字速度。幾位作者聲稱這些研究確定學習Dvorak的速度快於學習QWERTY。對實驗的方法有嚴重的批評,指出各項研究利用不同年齡和能力的學生(例如學習Dvorak的學生是芝加哥實驗學校的7年級和8年級學生,而學習QWERTY的是普通高中學生),在不同學系進行不同測試,參加實驗的班級上課時間不同。更為嚴重的是實驗沒有規定參與的學生是否隨機抽樣或是全體願意參加的學生。因此,他們的研究只能確立可以找到有一些研究:以日子計算,QWERTY鍵盤學生的進度似乎慢於Dvorak學生。即使這項Dvorak研究的證據也未能確定隨著學生進步,他們能否保持使用Dvorak鍵盤的優勢,因為隨著打字速度加快,差距似乎縮小。

一般來說,獨立評估是較為可取;而Dvorak和他的共同作者的客觀程度似乎尤其被人質疑。他們的著作偏重於鼓舞人心而不是科學作品。以下對鍵盤表現的描述是取自相關章節:
「只要略為複述一些簡單事實已足以指控現時沾沾自喜,命名為通用(b)鍵盤[QWERTY]的空間格局。從什麼時候開始宇宙是不平衡?只需稍為提到一些事實,已足以向大家雙重保證你最終可以克服這[QWERTY]鍵盤帶來的大多數障礙:許多不可避免的錯誤,期望已久的提速,令人沮喪的拖延,都不應怪在大家頭上。如果你為初學者成為無辜受害而大感為憤慨,請記住:少許情緒會提高決心。(21)
(b)這是文字遊戲,「通用universal」在作者筆下變成「宇宙universe」。

「對現時鍵盤的分析是如此具破壞性,安排改進是現代的當務之急。只要有簡化的鍵盤,就可以用更少時間學習速度更快,更準確,減少疲勞的打字,這是否很明顯。」(22)

Dvorak倡導者往往提出美國海軍的研究,作為一些較為浮誇聲稱的憑據,這項研究也是站不住腳。Arthur Foulke是Sholes的傳記作者,也深信Dvorak鍵盤的優越性,指出海軍研究報告多項誤差。他引用1943年10月7日的美聯社報告,大意是用新打字機鍵盤的打字員可以「飛快的打出每分鐘180字」,但隨後補充說:「然而,海軍部W. Marvin McCarthy少校在1943年10月13日致函作者,證實沒有任何記錄,也沒有這樣的速度測試,否認曾正式宣布這結果。」(23) Foulke還報告《商業周刊》在1943年10月16日的報導,謂打字速度是每分鐘108字,不是180。

我們幾經困難,取得海軍1944年的報告。(24) 報告沒有說明誰主持這項研究。研究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於1944年7月的實驗,第二部份是同年10月的實驗。報告的前言指出之前有兩次試驗,但「兩組不是真正公平的測試」,也沒有交待初期測試的結果。

載入報告的第一次實驗有十四位海軍打字員,用已改裝的Dvorak鍵盤每天再培訓兩小時。沒有說明如何選擇受試者,但似乎不是隨機過程。至少有十二位以前是QWERTY鍵盤打字員,平均每分鐘速度為32字,雖然海軍界定每分鐘50字是熟練的標準。打字員智商平均是98,技能靈巧度平均分有65%。研究報告謂打字員學習52小時才趕上原來的速度。平均完成83小時新鍵盤培訓後,打字速度增至平均每分鐘56字,比原來的32字快75%。

第二次試驗重新培訓十八位打字員學習使用QWERTY鍵盤,不清楚如何挑選這些打字員或是參與者是否知道正在參加實驗,也不知道培訓方式是否和第一次相同(海軍經常再培訓人才,不知道這是否其中一個小組)。報告沒有提到參與者的智商和技能靈巧度。在任何意義,這很難說是第一次實驗的對照組。這一組開始時的平均數是每分鐘29字,但測試這些成績的方法並不完全類似第一次試驗。報告指出由於三名打字員開始時的淨分數是零,因此開始和結束的打字速度,是最初和最後四次打字測試的平均數值。與此相反,第一次Dvorak實驗只採用第一次和最後測試的成績。這樣截尾式呈報數值大大減少了QWERTY鍵盤打字速度的增快。(25)

平均培訓158小時後,QWERTY再培訓的實測打字速度從每分鐘29字增至37字(28%),大大低於Dvorak鍵盤的增幅。

海軍的研究總結: Dvorak培訓比QWERTY再培訓是更為有效。但是,實驗設計有太多問題,這樣的研究結果不可以接受。這些成績是否適用於有正常打字速度的打字員,或只是那些低於平均水平的打字員?第一組的成績是否成績不佳的打字員回歸平均值?因為測量不一致,海軍的研究有多少低估增加QWERTY再培訓的價值?兩組打字員是否有類似的培訓?QWERTY打字機是否有大修,一如Dvorak打字機?這項研究有許多可能的偏見,全部都似乎有利於Dvorak設計。

海軍研究的作者似乎已先入為主,認為Dvorak優勝。在討論Dvorak鍵盤背景下和介紹研究結果之前,報告聲稱:「毫無疑問,很明顯簡化鍵盤是比標準鍵盤較易掌握。」(26) 後來他們指QWERTY是「牛」,而Dvorak是「吉普車」,還說:「再多刺激那頭牛都不能實質改變最終結果。」(27)

這些海軍研究還有其他可信度的問題,這與潛在的利益衝突有關。Foulke確定Dvorak就是Dvorak少校(28.),在二戰期間是海軍的操作研究分析的頂級專家。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Earle Strong教授,也曾出任美國標準協會辦公設備組的主席,報告1944年的海軍實驗和1946年一些財政部實驗,是由Dvorak博士主持。(29) 我們還知道這鍵盤對Dvorak有很多金錢利益。他擁有鍵盤的專利,當他在華盛頓大學任職時,從卡內基教育委員會收到至少十三萬美元資助研究。(30)

有關海軍或Dvorak,或他的追隨者報告的證據,還有更多的弱點 1956年,Strong為通用服務管理局做研究,提出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反對Dvorak鍵盤;這報告在當時相當具影響力。(31) David為經濟學家撰寫的歷史忽略了這項研究,其他為一般讀者而寫的歷史也同樣忽視。Strong認真執行了對照實驗,以檢視轉用Dvorak的成本和好處。他總結用Dvorak再培訓打字員,比諸QWERTY沒有任何優勢。

Strong的第一階段實驗,十位打字員用Dvorak鍵盤再培訓。這批打字員要練習二十五天,每天四小時,才趕上QWERTY鍵盤的打字速度。(可比對David聲稱海軍研究的結果是十天收回全部再培訓費用。)當打字員終於趕上舊時的打字速度,Strong開始第二階段的實驗。新訓練的Dvorak打字員繼續培訓,另一組十位QWERTY打字員開始培訓,以提高技能。在這第二階段,Dvorak打字員的進一步Dvorak培訓,進度落後於QWERTY打字員利用QWERTY鍵盤培訓。因此Strong得出結論:Dvorak培訓永遠無法收回成本。他建議政府為QWERTY打字員提供進一步的QWERTY培訓。這項研究就是負責選擇打字機的公司和政府機構放棄Dvorak的主因。(32)

Strong的研究沒有解答全部問題。因為選用有經驗的打字員,實驗不能告知Dvorak新手打字員會否學得比QWERTY新手打字員為快。此外,Strong的研究還有一個含義:QWERTY打字員的最終速度是快於Dvorak打字員(因為在第二階段實驗QWERTY組日益拉開與Dvorak組的差距),我們不能確定新手打字員的實驗會有相同的結果。(33)

無論如何,Strong的研究必須認真對待。這研究試圖控制兩組打字員的質量和得到的指導,直接解決海軍研究有關的再培訓成本和效益的聲稱。這研究與真正的公司或政府機構可能面對的決策平行:是否值得培訓現時的打字員?Farrell與Saloner提出QWERTY作為市場失靈的所謂例子,過度惰性就是所有企業要得到保證其他人都改變,才會改用新標準。如果我們接受Strong的結論,不是因為溝通失敗,企業才不再培訓打字員 或是打字員承擔本身的培訓費用。如果Strong的研究是正確,打字員改用Dvorak才是有效率。

現在,Dvorak的支持者對鍵盤沒有取得更大成就,有不同看法。山田尚勇Hisao Yamada是Dvorak的支持者,他試圖影響日本鍵盤的發展,為Dvorak鍵盤的失敗提出廣泛的解釋,歸咎於經濟大蕭條,Dvorak不懂得做生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和Strong的報告。他接著說:

「時常有人質疑Dvorak簡化鍵盤(DSK)的支持者,他們的理由有多方面。有人懷疑這是由於DSK支持者的優越性指導(因為他們都持有高級學位):這些導師的資歷憑證足以產生霍桑效應。其他人堅持,除了上文提到的通用服務管理局實驗,所有培訓實驗都是由DSK支持者執行,而且實驗的統計控制也是不如理想。這可能是有道理。但是,不用花太長時間就可以理解到要落實可以滿足統計人員的實驗,財務負擔很重…事實上,批評者不願意站出來支持這種實驗…可能表明他們批評的真正原因是項莊舞劍,意在…」(34)
(譯註: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當人們知道自己成為觀察對象,而改變行為的傾向。)

這是不懷好意的異議。(35)

然而,山田也承認Dvorak和支持者報告的實驗結果沒有多少可信度,而山田引用最有信服力的聲稱是來自Dvorak的作品。山田引述許多其他證據以支持他認為DSK佔優的意見,實際上可以用來反對Dvorak。山田提到1952年澳大利亞郵政局的研究顯示,在第一次實驗時DSK沒有優勢。只是在調整測試程序後(消除對優異表現的心理障礙),DSK才有較佳表現。(36)他列舉1973年的Western Electric研究,是基於六位打字員在接受104小時的DSK培訓,打字速度快於QWERTY打字2.6%。(37) 同樣,山田報告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在1978年的研究,打字員在培訓100小時後,迅速回升到舊有QWERTY鍵盤的97.6%。(38.) 這兩項實驗的再培訓時間類似Strong的報告,而不是海軍研究。但是山田認為這些研究本身是支持Dvorak。(39) 但不同於Strong,這些研究沒有包括同時用QWERTY鍵盤再培訓。Strong的研究指出,即使有經驗的QWERTY打字員,如果有更多培訓,他們的QWERTY打字速度也會加快。即使忽略這問題,Dvorak可能帶來的好處都遠低於美國海軍研究的報告。

2. 工效學文獻的證據

對鍵盤相對優點的最近研究見諸人體工程學文獻。這些研究提出證據,證明Dvorak的優勢微不足道或不存在。例如A. Miller and J. C. Thomas得出結論:「事實是沒有其他替代品顯示比一般使用QWERTY有明顯優勢。」(40) R. F. Nickells Jr.以兩項分析手和手指運動的研究基礎上,認為Dvorak比QWERTY快6.2%,(41),而R. Kinkhead發現Dvorak的優勢只有2.3%。(42) Donald Norman與David Rumelhart的模擬研究得出類似結果:

「在我們的研究…我們審查新手使用幾個不同英文字母排列的鍵盤,QWERTY鍵盤和一個隨機排列的鍵盤以控制以前已知悉QWERTY鍵盤。基本上,字母排列和隨機排列的鍵盤沒有分別。新手使用QWERTY鍵盤速度稍快,可能是以前已有所知。我們利用我們的模擬模型研究專業打字員,模型包括QWERTY和Dvorak的排列,以及一些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鍵盤。模擬結果表明,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鍵盤,慢於QWERTY 2至9%,而Dvorak鍵盤快於QWERTY約5%。這些數字吻合其他比較Dvorak和QWERTY的實驗研究,以及Card, Moran, and Newell為比較這些鍵盤的計算…。令人驚奇的是按鍵的佈局對專業打字員的差別不大。以打字速度求說,似乎沒有理由刻意選擇QWERTY,Dvorak或字母順序的鍵盤。鍵盤佈局可能很差勁,所以我們排除了研究涵蓋的兩個設計。」(43)

這些人體工程學研究特別有趣,因為Dvorak鍵盤聲稱的優勢是基於歷來宣稱可減少手指運動的人體工程學優勢。Norman與Rummelhart 的討論提出一些線索,說明為何Dvorak沒有支持者宣稱那麼多的優勢。他們認為,
最佳打字速度。鍵盤的設計應使:
A. 左,右手的負荷扯平。
B. 盡量利用中間排。
C. 盡量利用雙手交替的頻率,而盡量減少同一手指打字的頻率。

在這些變項,Dvorak鍵盤表現良好,特別是A和B: 打字工作67%是利用中間排,左右手分配是47-53%。雖然QWERTY鍵盤在條件A和B輸了(最多打字工作是在最上一行,兩手分配是57和43%),但把先後輸入鍵盡可能分開的安排有利於C因素,從而相對打字較快。(44)

Norman和Rummelhart解釋因素C是在打字時,空閒的手已準備下一次按鍵。因此Sholes小心安排鍵盤是為了解決機械問題,可能無意中頗大程度滿足了高效率打字的重要需求。

人體工學研究中一貫的結論,是結果沒有指出Dvorak有明顯優勢。這些研究不是明確的統計研究,但其負面說法似乎類似科學告誡說,當能夠測量的差異相對於原因不明的差額來說是相對微少的話,我們必須審慎從事。我們閱讀這些作者的話說,鑒於方法不精確,科學要謹慎,不能排除假設Dvorak和QWERTY是對等的。至少,多項研究表明Dvorak的速度優勢並不是David引述的Apple廣告所聲稱的20-40%。此外,這些研究表明,熟練打字員一般打字時使用Dvorak鍵盤可能沒有好處。看來,Dvorak「合理化」鍵盤的原則,可能沒有充分反映熟練打字員的動作,主要是因為打字似乎是相當複雜的活動。

最後由Frank McGurrin一槌定音,他是世界上所知第一個觸摸打字員:「讓打字員練習新句子,看有多快。然後在多次練習後,再計時:發現速度可能倍增。讓打字員嘗試另一新句子,速度可能下降至練習第一句之前的速度。為何如此?手指有能力快速動作,只是大腦還不熟悉鍵盤。」(45)

當然,任何體力活動可以預計都能熟能生巧。但是McGurrin實驗中,限制打字速度似乎是關乎心態,至少是神經技能;較少關乎手指可以完成指定動作的速度。

3. 打字機競爭

Shole發明打字機,不是全然從無到有。山田的報告指出之前有五十一種打字機的發明,包括一些早期的商業生產打字機。他指出: 「審查這些材料,顯示Shole的打字機幾乎吸納了大部份前人的想法,如果不是全部的話。」(46)

雷明登Remington早期有眾多商業競爭對手,有很多不同打字機,某些也頗為成功。Sholes打字機面世後,也有很多競爭者,最大和最重要的對手有Hall, Caligraph和Crandall。Sholes早期合夥人推出一種雙鍵盤Yost打字機,使用不同的油墨系統,字體尤其有吸引力。根據山田收集的生產數據,兩種勢均力敵,各自賣出大量打字機。(47) Franz Xavier Wagner曾參與設計I873年的雷明頓打字機,他開發一種打字時字體完全可見的打字機,但被Union打字機公司拒絕;該公司成立於1893年,是雷明登和其他六個打字機製造商合併而成。(48.) 1895年,Wagner加入John T. Underwood公司(即後來的Underwood公司),公司迅速增長,到了1898年,每星期生產兩百台打字機。(49) Wagner加入Union公司,還導致L. C. Smith離開,自立門戶;他在1904發明可視字體打字機。(50) 該公司是Smith-Corona公司的前身。
圖檔

有兩家製造商提供自己版本的理想鍵盤:Hammond在1893年,以及Blickensderfer在1889年。(.51) 每種打字機都曾存活一段時間,各有一些機械優勢。Blickensderfer後來生產可能是第一台便攜式和第一台電動打字機。Hammond後來生產Varityper,一種標準的辦公室排版機器,是今天桌面出版的前身。這些早期製造商生產不同鍵盤的打字機,當時觸摸式打字不是很流行。Blickensderfer公司是創立於著名,首先引進觸摸打字的辛辛那提競賽之後的一年。

在1980和90年代,購買打字機的辦公室一般都沒有打字員,或是市場沒有現成的打字員。因為出售一台新打字機器通常要培訓一名新打字員,因此以獨特鍵盤的製造商就有機可乘。直到1923年,打字機製造商為打字員介紹工作,是打字員的重要來源。在初期,打字機推銷員為打字員提供非常有限的培訓。(52) 由於幾乎每售出一台打字機就要培訓一名打字員,有獨特鍵盤的製造商沒有處於特別不利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製造商負責培訓費用,所以可以更迅速訓練的鍵盤特別有吸引力。

提供獨特鍵盤並不是昂貴的策略。Blickensderfer使用字體橫柱的排列,類似IBM的Selectric的字體球,所以可以很容易提供許多不同的配置。其他廠商通過把字粒簡單焊錫在不同鐵臂,安裝在不同槓桿,就可以有替代的鍵盤。所以製造商要改變鍵盤,技術改裝不是問題。

這些鍵盤對手最終當然是失敗。(53) 當時的QWERTY鍵盤的地位不是穩如泰山,排斥其他鍵盤不是因為不符合標準。打字機製造商追求和促銷任何有利爭取市場的技術優勢。較短的培訓和更快的速度,必然是獨特鍵盤打字機有吸引力的賣點。也不能指責對手的鍵盤是次貨,因為這些公司繼後成功生產了創新的打字機,但都是以QWERTY鍵盤為基礎。因此,我們不能把承傳下來的QWERTY鍵盤歸因於沒有替代鍵盤,或是這樣的鍵盤安排只有碰巧配上打字機。

4. 打字競賽
打字競賽是QWERTY鍵盤另一場考驗。傳統歷史少看了這些比賽。David的歷史僅提到辛辛那提州的競賽。Wilfred Beeching的歷史曾是非常有影響力,也僅提到辛辛那提州比賽,並且非常重視:「突然,雷明頓和Caligraph公司的經理意識到陷於自豪和絕望的極端:誰勝出就可擊退對手!」Beeching說競賽「一次過」奠定了雷明頓打字機的四排鍵盤。(54)

事實上,在此期間打字競賽和速度示範是相當普遍,用上許多不同的設備,廠家都各自聲稱保持最快速度紀錄。

《紐約時報》的標題〈奇妙的打字〉報導Osborne先生在紐約市示範(55)。 《時報》報導:「8月31日,Osborne先生是快速打字的冠軍,他在多倫多的速度是一分鐘126個字。」。 Osborne在紐約市示範五分鐘測試,每分鐘142個字,單一分鐘有179字,最快的30秒是每分鐘198字。他的對手是George McBride,蒙住眼睛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鐘129字。兩人都使用Caligraph打字機,沒有QWERTY鍵盤。《時報》說:「Caligraph選擇一個非常愉快的和有效的方式,證明他們的打字機不僅速度優越,也粉碎廣泛流傳的報告,謂蒙住眼睛不可以使用打字機。」(56) 注意這只是McGurrin在辛辛那提州勝出後的幾個月。

McGurrin和雷明登還有其他競賽和相當多的勝利。1888年8月2日,《紐約時報》報導McGurrin贏得紐約競賽,五分鐘聽打的速度為每分鐘95.8字。(57) 根據流傳的歷史,McGurrin似乎是唯一熟記鍵盤的人,但要注意的他強勁的對手。May Orr小姐每分鐘95.2字,M. C. Grant 每分鐘93.8字。1889年1月9日,《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雷明登仍然名列前茅〉,報導McGurrin又一次獲勝。(58.)

因為這些測試沒有認真的標準,我們應該避免把Caligraph速度與雷明頓速度比較。儘管如此,看來速度這問題並不是Beeching記載那個麼簡單。除了McGurrin,其他打字員也可以觸打,雷明登以外的打字機也很有競爭力。歷史基本上忽視了這些沒有助長QWERTY鍵盤最終建立領頭地位的事件。如這是雷明登公司或QWERTY鍵盤的歷史,這重點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究竟QWERTY鍵盤存在是否可歸因於發明家偶而突發奇想,這些事件是關乎重要。

(五)結論

過時標準構成的陷阱可能是相當脆弱,因為現實世界的情況讓其他人可以藉著較優越的標準圖利。我們不能僅僅依賴抽象模型得出結論認為比較差的標準一直存在。這樣的聲言要有實證研究。

作為市場失靈的實證例子,打字機鍵盤有很大的吸引力。鍵盤的目的是相當簡單:把字打上記錄介質。沒有衝突的目標把解讀表現變得複雜。但QWERTY與Dvorak之爭的流行歷史記載是有錯誤和不完整。首先,聲稱Dvorak鍵盤較為優越的說法值得懷疑。最引人注目的聲言可追溯至Dvorak本人;而最好的實驗記錄,以及最近的人體工程學研究,說明Dvorak鍵盤只有些微的優勢,甚或沒有。(59)

第二,流行歷史忽視了雷明登打字機和QWERTY鍵盤多位對手的衝勁,似乎隱喻Sholes和 McGurrin的選擇主要是權宜之計,沒有受到考驗就建立了標準。更認真閱讀歷史資料和檢查資料的原始來源,揭露出不同的故事:除了McGurrin,還有其他的觸摸打字員:速度紀錄各有各的說法:雷明登不是獨霸市場,使得有顯著優勢的鍵盤無法立足。如果寓言是教訓市場的運作,我們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誰勝出。龜免競跑,如果沒有免子,將會是是不同的故事。

我們搜索的歷史記錄揭示,除了證據有出入,我們的異議還有更重要的一面。我們解讀這段歷史,反映更根本的差異:對市場的看法,以及對社會制度發揮功能的看法。David的首要論點,是經濟理論必須基於世上的已知事件。對此我們非常同意。但諷刺的是,也許是不可避免的,David解讀歷史記錄,主要是他自己的隱晦市場模式所主導,這模式似乎是許多經濟思維的基本原因。在這模式,外源性貨物以某一價格出售,要麼接受,要麼拒絕。企業家的作用不大,或是沒有。一般都沒有貨品的擔保,沒有租賃市場,沒有合併,沒有虧損市場領導者的定價,沒有廣告,沒有市場調研。即使承認有這些複雜的機制,都只是零碎納入模式。引入這些機制,往往只是為了顯示這些機制會導致低效率,而不是說明過度利大於本可能構成謀取私利的機會。

在這樣沒有效率的競爭模式所建立的世界,意外之得可以長期存在,可謂不足為奇。在這樣的世界,走上錯誤的道路沒有什麼機會跳到替代路徑。糾正錯誤的個人利益過於微薄,不值得去糾正,也沒有代理人會設想一些手段來獲取糾正的總體利益一部份。

在這樣的世界有很多意外,這也是毫不奇怪。消費者沒有多少自由裁量權,以避免走向錯誤的道路。模式可以假定消費者遠見,甚至是完全理性,但總是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例如,在Farrell與Saloner的模式,消費者可以很好預測兩個候選標準的均衡,但沒有能力預見未來有更好標準。沒有告訴我們現在的領導標準是如何達致這地位:如David所言:「它就是這樣成長。」

但在某些時刻,用戶必須把資源投入一個標準,或是等待。在這一刻,他們有明確動機去審查競爭標準的特點。決定等待,拋棄過時的設備或技術,或繼續使用較差的標準,他們必須承受這些後果。因此,他們有明確的動機考慮走上替代路徑會有什麼發現。雖然他們預見未來事物的能力也許不是完美,但沒有理由認為相對於其他任何觀察員,他們的能力會是差勁。

最後,在失誤頻繁和長期存在的世界,「科學方法」一向無奈要重大改進市場結果。在這樣的世界,有足夠的空間讓開明的理性(大學教授是擬人法)去改善許多獨立決定的後果。鍵盤由機械工多番測試,有數以百萬計的打字員採用,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可信?如果我們只使用已消毒的市場模式,或是忽略這些機制面對競爭對手的活力,解讀歷史的結果並不是Cicero向歷史學家要求的真相,我們不應對此感到驚奇。

自學書院致讀者:經常有人投訴開放式課件沒有提供整套完整的自學教材。這是令人遺憾的事實。自學主要是個人努力,除了多知道一些新知識,希望課件能刺激你的思維,多走一步或幾步。

以這一篇文章為例,作者提出例證,說明前人有錯。事實是否如此?讀完這篇文章,你認為是否需要看看對方的論據,以及最近是否有人提出新的論點?QWERTY鍵盤對中文輸入有什麼影響?你能否找到David的文章作為參照?只有你的研究才可以形成你的觀點。這是自學的真諦。

歡迎你接龍,就以上的建議接力,把你的研究心得在這裡發表。)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五 7月 17, 2009 4:25 pm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7月 17, 2009 4:22 pm

腳註:
1關於標準的文獻比其他經濟學文獻更為嚴肅處理這陷阱。這反映一項假定:關乎標準,較難談到遠見,整合或佔用。當前文獻沒有解釋為什麼這些「外部效應」特別適用於標準。我們在下一篇文章有更多話要說。

2例如,參見Joseph Farrell & Garth Saloner, Standardization, 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 16 Rand J Econ. 70 l955): Michael L. Katz & Carl C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25 Am. Econ Rev. 424 1985): and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88).

3 QWERTY是指鍵盤左上角部分的字母鍵,也被稱為Sholes或鍵盤。

4 這有時也被稱Dvorak簡化鍵盤(DSK)。下文解釋鍵盤的排列順序有所不同。

5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75 Am Econ. Rev. 332 l985;and Paul A. David,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 William N Parker ed. 1986).

6 See Ronald Coase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17 J. Law Econ. 357 (1974) and Steven N.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16 J Law & Econ H (1973) Our debt is obvious.

7 Farrell & Saloner. supra note 2.

8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 Law & Econ. 1 (1960)。當然。惰性不一定是效率低下。拖延解決某標準,可能意味著當大多數用戶投入某科技時,已經較多了解相關科技和標準本身。回顧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12 J I Law & Econ 1 (1969) 有關效率本質的著名討論。如果神可以不費分文就採納正確的標準,任何惰性都是相對的過度(低效)。但以此作為嚴肅的基準,似乎是不明智。過度惰性應以一些可實現的結果來定義。再者,人們對轉換標準有保留,可以讓標準創造者把標準優化,而不是急於推出市場。如果第一個可用的標準總是得到採用,那麼標準就會如專利一樣,因為急於成為第一人而可能產生損失。雖然知道等待會產生更好和更有利可圖的產品,標準創造者可能急於推向市場。

9 我們可以自問:如果沒有一些金錢獎勵,為什麼要創立新標準。很難期望不是明顯,但成本昂貴的標準,會如天上甘露從天而降。

10 David "Understanding.. p 5另外參見Herkimer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The Story of the Typewriter: l873-192 (l923). 提到在1920年代初期,一間打字機公司每年培訓十萬名打字員。

11 Arthur Foulke Mr. Typewriter: A biography of 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106 (1961) 提到當地打字機商店可以把任何打字機改裝為Dvorak簡化鍵盤。改裝標準型打字機只需5美元。

12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supra note 5.

13這段歷史是依據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supra note 5,但亦請參見Wilfred A Beeching, A Century of the Typewriter (1974),作為上述特點和重點的解釋例子。

14 David, Clio. supra note 5. at 332如果這是真的,將是相當了不起。打字員轉用Sholes,打字更快,十天就可收回培訓費用。只計算工作日,再培訓的投資一年之內回報約23倍。這是否可能?公司是否通常會忽略回報率有22倍的投資?

15 Farrell & Saloner. supra note 2.

16 Tirole, supra note 2 at 405指出:「許多觀察家認為,即使考慮再培訓成本,Dvorak鍵盤優於QWERTY標準。但是,如只有一間公司製造這個替代鍵盤,或個別秘書轉用,這將是蠢事。」。在某些情況下,秘書和公司這樣的行為可能是愚蠢,但在許多真實世界的情況,這類型的行為並不愚蠢。例如,大型組織(聯邦,州和地方政府,財富500強公司等,通常有上千上萬的員工。如果真的可以在短期收回投資,這些組織就會開展培訓。見前註11和14。

17 For example, see Beeching, supra note 13, or Foulke, supra note 11.
18 David, Understanding. supra note 5, at 34.
19 August Dvorak, Nellie L Merrick, William L Dealy & Gertrude C. Ford, Typewriting Behavior 1 19361.
20 Id at 226.
21 Id. at 210.
22 Id. at 2217
23 Foulke, supra note 11 at 103.

24我們的研究小組圖書館員無法找到海軍研究的記錄,我們嘗試要求海軍提供副本。海軍研究圖書館員搜查海軍的記錄和所有官方圖書館也找不到。我們終於在Dvorak International找到一份。感謝Virginia Russell主任的幫忙。她以為副本是來自Underwood公司。文件若是取自公共檔案庫,我們對文件的歷史將會更為樂觀。我們收到的文件是A Practical Experiment in Simplified Keyboard Retraining--a Report on the Retraining of Fourteen Standard Keyboard Typists on the Simplified Keyboard and a Comparison of Typist Improvement from Training on the standard Keyboard and Retraining on the Simplified Keyboard. Navy department Division of Shore Establishments and Civilian Personnel, Department of Services. Training Section. Washington. D C. (July and October 1944) 。

25這不是無害的改變。我們得悉三位QWERTY打字員打字測試最初得分是零,但四天後得分上升到29,13和16(20頁),其他幾位打字員在最初四天也有類似的改進。這些改進是被視為研究人員要消除的純粹測試效應。但研究人員沒有同樣努力消除Dvorak打字員類似的測試效應。把計量資料只局限於平均起初4天,初始速度是零的三位打字員,其速度提升少報了至少13,12和14。假設只有兩位打字員有類似的測試效應,消除這測試影響之後,呈報的速度提高將減少3.6字,每分鐘的改進從46%降至28%。很難準確決定把測試成績局限於最初幾天的影響,也很難從許多已完成的測試剔除這效應。雖然這測量技術的影響既明顯且重要,但是,不容置疑的問題是這不是同樣適用於QWERTY和Dvorak打字員。

26 Navy. supra note 24. at 2.
27 id. at 23.
28 5 supra, note 11 at 103

29 Earle P. Strong.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in Simplified Keyboard retraining and Standard Keyboard Supplementary Training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I956).。然而,山田試圖駁斥對Dvorak鍵盤的批評,聲稱Dvorak沒有進行這些研究,只是提供打字機。參見山田尚勇Hisao Yamada, A Historical Study of Typewriters and Typing Methods: From the Position of Planning Japanese Parallels, 2 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175 (1980)。他承認研究進行時,Dvorak是在海軍和華盛頓,但否認有任何聯繫。我們不知道可以相信誰,但基於有力的間接證據和既然Foulke已指出Dvorak是海軍這方面的尖子專家,要說Dvorak對這些測試沒有很大影響,我們對此有懷疑。有趣的是,山田指責Strong歧視Dvorak鍵盤(188頁),也抨擊Strong的人格。他指責Strong拒絕提供其他(不知名)的研究人員和數據。他還暗示Strong偷走Dvorak的錢,因為在1941年,Strong應該是Dvorak鍵盤的支持者,他接受Dvorak贊助進行研究Dvorak簡化鍵盤,但沒有遞交報告。

30 Yamada supra note 29.
31 Strong supra note 29.

32當Strong進行實驗時,Dvorak已為大眾注意。至少有一個貿易集團採取的立場是一旦得到Strong研究的證實,將採用Dvorak作為新標準。參見《紐約時報》以下的報導:US plans to test New Typewrit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55; Revolution in the Offi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55; Key Changes Debated,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56; US. Balks at Teaching Old Typists New Keys,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56; and Peter White, Pyfgcrt vs. QWERTYuio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56, at 18.

33事實上,海軍和通用事務管理局的研究發現,最老練的打字員要用最長時間才趕上以前的速度,再培訓的改善也是最少。

34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9.
35 Also see note 29 supra.
36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5.
37 Id. at 188.
38 Id.

39山田解釋俄勒岡研究是支持Dvorak鍵盤。為了這樣做,他為俄勒岡州的數據配上指數函數,指出培訓時數無限,函數的限制是超出打字員最初QWERTY速度17%。但是這函數是相當平坦,任何即使只是溫和的得益似乎是在數據範圍之外。例如,10%的增幅將預計要有一百六十五小時培訓才會出現。

40 A. Miller & J. C. Thomas, Behavioral Issues in the Use of interactive Systems, 9 Int. J. of Man-Machine Stud. 509 (l977).
41 Cited in Hisao Yamada, Certain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gn of input Key-boards for Japanese Writing, in Cognitive Aspects of Skilled Typewriting 336 (William E. Cooper ed. 1983).
42 Cited in id. at 365.
43 Donald A Norman and David E. Rumelhart Studies of Typing from the LNR Research Group. in Cognitive Aspects of Skilled typewriting 45, (William E. Cooper ed. 1983).
44 Id.
45 George C. Mares. The History of the Typewriter (1909).
46 Yamada, supra note 41, at 177.
47 id. at 181.
48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165.
49 id. at 214.
50 id. at 165.

51 David, Understanding, supra note 5, at 38. Also see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40, 199.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4, 討論Hammond鍵盤時提到:「這“理想”安排遠遠優於QWERTY鍵盤,但不能落地生根,因為雷明登公司每年已經培訓大批打字員。」在1893年,Blickensderfer出產一台Hammond鍵盤的便攜式打字機。

52 Herkimer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supra note 10, at 78.

53我們要留意雖然QWERTY鍵盤是在美國發明,在世界各地已佔主導地位。外國國家引入打字機時,若然有其他更好的鍵盤,沒有必要採納這種鍵盤,因為還沒有曾受QWERTY鍵盤培訓的打字員。但所有其他鍵盤設計都敗於QWERTY。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鍵盤與美國的QWERTY鍵盤略有不同。主要差別是左上角鍵是AZERTY(鍵盤也以此命名),有幾個字鍵的位置不同,但大部份是相同。

54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41.
55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889, at 8.
56 id.
57 Id. at 2.
58 Id.

59 見註釋30-43的文字說明。這說法有多個版本,聲稱不值得轉用Dvorak。最強烈的說法是QWERTY鍵盤已證明是想像得到的最佳鍵盤,我們沒有提出這說法。我們也不能聲稱Dvorak證明不如QWERTY。我們的主張,是沒有科學證據表明Dvorak相對於QWERTY有任何真正的優勢。因為這主張,我們評估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失靈是很簡單,本來可以更複雜的。例如,如果Dvorak優勝,但總體社會得益是低於轉換的成本,情況也會像現在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在開始採用QWERTY鍵盤(如開始時是有其他選擇)的過程中尋找市場失靈。或者我們可能得出結論,認為Dvorak是更好;如我們能夠不費分文命令全體轉換和任何必要的重新分配,各方都會從中得益。這樣的結論即構成主流福利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當然,這種情況仍可能不構成Demsetz意義的市場,這需要考慮可以帶來改變的可行機制的成本。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7月 17, 2009 4:24 pm

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7.462 军事组织之创新(2001年春季)第九课:〈导弹〉的阅读资料

Liebowitz, S. J., and Stephen E. Margolis. "The Fable of the Key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90)

打字键盘的寓言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7月)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圖檔

(一)序言
「标准」这词语可以指任何社会公约(行为标准,法律标准),但通常是指要求确切统一的公约,(计量标准,计算机操作系统)。当前努力要控制高清电视,多重任务处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录像格式发展,令人更加关心标准。

有关「标准」的经济文献最近集中于选择标准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是强烈的说法其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既定标准可以坚持地战胜挑战者,即使所有用户喜欢挑战者主宰的世界,但用户无法协调他们的选择。例如,只要厂家继续生产β格式录映带,我们每个人可能更愿意有β格式录映机,但我们个别不会单独购买β格式机器,因为我们不认为有足够的其他顾客会购买,可以维持磁带供应。我不买购买β格式录映机,因为我认为你不会,你不买因为你认为我不会。最后,证明我们都是正确,但我们其实都吃亏。这当然是经济体系常见的「军令22条」。没有汽车,不会有加油站;没有加油站,不会有汽车。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难题,飚车永远不会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活动。(1)

这些经济学陷阱和难题的逻辑是无可挑剔,但我们最好考虑这些陷阱有时在市场上逃脱。显然,加油站和汽车确实存在,因此市场参与者必须使用一些技术来解开这难题。如果这「军令22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实证问题,起码我们希望看到至少有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在有关「标准」的经济学文献中(2),市场失灵的流行现实世界例子就是QWERTY键盘(3)和竞争对手Dvorak键盘。(4)报章和杂志报告经常提到这例子,似乎一般接受这是真实的,并且因为Paul David的文章吸引经济学家的注意。(5)根据流行的故事,由华盛顿大学教育系August Dvorak教授发明的键盘,大大优于由Christopher Sholes发明,沿用至今的QWERTY键盘。我们往往认为虽然Dvorak键盘优于QWERTY键盘,几乎没有人培训使用Dvorak,因为太少Dvorak打字机;没有Dvorak打字机,是因为太少Dvorak打字员。

本文检视打字机键盘的历史,经济学和人体工学。我们的发现表明,有关市场拒绝Dvorak的David版本没有呈报真实的历史;我们发表的证据表明,就目前对键盘设计的了解,继续使用QWERTY键盘是有效率的。我们总结Dvorak键盘例子,就像是以前有关市场失灵的蜂箱和灯塔寓言。这个市场失灵例子,不能通过历史记录的严格审查。(6)

圖檔

(二)一些「标准」的经济学
一些标准随时间而变化,作为社会公约的功能不会受损。例如语言随着时间而演变,加入有用的词汇和用法,放弃失去原先作用的功能。其他标准具有内在僵性。例如,以目前的技术,广播频率不能如管弦乐调音那样改变。学术著作越多越多缩写,但不会接受略长的1厘米,这会影响一连串的独立决定。如标准能以低成本转换成为最有效的形式(以采用这标准的眼光来看)。相反,如转换的成本昂贵,不适当的标准最有可能会较为耐用。
在最近的一篇有关标准的文章,Joseph Farrell和Garth Saloner发表对转换标准遇到的难题之正规探讨。(7) 他们建立「标准」导致市场失灵的假设情况。他们为即种即使有较优越标准但不为采用的情况建立新短语:过度惰性((a))。过度惰性是外部效应:每一不采用新标准的人,对其他潜在的新标准用户添加成本。在过度惰性的情况下,新标准可能明显优于旧标准,转换到新标准的私人成本总和,可能是少于私人利益的总和,然而转换没有发生。这要和以下的情况区分:常见的是发明新标准优于旧标准,但转换的成本过高,因而转换是不切实际。旧标准的用户可能对标准的选择感到遗憾,但他们继续使用的旧标准不是效率低下:把所有遗憾放在外部效应的大门外,是否是有点愚蠢?
(a) excess inertia
Farrell和Saloner的建构很有用,因为这说明市场失灵的理论可能性,也说明信息的作用。如所有参与者沟通无碍,他们的模型不可能有过度惰性。在这方面,标准与其他外部效应没有什么不同:交易成本是必不可少。因此,标准可以理解为Coase几十年前提出的框架。(8.)

就本质而言,这模式和其他类似的模式必须忽略他们所探索的市场的许多因素。有了优越标准,但依然坚持劣势标准,是存在某种损失:有人可能摸索出办法把外部效应内部化,然后从转换新标准中获利;但如上所述的话,获利的机会变成泡影。此外,体制因素(如首先上市,专利和版权法,品牌,捆绑销售,折扣等等)也可能为企业家获利的机会,有了这些机会就可以期望会刺激把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活动。两个标准的表现差距越大,就越多这些图利的机会。因此,要找出过度惰性的明显例子并不容易。极为差劲的标准占上风的例子可能维持不久,由权威强制执行,或是虚构。

标准的创建者很自然会把外部效应内部化。(9) 如果可以「拥有」标准,拥有人就可以把标准的好处据为己有,至少是小部分的好处。例如,Dvorak为键盘拿了专利。有机会从新标准获得庞大利益的拥有者,有诱因去承担转换到新标准的部份成本。这诱因启发多种内部化的策略。新产品制造商有时对早期采用者提高折扣,提供「货必满意」的担保或是安排租贷。有些制造商对「旧换新」买家提供回扣,以价格来分别处理是否已投资在某种标准的买家。内部化策略可以很简单:一些公用事业以前提供灯泡,一些超高频电视台仍然提供免费的超高频室内天线。许多行业的公司补贴或提供免费培训,或是保证有足够的操作人员。在打字机科技的最初五十年,制造商是训练有素打字员的重要来源。(10)

另一个内部化策略是改换。新一代计算机供货商偶尔会提供服务,把文档改换到新格式。有线电视公司提供硬件和服务,在过渡期内调教旧电视可以适用新天线系统。在本文的背景,有趣的是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制造商只收取些小费用,可以把QWERTY改换为Dvorak打字机。(11)

所有这些策略往往揭露低效标准的明显陷阱,附加条件是有助有效标准渐占上风,重点是增如使用该标准的活动。如市场正在迅速增长,相对于未来使用者的数目,被旧标准缚住手脚的用户数量是相对小的数目。音响卡匣销售从来没有受阻于与之前的双转盆八轨道录音机不配合。16位计算机销售也没有因为与8位计算机不配合而受影响。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因素是竞争标准的初期竞争。如选择标准主要是看谁能把标准的价值内部化,可以预期在达尔文的优胜劣败方式下,占上风的标准是有条件的经济竞争对手。键盘的历史记录当时是有竞争对手,但这些对手似乎认为竞争是过程,得出的结果与碰运气没有什么分别。

审议了许多市场的复杂因素,表明「标准」的市场失灵并不是许多抽象模式约略表达的那样有说服力。理论性抽象提出候选标准有那些也许是重要的,但只有实证核查才可以确定这些抽象模型是否与现实有任何关系。

(三)Dvorak键盘优胜的个案
Paul David向经济学家介绍目前的标准键盘(被称为通用或QWERTY键盘)其发展和持久使用的传统故事。(12) 故事的主要特点如下。打字机的执行专利在1868年授予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他多年来继续发展这机器。Sholes和同事要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当连接快速敲打某些字键时,键臂互相干扰,碰在一起。作为半解决办法,Sholes重新安排键粒,最可能连接快速敲打的键粒分开放在打字机的两旁。由于QWERTY键盘的设计是要实现这现在已经过时的机械要求,尽可能方便提高打字速度不是明确目标。一些作者甚至声称实际上键盘布局是尽量减慢速度,因为这是避免干扰的一种方法。但是,当时的设想是两个手指的寻找式打字,因此键盘速度的设想是完全不同于触摸打字的速度。

Sholes的专利权在1873年初卖给了雷明登父子公司E. Remington & Sons。雷明登进一步改善机械性能,并在1873年末开始商业化生产。

QWERTY故事的修正版本中,分水岭事件是于1888年7月25日在辛辛那提市举行的打字竞赛。盐湖城法庭速记员Frank McGurrin可能是第一位熟记键盘位置和使用触摸打字的人,轻易打败Louis Taub。Taub使用寻找敲打的方法,打字机是一台Caligraph,有72键,大小写字母分为两层。根据通俗历史,这事件一劳永逸奠定雷明顿打字机和QWERTY键盘的技术优越地位。更重要的是,竞赛令人们对触摸打字大感兴趣,特别是有兴趣针对QWERTY键盘安排。据报导,那时候没有人的打字速度可以超越McGurrin,所以也没有办法反驳雷明键盘安排是有效的说法。McGurrin在全国各地参加打字比赛和示范,成为名人。他选择雷明登键盘很可能是随意,但帮助做出了标准。因此,按照一般的说法,旨在解决短期问题的键盘成为数以百万计打字员的日常标准。(13)

圖檔

1936年8月,August Dvorak为他的Dvorak简化键盘(DSK)取得专利,声称这平衡两手的负荷和更多使用有力的手指,大大减少打字必需的手指运动。发明人声称速度更快的优点是减少疲劳和更容易学习。大多数评论家,包括David,都接受这说法,但没有引述美国海军的实验,证明DSK提高效率,重新培训打字员的成本在到职后十天内已全部收回。(14)。虽然Dvorak键盘声称有这么多优点,但从来不曾被广泛接受。

这故事就是所谓目前使用的QWERTY键盘是市场失灵例子的基本论调。论调还伸展下去,谓打字员不会选择Dvorak培训,因为很难找到Dvorak打字机;办事处不配备Dvorak打字机,因为没有可用的打字员。

这是一个理想的例子。测试表现的标准项目不多,而Dvorak键盘在这些项目的表现有压倒性优势。这些特点意味着采用这优越标准的推动力应该非常强大。这些推动力量失败,未能占上风,这才值得我们严格审视。

(四)DVORAK的神话
Farrell and Saloner提到打字机键盘作为市场失灵的明显例子。(15) Tirole的教科书也是如此。(16) 两者都引用David的文章作为这问题的权威。然而,QWERTY与Dvorak对垒寓言有许多方面经不起仔细审查。首先,声称Dvorak是更好的键盘只有很少和值得怀疑的支持证据。第二,人体工程学研究文献没有发现科学上立得住脚的证据,说明Dvorak有显著优势。第三,标准是来自打字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高于一般报导。第四,还有更多打字竞赛,不只是辛辛那提市的一次竞赛。这些竞赛提供充分机会表现出其他键盘的优越性。在打字机的早期历史中,QWERTY经历多次重大挑战,至少证明它是颇为适用,即使不是想象中的最适者。
1. Dvorak证据的缺失
一如许多打字机历史学家,(17) David似乎认定Dvorak无可怀疑是优于QWERTY。他从来没有质疑这说法,一贯指出QWERTY标准是较差。他最令人失望的证据是没有文献记载的美国海军实验。在报导海军研究的声称后,他补充说:「假若一如〈苹果〉广告文案所谓,DSK可提升打字速度20至40%,为何这优良设计基本上遇上抗拒QWERTY打字机键盘前七次改善的力量?」(18.)

为什么如此?经济学家对QWERTY的存活觉得出奇,只是因为有明显优胜的对手。David利用QWERTY的存活来说明路径依赖的本质,历史对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以及理论无可避免会把现实过于简化。多位理论家利用David的历史证据作为本身版本市场失灵的实证。但这一切有什么基础?我们从David得到的只是没有记载的声言和一些广告文案。

认为Dvorak是较为优胜的观点颇为普遍。这观点可以追溯到几个主要来源。Dvorak和几位共同作者在1936年出版一本书,有一些Dvorak本人的科学探讨。(19) Dvorak和他的共同作者比较四个不同和完全独立实验的打字速度,这些实验由不同研究人员为了不同目的而执行。(20) 其中一项实验研究Dvorak键盘的打字速度,三项审查QWERTY键盘打字速度。几位作者声称这些研究确定学习Dvorak的速度快于学习QWERTY。对实验的方法有严重的批评,指出各项研究利用不同年龄和能力的学生(例如学习Dvorak的学生是芝加哥实验学校的7年级和8年级学生,而学习QWERTY的是普通高中学生),在不同学系进行不同测试,参加实验的班级上课时间不同。更为严重的是实验没有规定参与的学生是否随机抽样或是全体愿意参加的学生。因此,他们的研究只能确立可以找到有一些研究:以日子计算,QWERTY键盘学生的进度似乎慢于Dvorak学生。即使这项Dvorak研究的证据也未能确定随着学生进步,他们能否保持使用Dvorak键盘的优势,因为随着打字速度加快,差距似乎缩小。

一般来说,独立评估是较为可取;而Dvorak和他的共同作者的客观程度似乎尤其被人质疑。他们的著作偏重于鼓舞人心而不是科学作品。以下对键盘表现的描述是取自相关章节:
「只要略为复述一些简单事实已足以指控现时沾沾自喜,命名为通用(b)键盘[QWERTY]的空间格局。从什么时候开始宇宙是不平衡?只需稍为提到一些事实,已足以向大家双重保证你最终可以克服这[QWERTY]键盘带来的大多数障碍:许多不可避免的错误,期望已久的提速,令人沮丧的拖延,都不应怪在大家头上。如果你为初学者成为无辜受害而大感为愤慨,请记住:少许情绪会提高决心。(21)
(b)这是文字游戏,「通用universal」在作者笔下变成「宇宙universe」。

「对现时键盘的分析是如此具破坏性,安排改进是现代的当务之急。只要有简化的键盘,就可以用更少时间学习速度更快,更准确,减少疲劳的打字,这是否很明显。」(22)

Dvorak倡导者往往提出美国海军的研究,作为一些较为浮夸声称的凭据,这项研究也是站不住脚。Arthur Foulke是Sholes的传记作者,也深信Dvorak键盘的优越性,指出海军研究报告多项误差。他引用1943年10月7日的美联社报告,大意是用新打字机键盘的打字员可以「飞快的打出每分钟180字」,但随后补充说:「然而,海军部W. Marvin McCarthy少校在1943年10月13日致函作者,证实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这样的速度测试,否认曾正式宣布这结果。」(23) Foulke还报告《商业周刊》在1943年10月16日的报导,谓打字速度是每分钟108字,不是180。

我们几经困难,取得海军1944年的报告。(24) 报告没有说明谁主持这项研究。研究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1944年7月的实验,第二部份是同年10月的实验。报告的前言指出之前有两次试验,但「两组不是真正公平的测试」,也没有交待初期测试的结果。

加载报告的第一次实验有十四位海军打字员,用已改装的Dvorak键盘每天再培训两小时。没有说明如何选择受试者,但似乎不是随机过程。至少有十二位以前是QWERTY键盘打字员,平均每分钟速度为32字,虽然海军界定每分钟50字是熟练的标准。打字员智商平均是98,技能灵巧度平均分有65%。研究报告谓打字员学习52小时才赶上原来的速度。平均完成83小时新键盘培训后,打字速度增至平均每分钟56字,比原来的32字快75%。

第二次试验重新培训十八位打字员学习使用QWERTY键盘,不清楚如何挑选这些打字员或是参与者是否知道正在参加实验,也不知道培训方式是否和第一次相同(海军经常再培训人才,不知道这是否其中一个小组)。报告没有提到参与者的智商和技能灵巧度。在任何意义,这很难说是第一次实验的对照组。这一组开始时的平均数是每分钟29字,但测试这些成绩的方法并不完全类似第一次试验。报告指出由于三名打字员开始时的净分数是零,因此开始和结束的打字速度,是最初和最后四次打字测试的平均数值。与此相反,第一次Dvorak实验只采用第一次和最后测试的成绩。这样截尾式呈报数值大大减少了QWERTY键盘打字速度的增快。(25)

平均培训158小时后,QWERTY再培训的实测打字速度从每分钟29字增至37字(28%),大大低于Dvorak键盘的增幅。

海军的研究总结: Dvorak培训比QWERTY再培训是更为有效。但是,实验设计有太多问题,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以接受。这些成绩是否适用于有正常打字速度的打字员,或只是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打字员?第一组的成绩是否成绩不佳的打字员回归平均值?因为测量不一致,海军的研究有多少低估增加QWERTY再培训的价值?两组打字员是否有类似的培训?QWERTY打字机是否有大修,一如Dvorak打字机?这项研究有许多可能的偏见,全部都似乎有利于Dvorak设计。

海军研究的作者似乎已先入为主,认为Dvorak优胜。在讨论Dvorak键盘背景下和介绍研究结果之前,报告声称:「毫无疑问,很明显简化键盘是比标准键盘较易掌握。」(26) 后来他们指QWERTY是「牛」,而Dvorak是「吉普车」,还说:「再多刺激那头牛都不能实质改变最终结果。」(27)

这些海军研究还有其他可信度的问题,这与潜在的利益冲突有关。Foulke确定Dvorak就是Dvorak少校(28.),在二战期间是海军的操作研究分析的顶级专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Earle Strong教授,也曾出任美国标准协会办公设备组的主席,报告1944年的海军实验和1946年一些财政部实验,是由Dvorak博士主持。(29) 我们还知道这键盘对Dvorak有很多金钱利益。他拥有键盘的专利,当他在华盛顿大学任职时,从卡内基教育委员会收到至少十三万美元资助研究。(30)

有关海军或Dvorak,或他的追随者报告的证据,还有更多的弱点 1956年,Strong为通用服务管理局做研究,提出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反对Dvorak键盘;这报告在当时相当具影响力。(31) David为经济学家撰写的历史忽略了这项研究,其他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历史也同样忽视。Strong认真执行了对照实验,以检视转用Dvorak的成本和好处。他总结用Dvorak再培训打字员,比诸QWERTY没有任何优势。

Strong的第一阶段实验,十位打字员用Dvorak键盘再培训。这批打字员要练习二十五天,每天四小时,才赶上QWERTY键盘的打字速度。(可比对David声称海军研究的结果是十天收回全部再培训费用。)当打字员终于赶上旧时的打字速度,Strong开始第二阶段的实验。新训练的Dvorak打字员继续培训,另一组十位QWERTY打字员开始培训,以提高技能。在这第二阶段,Dvorak打字员的进一步Dvorak培训,进度落后于QWERTY打字员利用QWERTY键盘培训。因此Strong得出结论:Dvorak培训永远无法收回成本。他建议政府为QWERTY打字员提供进一步的QWERTY培训。这项研究就是负责选择打字机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放弃Dvorak的主因。(32)

Strong的研究没有解答全部问题。因为选用有经验的打字员,实验不能告知Dvorak新手打字员会否学得比QWERTY新手打字员为快。此外,Strong的研究还有一个含义:QWERTY打字员的最终速度是快于Dvorak打字员(因为在第二阶段实验QWERTY组日益拉开与Dvorak组的差距),我们不能确定新手打字员的实验会有相同的结果。(33)

无论如何,Strong的研究必须认真对待。这研究试图控制两组打字员的质量和得到的指导,直接解决海军研究有关的再培训成本和效益的声称。这研究与真正的公司或政府机构可能面对的决策平行:是否值得培训现时的打字员?Farrell与Saloner提出QWERTY作为市场失灵的所谓例子,过度惰性就是所有企业要得到保证其他人都改变,才会改用新标准。如果我们接受Strong的结论,不是因为沟通失败,企业才不再培训打字员 或是打字员承担本身的培训费用。如果Strong的研究是正确,打字员改用Dvorak才是有效率。

现在,Dvorak的支持者对键盘没有取得更大成就,有不同看法。山田尚勇Hisao Yamada是Dvorak的支持者,他试图影响日本键盘的发展,为Dvorak键盘的失败提出广泛的解释,归咎于经济大萧条,Dvorak不懂得做生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Strong的报告。他接着说:

「时常有人质疑Dvorak简化键盘(DSK)的支持者,他们的理由有多方面。有人怀疑这是由于DSK支持者的优越性指导(因为他们都持有高级学位):这些导师的资历凭证足以产生霍桑效应。其他人坚持,除了上文提到的通用服务管理局实验,所有培训实验都是由DSK支持者执行,而且实验的统计控制也是不如理想。这可能是有道理。但是,不用花太长时间就可以理解到要落实可以满足统计人员的实验,财务负担很重…事实上,批评者不愿意站出来支持这种实验…可能表明他们批评的真正原因是项庄舞剑,意在…」(34)
(译注: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当人们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的倾向。)

这是不怀好意的异议。(35)

然而,山田也承认Dvorak和支持者报告的实验结果没有多少可信度,而山田引用最有信服力的声称是来自Dvorak的作品。山田引述许多其他证据以支持他认为DSK占优的意见,实际上可以用来反对Dvorak。山田提到1952年澳大利亚邮政局的研究显示,在第一次实验时DSK没有优势。只是在调整测试程序后(消除对优异表现的心理障碍),DSK才有较佳表现。(36)他列举1973年的Western Electric研究,是基于六位打字员在接受104小时的DSK培训,打字速度快于QWERTY打字2.6%。(37) 同样,山田报告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在1978年的研究,打字员在培训100小时后,迅速回升到旧有QWERTY键盘的97.6%。(38.) 这两项实验的再培训时间类似Strong的报告,而不是海军研究。但是山田认为这些研究本身是支持Dvorak。(39) 但不同于Strong,这些研究没有包括同时用QWERTY键盘再培训。Strong的研究指出,即使有经验的QWERTY打字员,如果有更多培训,他们的QWERTY打字速度也会加快。即使忽略这问题,Dvorak可能带来的好处都远低于美国海军研究的报告。

2. 工效学文献的证据

对键盘相对优点的最近研究见诸人体工程学文献。这些研究提出证据,证明Dvorak的优势微不足道或不存在。例如A. Miller and J. C. Thomas得出结论:「事实是没有其他替代品显示比一般使用QWERTY有明显优势。」(40) R. F. Nickells Jr.以两项分析手和手指运动的研究基础上,认为Dvorak比QWERTY快6.2%,(41),而R. Kinkhead发现Dvorak的优势只有2.3%。(42) Donald Norman与David Rumelhart的模拟研究得出类似结果:

「在我们的研究…我们审查新手使用几个不同英文字母排列的键盘,QWERTY键盘和一个随机排列的键盘以控制以前已知悉QWERTY键盘。基本上,字母排列和随机排列的键盘没有分别。新手使用QWERTY键盘速度稍快,可能是以前已有所知。我们利用我们的仿真模型研究专业打字员,模型包括QWERTY和Dvorak的排列,以及一些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键盘。仿真结果表明,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键盘,慢于QWERTY 2至9%,而Dvorak键盘快于QWERTY约5%。这些数字吻合其他比较Dvorak和QWERTY的实验研究,以及Card, Moran, and Newell为比较这些键盘的计算…。令人惊奇的是按键的布局对专业打字员的差别不大。以打字速度求说,似乎没有理由刻意选择QWERTY,Dvorak或字母顺序的键盘。键盘布局可能很差劲,所以我们排除了研究涵盖的两个设计。」(43)

这些人体工程学研究特别有趣,因为Dvorak键盘声称的优势是基于历来宣称可减少手指运动的人体工程学优势。Norman与Rummelhart 的讨论提出一些线索,说明为何Dvorak没有支持者宣称那么多的优势。他们认为,
最佳打字速度。键盘的设计应使:
A. 左,右手的负荷扯平。
B. 尽量利用中间排。
C. 尽量利用双手交替的频率,而尽量减少同一手指打字的频率。

在这些变项,Dvorak键盘表现良好,特别是A和B: 打字工作67%是利用中间排,左右手分配是47-53%。虽然QWERTY键盘在条件A和B输了(最多打字工作是在最上一行,两手分配是57和43%),但把先后输入键尽可能分开的安排有利于C因素,从而相对打字较快。(44)

Norman和Rummelhart解释因素C是在打字时,空闲的手已准备下一次按键。因此Sholes小心安排键盘是为了解决机械问题,可能无意中颇大程度满足了高效率打字的重要需求。

人体工学研究中一贯的结论,是结果没有指出Dvorak有明显优势。这些研究不是明确的统计研究,但其负面说法似乎类似科学告诫说,当能够测量的差异相对于原因不明的差额来说是相对微少的话,我们必须审慎从事。我们阅读这些作者的话说,鉴于方法不精确,科学要谨慎,不能排除假设Dvorak和QWERTY是对等的。至少,多项研究表明Dvorak的速度优势并不是David引述的Apple广告所声称的20-40%。此外,这些研究表明,熟练打字员一般打字时使用Dvorak键盘可能没有好处。看来,Dvorak「合理化」键盘的原则,可能没有充分反映熟练打字员的动作,主要是因为打字似乎是相当复杂的活动。

最后由Frank McGurrin一槌定音,他是世界上所知第一个触摸打字员:「让打字员练习新句子,看有多快。然后在多次练习后,再计时:发现速度可能倍增。让打字员尝试另一新句子,速度可能下降至练习第一句之前的速度。为何如此?手指有能力快速动作,只是大脑还不熟悉键盘。」(45)

当然,任何体力活动可以预计都能熟能生巧。但是McGurrin实验中,限制打字速度似乎是关乎心态,至少是神经技能;较少关乎手指可以完成指定动作的速度。

3. 打字机竞争

Shole发明打字机,不是全然从无到有。山田的报告指出之前有五十一种打字机的发明,包括一些早期的商业生产打字机。他指出: 「审查这些材料,显示Shole的打字机几乎吸纳了大部份前人的想法,如果不是全部的话。」(46)

雷明登Remington早期有众多商业竞争对手,有很多不同打字机,某些也颇为成功。Sholes打字机面世后,也有很多竞争者,最大和最重要的对手有Hall, Caligraph和Crandall。Sholes早期合伙人推出一种双键盘Yost打字机,使用不同的油墨系统,字体尤其有吸引力。根据山田收集的生产数据,两种势均力敌,各自卖出大量打字机。(47) Franz Xavier Wagner曾参与设计I873年的雷明顿打字机,他开发一种打字时字体完全可见的打字机,但被Union打字机公司拒绝;该公司成立于1893年,是雷明登和其他六个打字机制造商合并而成。(48.) 1895年,Wagner加入John T. Underwood公司(即后来的Underwood公司),公司迅速增长,到了1898年,每星期生产两百台打字机。(49) Wagner加入Union公司,还导致L. C. Smith离开,自立门户;他在1904发明可视字体打字机。(50) 该公司是Smith-Corona公司的前身。
圖檔

有两家制造商提供自己版本的理想键盘:Hammond在1893年,以及Blickensderfer在1889年。(.51) 每种打字机都曾存活一段时间,各有一些机械优势。Blickensderfer后来生产可能是第一台便携式和第一台电动打字机。Hammond后来生产Varityper,一种标准的办公室排版机器,是今天桌面出版的前身。这些早期制造商生产不同键盘的打字机,当时触摸式打字不是很流行。Blickensderfer公司是创立于著名,首先引进触摸打字的辛辛那提竞赛之后的一年。

在1980和90年代,购买打字机的办公室一般都没有打字员,或是市场没有现成的打字员。因为出售一台新打字机器通常要培训一名新打字员,因此以独特键盘的制造商就有机可乘。直到1923年,打字机制造商为打字员介绍工作,是打字员的重要来源。在初期,打字机推销员为打字员提供非常有限的培训。(52) 由于几乎每售出一台打字机就要培训一名打字员,有独特键盘的制造商没有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制造商负责培训费用,所以可以更迅速训练的键盘特别有吸引力。

提供独特键盘并不是昂贵的策略。Blickensderfer使用字体横柱的排列,类似IBM的Selectric的字体球,所以可以很容易提供许多不同的配置。其他厂商通过把字粒简单焊锡在不同铁臂,安装在不同杠杆,就可以有替代的键盘。所以制造商要改变键盘,技术改装不是问题。

这些键盘对手最终当然是失败。(53) 当时的QWERTY键盘的地位不是稳如泰山,排斥其他键盘不是因为不符合标准。打字机制造商追求和促销任何有利争取市场的技术优势。较短的培训和更快的速度,必然是独特键盘打字机有吸引力的卖点。也不能指责对手的键盘是次货,因为这些公司继后成功生产了创新的打字机,但都是以QWERTY键盘为基础。因此,我们不能把承传下来的QWERTY键盘归因于没有替代键盘,或是这样的键盘安排只有碰巧配上打字机。

4. 打字竞赛
打字竞赛是QWERTY键盘另一场考验。传统历史少看了这些比赛。David的历史仅提到辛辛那提州的竞赛。Wilfred Beeching的历史曾是非常有影响力,也仅提到辛辛那提州比赛,并且非常重视:「突然,雷明顿和Caligraph公司的经理意识到陷于自豪和绝望的极端:谁胜出就可击退对手!」Beeching说竞赛「一次过」奠定了雷明顿打字机的四排键盘。(54)

事实上,在此期间打字竞赛和速度示范是相当普遍,用上许多不同的设备,厂家都各自声称保持最快速度纪录。

《纽约时报》的标题〈奇妙的打字〉报导Osborne先生在纽约市示范(55)。 《时报》报导:「8月31日,Osborne先生是快速打字的冠军,他在多伦多的速度是一分钟126个字。」。 Osborne在纽约市示范五分钟测试,每分钟142个字,单一分钟有179字,最快的30秒是每分钟198字。他的对手是George McBride,蒙住眼睛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129字。两人都使用Caligraph打字机,没有QWERTY键盘。《时报》说:「Caligraph选择一个非常愉快的和有效的方式,证明他们的打字机不仅速度优越,也粉碎广泛流传的报告,谓蒙住眼睛不可以使用打字机。」(56) 注意这只是McGurrin在辛辛那提州胜出后的几个月。

McGurrin和雷明登还有其他竞赛和相当多的胜利。1888年8月2日,《纽约时报》报导McGurrin赢得纽约竞赛,五分钟听打的速度为每分钟95.8字。(57) 根据流传的历史,McGurrin似乎是唯一熟记键盘的人,但要注意的他强劲的对手。May Orr小姐每分钟95.2字,M. C. Grant 每分钟93.8字。1889年1月9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雷明登仍然名列前茅〉,报导McGurrin又一次获胜。(58.)

因为这些测试没有认真的标准,我们应该避免把Caligraph速度与雷明顿速度比较。尽管如此,看来速度这问题并不是Beeching记载那个么简单。除了McGurrin,其他打字员也可以触打,雷明登以外的打字机也很有竞争力。历史基本上忽视了这些没有助长QWERTY键盘最终建立领头地位的事件。如这是雷明登公司或QWERTY键盘的历史,这重点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兴趣的是究竟QWERTY键盘存在是否可归因于发明家偶而突发奇想,这些事件是关乎重要。

(五)结论

过时标准构成的陷阱可能是相当脆弱,因为现实世界的情况让其他人可以借着较优越的标准图利。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抽象模型得出结论认为比较差的标准一直存在。这样的声言要有实证研究。

作为市场失灵的实证例子,打字机键盘有很大的吸引力。键盘的目的是相当简单:把字打上记录介质。没有冲突的目标把解读表现变得复杂。但QWERTY与Dvorak之争的流行历史记载是有错误和不完整。首先,声称Dvorak键盘较为优越的说法值得怀疑。最引人注目的声言可追溯至Dvorak本人;而最好的实验记录,以及最近的人体工程学研究,说明Dvorak键盘只有些微的优势,甚或没有。(59)

第二,流行历史忽视了雷明登打字机和QWERTY键盘多位对手的冲劲,似乎隐喻Sholes和 McGurrin的选择主要是权宜之计,没有受到考验就建立了标准。更认真阅读历史数据和检查数据的原始来源,揭露出不同的故事:除了McGurrin,还有其他的触摸打字员:速度纪录各有各的说法:雷明登不是独霸市场,使得有显著优势的键盘无法立足。如果寓言是教训市场的运作,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谁胜出。龟免竞跑,如果没有免子,将会是是不同的故事。

我们搜索的历史记录揭示,除了证据有出入,我们的异议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我们解读这段历史,反映更根本的差异:对市场的看法,以及对社会制度发挥功能的看法。David的首要论点,是经济理论必须基于世上的已知事件。对此我们非常同意。但讽刺的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David解读历史记录,主要是他自己的隐晦市场模式所主导,这模式似乎是许多经济思维的基本原因。在这模式,外源性货物以某一价格出售,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企业家的作用不大,或是没有。一般都没有货品的担保,没有租赁市场,没有合并,没有亏损市场领导者的定价,没有广告,没有市场调研。即使承认有这些复杂的机制,都只是零碎纳入模式。引入这些机制,往往只是为了显示这些机制会导致低效率,而不是说明过度利大于本可能构成谋取私利的机会。

在这样没有效率的竞争模式所建立的世界,意外之得可以长期存在,可谓不足为奇。在这样的世界,走上错误的道路没有什么机会跳到替代路径。纠正错误的个人利益过于微薄,不值得去纠正,也没有代理人会设想一些手段来获取纠正的总体利益一部份。

在这样的世界有很多意外,这也是毫不奇怪。消费者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以避免走向错误的道路。模式可以假定消费者远见,甚至是完全理性,但总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例如,在Farrell与Saloner的模式,消费者可以很好预测两个候选标准的均衡,但没有能力预见未来有更好标准。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的领导标准是如何达致这地位:如David所言:「它就是这样成长。」

但在某些时刻,用户必须把资源投入一个标准,或是等待。在这一刻,他们有明确动机去审查竞争标准的特点。决定等待,抛弃过时的设备或技术,或继续使用较差的标准,他们必须承受这些后果。因此,他们有明确的动机考虑走上替代路径会有什么发现。虽然他们预见未来事物的能力也许不是完美,但没有理由认为相对于其他任何观察员,他们的能力会是差劲。

最后,在失误频繁和长期存在的世界,「科学方法」一向无奈要重大改进市场结果。在这样的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开明的理性(大学教授是拟人法)去改善许多独立决定的后果。键盘由机械工多番测试,有数以百万计的打字员采用,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信?如果我们只使用已消毒的市场模式,或是忽略这些机制面对竞争对手的活力,解读历史的结果并不是Cicero向历史学家要求的真相,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奇。

自学书院致读者:经常有人投诉开放式课件没有提供整套完整的自学教材。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自学主要是个人努力,除了多知道一些新知识,希望课件能刺激你的思维,多走一步或几步。

以这一篇文章为例,作者提出例证,说明前人有错。事实是否如此?读完这篇文章,你认为是否需要看看对方的论据,以及最近是否有人提出新的论点?QWERTY键盘对中文输入有什么影响?你能否找到David的文章作为参照?只有你的研究才可以形成你的观点。这是自学的真谛。

欢迎你接龙,就以上的建议接力,把你的研究心得在这里发表。)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7月 17, 2009 4:24 pm

脚注:
1关于标准的文献比其他经济学文献更为严肃处理这陷阱。这反映一项假定:关乎标准,较难谈到远见,整合或占用。当前文献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外部效应」特别适用于标准。我们在下一篇文章有更多话要说。

2例如,参见Joseph Farrell & Garth Saloner, Standardization, 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 16 Rand J Econ. 70 l955): Michael L. Katz & Carl C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25 Am. Econ Rev. 424 1985): and Jean Tirol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88).

3 QWERTY是指键盘左上角部分的字母键,也被称为Sholes或键盘。

4 这有时也被称Dvorak简化键盘(DSK)。下文解释键盘的排列顺序有所不同。

5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75 Am Econ. Rev. 332 l985;and Paul A. David,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 William N Parker ed. 1986).

6 See Ronald Coase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17 J. Law Econ. 357 (1974) and Steven N. Cheung,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16 J Law & Econ H (1973) Our debt is obvious.

7 Farrell & Saloner. supra note 2.

8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 Law & Econ. 1 (1960)。当然。惰性不一定是效率低下。拖延解决某标准,可能意味着当大多数用户投入某科技时,已经较多了解相关科技和标准本身。回顾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12 J I Law & Econ 1 (1969) 有关效率本质的著名讨论。如果神可以不费分文就采纳正确的标准,任何惰性都是相对的过度(低效)。但以此作为严肃的基准,似乎是不明智。过度惰性应以一些可实现的结果来定义。再者,人们对转换标准有保留,可以让标准创造者把标准优化,而不是急于推出市场。如果第一个可用的标准总是得到采用,那么标准就会如专利一样,因为急于成为第一人而可能产生损失。虽然知道等待会产生更好和更有利可图的产品,标准创造者可能急于推向市场。

9 我们可以自问:如果没有一些金钱奖励,为什么要创立新标准。很难期望不是明显,但成本昂贵的标准,会如天上甘露从天而降。

10 David "Understanding.. p 5另外参见Herkimer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The Story of the Typewriter: l873-192 (l923). 提到在1920年代初期,一间打字机公司每年培训十万名打字员。

11 Arthur Foulke Mr. Typewriter: A biography of 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 106 (1961) 提到当地打字机商店可以把任何打字机改装为Dvorak简化键盘。改装标准型打字机只需5美元。

12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supra note 5.

13这段历史是依据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supra note 5,但亦请参见Wilfred A Beeching, A Century of the Typewriter (1974),作为上述特点和重点的解释例子。

14 David, Clio. supra note 5. at 332如果这是真的,将是相当了不起。打字员转用Sholes,打字更快,十天就可收回培训费用。只计算工作日,再培训的投资一年之内回报约23倍。这是否可能?公司是否通常会忽略回报率有22倍的投资?

15 Farrell & Saloner. supra note 2.

16 Tirole, supra note 2 at 405指出:「许多观察家认为,即使考虑再培训成本,Dvorak键盘优于QWERTY标准。但是,如只有一间公司制造这个替代键盘,或个别秘书转用,这将是蠢事。」。在某些情况下,秘书和公司这样的行为可能是愚蠢,但在许多真实世界的情况,这类型的行为并不愚蠢。例如,大型组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财富500强公司等,通常有上千上万的员工。如果真的可以在短期收回投资,这些组织就会开展培训。见前注11和14。

17 For example, see Beeching, supra note 13, or Foulke, supra note 11.
18 David, Understanding. supra note 5, at 34.
19 August Dvorak, Nellie L Merrick, William L Dealy & Gertrude C. Ford, Typewriting Behavior 1 19361.
20 Id at 226.
21 Id. at 210.
22 Id. at 2217
23 Foulke, supra note 11 at 103.

24我们的研究小组图书馆员无法找到海军研究的记录,我们尝试要求海军提供副本。海军研究图书馆员搜查海军的记录和所有官方图书馆也找不到。我们终于在Dvorak International找到一份。感谢Virginia Russell主任的帮忙。她以为副本是来自Underwood公司。文件若是取自公共档案库,我们对文件的历史将会更为乐观。我们收到的文件是A Practical Experiment in Simplified Keyboard Retraining--a Report on the Retraining of Fourteen Standard Keyboard Typists on the Simplified Keyboard and a Comparison of Typist Improvement from Training on the standard Keyboard and Retraining on the Simplified Keyboard. Navy department Division of Shore Establishments and Civilian Personnel, Department of Services. Training Section. Washington. D C. (July and October 1944) 。

25这不是无害的改变。我们得悉三位QWERTY打字员打字测试最初得分是零,但四天后得分上升到29,13和16(20页),其他几位打字员在最初四天也有类似的改进。这些改进是被视为研究人员要消除的纯粹测试效应。但研究人员没有同样努力消除Dvorak打字员类似的测试效应。把计量数据只局限于平均起初4天,初始速度是零的三位打字员,其速度提升少报了至少13,12和14。假设只有两位打字员有类似的测试效应,消除这测试影响之后,呈报的速度提高将减少3.6字,每分钟的改进从46%降至28%。很难准确决定把测试成绩局限于最初几天的影响,也很难从许多已完成的测试剔除这效应。虽然这测量技术的影响既明显且重要,但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这不是同样适用于QWERTY和Dvorak打字员。

26 Navy. supra note 24. at 2.
27 id. at 23.
28 5 supra, note 11 at 103

29 Earle P. Strong.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in Simplified Keyboard retraining and Standard Keyboard Supplementary Training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I956).。然而,山田试图驳斥对Dvorak键盘的批评,声称Dvorak没有进行这些研究,只是提供打字机。参见山田尚勇Hisao Yamada, A Historical Study of Typewriters and Typing Methods: From the Position of Planning Japanese Parallels, 2 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175 (1980)。他承认研究进行时,Dvorak是在海军和华盛顿,但否认有任何联系。我们不知道可以相信谁,但基于有力的间接证据和既然Foulke已指出Dvorak是海军这方面的尖子专家,要说Dvorak对这些测试没有很大影响,我们对此有怀疑。有趣的是,山田指责Strong歧视Dvorak键盘(188页),也抨击Strong的人格。他指责Strong拒绝提供其他(不知名)的研究人员和数据。他还暗示Strong偷走Dvorak的钱,因为在1941年,Strong应该是Dvorak键盘的支持者,他接受Dvorak赞助进行研究Dvorak简化键盘,但没有递交报告。

30 Yamada supra note 29.
31 Strong supra note 29.

32当Strong进行实验时,Dvorak已为大众注意。至少有一个贸易集团采取的立场是一旦得到Strong研究的证实,将采用Dvorak作为新标准。参见《纽约时报》以下的报导:US plans to test New Typewrit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55; Revolution in the Offi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55; Key Changes Debated,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56; US. Balks at Teaching Old Typists New Keys,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56; and Peter White, Pyfgcrt vs. QWERTYuio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56, at 18.

33事实上,海军和通用事务管理局的研究发现,最老练的打字员要用最长时间才赶上以前的速度,再培训的改善也是最少。

34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9.
35 Also see note 29 supra.
36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5.
37 Id. at 188.
38 Id.

39山田解释俄勒冈研究是支持Dvorak键盘。为了这样做,他为俄勒冈州的数据配上指数函数,指出培训时数无限,函数的限制是超出打字员最初QWERTY速度17%。但是这函数是相当平坦,任何即使只是温和的得益似乎是在数据范围之外。例如,10%的增幅将预计要有一百六十五小时培训才会出现。

40 A. Miller & J. C. Thomas, Behavioral Issues in the Use of interactive Systems, 9 Int. J. of Man-Machine Stud. 509 (l977).
41 Cited in Hisao Yamada, Certain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gn of input Key-boards for Japanese Writing, in Cognitive Aspects of Skilled Typewriting 336 (William E. Cooper ed. 1983).
42 Cited in id. at 365.
43 Donald A Norman and David E. Rumelhart Studies of Typing from the LNR Research Group. in Cognitive Aspects of Skilled typewriting 45, (William E. Cooper ed. 1983).
44 Id.
45 George C. Mares. The History of the Typewriter (1909).
46 Yamada, supra note 41, at 177.
47 id. at 181.
48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165.
49 id. at 214.
50 id. at 165.

51 David, Understanding, supra note 5, at 38. Also see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40, 199. Yamada, supra note 29 at 184, 讨论Hammond键盘时提到:「这“理想”安排远远优于QWERTY键盘,但不能落地生根,因为雷明登公司每年已经培训大批打字员。」在1893年,Blickensderfer出产一台Hammond键盘的便携式打字机。

52 Herkimer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supra note 10, at 78.

53我们要留意虽然QWERTY键盘是在美国发明,在世界各地已占主导地位。外国国家引入打字机时,若然有其他更好的键盘,没有必要采纳这种键盘,因为还没有曾受QWERTY键盘培训的打字员。但所有其他键盘设计都败于QWERTY。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键盘与美国的QWERTY键盘略有不同。主要差别是左上角键是AZERTY(键盘也以此命名),有几个字键的位置不同,但大部份是相同。

54 Beeching supra note 13, at 41.
55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889, at 8.
56 id.
57 Id. at 2.
58 Id.

59 见注释30-43的文字说明。这说法有多个版本,声称不值得转用Dvorak。最强烈的说法是QWERTY键盘已证明是想象得到的最佳键盘,我们没有提出这说法。我们也不能声称Dvorak证明不如QWERTY。我们的主张,是没有科学证据表明Dvorak相对于QWERTY有任何真正的优势。因为这主张,我们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是很简单,本来可以更复杂的。例如,如果Dvorak优胜,但总体社会得益是低于转换的成本,情况也会像现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在开始采用QWERTY键盘(如开始时是有其他选择)的过程中寻找市场失灵。或者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Dvorak是更好;如我们能够不费分文命令全体转换和任何必要的重新分配,各方都会从中得益。这样的结论即构成主流福利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当然,这种情况仍可能不构成Demsetz意义的市场,这需要考虑可以带来改变的可行机制的成本。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回到 自學書院中譯本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1 位訪客

c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