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sanyi: 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式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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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sanyi: 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式 (1969)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4月 20, 2009 2:09 a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4.781J 政治經濟學 I:國家和經濟的理論第七課的閱讀文章。

英語原文:Rational-Choice Models of Political Behavior vs. Functionalist and Conformist Theories (John Harsanyi) 1969

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式與功能派及遵循派理論
《世界政治》(1968年10月至1969年6月)21期,513-537頁

简体版在下一栏

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4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1.導論

社會行為通論,幾十年來幾乎無人問津,在過去二十年人們似乎重拾興趣。這理論研究大部份以兩項假設為基礎。其一以功能派(有時稱為結構功能派)方法解釋社會制度,假定要理解社會制度,最好是理解制度的社會功能,即是制度如何維護整體社會體制。另一項假設暫稱為遵循派,因為沒有約定俗成的術語。遵循派解釋個人行為是基於假定要理解某社會中個人行為一致,最好是理解社會大多數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已經內化,共同接受的社會價值

基於這兩項假設最精致和著名的是TalcottParsons理論架構〔註1〕,但有其他社會科學家也是基於同樣的假設〔註2〕。

但是,即使功能派和遵循派近年來頗為流行,也引起廣泛批評〔註3〕。大多數批評者同意以下幾點:

(一)這些理論過度強調實際社會所見的共識和社會融合的程度,忽略利益衝突和對社會價值的異議在社會生活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們所知的政治流程。

(二)這些理論過度偏重靜態和保守:這最好只不過是社會均衡的靜態理論,不是社會變革的動態理論。

(三)正如Homans就Parson的方法而論,指出Parson的理論不是實證科學術語「理論」的意思。例如自然科學、經濟學和行為心理學這些實證科學,「理論」意思是以假設演譯理論,利用幾項相對簡單的理論假設來解釋許多實證事例。從邏輯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理論是一系列命題,全都是根據嚴謹邏輯(或是數學)從幾個命題中推論而得。相反的,Parson的理論是一系列的概念和定義,不是命題;明顯這更不是一系列命題形成一套假設演譯系統。

本文詳細討論對功能派和遵循派的這些和其他批判。但這不足以顯示這些理論有一些重要的分析性和實證性缺陷。真正的問題:究竟是否有其他理論方法,而不會招來類似的批評。本文的要旨是指出:基於理性選擇(理性行為或理性決策)的理論有提出另外的方法;這是從經濟學借來的,已適度綜合歸納,用以分析非經濟行為。

有別於功能派理論,理性行為理論很自然趨向假設演譯形式,以幾項理論假設(例如假設人們行為的真正目的,可用資源和訊息等等)來解釋各種實證事例。又有別於功能派理論,理性行為理論可以用同樣方法解釋社會穩定和社會變革;利用現代賽局理論的資源,可以容易分析社會衝突和社會合作,即使實證的社會情況是兩者格格不相入混合〔註5〕。

2.理性行為的概念導論

在常識層次,理性行為的概念通常是指選擇適當的手段來達成某些既定目標。例如,短時間內要從紐約到倫敦,乘飛機是「理性」;選擇海路是「非理性」,因為這不能達成目標。

在常識層次,理性行為概念已經有強大的解釋力量。例如要從紐約到倫敦,可以解釋要達成這目標的一系列行動。

但是,傳統經濟學家已經大大增強理性行為概念的解釋力量,從選擇不同手段擴大到選擇不同目標。在這個較為廣泛的概念,如某人是根據一致的偏好尺度,在不同目標中作出選擇,這行為是理性的,即是他根據他認為每一目標的相對重要性或效用作出選擇。

一旦採取這較廣泛的理性概念,就無需只限制於分析追求一些固定目標的人類行為,可以擴展到分析人們目標的改變。例如,倘若走一轉的吸引力大大降低,或是另外花錢和花時間的方法吸引力大大增加,這可以解釋為何取消倫敦之行。

現代的決策理論和賽局理論已經很重要地把理性行為概念進一步廣泛化;決策理論是關乎在危機和不肯定情況中的理性行為,賽局理論是關乎與其他理性對手有策略互動情況中的理性行為〔註6〕。

最後要提到以HerbertA.Simon之名,理性行為理論的重要發展〔註7〕。從古典經濟學到賽局理論,這些理性選擇的規範性理論忽略了決策者處理訊息的能力有限,所以不能全面現實預測人們的決策過程。相反的,Simon的有限理性理論試圖全面考慮人們處理訊息的能力限制。有別於規範性的理性理論,這不僅是有已知選擇的理性選擇理論,這理論是關乎具體的決策問題如何實際出現,吸引了相關決策者的注意;這理論也是關乎方案(新政策建議)是如何創立,並在決策過程中得到考慮。

3.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式

提議利用理性選擇模式來分析非經濟的社會行為,當然不是新鮮事物。甚至可以辯解傳統政治學的兩套重要思維:內部政治的利益團體理論,和國際政治的國家利益理論,其實是一些不精確,不正規的理性選擇方法。還可算入馬克斯的階級利益理論。

這些傳統「利益理論」和現代意義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家族近似,確實無需過度強調。正是因為這些傳統理論引用了定義不清的概念和不精確的理論假設,所以沒有全面利用理性選擇方法的智慧資源,留下許多重要的分析性問題。例如,「利益」這概念是這些理論的基礎,但從沒有精確定義,尤其是沒有認真嘗試澄清人們的經濟與非經濟利益,短期與長期利益,個人或團體與在國家或國際層次較廣泛利益之間的關係。對導致和平妥協協議的條件,或導致不同規模和程度的社會衝突情況,從來沒有理論分析;也沒有試圖說明管制不同社群形成聯盟的法則,或是理解決定不同團體相對談判權力的一般因素〔註8〕。

但是近年來有多方嘗試利用較為嚴謹和精確的理性選擇模式來分析非經濟的社會行為,尤其是政治行為;愚見認為有些是頗為成功〔註9〕。

但在理性選擇模式能在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可以合理廣泛應用之前,還需解決一些重要的理論性問題。

4.選擇動機性假設

問題之一是在分析非經濟的社會行為時,要作出什麼動機性假設。用術語來說,這等同要怎樣假設人們的效用函數─他們試圖達成的目標,以及賦予每一目標的相對重要性。

理性選擇理論的解釋力量,取決於以幾項相對簡單的動機性假設,解釋不同形式,頗為複雜實證事例的能力。若然動機性假設是足夠的複雜,就可以「解釋」任何行為;這即是說沒有解釋任何行為。舉一個極端例子,只是利用個人有意欲(或偏好)以某種方式行事,來「解釋」任何可以設想的行動;這明顯是毫無用處的重複贅述。

古典經濟理論有這強大的解釋力量,重要理由正是其動機性假設是極度簡單:至少在經濟活動中,經濟私利幾乎是人類行為的唯一推動力量〔註10〕。

基於類似的動機性假設,Downs曾提出一套政治行為理論〔註11〕。根據他的理論,專業政治家和選民的動機都是私利,誠然大體上是經濟私利。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當選或連任,而選民是要選出政策符合他的經濟(和其他)利益的政府。Downs的理論以驚人簡單的動機性假設,成功解釋人們的實際政治行為,這一再說明這是人類行為的有力理論,其解釋力量趨近經濟理論。

當然,這不是否認這樣的單一動機人類動機理論,視私利為人類行為唯一重要目標,是把我們所知的人類動機極為激烈和不現實過度簡化。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和政治行為,大部份可以利用這簡單的動機性假設來合理解釋,真是頗為令人驚訝;但這確實是明顯存在和非常重要的實證事例。

無論如何,我認為日常的經濟和政治行為,有許多重要方面不可以利用這過度簡單的人類動機理論來解釋,這也是明顯存在和非常重要的實證事例。即使在經濟生活,要解釋人們行為的許多方面,必要承認許多人的動機不是經濟性,也不是自我主義。

在政治生命,非經濟和(或)非自我動機似乎更為重要。私利不足以解釋這基本事實:人們選擇去投票,既有成本又不方便,即使他們因為投票而取得個人利益的機會幾等於無,更不要說經濟利益了。同樣,政黨的志願工作人員同甘共苦,動機似乎主要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私利(甚至只是政黨贏得選舉的私利)。甚至有些政治家不是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而犧牲私利。在經濟和政治以外,在社會活動中,非經濟和非自我動機的重要性也是同樣明顯。

為了公平處理這些實證事例,我認為要以較為寬鬆的動機性假設,取代純粹自我經濟動機的單一動機理論。確切地說,這是以較為複雜取代極為簡單的動機理解。理由是動機性假設只需稍為變得複雜,就可以得出一個理論,解釋關於人類行為較為廣泛的實證事例。這又同時把我們對人類動機的假設更趨近日常觀察和內省,這告訴我們心理動力是在推動人類行為。

5.相對效用權重的難題

誠然,理論一旦引入幾個不同的動機,而不是以經濟私利作為唯一的動機力量,即時面對的難題是每一動機在不同社會情況有什麼相對力量。分析上來說,這等同要找出人們的效用函數會為不同經濟和非經濟目的指派什麼相對效用權重。概念上,這是完全類似要求人們的效用函數會為不同經濟商品指派什麼相對效用權重(邊際效用率)。

困難在於暫時未能以理論性考慮來預測這些相對效用權重是什麼,或只是在極小範圍。要有系統作出預測,要有理論說明人們考慮經濟商品和不同事物的非經濟價值,其效用函數的數學形式和基本參數。最終可能有開發這樣的理論,但現在沒有可用的理論。因此,暫時只能做到的,就是從人們在不同社會情況中他們本身的可觀察行為推論這些效用權重。

然而,除了經濟學家,許多社會科學家以科學方法論為理由,反對利用理性選擇模式。他們辯解如果從觀察行為得出效用函數的參數,然後利用這估算得出的效用函數來解釋行為,解釋只是團團轉,沒有科學價值。

事實上,自然科學和經濟學慣常以實證事例估算某一理論的參數,全部參數配以數值,然後以理論解釋同一事實。根據科學和統計方法論的普遍接受標準,這程序完全站得住腳,只要從實證事例導出的理論性參數數量,是大大少於這理論可以解釋的獨立實證事件的數量,不會形成惡性循環。

總的來說,我們已經試圖說明,只要這理論假設的獨立動機數量是在極少數目的合理範圍,那麼以多個獨立動機(幾項有正數值的獨立目標)的效用函數來解釋人們的行為,是完全合理。即使人們是從本身行為推論,為不同動機(為達致不同目的)配以實際的效用函數,而不是基於較為普遍的理論性考慮,這也是正確。

與此同時,我們的分析說明我們必須堅持,無論是為了「較接近現實」或任何其他理由,不要受到誘惑而在理論中作出多於幾個基本動機性假設。這是因為理論涉及數目的獨立動機,就會涉及從實證事例估算的數目參數,就會有不可接受的循環,不能用這理論來解釋這些實證事例。以下是另一種說法:若是理論要有任何真正的解釋力度,動機性假設必須保持在最低的複雜程度;即使不是簡化到只假設經濟私利是人類行為的唯一重要動機。

6.四項動機性假設

(一)「低成本」中立性和公益精神的假設。
在行為會嚴重影響利益的情況,人們傾向追隨本身的個人利益(或是有密切關係的他人,社群或組織的利益)。但如所涉及的利益不是重要或是沒有利益的情況,人們樂意被較為全面的社會考慮指引本身的行為。(換句話說,如中立和公益精神的成本低,人們傾向於中立和公益精神。)

例如,社會有利益衝突的法律,是因為在嚴重影響法官和官員本身個人利益或親密親友利益的情況,我們不相信他們保持中立。但我們期望他們在其他情況會合理的保持中立。如期望往往令人失望,法制和政府制度就不能維持。

(二)中立,有同情心第三者整合利益的假設。
在衝突的情況,涉及各方都是以本身觀點來判斷所有事情。但根據假設(一),沒有受到直接影響的第三者很自然以一般中立的準則來審度情況。常規情況下,這些第三者的行為通常等同試圖最大化一些「社會福利函數」,即是涉及各方的利益得到「公平妥協」,甚至社會全部成員的利益也是如此。

這模式可用於解釋不同類型的利益整合概念,例如「團體利益」和「社會利益」或「公共利益」。誠然,道德本身的概念也可以這樣解釋。概念上,道德觀點就是中立第三者的觀點,第三者同情涉及各方的利益,但沒有偏見要偏重任何一方〔註13〕。一旦人們習慣以道德準則來看所有議題,或是以團體利益或社會利益這些標準來判斷,他們可能利用道德準則或利益整合概念,即是他們可能選擇外間觀察者的觀點,甚至在直接涉及本身利益的情況。但在分析時,我們要最好理解道德或團體利益和社會利益,就要如原先的把這視為在這情況中沒有個人利益的第三者觀點。

如暫且放下這些概念的哲理重要性,可以從社會科學角度看出這些概念的重要性,是社會衝突的後果通常是由不涉及利益的第三者決定;在許多情況,管制第三者行為主要是本身的道德意識,或是他們的「團體利益」或「社會利益」的定義。

(三)以理性選擇決定個人責任的假設。
在任何時刻,人們可以自由理性選擇最有功用的行為,是受限於對家庭、好友、有關係的一些社會組織或沒有組織的社會群體的個人責任。這些責任要求他們的行動比較在沒有責任時是較為照顧他人的利益。

人們是如何首先認識這些責任?可以合理假設是在正常情況下,是通過理性選擇學會這些責任:比較任何責任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包括純粹主觀心理性質的好處和壞處)。例如,人們一般是基於本身(和家庭)的經濟和非經濟利益決定是否做這份工作,這是否在某些方面有責任為僱主的利益服務。又比如決定是否要收養小孩,承擔照顧的責任;人們會權衡與小孩建立親密關係,相對於養育的成本和麻煩等等。當然,一旦他作出承擔,就有社會壓力要求他遵守,而他本人要盡責的感覺也會是同一方向。基於這些考慮,假設(三)的命題是:在任何時刻,人們的自由理性選擇,是受限於他們以前的責任承擔。然而,接受這樣的責任本身就是理性選擇。

(四)經濟動機和為社會接受動機的假設
前三項假設是關乎自私和無私動機之間的關係。最後一項假設是關於人們為本身爭取的目標對象(也可以假定是他們為關心的他人爭取)。這項假設是認為人們的行為可以用兩種主導利益來解釋:經濟得益和社會地位。我們在另一篇文章辯解追求社會地位頗大程度是追求社會認同,社交上更容易結識朋友,私交好友,生意夥伴,結婚對象等等〔註14〕。因此我們提出的命題如下;可以用兩種主導利益來解釋人們的行為:經濟得益和社會地位。當然,經濟得益一般不是純粹的目的,而是作為達致其他目標的手段;在較為次要的程度上,社會認同也是如此。但就本文的意義而言,暫時無需以更基本的心理動機來解釋這兩種利益。)


這四項假設,目的是在於描述我們打算採用的主要動機變項,以及概述各項變項在動員人類行為時的假設作用。第5節已經提出理由,說明這些假設沒有試圖具體預測人們的效用函數如何在不同情況為不同動機賦予相對的重要性。

舉例而言,假設(一)只是預測人們只能抗拒低度誘惑,但不能抗拒強烈誘惑把私人和階級利益置於整體社會利益之上。但這項假設沒有界定在不同社會情況下,「低度」和「強烈」誘惑的分界線。要在每一情景(例如投票行為)劃出這分界線,必然要從相關的實證事例導出。

同樣的,假設(四)只是指出經濟得益和社會地位(或社會認同)是人類行為的兩大目標對象,但沒有試圖具體說明作為不同範疇人類行為的推動力,這兩者的相對重要性。這也是要從相關的實證事例導出。

隨著我們多懂一些人類動機,繼續試驗各項動機性假設,我們會以較具體預測的假設來取代這些動機性假設。我們這四項假設當然不是搜尋適當的動機性假設的最後定案,但我們認為現時的形式比諸人類動機的經濟私利理論已是重大進步。

7.「非理性」行為

任何理性選擇理論的重大挑戰,是如何解讀什麼是或至少看來是「非理性行為」。其實,「非理性行為」這詞語頗為誤導,因為這先入為主判斷這些行為是否有任何有用的目的。較為適當的描述是象徵/符號表達行為。

不同學派的心理學家對涉及的具體心理機制沒有共識,但明顯有兩項心理事實:
(1)如對某人某物有強烈的正面或負面感情,這份感情會伸延至與此有相關類似或時空接近的人或物。
(2)人們從象徵/符號行為中得到相當的心理滿足,即是行動投向他們感情的次要目標。

有了這兩項事實,這些象徵/符號行為本質上沒有什麼「非理性」。雖然要進一步解釋有時人們為了這些象徵/符號行為而付出頗大代價,這似乎與可能得到的心理滿足感不成比例。在許多情況,這些行為可能只是因為神經質和心理病,但這似乎看來不是解釋,至少不是充份解釋。

一些看來是過度沉迷的象徵/符號行為,有時是表達社會責任的方法。例如,反對黨反對政府政策,組織抗議遊行,明知道這對政府的行動沒有絲毫作用,這是因為要有機會讓參加者承擔支持反對黨。(如示威者的名字可能公開,承擔特別有效;他們不容易變節支持政府。)

在另一些情況,熱衷於象徵/符號行為可能因為絕望:人們已經放棄以現實行動達致目標,改而轉向魔法、儀式、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象徵/符號行為,認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損失。這似乎是許多形式的社會運動背後的成因,從崇拜先知的邪教到極端政黨。

但是,要留意「非理性」社會政策(極度沒有效率和弄巧成拙的政策),不必然是個別參與者的「非理性」行為所導致。例如,有些國家一方面採取持續挑釁敵人的強硬外交路線,另一方面為了經濟原因軍費開支不多。

從國家的觀點來看,這是最不可取的組合。但從負責這政策的政治家觀點來看,這可能是最容易的政治妥協:一方面是強硬外交路線的支持者(可以假定他們要求更多的國防預算),另一方是節約預算的支持者(可以假定他們情願外交路線不是這樣的挑釁性)。

8.動態解釋

利用這個基本理論框架,以下討論社會價值概念的理論地位,以及社會行為的遵循模式。

社會價值概念,在描述層面有其明顯功能:可作為某一社會遵循某些社會行為的參考短寫。但若然目的是要解釋社會行為而不是描述,那麼有關某社會的社會價值陳述只為解釋添麻煩,而不是解答問題。例如:「美國人傾向重視商場成就」(可能比其他大多數社會較為重視)這句陳述,是關於人們行為的某類型實證事例的有用總結,但這除了一些瑣碎和近乎重複贅述的意思,沒有「解釋」事實。另一方面,陳述是說明美國社會一項重要的特質,這需要解釋。

比對之下,社會行為的遵循模式把社會價值視為基本解釋的變項(獨立變項),變項本身是不需要解釋。無論如何,這模式的推動者從來沒有認真面對如何解釋不同社會的社會價值這問題;雖然我認為這是關於社會行為必須回答的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理論性問題。

這一刻必須引入兩種理論性解釋的重要分別。如某社會變項是以同一時期的變項來解釋,稱之為靜態解釋;如用來解釋的變項,至少有一些是早於要解釋變項,稱之為動態解釋

正如我在較早一篇文章試圖說明〔註15〕,大多數社會變項需要動態解釋,因為變項有某程度的相關「惰性」。社會價值肯定是這類型的變項。當社會情況有改變,價值態度不會即時全面依據新情況調整。即使這些新情況以後恆久不變,價值態度要全面調整至新均衡,估計也需要一段長時間。

因此在一個改變中的社會,倘若沒有參考較早時期的社會價值,現有的社會情況永遠不能解釋人們的社會價值。現有的社會情況只能解釋從現在到下一段時期這些社會價值的改變。例如,要明白現在的美國人重視商人,看得比其他職業為重,就要知道在一、兩代人之前,商界的排名是和現在一樣的高,甚至可能更高。因此,需要解釋的美國價值改變,是其他職業的聲望越來越提高,例如科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政治人物、工會領袖等等。

換另一種說法,既然社會價值需要動態解釋,解釋社會價值就是等同解釋這些價值隨著時日的改變,也即是等同說明人們改變本身價值觀,以及鼓勵或阻礙他人改變的基本誘因。

9.社會價值的認知─功利模式

某一社會或社群有一些同樣一致性時,我們稱之為「社會價值」。因此,社會價值改變的基本原因是人類改變行為的同一原因:不同形式行為的相關好處和壞處均衡有變化,無論是真實或表面的變化。社會價值改變,因為人們發現不遵循舊有社會價值,好處更多。例如,城市化減少大家庭的經濟好處,又增加成本和不便,偏重大家庭的社會價值就會改變;當然,避孕措施的成本降低和更容易取得,是同一方向的推動力。

用術語來說,這些社會價值的改變可以利用理性選擇模式來解釋,即是不需要假設人們基本 效用功能的任何改變,解釋可以完全基於不同行動客觀後果的改變(以及人們得到這些後果的訊息的改變)。因此,在以往和現在的情況,選擇大家庭(或小家庭)的經濟和社會後果會是不同。但我們不需要假設人們配予任何已知的經濟和社會後果的效用價值任何改變。例如,解釋的其中一個元素,是在現代情況下,教育的經濟成本較以前高得多。但我們無需假定人們對教育開支(例如以不變購買力計算)的主觀反效用在先後情況下必然是不同。

客觀條件有改變,確然會導致人們的行為改變,但人們先要知道前者有改變,這往往有時間滯後。

當人們選擇堅持慣常行為或是適應新方式辦事,更重要的是他們一般對前者的好與壞有相當合理的理解,但對後者的好與壞認識模糊。任何創新,即使本身有許多好處,都可能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產生沒有預期的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很多是不良作用。反對改變的人們往往過度誇大這些危險。社會改革歷史多的是這樣的案例:在實施改革後,早期的反對者不得不承認他們預測的不良作用,很少或沒有發生。

談到大多數社會的社會價值,相當部份是基於無知,這不是言過其實。人們認為現有傳統是優於其他行為模式,是因為他們對「新」另類生活沒有可靠的訊息。在大多數情況,我們不能肯定如果有了這些資訊,他們會如何選擇。

要鼓勵人們改變價值觀和行為,別人的範例很重要。這可以澄清一些擔心改變帶來不良影響沒有理據的恐慌。另一個理由當然是人們不再是單獨面對守舊派的可能敵意對待。

10.社會價值的遵循模式

上一節辯解改變社會價值的基本誘因,是現有社會實踐和其他替代方案的真正和假定利益及相關成本有變。這一節討論改變社會價值的主要障礙。

很明顯,社會其他人的預期反對,甚至實際禁制,是重要的障礙。但必須理解在大多數情況,社會人士對改革建議各有不同也不相等程度的積極反對。一般的主要反對人士:本身利益可能因為新價值觀或行為模式而受損;本身的社會角色令他們有個人責任保護社會的舊有價值;本身的背景和經歷讓他們特別知道舊有價值對社會的好處,尤其不願意認識新價值可能帶來的社會利益。

以上提到的個人群體,可能分屬於以上三類。例如專業人士反對改變社會價值,因為這貶低他們的專業在社會的重要性;他們反對,不僅是為了保護本身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也是認為要保護他們服務的社會利益;他們有廣泛專業知識,了解本身專業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這使得他們更有信心保衛專業的利益。

條件之一可能是要擁有一些技巧。試想一想這樣的社會:傳統以來,合作和友誼只是局限於同一族群,或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假設有某些經濟改變,社會要適應就要採納較為普世的態度,與小圈子以外建立友善的商業關係。問題是這些人沒有與陌生人建立友善關係的社交技巧。

相反的例子:不習慣在大家庭生活的人,雖然有強烈的經濟誘因,也可能不願意加入這樣的家庭組合,因為他們沒有與一大群親戚親密生活的社交技巧。

再一次提到,在許多情況,關鍵條件是社會是否有足夠數量的其他人同時以類似方式改變他們的價值。例如在一個由特殊價值態度主導的社會,即使僱主本人的價值態度是普世,他也可能不願意聘用沒有家族(或宗族,宗教等等)關係的僱員出任重要職位,認為沒有這些特殊連繫就難以保證僱員是忠誠可靠。因此,從特殊價值觀轉化為普世價值觀會是極度緩慢的過程,直至人們相信社會大多數人已經改變。

11.解釋社會價值的總結

總結以上三節的討論得出的社會價值理論,可以形容為兩個不同模式的結合。第一個符合以下的假設:接受某一套社會價值,是基於在現時情況下,遵循這些價值比遵循其他對本身利益更有好處,無論是自私或不自私。我們稱之為認知模式,因為這解釋認知信念一致共同接受一些社會價值,信念是關乎現有社會行為模式帶來的後果,相對於其他模式的可能後果。

這模式也可以稱為社會價值的功利模式,因為這假設人們是以達成個人目標(自私和不自私)的功利來考慮選擇社會行為模式。因此,人們追隨某一套社會價值,基本上是類似追隨某一套科技。(設想要成功落實某些社會價值,一如成功實施某些科技,往往取決於擁有一些特別技巧;如現有的社會實踐不需要這些技巧,社會就不容易學到。這例子進一步說明兩者雷同之處。)

理論組件有另一模式,可視為社會價值遵循模式的修正版。這假設人們採納某一套社會價值,主要不是遵循這些價值有什麼真正或假定的內在好處,而是在他們的社會環境中,大多數其他人支持這些價值,反對或抗拒任何重大的偏離。

上文已經討論這模式本身不是社會價值的好理論,因為這不能解釋社會價值的改變。但這事實上是真理的重要元素,因為任何社會都有不同程度要求遵循的壓力,任何好理論都不能忽視。另一方面,雖然一般形式的遵循模式都視而不見,我們不應忽略這事實:對任何形式的偏離行為或改變社會價值的建議,積極反對者不是在社會中平均分佈,反對者主要是為了個人利益,特殊社會責任,或有特別背景和經歷。

把這事實套入遵循模式,再結合認知─功利模式,我們得出一個社會價值理論,解釋社會穩定和社會變革同樣輕鬆。我們可以正式把兩者合而為一,因為技術上遵循模式是認知─功利模式的特殊例子。這是因為不遵循可能導致的社會制裁,只是理性個人在選擇是否接受新價值或是忠於舊的一套,計算成本效用時要考慮眾多因素之一。

12.社會功能:集體性的解讀

以上就解釋社會價值提出的問題,也適用於解釋社會制度。一如前者,後者也需要動態解釋,因為不可能預期社會制度會即時全面適應情況改變。解釋社會制度等同解釋這些制度的改變。另一方面,解釋這些改變本身,最後必然要解釋一些人改變行為的個人誘因。

如較廣泛定義「社會功能」,這理論是可以利用「社會功能」解釋社會制度。但制度的「社會功能」必然要定義為社會各成員從其運作得到的全部福利〔註16〕。這可以稱為社會功能的個體概念。例如,皮鞋工業的社會功能是為消費者生產皮鞋,為僱員提供工作和薪水,為股東提供股息,為供應商提供市場等等。教育制度的社會功能是為學生提供教育,為幫助家長對子女教育盡責任,為僱主供應受教育的員工,為教師和其他職員提供就業等等。

相反的,功能主義者一般是以對維繫整個社會體制的貢獻來定義某一制度的社會功能。這可以稱為社會功能的集體性概念。

社會功能的個別性概念比集體性概念更有解釋能力,這是無可置疑。首先,社會功能這概念本身就是集體意義,帶來定義上不可解決的問題,確認實證也因而困難。

(一)維繫社會體制的身份,是看有什麼特質;沒有頗為隨意區分那些特質是維繫身份所必需或不需要,就不能定義何謂「維繫整個社會體制」。例如,如何決定美國社會的政治或經濟制度可以有多大的改變,而美國制度不會改變成為「不同的社會體制」?

(二)即使同意一些這樣的定義,在許多情況中我們對管制社會體制運作的實證法則認識不足,不能明確根據定義,究竟某一制度是否對維繫有關社會體制的「必要特質」有貢獻。換句話說,根本不知道如有關社會制度被徹底取消或有嚴重缺陷,是否危及社會這些必要特質。

例如,假如決定政治民主是美國社會的「必要特質」,取消所有電視台的私人所有權會否危及民主的存活?這是問題。我的看法是基於我們現有的知識,我們是沒有信心回答這樣的問題。

其二,即使假裝可以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功能的集體性概念大不了只能解釋社會制度框架最粗糙的特點,只能解釋最重要社會制度的存在〔註17〕,但不能具體解釋這些制度的結構和運作;甚至不能解釋任何較次要的社會制度。

這是因為如任何主要制度被破壞,社會體制幾乎不能倖存;但可以假定如這些制度有許多結構或運作的改變,或是次要社會制度全部摧毀,社會體制還是會存活,在任何合理的定義下,還是沒有損失其「必要特質」。因為只要主要制度存在,就是對社會存活有貢獻;這些制度的許多結構或運作改變,或是次要社會制度的存在,就不能用作這樣的解釋。

例如,以美國學校體制對維繫美國社會的重大貢獻,可以解釋這體制的存在。這一套不適用於美國皮鞋工業,因為即使皮鞋工業消失也不會危及美國社會或是這社會的「必要特質」。

最後,即使能夠證明某一社會制度對社會體制的存活有重大貢獻,這事實只能以有限意義「解釋」制度的存在,除非這些「集體性」功能解釋能夠具體說明因果機制:社會的存活需求轉化為確保所需制度存在的個別行為。事實上,這些解釋的倡議者未有認真嘗試具體說明這些因果機制的本質。

13.社會功能:個別性的解讀

相反的,社會功能的個別性概念沒有引起定義和實證認定的任何重大問題。例如,要確定不同社群(如消費者、僱員、股東等等;學生、家長、教師等等)如何從美國皮鞋工業或美國教育制度中得益,不是難事。

不同社群從不同制度運作中得到的好處,不僅解釋了幾個重大制度的存在,也詳細解釋了全部大大小小制度的結構和運作。尤其是社會制度的改變可以解釋為各社群的互動,以盡量爭取從制度運作中得到的好處。(當然,這些社群各有不同利益,只能利用賽局理論來全面理解這些互動。)

例如,這方法可以解釋美國學校體制的存在,也解釋結構和運作的許多具體細節:美國教育本質是高度權力下放,強調普及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等等。當初採納這些制度安排,並一直維持至今(以及其後的改變),這可以解釋各社群爭取最符合本身利益安排時彼此之間的權力均衡。至少這是任何社會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在實證研究中找尋的解釋。

最後,利用人們得到或預期會得到的好處作為基本解釋的變項,不會產生變項如何轉化為個別行為的問題,因為假定人們的動機是為了盡量爭取這些好處,已經足以解釋他們的行為。

14.社會制度的動態理論

以上12和13節指出,功能性理論有困難,原因之一是過度集中於整體社會體系,而忽略社會個別人士的利益。這導致有困難,因為解釋社會事實最終必然要落到解釋所涉及個人的行為,他們的推動力是個別利益(我們的定義可以包含所有利他的考慮)。集體論不能夠理解個體和社群之間利益衝突的重要性。

功能性理論有困難,另一原因是只顧及有助維繫現有社會體制的因素,忽略了導致社會改變的因素。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性問題,是以大多數社會變項的動態本質來解釋社會變革〔註18〕。可以多談一點,制定政策為難之處,是要預計不同政策會導致什麼社會改變,包括沒有作為的政策。(社會改變當然包括當社會改變的速率為零,一些社會變項的恆常值。因此任何社會變革理論自動包括社會恆常理論。反對功能主義的基本論點,就是倒過來說立不住腳:如目的是要解釋社會改變,那麼正常來說,社會恆常的靜態理論就沒有什麼用處。)

功能性理論過度集中於維繫現有社會體制的現況,無論是為了理論和決策,都是強調了錯誤的方面。一如前文所述,這導致一再提出錯誤問題就不足為奇了。

15.理性選擇模式與人類價值

近年來,許多社會科學家和社會哲理家抱怨,社會科學越來越排斥人類價值和人文主義觀點。抱怨往往是連同對社會科學「去人類化」的另一指控:越來越多使用從自然科學借來的較嚴謹「科學化」技巧,從更小心控制的實證觀察和統計估算方法,到理論分析採用數學模式。

無論以往這些抱怨有什麼理由,以及隱喻人文與科學方法互有矛盾,理性選擇理論最重要優點之一,是結合了「科學化」重視嚴謹分析模式(可能也包括數學模式)以及理論焦點集中在人類價值。

首先,理性選擇理論利用人類價值(形式是人的偏好,利益和目的)作為人類行為的基本解釋性和預測性變項。這和許多「科學」啟發的心理學理論以及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有差別,後者利用「刺激─反應」或類似的心理學術語來解釋人類行為的變項。

另一方面,不同於社會科學的其他「科學化」理論,理性選擇模式不僅有「解釋─預測」解讀,也有規範式的解讀。例如,經濟理論的理性選擇模式可以解讀為「實證經濟學」的模式,也是規範性「福利經濟學」的模式。前者試圖解釋和預測真實生活的經濟行為,而後者試圖定義擁有一些規範性條件的經濟行為,例如柏瑞圖最適境界或社會福利最大化。指向非經濟(如政治)行為的理性選擇模式,同樣可以有「解釋─預測」和規範性解讀。例如,民主政制的分析模式可以表達現實生活的民生及其許多不善之處,也可以表達各種「理想」民主,各有規範性觀點要求的各種特質。

用於澄清規範性政治,經濟和社會價值,這些嚴謹的規範式模式的作用,與用於澄清社會的因果理論的嚴謹「解釋─預測」理論的作用,兩者的重要性不相伯仲。這些規範性理論證明(如果還需要證明的話)一項事實:數學科學優良傳統的清晰和精確思維,與古典政治哲理優良傳統對人類價值的深切關懷,兩者是沒有不協調不相容。

規範性理性選擇模式對更清晰思維最重要的貢獻,是強調在大多數情況,我們不能同時實現全部社會價值,因此需要在不同價值中選擇。例如,經濟學家知道一般不能一方面降低失業率而另一方面不會增加通脹,反之亦然;因此必須選擇較多就業或是價格較穩定,二者不可兼得。

其他範疇也有類似的選擇。選民更多參與政治決策(例如全民創制,全民複決等等),就會減少保護少數社群和異見份子的權利。這一項民主價值(全民參與)與另一項民主價值(少數社群和異見份子的權利)此消彼長。我們必須選擇。

這些選擇不是稱心樂事,但倘若不理解有時情況是需要作出這些選擇,就不可能有任何明智的政策決定。

社會科學的傳統態度一般不贊同,也不理解這一點,反而隱含的假設是「好事一齊來」,全部良好因素互有關連。更多全民參與只會讓政治制度全方向「更民主」;更多民主只會加快經濟發展;兒童更自由隨意只會成績更好等等。

這樣的隱含假設可稱為「正相關謬誤」。這是社會科學家清晰思維的重大障礙,是許多拙劣政策建議的根源。廣泛利用理性選擇模式來分析我們本身的價值,作出政策建議,才是避免謬誤的最佳方法。(完)

參考資料

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胡婉玲)《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2001.12

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陳敦源)

全球治理下國家公共政策的影響指標: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觀點(詹中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戴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2007 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除以下註解,其他都是參考文獻書目,請參見原文。)

5.Dahrendorf辯解我們不能以同一理論模式來分析社會衝突,又用以分析社會共識或合作。實際上,現代賽局理論已說明,在分析有混合利益的情景時(參與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是類似,在其他方面是不類似),同一理論模式是可以處理衝突和合作,沒有問題。
8.為傳統的「利益理論」說公道話,在現代賽局理論出現之前,是沒有分析工具可以解答一些這樣的問題。
10.現代經濟理論(往往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有別於古典理論)對這項假設已是相當寬鬆。雖然不再假定經濟私利是唯一的重要動機,但依然被視為經濟行為的主導動機。
12.如某一理論的可調整參數的數目,是一如可用的獨立觀察事項的數目一樣龐大(甚或更大),那麼理論與這些觀察是一致這事實不是理論的真實證明,因為若然我們為參數選擇適合的數值,這樣的理論必然可以與觀察一致。即使理論的可調整參數的數目是少於獨立觀察的數目,或只是稍為少一些,我們不會認為觀察契合理論有什麼重要性,因為契合可能只是機遇而已。只有當可調整參數的數目是大大少於獨立觀察的數目,觀察契合理論才是真正證實理論;只有在這情況,理論是解釋觀察事實。
17.制度「存在」,我的意思是這制度在以前出現,之後一直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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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4.781J 政治经济学 I:国家和经济的理论第七课的阅读文章

英语原文:Rational-Choice Models of Political Behavior vs. Functionalist and Conformist Theories (John Harsanyi) 1969

政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与功能派及遵循派理论
《世界政治》(1968年10月至1969年6月)算21期,513-537页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4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1.导论

社会行为通论,几十年来几乎无人问津,在过去二十年人们似乎重拾兴趣。这理论研究大部份以两项假设为基础。其一以功能派(有时称为结构功能派)方法解释社会制度,假定要理解社会制度,最好是理解制度的社会功能,即是制度如何维护整体社会体制。另一项假设暂称为遵循派,因为没有约定俗成的术语。遵循派解释个人行为是基于假定要理解某社会中个人行为一致,最好是理解社会大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已经内化,共同接受的社会价值

基于这两项假设最精致和著名的是TalcottParsons理论架构〔注1〕,但有其他社会科学家也是基于同样的假设〔注2〕。

但是,即使功能派和遵循派近年来颇为流行,也引起广泛批评〔注3〕。大多数批评者同意以下几点:

(一)这些理论过度强调实际社会所见的共识和社会融合的程度,忽略利益冲突和对社会价值的异议在社会生活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我们所知的政治流程。

(二)这些理论过度偏重静态和保守:这最好只不过是社会均衡的静态理论,不是社会变革的动态理论。

(三)正如Homans就Parson的方法而论,指出Parson的理论不是实证科学术语「理论」的意思。例如自然科学、经济学和行为心理学这些实证科学,「理论」意思是以假设演译理论,利用几项相对简单的理论假设来解释许多实证事例。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理论是一系列命题,全都是根据严谨逻辑(或是数学)从几个命题中推论而得。相反的,Parson的理论是一系列的概念和定义,不是命题;明显这更不是一系列命题形成一套假设演译系统。

本文详细讨论对功能派和遵循派的这些和其他批判。但这不足以显示这些理论有一些重要的分析性和实证性缺陷。真正的问题:究竟是否有其他理论方法,而不会招来类似的批评。本文的要旨是指出:基于理性选择(理性行为或理性决策)的理论有提出另外的方法;这是从经济学借来的,已适度综合归纳,用以分析非经济行为。

有别于功能派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很自然趋向假设演译形式,以几项理论假设(例如假设人们行为的真正目的,可用资源和讯息等等)来解释各种实证事例。又有别于功能派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可以用同样方法解释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利用现代博弈论的资源,可以容易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合作,即使实证的社会情况是两者格格不相入混合〔注5〕。

2.理性行为的概念导论

在常识层次,理性行为的概念通常是指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成某些既定目标。例如,短时间内要从纽约到伦敦,乘飞机是「理性」;选择海路是「非理性」,因为这不能达成目标。

在常识层次,理性行为概念已经有强大的解释力量。例如要从纽约到伦敦,可以解释要达成这目标的一系列行动。

但是,传统经济学家已经大大增强理性行为概念的解释力量,从选择不同手段扩大到选择不同目标。在这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如某人是根据一致的偏好尺度,在不同目标中作出选择,这行为是理性的,即是他根据他认为每一目标的相对重要性或效用作出选择。

一旦采取这较广泛的理性概念,就无需只限制于分析追求一些固定目标的人类行为,可以扩展到分析人们目标的改变。例如,倘若走一转的吸引力大大降低,或是另外花钱和花时间的方法吸引力大大增加,这可以解释为何取消伦敦之行。

现代的决策理论和博弈论已经很重要地把理性行为概念进一步广泛化;决策理论是关乎在危机和不肯定情况中的理性行为,博弈论是关乎与其他理性对手有策略互动情况中的理性行为〔注6〕。

最后要提到以HerbertA.Simon之名,理性行为理论的重要发展〔注7〕。从古典经济学到博弈论,这些理性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忽略了决策者处理讯息的能力有限,所以不能全面现实预测人们的决策过程。相反的,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试图全面考虑人们处理讯息的能力限制。有别于规范性的理性理论,这不仅是有已知选择的理性选择理论,这理论是关乎具体的决策问题如何实际出现,吸引了相关决策者的注意;这理论也是关乎方案(新政策建议)是如何创立,并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考虑。

3.政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

提议利用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行为,当然不是新鲜事物。甚至可以辩解传统政治学的两套重要思维:内部政治的利益团体理论,和国际政治的国家利益理论,其实是一些不精确,不正规的理性选择方法。还可算入马克斯的阶级利益理论。

这些传统「利益理论」和现代意义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家族近似,确实无需过度强调。正是因为这些传统理论引用了定义不清的概念和不精确的理论假设,所以没有全面利用理性选择方法的智慧资源,留下许多重要的分析性问题。例如,「利益」这概念是这些理论的基础,但从没有精确定义,尤其是没有认真尝试澄清人们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短期与长期利益,个人或团体与在国家或国际层次较广泛利益之间的关系。对导致和平妥协协议的条件,或导致不同规模和程度的社会冲突情况,从来没有理论分析;也没有试图说明管制不同社群形成联盟的法则,或是理解决定不同团体相对谈判权力的一般因素〔注8〕。

但是近年来有多方尝试利用较为严谨和精确的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愚见认为有些是颇为成功〔注9〕。

但在理性选择模式能在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可以合理广泛应用之前,还需解决一些重要的理论性问题。

4.选择动机性假设

问题之一是在分析非经济的社会行为时,要作出什么动机性假设。用术语来说,这等同要怎样假设人们的效用函数─他们试图达成的目标,以及赋予每一目标的相对重要性。

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量,取决于以几项相对简单的动机性假设,解释不同形式,颇为复杂实证事例的能力。若然动机性假设是足够的复杂,就可以「解释」任何行为;这即是说没有解释任何行为。举一个极端例子,只是利用个人有意欲(或偏好)以某种方式行事,来「解释」任何可以设想的行动;这明显是毫无用处的重复赘述。

古典经济理论有这强大的解释力量,重要理由正是其动机性假设是极度简单:至少在经济活动中,经济私利几乎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推动力量〔注10〕。

基于类似的动机性假设,Downs曾提出一套政治行为理论〔注11〕。根据他的理论,专业政治家和选民的动机都是私利,诚然大体上是经济私利。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当选或连任,而选民是要选出政策符合他的经济(和其他)利益的政府。Downs的理论以惊人简单的动机性假设,成功解释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这一再说明这是人类行为的有力理论,其解释力量趋近经济理论。

当然,这不是否认这样的单一动机人类动机理论,视私利为人类行为唯一重要目标,是把我们所知的人类动机极为激烈和不现实过度简化。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和政治行为,大部份可以利用这简单的动机性假设来合理解释,真是颇为令人惊讶;但这确实是明显存在和非常重要的实证事例。

无论如何,我认为日常的经济和政治行为,有许多重要方面不可以利用这过度简单的人类动机理论来解释,这也是明显存在和非常重要的实证事例。即使在经济生活,要解释人们行为的许多方面,必要承认许多人的动机不是经济性,也不是自我主义。

在政治生命,非经济和(或)非自我动机似乎更为重要。私利不足以解释这基本事实:人们选择去投票,既有成本又不方便,即使他们因为投票而取得个人利益的机会几等于无,更不要说经济利益了。同样,政党的志愿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动机似乎主要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私利(甚至只是政党赢得选举的私利)。甚至有些政治家不是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牺牲私利。在经济和政治以外,在社会活动中,非经济和非自我动机的重要性也是同样明显。

为了公平处理这些实证事例,我认为要以较为宽松的动机性假设,取代纯粹自我经济动机的单一动机理论。确切地说,这是以较为复杂取代极为简单的动机理解。理由是动机性假设只需稍为变得复杂,就可以得出一个理论,解释关于人类行为较为广泛的实证事例。这又同时把我们对人类动机的假设更趋近日常观察和内省,这告诉我们心理动力是在推动人类行为。

5.相对效用权重的难题

诚然,理论一旦引入几个不同的动机,而不是以经济私利作为唯一的动机力量,即时面对的难题是每一动机在不同社会情况有什么相对力量。分析上来说,这等同要找出人们的效用函数会为不同经济和非经济目的指派什么相对效用权重。概念上,这是完全类似要求人们的效用函数会为不同经济商品指派什么相对效用权重(边际效用率)。

困难在于暂时未能以理论性考虑来预测这些相对效用权重是什么,或只是在极小范围。要有系统作出预测,要有理论说明人们考虑经济商品和不同事物的非经济价值,其效用函数的数学形式和基本参数。最终可能有开发这样的理论,但现在没有可用的理论。因此,暂时只能做到的,就是从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况中他们本身的可观察行为推论这些效用权重。

然而,除了经济学家,许多社会科学家以科学方法论为理由,反对利用理性选择模式。他们辩解如果从观察行为得出效用函数的参数,然后利用这估算得出的效用函数来解释行为,解释只是团团转,没有科学价值。

事实上,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惯常以实证事例估算某一理论的参数,全部参数配以数值,然后以理论解释同一事实。根据科学和统计方法论的普遍接受标准,这程序完全站得住脚,只要从实证事例导出的理论性参数数量,是大大少于这理论可以解释的独立实证事件的数量,不会形成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试图说明,只要这理论假设的独立动机数量是在极少数目的合理范围,那么以多个独立动机(几项有正数值的独立目标)的效用函数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是完全合理。即使人们是从本身行为推论,为不同动机(为达致不同目的)配以实际的效用函数,而不是基于较为普遍的理论性考虑,这也是正确。

与此同时,我们的分析说明我们必须坚持,无论是为了「较接近现实」或任何其他理由,不要受到诱惑而在理论中作出多于几个基本动机性假设。这是因为理论涉及数目的独立动机,就会涉及从实证事例估算的数目参数,就会有不可接受的循环,不能用这理论来解释这些实证事例。以下是另一种说法:若是理论要有任何真正的解释力度,动机性假设必须保持在最低的复杂程度;即使不是简化到只假设经济私利是人类行为的唯一重要动机。

6.四项动机性假设

(一)「低成本」中立性和公益精神的假设。
在行为会严重影响利益的情况,人们倾向追随本身的个人利益(或是有密切关系的他人,社群或组织的利益)。但如所涉及的利益不是重要或是没有利益的情况,人们乐意被较为全面的社会考虑指引本身的行为。(换句话说,如中立和公益精神的成本低,人们倾向于中立和公益精神。)

例如,社会有利益冲突的法律,是因为在严重影响法官和官员本身个人利益或亲密亲友利益的情况,我们不相信他们保持中立。但我们期望他们在其他情况会合理的保持中立。如期望往往令人失望,法制和政府制度就不能维持。

(二)中立,有同情心第三者整合利益的假设。
在冲突的情况,涉及各方都是以本身观点来判断所有事情。但根据假设(一),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第三者很自然以一般中立的准则来审度情况。常规情况下,这些第三者的行为通常等同试图最大化一些「社会福利函数」,即是涉及各方的利益得到「公平妥协」,甚至社会全部成员的利益也是如此。

这模式可用于解释不同类型的利益整合概念,例如「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诚然,道德本身的概念也可以这样解释。概念上,道德观点就是中立第三者的观点,第三者同情涉及各方的利益,但没有偏见要偏重任何一方〔注13〕。一旦人们习惯以道德准则来看所有议题,或是以团体利益或社会利益这些标准来判断,他们可能利用道德准则或利益整合概念,即是他们可能选择外间观察者的观点,甚至在直接涉及本身利益的情况。但在分析时,我们要最好理解道德或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就要如原先的把这视为在这情况中没有个人利益的第三者观点。

如暂且放下这些概念的哲理重要性,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看出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是社会冲突的后果通常是由不涉及利益的第三者决定;在许多情况,管制第三者行为主要是本身的道德意识,或是他们的「团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定义。

(三)以理性选择决定个人责任的假设。
在任何时刻,人们可以自由理性选择最有功用的行为,是受限于对家庭、好友、有关系的一些社会组织或没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的个人责任。这些责任要求他们的行动比较在没有责任时是较为照顾他人的利益。

人们是如何首先认识这些责任?可以合理假设是在正常情况下,是通过理性选择学会这些责任:比较任何责任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包括纯粹主观心理性质的好处和坏处)。例如,人们一般是基于本身(和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决定是否做这份工作,这是否在某些方面有责任为雇主的利益服务。又比如决定是否要收养小孩,承担照顾的责任;人们会权衡与小孩建立亲密关系,相对于养育的成本和麻烦等等。当然,一旦他作出承担,就有社会压力要求他遵守,而他本人要尽责的感觉也会是同一方向。基于这些考虑,假设(三)的命题是:在任何时刻,人们的自由理性选择,是受限于他们以前的责任承担。然而,接受这样的责任本身就是理性选择。

(四)经济动机和为社会接受动机的假设
前三项假设是关乎自私和无私动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项假设是关于人们为本身争取的目标对象(也可以假定是他们为关心的他人争取)。这项假设是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用两种主导利益来解释:经济得益和社会地位。我们在另一篇文章辩解追求社会地位颇大程度是追求社会认同,社交上更容易结识朋友,私交好友,生意伙伴,结婚对象等等〔注14〕。因此我们提出的命题如下;可以用两种主导利益来解释人们的行为:经济得益和社会地位。当然,经济得益一般不是纯粹的目的,而是作为达致其他目标的手段;在较为次要的程度上,社会认同也是如此。但就本文的意义而言,暂时无需以更基本的心理动机来解释这两种利益。)


这四项假设,目的是在于描述我们打算采用的主要动机变项,以及概述各项变项在动员人类行为时的假设作用。第5节已经提出理由,说明这些假设没有试图具体预测人们的效用函数如何在不同情况为不同动机赋予相对的重要性。

举例而言,假设(一)只是预测人们只能抗拒低度诱惑,但不能抗拒强烈诱惑把私人和阶级利益置于整体社会利益之上。但这项假设没有界定在不同社会情况下,「低度」和「强烈」诱惑的分界线。要在每一情景(例如投票行为)划出这分界线,必然要从相关的实证事例导出。

同样的,假设(四)只是指出经济得益和社会地位(或社会认同)是人类行为的两大目标对象,但没有试图具体说明作为不同范畴人类行为的推动力,这两者的相对重要性。这也是要从相关的实证事例导出。

随着我们多懂一些人类动机,继续试验各项动机性假设,我们会以较具体预测的假设来取代这些动机性假设。我们这四项假设当然不是搜寻适当的动机性假设的最后定案,但我们认为现时的形式比诸人类动机的经济私利理论已是重大进步。

7.「非理性」行为

任何理性选择理论的重大挑战,是如何解读什么是或至少看来是「非理性行为」。其实,「非理性行为」这词语颇为误导,因为这先入为主判断这些行为是否有任何有用的目的。较为适当的描述是象征/符号表达行为。

不同学派的心理学家对涉及的具体心理机制没有共识,但明显有两项心理事实:
(1)如对某人某物有强烈的正面或负面感情,这份感情会伸延至与此有相关类似或时空接近的人或物。
(2)人们从象征/符号行为中得到相当的心理满足,即是行动投向他们感情的次要目标。

有了这两项事实,这些象征/符号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非理性」。虽然要进一步解释有时人们为了这些象征/符号行为而付出颇大代价,这似乎与可能得到的心理满足感不成比例。在许多情况,这些行为可能只是因为神经质和心理病,但这似乎看来不是解释,至少不是充份解释。

一些看来是过度沉迷的象征/符号行为,有时是表达社会责任的方法。例如,反对党反对政府政策,组织抗议游行,明知道这对政府的行动没有丝毫作用,这是因为要有机会让参加者承担支持反对党。(如示威者的名字可能公开,承担特别有效;他们不容易变节支持政府。)

在另一些情况,热衷于象征/符号行为可能因为绝望:人们已经放弃以现实行动达致目标,改而转向魔法、仪式、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象征/符号行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损失。这似乎是许多形式的社会运动背后的成因,从崇拜先知的邪教到极端政党。

但是,要留意「非理性」社会政策(极度没有效率和弄巧成拙的政策),不必然是个别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例如,有些国家一方面采取持续挑衅敌人的强硬外交路线,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原因军费开支不多。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是最不可取的组合。但从负责这政策的政治家观点来看,这可能是最容易的政治妥协:一方面是强硬外交路线的支持者(可以假定他们要求更多的国防预算),另一方是节约预算的支持者(可以假定他们情愿外交路线不是这样的挑衅性)。

8.动态解释

利用这个基本理论框架,以下讨论社会价值概念的理论地位,以及社会行为的遵循模式。

社会价值概念,在描述层面有其明显功能:可作为某一社会遵循某些社会行为的参考短写。但若然目的是要解释社会行为而不是描述,那么有关某社会的社会价值陈述只为解释添麻烦,而不是解答问题。例如:「美国人倾向重视商场成就」(可能比其他大多数社会较为重视)这句陈述,是关于人们行为的某类型实证事例的有用总结,但这除了一些琐碎和近乎重复赘述的意思,没有「解释」事实。另一方面,陈述是说明美国社会一项重要的特质,这需要解释。

比对之下,社会行为的遵循模式把社会价值视为基本解释的变项(独立变项),变项本身是不需要解释。无论如何,这模式的推动者从来没有认真面对如何解释不同社会的社会价值这问题;虽然我认为这是关于社会行为必须回答的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理论性问题。

这一刻必须引入两种理论性解释的重要分别。如某社会变项是以同一时期的变项来解释,称之为静态解释;如用来解释的变项,至少有一些是早于要解释变项,称之为动态解释

正如我在较早一篇文章试图说明〔注15〕,大多数社会变项需要动态解释,因为变项有某程度的相关「惰性」。社会价值肯定是这类型的变项。当社会情况有改变,价值态度不会即时全面依据新情况调整。即使这些新情况以后恒久不变,价值态度要全面调整至新均衡,估计也需要一段长时间。

因此在一个改变中的社会,倘若没有参考较早时期的社会价值,现有的社会情况永远不能解释人们的社会价值。现有的社会情况只能解释从现在到下一段时期这些社会价值的改变。例如,要明白现在的美国人重视商人,看得比其他职业为重,就要知道在一、两代人之前,商界的排名是和现在一样的高,甚至可能更高。因此,需要解释的美国价值改变,是其他职业的声望越来越提高,例如科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政治人物、工会领袖等等。

换另一种说法,既然社会价值需要动态解释,解释社会价值就是等同解释这些价值随着时日的改变,也即是等同说明人们改变本身价值观,以及鼓励或阻碍他人改变的基本诱因。

9.社会价值的认知─功利模式

某一社会或社群有一些同样一致性时,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因此,社会价值改变的基本原因是人类改变行为的同一原因:不同形式行为的相关好处和坏处均衡有变化,无论是真实或表面的变化。社会价值改变,因为人们发现不遵循旧有社会价值,好处更多。例如,城市化减少大家庭的经济好处,又增加成本和不便,偏重大家庭的社会价值就会改变;当然,避孕措施的成本降低和更容易取得,是同一方向的推动力。

用术语来说,这些社会价值的改变可以利用理性选择模式来解释,即是不需要假设人们基本 效用功能的任何改变,解释可以完全基于不同行动客观后果的改变(以及人们得到这些后果的讯息的改变)。因此,在以往和现在的情况,选择大家庭(或小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会是不同。但我们不需要假设人们配予任何已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效用价值任何改变。例如,解释的其中一个元素,是在现代情况下,教育的经济成本较以前高得多。但我们无需假定人们对教育开支(例如以不变购买力计算)的主观反效用在先后情况下必然是不同。

客观条件有改变,确然会导致人们的行为改变,但人们先要知道前者有改变,这往往有时间滞后。

当人们选择坚持惯常行为或是适应新方式办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般对前者的好与坏有相当合理的理解,但对后者的好与坏认识模糊。任何创新,即使本身有许多好处,都可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产生没有预期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很多是不良作用。反对改变的人们往往过度夸大这些危险。社会改革历史多的是这样的案例:在实施改革后,早期的反对者不得不承认他们预测的不良作用,很少或没有发生。

谈到大多数社会的社会价值,相当部份是基于无知,这不是言过其实。人们认为现有传统是优于其他行为模式,是因为他们对「新」另类生活没有可靠的讯息。在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能肯定如果有了这些资讯,他们会如何选择。

要鼓励人们改变价值观和行为,别人的范例很重要。这可以澄清一些担心改变带来不良影响没有理据的恐慌。另一个理由当然是人们不再是单独面对守旧派的可能敌意对待。

10.社会价值的遵循模式

上一节辩解改变社会价值的基本诱因,是现有社会实践和其他替代方案的真正和假定利益及相关成本有变。这一节讨论改变社会价值的主要障碍。

很明显,社会其他人的预期反对,甚至实际禁制,是重要的障碍。但必须理解在大多数情况,社会人士对改革建议各有不同也不相等程度的积极反对。一般的主要反对人士:本身利益可能因为新价值观或行为模式而受损;本身的社会角色令他们有个人责任保护社会的旧有价值;本身的背景和经历让他们特别知道旧有价值对社会的好处,尤其不愿意认识新价值可能带来的社会利益。

以上提到的个人群体,可能分属于以上三类。例如专业人士反对改变社会价值,因为这贬低他们的专业在社会的重要性;他们反对,不仅是为了保护本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也是认为要保护他们服务的社会利益;他们有广泛专业知识,了解本身专业为社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使得他们更有信心保卫专业的利益。

条件之一可能是要拥有一些技巧。试想一想这样的社会:传统以来,合作和友谊只是局限于同一族群,或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假设有某些经济改变,社会要适应就要采纳较为普世的态度,与小圈子以外建立友善的商业关系。问题是这些人没有与陌生人建立友善关系的社交技巧。

相反的例子:不习惯在大家庭生活的人,虽然有强烈的经济诱因,也可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家庭组合,因为他们没有与一大群亲戚亲密生活的社交技巧。

再一次提到,在许多情况,关键条件是社会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其他人同时以类似方式改变他们的价值。例如在一个由特殊价值态度主导的社会,即使雇主本人的价值态度是普世,他也可能不愿意聘用没有家族(或宗族,宗教等等)关系的雇员出任重要职位,认为没有这些特殊连系就难以保证雇员是忠诚可靠。因此,从特殊价值观转化为普世价值观会是极度缓慢的过程,直至人们相信社会大多数人已经改变。

11.解释社会价值的总结

总结以上三节的讨论得出的社会价值理论,可以形容为两个不同模式的结合。第一个符合以下的假设:接受某一套社会价值,是基于在现时情况下,遵循这些价值比遵循其他对本身利益更有好处,无论是自私或不自私。我们称之为认知模式,因为这解释认知信念一致共同接受一些社会价值,信念是关乎现有社会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相对于其他模式的可能后果。

这模式也可以称为社会价值的功利模式,因为这假设人们是以达成个人目标(自私和不自私)的功利来考虑选择社会行为模式。因此,人们追随某一套社会价值,基本上是类似追随某一套科技。(设想要成功落实某些社会价值,一如成功实施某些科技,往往取决于拥有一些特别技巧;如现有的社会实践不需要这些技巧,社会就不容易学到。这例子进一步说明两者雷同之处。)

理论组件有另一模式,可视为社会价值遵循模式的修正版。这假设人们采纳某一套社会价值,主要不是遵循这些价值有什么真正或假定的内在好处,而是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其他人支持这些价值,反对或抗拒任何重大的偏离。

上文已经讨论这模式本身不是社会价值的好理论,因为这不能解释社会价值的改变。但这事实上是真理的重要元素,因为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要求遵循的压力,任何好理论都不能忽视。另一方面,虽然一般形式的遵循模式都视而不见,我们不应忽略这事实:对任何形式的偏离行为或改变社会价值的建议,积极反对者不是在社会中平均分布,反对者主要是为了个人利益,特殊社会责任,或有特别背景和经历。

把这事实套入遵循模式,再结合认知─功利模式,我们得出一个社会价值理论,解释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同样轻松。我们可以正式把两者合而为一,因为技术上遵循模式是认知─功利模式的特殊例子。这是因为不遵循可能导致的社会制裁,只是理性个人在选择是否接受新价值或是忠于旧的一套,计算成本效用时要考虑众多因素之一。

12.社会功能:集体性的解读

以上就解释社会价值提出的问题,也适用于解释社会制度。一如前者,后者也需要动态解释,因为不可能预期社会制度会即时全面适应情况改变。解释社会制度等同解释这些制度的改变。另一方面,解释这些改变本身,最后必然要解释一些人改变行为的个人诱因。

如较广泛定义「社会功能」,这理论是可以利用「社会功能」解释社会制度。但制度的「社会功能」必然要定义为社会各成员从其运作得到的全部福利〔注16〕。这可以称为社会功能的个体概念。例如,皮鞋工业的社会功能是为消费者生产皮鞋,为雇员提供工作和薪水,为股东提供股息,为供应商提供市场等等。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为学生提供教育,为帮助家长对子女教育尽责任,为雇主供应受教育的员工,为教师和其他职员提供就业等等。

相反的,功能主义者一般是以对维系整个社会体制的贡献来定义某一制度的社会功能。这可以称为社会功能的集体性概念。

社会功能的个别性概念比集体性概念更有解释能力,这是无可置疑。首先,社会功能这概念本身就是集体意义,带来定义上不可解决的问题,确认实证也因而困难。

(一)维系社会体制的身份,是看有什么特质;没有颇为随意区分那些特质是维系身份所必需或不需要,就不能定义何谓「维系整个社会体制」。例如,如何决定美国社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可以有多大的改变,而美国制度不会改变成为「不同的社会体制」?

(二)即使同意一些这样的定义,在许多情况中我们对管制社会体制运作的实证法则认识不足,不能明确根据定义,究竟某一制度是否对维系有关社会体制的「必要特质」有贡献。换句话说,根本不知道如有关社会制度被彻底取消或有严重缺陷,是否危及社会这些必要特质。

例如,假如决定政治民主是美国社会的「必要特质」,取消所有电视台的私人所有权会否危及民主的存活?这是问题。我的看法是基于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是没有信心回答这样的问题。

其二,即使假装可以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功能的集体性概念大不了只能解释社会制度框架最粗糙的特点,只能解释最重要社会制度的存在〔注17〕,但不能具体解释这些制度的结构和运作;甚至不能解释任何较次要的社会制度。

这是因为如任何主要制度被破坏,社会体制几乎不能幸存;但可以假定如这些制度有许多结构或运作的改变,或是次要社会制度全部摧毁,社会体制还是会存活,在任何合理的定义下,还是没有损失其「必要特质」。因为只要主要制度存在,就是对社会存活有贡献;这些制度的许多结构或运作改变,或是次要社会制度的存在,就不能用作这样的解释。

例如,以美国学校体制对维系美国社会的重大贡献,可以解释这体制的存在。这一套不适用于美国皮鞋工业,因为即使皮鞋工业消失也不会危及美国社会或是这社会的「必要特质」。

最后,即使能够证明某一社会制度对社会体制的存活有重大贡献,这事实只能以有限意义「解释」制度的存在,除非这些「集体性」功能解释能够具体说明因果机制:社会的存活需求转化为确保所需制度存在的个别行为。事实上,这些解释的倡议者未有认真尝试具体说明这些因果机制的本质。

13.社会功能:个别性的解读

相反的,社会功能的个别性概念没有引起定义和实证认定的任何重大问题。例如,要确定不同社群(如消费者、雇员、股东等等;学生、家长、教师等等)如何从美国皮鞋工业或美国教育制度中得益,不是难事。

不同社群从不同制度运作中得到的好处,不仅解释了几个重大制度的存在,也详细解释了全部大大小小制度的结构和运作。尤其是社会制度的改变可以解释为各社群的互动,以尽量争取从制度运作中得到的好处。(当然,这些社群各有不同利益,只能利用博弈论来全面理解这些互动。)

例如,这方法可以解释美国学校体制的存在,也解释结构和运作的许多具体细节:美国教育本质是高度权力下放,强调普及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等等。当初采纳这些制度安排,并一直维持至今(以及其后的改变),这可以解释各社群争取最符合本身利益安排时彼此之间的权力均衡。至少这是任何社会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在实证研究中找寻的解释。

最后,利用人们得到或预期会得到的好处作为基本解释的变项,不会产生变项如何转化为个别行为的问题,因为假定人们的动机是为了尽量争取这些好处,已经足以解释他们的行为。

14.社会制度的动态理论

以上12和13节指出,功能性理论有困难,原因之一是过度集中于整体社会体系,而忽略社会个别人士的利益。这导致有困难,因为解释社会事实最终必然要落到解释所涉及个人的行为,他们的推动力是个别利益(我们的定义可以包含所有利他的考虑)。集体论不能够理解个体和社群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性。

功能性理论有困难,另一原因是只顾及有助维系现有社会体制的因素,忽略了导致社会改变的因素。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性问题,是以大多数社会变项的动态本质来解释社会变革〔注18〕。可以多谈一点,制定政策为难之处,是要预计不同政策会导致什么社会改变,包括没有作为的政策。(社会改变当然包括当社会改变的速率为零,一些社会变项的恒定值。因此任何社会变革理论自动包括社会恒常理论。反对功能主义的基本论点,就是倒过来说立不住脚:如目的是要解释社会改变,那么正常来说,社会恒定的静态理论就没有什么用处。)

功能性理论过度集中于维系现有社会体制的现况,无论是为了理论和决策,都是强调了错误的方面。一如前文所述,这导致一再提出错误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15.理性选择模式与人类价值

近年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哲理家抱怨,社会科学越来越排斥人类价值和人文主义观点。抱怨往往是连同对社会科学「去人类化」的另一指控:越来越多使用从自然科学借来的较严谨「科学化」技巧,从更小心控制的实证观察和统计估算方法,到理论分析采用数学模式。

无论以往这些抱怨有什么理由,以及隐喻人文与科学方法互有矛盾,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优点之一,是结合了「科学化」重视严谨分析模式(可能也包括数学模式)以及理论焦点集中在人类价值。

首先,理性选择理论利用人类价值(形式是人的偏好,利益和目的)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解释性和预测性变项。这和许多「科学」启发的心理学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有差别,后者利用「刺激─反应」或类似的心理学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变项。

另一方面,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其他「科学化」理论,理性选择模式不仅有「解释─预测」解读,也有规范式的解读。例如,经济理论的理性选择模式可以解读为「实证经济学」的模式,也是规范性「福利经济学」的模式。前者试图解释和预测真实生活的经济行为,而后者试图定义拥有一些规范性条件的经济行为,例如帕累托最优或社会福利最大化。指向非经济(如政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同样可以有「解释─预测」和规范性解读。例如,民主政制的分析模式可以表达现实生活的民生及其许多不善之处,也可以表达各种「理想」民主,各有规范性观点要求的各种特质。

用于澄清规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这些严谨的规范式模式的作用,与用于澄清社会的因果理论的严谨「解释─预测」理论的作用,两者的重要性不相伯仲。这些规范性理论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一项事实:数学科学优良传统的清晰和精确思维,与古典政治哲理优良传统对人类价值的深切关怀,两者是没有不协调不相容。

规范性理性选择模式对更清晰思维最重要的贡献,是强调在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能同时实现全部社会价值,因此需要在不同价值中选择。例如,经济学家知道一般不能一方面降低失业率而另一方面不会增加通胀,反之亦然;因此必须选择较多就业或是价格较稳定,二者不可兼得。

其他范畴也有类似的选择。选民更多参与政治决策(例如全民创制,全民复决等等),就会减少保护少数社群和异见份子的权利。这一项民主价值(全民参与)与另一项民主价值(少数社群和异见份子的权利)此消彼长。我们必须选择。

这些选择不是称心乐事,但倘若不理解有时情况是需要作出这些选择,就不可能有任何明智的政策决定。

社会科学的传统态度一般不赞同,也不理解这一点,反而隐含的假设是「好事一齐来」,全部良好因素互有关连。更多全民参与只会让政治制度全方向「更民主」;更多民主只会加快经济发展;儿童更自由随意只会成绩更好等等。

这样的隐含假设可称为「正相关谬误」。这是社会科学家清晰思维的重大障碍,是许多拙劣政策建议的根源。广泛利用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我们本身的价值,作出政策建议,才是避免谬误的最佳方法。(完)

(除以下注解,其他都是参考文献书目,请参见原文。)

5.Dahrendorf辩解我们不能以同一理论模式来分析社会冲突,又用以分析社会共识或合作。实际上,现代博弈论已说明,在分析有混合利益的情景时(参与者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是类似,在其他方面是不类似),同一理论模式是可以处理冲突和合作,没有问题。
8.为传统的「利益理论」说公道话,在现代博弈论出现之前,是没有分析工具可以解答一些这样的问题。
10.现代经济理论(往往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有别于古典理论)对这项假设已是相当宽松。虽然不再假定经济私利是唯一的重要动机,但依然被视为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
12.如某一理论的可调整参数的数目,是一如可用的独立观察事项的数目一样庞大(甚或更大),那么理论与这些观察是一致这事实不是理论的真实证明,因为若然我们为参数选择适合的数值,这样的理论必然可以与观察一致。即使理论的可调整参数的数目是少于独立观察的数目,或只是稍为少一些,我们不会认为观察契合理论有什么重要性,因为契合可能只是机遇而已。只有当可调整参数的数目是大大少于独立观察的数目,观察契合理论才是真正证实理论;只有在这情况,理论是解释观察事实。
17.制度「存在」,我的意思是这制度在以前出现,之后一直存活。

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胡婉玲)《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6期/2001.12

新制度論的範圍與方法:一個理性選擇觀點的方法論檢視(陳敦源)

全球治理下國家公共政策的影響指標: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觀點(詹中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戴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2007 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參考资料
“有限理性”视角下的组织决策:基于一个援助扶贫项目的个案研究(李路路 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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