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Growth Theory and After by Robert M. Solow, 1987增长理论及其后1987年诺具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演辞
(文章参考资料参见原文)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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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w的增长模型
有人告诉我,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有些人甚至在醒来之前已习惯性忘记。我似乎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曾否梦过会发表这次演讲。我知道我以前到过这会议室,但那是在现实生活,我当时是醒着的。如果我在梦中发表这次演讲,毫无疑问主题会是经济增长理论。有人告诉我,演讲主题应是「与获奖作品相关」。这是非常明确。但我不会使用「相关」这有回旋余地的词语。我就是要说增长理论,其成就,其有待填补的空白,以及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性质的一些想法。
增长理论不是由我1956年和1957年文章启端,当然没有在此结束。也许是始于《国富论》,甚至亚当‧斯密可能也有前人。贴题一点,在1950年代,我在追随由Roy Harrod和Evsey Domar标记的小径,Arthur Lewis在稍微不同的背景也是如此。事实上,我在试图追溯纠正一些我觉得他们作品不妥之处。我用几句话解释我的意思。
Harrod and Domar似乎在回答一个简单问题:经济体系何时能够以稳定速率增长?他们从明显不同的路线得出简单的经典答案:国家储蓄率(收入的保留部份)必须 =(资本—产出率)x(有效劳动力增长率)。只有这样,经济体系中的厂房和设备存货才能与劳动力供应保持平衡,因而可以稳定增长,不会一方面出现劳动力短缺,一方面劳动力过剩和失业增加。他们这一般性结论是正确的。
我感觉不舒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基于三个主要因素: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产出率都假设为既定常数,是自然的事实。储蓄率是偏爱的事实;劳动力增长率是人口—社会学的事实;资本─产出率是科技的事实。
所有这些可理解为会时不时改变,但只是偶尔但或多或少是独立的改变。然而,在这情况下,稳步增长的可能性将是运气的奇迹。大多数经济体系,大部份时间不会有均衡增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应该是长期失业恶化和长期劳动力短缺恶化的交替。
该理论实际上提出一些更为戏剧性的说法。特别是Harrod的著作充满没有透彻研究的说法:稳定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稳定的某种均衡,由于似乎是取决于含糊概括的企业行为,少少偏离将会无限放大。你可能记得John Hicks的《贸易周期Trade Cycle》,这是基于Harrod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这模型导出充分就业的上限以产生下降趋势,导出总投资为零的下限以产生好转趋势。否则这模型经济将会是脱缰之马。
请记住,Harrod的《论文Essay》是在1939年发表,Domar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46年。一如宏观经济学的许多其他事物,增长理论是1930年代大萧条和及后终结它的战争的产品。我也是这时代的产品。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些模型传达的故事我认为是错误的。火星人来到地球,读了这文献,可能预计只能找到资本主义的残骸,很久以前已经动摇根本。经济史确实是记录波动和增长,但大多数商业周期似乎会自限。持续增长并不少见,但会受到阻碍。
Harrod-Domar模型还有似乎不健全的含意。如果稳步增长的条件,是储蓄率=(就业增长率)x(科技决定的资本─产出率),那么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系增长率要翻一番,就只需储蓄率简单增加一倍,也许是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嗯,我们现在都知道不是这样简单:事前储蓄率倍增不会倍增事后储蓄率,除非在同一时间有些事物照顾到事前投资率。(我希望1987年在斯德哥尔摩仍然理解这些奇怪的拉丁词[事前ex ante、事后ex post]!)但是,欠发达国家对新资本可能有大胃口,这食谱看来不稳定。我相信我记得经济发展的著作往往声称:从缓慢增长过渡到快速增长的关键是持续上升的储蓄率。这食谱我听来难以置信。我不再记得确切原因,但实在是难以置信。
我就是以这种精神开始修补经济增长理论,努力改善Harrod-Domar模型。我不能告知各位为何我首先以内容更丰富,更现实的科技表述来取代稳定的资本─产出(和劳动力─产出)的比例。即使是作为学生,我知道吸引我的是产出理论,而不是正规上几乎相同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前者似乎更脚踏实地。作为天生的宏观经济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即使科技本身不是在特定时间任一货品都非常灵活,总要素密度必然更是多姿多彩,因为经济体系可以选择把重点放在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或土地密集型产品。无论如何,我即时发现了一些有趣事物。
要是我在此详尽告知各位我的发现,就显得愚昧。在座各位几乎都已经知道。〈经济增长新古典模型〉催生了小小工业,催生了经济学家数以百计的理论和实证文章,很快就走进教科书以及这专业的共享知识积累。也让我有面子今天在此演讲。无论如何,我必须用几句说话总结结果,然后继续一些有趣的问题:还有什么是未知或不确定。
科技只要有合理程度的灵活性就可完成两件事。首先,稳步增长的可行道路原来不是单一事件。可以有一系列的稳定状态,如果总要素密度的范围广阔,其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经济体系还有其他方法适应Harrod-Domar的条件,但在我看来,资本─密集度的变化可能是最重要的。
其次,原来收益递减的含义,是增长的均衡率不仅是与储蓄(投资)率成正比,也是独立于储蓄(投资)率。发展中经济体系成功永久增加其储蓄(投资)率,将比不是如此有更高水平的产出,因此必然有一段时期增长较快,但不会永久实现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更精确地说:劳动投入的每单位产量的永久增长率,是独立于储蓄(投资)率和完全依赖最广泛意义的科技进步率。
有第三项结果似乎有用,肯定有助模型吸引经济学家。早期的增长理论是机械式或物理式,这不是不好,但意义上这几乎只是说明货品流量和存量。在新古典模型中,很自然和实际描述
均衡路径,并制定支持均衡路径的价格和利率动态。当然我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带来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经济学家本能地会这样认为,而这联系有助我的专业同事关心增长理论。这也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富有成效)本能,无论是处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坏消息是这连系有点太漂亮,太有趣,并释放听来像Pangloss博士的长期诱惑,一位非常聪明的Pangloss博士。我认为趋势已在最近几年胜出,我将稍后解释,但我要假装是Candide可能为时已晚。(译注:伏尔泰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Pangloss是Candide的导师,是绝对乐观主义者。)
当我现在回头看我在1950和1960年代对这总主题写的文章,感受深刻,甚至有点惊讶,当时花很大气力扩大增长理论的技术框架。我是想确保该模型可以接纳:引进新科技只能使用新设计和生产的资本设备,这因素的比例可能因为即时的总投资而不同,但不是在资本设备已采取某些特定形式之后;离散的活动可实现有足够的灵活性,只要能够以经济选择资本货品的寿命期限,即使只有一项活动也可以。在每一种情况下,我想表明是可以利用继承的经济学家直觉,制定大家可以理解、适当的商品—价格—要素—价格的关系。(在我来说,我主要是继承Knut Wicksell和Paul Samuelson。)
这特殊取向是有理由的,当其时那理由似乎很吸引。首先是引入一些科技的灵活度,开辟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天地,有更广泛的现实世界事实,并更密切连系一般的经济理论。当时认为重要的,是确保这些成果不是过于密切连系不能抗辩的因素替代简单版本。第二,我已经开始利用总生产函数做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显然是有意义和令人吃惊。我对这手法有点怀疑,我知道别人也有本身的怀疑。确保该方法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处理唯实主义的几个问题,看来是不错的主意。第三,我当时被困于著名的「剑桥争议」。我说「被困」,因为整个事件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是浪费时间,是分析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游戏。当时我以为—─文献提出一些要思考的理由──争议这部分是关于边际主义,关于顺畅的边际主义。所以,我希望能够表明,该结论的理论与实证执行是不受这非常特殊制订所限制。我想这是值得做的,但肯定没有平息任何人。
重点放在描述科技,有坏的副产品。我觉得我太少关注有效需求的问题。换一个说法:均衡增长理论迫切需要,现在依然需要,均衡增长路径的偏离理论。我可以诚实地说当时我已认识到有这必须。我的1956年文章结束时有简短的一节,略略提到实际工资刚性的含义和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这仅仅是蜻蜓点水。还有一个我很自豪的段落,指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一个框架,人们可以认真讨论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实现和保持充分就业,而且在当前消费和当前投资之间刻意作出选择,因此是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选择。仅仅几年后,我有难忘的体验,Kennedy-Heller经济顾问团把这些想法写进了1962年《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即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发行)。美国过去七年的历史说明华府没有学懂教训。
结合长期和短期宏观经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稍后讨论。现在我要承认(并解释)年轻时的混乱。在早期讨论Harrod-Domar经济增长理论时,很多谈论到均衡增长的内在不稳定。「不稳定」意味着两回事和含义,并不总是明确区分。这可能意味着行为良好的均衡路径四周是行为不检的均衡路径,小小偏差可能会导致最终的灾难。或这可能意味着「不稳定」适用于「不均衡行为」,使经济一旦偏离均衡增长就不能自动返回
任何均衡增长的道路。
原来的Harrod-Domar模型似乎同时面对这些困难。我想表明,该模型扩展时拿走第一类型不稳定的刺痛。但是,第二类确实涉及综合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Harrod和许多当代评论家处理这问题,是对投资行为作出非常特殊(和不令人信服)的假设。我以前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明确区分这两个「不稳定」的概念。今天,我想提出以下尚未解决的问题。经济增长理论的成就之一,是把均衡增长与平静情况下资产定价连系。非均衡增长的困难部分,是在纷乱情况下资产定价没有实在好的理论,也许是不可能吧。(1987年是一个很好观察的年头!)
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趋势,是以优美方式回避这问题,但(我认为)最终难以置信。这是想象经济体系是单一不死的消费者,或者多个相同的不死消费者。「不死」本身不是问题:每个人的消费可以由王朝继承,每一成员是延续前人。但不允许有短视眼光。这消费者不服从任何简单的短期储蓄功能,甚至是Modigliani风格的生命周期简易法则。消费者或继承的王朝反而要解决无限时间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我觉得这太牵强,但不是可怕到一个程度使人不想知道这假设会伊于胡底。(译注:Franco Modigliani与多位当代经济学家提出人一生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大概每年消费相若;因而早期在学和初入职年代是先使未来钱;中年赚钱最多,积蓄也最多;晚年以积蓄过活。)
结合第一项,下一步更难接受。对这个消费者来说,每一企业仅仅是透明的功能,中介,进行跨期优化的手段,只受到科技和初始禀赋的限制。因此,从一开始的假设就排除任何形式的市场失灵。没有策略性的互补,没有协调的失败,没有任何囚犯的困境。
最终的结果是一项建构:整个经济体系是假定随着时间推移来解决Ramsey最优增长问题,只受到口味和科技的平稳随机冲击所限制;经济体系对此的调整是最优化。自动推定所观察路径就是均衡路径,就是因为离不开这惯性思路。因此,这要求我们把我刚才描述的建构作为实际资本主义世界的模型。我们过去称之为商业周期,或繁荣与衰退,现在被解释为回应生产力随机波动和要求有闲暇的愿望时,最优路径的最优化小冲击。(译注:Ramsey增长模型类似Solow模型,但包含内生储蓄率,因此储蓄率一般是不固定,而经济体系自稳定状态收敛时是不划一;含义是Ramsey模型必然是Pareto最优。)
我觉得这一切都不令人信服。在我看来,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类似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组件,有重要的体制特点;运作似乎完全不像是透明和无摩擦的机制,把家庭的消费和闲暇欲望转换为生产和就业的决定。我无法想象:口味和科技的冲击,以季度或年度计算,其程度足以解释商业周期的跌宕起伏。现在我必须报告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我促请大家留意这方法的一个有能力,文明和完全严肃的例子,我认为你很难反驳。这论点的重要步骤都可以有不是琐碎的反对意见,但任何强大的宏观经济模型都会是这情况。
这是种两难局面。当我说很难反驳Prescott的故事,这并不意味他的案子可以得到证明。恰恰相反:还有其他不符合他的模型,同样也很难反驳,甚至也许更难。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历史时间序列不能提供关键的实验。化学家可以走进实验室,设计和执行这样的实验。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我对这困局的初步解决办法,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认真直接观察经济体制运行的方式。当然,对不同制度的运作手法有争议,但没有任何理由这些论点是不能理解,有秩序和受事实限制。这种方法论的机会主义可能令人不安,但至少应该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愚蠢。
因为我刚才所言违背了当代精神,我要说得非常明确。没有人可以反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当我们需要参数的估算,以预测和分析政策,模型规格和估算也没有很好的替代品。但是,要停留于此,要相信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从头到尾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执行实证经济学,是忽视了很多不能以方便形式表达的有价值讯息。那种被封装的讯息,我包括专业观察员的定性推理,以及经济制度运作的直接了解。当然,应该时常保持怀疑态度。业内人士有时是愚蠢想法的奴隶。但我们的证据不是那么充裕,可以无视一切只顾及价格和数量的时间序列。
在此离题的方法论之后,我要提醒你我主要论点的方向。发明增长理论,是提供有系统的方法谈论和比较经济的均衡路径。在这方面取得相当不错的成就。然而,这没有充分认清一个同样重要和有趣的问题:处理偏离均衡增长的正确方法。我认为错误的一个可行办法:声称「经济波动」不是偏离均衡增长,而是均衡增长的例子,即是否认有分析问题存在。我的印象是对这故事的信念,或多或少只限于北美地区。也许,欧洲经济体系的经验并不适合这种解释。有什么替代品?
只是把你喜爱的商业周期模型添加到均衡增长路径,这是不成的。如偏差非常小,更近乎小规模和自我纠正的「错误」,这可能行得通。但如果检视大幅度,高于季度偏离均衡增长,例如自1979年以来大规模欧洲经济历史,就不可能认为均衡增长路径本身不受短期到中期经验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形成的数量和方向必然受商业周期影响,无论是通过新设备总投资,或是旧设备加快报废。我也倾向认为,以职业,行业和地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各部份有不同失业率,会对均衡路径作出反应。因此,同时分析趋势和波动,确实涉及长期和短期,或均衡和失衡的综合。
最简单的策略是来自其他情况的熟悉策略。在完全综合的增长模型,相关的价格是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假设两者都是僵硬,或是因应劳动力和货品供应过剩的市场而调整非常缓慢。(更常见的假设是只有工资粘性;但在Wicksell本身的天然栖息地,我们应该允许「自然」和「市场」利率有分歧。则经济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远离任何充分均衡路径。在这段时期,其演变将受短期动态管制,一如日常的商业周期理论。
要考虑最有趣的情况,是实际工资和利率都维持在导致供应过剩劳动力和货品的水平(储蓄大于事前投资)。这样的配置我们称为「凯恩斯式」。最大的区别是净投资可能是正数或负数;工业能力或升或降。经济可能最终返回均衡路径,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断告诉自己的说法:「长期而言,价格是灵活」。如果是这样,这不会返回以前偏离的继续均衡路径。新的均衡路径将取决于失衡时期资本积累的数额,也可能取决于所经历失业的数量,特别是长期失业。如科技变革是内源性而不是任意,即使科技水平也可能有所不同,。
这是我在1956年提到的修订,但没追得很远。Edmond Malinvaud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探索草案,在增长理论利用固定价格。如你所料,投资功能发挥重要作用。我之前提到偏离均衡路径为资产估价的困难问题,就是这意思。在或多或少强劲的经济后果和不管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关于真正企业的投资决策指引下,我们归纳为或多或少可信的规范。Malinvaud强调「盈利」作为投资的决定因素,但他也强调如未来目前不清楚,盈利的确切含义也是不清楚。
Malinvaud分析的主要结果,是澄清「凯恩斯式」稳定状态在什么条件下是可能的,以及何时是局部性稳定,即是经济因附近的均衡路径受扰,何时会趋向这状态。不稳定情况同样也是有趣,因为这表明小小成因可能有很大的后果。所有这些关于稳定的论点,必然是暂时性,因为利率和实际工资都假定为固定,但数量有改变。这不是足够理由以「纯粹」的精神去驳回后果;但很明显这项研究计划是不完整。
Malinvaud的草案,和其他人的著作一样的好。我自己的倾向,这只是倾向,是尝试略为不同的角度。在思考盈利能力及其与投资的关系之模糊概念时,要醒悟许多企业对情况改变的反应恰恰是改变价格。粘性价格模型最明显的替代,是企业制定不完全有竞争力价格的模型。当然,这不能再以简单方式谈论商品供应过剩。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有趣的东西;可能有许多均衡路径共存,其中一些是毫不含糊比其他更好。(通常较好的路径比差劲的有更高产出和就业,所以类似衰退的情况会出现。)增长和商业周期的相互作用,可以采取略有不同的形式:好和坏的均衡交替出现,而不仅是简单的平均。)
在静态的背景下,这种模型现在非常熟悉,解释「有效需求」概念的意义。企业很自然会将行动因应经济总量的信念。Frank Hahn和我正在努力把这扩展到重迭世代模型,容易把任何固定均衡状态转换成越来越稳定的状态。初步迹象表明这是可以做到。因此,无论是固定价格做法或不完善竞争方法,都可能使我们能够有意义讨论在增长的背景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的1956年文章,已经有简要说明中性科技进步可以纳入均衡增长的模型。这是必要的补充,否则这模型的固定状态会是人均收入固定,而这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真正情况。广泛定义科技进步,以包括改善人的因素,是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长期增长所必须。由于总计生产函数是这模型的必然部分,很自然想到可以利用真正经济的长期时间序列来估算。外加几样标准参数,如储蓄率和人口增长,模型就可以运作。
估算总生产函数不是新想法,但我想到新意念:利用观察要素价格作为目前边际生产力的指标,使每项观察给出不仅是生产功能上的近似点,也大致表明其斜度。我颇为确信是均衡增长理论启发我这意法。我想强调,我当时没有想到我在进行一些极有争议的事物。
我的1957年文章,开始几段是彻底矛盾,不是关于方法,而是关于利用投入和产出的总数据。在表达我的怀疑后,我以务实精神前进。研究宏观经济学,不能不利用总计的关系;至少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宏观经济学。我要解释这论点引起争论的强度,唯一办法是归因于信念:「资本」的利润是代表由市场计算的生产要素回报,这意念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些内在事物。一个世纪以前,John Bates Clark可能想到按边际产品分配是「公正」的,但没有现代经济学家,没有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接受这推理。
无论如何,1957年研究的主要结果令人吃惊。1909至1949年间,美国经济每小时总产出增加一倍;增加的八分之七可能是由于「最广泛意义的技术变革」,其余八分之一的原因可能是资本密集的常规增加。国家经济研究局Solomon Fabricant其实就稍为早些的时期提出类似的细目分类,使用的方法较少利用分析为基础。我想我会预期发现简单的资本形成,比我实际发现的有更大作用;我稍后回到这论点。
自那时以来的三十年,这广泛结论出奇的站住脚,在这段时期「增长核算」已颇为完善,尤其得助于Edward Denison。主要的改进已把「最广泛意义的技术变革」分拆为多个成份,其中各项人力资本变量和「狭义的科技变革」是最重要。为了解现状,我印述Denison的最新美国估计。
以1929至1982年为时段和平滑处理商业周期,他发现真正的非住宅商业产出平均每年增长3.1%。现在的问题是把这分摊于多个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Denison估计,四分之一可以归因于在教育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投入增加。另外有16%(即每年0.5%)是因为一般工人的学历提高。「资本」增长占产出增加的12%;这恰好吻合我使用原来的方法研究1909至1949年的结论,而Denison的方法在某方面有实际的改善。然后Denison把增长总额的11%归因于「资源分配得到改善」(他的意思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转移到更高生产率工业这回事)。另外11%是因为「规模经济」(但必然是非常不可靠的估算)。有记录的增长最后34%归因于「知识增长」或狭义的科技进步。把这些百分比相加,会发现Denison解释了增长计量的109%。其他因素必然减少了产出增长(3.1%)的9%,或略低于每年0.3%。(这些负面因素可能包括诸如投资环境改善;尽管这可能当然是非常有价值,但这会使用资源,产出计量又不会计算在内。)
这详细的计算大大改进我的第一次尝试,但结构大致相同。记得我只区分三个因素:直接劳动力,直接资本和剩余的「技术变革」。Denison把剩余部份分为五部分,但味道非常相似。
如果以「每受雇人士」为基础检视看Denison的结果,相似程度更为强烈。真正的人均产出,在1929至1982年间每年增加1.7%。每受雇人士的劳动投入占这部份的23%。这听起来奇怪,但主要意思是指在这段期间每受雇人士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因此受雇人士平均提供较少的直接劳动时间。我不打算引述全部估算。我只是想指出,每名工人的教育占人均产出增加的30%,知识进步占Denison数字的64%。因此,科技仍是主要的增长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占第二位。无需相信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所传达的讯息反正是很清楚。
以上是严肃的评语。如果我可以回到方法论的宣传,我想提醒各同事和他们的读者,实证经济学每一部份是取决于可能不是正确的背景假设的子结构。举例来说,这些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不仅需要市场价格可以作为边缘产品粗略和现成近似值,而总计量没有绝望地歪曲这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稳健性应该是经济计量的最高美德;而过度解释是经济计量风土病的根源。因此,如果你接受我一直引述的结果指向质化的真相,并也许给出量值的一些指引,这样我会很高兴。再要求多一些,只是自找麻烦。我想引用由深明棒球统计的学生领袖的警示,这挂在我的办公室:「任何数量的(明显)统计证据都不会令一项声明脱离常理」。
提到常识使我想起这故事另一方面,文献对此仍然悬而未决。一开始,我很惊讶这模型只有相对较小部分评论资本形成。即使Denison和其他人证实了这一点,结果似乎违反常理。稳态增长率是独立于投资额度,这事实很容易理解;只需要认真了解理论。较为困难的是坦然接受结论:即使短期增加投资,与短暂增长没有多大关系。促进投资的政策,不能作为杠杆以求过渡到较高的均衡增长路径。
正规模型省略了一个机制,没有这个机制会明显对投资有偏见。这就是我所谓的「具体化」:事实上,许多技术进步,也许大多数,只有利用新的和不同的资本设备才可以找到进入实际生产的途径。因此,创新增加产量的成效,是按照总投资率的节奏。因此,增加投资的政策不仅导致更高的资本密集,这可能影响不大,而且会更快把新技术转移到实际生产。稳态增长不会受影响,但中间的过渡会受影响,而且应该可以观察得到。
这种想法似乎符合常理,而且确实如此。到了1958年,我可以产生包含具体化效应的模型。因为资本存量不能再被视为同质的一大块,所以不再如前的简单。要跟踪其年龄结构;但这正正是要点。反正这是可行的模型,即使不太整洁。如果常理是正确,这具体化模型应该比早先的更符合事实。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尊重Denison的判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具体化概念没有任何解释的价值。我不知道这结论是否应描述为矛盾,但至少这是谜团。
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我发现纽约大学Edward N. Wolff教授的最新工作文件,提出以较长期角度来看这个问题。Wolff汇编了七个大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涵盖1880至1979年整个世纪。他特别留意战后1950至79年。选择这些国家只是有可用数据,所以不应被视为具代表性的样本。Wolff的结果只能作为提示,但这是非常有趣的提示。
Wolff计算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即是我广义称之为技术进步率)的平均增长率,以及投资速度的各种计量。(举例来说,他留意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资金─劳动力比率的增长速度,以及平均投资额度本身。)然后,他比较各国,发现技术进步的速率和投资速度有非常强大的正相关关系。他解释这是为确认体现化假说提供强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这些国家已经获得大致相同的一批技术创新,似乎投资最快最能利用现有知识。这当然是合理解释,我也很喜欢。请记住,Wolff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考虑」到传统的投资功能,即是增加资本密集以提高生产力,所以剩下的相关关系只是总生产函数的「移动」和投资。
但是,忠于我本身的方法论戒律,我要提醒你也可以有其他解释。例如,可能有些国家能够更好利用同一批技术创新,其原因与资本形成率没有任何关系,但就正是这些技术进步的国家投资是最赚钱,因此自然投资率较高。否则,迅速的技术进步和高投资可能是一些第三因素的后果,例如有鼓励创业活动的存在条件。高投资和快速技术进步就会同步走。
我不能为那一种说法提出有力论点。但至少留下空间,让理智的人相信刺激投资,通过把技术从实验室转移到工厂会导致更快的中期增长。
在完结之前,也许我应该指出,我一直讨论的构建模块,大多数可以结合成较小但比较完善的计量经济模型。如果这是不可能,我对这想法的兴趣会减弱。事实上,这已经做到。一个例子是归功于Bert Hickman和Robert Coen的「美国经济年度增长模型」。
这模型的生产方面是全部总计,正正就是我一直在谈论的。(需求方面没有总计,但现在这一点不是重要。)Hickman-Coen模型的充分均衡路径,正是那些熟悉的增长理论,只是因为更为细分储蓄的决定和劳动力的演变,因而变得较为一般化。
那部分很简单。但是,在最近的一些活动,Hickman和Coen已经开始认真研究偏离均衡增长,他们的精神就是Malinvaud和我所建议。他们允许实际工资刚性,为生产部门建模作为定价的垄断性竞争者。除了在全面均衡的情况下,投资无需相等于充分就业的储蓄。
繁荣和停滞时期会出现,事实上也有出现,几乎没有人感到意外。可以有「凯恩斯式」和「古典」失业。事实上,这可以同时发生:实质工资可能过高,令现有的资本存量未能充分就业,而同时总需求不足,市场不能销出企业打算生产的数量。实际工资的变化,对需求和供应双方都有影响。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好,听起来就像务实的美国人和瑞典人都已实行的宏观经济。我不能担保Hickman的数字,但至少是合理的。顺便说一下,这些数字表明,美国在1959至1978年间,由失业引起的高实际工资是微不足道,比诸后来1981至1982年间因低需求导致的失业率相形见绌。我不知道1982年后的几年有什么故事,但我想知道的事实是为这模型说好话。
我在对增长理论目标和取得成就的简短评论中,除了我的著作,已经提到许多其他人的著作。这不仅仅是谦虚:我的选择反映我的信念:任何成功的经济分析线路几乎肯定是小团体产品。我们把名字配上意念,原因有好有坏,但有益的意念一般是由研究团体制定和严格完善。我对「新古典式」增长理论是可行,抱有一些信念,正因为这已经吸引了研究团体,甚至是相当多元化的团体:Lucas和Prescott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建设,Malinvaud及其他「太阳黑子」理论家如Karl Shell和其他人也是一样。
我读到Robert Frost〈黑屋〉的诗句:
「我们认为在生活中见到的大多数变化,
是因为真理得竉和失宠。」
我顿时醒悟,这听来多么像经济学。这种感觉,有些是不可避免,而不一定是遗憾。应用经济学的恒常子结构不可能是庞大;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演变,经济行为的特点也必然随之演变。我还认为,短期而言经济思想的可变性是我们自作自受:过度用功,推得太远,对有限的数据提出更精确的问题,过度拟合我们的模型和过度阐释结果。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也不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直至你尝试多走一步,你永远不知道如果你已到了尽头。
当然我希望增长理论可以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作为跨部门模型的背景,这些模型可能尝试做更多超出可以做到的范围;作为宏观经济中因与果的简单,强大,松散定量命题的框架。似乎对我来说,这两种作用的基本知识需求,是共同理解均衡增长的中期偏离。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惯见事务。自凯恩斯以还,这一直在英语国家发生;自Lindahl和斯德哥尔摩学派以后,这一直在瑞典发生。至今,这一直在这两地方发生。
〈增篇〉2001年8月我在1987年诺贝尔演讲勾画的知识环境,是经济增长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在1950年代首次制定,然后讨论随后增长理论已经演变的一些路线。我理所当然认为增长理论必然是务实的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一个适用于我们本身经济的模型。我当时的看法,现在仍然是,当主要行动包括总需求变化,并以新古典增长模型表达长期因素,当主要行动是在供应方面,那么最迫切的当前分析需要是找出拟合短期宏观经济的方法。另一种说法,宏观经济行为的短期和长期模型要有方法合并为中期的实务宏观经济。
自1987年以来,这方向没有多少成就。这可能是专业人士热情投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我没有感染这份热情(我在演讲有简单解释原因)。不过最近有一些进展的迹象。真实经济周期学派有几个成员已经认识到,除非模型吸纳至少几样仿照现实的不完善和摩擦,否则不会得到实证的成功。但是,其中一些仅仅是不完善和摩擦,例如「粘性价格」,这是更多「凯恩斯式」宏观经济模型的真正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有人主张更为「凯恩斯式」的方法,已经采纳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一些最喜爱的做法,例如更明确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创建一个无缝,统一的中期宏观经济,可能是困难或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现实是太混乱,不能以任何小数目的基本原则来描述。但是已经起步。
回想起来,1987年演讲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甚至没有提及内生技术进步的概念。这主要是时机问题。Paul Romer一系列著作的第一份是在1986年发表,Robert Lucas的文章是在1988年(尽管我在1987年已阅读手稿)。当然,我不会知道「内生增长理论」会在1990年代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运动。我没有忘记老朋友Kenneth Arrow的1962年论「在实践中学习」的文章。但我已经知道虽然这模型有趣,这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主张没有真正的影响。后来我在两次Arrow讲座中阐述这一点,结集为《学习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from Learning by Doing》。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是较为剧烈的改变。
我们现在知道,内生增长理论有大量论文,最近放慢一些,但只是稍为放慢。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意念为何深受欢迎。这些模型提出稳态增长率可以有本身的理论,而不是作为外部现实的既定事实,这些既定事实有时会有变化。但我以为另有更重要的吸引力。理论的性质是这样:人们可以容易指出可行的,甚至相当传统,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增长率增加零点几百分点是一项成就,最终高出任何经济政策标准目标的福利意义。谁不会激动?
重要的是要了解内生增长理论如何提出这前景。最早的模型只是假定
资本回报固定,或是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如资本)的回报固定。(称为「AK模型」是出于这个原因。译注:AK是Auerbach和Kotlikoff)因此,举例来说,如产出仅仅与资本成比例,储蓄和投资与产出成比例,那么投资是与资本成比例,而储蓄─投资率进入比例系数。因此较高的储蓄─投资比率意味着更高的投资─资本比率,即是更高的资本增长率,因此有较高的产出增长率。但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政策会增加既定产出的储蓄─投资
水平。从影响水平进而影响增长率,这进程很容易,这是该理论如此强大的原因。麻烦的是,资本的固定回报是非常特殊,精准的假设。在这情况不接受「约数」。但这正正是资本固定回报在实证上不是很合理,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内生增长传统的更深入和更有趣模型很快出现。其中一些着眼于建立和积累人力资本,其他着眼于技术发明和创新的进程(以及并发的临时垄断)。还有日趋热闹的「熊彼特」模型,强调创新和创新前身之间的竞争(或偶尔的互补性)。在我看来,沿着这些路线的研究可能最终告诉我们知识在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有趣和有用的作用。我们一直认识到,开发新科技有重要的内在因素;所有这些企业投资数百万美元于研究,不是因为群体妄想。
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我发现即使这些更深入和更详尽的内生增长模型,都停留在一些基本上是任意线性假设的关键点,声称这假设的增长率是「某东西」水平的函数,而这「某东西」是一些相当简单和方便的变量,可以由政策操纵。当然这样的声称可以是真实的,但我看到的不是可以用实证证明,也不是绝对的先验合理。
一个可能的临时结论,是文献过于单一集中寻找稳态增长率的理论,以为指数式增长是工业经济体系时间路径的内在特点,而不仅仅是这样的时间路径某片断的方便近似。另一可能策略,是开始时利用不偏不倚的实证研究,找出技术革新速度,或人力资本积累,或消费品质量阶梯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独立研究这些事情与增长理论的相关性。毫无疑问,任何有效的概述必须简化,以纳入总计增长模型,但这是可以预料的。我认为始终有可能这些强大的线性假设其中一些将证明是有效,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廉价的电脑计算和数字易于集成的好处之一,是稳态分析不再需要走捷径;可以直接计算可信的增长模型所描绘的路径,以及这如何回应标准政策的动作。
另一个较为收敛的想法值得一提。这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Nicholas Kaldor完全基于各项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明确没有投入和产出的明确函数,试图建立连贯增长模型式。Maurice Scott《经济增长新景象A New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1989》有类似想法,更多注意争辩这种关系的现实情况。(又见T. van de Klundert《历史观点中的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1》,特别是第7章。)
我从来不能说服自己,这些方便的假设是有意义,除非这是源自更原始的投入─产出关系。文献的例子似乎并没有这属性。我自己试图寻找同样的直觉(也可追溯到1950年代),是研究「旧模型」:技术创新只有「具体化」见诸新资本物品时才算是有效。这尝试也放弃了,但最近Greenwood, Hercovitz, Krusell和Wolff的一系列文章又旧书重提。看来这些模型有可能在令人困惑的中期宏观经济中有其适当的位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