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yek: 經濟學與知識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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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k: 經濟學與知識 (1936)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月 06, 2009 6: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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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知識(海耶克)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by Freidrich 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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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演說,倫敦經濟俱樂部; 193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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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自學書院(2009年1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這篇文章的標題含糊不清不是偶然。其主要議題當然是不同的社會成員對知識持有的假設和命題在經濟分析中發揮的作用。但是,這絕不是與相同標題下可能論及的另一問題無關──這問題就是正規經濟分析在何種程度傳達任何關乎現實世界事物的知識。誠然,我主要的論點將是經濟學中正規均衡分析必然包含的重言式,可以變為告知我們現實世界中任何關於因果關係的命題,只要我們能夠以關乎如何取得和溝通知識的明確陳述來填補這些正規命題。簡而言之,我將辯解經濟理論中實證因素──唯一的部分不只是關乎影響,也關乎成因和效果,並因此導致原則上可以核查的結論──構成關於取得知識的命題[1]。

也許我應先提醒大家一項有趣的事實,在不同的領域最近有相當數量的嘗試,把理論性調查推到傳統均衡分析的局限之外,很快答案已證明是啟動我們就某論點作出的假設,即使這論點和我的見解不盡相同,但至少是其中的部份,這論點是關乎先見。正如人們預期,我認為這個關於先見的討論最先吸引更廣泛注意的是風險理論[2]。Frank H. Knight的大作在這方面提出的刺激,尚待證明其深刻影響遠遠超出其特殊領域。其後不久,對先見作出的假設證明是解答多個迷團有根本的重要性:不完善競爭理論,雙寡頭和寡頭壟斷的問題。自那時起,這變得越來越明顯,在處理更「動態」的貨幣和工業波動的問題,有關先見和「預期」的假設同樣發揮核心作用,尤其是這些概念從純粹均衡分析被拿到這些領域;例如「平衡利率」概念只能以先見的假設來適當定義。情況似乎是在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人會犯錯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解釋為何他們應該永遠是正確的。

一般而言,我們似乎到了一個地步,均衡概念只有用先見的假設才可以說得明確和清晰,雖然我們還未全體同意這些必要的假設是什麼。這個問題稍後我會解釋。目前我只關心表明在目前時刻,無論我們是否要定義經濟靜態的界限,還是想要超越,我們無法逃避令人煩惱問題,問題就是有關先見的假設在我們推理中的確實定位。這是否只是意外?

正如我曾提出,在我看來這種情況的原因,似乎是我們要處理的是在更早階段已經要面對的一個廣泛問題特殊一面。事實上,當我們嘗試把重言式體制應用於「社會由多個獨立人構成」的情況,就會帶出基本上類似早前提到的問題。重言式是指那一套命題必然是正確,因為那些命題只是我們開始時的假設之變化,而這構成均衡分析的主要內容。我一直覺得,我們在純粹分析中應用均衡概念本身和方法,只在局限於分析單一人士的行為時才有明確意義;當我們運用它來解釋若干不同個體的相互作用時,我們其實是進入不同領域,默默引入完全不同性質的新元素。

我確信有很多人對整個趨勢覺得不耐煩和不信任,這趨勢必然見諸所有現代的均衡分析,把經濟學變為純邏輯的分支,一套不言自明的命題;這些命題一如數學或幾何,只受內部一致性的測試,沒有其他測試。但似乎如果這個過程只要進行相當時間,本身是帶有自己的補救。從我們的推論過濾出經濟生活中真正是先驗的事實,我們不僅分離出一個我們推論的元素,類似純粹的「選擇的純粹邏輯」,我們也強調分離出另一個元素的重要性,這元素被過份忽視。我批評使經濟理論變得越來越正規的最近趨勢,不是這已走過頭,而是走得不夠,未能完成分離出這個邏輯的分支,並利用常規經濟理論,一如利用數學作為工具,恢復調查因果過程的應有地位。

在我可以證明這樣的純均衡分析的重言式命題不能直接適用於解釋社會關係之前,我先要表明均衡概念如應用在單一個體的行動時是有意義的,我也會說明這意義。針對我的論題,有人可能爭辯這一點恰恰是均衡概念毫不重要,因為如果要應用,只能說是孤立個體必然常處於均衡。但最後一句話雖然是自明之理,卻空洞無物,只是顯示誤用均衡概念的方法。相關的不是這樣的個體是否處於均衡,而是他的作為有那些是與其他行動彼此處於均衡。所有均衡分析的命題,例如相對價值對應相對成本,或某人會使任一因素在不同用途的邊際回報都是均等,都是關於行動之間關係的命題。某人的行動可說是處於均衡,如果這些行動可理解為一項計劃的部分。只有在這種情形,只有當所有這些行動是考慮同一套情況,在同一時刻決定,我們關於這些行動互相關連的陳述才可以成立,我們是從對某人的知識和喜好的假設推斷有互相關連。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在這種分析中羅列的所謂「數據」,是(除了他的口味)該位人士的已知事實,是他所知(或相信)存在的事物;嚴格來說,這都不是客觀事實。只是因為如此,我們推斷的命題必然是先驗有效,而且我們維持辯證的一致性[3] 。

以上的討論有兩個主要結論:第一,由於個體的連續行動之間存在均衡關係,但這只是因為行動是實現同一計劃的部份,即是說任何導致計劃改變的變化,會打亂他的知識改變前後所採取行動之間的均衡關係。換言之,均衡關係只包含他的預期證明是正確該段期間的行動。第二,由於均衡是行動之間的關係,而某人的行動必然在時間方面是接續,很明顯必須有時間推移,均衡概念才有意義。這值得提出,因為許多經濟學家似乎已經無法在均衡分析中為時間找到位置,因而提出均衡必須設想為沒有時間限制。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聲明。

儘管我以前曾談到,對均衡分析在這意義上應用於競爭性社會的條件下,均衡分析的意義是有疑點,當然我不是要否定最初引入這概念正正是用來形容不同個體行動之間某種平衡的概念。到目前為止,我的論點是我們使用均衡概念來形容某人的不同行動之相依關係,不是即時可應用於多人行動之間的關係。問題其實是當我們以競爭體制談到均衡時,我們如何用得到。

從我們的方法引伸的第一個答案,似乎是在一段時期內,如果社會全部人的行動都是實現各自在該時段開始時已決定的個人計劃,這方面的均衡是存在的。但是,當我們進一步探討這究竟是什麼含義時,似乎這答案引起比這解答更多的困難。孤立的某人(或由其中一人指示的一組人)在一段時期根據既定計劃作出行動,這概念沒有特別困難。在這情況下,執行可以設想的計劃無需滿足任何特殊條件。當然,計劃可能是基於對外部事實的錯誤假設,並因此而不得不改變。但必然會有一套可設想的外部事件,可以讓計劃一如最初設想得到實現。 個人主義和經濟秩序 但是,由多人同時各自決定計劃,情況就有所不同。首先,這些計劃要全都實現,全部計劃必然要基於對同一套外部事件的期望,因為如果各自的計劃是基於有衝突的期望,沒有一套外部事件可以令全部計劃得以實現。其二,在一個建基於交易的社會,人們計劃的行動相當程度上需要其他人部份有相應行動。這即是在特殊意義上說,不同個體的計劃必須配合,因為計劃可以設想出來,就應該可以全部實現[4]。或者,用不同語言說同一件事,由於任何一人計劃時借助的一些數據是期望其他人會以某一方式採取行動,因此不同計劃的相容性必然是基於一人的計劃正正包含他人計劃借助的數據之行動。

在處理均衡分析的傳統方法中,要避免這難題的部份,是假設以需求表形式表達的個人口味和技術事實等數據,同樣給予所有個體,而他們基於同樣前提採取行動,終歸會導致他們的計劃彼此適應。這並沒有真正克服困難,困難是因為一人之行動即其他人等之數據此一事實,而這某程度上涉及循環論證,這一點已經常有人指出。但是,至今沒有人留意的是,這整個過程涉及較為普遍特質的混亂,混亂是由於「數據」一詞模棱兩可;剛才提到的一點只是特別的舉例。此處的數據是假定適用於全體的客觀事實,但顯然不是構成「選擇的純粹邏輯」的重言式變化啟點的數據。在後一種情況,「數據」是指該位行動人士心中的事實,亦只有那些事實;只有這樣的「數據」主觀釋義,讓這些命題成為必要的真理。「數據」是該人士已知、既定的事物。但從分析個人行動過渡至分析社會情況,這概念的意義有了隱伏的變化。

「數據」概念的混淆,是這領域我們許多困難的底層,有必要更詳細考慮。當然,「數據」是已知事實,但問題依然未有解答:這些事實究竟是誰的已知事實;社會科學對這個問題可以提出兩個不同的答案。經濟學家似乎總是下意識地對這一點感到有點不安,為未能肯定是誰的已知事實而安慰自己謂這是「已知」,甚至用到「已知事實」這冗言。不過,這沒有回答問題:究竟事實是作為觀察者的經濟學家「已知」,或是學者想解釋其行動那位人士「已知」;如果是後者,究竟是否假設體制中全部各人都是「已知」同樣的事實,或是各人的「數據」可能不同。

似乎不用懷疑這兩個「數據」概念基本上是不同,應該仔細區分;一方面,從客觀性真正事實的意義來看,是作為觀測者的經濟學家「已知」;而另一方面,在主觀性意義來看,是其行為被觀察該位人士「已知」。為何這術語的主觀意識中的數據會對應客觀性數據?這是我們要回答的主要問題之一。

當我們把區分運用到以下的問題:社會在任一時刻是處於均衡這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區分的用處就顯而易見。明顯有兩種意義是一致的:可以說是不同*人的已知主觀性數據,以及由此引伸的個人計劃。我們可能只是意味這些計劃相互兼容,並因此有一套可設想的外部事件方便所有人進行他們的計劃,不會造成任何失望。如果這些意願相互兼容的意圖不是「已知」,以及因而沒有一套外部事件能滿足所有期望,我們可以清楚地說這不是均衡狀態。我們有這樣的情況:有些人要修改計劃是不可避免,或是引用在過去已經意義含糊的一個短語,但似乎完全適合這案例:「內源性」干擾是不可避免。

但是仍然有其他的問題:個別主觀數據集是否符合客觀數據,以及因而計劃所依據的期望是否基於事實和由事實證明。如果均衡需要數據在這個意義上的交流,就會永不*可能決定社會是否〔在人們的計劃開始時〕處於均衡,除非是在人們的計劃終結時追溯。在這情況下,以第一種意義界定的均衡,可能受到(客觀性)數據不可預見的發展所干擾,並形容這是外源干擾;這說法似乎更符合既定的使用。事實上,似乎很難對(客觀性)數據改變這一慣用概念附加任何明確意義,除非我們區分外部發展是符合或有別於預期,從而確定任何實際與預期發展的分歧為「變化」,無論這是否絕對意義的「變化」。如果,舉例來說,季節輪換突然停止,天氣某一天起不再改變,這肯定是我們意識中的數據變化,即是相對於期望有變化;儘管在絕對意義來說,這不是變化,而是沒有變化。但所有這些是說:先要有第一種意義的均衡,我們才可以說數據有改變,那就是期望不謀而合。如果期望有衝突,任何外部事實的發展可能實現某人的期望,但另一些人失望;因而是不可能決定什麼是客觀數據的改變[5]。

我們可以說社會在某一時刻是處於均衡──但意思只是各人作出日後付諸行動的不同計劃是相互兼容。均衡一旦存在,就會繼續,只要外部數據符合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期望。這意義的均衡狀態持續,不是取決於客觀數據的絕對意義上的平穩,也不是必然局限於固定過程。原則上,均衡分析適用於進步的社會,以及近期帶給我們許多麻煩的那些跨時段價格關係[6]。

這些論點似乎頗大程度上解釋了近期激烈辯論的均衡與先見之間的關係[7]。看來,均衡概念的意思只是社會各成員的先見;在特殊意義上,這說法是正確。從某種意義來看,這必然是正確:各人的計劃是基於對他人行動的期望,而他人打算實現的行動以及所有計劃是基於對同一套外部事實的期望,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沒有人有任何理由要改變他的計劃。因此正確的先見不是達致均衡先要有的先決條件:有人誤解這一點。這是均衡狀態的定義性特徵。只是談到這目的,先見也不需是完美;完美的意思是說這要延續到無限的未來,或者每人都必須正確預見全部事物。我們應該說,均衡會維持下去,只要預期證明是正確,只要在各人決策時預期證明是正確。稍後再談到什麼是適當的先見或知識。

在我繼續之前,我應先停下來,以具體例子說明我剛才談到均衡狀態的意義以及可以如何被干擾。考慮建房子時時刻刻的籌備工作。磚匠,水喉匠,和其他人生產各種材料,每種都是符合某種房子的質量,以及只生產需要的數量。同樣,我們可以設想準買家在積累儲蓄,能夠在某些日子購買一定數量的房子。如果所有這些活動表達的是同樣數量房子的生產(和購買)準備工作,兩者處於均衡,意思是說所有參與其事的人發現可以進行各自的計劃[8]。這並不是必然如此,因為其他不屬於行動計劃的情況可能與他們所預期不同。部分材料可能損毀,工程因天氣惡劣而停工,或者一項發明可能會改變不同因素的需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外部)數據改變,干擾了現有的均衡。但如果不同的計劃從一開始就不相容,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無可避免會打亂一些人的計劃,要做出改變,因而在這期間整個複雜行動不會顯示〔預期的〕特點;如各人的行動,整體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在開始時設想的單一計劃,〔會顯示這些預期的特點〕[9]。

當我這樣強調個別計劃只是相互兼容[10]以及符合實際外部事實或客觀數據,我當然不是提出主觀性的相互兼容不是在某方面是由外部事實導致。因此沒有理由不同人的主觀數據會配合,除非這是因為同樣的客觀事實的經驗。但問題是純粹均衡分析是不問這種對應是從何而來。對由此而提出的現有均衡狀態的描述,只是假定主觀數據吻合客觀事實。不能單從客觀事實推導出均衡狀態,因為分析人們會做什麼,只可以從他們所知的開始。均衡分析也不能從一套已知的主觀數據開始,因為不同人的主觀數據可能是相容或不相容;那就是這已經決定均衡是否存在。

我們關注這必須承認是均衡虛構狀態,但除非我們查究關注的理由,我們不會有寸進。無論超純粹的經濟學家可能偶爾有表示,似乎沒有任何疑問唯一理由是假定存在趨向均衡的趨勢。只因為有這趨勢存在的說法,經濟學才不再是純邏輯演習,而成為實證科學;以下轉個話題,談談經濟學作為實證科學。

根據我們分析均衡狀態的意義,很容易說明「有趨向均衡的趨勢存在」這說法的真正內容是什麼。這不會是其他,其意義就是在某些情況下,社會各人的知識和意圖應該是越來越協調;或是以較不空泛、不確切,但更具體的方法表達同一事物,這就是人們的期望,尤其是創業家,會變得越來越正確。在這種形式,「有趨向均衡的趨勢存在」這說法顯然是實證命題,即是至少原則上可以驗證這對現實世界中發生什麼事的說法。而這也為我們頗為抽象的聲明給出頗為可信的常理意義。唯一的麻煩是,我們仍然不是完全清楚(一)假設這種傾向存在的條件,及(二)改變個別知識之程序的性質。

通常在介紹均衡分析時,普遍給出的印象是如何達致均衡的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很快就揭示這些表面說明只不過是已經假設的表面證據[11]。為了這目的而採取的方法,是假設在完美市場中,每人都立時知道每一件事。要記住:要滿足均衡分析的假設,完美市場不能只局限在所有個別商品的特定市場;整個經濟體系必須假設為一個完美市場,每人都知道每一件事。假設有完美市場,其意義即是所有成員即使不是無所不知,至少是自動知道所有適用於他們決策的一切。似乎我們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們曾以祈禱和禁食等驅魔手法趕走的「經濟人」,又以幾乎無所不知的個體形式悄悄走後門回來了。

如果人們知道一切,他們是處於均衡;這說法是真實的,這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界定均衡。在這個意義上,完美市場的假設只是另一種方式說:均衡存在,但沒有接近任何解釋這狀態是何時及如何出現。很顯然,如果我們要說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達致這狀態,我們必須解釋他們是通過什麼過程取得必要的知識。當然,任何關於在這個過程中實際取得知識的假設*,其性質也是假設的。不過,這並不意味所有這些假設都是同樣有道理。我們必須處理因果關係的假設,使我們所假設的不僅被視為可能(如果我們只是把人當作無所不知,就肯定不是如此),也被視為可能是真實的;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在特殊情況下證明是真實的。

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表面上是附屬的假說或假設──人們真的從經驗中學習,以及他們如何取得知識──是我們對現實世界中發生什麼事這命題之構成內容。用於描述我們的命題所指的市場類型,這些內容一般看來是被掩飾和不完整;不過,這只是如何取得知識和交流這一個更普及的問題其中一方面,雖然也許是最重要一方面。經濟學家經常似乎不大知道的重點,是這些假說的性質在許多方面是不同於「選擇的純粹邏輯」開始時的更為普遍的假設。在我看來,主要分歧有二:

首先,假設「選擇的純粹邏輯」開始時是我們知道人類思想共有的事實。這可以視為公理,定義或界定我們能夠理解或在思想上重建他人思路的領域。因此,這都是普遍適用於我們有興趣的領域;當然,從實際意義來說,領域的界限是實證的問題。這些是指人類行動之某類型(我們普遍稱之為「理性」或只是「自覺」,有別於「本能」行動),而不是可以採用這行動的特別條件。但我們要解釋社會發展進程,我們已引入假設或假說,這是關乎個人思想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以及個人思想對應外部事實達到何等程度這問題。「假設」必須運行於以下的判斷:因果關係,經驗如何創造知識。

第二,在「選擇的純粹邏輯」的領域,我們的分析可以詳盡無遺,那就是我們可以為此開發正規的工具涵蓋所有可以想像的情況,但補充的假設必然是有選擇性,這就是必須從無限的各種可能情況中選擇,選擇基於某些原因我們認為是特別適合現實世界情況的理想類型[12]。當然,我們也可以建立一門獨立的科學,學科內容必然是局限於「完美市場」或一些同樣定義的對象,正如「選擇的純粹邏輯」只適用於以有限手段分配於不同目的那些人。在這個如此定義的領域,我們的命題會再次成為先驗真實,但就這樣的程序,我們應該缺少上述假設包含的理由,即是現實世界的情況是一如我們假設。

我現在必須轉向另一個問題:有什麼具體假設是關於在何種情況下,人們假定會獲得有關的知識,以及他們獲取的過程。如果很清楚這方面這些假說通常會用到什麼,我們應該在兩方面詳細審議這些[什麼]:我們應調查這些[什麼]是否必要和足以解釋朝向均衡的走勢,也應說明有多大程度可證諸現實。但我恐怕我現在去了一個階段,極難以下述基礎說明這些假設究竟是什麼:我們斷言有傾向均衡的趨勢,並聲稱我們的分析可應用於現實世界[13]。我不能假裝我已經超越這一點。因此,我能做到的是提出一些我們要尋找答案的問題,若然我們要弄清楚我們論點的重要意義[14]。

建立均衡的唯一必須條件,經濟學家似乎相當同意是「穩定的數據」。但我們已看到「數據」概念含糊不清,我們會疑心這不會讓我們更進一步;這疑慮是對的。即使我們假設(我們可能一定會假設),使用這術語是因為其客觀意義(必須緊記其中包括不同個體的喜好),但[意義]並不清楚:若然人們會實際獲得必要的知識,這是否必須或足夠,或這是說明他們取得知識的條件。無論如何,這是相當重要,一些作者認為有必要加上「完美知識」作為單獨和額外的條件[15]。誠然,我們會看到,客觀數據的穩定度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份的條件。說這不是必要的條件,是根據事實;第一,沒有人會以絕對意義來解釋,認為這世界無須有任何事情發生;第二,正如我們所見,一旦我們想包括偶而發生或是穩步向前的變化,我們定義穩定度的唯一辦法是參考「期望」。那麼,這條件等同世上必須有一些可察覺的規律,方能正確預測事件。但是,儘管已經相當清楚這不足以證明人們會學曉正確預見事件,就絕對意義來看數據的穩定度,情況也是一樣,程度也不會稍遜。對任何個體來說,數據的穩定度絕不意味獨立於本身以外全部事實的穩定度,當然這是因為就這意義而言,只有其他人的口味可以假設為穩定,而不是他們的行動。所有這些其他人取得外部事實和他人行動的經驗,就會改變他們的決定,所以沒有理由認為這些連續變化的過程會最終告一段落。這些困難是眾所周知,我在此提出只是要提醒我們對達致均衡的條件實際知之甚少。但我不建議再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並非因為就未曾解決和高度有趣的問題,人們是否會學習缺乏實證概率這個問題;所謂人們會學習,即是他們的主觀數據會變得彼此對應,也對應客觀事實。原因是以我看來,似乎有另一個更富成效的方法處理核心問題。

我剛才討論的問題,是關於人們有可能獲得必要知識的條件,以及取得的過程;在過去的討論有注意到。但另有一問題,以我看來至少是同樣重要,但似乎沒有任何注意;這就是個體要具備多少知識和什麼知識,我們才能談到均衡。顯然,如果這概念有任何實證意義,就不能假定每個人都知道一切。我已經要用到未定義的「相關知識」術語,也就是與某人相關的知識。不過,什麼是「相關知識」?這不會只是意謂實際影響他行動的知識,因為他的決定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可能不僅是他已具備的知識是正確而不是不正確,而是如果他當時擁有的知識是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

顯然這是知識分工的問題[16],相當類似勞動分工,也一樣重要。但後者一直是有科學以來探討的主要議題其中之一,而前者完全被忽略;雖然在我看來,這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真正核心問題。我們假裝要解決的問題,是各有零碎知識的人群如何自發互動,導致價格對應成本等等的現況;若有一人擁有所有人的全部知識,刻意而為也可以有同樣後果。經驗告訴我們,確實有這回事,因為實證觀察到價格往往對應成本,是我們這學科的啟端。但是我們的分析沒有說明人群各自擁有什麼零碎訊息而實現這結果,我們反而支持這項假設,就是每人都知道一切,以逃避問題的任何實質解答。

在我進一步考慮眾人之間知識分工這問題,必須更加明確適用於這方面的具體知識。經濟學家慣常強調只需要價格的知識,顯然是因為混淆客觀和主觀數據的後果,客觀事實的整套知識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最近,即使目前價格的知識也當作是理所當然,出問題的知識問題只是預期未來價格。不過,正如我在本文開始時指出,價格期望和甚至當前價格的知識,依我來看只是知識問題的小部份。我所關注知識問題更廣泛的方面,是可以如何取得和使用不同商品這基本事實的知識 [17],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實際取得和使用,那就是為何各人的主觀數據對應客觀事實這一般性問題。

我們的知識問題只是因為有這樣的對應存在,而在當今的均衡分析中是假設這已經存在。但我們若要說明一些命題,就必須解釋這知識問題。就個體對一些他相信具有某些屬性的事物的態度而言,這些命題必然是正確;但就社會對某些或是擁有這些屬性,或是因為我們要解釋的一些理由而社會人士一般相信這些事物是擁有這些屬性,命題見諸社會的行動也是成立的[18]。

轉回來我一直討論的特別問題:要達致均衡,各人必須擁有的知識份量(或必須擁有的「相關知識」);若是我們記住很明顯均衡或是不存在,或是受干擾,我們會較為接近答案。我們已經見過:任何人或是改變口味(我們不關心這一點),或是知道新事實而改變計劃,均衡關係會因而斷絕。但是,明顯有兩種方法他可以學到會使他改變計劃的新事實;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兩種方法有不同意義。他可能無意中學到新事實,即是學習不是他打算執行原來計劃的必然後果,或是在執行過程中他無可避免發現事實與預期不同。顯而易見,為了可以按計劃進行,只需按執行計劃時必然要證實或糾正的要點而糾正他的知識。但他可能沒有一些如果他擁有肯定會影響計劃的知識。

那麼,我們必然得出的結論:要是達致均衡,他必須擁有的相關知識,是他在原先位置取得的知識,以及他因而作出的計劃。這當然不是如果他無意中取得,對他有用,導致改變計劃的全部知識。因此,我們之所以有均衡的命題,只是因為有些人沒有機會學到如果他們知道會誘使他們改變計劃的知識。換言之,這只是相對於個體在企圖進行原來計劃時必然取得的知識,才可能達致均衡。

這樣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是代表均衡的立場,很明顯這不是均衡被視為一種最佳立場這特別意義的均衡。為了結合個體零碎知識的結果能與無所不知的獨裁者指導的結果相比,顯然要引入進一步的條件[19]。定義個體必須具備的知識數量因而成果相隨,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據我所知,沒有這方面的真正嘗試。條件之一可能是某些資源的擁有者知曉資源的每項不同用途,也實際上把資源用於其他用途,而資源的不同用途是直接或間接連繫起來[20]。但我提到這一條件,只是作為實例:在大多數情況下,在每一領域有一定邊緣數目的人擁有全部相關知識已經足夠。進一步詳細說明會是有趣和非常重要的任務,但這任務遠遠超出本文的局限。

雖然我剛才提到這一點時主要是批評,我不想你以為我是為我們已經實現的感到不必要的灰心。即使我們有跳過論點的一個重要環節,但通過其推理的隱喻,我仍然相信經濟學比其他任何社會科學更接近這個所有社會科學核心問題的答案:組合不同頭腦的知識片段導致的後果,如何會近似單一指導人士可以擁有的知識?在這意義上,要說明個體的自發行動在我們可以界定的條件下帶來的資源分配,可以理解為根據沒有人策劃的單一計劃作出分配,在我看來,這確實是問題的答案,這問題有時比喻為「社會頭腦」。但這種說法通常被拒絕,因為我們不是把觀點建立於適當的理由;對此我們不應感到奇怪。

我想提到這連繫的另外一點。這就是,我們有實證理由相信存在的均衡趨勢,趨向的均衡只是相對於人們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取得的知識;而知識的任何其他變化必須視為「數據的變化」,依照這術語的通常意義來說,是在均衡分別範圍之外,這意味均衡分析對知識變化的重要性沒有什麼可以告知我們;在頗大程度上,這也可以解釋純粹分析何以少有提到傳播知識的機構,例如新聞界。甚至可以解釋為何專注於純粹分析會常常導致對現實生活起作用如廣告界這些機構視而不見,是建立了一種奇特的盲目性。

我以值得更仔細研究對這主題一些不連貫的言論總結我對這些問題的調查。我想補充一兩點。

其一,如均衡分析的正規工具是為了解釋現實世界,我們必須用到實證,在強調實證命題之性質與強調人們會如何學習的命題(適用於這關連),其基本性質與正規分析不同。我並不是說現在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實證研究領域。我極為疑心這樣的探討究竟會教曉我們什麼新東西。重點反而是我們應知道把我們的論點應用於現實世界有什麼事實的問題,或是換句話說,我們的論點應用於真實世界的現象,到了什麼時候需要查證。

第二點,我當然不是說我一直在討論的各種問題是有別於老一輩經濟學家的論點。對他們的唯一抗議,是他們混淆了兩種命題:先驗和實證;每個現實的經濟學家都經常使用,往往不可能弄清楚他們某一聲明有何有效性。較近期的作品沒有這缺陷──代價是他們的論點對現實世界現象的關連越來越模糊。我曾嘗試找回我們分析中的常識意義;恐怕我們的分析越精心詳細,就越可能忽略這些[常識意義]。你甚至可能覺得,我剛才所說的大部分是司空見慣。但時不時可能要把自己脫離論點的技術性,然後天真地問一問這是什麼一回事。如果我只是說明這問題某些方面並不明顯,有時我們甚至不太知道問題是什麼,我已成功達到目的。(完)

[1]或是歪曲(參見K. R. Popper, Log-k det Foschung [Vienna, 1935], passim).
[2]經濟分析逐漸引入「預期」的重要性,這過程較為完整的探討始於Irving Fisher《升值與利息Appreciation and Interest》(1896).
[3]尤其這一點參見Ludwig von Mises,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okonomie (Jena, 1933), pp. 22 ff., 160 fl.
[4]我一直覺得很奇怪,據我所知社會學一直沒有試圖用以下方面有系統分析社會關係:個人目的和期望的對應和不對應、相容和不相容。
[5]作者的文章〈資本的維護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Economica 11(1935年),重刊於《利潤,利息和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 1939).
[6]依我來看,均衡的概念與穩定狀態概念分離,只不過是已持續一段相當長時間過程的必然後果。時至今日,普遍認為兩個概念的關連不是必然,只是由於歷史原因。如果還未徹底分家,這顯然是因為沒有提出均衡狀態的其他定義,可以用獨立於穩定狀態以一般形式說明均衡分析的命題。然而,很明顯大部分均衡分析的命題不是只適用於可能永遠不能達致的穩定狀態。分離的過程似乎是始於Marshall和他對長期和短期均衡之區別。參見這樣的陳述:「均衡本身的性質以及決定均衡的成因,取決於市場擴展所需時期。(《Principles原則》[第七版] 第一卷,第330頁);均衡狀態不是固定狀態,這概念已隱喻於我的"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rs," Weltwirtschaftlicies Archiv, Vol. XXVIII (June, 1928),若是我們要利用均衡裝置來解釋任何與「投資」相關的現象,這是必須的。」對整件事的許多歷史資料,參見E. Schams, "Komparative Statik,'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 Vol. 11, No. I (1930),以及F. H. Knight《競爭的倫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London, 1935), p. 175;這文章之後的一些發展,參見本文作者《資本的純理論Pur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 1941)第二章。
[7]尤其參見Oshr Morgenstern, "Vollkommene Voraussicht und wirtschaftliches Gleichgewicht,-'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c, VI (1934), 3.
[8]另一個更為普遍重要的例子,當然是「投資」和「儲蓄」的對應,意思是(以相對成本計)企業家為某日子提供生產者商品和消費者貨品的比例,與一般消費者在在此日把資源分配於生產者商品和消費者貨品的比例(參見我的文章〈價格期望,貨幣干擾和投資錯誤Price Expectations, Monetary Disturbances, and Malinvestment*〉[1933]重印於《利潤,利息和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 1939)pp, 135-56,以及同書的〈資本的維護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值得一提是在同一領域帶引作者按觸這些猜測的探討過程中,法國偉大的社會學家G. Tarde強調「信念的矛盾德」或「判斷的矛盾」或「期望的矛盾」是這些現象的主要成因(Psychologie economique * Paris, 1902],11, 128-29;參見N. Pinkus, Das Problcm *cr Normalcn in dcr lVationalokonomic [Leipzig, 1906], pp. 252 and 275)。
[9]這是有趣的問題,但我不在此討論。問題是:為了使我們可以談到均衡,是否每個人都必須正確或是[在以下情況]這並不足夠:因為補償不同方面的錯誤,如不同商品上市的數量都是一樣,猶如每個人都是正確。在我看來,假若嚴格意義的均衡會要求先滿足第一條件,但我設想可能偶爾有用的更廣泛概念,只要求第二條件。較充份討論這問題,便須考慮重要意義的整個問題;在這情況下,一些經濟學家(包括Pareto)把頗多定律附上重要意義。一般論點參見P. N. Rosenstein-Rodan〈貨幣與價格通論的協調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ies of Money and Price〉Economica, August, 1936.
[10]或因為「選擇的純粹邏輯」的同義反復特點,「個別計劃」和「主觀數據」可以互換使用,不同個人之主觀數據之間的吻合。
[11]這似乎是含蓄承認但很難自覺認識:近期經常強調均衡分析只說明均衡的條件,沒有企圖從數據中得出均衡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均衡分析當然是純粹邏輯,不包含關於現實世界的斷言。
[12]這區分有助解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那一種「理想類型」在經濟理論推理起作用的分歧。社會學家慣於強調經濟理論的慣常程序涉及假設特別的理想類型,而經濟理論家指出他的推理是如此的一般性,不需要用到任何「理想類型」。真相似乎是在「選擇的純粹邏輯」領域;經濟學家對此深感興趣,他的斷言是正確,但一旦他想用來解釋社會過程,他就要用到某一種「理想類型」。
[13]在這一點,老一輩經濟學家往往比後繼者更為明確。例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ed. Cannan, 1, 116)說:「但是,為了這種平等[工資]可能發生在整個自身的優勢或劣勢,即使有完美自由也需要三件事。首先,職位必須是眾所周知,在社區存在已久…」;或David Ricardo〈致函馬爾薩斯Malthus,1811年10月22日,第18頁):「話說人們懵然不知處理本身業務及支付本身債務之最好最便宜模式,我無需作答;因為這是事實的問題,不是科學,可以對政治經濟學任一命題提出抗辯。」
[14] 參見N. Kaldor〈均衡的決定狀況之類別筆記A Classificatory Note on the Determinateness of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 No. 2 (1934), 123.
[15] 如上引文
[16] 參見L. v. Mises, Gemeinwirtdschaft (2d ed.; Jena, 1932), p. 96: "Die Verteilung der Verfuigungsgewalt uber die wirtschaftlichen Guiter der arbeitsteilig wirtschaftenden Sozialwinschaft auf viele Individuen bewirkt eine Art geistige Arbeitsteilung, ohne die Produktionsrechnung und Wirtschaft nicht moglich ware."
[17]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是多於通常俗稱的技能,而我們談到的知識分工是多於勞動分工。長話短說,「技能」是指人們幹活用到的知識,而「知識」是我們必須進一步知曉的一些東西,以便能夠討論社會的進程,這些東西就是知曉他並沒有直接採用的不同行動之可能性。可以補充:在此的「知識」含義類似「先見」,但只限於「知識就是預測的能力」這含義。
[18]所有經濟理論命題是指以人對事物的態度來定義的事物,即是指經濟理論可能偶爾提到的「糖份」,不是由其「客觀」特質定義,而是由以下事實定義:人們相信這是以某種方式感覺到他們的某些需要;這是各種困難和混亂的根源,尤其是在關於「查證」的問題。當然,在這關連的情況下,理解性社會科學與行為方法之間的對比是這樣的明顯。我不肯定社會科學的行為主義者是否相當了解如果他們想要保持一致,他們將不得不放棄多少傳統做法,或是即使他們了解但依然堅持。舉例來說,這意味貨幣理論的命題會鉅細無遺說道:「金屬圓片,上有印記」,或一些同樣定義的物理物件或一組物件。
[19]這些條件通常形容為沒有「摩擦」。Frank H. Knight在最近發表的文章〈資本數量和利率Quantity of Capital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V, No. 5 [1936], 638正確指出『「錯誤」是經濟討論中「摩擦」的通常含義。』
[20]有一個條件,但不是足夠的條件,可以保證已知需求情況,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用途之邊際生產力是相等,而在這個意義上應帶來產出均衡。不像有些人的想法,這不需要用於特定目的之每類資源擁有者,最少有一位應該知道任何種類的資源每一個可能的替代用途;這是因為某種用途的資源擁有者所知道的替代用途這事實已反映在這些資源的價格。如此的話,商品替代用途m, n, o, . . . y, z, 可能已是足夠的知識分佈;若是A把擁有的資源用於m而他是知道n,B用於n而他是知道m,而C用於o而他是知道n,如此類推輪到L用於z,但他只知道y。在以上的情況,在任一商品的生產中,不同因素可以結合;我不清楚在何等程度上這特別的知識分配還需要什麼額外的。完成均衡要有額外的假設,那就是消費者要有商品滿足他們需求之可用性的知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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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知识(海耶克)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by Freidrich Hayek

会长演说,伦敦经济俱乐部; 1936年11月10日;
圖檔

中译:自学书院(2009年1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这篇文章的标题含糊不清不是偶然。其主要议题当然是不同的社会成员对知识持有的假设和命题在经济分析中发挥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是与相同标题下可能论及的另一问题无关──这问题就是正规经济分析在何种程度传达任何关乎现实世界事物的知识。诚然,我主要的论点将是经济学中正规均衡分析必然包含的重言式,可以变为告知我们现实世界中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命题,只要我们能够以关乎如何取得和沟通知识的明确陈述来填补这些正规命题。简而言之,我将辩解经济理论中实证因素──唯一的部分不只是关乎影响,也关乎成因和效果,并因此导致原则上可以核查的结论──构成关于取得知识的命题[1]。

也许我应先提醒大家一项有趣的事实,在不同的领域最近有相当数量的尝试,把理论性调查推到传统均衡分析的局限之外,很快答案已证明是启动我们就某论点作出的假设,即使这论点和我的见解不尽相同,但至少是其中的部份,这论点是关乎先见。正如人们预期,我认为这个关于先见的讨论最先吸引更广泛注意的是风险理论[2]。Frank H. Knight的大作在这方面提出的刺激,尚待证明其深刻影响远远超出其特殊领域。其后不久,对先见作出的假设证明是解答多个迷团有根本的重要性:不完善竞争理论,双寡头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自那时起,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处理更「动态」的货币和工业波动的问题,有关先见和「预期」的假设同样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这些概念从纯粹均衡分析被拿到这些领域;例如「平衡利率」概念只能以先见的假设来适当定义。情况似乎是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会犯错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解释为何他们应该永远是正确的。

一般而言,我们似乎到了一个地步,均衡概念只有用先见的假设才可以说得明确和清晰,虽然我们还未全体同意这些必要的假设是什么。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解释。目前我只关心表明在目前时刻,无论我们是否要定义经济静态的界限,还是想要超越,我们无法逃避令人烦恼问题,问题就是有关先见的假设在我们推理中的确实定位。这是否只是意外?

正如我曾提出,在我看来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我们要处理的是在更早阶段已经要面对的一个广泛问题特殊一面。事实上,当我们尝试把重言式体制应用于「社会由多个独立人构成」的情况,就会带出基本上类似早前提到的问题。重言式是指那一套命题必然是正确,因为那些命题只是我们开始时的假设之变化,而这构成均衡分析的主要内容。我一直觉得,我们在纯粹分析中应用均衡概念本身和方法,只在局限于分析单一人士的行为时才有明确意义;当我们运用它来解释若干不同个体的相互作用时,我们其实是进入不同领域,默默引入完全不同性质的新元素。

我确信有很多人对整个趋势觉得不耐烦和不信任,这趋势必然见诸所有现代的均衡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纯逻辑的分支,一套不言自明的命题;这些命题一如数学或几何,只受内部一致性的测试,没有其它测试。但似乎如果这个过程只要进行相当时间,本身是带有自己的补救。从我们的推论过滤出经济生活中真正是先验的事实,我们不仅分离出一个我们推论的元素,类似纯粹的「选择的纯粹逻辑」,我们也强调分离出另一个元素的重要性,这元素被过份忽视。我批评使经济理论变得越来越正规的最近趋势,不是这已走过头,而是走得不够,未能完成分离出这个逻辑的分支,并利用常规经济理论,一如利用数学作为工具,恢复调查因果过程的应有地位。

在我可以证明这样的纯均衡分析的重言式命题不能直接适用于解释社会关系之前,我先要表明均衡概念如应用在单一个体的行动时是有意义的,我也会说明这意义。针对我的论题,有人可能争辩这一点恰恰是均衡概念毫不重要,因为如果要应用,只能说是孤立个体必然常处于均衡。但最后一句话虽然是自明之理,却空洞无物,只是显示误用均衡概念的方法。相关的不是这样的个体是否处于均衡,而是他的作为有那些是与其它行动彼此处于均衡。所有均衡分析的命题,例如相对价值对应相对成本,或某人会使任一因素在不同用途的边际回报都是均等,都是关于行动之间关系的命题。某人的行动可说是处于均衡,如果这些行动可理解为一项计划的部分。只有在这种情形,只有当所有这些行动是考虑同一套情况,在同一时刻决定,我们关于这些行动互相关连的陈述才可以成立,我们是从对某人的知识和喜好的假设推断有互相关连。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在这种分析中罗列的所谓「数据」,是(除了他的口味)该位人士的已知事实,是他所知(或相信)存在的事物;严格来说,这都不是客观事实。只是因为如此,我们推断的命题必然是先验有效,而且我们维持辩证的一致性[3] 。

以上的讨论有两个主要结论:第一,由于个体的连续行动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但这只是因为行动是实现同一计划的部份,即是说任何导致计划改变的变化,会打乱他的知识改变前后所采取行动之间的均衡关系。换言之,均衡关系只包含他的预期证明是正确该段期间的行动。第二,由于均衡是行动之间的关系,而某人的行动必然在时间方面是接续,很明显必须有时间推移,均衡概念才有意义。这值得提出,因为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已经无法在均衡分析中为时间找到位置,因而提出均衡必须设想为没有时间限制。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声明。

尽管我以前曾谈到,对均衡分析在这意义上应用于竞争性社会的条件下,均衡分析的意义是有疑点,当然我不是要否定最初引入这概念正正是用来形容不同个体行动之间某种平衡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的论点是我们使用均衡概念来形容某人的不同行动之相依关系,不是实时可应用于多人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是当我们以竞争体制谈到均衡时,我们如何用得到。

从我们的方法引伸的第一个答案,似乎是在一段时期内,如果社会全部人的行动都是实现各自在该时段开始时已决定的个人计划,这方面的均衡是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究竟是什么含义时,似乎这答案引起比这解答更多的困难。孤立的某人(或由其中一人指示的一组人)在一段时期根据既定计划作出行动,这概念没有特别困难。在这情况下,执行可以设想的计划无需满足任何特殊条件。当然,计划可能是基于对外部事实的错误假设,并因此而不得不改变。但必然会有一套可设想的外部事件,可以让计划一如最初设想得到实现。 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 但是,由多人同时各自决定计划,情况就有所不同。首先,这些计划要全都实现,全部计划必然要基于对同一套外部事件的期望,因为如果各自的计划是基于有冲突的期望,没有一套外部事件可以令全部计划得以实现。其二,在一个建基于交易的社会,人们计划的行动相当程度上需要其它人部份有相应行动。这即是在特殊意义上说,不同个体的计划必须配合,因为计划可以设想出来,就应该可以全部实现[4]。或者,用不同语言说同一件事,由于任何一人计划时借助的一些数据是期望其它人会以某一方式采取行动,因此不同计划的兼容性必然是基于一人的计划正正包含他人计划借助的数据之行动。

在处理均衡分析的传统方法中,要避免这难题的部份,是假设以需求表形式表达的个人口味和技术事实等数据,同样给予所有个体,而他们基于同样前提采取行动,终归会导致他们的计划彼此适应。这并没有真正克服困难,困难是因为一人之行动即其它人等之数据此一事实,而这某程度上涉及循环论证,这一点已经常有人指出。但是,至今没有人留意的是,这整个过程涉及较为普遍特质的混乱,混乱是由于「数据」一词模棱两可;刚才提到的一点只是特别的举例。此处的数据是假定适用于全体的客观事实,但显然不是构成「选择的纯粹逻辑」的重言式变化启点的数据。在后一种情况,「数据」是指该位行动人士心中的事实,亦只有那些事实;只有这样的「数据」主观释义,让这些命题成为必要的真理。「数据」是该人士已知、既定的事物。但从分析个人行动过渡至分析社会情况,这概念的意义有了隐伏的变化。

「数据」概念的混淆,是这领域我们许多困难的底层,有必要更详细考虑。当然,「数据」是已知事实,但问题依然未有解答:这些事实究竟是谁的已知事实;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可以提出两个不同的答案。经济学家似乎总是下意识地对这一点感到有点不安,为未能肯定是谁的已知事实而安慰自己谓这是「已知」,甚至用到「已知事实」这冗言。不过,这没有回答问题:究竟事实是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已知」,或是学者想解释其行动那位人士「已知」;如果是后者,究竟是否假设体制中全部各人都是「已知」同样的事实,或是各人的「数据」可能不同。

似乎不用怀疑这两个「数据」概念基本上是不同,应该仔细区分;一方面,从客观性真正事实的意义来看,是作为观测者的经济学家「已知」;而另一方面,在主观性意义来看,是其行为被观察该位人士「已知」。为何这术语的主观意识中的数据会对应客观性数据?这是我们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我们把区分运用到以下的问题:社会在任一时刻是处于均衡这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区分的用处就显而易见。明显有两种意义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不同*人的已知主观性数据,以及由此引伸的个人计划。我们可能只是意味这些计划相互兼容,并因此有一套可设想的外部事件方便所有人进行他们的计划,不会造成任何失望。如果这些意愿相互兼容的意图不是「已知」,以及因而没有一套外部事件能满足所有期望,我们可以清楚地说这不是均衡状态。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要修改计划是不可避免,或是引用在过去已经意义含糊的一个短语,但似乎完全适合这案例:「内源性」干扰是不可避免。

但是仍然有其它的问题:个别主观数据集是否符合客观数据,以及因而计划所依据的期望是否基于事实和由事实证明。如果均衡需要数据在这个意义上的交流,就会永不*可能决定社会是否〔在人们的计划开始时〕处于均衡,除非是在人们的计划终结时追溯。在这情况下,以第一种意义界定的均衡,可能受到(客观性)数据不可预见的发展所干扰,并形容这是外源干扰;这说法似乎更符合既定的使用。事实上,似乎很难对(客观性)数据改变这一惯用概念附加任何明确意义,除非我们区分外部发展是符合或有别于预期,从而确定任何实际与预期发展的分歧为「变化」,无论这是否绝对意义的「变化」。如果,举例来说,季节轮换突然停止,天气某一天起不再改变,这肯定是我们意识中的数据变化,即是相对于期望有变化;尽管在绝对意义来说,这不是变化,而是没有变化。但所有这些是说:先要有第一种意义的均衡,我们才可以说数据有改变,那就是期望不谋而合。如果期望有冲突,任何外部事实的发展可能实现某人的期望,但另一些人失望;因而是不可能决定什么是客观数据的改变[5]。

我们可以说社会在某一时刻是处于均衡──但意思只是各人作出日后付诸行动的不同计划是相互兼容。均衡一旦存在,就会继续,只要外部数据符合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期望。这意义的均衡状态持续,不是取决于客观数据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稳,也不是必然局限于固定过程。原则上,均衡分析适用于进步的社会,以及近期带给我们许多麻烦的那些跨时段价格关系[6]。

这些论点似乎颇大程度上解释了近期激烈辩论的均衡与先见之间的关系[7]。看来,均衡概念的意思只是社会各成员的先见;在特殊意义上,这说法是正确。从某种意义来看,这必然是正确:各人的计划是基于对他人行动的期望,而他人打算实现的行动以及所有计划是基于对同一套外部事实的期望,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人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他的计划。因此正确的先见不是达致均衡先要有的先决条件:有人误解这一点。这是均衡状态的定义性特征。只是谈到这目的,先见也不需是完美;完美的意思是说这要延续到无限的未来,或者每人都必须正确预见全部事物。我们应该说,均衡会维持下去,只要预期证明是正确,只要在各人决策时预期证明是正确。稍后再谈到什么是适当的先见或知识。

在我继续之前,我应先停下来,以具体例子说明我刚才谈到均衡状态的意义以及可以如何被干扰。考虑建房子时时刻刻的筹备工作。砖匠,水喉匠,和其它人生产各种材料,每种都是符合某种房子的质量,以及只生产需要的数量。同样,我们可以设想准买家在积累储蓄,能够在某些日子购买一定数量的房子。如果所有这些活动表达的是同样数量房子的生产(和购买)准备工作,两者处于均衡,意思是说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发现可以进行各自的计划[8]。这并不是必然如此,因为其它不属于行动计划的情况可能与他们所预期不同。部分材料可能损毁,工程因天气恶劣而停工,或者一项发明可能会改变不同因素的需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数据改变,干扰了现有的均衡。但如果不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兼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可避免会打乱一些人的计划,要做出改变,因而在这期间整个复杂行动不会显示〔预期的〕特点;如各人的行动,整体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在开始时设想的单一计划,〔会显示这些预期的特点〕[9]。

当我这样强调个别计划只是相互兼容[10]以及符合实际外部事实或客观数据,我当然不是提出主观性的相互兼容不是在某方面是由外部事实导致。因此没有理由不同人的主观数据会配合,除非这是因为同样的客观事实的经验。但问题是纯粹均衡分析是不问这种对应是从何而来。对由此而提出的现有均衡状态的描述,只是假定主观数据吻合客观事实。不能单从客观事实推导出均衡状态,因为分析人们会做什么,只可以从他们所知的开始。均衡分析也不能从一套已知的主观数据开始,因为不同人的主观数据可能是兼容或不兼容;那就是这已经决定均衡是否存在。

我们关注这必须承认是均衡虚构状态,但除非我们查究关注的理由,我们不会有寸进。无论超纯粹的经济学家可能偶尔有表示,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唯一理由是假定存在趋向均衡的趋势。只因为有这趋势存在的说法,经济学才不再是纯逻辑演习,而成为实证科学;以下转个话题,谈谈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

根据我们分析均衡状态的意义,很容易说明「有趋向均衡的趋势存在」这说法的真正内容是什么。这不会是其它,其意义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各人的知识和意图应该是越来越协调;或是以较不空泛、不确切,但更具体的方法表达同一事物,这就是人们的期望,尤其是创业家,会变得越来越正确。在这种形式,「有趋向均衡的趋势存在」这说法显然是实证命题,即是至少原则上可以验证这对现实世界中发生什么事的说法。而这也为我们颇为抽象的声明给出颇为可信的常理意义。唯一的麻烦是,我们仍然不是完全清楚(一)假设这种倾向存在的条件,及(二)改变个别知识之程序的性质。

通常在介绍均衡分析时,普遍给出的印象是如何达致均衡的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很快就揭示这些表面说明只不过是已经假设的表面证据[11]。为了这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是假设在完美市场中,每人都立时知道每一件事。要记住:要满足均衡分析的假设,完美市场不能只局限在所有个别商品的特定市场;整个经济体系必须假设为一个完美市场,每人都知道每一件事。假设有完美市场,其意义即是所有成员即使不是无所不知,至少是自动知道所有适用于他们决策的一切。似乎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曾以祈祷和禁食等驱魔手法赶走的「经济人」,又以几乎无所不知的个体形式悄悄走后门回来了。

如果人们知道一切,他们是处于均衡;这说法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界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完美市场的假设只是另一种方式说:均衡存在,但没有接近任何解释这状态是何时及如何出现。很显然,如果我们要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达致这状态,我们必须解释他们是通过什么过程取得必要的知识。当然,任何关于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取得知识的假设*,其性质也是假设的。不过,这并不意味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同样有道理。我们必须处理因果关系的假设,使我们所假设的不仅被视为可能(如果我们只是把人当作无所不知,就肯定不是如此),也被视为可能是真实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证明是真实的。

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表面上是附属的假说或假设──人们真的从经验中学习,以及他们如何取得知识──是我们对现实世界中发生什么事这命题之构成内容。用于描述我们的命题所指的市场类型,这些内容一般看来是被掩饰和不完整;不过,这只是如何取得知识和交流这一个更普及的问题其中一方面,虽然也许是最重要一方面。经济学家经常似乎不大知道的重点,是这些假说的性质在许多方面是不同于「选择的纯粹逻辑」开始时的更为普遍的假设。在我看来,主要分歧有二:

首先,假设「选择的纯粹逻辑」开始时是我们知道人类思想共有的事实。这可以视为公理,定义或界定我们能够理解或在思想上重建他人思路的领域。因此,这都是普遍适用于我们有兴趣的领域;当然,从实际意义来说,领域的界限是实证的问题。这些是指人类行动之某类型(我们普遍称之为「理性」或只是「自觉」,有别于「本能」行动),而不是可以采用这行动的特别条件。但我们要解释社会发展进程,我们已引入假设或假说,这是关乎个人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人思想对应外部事实达到何等程度这问题。「假设」必须运行于以下的判断:因果关系,经验如何创造知识。

第二,在「选择的纯粹逻辑」的领域,我们的分析可以详尽无遗,那就是我们可以为此开发正规的工具涵盖所有可以想象的情况,但补充的假设必然是有选择性,这就是必须从无限的各种可能情况中选择,选择基于某些原因我们认为是特别适合现实世界情况的理想类型[12]。当然,我们也可以建立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内容必然是局限于「完美市场」或一些同样定义的对象,正如「选择的纯粹逻辑」只适用于以有限手段分配于不同目的那些人。在这个如此定义的领域,我们的命题会再次成为先验真实,但就这样的程序,我们应该缺少上述假设包含的理由,即是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一如我们假设。

我现在必须转向另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假设是关于在何种情况下,人们假定会获得有关的知识,以及他们获取的过程。如果很清楚这方面这些假说通常会用到什么,我们应该在两方面详细审议这些[什么]:我们应调查这些[什么]是否必要和足以解释朝向均衡的走势,也应说明有多大程度可证诸现实。但我恐怕我现在去了一个阶段,极难以下述基础说明这些假设究竟是什么:我们断言有倾向均衡的趋势,并声称我们的分析可应用于现实世界[13]。我不能假装我已经超越这一点。因此,我能做到的是提出一些我们要寻找答案的问题,若然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论点的重要意义[14]。

建立均衡的唯一必须条件,经济学家似乎相当同意是「稳定的数据」。但我们已看到「数据」概念含糊不清,我们会疑心这不会让我们更进一步;这疑虑是对的。即使我们假设(我们可能一定会假设),使用这术语是因为其客观意义(必须紧记其中包括不同个体的喜好),但[意义]并不清楚:若然人们会实际获得必要的知识,这是否必须或足够,或这是说明他们取得知识的条件。无论如何,这是相当重要,一些作者认为有必要加上「完美知识」作为单独和额外的条件[15]。诚然,我们会看到,客观数据的稳定度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份的条件。说这不是必要的条件,是根据事实;第一,没有人会以绝对意义来解释,认为这世界无须有任何事情发生;第二,正如我们所见,一旦我们想包括偶而发生或是稳步向前的变化,我们定义稳定度的唯一办法是参考「期望」。那么,这条件等同世上必须有一些可察觉的规律,方能正确预测事件。但是,尽管已经相当清楚这不足以证明人们会学晓正确预见事件,就绝对意义来看数据的稳定度,情况也是一样,程度也不会稍逊。对任何个体来说,数据的稳定度绝不意味独立于本身以外全部事实的稳定度,当然这是因为就这意义而言,只有其它人的口味可以假设为稳定,而不是他们的行动。所有这些其它人取得外部事实和他人行动的经验,就会改变他们的决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连续变化的过程会最终告一段落。这些困难是众所周知,我在此提出只是要提醒我们对达致均衡的条件实际知之甚少。但我不建议再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并非因为就未曾解决和高度有趣的问题,人们是否会学习缺乏实证概率这个问题;所谓人们会学习,即是他们的主观数据会变得彼此对应,也对应客观事实。原因是以我看来,似乎有另一个更富成效的方法处理核心问题。

我刚才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人们有可能获得必要知识的条件,以及取得的过程;在过去的讨论有注意到。但另有一问题,以我看来至少是同样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注意;这就是个体要具备多少知识和什么知识,我们才能谈到均衡。显然,如果这概念有任何实证意义,就不能假定每个人都知道一切。我已经要用到未定义的「相关知识」术语,也就是与某人相关的知识。不过,什么是「相关知识」?这不会只是意谓实际影响他行动的知识,因为他的决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可能不仅是他已具备的知识是正确而不是不正确,而是如果他当时拥有的知识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显然这是知识分工的问题[16],相当类似劳动分工,也一样重要。但后者一直是有科学以来探讨的主要议题其中之一,而前者完全被忽略;虽然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问题。我们假装要解决的问题,是各有零碎知识的人群如何自发互动,导致价格对应成本等等的现况;若有一人拥有所有人的全部知识,刻意而为也可以有同样后果。经验告诉我们,确实有这回事,因为实证观察到价格往往对应成本,是我们这学科的启端。但是我们的分析没有说明人群各自拥有什么零碎讯息而实现这结果,我们反而支持这项假设,就是每人都知道一切,以逃避问题的任何实质解答。

在我进一步考虑众人之间知识分工这问题,必须更加明确适用于这方面的具体知识。经济学家惯常强调只需要价格的知识,显然是因为混淆客观和主观数据的后果,客观事实的整套知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最近,即使目前价格的知识也当作是理所当然,出问题的知识问题只是预期未来价格。不过,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指出,价格期望和甚至当前价格的知识,依我来看只是知识问题的小部份。我所关注知识问题更广泛的方面,是可以如何取得和使用不同商品这基本事实的知识 [17],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际取得和使用,那就是为何各人的主观数据对应客观事实这一般性问题。

我们的知识问题只是因为有这样的对应存在,而在当今的均衡分析中是假设这已经存在。但我们若要说明一些命题,就必须解释这知识问题。就个体对一些他相信具有某些属性的事物的态度而言,这些命题必然是正确;但就社会对某些或是拥有这些属性,或是因为我们要解释的一些理由而社会人士一般相信这些事物是拥有这些属性,命题见诸社会的行动也是成立的[18]。

转回来我一直讨论的特别问题:要达致均衡,各人必须拥有的知识份量(或必须拥有的「相关知识」);若是我们记住很明显均衡或是不存在,或是受干扰,我们会较为接近答案。我们已经见过:任何人或是改变口味(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或是知道新事实而改变计划,均衡关系会因而断绝。但是,明显有两种方法他可以学到会使他改变计划的新事实;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两种方法有不同意义。他可能无意中学到新事实,即是学习不是他打算执行原来计划的必然后果,或是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可避免发现事实与预期不同。显而易见,为了可以按计划进行,只需按执行计划时必然要证实或纠正的要点而纠正他的知识。但他可能没有一些如果他拥有肯定会影响计划的知识。

那么,我们必然得出的结论:要是达致均衡,他必须拥有的相关知识,是他在原先位置取得的知识,以及他因而作出的计划。这当然不是如果他无意中取得,对他有用,导致改变计划的全部知识。因此,我们之所以有均衡的命题,只是因为有些人没有机会学到如果他们知道会诱使他们改变计划的知识。换言之,这只是相对于个体在企图进行原来计划时必然取得的知识,才可能达致均衡。

这样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均衡的立场,很明显这不是均衡被视为一种最佳立场这特别意义的均衡。为了结合个体零碎知识的结果能与无所不知的独裁者指导的结果相比,显然要引入进一步的条件[19]。定义个体必须具备的知识数量因而成果相随,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据我所知,没有这方面的真正尝试。条件之一可能是某些资源的拥有者知晓资源的每项不同用途,也实际上把资源用于其它用途,而资源的不同用途是直接或间接连系起来[20]。但我提到这一条件,只是作为实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每一领域有一定边缘数目的人拥有全部相关知识已经足够。进一步详细说明会是有趣和非常重要的任务,但这任务远远超出本文的局限。

虽然我刚才提到这一点时主要是批评,我不想你以为我是为我们已经实现的感到不必要的灰心。即使我们有跳过论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通过其推理的隐喻,我仍然相信经济学比其它任何社会科学更接近这个所有社会科学核心问题的答案:组合不同头脑的知识片段导致的后果,如何会近似单一指导人士可以拥有的知识?在这意义上,要说明个体的自发行动在我们可以界定的条件下带来的资源分配,可以理解为根据没有人策划的单一计划作出分配,在我看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有时比喻为「社会头脑」。但这种说法通常被拒绝,因为我们不是把观点建立于适当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我想提到这连系的另外一点。这就是,我们有实证理由相信存在的均衡趋势,趋向的均衡只是相对于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取得的知识;而知识的任何其它变化必须视为「数据的变化」,依照这术语的通常意义来说,是在均衡分别范围之外,这意味均衡分析对知识变化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可以告知我们;在颇大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纯粹分析何以少有提到传播知识的机构,例如新闻界。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专注于纯粹分析会常常导致对现实生活起作用如广告界这些机构视而不见,是建立了一种奇特的盲目性。

我以值得更仔细研究对这主题一些不连贯的言论总结我对这些问题的调查。我想补充一两点。

其一,如均衡分析的正规工具是为了解释现实世界,我们必须用到实证,在强调实证命题之性质与强调人们会如何学习的命题(适用于这关连),其基本性质与正规分析不同。我并不是说现在要打开一个广泛的实证研究领域。我极为疑心这样的探讨究竟会教晓我们什么新东西。重点反而是我们应知道把我们的论点应用于现实世界有什么事实的问题,或是换句话说,我们的论点应用于真实世界的现象,到了什么时候需要查证。

第二点,我当然不是说我一直在讨论的各种问题是有别于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论点。对他们的唯一抗议,是他们混淆了两种命题:先验和实证;每个现实的经济学家都经常使用,往往不可能弄清楚他们某一声明有何有效性。较近期的作品没有这缺陷──代价是他们的论点对现实世界现象的关连越来越模糊。我曾尝试找回我们分析中的常识意义;恐怕我们的分析越精心详细,就越可能忽略这些[常识意义]。你甚至可能觉得,我刚才所说的大部分是司空见惯。但时不时可能要把自己脱离论点的技术性,然后天真地问一问这是什么一回事。如果我只是说明这问题某些方面并不明显,有时我们甚至不太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已成功达到目的。(完)

[1]或是歪曲(参见K. R. Popper, Log-k det Foschung [Vienna, 1935], passim).
[2]经济分析逐渐引入「预期」的重要性,这过程较为完整的探讨始于Irving Fisher《升值与利息Appreciation and Interest》(1896).
[3]尤其这一点参见Ludwig von Mises,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okonomie (Jena, 1933), pp. 22 ff., 160 fl.
[4]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据我所知社会学一直没有试图用以下方面有系统分析社会关系:个人目的和期望的对应和不对应、兼容和不相容。
[5]作者的文章〈资本的维护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Economica 11(1935年),重刊于《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 1939).
[6]依我来看,均衡的概念与稳定状态概念分离,只不过是已持续一段相当长时间过程的必然后果。时至今日,普遍认为两个概念的关连不是必然,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如果还未彻底分家,这显然是因为没有提出均衡状态的其它定义,可以用独立于稳定状态以一般形式说明均衡分析的命题。然而,很明显大部分均衡分析的命题不是只适用于可能永远不能达致的稳定状态。分离的过程似乎是始于Marshall和他对长期和短期均衡之区别。参见这样的陈述:「均衡本身的性质以及决定均衡的成因,取决于市场扩展所需时期。(《Principles原则》[第七版] 第一卷,第330页);均衡状态不是固定状态,这概念已隐喻于我的"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rs," Weltwirtschaftlicies Archiv, Vol. XXVIII (June, 1928),若是我们要利用均衡装置来解释任何与「投资」相关的现象,这是必须的。」对整件事的许多历史资料,参见E. Schams, "Komparative Statik,'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 Vol. 11, No. I (1930),以及F. H. Knight《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London, 1935), p. 175;这文章之后的一些发展,参见本文作者《资本的纯理论Pur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 1941)第二章。
[7]尤其参见Oshr Morgenstern, "Vollkommene Voraussicht und wirtschaftliches Gleichgewicht,-'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c, VI (1934), 3.
[8]另一个更为普遍重要的例子,当然是「投资」和「储蓄」的对应,意思是(以相对成本计)企业家为某日子提供生产者商品和消费者货品的比例,与一般消费者在在此日把资源分配于生产者商品和消费者货品的比例(参见我的文章〈价格期望,货币干扰和投资错误Price Expectations, Monetary Disturbances, and Malinvestment*〉[1933]重印于《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 1939)pp, 135-56,以及同书的〈资本的维护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值得一提是在同一领域带引作者按触这些猜测的探讨过程中,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G. Tarde强调「信念的矛盾德」或「判断的矛盾」或「期望的矛盾」是这些现象的主要成因(Psychologie economique * Paris, 1902],11, 128-29;参见N. Pinkus, Das Problcm *cr Normalcn in dcr lVationalokonomic [Leipzig, 1906], pp. 252 and 275)。
[9]这是有趣的问题,但我不在此讨论。问题是:为了使我们可以谈到均衡,是否每个人都必须正确或是[在以下情况]这并不足够:因为补偿不同方面的错误,如不同商品上市的数量都是一样,犹如每个人都是正确。在我看来,假若严格意义的均衡会要求先满足第一条件,但我设想可能偶尔有用的更广泛概念,只要求第二条件。较充份讨论这问题,便须考虑重要意义的整个问题;在这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包括Pareto)把颇多定律附上重要意义。一般论点参见P. N. Rosenstein-Rodan〈货币与价格通论的协调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ies of Money and Price〉Economica, August, 1936.
[10]或因为「选择的纯粹逻辑」的同义反复特点,「个别计划」和「主观数据」可以互换使用,不同个人之主观数据之间的吻合。
[11]这似乎是含蓄承认但很难自觉认识:近期经常强调均衡分析只说明均衡的条件,没有企图从数据中得出均衡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均衡分析当然是纯粹逻辑,不包含关于现实世界的断言。
[12]这区分有助解决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那一种「理想类型」在经济理论推理起作用的分歧。社会学家惯于强调经济理论的惯常程序涉及假设特别的理想类型,而经济理论家指出他的推理是如此的一般性,不需要用到任何「理想类型」。真相似乎是在「选择的纯粹逻辑」领域;经济学家对此深感兴趣,他的断言是正确,但一旦他想用来解释社会过程,他就要用到某一种「理想类型」。
[13]在这一点,老一辈经济学家往往比后继者更为明确。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ed. Cannan, 1, 116)说:「但是,为了这种平等[工资]可能发生在整个自身的优势或劣势,即使有完美自由也需要三件事。首先,职位必须是众所周知,在社区存在已久…」;或David Ricardo〈致函马尔萨斯Malthus,1811年10月22日,第18页):「话说人们懵然不知处理本身业务及支付本身债务之最好最便宜模式,我无需作答;因为这是事实的问题,不是科学,可以对政治经济学任一命题提出抗辩。」
[14] 参见N. Kaldor〈均衡的决定状况之类别笔记A Classificatory Note on the Determinateness of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 No. 2 (1934), 123.
[15] 如上引文
[16] 参见L. v. Mises, Gemeinwirtdschaft (2d ed.; Jena, 1932), p. 96: "Die Verteilung der Verfuigungsgewalt uber die wirtschaftlichen Guiter der arbeitsteilig wirtschaftenden Sozialwinschaft auf viele Individuen bewirkt eine Art geistige Arbeitsteilung, ohne die Produktionsrechnung und Wirtschaft nicht moglich ware."
[17]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多于通常俗称的技能,而我们谈到的知识分工是多于劳动分工。长话短说,「技能」是指人们干活用到的知识,而「知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知晓的一些东西,以便能够讨论社会的进程,这些东西就是知晓他并没有直接采用的不同行动之可能性。可以补充:在此的「知识」含义类似「先见」,但只限于「知识就是预测的能力」这含义。
[18]所有经济理论命题是指以人对事物的态度来定义的事物,即是指经济理论可能偶尔提到的「糖份」,不是由其「客观」特质定义,而是由以下事实定义:人们相信这是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他们的某些需要;这是各种困难和混乱的根源,尤其是在关于「查证」的问题。当然,在这关连的情况下,理解性社会科学与行为方法之间的对比是这样的明显。我不肯定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者是否相当了解如果他们想要保持一致,他们将不得不放弃多少传统做法,或是即使他们了解但依然坚持。举例来说,这意味货币理论的命题会巨细无遗说道:「金属圆片,上有印记」,或一些同样定义的物理对象或一组对象。
[19]这些条件通常形容为没有「摩擦」。Frank H. Knight在最近发表的文章〈资本数量和利率Quantity of Capital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V, No. 5 [1936], 638正确指出『「错误」是经济讨论中「摩擦」的通常含义。』
[20]有一个条件,但不是足够的条件,可以保证已知需求情况,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用途之边际生产力是相等,而在这个意义上应带来产出均衡。不像有些人的想法,这不需要用于特定目的之每类资源拥有者,最少有一位应该知道任何种类的资源每一个可能的替代用途;这是因为某种用途的资源拥有者所知道的替代用途这事实已反映在这些资源的价格。如此的话,商品替代用途m, n, o, . . . y, z, 可能已是足够的知识分布;若是A把拥有的资源用于m而他是知道n,B用于n而他是知道m,而C用于o而他是知道n,如此类推轮到L用于z,但他只知道y。在以上的情况,在任一商品的生产中,不同因素可以结合;我不清楚在何等程度上这特别的知识分配还需要什么额外的。完成均衡要有额外的假设,那就是消费者要有商品满足他们需求之可用性的知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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