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
（正體）14.781J 政治經濟學 I：國家和經濟的理論第六課的閱讀文章。
行為總體經濟學的其他參考資料
行為總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行為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George Akerlof
美國加州大學經濟系
＊Janet Yellen的討論和潤筆，幫忙至大；Henry Aaron, William Dickens, Ernest Fehr, William Gale, Robert Shiller諸君不吝指教；加拿大高等研究所慷慨資助；謹此致謝。
諾具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演辭
2001年12月8日
這篇經典文章是Akerlof教授在2001年12月8日在諾具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中發表的演辭。以下是原文的連結：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 ... ecture.pdf
演辭後來略有修改，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卷3期發表，2002年6月，第411-433頁。以下是原文的連結：
http://wolfweb.unr.edu/homepage/pingle/ ... 202002.pdf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1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據查唯一中譯文本見《比较》第三期（2002年，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網上流傳一篇以〈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為題的譯文，可能源自《比较》，但未有資料作實。可惜這篇譯文漏譯錯譯，棄掉原文舉例和註釋，雖未盡失原義，但確實掉失許多重點。自學書院參考網上譯文，補譯改譯（各約30%）全文版本，不常見的術語加註解釋。參考文獻目錄請參見原文。）
Richard Scarry 有一部小人書《汽車，貨車和會動的東西Cars and Trucks and Things That Go》1，想一想如果在上世紀其後幾十年他還在生，這本娛樂小孩和父母的小人書會變得怎樣。隨後的每一個十年都有更多專門車輛，開始時是福特T型，現在四歲的寶貝兒也認不出挖掘裝載機的模型。
這又關乎經濟學？在1960年代後期，經濟理論家的職責有了改變。在這之前，個體經濟理論主要是關心企業爭取最大利潤，消費者爭取最大功用的純粹競爭一般均衡模型。當其時的總體經濟學，所謂新古典綜合派，為這樣的一般均衡體制貼上固定的貨幣工資。「粘性貨幣工資」可以解釋偏離完全就業和商業周期波動。從此之後，總體和個體經濟學都發展出了一本Scarry式模型書，把多種實際行為納入經濟理論。例如，「檸檬市場」探討不對稱資訊的市場如何運作。買賣雙方通常各有不同資訊。本文檢視在這些更為現實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病態。
對我來說，研習不對稱資訊是實現夢想的第一步，夢想就是依著凱恩斯《通論》的原始精神，開發一套行為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就不再受害於新古典綜合派外實內虛的周章，而這已推翻《通論》所強調心理學和社會學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例如有認知偏見，互惠，公平，羊群心態，社會地位。我的夢想是能觀察這些打為來打磨一些假定，以之鞏固總體經濟學。Kurt Vonnegut會稱之為kerass：「為了某個共同目標無意中走在一起的一組人，受到更大的宇宙影響所培育。」2這次演辭，我將描述由這kerass提出的某些行為模型，以合理解釋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總體經濟現象。
作為背景資料，先看一些總體經濟思想的歷史。1960年代後期，新古典經濟學家留意到啟發我的總體經濟微觀基礎的同一弱點，他們厭惡其不夠嚴謹，棄如敝屣，以〈後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論文作為篝火慶祝。他們建立的新版本總體經濟學在1970年代成為標準。繼新古典綜合派之後，新古典總體經濟學也是以完全競爭一般均衡模型為基礎，不同之處是更熱衷強調所有決策都是與追求最大化的行為一致；這些決策例子有家庭消費和勞工供應，產出，就業，生產者的定價決策，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為了解釋失業和經濟波動，新古典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不完全資訊作為理由，其後是科技衝擊。
新理論至少在一方面有進展：價格和工資決策現在有了清晰的微觀基礎；但是有關行為的假設是如此粗疏，以至於有極大困難解釋至少六種總體經濟現象。有一些情況是與新古典模型的主要假設有邏輯的矛盾，以致要全然否定這些現象，或是拐彎抹角解釋其他情況。六種現象如下：
──存在非自願失業：在新古典模型，只要失業者接受比市場出清水平稍低一點的薪水或工資，就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不會有非自願失業。
──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的影響：在新古典模型，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完全沒有影響。一旦全面預見貨幣供應，價格和工資就相應改變；真實工資和相對價格是固定的；完全不影響真實際經濟。
──高失業不會加快通貨緊縮：新古典模型給出加快、含自然失業率的菲利浦斯曲線。如失業率低於這自然率，通脹會加快；失業率高於自然率，通脹持續減速。
──退休儲蓄普遍不足：在新古典模型，各人決定消費和儲蓄多少，以爭取最大化的跨期功用功能（譯註：跨期，即在不同時間）。後果是私人決定的儲蓄額應該是最優化。但是人們時常對本身的儲蓄行為感到失望；若然沒有社會保險計畫，大都相信多數人儲蓄不足。「強迫儲蓄計畫」極為流行。
──相對於基本因素，股票價格過度波動。新古典理論假設股票價格反映基本因素，這是未來收入流的現值。
──低下階層長期自我毀滅。我追求答案的總體經濟問題清單，包括貧窮的原因，因為我認為收入分配是總體經濟的題目。新古典理論提出：貧窮反映人類和非人類資本的初始天賦不足。這理論不能解釋長期和極度貧困是連同高程度濫用藥物和酗酒，未婚生子，單親家庭，高度倚賴福利，以及罪案。5
以下我會談到總體行為經濟學家吸收了建基於心理和社會觀察的現實性假設，是如何拿出模型可以輕易解釋以上每一個總體經濟現象。總體行為經濟學家依據凱恩斯《通論》的精神，正重建被新古典經濟學摒棄的微觀基礎。我的評論從我最早在這領域的嘗試開始，這引導我發現不對稱資訊在市場的作用。
（一）不對稱資訊
我最初接觸不對稱資訊這問題，是在早期探討產出和就業波動的首要成因──新車銷售量變化很大。6 我以為是因為二手車商比買家知道更多汽車的資訊，所以「不流動illiquidity」性質可以解釋汽車買賣的高度波動。7（譯註：不流動資產，例如房屋、汽車，不容易出售轉兌為現金，除非降價出售，因為不流動資產的買家不多。所以叫價和成交價的差價是大於每日有成交的有秩序市場。）在嘗試建立這總體經濟模型時，我分了心，發現所有市場可能在某程度上都有二手車市場的資訊問題。在某些市場，因為有重複交易和聲譽攸關，不對稱資訊的問題較為容易解決。另一些市場，如保險、借貸、勞動力，買賣雙方之間不對稱資訊的問題不容易解決，造成嚴重市場失效。例如，老人不容易買到醫療保險；小企業貸款受到限制；勞動力市場的少數社群統計數字上可能被歧視，因為人們是根據可見的類似特徵而被分類。借貸市場失效，是開發不足的主要原因。即使有聲譽和重複交易這樣的機制來克服不對稱資訊這問題，這些制度成為決定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
要瞭解不對稱資訊經濟學的根源，要反思當其時正在發生，更為廣泛的思想革命。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經濟理論家很少專為獨特制度或具體的市場特點而建立模型。研究生課程，甚至一些本科生課程，教授Chamberlin的壟斷競爭和Joan Robinson的近似模型，但這些「具體」模型是罕見的例外；這都不是重要景點，只是有閒之士到鄉郊一遊，或尋幽探祕，或消磨竟日。然而在1960年代初期，隨著增長理論家稍為偏離標準價格─理論性經濟學的常規，開始建立有特殊科技特徵的模型——軟泥〔投資理論〕（譯註：軟泥putty clay投資，意謂投資變成資產，例如購入機械或廠房落成，在資產使用期間其包含的資本─勞工比例是不變，因此亦稱為「事後固守比率ex post fixed proportion」），年份資本（譯註：不同年份的資產投入有不同的生產力，或是不同的折舊；年份資本vintage capital有譯為「異質性資本財」或「製造期資本」，都未能望文生義），熟能生巧（譯註：learning by doing，工人重複同類工序，熟能生巧，生產力提高）等，「特殊」模型開始增加。把這些特殊科技融入模型沒有違反原有的價格─理論常規， 但播下即將到來的革命種子。1969年夏季，我第一次聽到model用作動詞（建模），而不是名詞（模型）。10 剛好幾個月前，〈‘檸檬’市場〉被期刊接受刊載，這不是偶然。11 為價格理論的市場不對稱資訊「建模」，正如為增長理論的軟泥、年份資本、熟能生巧「建模」。12 這是經濟新取向的首次應用：細心觀察現實中的總體經濟細節以建立模型。這樣，經濟理論更貼近經濟現實的細節。無可避免的是，分析不對稱資訊是這建模取向的第一個果實。這是等待採摘的最成熟果實。以下我會討論在總體行為經濟學的新範疇，這新取向的成果。
（譯註：作者在1970年發表論文《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推論不對稱資訊理論（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ory）影響二手車市場機制，文章以不同水果代替不同特性的二手車，櫻桃與水蜜桃比譬優良的二手車，檸檬比譬狀況不佳的二手車。後來這被引伸為有瑕疵的商品。以上改寫自維基百科〈檸檬法〉條目）。
（二）非自願失業
朋友是經濟學者，他埋怨房子賣不掉，我滿懷同情向他的同事複述。這位同事說唯一問題是房價不合理。降低價錢，房子就能賣出，甚至即時交易。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非自願失業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朋友不能賣出房子。失業者若是降低工資底價，還會找不到工作嗎？新古典學派的答案是肯定的：失業人士就是正在尋找工作（因此是失業，而不是離開勞工行列），但是拒絕現有的空缺，因為期待更好的工資。失業人士可能不高興未能以心中的理想工資出售自己的勞力，但除了有些人是受到最低工資或工會談判影響，他們是自願失業，不是「非自願」。在市場出清價格下，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論中，就業下降時期──商業周期低潮──可能是由於總需求意外下降，這讓工人錯誤堅持超出市場出清水平的名義工資。13 或是就業下降可能是由於負面的供給衝擊，造成工人退出勞動行列，避開可以得到的工作。對基於接受工作的自願性改變的商業周期，任何解釋都面對實證的困難──為何周期低潮時辭職減少。如失業人數增加，是因為工人拒絕工作的回報過低，辭職應會是如同失業一併增加。但是當失業增加時，辭職是少了，不是多了。順應周期的辭職行為是無庸置疑的。14
總體行為經濟學家並不否認有非自願失業，反而提出自成一體的解釋。1970到80年代初現的效率工資理論使非自願失業這概念有了意義15。這些模型假定由於士氣、公平、內部人權勢，或不非對稱資訊，僱主有強烈動機吸引工人，支付高於最低水準的工資。16這樣的「效率工資」高於市場出清工資，因此工作是受到分配，有人找不到工作。這些工人是非自願失業。下一節進一步闡述這樣的推理，解釋為何非自願失業有周期性的變異。
對似乎是同類工人工資範圍的普遍實證結果強烈指出，效率工資是普遍存在。早在效率工資成為總體經濟學家的靈光一閃之前，勞動經濟學家已記錄似乎是同類工作或有相同特徵的工人，彼此的收入有頗大差距。17分析時空數據指出：有同樣質素的工人有不同工資，是取決於他們的工作地點。數據亦顯示轉換行業的工人其工資增減是符合不同行業的工資差別。18 工資較高的行業（視乎其特點），辭職率也較低，說明工資差別不僅是補償不同工作條件或福利的差別。19因此看來確實有「好工作」和「壞工作」之分。
好工作和壞工作並存，非自願失業的概念才有意義：失業工人願意接受，但是得不到與有同等能力工人相同的工作。與此同時，非自願失業工人可能避開較低工資或較低技能的空缺。效率工資理論隱喻的非自願失業定義，是吻合事實和普遍認同的觀念。非自願失業這有意義的概念，是重建凱恩斯經濟學基礎的重要一步。
但是為什麼企業支付高於最低價的工資？我的見解認為效率工資的心理學和社會學解釋在實證上最有說服力。20 有三項重要考慮：互惠（人類學的禮物交換理論），公平（心理學的公平理論）以及遵循集體規範（社會學的參照群體理論，心理學的群體形成理論）。最早的效率工資理論的「社會學」版本，是基於禮物交換理論：企業支付工人高於市場出清的工資，工人以忠誠回報。21 支付高於市場出清的工資，也可能是出於公平的考慮：根據心理學的公平理論，如工人認為工資低於「公平」水平，就不會積極工作。22 集體規範通常決定工人如何互贈禮物以及什麼是公平工資的概念。Fehr與合著者在實驗室已經確定，在實驗環境中互惠行為和集體準則對工人效率的重要性。23 我最喜歡的效率工資版本是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內部工人阻止公司以低於內部人現有工資的市場出清工資僱用外部人。24 這理論暗地假設內部人有能力破壞企業聘用外部工人。Donald Roy深入研究伊利諾斯州一間機械工場，揭露這會如何發生的動態。在Roy的機械工場，內部人建立工作的集體規範，串謀防止聘用破壞行規的外來工人。產出超出公認為「公平」水平的工人被孤立。25 內部人串謀對付外部人，是許多企業支付高於市場出清工資的有說服力原因。
效率工資理論的另一個版本是基於不對稱資訊，把高於市場出清工資看作是紀律措施。在Shapiro-Stiglitz模型中，企業支付「高」工資以減少員工溜掉的動機。然而，所有企業都支付「高於平均」工資時，平均工資就被推到高於市場出清，導致失業。失業可作為紀律措施，因為工作不力被辭退的工人只有在失業一段時間後才可以得到重新聘用。26
工人紀律模型比建基於社會學和心理學更符合經濟學的標準邏輯。但依賴標準經濟學之外因素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模型，包括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可能為非自願失業提出更好的整體解釋。這些行為模型吸納了凱恩斯《通論》前幾章論公平及相對工資比較的重點。
（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只要被完全意識到，貨幣政策對產出或就業沒有作用。貨幣供應量變化被完全意識到，引導工資和價格的理性定價人以相同的比例調整名義工資和價格，因而產出和就業保持不變。27 但是，這新古典假設與貨幣政策的實證證據以及普遍認為中央銀行有力量影響經濟的流行信念有衝突。
總體行為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證明在合理的行為假設下，貨幣政策確實影響實際後果，一如凱恩斯經濟學長期以來所聲言。認知心理學描繪決策者為「直覺的科學家」，總結資訊和基於簡化的智力架構作出選擇。28 依賴忽略那些對利潤或效用影響很小的因素之拇指定律（譯註：rules of thumb，意指簡單估算），是這「認知性」言簡意賅的含義。在工資—價格的背景，簡單法則造成總工資（和價格）水平對衝擊反應有惰性──正正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輕蔑嘲弄的「粘性工資／價格」行為。對新古典的批評指出「新古典綜合派」假定的惰性工資行為是非理性，對企業和工人的代價太大，因此是難以置信。行為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證明涉及「貨幣錯覺」的拇指法則不僅是常見，而且合理──不是魯莽或難以置信：以此原則行事帶來的損失是極小。 29（譯註：貨幣錯覺money illusion，只看貨幣的名義價值，不看實質價值）
我與Janet Yellen聯名撰文，首先以效率工資和壟斷競爭模型的背景證明這結果。我們假定一些價格定價者遵循拇指法則，在需求有衝擊（因由貨幣供應改變造成）之後仍然保持價格不變。我們說明企業遵循「拇指法則」，沒有根據貨幣供應改變而調整價格，損失是「第二階」（或是小）；而這經濟體的貨幣衝擊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於衝擊的規模，是「第一階」（或是重大）。30 我們把企業採取含惰性價格的拇指法則稱為「近似理性」，因為企業即使偏離完全最優化而承受的損失是「第二階」（或是小）。
關鍵結論的邏輯很簡單：近似理性的價格粘性足以給予貨幣政策有重大力量。在壟斷競爭下，每個企業的利潤函數都是對其價格二階可導，所以在最佳本身價格的領域內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偏離利潤最大化價格行為帶來的利潤損失都是小的──相對於偏離的規模而言是第二階。但是如果多數企業同樣的偏離最大化──例如貨幣供應改變後，全部企業緩慢調整價格──那麼相對於全面優化定價行為的情況，真實均衡（價格水平縮減貨幣供應）的改變是第一階。真實均衡這第一階變化，又會引起總需求、產出和就業的第一階變化。例如，假設貨幣供應增加份數ε，有部份企業保持價格不變。每個企業的損失，相對於全面優化行為，大概是與ε的平方成正比。如ε=00.5，其平方的數值很小，只是0.0025，因此粘性價格的損失也是很小。但如假設貨幣需求與收入成正比，真實產出的改變是第一階：與ε成正比。（全部企業的行為是爭取最大化，貨幣供應改變和產出沒有改變。）因此稍為偏離完全理性行為──實際上是小而合理偏離完全理性──顛倒了結論，貨幣供應的預期改變對實際收入和產出沒有影響。31
拇指法則的定價行為有許多形式。例如交錯(staggered)價格（工資）模型：企業把名義價格（工資）在一段時間保持不變，是相當符合訂立價格（工資）流程的描述32；Taylor的交錯合約模型：半數企業每一期訂出名義價格，然後在兩期之內保持不變；33 Calvo的交錯合約模型另一版本假設在隨意不定的期限內訂定固定名義價格。34 新古典經濟學家反對這模型的兩個譯本，理由是這樣的定價不是最大化。35 誠然，他們是正確的：Taylor和Calvo的企業如果根據對貨幣供應（總需求）的預期改變而訂出可在期內改變的價格，會比在固定期限內保持名義價格不變更為有利。這樣的追求最大利潤的行為會一再抵消貨幣供應的改變。但是，Taylor和Calvo類型的訂出價格（訂出工資）策略是近似理性：這些模型的少許名義剛性特點足以穩定貨幣政策；相對於在定價期內改變價格的策略，損失只是第二階。36 有許多近似理性的其他拇指法則行為，足以使到貨幣政策失靈。37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則模型解決了Robert Lucas提出關於有理性預期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問題。38 新古典經濟學家很難解釋貨幣和產出之間短暫關係之外的問題。新的行為經濟學以相當數量的近似理性行為為依據，提出對貨幣供應改變與產出改變的堅定關係。
（四）菲利浦斯曲線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
最重要的總體經濟關係也許是菲利浦斯曲線。「價格─價格」菲利浦斯曲線把通貨膨脹率連繫失業率、預期通貨膨脹率和影響總供給的變數，例如油或食物的價格。有這關係中，通脹和失業此消彼長，定義了貨幣政策的「可行範圍」，因此對制定貨幣政策有決定性作用。首先用菲利浦斯曲線估算英國39，然後是美國40和其他國家41。
菲利浦斯曲線的基礎是供給與需求。菲利浦斯認為高需求和低失業時，工人可以談判要求比低需求低高失業時較高的名義工資。企業的定價方針把工資膨脹（以生產力調整）轉化為價格膨脹。因此，對定價者而言，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持久的權衡取捨。
在1960年代後期，Milton Friedman(1968)和Edmund Phelps(1968) 加添一條妙計。他們辯解工人關心的工資增長是實際的，不是名義的：工人慣常預期，並且得到，預期通脹的補償，並以此為談判基礎，在低失業時要求更高的預期實際工資增加。再一次，定價方針把工資通脹轉化為價格通脹。這項假設的小小轉移──工人爭取實際工資增加，不是名義的──其後果是巨大的：取代持久的失業—通脹權衡，是獨特的「自然」失業率，與穩定的通脹並存。有了「真實工資」的談判，菲利浦斯的長期曲線──失業／通脹的組合符合實際通脹和預期通膨的均勻──是垂直的，因為只有唯一的失業率──「自然率」──是實際和預期通脹吻合。
要瞭解長期菲利浦斯曲線為何必然是垂直，想像中央銀行企圖通過貨幣政策把失業率降至自然率以下。在勞動力市場異常緊張的情況下，工人要求高於通脹的工資增長（再加正常實際工資和生產力改進）。企業相應把相關成本增長轉嫁到價格，所以通脹超出工人談判時最初所預期。當失業率低於自然率，實際通脹因此超過預期通脹。事後，工人被愚弄了。所以，隨著時日，預期通貨膨脹，因而通貨膨脹，都加速了。失業率強行被控制低於自然率的話，後果是通脹永遠加速。同樣，Friedman-Phelps模型預測，中央銀行企圖把失業率永遠維持低於自然率的話，會導致通貨緊縮加速。只有自然失業率才能產生穩定的通脹。
Friedman-Phelps在1960年代後期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設後，經濟學家頗快就接受。有三件事助長聲勢。其一，這似乎頗能解釋1960和70年代的通脹─失業經驗。1960年代後期，失業率低而通脹上升，似乎推動預期通脹，短期的失業─通脹權衡向外移動。因此1970年代初的失業─通脹權衡形勢差於1960年代。（分析家忽略了同樣令人信服的解釋：隨著通脹上升，一如1960年代，工資談判和定價開始考慮到預期通脹；這在以前是被忽略。）42 其二，菲利浦斯曲線的實證估算得出以往通脹的系數，其總和在統計上與1無異。得出的推論是這些估算算出的滯後通脹符合預期通脹，而預期通脹是以往通脹的自回歸加權平均值，而決定現時通脹的預期通脹系數正是其中一個。43 最後，經濟學家偏向接受基於理性的零假設，雖然這只被相對低效力的測試接受。44
經濟學家不應該這樣容易接受自然率假設，有理論和實證的理由指出對此要有高度懷疑。理論上，自然率假設令我想起一本流行節食書的拇指法則。根據那拇指法則，每多吃3200卡路里，體重增加一磅；少吃3200卡路里，體重減少一磅。這讓我想到雙胞胎兄弟。哥哥飲食均衡，保持體重不變；弟弟每天多吃100卡路里。如果拇指法則是正確，一年後弟弟的體重比哥哥多出11磅，十年後是110磅。如果多活五十年，弟弟比哥哥重550磅。正如大家會想到，有足夠長時間來推論，拇指法則不堪一擊：更為準確的體重與卡路里關係指出維持較高體重需要攝入更多卡路里。令人高興的是雙胞胎的體重不會無限地越來越大差別。同樣，我的估計是最低限度在一些失業率的範圍內，其通脹是接近固定值而不是加快或減慢。這樣的不依賴經驗而得出結果 (驗先原則a priori) 的推論可能是錯的，但節食書拇指法則的過份外推預測提醒我們自然率假設是頗為古怪。失業率極低時，Friedman/Phelps預測通脹加快看來是頗為可能是合理和實證相應。45 但我懷疑這理論在高失業率時是否適用。
我對自然率假設的懷疑有經驗實證支持，揭示這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美國在1930年代的失業率無可置疑是高於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是大大高出。根據自然率假設，在這十年間價格通縮應該加快。這並沒有發生。價格下降一段時間，但通貨緊縮在1932年後停止了；其後十年雖然失業率極高，但沒有明顯的通縮。這些證據指出，至少在某些高失業低通脹的時段，自然率假設失效。如理論是基於實證觀察，這樣的失效不算是很嚴重的一回事；但如是基於驗先原則，那麼這套關係之說就有嚴重毛病；人們接受驗先原則因為這本應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1930年代的證據不是獨一無二。現代經濟體系展示類似的特點。例如，Pierre Fortin估計，加拿大的經濟從1992至2000年經歷的失業率是12%，高於保守估計的8%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46 同期的年通脹率是頗低的1.5%。根據自然失業率理論，核心通脹應減少約6%，因為典型估算菲利浦斯曲線的斜度是1/2。但是這段期間的通脹只減少0.1%。
計量經濟學的證據進一步指出，自然率理論是建於浮沙之上，根基不穩。時變估算自然率發現這會隨著時日改變；但即使容許有這些移動的空間，估算自然率有高度標準錯誤。Staiger, Stock和Wilson (1997) 以95%可信度計算美國的自然率是高於5%；這是三倍美國過去五十年每月失業率的標準差。
William Dickens，George Perry和我在最近多篇論文探討與自然率模型相反的兩種行為假設；這兩項假設在失業夠高和通脹率夠低時，會產生失業和通脹之間的穩定權衡關係。第一項假設是「純凱恩斯式」：工人抵制、企業很少削減名義工資。第二項假設是關於工資談判時，通脹所起的作用：我們辯解在通脹率極低時，大多數工人作出決定時不會考慮通脹作為突出因素。但是，隨著通脹增加，忽略通脹的代價也隨之增加，因此越來越多企業和工人在談判時會考慮這因素。
凱恩斯假設工人抵制削減名義工資，是符合他對心理學的直覺理解。這項假設也是和心理學理論以及證據一致。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立論：人們根據一些參照點計算損益以評價他們面臨的環境變化。證據表明比諸有所斬獲，人們更注重避免損失。Kahneman和Tversky已經證明不符合預期效用函數最大化的許多研究結果，可以利用展望理論來合理化。若然工人把現有工資作為參照點衡量得失，向下的工資剛性是展望理論的自然推論。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項問卷調查中發現，人們的意識架構不僅實質上是由古典經濟學家假設所定義，同時也顯示有一些貨幣幻覺。
許多實證研究有記錄貨幣工資實際上是向下剛性。Card與Hyslop(1997) 和Kahn(1997) 利用時空數據，發現名義工資改變的分佈在零值時是不對稱。Fortin發現加拿大數據有大量工資改變堆積在零值。1992至94年間，加拿大的通脹為1.2%，平均失業率為11%；非生活津貼的工會協議只有5.7%在第一年有減薪，而47%有凍薪。47 Bewley在美國康涅狄格州進行詳細晤談，發現管理層把削減名義工資作為最後手段。48 Lebow, Saks與Wilson為了要探究企業是否削減福利而不是削減貨幣工資來減少總薪酬開支，他們檢視〈就業成本指數〉涵蓋的行業，發現只有少數以削減福利代替削減名義工資。 49 Fehr與Doette分析瑞士的數據，發現即使在低通脹低生產力增長的七年期內，削減貨幣工資的次數也沒有增加。 50
如果不願意削減名義工資，那麼在低通脹的情況下，產出和通脹之間就有長期的權衡取捨。這不同於Friedman-Phelps模型中的過渡性權衡，通脹長期增加（如這接近零值）明顯導致較少失業和更多產出。51 其邏輯如下：不論經濟好壞，總有一些企業表現比其他的較好。需要調節工資以反映不同的經濟境遇。在通脹和生產力增長都是中等程度時，相對工資容易調整。倒霉企業提工資可以是低於平均，而走運企業可以高於平均。但是，若然生產力低增長（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就是如此），又沒有通脹，有需要削減實際工資的企業可以削減員工的貨幣工資。在有關整體企業的需求衝擊之變異和序列相關的現實假設下，削減名義工資的次數隨著通脹減少而上升。企業不願意削減名義工資，導致較高的長期失業率。因為在低通脹時，在每個就業水平供應勞工的真實工資都較高，與穩定通脹一致的失業率會隨著通脹下降至新水平而上升。其間接影響產生的總就業影響，超過那些沒有能力削減工資的企業之就業變化。因此，少少通脹的好處是這「潤滑勞動市場的輪子」。
模擬含跨部門衝擊和企業不願削減貨幣工資的模型顯示，從實際情況選出參數，通脹和失業之間的權衡關係在極低通脹率和低生產力增長的情況下是極為嚴重。例如，通脹從2％永久減至0％，導致失業率永久增加約2％。52 與剛提到的模擬模型相符，利用美國二戰後的菲利浦斯曲線來估算，得到相似結果。利用這個剛估算出來的菲利浦斯曲線模擬1930年代的通脹經驗，其吻合大蕭條時期美國通脹經驗之程度令人驚訝。53 以標準自然率模型作相比模擬，顯示1930年代通貨緊縮加速，這與事實不符。
另一種行為理論在低通脹情況下，也產生通脹和失業之間永久權衡取捨。這理論是基於：因為低通脹時通脹不會突出，談判工資時忽略價格水平的預期變化。54 在壟斷競爭和效率工資的情況下，低通脹時這樣忽略通脹是近乎理性。55 可注意到的差別這方面的心理，連同認知心理，都指出人們傾向忽略那些對決策不是重要的變數。56 菲利浦斯曲線的計量經濟學估算承認上一輪通脹會影響這一輪通脹，這在高通脹時的作用大於低通脹；這說法是符合以下的假設：高通脹時，以往通脹系數之和接近零值。57 低通脹時，這些系數之和更接近零值。同樣地，利用預期通脹的調查值作為自變數（獨立變數）的回歸法，以預期通脹條件得出的系數，在高通脹期比低通脹期較高。58 當高低通脹期合併以估算預期通脹影響的非線性模型，會發現這些影響取決於通脹的近期歷史，這是不足為奇。
總體行為經濟學展示極低通脹的代價是永久高失業和低產出，這對貨幣政策有重要意義。大多數人認為中央銀行家是謹慎、保守、安全。但我認為他們許多是危險司機：為了避開迎頭而來的通脹車流，他們在路的另一端行駛，通脹保持得過低而失業率過高。在1990年代，加拿大是低通脹，失業率與美國相差約4%，是前所未見。59 歐洲也曾是高失業和極低通脹，日本甚至變本加厲，竟然是通縮。接受自然率假設教科書版本的中央銀行家，應當聽從Oliver Cromwell對蘇格蘭教會大會發表的忠告：「我以基督的情懷懇求你，想一想你是否有錯。」認知心理學一項領先調查以這句話引證一項常見的知覺錯誤：過度自信；這不是偶然。60
（五）儲蓄不足
人皆儲蓄不足；這是老生常談。為彌補不足，許多發達國家政府大力支援退休老人，還有頗大數目的僱主要補貼僱員的退休金供款。許多儲蓄形式有稅務優惠。即使有了這些，流行智慧認為大多數家庭的資產遠遠不能維持退休後的消費。61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就像非自願失業一樣，不可能有儲蓄太少或太多，這和模型的假定有明顯的矛盾。因為儲蓄是個人爭取最大功用的結果，因此如果沒有外部效應，這必然是正確的。相反，行為經濟學已經開發理論工具和實證策略，以進一步理解這種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t，譯註：以前的說話與以後的行為不一致）行為。
可以利用一項理論性創新來有系統分析時間不一致行為，這就是認識到人們可能爭取某一個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最大化，而這功用並不代表「真實福祉」。一旦接受這區別，「儲蓄太少」就成為有意義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古老神話來說明：傳聞每幾年旅鼠就集合一起參加死亡之旅，最終結局是齊齊跳海。62 旅鼠的所謂行為，披露心理學家慣見，而經濟學家罕見的區別。除非旅鼠從最後一跳得到不尋常的頓悟，它們的功用或福祉是這一個函數，但是它們追求另一個函數的最大化。
想一想：流行的儲蓄觀念認為人們儲蓄不足也是同樣的描述。要確定究竟人們儲蓄過多或過少，需要提問：他們是否像旅鼠，一方面有一個（跨期的）功用函數，但追求另一個的最大化。63 既有證據指出兩個概念之間有重大的潛在區別。要解釋實際的財富—收入比例，就要用到貼現率的高負值。64 然而，問卷調查人們認為應如何作出消費—儲蓄取捨的結果表明，跨期貼現率平均來說是稍稍正數。65
曾用於研究跨期儲蓄選擇的雙曲線貼現函數，可用來規範描述以下兩者之區別：（一）實際儲蓄行為的功用函數與（二）量化因這行為帶來福祉的另一功用函數。雙曲線函數描述人們自我控制時的困難。和新古典理論標準的指數式遞減貼現率不同，雙曲線函數假定隨時間範圍延長，用來比較相鄰時段權衡的貼現率是遞減的：人們在評價需要為未來好處而要即時作出犧牲的方案時，採用高貼現率；但如同樣的犧牲被推遲到將來，採用低貼現率。因此，當犧牲被推遲，人們有耐心選擇延遲滿足；但如要求在近期延遲滿足卻顯得不耐煩。因為現期消費比未來消費更突出，人們總是對儲蓄拖拖拉拉。雙曲線函數與實驗結果一致：比諸延遲到未來，人類和動物對象較不願意即時要延遲滿足，66
雙曲線貼現可能產生兩種形式的耽擱行為。「明日復明日」（譯註：原文為〔幼稚耽擱naïve procrastination〕：個人錯誤假設自己的功用函數在未來會是不同，錯誤認為雖然今天是重要，明天會有所不同；沒有意識到明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因此明天走近一步時，也是和今天同樣重要。幼稚耽擱者錯誤相信雖然今天沒有去做，明天就會儲蓄（節食、鍛煉、戒煙…），然後驚奇發現今天耽擱的明天還會耽擱。根據O’Donoghue和Rabin(1999) 的術語，更世故的耽擱行為是「有酒今朝醉」(preproperation)。今朝的醉翁對自己的未來有完全理性的預期。自忖：如果明天是特別值得重視，沒有理由今天就要儲蓄；如果明天是值得重視，我會把今天的儲都花光，而今天也是特別值得重視。因此我不應在今天作出犧牲。
Laibson用雙曲線貼現作為研究儲蓄行為和政策的基礎。他聯同Repetto及Tobacman(1998) 模擬在「有酒今朝醉」消費者的世界中，不同的稅項激勵計劃的效用。他們估算鼓勵儲蓄政策有小許改變，因而減少「有酒今朝醉」行為，未來福祉會有巨大的正效應。因為他們的工作，401(k) 儲蓄計劃的稅項優惠規例有修改。如企業同意，工人可以自動參加自動的默許供款。採納這些計劃大大提高參與率，許多工人供款定在默許水平。67（譯註：401(k) 是美國僱員、僱主共同繳費的基金式養老保險制度。）
除了受歡迎的社會保險和其他「強制」消費者儲蓄的計劃外，儲蓄不足的最好證據是觀察所得：退休後個人消費大幅減少。68 事實上，退休後消費減少是不連續的。69 那些有較多資產和較高替代收入的退休人士，消費減少不是那麼多。這很難用標準生命周期，指數貼現模型解釋。70
Thaler和Benartzi(2000)設計了一個儲蓄計劃以克服工人的耽擱傾向，並在一所中等規模的製造企業試驗：邀請僱員參加儲蓄計劃，事先選擇加薪部份撥出部份作為儲蓄。和雙曲線貼現一致，但不符合標準指數模型，僱員的現有收入只有適度部分撥作儲蓄，但承諾從未來增薪部份撥出更多。在短期內，平均儲蓄率增加一倍。71
（六）資產市場
凱恩斯的《通論》是現代行為金融的資產市場觀點之鼻祖。凱恩斯隱喻「專業投資可能就像報章的比賽：參加者從一百張臉蛋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六張，勝出者的選擇是最接近所有參加者的平均偏好」。72 因此股票市場對消息是過於波動，過於敏感。對股票市場的這種看法和有效市場模型有抵觸：在有效市場模型中，股票價格是計算根據風險調整的未來預期回報之現值。
在1980年代初，Robert Shiller對凱恩斯的過度波動假設進行直接測試。他推論如股票價格真的是未來回報的預測值，波動理應小於貼現本身的回報。Shiller的洞見直接應用簡單的統計原則：好的預測應比所預測的變數本身有較小的方差。如天氣預測的變異是大於實際的天氣，就要開除天氣預報員。73 Shiller(1981)利用美國百年來的股價和股息數據，比較撇除趨勢後股價的方差和撇除趨勢後股息的折現值方差。74 他發現的結果和凱恩斯所言是一致：（撇除趨勢後）股價的標準偏差比（撇除趨勢後）折現股息的標準偏差大五倍。這些結果也被更精密的測試證實；這些測試正確地算入股價和股息的當期貼現值的非平穩性。75
雖然有方差界測試，對有效市場的信念是依靠實證證據支持，如每月數據的回報之不顯著序列相關的結果。76 回報是序列相關是一項假定，反駁這假定的論者指出股票市場是近似隨機遊走。Summers(1986)作出回應，顯示在「一窩蜂」模型中──含偏離完全市場的序列相關──序列相關測試說服力很弱：需要有五千年數據才可以有50%時間判別隨機遊走假設和「一窩蜂」，而這「一窩蜂」在35%時間把股價推離基要因素30%。77
除了確定過度波動存在，Shiller也檢驗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1999)，他回顧1990年代股市泡沫的新聞報導，解釋在金融市場和現實經濟中，「新紀元」的概念是如何傳播。當股價上漲，「新經濟」咒語以人傳人；個人投資者按照媒體的意見行動，這些意見誇大了經濟基要，例如網路對生產力的作用。這些股市泡沫常見於許多國家，歷史進程中曾多次發生。誠然，Kindleberger的狂熱和恐慌記述，以及Galbraith《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 )史記是《非理性繁榮》的優秀前輩。
第二個重要實證結論是股票溢酬迷思，對股票市場的理性提出質疑。在過去二百年，股票回報遠遠高於債券回報。例如，從1802至1998年，價值加權的市場股票指數為每年7%，而相對無風險的證券只有2.9%。78 在過去七十五年，1926至2000年，股票的真實回報有8.7%，債券只有0.7%，差距有8%。差距是相當之大：Siegel與Thaler (1998) 計算在七十五年前投資$1,000，債券收入有$12,400而股票有$884,000。差距是如此巨大，因而推翻理性是輕而易舉：在跨期功用最大化的情況下，今天消費的邊際功用和明天的預期邊際消費功用，應當相等於今天放棄一個消費單位所帶來的未來預期額外功用。連同固定相對風險規避功用函數，這條件暗示預期股票溢酬應等於風險規避系數乘以消費增長和股票回報的協方差之積數。然而，如風險規避系數的數值合理，這個積數遠遠小於股票溢酬。這推翻被稱為「股票溢酬迷思」。79
股價非理性的進一步證據來自截面數據。類似Shiller的過度波動時間序列結論連同向平均價格／股息比率中間值回歸，DeBondt和Thaler(1987)在截面中發現對股票回報中間值的回歸：過去五年50最大贏家組成的連續投資組合，業績遠遠低於市場平均；而過去五年50最大輸家的投資組合，業績比市場平均為佳。其他的股票市場異常現象，例如1987年10月在沒有任何重大新聞之下股價一日劇減20%，也是對有效市場假設提出質疑。80
資產市場之重要不僅在於本身，也是因為這至少在三方面影響總體經濟。其一，資產價值影響財富，從而影響消費。其二，現有資產價格相對於新資本價格──Tobin的q比例──影響投資，因為投資可被看作是新資本股票和相似現有資產債權之間的套利行為。81 最後，資產價值影響企業破產的可能性。快要破產的企業很難貸款，如果不是不可能，因而經常放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82
（七）貧困和身份
正如許多人聲稱，如收入分配是總體經濟學的題目，那麼行為經濟學也為長期困擾美國的問題提出洞見：大多數白人和少數非裔黑人之間的收人和社會境遇的巨大差距。因為奴隸制度和其後Jim Crow法律歧視的遺事，非裔美國黑人特別承受貧窮的重擔。（譯註：Jim Crow，泛指1876至196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訂立的種族隔離法律。）在2000年，黑人的貧困率是23.6%，是白人7.7％的三倍。832 非裔美國黑人只佔總人口1/8，但佔美國貧困人口1/4。84 實際情況比統計數字更加嚴重，因為最貧困的非裔美國黑人的問題不僅只是貧困。這些包括極高的犯罪、藥物和酒精濫用、非婚生育，單親（母親）家庭和依賴福利。0監禁的統計數字指出這些問題最惡劣方面影響頗大部份非裔美國黑人。例如黑人男性約4.5％被囚或入獄，86 監禁率超過白人男性8倍。黑人男青年一生中入獄的可能性多於1/4。87
因為我們認為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不能解釋這種自我毀滅的行為，Rachel Kranton和我基於社會學心理觀察，開發一些模型以理解非裔美國黑人長期處於不利。我們的理論強調身份的作用，以及人們為想要成為什麼人所作出的決定。在我們的少數民族貧困理論，受剝奪的種族和階級面臨Hobbesian選擇。（譯註：或稱Hobson’s choice，只有一個方案的選擇，即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一個可能性是選擇迎合主流文化的身份。但採用這身份時是明知道不可能被主流文化的成員完全接納。這樣的選擇也可能在對自己造成心理負擔，因為這涉及成為「不同」的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也可能不接受離群之馬。因此人們可能覺得他們永遠不可能「過關」。第二種可能性是適應由歷史決定的另一身份；對許多數少數民族來說，這是抗爭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每種身份自有其理想行為的規定。抗爭身份的規定往往以什麼「不是」主流文化來定義。因為主流文化的規定贊同「自我成就」，所以抗爭文化的規定就是「自我毀滅」。抗爭文化容易為「自我ego」接受，但經濟上和生理上令人衰弱。
這個基於身份的劣勢理論符合相當多的實證，例如Anderson (1990), Clark (1965), Du Bois (1965), Frazier (1957), Hannerz (1969), Rainwater (1970) 和 Wilson (1987, 1996)等研究的核心結論。閱讀任何非裔美國黑人的傳記：舞台中央是接納和抗拒之間無可奈何之舞。
少數民族貧窮的身份理論之社會政策含義，不同於衍生自標準新古典經濟理論。例如，有關罪與罰的標準經濟理論，暗地辯解應以威懾來對抗罪行：一如加利福尼亞州的「三次出局」法把犯罪成本提高到足以令可能的犯罪者三思。但監獄依然是滿滿的，罪案也沒有停止。相反的，以身份為基礎的理論提出，監禁的巨大負面外部效應可能抵消以更嚴厲監禁政策阻嚇犯罪的短期得益。88 監獄本身就是反社會文化身份的學校，因此是未來罪案的溫床。再者，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效應強烈指出在罪案發生之前要有紓導計劃，這包括，例如：有效和容易取得藥物治療，復康計畫，貧民窟青年的政府職位。身份理論認為在高貧窮率的非裔美國黑人聚居地區增加學校開支，好處可能是巨大的：非裔美國黑人兒童對不同的教師質量和班上人數的反應，已證明是特別強烈。89 可能需要有額外教師和家長緊密注意，以辦好除了標準課程以外有關身份的學生問題。90最後，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強烈要求有扶持行動，因為這是象徵歡迎長久以來被排斥的非裔美國黑人加入白人社會。91
（八）結論
自從增長理論發動的革命橫掃個體經濟學，迄今三十年矣。全部大學的新個體經濟學都是標準課程，佔兩個連繫課程的一半。採納總體經濟學較為落後，但革命快要來了。如果經濟學就行為方面要有一個題目，這應該是總體經濟學。我已經辯解互惠、公平、身份、貨幣錯覺、規避損失、羊群行為和耽擱，有助解釋現實世界經濟體系遠遠偏離有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以為這意味總體經濟學必須建立在這些行為因素之上。
凱恩斯《通論》是這個時代之前對行為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凱恩斯幾乎時刻把市場失效歸因於心理習性（比如消費）和非理性（比如股票市場投機）。在《通論》出版後，經濟學行業馴化凱恩斯經濟學為古典經濟學的「平順」數學。但經濟體系，一如獅子，是野蠻和危險的。現代的行為經濟學已重新發現總體經濟學行為獸性的一面。行為經濟學家正充當馴獸師，這任務是艱巨， 但智力上令人激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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