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rlof: 行為總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行為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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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rlof: 行為總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行為 (2001)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2月 04, 2008 2: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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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
(正體)14.781J 政治經濟學 I:國家和經濟的理論第六課的閱讀文章。

行為總體經濟學的其他參考資料

行為總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行為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George Akerlof
美國加州大學經濟系

*Janet Yellen的討論和潤筆,幫忙至大;Henry Aaron, William Dickens, Ernest Fehr, William Gale, Robert Shiller諸君不吝指教;加拿大高等研究所慷慨資助;謹此致謝。

諾具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演辭
2001年12月8日

這篇經典文章是Akerlof教授在2001年12月8日在諾具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中發表的演辭。以下是原文的連結: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 ... ecture.pdf
演辭後來略有修改,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卷3期發表,2002年6月,第411-433頁。以下是原文的連結:
http://wolfweb.unr.edu/homepage/pingle/ ... 202002.pdf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1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據查唯一中譯文本見《比较》第三期(2002年,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網上流傳一篇以〈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為題的譯文,可能源自《比较》,但未有資料作實。可惜這篇譯文漏譯錯譯,棄掉原文舉例和註釋,雖未盡失原義,但確實掉失許多重點。自學書院參考網上譯文,補譯改譯(各約30%)全文版本,不常見的術語加註解釋。參考文獻目錄請參見原文。)

圖檔

Richard Scarry 有一部小人書《汽車,貨車和會動的東西Cars and Trucks and Things That Go》1,想一想如果在上世紀其後幾十年他還在生,這本娛樂小孩和父母的小人書會變得怎樣。隨後的每一個十年都有更多專門車輛,開始時是福特T型,現在四歲的寶貝兒也認不出挖掘裝載機的模型。

這又關乎經濟學?在1960年代後期,經濟理論家的職責有了改變。在這之前,個體經濟理論主要是關心企業爭取最大利潤,消費者爭取最大功用的純粹競爭一般均衡模型。當其時的總體經濟學,所謂新古典綜合派,為這樣的一般均衡體制貼上固定的貨幣工資。「粘性貨幣工資」可以解釋偏離完全就業和商業周期波動。從此之後,總體和個體經濟學都發展出了一本Scarry式模型書,把多種實際行為納入經濟理論。例如,「檸檬市場」探討不對稱資訊的市場如何運作。買賣雙方通常各有不同資訊。本文檢視在這些更為現實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病態。

對我來說,研習不對稱資訊是實現夢想的第一步,夢想就是依著凱恩斯《通論》的原始精神,開發一套行為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就不再受害於新古典綜合派外實內虛的周章,而這已推翻《通論》所強調心理學和社會學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例如有認知偏見,互惠,公平,羊群心態,社會地位。我的夢想是能觀察這些打為來打磨一些假定,以之鞏固總體經濟學。Kurt Vonnegut會稱之為kerass:「為了某個共同目標無意中走在一起的一組人,受到更大的宇宙影響所培育。」2這次演辭,我將描述由這kerass提出的某些行為模型,以合理解釋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總體經濟現象。

作為背景資料,先看一些總體經濟思想的歷史。1960年代後期,新古典經濟學家留意到啟發我的總體經濟微觀基礎的同一弱點,他們厭惡其不夠嚴謹,棄如敝屣,以〈後凱恩斯總體經濟學〉論文作為篝火慶祝。他們建立的新版本總體經濟學在1970年代成為標準。繼新古典綜合派之後,新古典總體經濟學也是以完全競爭一般均衡模型為基礎,不同之處是更熱衷強調所有決策都是與追求最大化的行為一致;這些決策例子有家庭消費和勞工供應,產出,就業,生產者的定價決策,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為了解釋失業和經濟波動,新古典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不完全資訊作為理由,其後是科技衝擊。

新理論至少在一方面有進展:價格和工資決策現在有了清晰的微觀基礎;但是有關行為的假設是如此粗疏,以至於有極大困難解釋至少六種總體經濟現象。有一些情況是與新古典模型的主要假設有邏輯的矛盾,以致要全然否定這些現象,或是拐彎抹角解釋其他情況。六種現象如下:

──存在非自願失業:在新古典模型,只要失業者接受比市場出清水平稍低一點的薪水或工資,就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不會有非自願失業。

──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的影響:在新古典模型,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完全沒有影響。一旦全面預見貨幣供應,價格和工資就相應改變;真實工資和相對價格是固定的;完全不影響真實際經濟。

──高失業不會加快通貨緊縮:新古典模型給出加快、含自然失業率的菲利浦斯曲線。如失業率低於這自然率,通脹會加快;失業率高於自然率,通脹持續減速。

──退休儲蓄普遍不足:在新古典模型,各人決定消費和儲蓄多少,以爭取最大化的跨期功用功能(譯註:跨期,即在不同時間)。後果是私人決定的儲蓄額應該是最優化。但是人們時常對本身的儲蓄行為感到失望;若然沒有社會保險計畫,大都相信多數人儲蓄不足。「強迫儲蓄計畫」極為流行。

──相對於基本因素,股票價格過度波動。新古典理論假設股票價格反映基本因素,這是未來收入流的現值。

──低下階層長期自我毀滅。我追求答案的總體經濟問題清單,包括貧窮的原因,因為我認為收入分配是總體經濟的題目。新古典理論提出:貧窮反映人類和非人類資本的初始天賦不足。這理論不能解釋長期和極度貧困是連同高程度濫用藥物和酗酒,未婚生子,單親家庭,高度倚賴福利,以及罪案。5

以下我會談到總體行為經濟學家吸收了建基於心理和社會觀察的現實性假設,是如何拿出模型可以輕易解釋以上每一個總體經濟現象。總體行為經濟學家依據凱恩斯《通論》的精神,正重建被新古典經濟學摒棄的微觀基礎。我的評論從我最早在這領域的嘗試開始,這引導我發現不對稱資訊在市場的作用。

(一)不對稱資訊
我最初接觸不對稱資訊這問題,是在早期探討產出和就業波動的首要成因──新車銷售量變化很大。6 我以為是因為二手車商比買家知道更多汽車的資訊,所以「不流動illiquidity」性質可以解釋汽車買賣的高度波動。7(譯註:不流動資產,例如房屋、汽車,不容易出售轉兌為現金,除非降價出售,因為不流動資產的買家不多。所以叫價和成交價的差價是大於每日有成交的有秩序市場。)在嘗試建立這總體經濟模型時,我分了心,發現所有市場可能在某程度上都有二手車市場的資訊問題。在某些市場,因為有重複交易和聲譽攸關,不對稱資訊的問題較為容易解決。另一些市場,如保險、借貸、勞動力,買賣雙方之間不對稱資訊的問題不容易解決,造成嚴重市場失效。例如,老人不容易買到醫療保險;小企業貸款受到限制;勞動力市場的少數社群統計數字上可能被歧視,因為人們是根據可見的類似特徵而被分類。借貸市場失效,是開發不足的主要原因。即使有聲譽和重複交易這樣的機制來克服不對稱資訊這問題,這些制度成為決定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

要瞭解不對稱資訊經濟學的根源,要反思當其時正在發生,更為廣泛的思想革命。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經濟理論家很少專為獨特制度或具體的市場特點而建立模型。研究生課程,甚至一些本科生課程,教授Chamberlin的壟斷競爭和Joan Robinson的近似模型,但這些「具體」模型是罕見的例外;這都不是重要景點,只是有閒之士到鄉郊一遊,或尋幽探祕,或消磨竟日。然而在1960年代初期,隨著增長理論家稍為偏離標準價格─理論性經濟學的常規,開始建立有特殊科技特徵的模型——軟泥〔投資理論〕(譯註:軟泥putty clay投資,意謂投資變成資產,例如購入機械或廠房落成,在資產使用期間其包含的資本─勞工比例是不變,因此亦稱為「事後固守比率ex post fixed proportion」),年份資本(譯註:不同年份的資產投入有不同的生產力,或是不同的折舊;年份資本vintage capital有譯為「異質性資本財」或「製造期資本」,都未能望文生義),熟能生巧(譯註:learning by doing,工人重複同類工序,熟能生巧,生產力提高)等,「特殊」模型開始增加。把這些特殊科技融入模型沒有違反原有的價格─理論常規, 但播下即將到來的革命種子。1969年夏季,我第一次聽到model用作動詞(建模),而不是名詞(模型)。10 剛好幾個月前,〈‘檸檬’市場〉被期刊接受刊載,這不是偶然。11 為價格理論的市場不對稱資訊「建模」,正如為增長理論的軟泥、年份資本、熟能生巧「建模」。12 這是經濟新取向的首次應用:細心觀察現實中的總體經濟細節以建立模型。這樣,經濟理論更貼近經濟現實的細節。無可避免的是,分析不對稱資訊是這建模取向的第一個果實。這是等待採摘的最成熟果實。以下我會討論在總體行為經濟學的新範疇,這新取向的成果。

(譯註:作者在1970年發表論文《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推論不對稱資訊理論(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ory)影響二手車市場機制,文章以不同水果代替不同特性的二手車,櫻桃與水蜜桃比譬優良的二手車,檸檬比譬狀況不佳的二手車。後來這被引伸為有瑕疵的商品。以上改寫自維基百科〈檸檬法〉條目)。

(二)非自願失業
朋友是經濟學者,他埋怨房子賣不掉,我滿懷同情向他的同事複述。這位同事說唯一問題是房價不合理。降低價錢,房子就能賣出,甚至即時交易。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非自願失業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朋友不能賣出房子。失業者若是降低工資底價,還會找不到工作嗎?新古典學派的答案是肯定的:失業人士就是正在尋找工作(因此是失業,而不是離開勞工行列),但是拒絕現有的空缺,因為期待更好的工資。失業人士可能不高興未能以心中的理想工資出售自己的勞力,但除了有些人是受到最低工資或工會談判影響,他們是自願失業,不是「非自願」。在市場出清價格下,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論中,就業下降時期──商業周期低潮──可能是由於總需求意外下降,這讓工人錯誤堅持超出市場出清水平的名義工資。13 或是就業下降可能是由於負面的供給衝擊,造成工人退出勞動行列,避開可以得到的工作。對基於接受工作的自願性改變的商業周期,任何解釋都面對實證的困難──為何周期低潮時辭職減少。如失業人數增加,是因為工人拒絕工作的回報過低,辭職應會是如同失業一併增加。但是當失業增加時,辭職是少了,不是多了。順應周期的辭職行為是無庸置疑的。14

總體行為經濟學家並不否認有非自願失業,反而提出自成一體的解釋。1970到80年代初現的效率工資理論使非自願失業這概念有了意義15。這些模型假定由於士氣、公平、內部人權勢,或不非對稱資訊,僱主有強烈動機吸引工人,支付高於最低水準的工資。16這樣的「效率工資」高於市場出清工資,因此工作是受到分配,有人找不到工作。這些工人是非自願失業。下一節進一步闡述這樣的推理,解釋為何非自願失業有周期性的變異。

對似乎是同類工人工資範圍的普遍實證結果強烈指出,效率工資是普遍存在。早在效率工資成為總體經濟學家的靈光一閃之前,勞動經濟學家已記錄似乎是同類工作或有相同特徵的工人,彼此的收入有頗大差距。17分析時空數據指出:有同樣質素的工人有不同工資,是取決於他們的工作地點。數據亦顯示轉換行業的工人其工資增減是符合不同行業的工資差別。18 工資較高的行業(視乎其特點),辭職率也較低,說明工資差別不僅是補償不同工作條件或福利的差別。19因此看來確實有「好工作」和「壞工作」之分。

好工作和壞工作並存,非自願失業的概念才有意義:失業工人願意接受,但是得不到與有同等能力工人相同的工作。與此同時,非自願失業工人可能避開較低工資或較低技能的空缺。效率工資理論隱喻的非自願失業定義,是吻合事實和普遍認同的觀念。非自願失業這有意義的概念,是重建凱恩斯經濟學基礎的重要一步。

但是為什麼企業支付高於最低價的工資?我的見解認為效率工資的心理學和社會學解釋在實證上最有說服力。20 有三項重要考慮:互惠(人類學的禮物交換理論),公平(心理學的公平理論)以及遵循集體規範(社會學的參照群體理論,心理學的群體形成理論)。最早的效率工資理論的「社會學」版本,是基於禮物交換理論:企業支付工人高於市場出清的工資,工人以忠誠回報。21 支付高於市場出清的工資,也可能是出於公平的考慮:根據心理學的公平理論,如工人認為工資低於「公平」水平,就不會積極工作。22 集體規範通常決定工人如何互贈禮物以及什麼是公平工資的概念。Fehr與合著者在實驗室已經確定,在實驗環境中互惠行為和集體準則對工人效率的重要性。23 我最喜歡的效率工資版本是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內部工人阻止公司以低於內部人現有工資的市場出清工資僱用外部人。24 這理論暗地假設內部人有能力破壞企業聘用外部工人。Donald Roy深入研究伊利諾斯州一間機械工場,揭露這會如何發生的動態。在Roy的機械工場,內部人建立工作的集體規範,串謀防止聘用破壞行規的外來工人。產出超出公認為「公平」水平的工人被孤立。25 內部人串謀對付外部人,是許多企業支付高於市場出清工資的有說服力原因。

效率工資理論的另一個版本是基於不對稱資訊,把高於市場出清工資看作是紀律措施。在Shapiro-Stiglitz模型中,企業支付「高」工資以減少員工溜掉的動機。然而,所有企業都支付「高於平均」工資時,平均工資就被推到高於市場出清,導致失業。失業可作為紀律措施,因為工作不力被辭退的工人只有在失業一段時間後才可以得到重新聘用。26

工人紀律模型比建基於社會學和心理學更符合經濟學的標準邏輯。但依賴標準經濟學之外因素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模型,包括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可能為非自願失業提出更好的整體解釋。這些行為模型吸納了凱恩斯《通論》前幾章論公平及相對工資比較的重點。

(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點:只要被完全意識到,貨幣政策對產出或就業沒有作用。貨幣供應量變化被完全意識到,引導工資和價格的理性定價人以相同的比例調整名義工資和價格,因而產出和就業保持不變。27 但是,這新古典假設與貨幣政策的實證證據以及普遍認為中央銀行有力量影響經濟的流行信念有衝突。

總體行為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證明在合理的行為假設下,貨幣政策確實影響實際後果,一如凱恩斯經濟學長期以來所聲言。認知心理學描繪決策者為「直覺的科學家」,總結資訊和基於簡化的智力架構作出選擇。28 依賴忽略那些對利潤或效用影響很小的因素之拇指定律(譯註:rules of thumb,意指簡單估算),是這「認知性」言簡意賅的含義。在工資—價格的背景,簡單法則造成總工資(和價格)水平對衝擊反應有惰性──正正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輕蔑嘲弄的「粘性工資/價格」行為。對新古典的批評指出「新古典綜合派」假定的惰性工資行為是非理性,對企業和工人的代價太大,因此是難以置信。行為經濟學家的回應是證明涉及「貨幣錯覺」的拇指法則不僅是常見,而且合理──不是魯莽或難以置信:以此原則行事帶來的損失是極小。 29(譯註:貨幣錯覺money illusion,只看貨幣的名義價值,不看實質價值)

我與Janet Yellen聯名撰文,首先以效率工資和壟斷競爭模型的背景證明這結果。我們假定一些價格定價者遵循拇指法則,在需求有衝擊(因由貨幣供應改變造成)之後仍然保持價格不變。我們說明企業遵循「拇指法則」,沒有根據貨幣供應改變而調整價格,損失是「第二階」(或是小);而這經濟體的貨幣衝擊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於衝擊的規模,是「第一階」(或是重大)。30 我們把企業採取含惰性價格的拇指法則稱為「近似理性」,因為企業即使偏離完全最優化而承受的損失是「第二階」(或是小)。

關鍵結論的邏輯很簡單:近似理性的價格粘性足以給予貨幣政策有重大力量。在壟斷競爭下,每個企業的利潤函數都是對其價格二階可導,所以在最佳本身價格的領域內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偏離利潤最大化價格行為帶來的利潤損失都是小的──相對於偏離的規模而言是第二階。但是如果多數企業同樣的偏離最大化──例如貨幣供應改變後,全部企業緩慢調整價格──那麼相對於全面優化定價行為的情況,真實均衡(價格水平縮減貨幣供應)的改變是第一階。真實均衡這第一階變化,又會引起總需求、產出和就業的第一階變化。例如,假設貨幣供應增加份數ε,有部份企業保持價格不變。每個企業的損失,相對於全面優化行為,大概是與ε的平方成正比。如ε=00.5,其平方的數值很小,只是0.0025,因此粘性價格的損失也是很小。但如假設貨幣需求與收入成正比,真實產出的改變是第一階:與ε成正比。(全部企業的行為是爭取最大化,貨幣供應改變和產出沒有改變。)因此稍為偏離完全理性行為──實際上是小而合理偏離完全理性──顛倒了結論,貨幣供應的預期改變對實際收入和產出沒有影響。31

拇指法則的定價行為有許多形式。例如交錯(staggered)價格(工資)模型:企業把名義價格(工資)在一段時間保持不變,是相當符合訂立價格(工資)流程的描述32;Taylor的交錯合約模型:半數企業每一期訂出名義價格,然後在兩期之內保持不變;33 Calvo的交錯合約模型另一版本假設在隨意不定的期限內訂定固定名義價格。34 新古典經濟學家反對這模型的兩個譯本,理由是這樣的定價不是最大化。35 誠然,他們是正確的:Taylor和Calvo的企業如果根據對貨幣供應(總需求)的預期改變而訂出可在期內改變的價格,會比在固定期限內保持名義價格不變更為有利。這樣的追求最大利潤的行為會一再抵消貨幣供應的改變。但是,Taylor和Calvo類型的訂出價格(訂出工資)策略是近似理性:這些模型的少許名義剛性特點足以穩定貨幣政策;相對於在定價期內改變價格的策略,損失只是第二階。36 有許多近似理性的其他拇指法則行為,足以使到貨幣政策失靈。37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則模型解決了Robert Lucas提出關於有理性預期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問題。38 新古典經濟學家很難解釋貨幣和產出之間短暫關係之外的問題。新的行為經濟學以相當數量的近似理性行為為依據,提出對貨幣供應改變與產出改變的堅定關係。

(四)菲利浦斯曲線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
最重要的總體經濟關係也許是菲利浦斯曲線。「價格─價格」菲利浦斯曲線把通貨膨脹率連繫失業率、預期通貨膨脹率和影響總供給的變數,例如油或食物的價格。有這關係中,通脹和失業此消彼長,定義了貨幣政策的「可行範圍」,因此對制定貨幣政策有決定性作用。首先用菲利浦斯曲線估算英國39,然後是美國40和其他國家41

菲利浦斯曲線的基礎是供給與需求。菲利浦斯認為高需求和低失業時,工人可以談判要求比低需求低高失業時較高的名義工資。企業的定價方針把工資膨脹(以生產力調整)轉化為價格膨脹。因此,對定價者而言,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持久的權衡取捨。

在1960年代後期,Milton Friedman(1968)和Edmund Phelps(1968) 加添一條妙計。他們辯解工人關心的工資增長是實際的,不是名義的:工人慣常預期,並且得到,預期通脹的補償,並以此為談判基礎,在低失業時要求更高的預期實際工資增加。再一次,定價方針把工資通脹轉化為價格通脹。這項假設的小小轉移──工人爭取實際工資增加,不是名義的──其後果是巨大的:取代持久的失業—通脹權衡,是獨特的「自然」失業率,與穩定的通脹並存。有了「真實工資」的談判,菲利浦斯的長期曲線──失業/通脹的組合符合實際通脹和預期通膨的均勻──是垂直的,因為只有唯一的失業率──「自然率」──是實際和預期通脹吻合。

要瞭解長期菲利浦斯曲線為何必然是垂直,想像中央銀行企圖通過貨幣政策把失業率降至自然率以下。在勞動力市場異常緊張的情況下,工人要求高於通脹的工資增長(再加正常實際工資和生產力改進)。企業相應把相關成本增長轉嫁到價格,所以通脹超出工人談判時最初所預期。當失業率低於自然率,實際通脹因此超過預期通脹。事後,工人被愚弄了。所以,隨著時日,預期通貨膨脹,因而通貨膨脹,都加速了。失業率強行被控制低於自然率的話,後果是通脹永遠加速。同樣,Friedman-Phelps模型預測,中央銀行企圖把失業率永遠維持低於自然率的話,會導致通貨緊縮加速。只有自然失業率才能產生穩定的通脹。

Friedman-Phelps在1960年代後期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設後,經濟學家頗快就接受。有三件事助長聲勢。其一,這似乎頗能解釋1960和70年代的通脹─失業經驗。1960年代後期,失業率低而通脹上升,似乎推動預期通脹,短期的失業─通脹權衡向外移動。因此1970年代初的失業─通脹權衡形勢差於1960年代。(分析家忽略了同樣令人信服的解釋:隨著通脹上升,一如1960年代,工資談判和定價開始考慮到預期通脹;這在以前是被忽略。)42 其二,菲利浦斯曲線的實證估算得出以往通脹的系數,其總和在統計上與1無異。得出的推論是這些估算算出的滯後通脹符合預期通脹,而預期通脹是以往通脹的自回歸加權平均值,而決定現時通脹的預期通脹系數正是其中一個。43 最後,經濟學家偏向接受基於理性的零假設,雖然這只被相對低效力的測試接受。44

經濟學家不應該這樣容易接受自然率假設,有理論和實證的理由指出對此要有高度懷疑。理論上,自然率假設令我想起一本流行節食書的拇指法則。根據那拇指法則,每多吃3200卡路里,體重增加一磅;少吃3200卡路里,體重減少一磅。這讓我想到雙胞胎兄弟。哥哥飲食均衡,保持體重不變;弟弟每天多吃100卡路里。如果拇指法則是正確,一年後弟弟的體重比哥哥多出11磅,十年後是110磅。如果多活五十年,弟弟比哥哥重550磅。正如大家會想到,有足夠長時間來推論,拇指法則不堪一擊:更為準確的體重與卡路里關係指出維持較高體重需要攝入更多卡路里。令人高興的是雙胞胎的體重不會無限地越來越大差別。同樣,我的估計是最低限度在一些失業率的範圍內,其通脹是接近固定值而不是加快或減慢。這樣的不依賴經驗而得出結果 (驗先原則a priori) 的推論可能是錯的,但節食書拇指法則的過份外推預測提醒我們自然率假設是頗為古怪。失業率極低時,Friedman/Phelps預測通脹加快看來是頗為可能是合理和實證相應。45 但我懷疑這理論在高失業率時是否適用。

我對自然率假設的懷疑有經驗實證支持,揭示這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美國在1930年代的失業率無可置疑是高於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是大大高出。根據自然率假設,在這十年間價格通縮應該加快。這並沒有發生。價格下降一段時間,但通貨緊縮在1932年後停止了;其後十年雖然失業率極高,但沒有明顯的通縮。這些證據指出,至少在某些高失業低通脹的時段,自然率假設失效。如理論是基於實證觀察,這樣的失效不算是很嚴重的一回事;但如是基於驗先原則,那麼這套關係之說就有嚴重毛病;人們接受驗先原則因為這本應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1930年代的證據不是獨一無二。現代經濟體系展示類似的特點。例如,Pierre Fortin估計,加拿大的經濟從1992至2000年經歷的失業率是12%,高於保守估計的8%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46 同期的年通脹率是頗低的1.5%。根據自然失業率理論,核心通脹應減少約6%,因為典型估算菲利浦斯曲線的斜度是1/2。但是這段期間的通脹只減少0.1%。

計量經濟學的證據進一步指出,自然率理論是建於浮沙之上,根基不穩。時變估算自然率發現這會隨著時日改變;但即使容許有這些移動的空間,估算自然率有高度標準錯誤。Staiger, Stock和Wilson (1997) 以95%可信度計算美國的自然率是高於5%;這是三倍美國過去五十年每月失業率的標準差。

William Dickens,George Perry和我在最近多篇論文探討與自然率模型相反的兩種行為假設;這兩項假設在失業夠高和通脹率夠低時,會產生失業和通脹之間的穩定權衡關係。第一項假設是「純凱恩斯式」:工人抵制、企業很少削減名義工資。第二項假設是關於工資談判時,通脹所起的作用:我們辯解在通脹率極低時,大多數工人作出決定時不會考慮通脹作為突出因素。但是,隨著通脹增加,忽略通脹的代價也隨之增加,因此越來越多企業和工人在談判時會考慮這因素。

凱恩斯假設工人抵制削減名義工資,是符合他對心理學的直覺理解。這項假設也是和心理學理論以及證據一致。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立論:人們根據一些參照點計算損益以評價他們面臨的環境變化。證據表明比諸有所斬獲,人們更注重避免損失。Kahneman和Tversky已經證明不符合預期效用函數最大化的許多研究結果,可以利用展望理論來合理化。若然工人把現有工資作為參照點衡量得失,向下的工資剛性是展望理論的自然推論。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項問卷調查中發現,人們的意識架構不僅實質上是由古典經濟學家假設所定義,同時也顯示有一些貨幣幻覺。

許多實證研究有記錄貨幣工資實際上是向下剛性。Card與Hyslop(1997) 和Kahn(1997) 利用時空數據,發現名義工資改變的分佈在零值時是不對稱。Fortin發現加拿大數據有大量工資改變堆積在零值。1992至94年間,加拿大的通脹為1.2%,平均失業率為11%;非生活津貼的工會協議只有5.7%在第一年有減薪,而47%有凍薪。47 Bewley在美國康涅狄格州進行詳細晤談,發現管理層把削減名義工資作為最後手段。48 Lebow, Saks與Wilson為了要探究企業是否削減福利而不是削減貨幣工資來減少總薪酬開支,他們檢視〈就業成本指數〉涵蓋的行業,發現只有少數以削減福利代替削減名義工資。 49 Fehr與Doette分析瑞士的數據,發現即使在低通脹低生產力增長的七年期內,削減貨幣工資的次數也沒有增加。 50

如果不願意削減名義工資,那麼在低通脹的情況下,產出和通脹之間就有長期的權衡取捨。這不同於Friedman-Phelps模型中的過渡性權衡,通脹長期增加(如這接近零值)明顯導致較少失業和更多產出。51 其邏輯如下:不論經濟好壞,總有一些企業表現比其他的較好。需要調節工資以反映不同的經濟境遇。在通脹和生產力增長都是中等程度時,相對工資容易調整。倒霉企業提工資可以是低於平均,而走運企業可以高於平均。但是,若然生產力低增長(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就是如此),又沒有通脹,有需要削減實際工資的企業可以削減員工的貨幣工資。在有關整體企業的需求衝擊之變異和序列相關的現實假設下,削減名義工資的次數隨著通脹減少而上升。企業不願意削減名義工資,導致較高的長期失業率。因為在低通脹時,在每個就業水平供應勞工的真實工資都較高,與穩定通脹一致的失業率會隨著通脹下降至新水平而上升。其間接影響產生的總就業影響,超過那些沒有能力削減工資的企業之就業變化。因此,少少通脹的好處是這「潤滑勞動市場的輪子」。

模擬含跨部門衝擊和企業不願削減貨幣工資的模型顯示,從實際情況選出參數,通脹和失業之間的權衡關係在極低通脹率和低生產力增長的情況下是極為嚴重。例如,通脹從2%永久減至0%,導致失業率永久增加約2%。52 與剛提到的模擬模型相符,利用美國二戰後的菲利浦斯曲線來估算,得到相似結果。利用這個剛估算出來的菲利浦斯曲線模擬1930年代的通脹經驗,其吻合大蕭條時期美國通脹經驗之程度令人驚訝。53 以標準自然率模型作相比模擬,顯示1930年代通貨緊縮加速,這與事實不符。

另一種行為理論在低通脹情況下,也產生通脹和失業之間永久權衡取捨。這理論是基於:因為低通脹時通脹不會突出,談判工資時忽略價格水平的預期變化。54 在壟斷競爭和效率工資的情況下,低通脹時這樣忽略通脹是近乎理性。55 可注意到的差別這方面的心理,連同認知心理,都指出人們傾向忽略那些對決策不是重要的變數。56 菲利浦斯曲線的計量經濟學估算承認上一輪通脹會影響這一輪通脹,這在高通脹時的作用大於低通脹;這說法是符合以下的假設:高通脹時,以往通脹系數之和接近零值。57 低通脹時,這些系數之和更接近零值。同樣地,利用預期通脹的調查值作為自變數(獨立變數)的回歸法,以預期通脹條件得出的系數,在高通脹期比低通脹期較高。58 當高低通脹期合併以估算預期通脹影響的非線性模型,會發現這些影響取決於通脹的近期歷史,這是不足為奇。

總體行為經濟學展示極低通脹的代價是永久高失業和低產出,這對貨幣政策有重要意義。大多數人認為中央銀行家是謹慎、保守、安全。但我認為他們許多是危險司機:為了避開迎頭而來的通脹車流,他們在路的另一端行駛,通脹保持得過低而失業率過高。在1990年代,加拿大是低通脹,失業率與美國相差約4%,是前所未見。59 歐洲也曾是高失業和極低通脹,日本甚至變本加厲,竟然是通縮。接受自然率假設教科書版本的中央銀行家,應當聽從Oliver Cromwell對蘇格蘭教會大會發表的忠告:「我以基督的情懷懇求你,想一想你是否有錯。」認知心理學一項領先調查以這句話引證一項常見的知覺錯誤:過度自信;這不是偶然。60

(五)儲蓄不足
人皆儲蓄不足;這是老生常談。為彌補不足,許多發達國家政府大力支援退休老人,還有頗大數目的僱主要補貼僱員的退休金供款。許多儲蓄形式有稅務優惠。即使有了這些,流行智慧認為大多數家庭的資產遠遠不能維持退休後的消費。61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就像非自願失業一樣,不可能有儲蓄太少或太多,這和模型的假定有明顯的矛盾。因為儲蓄是個人爭取最大功用的結果,因此如果沒有外部效應,這必然是正確的。相反,行為經濟學已經開發理論工具和實證策略,以進一步理解這種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t,譯註:以前的說話與以後的行為不一致)行為。

可以利用一項理論性創新來有系統分析時間不一致行為,這就是認識到人們可能爭取某一個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最大化,而這功用並不代表「真實福祉」。一旦接受這區別,「儲蓄太少」就成為有意義的概念。可以用一個古老神話來說明:傳聞每幾年旅鼠就集合一起參加死亡之旅,最終結局是齊齊跳海。62 旅鼠的所謂行為,披露心理學家慣見,而經濟學家罕見的區別。除非旅鼠從最後一跳得到不尋常的頓悟,它們的功用或福祉是這一個函數,但是它們追求另一個函數的最大化。

想一想:流行的儲蓄觀念認為人們儲蓄不足也是同樣的描述。要確定究竟人們儲蓄過多或過少,需要提問:他們是否像旅鼠,一方面有一個(跨期的)功用函數,但追求另一個的最大化。63 既有證據指出兩個概念之間有重大的潛在區別。要解釋實際的財富—收入比例,就要用到貼現率的高負值。64 然而,問卷調查人們認為應如何作出消費—儲蓄取捨的結果表明,跨期貼現率平均來說是稍稍正數。65

曾用於研究跨期儲蓄選擇的雙曲線貼現函數,可用來規範描述以下兩者之區別:(一)實際儲蓄行為的功用函數與(二)量化因這行為帶來福祉的另一功用函數。雙曲線函數描述人們自我控制時的困難。和新古典理論標準的指數式遞減貼現率不同,雙曲線函數假定隨時間範圍延長,用來比較相鄰時段權衡的貼現率是遞減的:人們在評價需要為未來好處而要即時作出犧牲的方案時,採用高貼現率;但如同樣的犧牲被推遲到將來,採用低貼現率。因此,當犧牲被推遲,人們有耐心選擇延遲滿足;但如要求在近期延遲滿足卻顯得不耐煩。因為現期消費比未來消費更突出,人們總是對儲蓄拖拖拉拉。雙曲線函數與實驗結果一致:比諸延遲到未來,人類和動物對象較不願意即時要延遲滿足,66

雙曲線貼現可能產生兩種形式的耽擱行為。「明日復明日」(譯註:原文為〔幼稚耽擱naïve procrastination〕:個人錯誤假設自己的功用函數在未來會是不同,錯誤認為雖然今天是重要,明天會有所不同;沒有意識到明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因此明天走近一步時,也是和今天同樣重要。幼稚耽擱者錯誤相信雖然今天沒有去做,明天就會儲蓄(節食、鍛煉、戒煙…),然後驚奇發現今天耽擱的明天還會耽擱。根據O’Donoghue和Rabin(1999) 的術語,更世故的耽擱行為是「有酒今朝醉」(preproperation)。今朝的醉翁對自己的未來有完全理性的預期。自忖:如果明天是特別值得重視,沒有理由今天就要儲蓄;如果明天是值得重視,我會把今天的儲都花光,而今天也是特別值得重視。因此我不應在今天作出犧牲。

Laibson用雙曲線貼現作為研究儲蓄行為和政策的基礎。他聯同Repetto及Tobacman(1998) 模擬在「有酒今朝醉」消費者的世界中,不同的稅項激勵計劃的效用。他們估算鼓勵儲蓄政策有小許改變,因而減少「有酒今朝醉」行為,未來福祉會有巨大的正效應。因為他們的工作,401(k) 儲蓄計劃的稅項優惠規例有修改。如企業同意,工人可以自動參加自動的默許供款。採納這些計劃大大提高參與率,許多工人供款定在默許水平。67(譯註:401(k) 是美國僱員、僱主共同繳費的基金式養老保險制度。)

除了受歡迎的社會保險和其他「強制」消費者儲蓄的計劃外,儲蓄不足的最好證據是觀察所得:退休後個人消費大幅減少。68 事實上,退休後消費減少是不連續的。69 那些有較多資產和較高替代收入的退休人士,消費減少不是那麼多。這很難用標準生命周期,指數貼現模型解釋。70

Thaler和Benartzi(2000)設計了一個儲蓄計劃以克服工人的耽擱傾向,並在一所中等規模的製造企業試驗:邀請僱員參加儲蓄計劃,事先選擇加薪部份撥出部份作為儲蓄。和雙曲線貼現一致,但不符合標準指數模型,僱員的現有收入只有適度部分撥作儲蓄,但承諾從未來增薪部份撥出更多。在短期內,平均儲蓄率增加一倍。71

(六)資產市場
凱恩斯的《通論》是現代行為金融的資產市場觀點之鼻祖。凱恩斯隱喻「專業投資可能就像報章的比賽:參加者從一百張臉蛋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六張,勝出者的選擇是最接近所有參加者的平均偏好」。72 因此股票市場對消息是過於波動,過於敏感。對股票市場的這種看法和有效市場模型有抵觸:在有效市場模型中,股票價格是計算根據風險調整的未來預期回報之現值。

在1980年代初,Robert Shiller對凱恩斯的過度波動假設進行直接測試。他推論如股票價格真的是未來回報的預測值,波動理應小於貼現本身的回報。Shiller的洞見直接應用簡單的統計原則:好的預測應比所預測的變數本身有較小的方差。如天氣預測的變異是大於實際的天氣,就要開除天氣預報員。73 Shiller(1981)利用美國百年來的股價和股息數據,比較撇除趨勢後股價的方差和撇除趨勢後股息的折現值方差。74 他發現的結果和凱恩斯所言是一致:(撇除趨勢後)股價的標準偏差比(撇除趨勢後)折現股息的標準偏差大五倍。這些結果也被更精密的測試證實;這些測試正確地算入股價和股息的當期貼現值的非平穩性。75

雖然有方差界測試,對有效市場的信念是依靠實證證據支持,如每月數據的回報之不顯著序列相關的結果。76 回報是序列相關是一項假定,反駁這假定的論者指出股票市場是近似隨機遊走。Summers(1986)作出回應,顯示在「一窩蜂」模型中──含偏離完全市場的序列相關──序列相關測試說服力很弱:需要有五千年數據才可以有50%時間判別隨機遊走假設和「一窩蜂」,而這「一窩蜂」在35%時間把股價推離基要因素30%。77

除了確定過度波動存在,Shiller也檢驗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1999),他回顧1990年代股市泡沫的新聞報導,解釋在金融市場和現實經濟中,「新紀元」的概念是如何傳播。當股價上漲,「新經濟」咒語以人傳人;個人投資者按照媒體的意見行動,這些意見誇大了經濟基要,例如網路對生產力的作用。這些股市泡沫常見於許多國家,歷史進程中曾多次發生。誠然,Kindleberger的狂熱和恐慌記述,以及Galbraith《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 )史記是《非理性繁榮》的優秀前輩。

第二個重要實證結論是股票溢酬迷思,對股票市場的理性提出質疑。在過去二百年,股票回報遠遠高於債券回報。例如,從1802至1998年,價值加權的市場股票指數為每年7%,而相對無風險的證券只有2.9%。78 在過去七十五年,1926至2000年,股票的真實回報有8.7%,債券只有0.7%,差距有8%。差距是相當之大:Siegel與Thaler (1998) 計算在七十五年前投資$1,000,債券收入有$12,400而股票有$884,000。差距是如此巨大,因而推翻理性是輕而易舉:在跨期功用最大化的情況下,今天消費的邊際功用和明天的預期邊際消費功用,應當相等於今天放棄一個消費單位所帶來的未來預期額外功用。連同固定相對風險規避功用函數,這條件暗示預期股票溢酬應等於風險規避系數乘以消費增長和股票回報的協方差之積數。然而,如風險規避系數的數值合理,這個積數遠遠小於股票溢酬。這推翻被稱為「股票溢酬迷思」。79

股價非理性的進一步證據來自截面數據。類似Shiller的過度波動時間序列結論連同向平均價格/股息比率中間值回歸,DeBondt和Thaler(1987)在截面中發現對股票回報中間值的回歸:過去五年50最大贏家組成的連續投資組合,業績遠遠低於市場平均;而過去五年50最大輸家的投資組合,業績比市場平均為佳。其他的股票市場異常現象,例如1987年10月在沒有任何重大新聞之下股價一日劇減20%,也是對有效市場假設提出質疑。80

資產市場之重要不僅在於本身,也是因為這至少在三方面影響總體經濟。其一,資產價值影響財富,從而影響消費。其二,現有資產價格相對於新資本價格──Tobin的q比例──影響投資,因為投資可被看作是新資本股票和相似現有資產債權之間的套利行為。81 最後,資產價值影響企業破產的可能性。快要破產的企業很難貸款,如果不是不可能,因而經常放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82

(七)貧困和身份
正如許多人聲稱,如收入分配是總體經濟學的題目,那麼行為經濟學也為長期困擾美國的問題提出洞見:大多數白人和少數非裔黑人之間的收人和社會境遇的巨大差距。因為奴隸制度和其後Jim Crow法律歧視的遺事,非裔美國黑人特別承受貧窮的重擔。(譯註:Jim Crow,泛指1876至196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訂立的種族隔離法律。)在2000年,黑人的貧困率是23.6%,是白人7.7%的三倍。832 非裔美國黑人只佔總人口1/8,但佔美國貧困人口1/4。84 實際情況比統計數字更加嚴重,因為最貧困的非裔美國黑人的問題不僅只是貧困。這些包括極高的犯罪、藥物和酒精濫用、非婚生育,單親(母親)家庭和依賴福利。0監禁的統計數字指出這些問題最惡劣方面影響頗大部份非裔美國黑人。例如黑人男性約4.5%被囚或入獄,86 監禁率超過白人男性8倍。黑人男青年一生中入獄的可能性多於1/4。87

因為我們認為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不能解釋這種自我毀滅的行為,Rachel Kranton和我基於社會學心理觀察,開發一些模型以理解非裔美國黑人長期處於不利。我們的理論強調身份的作用,以及人們為想要成為什麼人所作出的決定。在我們的少數民族貧困理論,受剝奪的種族和階級面臨Hobbesian選擇。(譯註:或稱Hobson’s choice,只有一個方案的選擇,即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一個可能性是選擇迎合主流文化的身份。但採用這身份時是明知道不可能被主流文化的成員完全接納。這樣的選擇也可能在對自己造成心理負擔,因為這涉及成為「不同」的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也可能不接受離群之馬。因此人們可能覺得他們永遠不可能「過關」。第二種可能性是適應由歷史決定的另一身份;對許多數少數民族來說,這是抗爭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每種身份自有其理想行為的規定。抗爭身份的規定往往以什麼「不是」主流文化來定義。因為主流文化的規定贊同「自我成就」,所以抗爭文化的規定就是「自我毀滅」。抗爭文化容易為「自我ego」接受,但經濟上和生理上令人衰弱。

這個基於身份的劣勢理論符合相當多的實證,例如Anderson (1990), Clark (1965), Du Bois (1965), Frazier (1957), Hannerz (1969), Rainwater (1970) 和 Wilson (1987, 1996)等研究的核心結論。閱讀任何非裔美國黑人的傳記:舞台中央是接納和抗拒之間無可奈何之舞。

少數民族貧窮的身份理論之社會政策含義,不同於衍生自標準新古典經濟理論。例如,有關罪與罰的標準經濟理論,暗地辯解應以威懾來對抗罪行:一如加利福尼亞州的「三次出局」法把犯罪成本提高到足以令可能的犯罪者三思。但監獄依然是滿滿的,罪案也沒有停止。相反的,以身份為基礎的理論提出,監禁的巨大負面外部效應可能抵消以更嚴厲監禁政策阻嚇犯罪的短期得益。88 監獄本身就是反社會文化身份的學校,因此是未來罪案的溫床。再者,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效應強烈指出在罪案發生之前要有紓導計劃,這包括,例如:有效和容易取得藥物治療,復康計畫,貧民窟青年的政府職位。身份理論認為在高貧窮率的非裔美國黑人聚居地區增加學校開支,好處可能是巨大的:非裔美國黑人兒童對不同的教師質量和班上人數的反應,已證明是特別強烈。89 可能需要有額外教師和家長緊密注意,以辦好除了標準課程以外有關身份的學生問題。90最後,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強烈要求有扶持行動,因為這是象徵歡迎長久以來被排斥的非裔美國黑人加入白人社會。91

(八)結論
自從增長理論發動的革命橫掃個體經濟學,迄今三十年矣。全部大學的新個體經濟學都是標準課程,佔兩個連繫課程的一半。採納總體經濟學較為落後,但革命快要來了。如果經濟學就行為方面要有一個題目,這應該是總體經濟學。我已經辯解互惠、公平、身份、貨幣錯覺、規避損失、羊群行為和耽擱,有助解釋現實世界經濟體系遠遠偏離有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以為這意味總體經濟學必須建立在這些行為因素之上。

凱恩斯《通論》是這個時代之前對行為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凱恩斯幾乎時刻把市場失效歸因於心理習性(比如消費)和非理性(比如股票市場投機)。在《通論》出版後,經濟學行業馴化凱恩斯經濟學為古典經濟學的「平順」數學。但經濟體系,一如獅子,是野蠻和危險的。現代的行為經濟學已重新發現總體經濟學行為獸性的一面。行為經濟學家正充當馴獸師,這任務是艱巨, 但智力上令人激動。

(全文完)

建議閱讀:
總體經濟學快速溫習課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Macroeconomics by N. Gregory Mank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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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Richard Scarry (1974)
2. 參見http://www.gibbsonline.com/gibbsbooks.html
3. Lucas and Sargent (1979)
4. 當其時,這些迷團大多無人理會,藏於文獻,惜無積極討論。1960年代後期研發大規模總體經濟模型,似是最積極之總體經濟研究計劃。Phelps等人(1970)之尋找失業模型在1960年代後期初現,以解答:何謂失業?但彼等採用之尋找失業架構,本質是志願性的。
5. 我放下不提兩條重要問題,其微觀基礎自1960年代已建立。其一:信貸為何要分配?Donald Hodgman(1960,258頁)說明1960年代初期的經濟理論已發現信貸分配是沒有解釋的疑團:「較多以分析來說服的經濟學家,不情願只看表面就接受〔信貸分配〕,因為他們有困難提出符合理性經濟行為原則的理論來解釋這現象。貸款人為何不以價錢來分配,因而損失較高利息的收入?」他把這些觀念歸因於Paul Samuelson,一如他在國會聽證會上披露。不對稱資訊是信貸分配的最佳理由。(尤其請參閱Jaffee與Russell (1976) 及Stiglitz與Weiss(1981))。第二個微觀基礎的問題是關於總體經濟變數領先和滯後的理由,變數的例子有耐用品消費,貨幣需求,價格。如要作出改變成本高昂的S-s模型可以解釋這些領先和滯後的現象(除非這變數是永遠減少或增加)。(譯註:S-s模型即是Shavelson和Stern(1981)的互動式決策歷程模型。)Iwai(1981) 及Barro(1972) 帶頭研究S-s定價效應。Caballero(例如參見1993)曾比較這些模型的領先和滯後現象與調整沒有成本的情況。Caplin與Spulber(1987),以及Caplin與Leahy(1991) 亦曾檢視S-s政策對理想價格和實收價格變動的關係之含意。Akerlof(1973, 1979)分折以目標門檻監測對短期收入和貨幣需求之利息彈性的效應。
6. Akerlof (1970)
7. 我是被Mishkin (1976) 後來開發的概念啟發。他證明汽車的需求較為反覆,是因為資訊不對稱,所以汽車不能兑現現金。
8. 參見Chamberlin (1982)及Robinson (1942)
9. 例如,我可以想像大學生不認識Hetelling(1929) 的空間競爭模型,在大學課程找不到,只是躲在Chamberlin的《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附錄的一角。
10. 1969年夏天,在麻省劍橋與Michael Rothschild的談話。我記得這單字的用法,正如許多人今天可能記起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會「增長經濟」。
11. 我沒有文章被接納的準確日期,但記得接納到出版要一年有多。
12. 參見Slow (1959, 1962)及Arrow (1962)
13. 這理論遇上進一步的理論難題。因為總失業滯後時間短,容易觀察,工人應根據總失業率調整他們對現有工資分配的預期。這樣的調整會消除失業的序列相關。
14. Tobin (1972) 提出這問題。一些關於辭職的反周期行為數據,參見Akerlof, Rose與Yellen (1988)。Kenneth McLaughlin (1991) 試圖以新古典經濟學調解辭職的順周期性:他定義「辭職」為僱員主動離開,「辭退」由企業主導。在McLaughlin的模型,正值的生產力衝擊使到更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因為有些要求被拒絕,辭職多了而失業減少。但因何在面對正值的生產力衝擊時,企業的工資出價滯後於工人的要求?
15. Yellen (1984) 給出這文獻最優秀的簡潔總結。
16. 這裡納入內部人─外部人模型是對效率工資採用特別廣泛的釋義。
17. 參見Dunlop (1957)
18. 參見Dickens與Katz (1987) 及Krueger與Summers (1988)。留意這些研究只限於當時工會運動相當薄弱的美國;因此不大可能是工資有這樣差距的主要因素。Dunlop的工資差距反而可能是由於工會勢力的差距。
19. 參見Krueger與Summers (1988)
20. 參見Katz (1986) 及Blinder與Choi (1990)。Blinder與Choi找到有力證據支持付出高工資的士氣考慮,以及正反不一的證據支持以效率工資作為管理工人的紀律措施。Bewley (2000) 總結士氣是未能削減工資的重要理由。 Campbell與Kamlani (1997)報告士氣是未能削減貨幣工資的主要理由,但擔心最好的工人辭職也是主要理由。
21. 參見Akerlof (1982) 及Rabin (1993)
22. 參見 Akerlof與Yellen (1990) 及Levine (1992)
23. 例如,參見Fehr, Kirchsteiger與Reidl (1993),Fehr與Falk (1999),Fehr, Gachter與Kirchsteiger (1996)
24. 參見Lindbeck與Snower (1988)
25. 參見Roy (1952)
26. 參見Shapiro與Stoglitz (1985) ,Bowles (1985) ,Foster與Wan (1984) 及Stoft (1982) 。工人─紀律模型捕捉現實的一片,但作為非自願失業的全部解釋,這是有理論和實證的難題。理論上,工作不受嚴密監督而工人可以決定多做少做,信譽良好的企業可以要求工人提供擔保金。如發覺工人工作不力,可以沒收擔保金。工人在任職企業期間,除了工資還收到擔保金的利息;退休時發還本金。這樣的付款計劃解決企業的誘因難題,也比以上提到的市場出清效率工資便宜。Becker與Stigler (1974) 正是作出這提議。在他們的計劃,工人在離職時,行為良好就收回擔保金。(Carmichael (1985) 及Murphy與Topel (1990) 指出其他同樣道理的方法,把工資減少至市場出清。)實證上,紀律─措施模型未能解釋為何業界的跨行業工資差距是如此高度相關,因而一些業界向全部行業的工人提供「好工作」,包括那些沒有什麼偷懶空間的行業。參見Dickens與Katz (1987) 。
27. Patinkin (1956) 清楚說明這邏輯。
28. 參見Nisbett與Ross (1980)
29. 在這背景,「第二階」是「小」這概念的數學表述。相對的,「第一階」是「大規模」概念的數學表述。
30. 參見Akerlof與Yellen (1985a, b), Mankiw (1985), Parkin (1986)及Blanchard與Kiyotaki (1987)
31. 多個不同架構有相同結果。例如,如企業訂出利潤最大化的效率工資,名義工資粘性是拇指法則行為的一種形式,其後果相同;企業堅持工資不變,其損失是「第二階」,但貨幣供應衝擊以「第一階」數量改變真實變數。在Mankiw的公式,小小「選單成本」(價格改變的固定成本)阻礙價格改變,對平衡產出的效果比選單成本高出一階。
32. 特別參見Carlton (1986)
33. 參見Akerlof (1969), Fischer (1977) 及 Taylor (1979)
34. 參見Calvo (1983)
35. 有關交錯合約模型的投訴參見 Barro (1977)
36. 參見Akerlof與Yellen (1991)。技術上,最後發現以收入(對數)之標準誤差計算的商業周期幅度,是因為Taylor的交錯合約,其增加數量與Taylor的企業定價「錯誤」之標準誤差成正比。貨幣政策可以抵消這價格粘性,減少商業周期的波動。但企業利用Taylor類型的交錯合約帶來的損失是「第二階」;與對制度的衝擊之方差成正比。就這意義,交錯定價對商業周期的規模和貨幣政策的穩定特性有「第一階」影響。但容許貨幣政策穩定經濟的非最大化行為,導致「第二階」的損失。(譯註:這一段的第二句不敢肯定是否譯得正確。存疑。)
37. 例如,Gregory與Ricardo Reis (2001)1最近曾提出「近似理性」模型能更好解釋收入對貨幣衝擊的反應;在這模型,價格(和/或工資)對新資訊的反應是慢於Taylor/Calvo風格的近似理性,交錯價格模型。對新資訊的反應緩慢,可能是由於定價過程中,收集、處理和分享資訊涉及相當的管理成本。(參見Mankiw與Reis引述Zbaracki等 (2000) )Mankiw-Reis公式解決理性預期交錯價格模型的三個悖論。粘性資訊導致實證觀察所見收入對貨幣政策改變的長期滯後反應(參見Friedman (1948)及Romer與Romer (1989));這與菲利浦斯曲線估算中通脹對衝擊令人驚奇的緩慢反應一致(Gordon (1997)) ;這未能得出通縮政策的理性預期交錯合約模型之理論剛性,而這導致產出增加,不是減少(Ball (1994))。
實驗性證據提出達致新均衡涉及的協調問題可能是在企業之外或之內。Fehr與Tyran (2001) 進行實驗:定價者可以使用從帶壟斷競爭的近理性模型算出的得失。他們發現如得失以名義〔貨幣〕計算,貨幣供應負變化導致產出大量減少。實驗對象採取行動,似乎是假設其他定價者有貨幣錯覺,因而令他們不願意減價。(Howitt與Clower (2000)暗示有新方法處理貨幣政策取決於協調失效。)本文提出價格回應貨幣供應改變,涉及形成對其他定價者回應同一衝擊的期望。Fehr與Tyrank (2001) 的實驗指出近似理性行為另一形式;定價者可能完全早大化,但只是在假設其他企業追隨粘性拇指法則定價行為的情況下。再一次,貨幣政策有效改變產出和就業。
38. 參見Lucas(1972)
39. 參見Phillips (1958) 與Lipsey(1960)
40. 一些美國的早期估算參見Gordon (1970) 及Perry(1970) 。
41. 只提一個例子,Flanagan, Soskice與Ulman(1983)估算多個不同國家的菲利浦斯曲線。
42. Eckstein與Brinner(1972)提出另一個解釋,但未能打入主流。
43. 我們應留意Sargent(1971)的批評:如導致通脹的過程穩定,沒有單位根(unit root),滯後通脹不相等於加速模型。
44. 當檢視Summer對基於未能以針對其他假設的極低效力測試而接受隨機行走假設的批評時,會見到這些偏重的例子。
45. 這理論預測會有超通脹低失業維持夠長的時期。超通脹時有發生,似乎支持這理論。但這些超通脹發生時,政府已經喪失財政誠信(只能印刷鈔票來支付赤字)。超通脹的成因可能是喪失財政誠信,不是低失業持續。
46. 觀察所得參見fortin, Akerlof, Dickens與Perry (2001)引述Pierre Fortin。
47. 參見Fortin (1995, 96)
48. 參見Bewley (1999)
49. 參見Lebow, Saks與Wilson (1999)
50. 參見Fehr與Goette (2000)
51. 參見Tobin (1972)
52. 參見Akerlof, Dickens與Perry (1996)
53. 做法是序列輸入以往時段的模擬通脹,經調整得出下一時段的預期通脹。這吻合是如此十全十美,必然有幸運的成份。
54. 以往的通脹是間接納入,因為工資談判會考慮競爭者支付的工資。’
55. 參見Akerlof, Dickens與Perry (2000)
56. 這公式也是受到公眾的通脹意識架構所影響。Shiller (1997a, b) 已經利用問卷回應抽出公眾與經濟學家彼此架構的差別。
57. 因為Sargent (1971) 提到的理由,1不是那個魔法數字。
58. 這樣的回歸解決Sargent提出的問題:自然率模型應得出符合貨幣供應的預期通脹系數,而這些系數不必相等於1。如觀察到預期數據沒有錯誤,自然率理論的預期通脹的系數應該是1。預期數據有錯誤,其系數應偏向下,但不應如觀察所見導致系數有變,除非高低時段之間的觀察錯誤有改變。
59. 根據2000年《總統經濟報告》B-107表,從1990至1999年是3.8%。
60. 參見Nisbett與Ross (1990)。這本書是行為總體經濟學的心理學優秀讀本。奇怪的是認知心理學家的理論比經濟學家有更多的實證基礎。
61. Engen, Gale與Uccelo (1997. 97頁)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比較實際財富與由經調校的最優化模型所得的財富。他們偏愛以時間優惠率為3%來調教。數據取自美國衛生及退休調查,財富廣義定義為包括全部家庭淨值;調教模型中有60.5%家庭的財富是多於平均最優財富的中位。但我集中於他們這公式的另一結果。如從家庭淨值撇除可開支財務資本的投資,假設跨期貼現率為0,達到60或61歲退休年齡的家庭只有29.9%其財富是多於同年齡的最優財富的中位(99頁,表5)。因為實證和先驗的理由,我贊同貼現率為0是較為正確。這符合人們聲稱偏好在利率為0時的非消減消費(見下文),而這把不同年齡的功用以一比一加權。我選擇排除家庭淨資本,是假設退休人士年紀漸大也無需因為財務理由出賣物業,或是逆向抵押。
62. 我的《大英百科全書》1946年版本描述旅鼠一直向前走,直至到達大海,投海自盡。
63. Laibson (1999)披露這差別。
64. 參見 Engen, Gale與Uccelo (1999, 157-8頁)
65. 參見Barsky, Kimball, Juster與Shapiro (1997, 34頁)
66. 參見 Laibson (1997), Laibson, Repetto與Tobacman (1998), Strotz(1956), Phelps與Pollak (1968), Loewenstein與Prelec(1992) 及Ainslie(1992) 。我的Alkerlof(1991)很遺憾不知道以前有關於跨期不一致的研究。經濟學有Strotz(1956), Phelps與Pollak(1968), Thaleer(1981) 及Loewenstein(1987)。Loewenstein與Thaler(1989)是好文章,檢視有關動態不一致性的舊文獻,包括心理學實驗和理論。亦參見Ainslie(1992) 。
67. 參見Madrian與Shea(2001)
68. 參見Bernheim, Skinner與Weinberg(2001), Banks, Blundell與Tanner(1998)
69, 如退休帶來負面收入衝擊,消費是會減少。
70. 退休人士當然較多閑暇娛樂,因此可以預期消費減少,因為閑暇娛樂代替消費。要解釋為何不同財富水平和不同收入替代率,這樣的替代是有系統的變異。這是可能的:如退休後的閑暇娛樂是某種口味,那必然是有高的收入替代率,而且積累相當多儲蓄。
71. 從4.4%到8.7%。Kahneman與Tversky(1979)利用展望理論解釋這行為。根據展望理論,決策的架構是重要,而人們抗拒接受損失。在這背景,這些僱員不願意消費蒙受損失。
72. 凱恩斯(1936, 156頁)
73. 舉例而言,從常態分佈抽樣,得出實際抽樣和預測之間最小方差的預測是分佈的平均值,而這是沒有變數的恆數。
74. 超出觀察期的未來股息是推斷所得。類似測試參見LeRoy與Porter(1981) 。
75. 參見Campbell與Schiller(1987)。雖然Shiller的傑作最初似乎掌握情況,但有兩個技術問題啟人疑竇。第一個問題:撇除趨勢可能為Shiller的程序引入嚴重偏差;股價序列或股息都不是固定,而不固定序列甚至沒有一個變數。第二個問題是有關Shiller取樣不足,以及他是推論未來的股息。Allen Kleidon (1986)以模擬數據顯示:Shiller的撇除趨勢股價與股息序列之間的差別不是很大,不足以有信心推翻隨機遊走時的市場零假設。Campbell-Schiller測試容許股票和股息不固定,如果兩個序列是共同結合。如企業平滑股息,測試也成立。
可以利用股票預期真實回報率的高頻率周期解釋股價高度波動。但這周期與經濟的大多數標準古典模型不一致。在標準古典模型,技術和資本勞動比例變化緩慢。
76. 如沒有統計的重大意義,這相互關係的幅度似乎不重要。
77. West(1988)同樣証明利用Shiller的撇除趨勢數據的Kleidon的效率市場測試效力低。
78. 參見Mehra(2001,1頁)
79. 即使最弱的測試也被推翻,這頗為異常;因為大多數消費理論,無論是否最大化,會提出股票回報率與消費增長率有相當的關連。例如,如消費者的消費函數是天真地取決於他們的財富,或是導致股票市場高回報的樂觀主義同樣導致消費狂熱,也會有這樣的相互關係。Parker (2001)對股票溢酬迷思提出可能的解答。
80. 參見Romer (1993, 1112頁)
81. 參見q理論的文獻,尤其包括Tobin (1969), Abel (1982), Hayashi (1982) 及Summers (1981) 。
82. 參見Myers (1974), Jensen與Meckling (1976)。Lamont (1995)顯示因為有這樣的依賴關係,可能有雙均衡。
83. 西班牙裔有同樣的歧視歷史,但程度稍輕。
84. 參見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 ... 0-158.html
85. 1996年,黑人男囚犯有530,140人,非西裔黑人213,100,以及80,900西裔男女囚犯。監獄囚犯:男性462,500,女性55,800。推論西裔黑人比率為0.3,黑人男/女比例與白人相同,得出1996年黑人囚犯有211,814名。黑人男性人口約為 ½*(30+0.6 *4.7) 百萬=32.82/2=16.14百萬。淨結果:非裔男性人口約有4.5%坐牢。監禁比率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美國懲教人口,1996年》,82頁,表格5.7。 http:/www.censue/gov/statab/www/part1a.html
86. 參見www.hrw.org/reports/2000/usa/Table3.pdf
87. 這估算是基於1993年的監禁比率。
88. 參見Levitt (1996)
89. 教師質量參見Ferguson (1998),學生人數效應參見Krueger與Whitmore (1999) 。
90, 參見Delpit (1995)
91. Glenn Loury (1995) 提出扶持行動可能有反效果:可能加劇黑人的被排斥感,即使他們做得到也會覺得沒有歸屬感。
92. 參見Hicks (1937) 及Patinkin (195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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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宏观经济学其他參考資料

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George Akerlof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

*Janet Yellen的讨论和润笔,帮忙至大;Henry Aaron, William Dickens, Ernest Fehr, William Gale, Robert Shiller诸君不吝指教;加拿大高等研究所慷慨资助;谨此致谢。

诺具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演辞
2001年12月8日

这篇经典文章是Akerlof教授在2001年12月8日在诺具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中发表的演辞。这是原文连结: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akerlof-lecture.pdf
演辞后来略有修改,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卷3期发表,2002年6月,第411-433页。这是原文的连结:http://wolfweb.unr.edu/homepage/pingle/Teaching/Akerlof%202002.pdf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1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据查唯一中译文本见《比较》第三期(2002年,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网上流传一篇以〈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为题的译文,可能源自《比较》,但未有资料作实。可惜这篇译文漏译错译,弃掉原文举例和注释,虽未尽失原义,但确实掉失许多重点。自学书院参考网上译文,补译改译(各约30%)全文版本,不常见的术语加批注释。参考文献部份请参见原文。)

圖檔

Richard Scarry 有一部小人书《汽车,货车和会动的东西Cars and Trucks and Things That Go》1,想一想如果在上世纪其后几十年他还在生,这本娱乐小孩和父母的小人书会变得怎样。随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有更多专门车辆,开始时是福特T型,现在四岁的宝贝儿也认不出挖掘装载机的模型。

这又关乎经济学?在1960年代后期,经济理论家的职责有了改变。在这之前,个体经济理论主要是关心企业争取最大利润,消费者争取最大功用的纯粹竞争一般均衡模型。当其时的宏观经济学,所谓新古典综合派,为这样的一般均衡体制贴上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可以解释偏离完全就业和商业周期波动。从此之后,总体和个体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本Scarry式模型书,把多种实际行为纳入经济理论。例如,「柠檬市场」探讨不对称信息的市场如何运作。买卖双方通常各有不同信息。本文检视在这些更为现实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病态。

对我来说,研习不对称信息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梦想就是依着凯恩斯《通论》的原始精神,开发一套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就不再受害于新古典综合派外实内虚的周章,而这已推翻《通论》所强调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例如有认知偏见,互惠,公平,羊群心态,社会地位。我的梦想是能观察这些打为来打磨一些假定,以之巩固宏观经济学。Kurt Vonnegut会称之为kerass:「为了某个共同目标无意中走在一起的一组人,受到更大的宇宙影响所培育。」2这次演辞,我将描述由这kerass提出的某些行为模型,以合理解释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宏观经济现象。

作为背景资料,先看一些宏观经济思想的历史。19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留意到启发我的宏观经济微观基础的同一弱点,他们厌恶其不够严谨,弃如敝屣,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论文作为篝火庆祝。他们建立的新版本宏观经济学在1970年代成为标准。继新古典综合派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不同之处是更热衷强调所有决策都是与追求最大化的行为一致;这些决策例子有家庭消费和劳工供应,产出,就业,生产者的定价决策,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为了解释失业和经济波动,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不完全信息作为理由,其后是科技冲击。

新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有关行为的假设是如此粗疏,以至于有极大困难解释至少六种宏观经济现象。有一些情况是与新古典模型的主要假设有逻辑的矛盾,以致要全然否定这些现象,或是拐弯抹角解释其它情况。六种现象如下:

──存在非自愿失业:在新古典模型,只要失业者接受比市场出清水平稍低一点的薪水或工资,就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不会有非自愿失业。

──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影响。一旦全面预见货币供应,价格和工资就相应改变;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固定的;完全不影响真实际经济。

──高失业不会加快通货紧缩:新古典模型给出加快、含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失业率低于这自然率,通胀会加快;失业率高于自然率,通胀持续减速。

──退休储蓄普遍不足:在新古典模型,各人决定消费和储蓄多少,以争取最大化的跨期功用功能(译注:跨期,即在不同时间)。后果是私人决定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化。但是人们时常对本身的储蓄行为感到失望;若然没有社会保险计划,大都相信多数人储蓄不足。「强迫储蓄计划」极为流行。

──相对于基本因素,股票价格过度波动。新古典理论假设股票价格反映基本因素,这是未来收入流的现值。

──低下阶层长期自我毁灭。我追求答案的宏观经济问题清单,包括贫穷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收入分配是宏观经济的题目。新古典理论提出:贫穷反映人类和非人类资本的初始天赋不足。这理论不能解释长期和极度贫困是连同高程度滥用药物和酗酒,未婚生子,单亲家庭,高度倚赖福利,以及罪案。5

以下我会谈到总体行为经济学家吸收了建基于心理和社会观察的现实性假设,是如何拿出模型可以轻易解释以上每一个宏观经济现象。总体行为经济学家依据凯恩斯《通论》的精神,正重建被新古典经济学摒弃的微观基础。我的评论从我最早在这领域的尝试开始,这引导我发现不对称信息在市场的作用。

(一)不对称信息
我最初接触不对称信息这问题,是在早期探讨产出和就业波动的首要成因──新车销售量变化很大。6 我以为是因为二手车商比买家知道更多汽车的信息,所以「不流动illiquidity」性质可以解释汽车买卖的高度波动。7(译注:不流动资产,例如房屋、汽车,不容易出售转兑为现金,除非降价出售,因为不流动资产的买家不多。所以叫价和成交价的差价是大于每日有成交的有秩序市场。)在尝试建立这宏观经济模型时,我分了心,发现所有市场可能在某程度上都有二手车市场的信息问题。在某些市场,因为有重复交易和声誉攸关,不对称信息的问题较为容易解决。另一些市场,如保险、借贷、劳动力,买卖双方之间不对称信息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造成严重市场失效。例如,老人不容易买到医疗保险;小企业贷款受到限制;劳动力市场的少数社群统计数字上可能被歧视,因为人们是根据可见的类似特征而被分类。借贷市场失效,是开发不足的主要原因。即使有声誉和重复交易这样的机制来克服不对称信息这问题,这些制度成为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根源,要反思当其时正在发生,更为广泛的思想革命。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经济理论家很少专为独特制度或具体的市场特点而建立模型。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本科生课程,教授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和Joan Robinson的近似模型,但这些「具体」模型是罕见的例外;这都不是重要景点,只是有闲之士到乡郊一游,或寻幽探秘,或消磨竟日。然而在1960年代初期,随着增长理论家稍为偏离标准价格─理论性经济学的常规,开始建立有特殊科技特征的模型——软泥〔投资理论〕(译注:软泥putty clay投资,意谓投资变成资产,例如购入机械或厂房落成,在资产使用期间其包含的资本─劳工比例是不变,因此亦称为「事后固守比率ex post fixed proportion」),年份资本(译注:不同年份的资产投入有不同的生产力,或是不同的折旧;年份资本vintage capital有译为「异质性资本财」或「制造期资本」,都未能望文生义),熟能生巧(译注:learning by doing,工人重复同类工序,熟能生巧,生产力提高)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科技融入模型没有违反原有的价格─理论常规, 但播下即将到来的革命种子。1969年夏季,我第一次听到model用作动词(建模),而不是名词(模型)。10 刚好几个月前,〈‘柠檬’市场〉被期刊接受刊载,这不是偶然。11 为价格理论的市场不对称信息「建模」,正如为增长理论的软泥、年份资本、熟能生巧「建模」。12 这是经济新取向的首次应用:细心观察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细节以建立模型。这样,经济理论更贴近经济现实的细节。无可避免的是,分析不对称信息是这建模取向的第一个果实。这是等待采摘的最成熟果实。以下我会讨论在总体行为经济学的新范畴,这新取向的成果。

(译注:作者在1970年发表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推论不对称信息论(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ory)影响二手车市场机制,文章以不同水果代替不同特性的二手车,樱桃与水蜜桃比譬优良的二手车,柠檬比譬状况不佳的二手车。后来这被引伸为有瑕疵的商品。以上改写自维基百科〈柠檬法〉条目)。

(二)非自愿失业
朋友是经济学者,他埋怨房子卖不掉,我满怀同情向他的同事复述。这位同事说唯一问题是房价不合理。降低价钱,房子就能卖出,甚至实时交易。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朋友不能卖出房子。失业者若是降低工资底价,还会找不到工作吗?新古典学派的答案是肯定的:失业人士就是正在寻找工作(因此是失业,而不是离开劳工行列),但是拒绝现有的空缺,因为期待更好的工资。失业人士可能不高兴未能以心中的理想工资出售自己的劳力,但除了有些人是受到最低工资或工会谈判影响,他们是自愿失业,不是「非自愿」。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总需求意外下降,这让工人错误坚持超出市场出清水平的名义工资。13 或是就业下降可能是由于负面的供给冲击,造成工人退出劳动行列,避开可以得到的工作。对基于接受工作的自愿性改变的商业周期,任何解释都面对实证的困难──为何周期低潮时辞职减少。如失业人数增加,是因为工人拒绝工作的回报过低,辞职应会是如同失业一并增加。但是当失业增加时,辞职是少了,不是多了。顺应周期的辞职行为是无庸置疑的。14

总体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有非自愿失业,反而提出自成一体的解释。1970到80年代初现的效率工资理论使非自愿失业这概念有了意义15。这些模型假定由于士气、公平、内部人权势,或不非对称信息,雇主有强烈动机吸引工人,支付高于最低水准的工资。16这样的「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工资,因此工作是受到分配,有人找不到工作。这些工人是非自愿失业。下一节进一步阐述这样的推理,解释为何非自愿失业有周期性的变异。

对似乎是同类工人工资范围的普遍实证结果强烈指出,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早在效率工资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的灵光一闪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已记录似乎是同类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彼此的收入有颇大差距。17分析时空数据指出:有同样质素的工人有不同工资,是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地点。数据亦显示转换行业的工人其工资增减是符合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别。18 工资较高的行业(视乎其特点),辞职率也较低,说明工资差别不仅是补偿不同工作条件或福利的差别。19因此看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

好工作和坏工作并存,非自愿失业的概念才有意义:失业工人愿意接受,但是得不到与有同等能力工人相同的工作。与此同时,非自愿失业工人可能避开较低工资或较低技能的空缺。效率工资理论隐喻的非自愿失业定义,是吻合事实和普遍认同的观念。非自愿失业这有意义的概念,是重建凯恩斯经济学基础的重要一步。

但是为什么企业支付高于最低价的工资?我的见解认为效率工资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在实证上最有说服力。20 有三项重要考虑:互惠(人类学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公平理论)以及遵循集体规范(社会学的参照群体理论,心理学的群体形成理论)。最早的效率工资理论的「社会学」版本,是基于礼物交换理论:企业支付工人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工人以忠诚回报。21 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也可能是出于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公平理论,如工人认为工资低于「公平」水平,就不会积极工作。22 集体规范通常决定工人如何互赠礼物以及什么是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与合著者在实验室已经确定,在实验环境中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23 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版本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内部工人阻止公司以低于内部人现有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人。24 这理论暗地假设内部人有能力破坏企业聘用外部工人。Donald Roy深入研究伊利诺斯州一间机械工场,揭露这会如何发生的动态。在Roy的机械工场,内部人建立工作的集体规范,串谋防止聘用破坏行规的外来工人。产出超出公认为「公平」水平的工人被孤立。25 内部人串谋对付外部人,是许多企业支付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的有说服力原因。

效率工资理论的另一个版本是基于不对称信息,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措施。在Shapiro-Stiglitz模型中,企业支付「高」工资以减少员工溜掉的动机。然而,所有企业都支付「高于平均」工资时,平均工资就被推到高于市场出清,导致失业。失业可作为纪律措施,因为工作不力被辞退的工人只有在失业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得到重新聘用。26

工人纪律模型比建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依赖标准经济学之外因素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包括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出更好的整体解释。这些行为模型吸纳了凯恩斯《通论》前几章论公平及相对工资比较的重点。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只要被完全意识到,货币政策对产出或就业没有作用。货币供应量变化被完全意识到,引导工资和价格的理性定价人以相同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和价格,因而产出和就业保持不变。27 但是,这新古典假设与货币政策的实证证据以及普遍认为中央银行有力量影响经济的流行信念有冲突。

总体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证明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影响实际后果,一如凯恩斯经济学长期以来所声言。认知心理学描绘决策者为「直觉的科学家」,总结信息和基于简化的智力架构作出选择。28 依赖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之拇指定律(译注:rules of thumb,意指简单估算),是这「认知性」言简意赅的含义。在工资—价格的背景,简单法则造成总工资(和价格)水平对冲击反应有惰性──正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蔑嘲弄的「粘性工资/价格」行为。对新古典的批评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假定的惰性工资行为是非理性,对企业和工人的代价太大,因此是难以置信。行为经济学家的响应是证明涉及「货币错觉」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常见,而且合理──不是鲁莽或难以置信: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损失是极小。 29(译注:货币错觉money illusion,只看货币的名义价值,不看实质价值)

我与Janet Yellen联名撰文,首先以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模型的背景证明这结果。我们假定一些价格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有冲击(因由货币供应改变造成)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企业遵循「拇指法则」,没有根据货币供应改变而调整价格,损失是「第二阶」(或是小);而这经济体的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相对于冲击的规模,是「第一阶」(或是重大)。30 我们把企业采取含惰性价格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企业即使偏离完全最优化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阶」(或是小)。

关键结论的逻辑很简单: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给予货币政策有重大力量。在垄断竞争下,每个企业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所以在最佳本身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偏离利润最大化价格行为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小的──相对于偏离的规模而言是第二阶。但是如果多数企业同样的偏离最大化──例如货币供应改变后,全部企业缓慢调整价格──那么相对于全面优化定价行为的情况,真实均衡(价格水平缩减货币供应)的改变是第一阶。真实均衡这第一阶变化,又会引起总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阶变化。例如,假设货币供应增加份数ε,有部份企业保持价格不变。每个企业的损失,相对于全面优化行为,大概是与ε的平方成正比。如ε=00.5,其平方的数值很小,只是0.0025,因此粘性价格的损失也是很小。但如假设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正比,真实产出的改变是第一阶:与ε成正比。(全部企业的行为是争取最大化,货币供应改变和产出没有改变。)因此稍为偏离完全理性行为──实际上是小而合理偏离完全理性──颠倒了结论,货币供应的预期改变对实际收入和产出没有影响。31

拇指法则的定价行为有许多形式。例如交错(staggered)价格(工资)模型:企业把名义价格(工资)在一段时间保持不变,是相当符合订立价格(工资)流程的描述32;Taylor的交错合约模型:半数企业每一期订出名义价格,然后在两期之内保持不变;33 Calvo的交错合约模型另一版本假设在随意不定的期限内订定固定名义价格。34 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这模型的两个译本,理由是这样的定价不是最大化。35 诚然,他们是正确的:Taylor和Calvo的企业如果根据对货币供应(总需求)的预期改变而订出可在期内改变的价格,会比在固定期限内保持名义价格不变更为有利。这样的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会一再抵消货币供应的改变。但是,Taylor和Calvo类型的订出价格(订出工资)策略是近似理性:这些模型的少许名义刚性特点足以稳定货币政策;相对于在定价期内改变价格的策略,损失只是第二阶。36 有许多近似理性的其它拇指法则行为,足以使到货币政策失灵。37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Robert Lucas提出关于有理性预期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38 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解释货币和产出之间短暂关系之外的问题。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提出对货币供应改变与产出改变的坚定关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也许是菲利浦斯曲线。「价格─价格」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连系失业率、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影响总供给的变量,例如油或食物的价格。有这关系中,通胀和失业此消彼长,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范围」,因此对制定货币政策有决定性作用。首先用菲利浦斯曲线估算英国39,然后是美国40和其它国家41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高需求和低失业时,工人可以谈判要求比低需求低高失业时较高的名义工资。企业的定价方针把工资膨胀(以生产力调整)转化为价格膨胀。因此,对定价者而言,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持久的权衡取舍。

在1960年代后期,Milton Friedman(1968)和Edmund Phelps(1968) 加添一条妙计。他们辩解工人关心的工资增长是实际的,不是名义的:工人惯常预期,并且得到,预期通胀的补偿,并以此为谈判基础,在低失业时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增加。再一次,定价方针把工资通胀转化为价格通胀。这项假设的小小转移──工人争取实际工资增加,不是名义的──其后果是巨大的:取代持久的失业—通胀权衡,是独特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胀并存。有了「真实工资」的谈判,菲利浦斯的长期曲线──失业/通胀的组合符合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膨的均匀──是垂直的,因为只有唯一的失业率──「自然率」──是实际和预期通胀吻合。

要了解长期菲利浦斯曲线为何必然是垂直,想象中央银行企图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降至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要求高于通胀的工资增长(再加正常实际工资和生产力改进)。企业相应把相关成本增长转嫁到价格,所以通胀超出工人谈判时最初所预期。当失业率低于自然率,实际通胀因此超过预期通胀。事后,工人被愚弄了。所以,随着时日,预期通货膨胀,因而通货膨胀,都加速了。失业率强行被控制低于自然率的话,后果是通胀永远加速。同样,Friedman-Phelps模型预测,中央银行企图把失业率永远维持低于自然率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加速。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胀。

Friedman-Phelps在1960年代后期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后,经济学家颇快就接受。有三件事助长声势。其一,这似乎颇能解释1960和70年代的通胀─失业经验。1960年代后期,失业率低而通胀上升,似乎推动预期通胀,短期的失业─通胀权衡向外移动。因此1970年代初的失业─通胀权衡形势差于1960年代。(分析家忽略了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通胀上升,一如1960年代,工资谈判和定价开始考虑到预期通胀;这在以前是被忽略。)42 其二,菲利浦斯曲线的实证估算得出以往通胀的系数,其总和在统计上与1无异。得出的推论是这些估算算出的滞后通胀符合预期通胀,而预期通胀是以往通胀的自回归加权平均值,而决定现时通胀的预期通胀系数正是其中一个。43 最后,经济学家偏向接受基于理性的零假设,虽然这只被相对低效力的测试接受。44

经济学家不应该这样容易接受自然率假设,有理论和实证的理由指出对此要有高度怀疑。理论上,自然率假设令我想起一本流行节食书的拇指法则。根据那拇指法则,每多吃3200卡路里,体重增加一磅;少吃3200卡路里,体重减少一磅。这让我想到双胞胎兄弟。哥哥饮食均衡,保持体重不变;弟弟每天多吃100卡路里。如果拇指法则是正确,一年后弟弟的体重比哥哥多出11磅,十年后是110磅。如果多活五十年,弟弟比哥哥重550磅。正如大家会想到,有足够长时间来推论,拇指法则不堪一击:更为准确的体重与卡路里关系指出维持较高体重需要摄入更多卡路里。令人高兴的是双胞胎的体重不会无限地越来越大差别。同样,我的估计是最低限度在一些失业率的范围内,其通胀是接近固定值而不是加快或减慢。这样的不依赖经验而得出结果 (验先原则a priori) 的推论可能是错的,但节食书拇指法则的过份外推预测提醒我们自然率假设是颇为古怪。失业率极低时,Friedman/Phelps预测通胀加快看来是颇为可能是合理和实证相应。45 但我怀疑这理论在高失业率时是否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有经验实证支持,揭示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美国在1930年代的失业率无可置疑是高于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是大大高出。根据自然率假设,在这十年间价格通缩应该加快。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一段时间,但通货紧缩在1932年后停止了;其后十年虽然失业率极高,但没有明显的通缩。这些证据指出,至少在某些高失业低通胀的时段,自然率假设失效。如理论是基于实证观察,这样的失效不算是很严重的一回事;但如是基于验先原则,那么这套关系之说就有严重毛病;人们接受验先原则因为这本应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1930年代的证据不是独一无二。现代经济体系展示类似的特点。例如,Pierre Fortin估计,加拿大的经济从1992至2000年经历的失业率是12%,高于保守估计的8%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46 同期的年通胀率是颇低的1.5%。根据自然失业率理论,核心通胀应减少约6%,因为典型估算菲利浦斯曲线的斜度是1/2。但是这段期间的通胀只减少0.1%。

计量经济学的证据进一步指出,自然率理论是建于浮沙之上,根基不稳。时变估算自然率发现这会随着时日改变;但即使容许有这些移动的空间,估算自然率有高度标准错误。Staiger, Stock和Wilson (1997) 以95%可信度计算美国的自然率是高于5%;这是三倍美国过去五十年每月失业率的标准差。

William Dickens,George Perry和我在最近多篇论文探讨与自然率模型相反的两种行为假设;这两项假设在失业够高和通胀率够低时,会产生失业和通胀之间的稳定权衡关系。第一项假设是「纯凯恩斯式」:工人抵制、企业很少削减名义工资。第二项假设是关于工资谈判时,通胀所起的作用:我们辩解在通胀率极低时,大多数工人作出决定时不会考虑通胀作为突出因素。但是,随着通胀增加,忽略通胀的代价也随之增加,因此越来越多企业和工人在谈判时会考虑这因素。

凯恩斯假设工人抵制削减名义工资,是符合他对心理学的直觉理解。这项假设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一致。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立论:人们根据一些参照点计算损益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变化。证据表明比诸有所斩获,人们更注重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已经证明不符合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的许多研究结果,可以利用前景理论来合理化。若然工人把现有工资作为参照点衡量得失,向下的工资刚性是前景理论的自然推论。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架构不仅实质上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所定义,同时也显示有一些货币幻觉。

许多实证研究有记录货币工资实际上是向下刚性。Card与Hyslop(1997) 和Kahn(1997) 利用时空数据,发现名义工资改变的分布在零值时是不对称。Fortin发现加拿大数据有大量工资改变堆积在零值。1992至94年间,加拿大的通胀为1.2%,平均失业率为11%;非生活津贴的工会协议只有5.7%在第一年有减薪,而47%有冻薪。47 Bewley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进行详细晤谈,发现管理层把削减名义工资作为最后手段。48 Lebow, Saks与Wilson为了要探究企业是否削减福利而不是削减货币工资来减少总薪酬开支,他们检视〈就业成本指数〉涵盖的行业,发现只有少数以削减福利代替削减名义工资。 49 Fehr与Doette分析瑞士的数据,发现即使在低通胀低生产力增长的七年期内,削减货币工资的次数也没有增加。 50

如果不愿意削减名义工资,那么在低通胀的情况下,产出和通胀之间就有长期的权衡取舍。这不同于Friedman-Phelps模型中的过渡性权衡,通胀长期增加(如这接近零值)明显导致较少失业和更多产出。51 其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好坏,总有一些企业表现比其它的较好。需要调节工资以反映不同的经济境遇。在通胀和生产力增长都是中等程度时,相对工资容易调整。倒霉企业提工资可以是低于平均,而走运企业可以高于平均。但是,若然生产力低增长(美国从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就是如此),又没有通胀,有需要削减实际工资的企业可以削减员工的货币工资。在有关整体企业的需求冲击之变异和序列相关的现实假设下,削减名义工资的次数随着通胀减少而上升。企业不愿意削减名义工资,导致较高的长期失业率。因为在低通胀时,在每个就业水平供应劳工的真实工资都较高,与稳定通胀一致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胀下降至新水平而上升。其间接影响产生的总就业影响,超过那些没有能力削减工资的企业之就业变化。因此,少少通胀的好处是这「润滑劳动市场的轮子」。

模拟含跨部门冲击和企业不愿削减货币工资的模型显示,从实际情况选出参数,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在极低通胀率和低生产力增长的情况下是极为严重。例如,通胀从2%永久减至0%,导致失业率永久增加约2%。52 与刚提到的仿真模型相符,利用美国二战后的菲利浦斯曲线来估算,得到相似结果。利用这个刚估算出来的菲利浦斯曲线仿真1930年代的通胀经验,其吻合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胀经验之程度令人惊讶。53 以标准自然率模型作相比仿真,显示1930年代通货紧缩加速,这与事实不符。

另一种行为理论在低通胀情况下,也产生通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权衡取舍。这理论是基于:因为低通胀时通胀不会突出,谈判工资时忽略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化。54 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的情况下,低通胀时这样忽略通胀是近乎理性。55 可注意到的差别这方面的心理,连同认知心理,都指出人们倾向忽略那些对决策不是重要的变量。56 菲利浦斯曲线的计量经济学估算承认上一轮通胀会影响这一轮通胀,这在高通胀时的作用大于低通胀;这说法是符合以下的假设:高通胀时,以往通胀系数之和接近零值。57 低通胀时,这些系数之和更接近零值。同样地,利用预期通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独立变量)的回归法,以预期通胀条件得出的系数,在高通胀期比低通胀期较高。58 当高低通胀期合并以估算预期通胀影响的非线性模型,会发现这些影响取决于通胀的近期历史,这是不足为奇。

总体行为经济学展示极低通胀的代价是永久高失业和低产出,这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大多数人认为中央银行家是谨慎、保守、安全。但我认为他们许多是危险司机:为了避开迎头而来的通胀车流,他们在路的另一端行驶,通胀保持得过低而失业率过高。在1990年代,加拿大是低通胀,失业率与美国相差约4%,是前所未见。59 欧洲也曾是高失业和极低通胀,日本甚至变本加厉,竟然是通缩。接受自然率假设教科书版本的中央银行家,应当听从Oliver Cromwell对苏格兰教会大会发表的忠告:「我以基督的情怀恳求你,想一想你是否有错。」认知心理学一项领先调查以这句话引证一项常见的知觉错误:过度自信;这不是偶然。60

(五)储蓄不足
人皆储蓄不足;这是老生常谈。为弥补不足,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支持退休老人,还有颇大数目的雇主要补贴雇员的退休金供款。许多储蓄形式有税务优惠。即使有了这些,流行智慧认为大多数家庭的资产远远不能维持退休后的消费。61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不可能有储蓄太少或太多,这和模型的假定有明显的矛盾。因为储蓄是个人争取最大功用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外部效应,这必然是正确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已经开发理论工具和实证策略,以进一步理解这种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t,译注:以前的说话与以后的行为不一致)行为。

可以利用一项理论性创新来有系统分析时间不一致行为,这就是认识到人们可能争取某一个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最大化,而这功用并不代表「真实福祉」。一旦接受这区别,「储蓄太少」就成为有意义的概念。可以用一个古老神话来说明:传闻每几年旅鼠就集合一起参加死亡之旅,最终结局是齐齐跳海。62 旅鼠的所谓行为,披露心理学家惯见,而经济学家罕见的区别。除非旅鼠从最后一跳得到不寻常的顿悟,它们的功用或福祉是这一个函数,但是它们追求另一个函数的最大化。

想一想:流行的储蓄观念认为人们储蓄不足也是同样的描述。要确定究竟人们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提问:他们是否像旅鼠,一方面有一个(跨期的)功用函数,但追求另一个的最大化。63 既有证据指出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潜在区别。要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例,就要用到贴现率的高负值。64 然而,问卷调查人们认为应如何作出消费—储蓄取舍的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平均来说是稍稍正数。65

曾用于研究跨期储蓄选择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用来规范描述以下两者之区别:(一)实际储蓄行为的功用函数与(二)量化因这行为带来福祉的另一功用函数。双曲线函数描述人们自我控制时的困难。和新古典理论标准的指数式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延长,用来比较相邻时段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为未来好处而要实时作出牺牲的方案时,采用高贴现率;但如同样的牺牲被推迟到将来,采用低贴现率。因此,当牺牲被推迟,人们有耐心选择延迟满足;但如要求在近期延迟满足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突出,人们总是对储蓄拖拖拉拉。双曲线函数与实验结果一致:比诸延迟到未来,人类和动物对象较不愿意实时要延迟满足,66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耽搁行为。「明日复明日」(译注:原文为〔幼稚耽搁naïve procrastination〕:个人错误假设自己的功用函数在未来会是不同,错误认为虽然今天是重要,明天会有所不同;没有意识到明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因此明天走近一步时,也是和今天同样重要。幼稚耽搁者错误相信虽然今天没有去做,明天就会储蓄(节食、锻炼、戒烟…),然后惊奇发现今天耽搁的明天还会耽搁。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 的术语,更世故的耽搁行为是「有酒今朝醉」(preproperation)。今朝的醉翁对自己的未来有完全理性的预期。自忖:如果明天是特别值得重视,没有理由今天就要储蓄;如果明天是值得重视,我会把今天的储都花光,而今天也是特别值得重视。因此我不应在今天作出牺牲。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研究储蓄行为和政策的基础。他联同Repetto及Tobacman(1998) 模拟在「有酒今朝醉」消费者的世界中,不同的税项激励计划的效用。他们估算鼓励储蓄政策有小许改变,因而减少「有酒今朝醉」行为,未来福祉会有巨大的正效应。因为他们的工作,401(k) 储蓄计划的税项优惠规例有修改。如企业同意,工人可以自动参加自动的默许供款。采纳这些计划大大提高参与率,许多工人供款定在默许水平。67(译注:401(k) 是美国雇员、雇主共同缴费的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

除了受欢迎的社会保险和其它「强制」消费者储蓄的计划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观察所得:退休后个人消费大幅减少。68 事实上,退休后消费减少是不连续的。69 那些有较多资产和较高替代收入的退休人士,消费减少不是那么多。这很难用标准生命周期,指数贴现模型解释。70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以克服工人的耽搁倾向,并在一所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邀请雇员参加储蓄计划,事先选择加薪部份拨出部份作为储蓄。和双曲线贴现一致,但不符合标准指数模型,雇员的现有收入只有适度部分拨作储蓄,但承诺从未来增薪部份拨出更多。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一倍。71

(六)资产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现代行为金融的资产市场观点之鼻祖。凯恩斯隐喻「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章的比赛:参加者从一百张脸蛋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六张,胜出者的选择是最接近所有参加者的平均偏好」。72 因此股票市场对消息是过于波动,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有抵触:在有效市场模型中,股票价格是计算根据风险调整的未来预期回报之现值。

在1980年代初,Robert 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波动假设进行直接测试。他推论如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回报的预测值,波动理应小于贴现本身的回报。Shiller的洞见直接应用简单的统计原则:好的预测应比所预测的变量本身有较小的方差。如天气预测的变异是大于实际的天气,就要开除天气预报员。73 Shiller(1981)利用美国百年来的股价和股息数据,比较撇除趋势后股价的方差和撇除趋势后股息的折现值方差。74 他发现的结果和凯恩斯所言是一致:(撇除趋势后)股价的标准偏差比(撇除趋势后)折现股息的标准偏差大五倍。这些结果也被更精密的测试证实;这些测试正确地算入股价和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非平稳性。75

虽然有方差界测试,对有效市场的信念是依靠实证证据支持,如每月数据的回报之不显著序列相关的结果。76 回报是序列相关是一项假定,反驳这假定的论者指出股票市场是近似随机游走。Summers(1986)作出响应,显示在「一窝蜂」模型中──含偏离完全市场的序列相关──序列相关测试说服力很弱:需要有五千年数据才可以有50%时间判别随机游走假设和「一窝蜂」,而这「一窝蜂」在35%时间把股价推离基要因素30%。77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存在,Shiller也检验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1999),他回顾1990年代股市泡沫的新闻报导,解释在金融市场和现实经济中,「新纪元」的概念是如何传播。当股价上涨,「新经济」咒语以人传人;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见行动,这些意见夸大了经济基要,例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些股市泡沫常见于许多国家,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诚然,Kindleberger的狂热和恐慌记述,以及Galbraith《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 )史记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重要实证结论是股票溢酬迷思,对股票市场的理性提出质疑。在过去二百年,股票回报远远高于债券回报。例如,从1802至1998年,价值加权的市场股票指数为每年7%,而相对无风险的证券只有2.9%。78 在过去七十五年,1926至2000年,股票的真实回报有8.7%,债券只有0.7%,差距有8%。差距是相当之大:Siegel与Thaler (1998) 计算在七十五年前投资$1,000,债券收入有$12,400而股票有$884,000。差距是如此巨大,因而推翻理性是轻而易举:在跨期功用最大化的情况下,今天消费的边际功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功用,应当相等于今天放弃一个消费单位所带来的未来预期额外功用。连同固定相对风险规避功用函数,这条件暗示预期股票溢酬应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乘以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之积数。然而,如风险规避系数的数值合理,这个积数远远小于股票溢酬。这推翻被称为「股票溢酬迷思」。79

股价非理性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截面数据。类似Shiller的过度波动时间序列结论连同向平均价格/股息比率中间值回归,DeBondt和Thaler(1987)在截面中发现对股票回报中间值的回归:过去五年50最大赢家组成的连续投资组合,业绩远远低于市场平均;而过去五年50最大输家的投资组合,业绩比市场平均为佳。其它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例如1987年10月在没有任何重大新闻之下股价一日剧减20%,也是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质疑。80

资产市场之重要不仅在于本身,也是因为这至少在三方面影响宏观经济。其一,资产价值影响财富,从而影响消费。其二,现有资产价格相对于新资本价格──Tobin的q比例──影响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新资本股票和相似现有资产债权之间的套利行为。81 最后,资产价值影响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快要破产的企业很难贷款,如果不是不可能,因而经常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82

(七)贫困和身份
正如许多人声称,如收入分配是宏观经济学的题目,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问题提出洞见:大多数白人和少数非裔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因为奴隶制度和其后Jim Crow法律歧视的遗事,非裔美国黑人特别承受贫穷的重担。(译注:Jim Crow,泛指1876至196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订立的种族隔离法律。)在2000年,黑人的贫困率是23.6%,是白人7.7%的三倍。832 非裔美国黑人只占总人口1/8,但占美国贫困人口1/4。84 实际情况比统计数字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非裔美国黑人的问题不仅只是贫困。这些包括极高的犯罪、药物和酒精滥用、非婚生育,单亲(母亲)家庭和依赖福利。0监禁的统计数字指出这些问题最恶劣方面影响颇大部份非裔美国黑人。例如黑人男性约4.5%被囚或入狱,86 监禁率超过白人男性8倍。黑人男青年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多于1/4。87

因为我们认为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 Kranton和我基于社会学心理观察,开发一些模型以理解非裔美国黑人长期处于不利。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为想要成为什么人所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民族贫困理论,受剥夺的种族和阶级面临Hobbesian选择。(译注:或称Hobson’s choice,只有一个方案的选择,即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一个可能性是选择迎合主流文化的身份。但采用这身份时是明知道不可能被主流文化的成员完全接纳。这样的选择也可能在对自己造成心理负担,因为这涉及成为「不同」的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也可能不接受离群之马。因此人们可能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性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另一身份;对许多数少数民族来说,这是抗争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每种身份自有其理想行为的规定。抗争身份的规定往往以什么「不是」主流文化来定义。因为主流文化的规定赞同「自我成就」,所以抗争文化的规定就是「自我毁灭」。抗争文化容易为「自我ego」接受,但经济上和生理上令人衰弱。

这个基于身份的劣势理论符合相当多的实证,例如Anderson (1990), Clark (1965), Du Bois (1965), Frazier (1957), Hannerz (1969), Rainwater (1970) 和 Wilson (1987, 1996)等研究的核心结论。阅读任何非裔美国黑人的传记:舞台中央是接纳和抗拒之间无可奈何之舞。

少数民族贫穷的身份理论之社会政策含义,不同于衍生自标准新古典经济理论。例如,有关罪与罚的标准经济理论,暗地辩解应以威慑来对抗罪行:一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次出局」法把犯罪成本提高到足以令可能的犯罪者三思。但监狱依然是满满的,罪案也没有停止。相反的,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提出,监禁的巨大负面外部效应可能抵消以更严厉监禁政策阻吓犯罪的短期得益。88 监狱本身就是反社会文化身份的学校,因此是未来罪案的温床。再者,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效应强烈指出在罪案发生之前要有纾导计划,这包括,例如:有效和容易取得药物治疗,复康计划,贫民窟青年的政府职位。身份理论认为在高贫穷率的非裔美国黑人聚居地区增加学校开支,好处可能是巨大的:非裔美国黑人儿童对不同的教师质量和班上人数的反应,已证明是特别强烈。89 可能需要有额外教师和家长紧密注意,以办好除了标准课程以外有关身份的学生问题。90最后,身份形成的外部因素强烈要求有扶持行动,因为这是象征欢迎长久以来被排斥的非裔美国黑人加入白人社会。91

(八)结论
自从增长理论发动的革命横扫个体经济学,迄今三十年矣。全部大学的新个体经济学都是标准课程,占两个连系课程的一半。采纳宏观经济学较为落后,但革命快要来了。如果经济学就行为方面要有一个题目,这应该是宏观经济学。我已经辩解互惠、公平、身份、货币错觉、规避损失、羊群行为和耽搁,有助解释现实世界经济体系远远偏离有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以为这意味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因素之上。

凯恩斯《通论》是这个时代之前对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时刻把市场失效归因于心理习性(比如消费)和非理性(比如股票市场投机)。在《通论》出版后,经济学行业驯化凯恩斯经济学为古典经济学的「平顺」数学。但经济体系,一如狮子,是野蛮和危险的。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已重新发现宏观经济学行为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充当驯兽师,这任务是艰巨, 但智力上令人激动。

(全文完)

建议阅读:
宏观经济学快速温习课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Macroeconomics by N. Gregory Mank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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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ichard Scarry (1974)
2. 参见http://www.gibbsonline.com/gibbsbooks.html
3. Lucas and Sargent (1979)
4. 当其时,这些迷团大多无人理会,藏于文献,惜无积极讨论。1960年代后期研发大规模宏观经济模型,似是最积极之宏观经济研究计划。Phelps等人(1970)之寻找失业模型在1960年代后期初现,以解答:何谓失业?但彼等采用之寻找失业架构,本质是志愿性的。
5. 我放下不提两条重要问题,其微观基础自1960年代已建立。其一:信贷为何要分配?Donald Hodgman(1960,258页)说明1960年代初期的经济理论已发现信贷分配是没有解释的疑团:「较多以分析来说服的经济学家,不情愿只看表面就接受〔信贷分配〕,因为他们有困难提出符合理性经济行为原则的理论来解释这现象。贷款人为何不以价钱来分配,因而损失较高利息的收入?」他把这些观念归因于Paul Samuelson,一如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披露。不对称信息是信贷分配的最佳理由。(尤其请参阅Jaffee与Russell (1976) 及Stiglitz与Weiss(1981))。第二个微观基础的问题是关于宏观经济变量领先和滞后的理由,变量的例子有耐用品消费,货币需求,价格。如要作出改变成本高昂的S-s模型可以解释这些领先和滞后的现象(除非这变量是永远减少或增加)。(译注:S-s模型即是Shavelson和Stern(1981)的交互式决策历程模型。)Iwai(1981) 及Barro(1972) 带头研究S-s定价效应。Caballero(例如参见1993)曾比较这些模型的领先和滞后现象与调整没有成本的情况。Caplin与Spulber(1987),以及Caplin与Leahy(1991) 亦曾检视S-s政策对理想价格和实收价格变动的关系之含意。Akerlof(1973, 1979)分折以目标门坎监测对短期收入和货币需求之利息弹性的效应。
6. Akerlof (1970)
7. 我是被Mishkin (1976) 后来开发的概念启发。他证明汽车的需求较为反复,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汽车不能兑现现金。
8. 参见Chamberlin (1982)及Robinson (1942)
9. 例如,我可以想象大学生不认识Hetelling(1929) 的空间竞争模型,在大学课程找不到,只是躲在Chamberlin的《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附录的一角。
10. 1969年夏天,在麻省剑桥与Michael Rothschild的谈话。我记得这单字的用法,正如许多人今天可能记起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会「增长经济」。
11. 我没有文章被接纳的准确日期,但记得接纳到出版要一年有多。
12. 参见Slow (1959, 1962)及Arrow (1962)
13. 这理论遇上进一步的理论难题。因为总失业滞后时间短,容易观察,工人应根据总失业率调整他们对现有工资分配的预期。这样的调整会消除失业的序列相关。
14. Tobin (1972) 提出这问题。一些关于辞职的反周期行为数据,参见Akerlof, Rose与Yellen (1988)。Kenneth McLaughlin (1991) 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调解辞职的顺周期性:他定义「辞职」为雇员主动离开,「辞退」由企业主导。在McLaughlin的模型,正值的生产力冲击使到更多任务人要求增加工资。因为有些要求被拒绝,辞职多了而失业减少。但因何在面对正值的生产力冲击时,企业的工资出价滞后于工人的要求?
15. Yellen (1984) 给出这文献最优秀的简洁总结。
16. 这里纳入内部人─外部人模型是对效率工资采用特别广泛的释义。
17. 参见Dunlop (1957)
18. 参见Dickens与Katz (1987) 及Krueger与Summers (1988)。留意这些研究只限于当时工会运动相当薄弱的美国;因此不大可能是工资有这样差距的主要因素。Dunlop的工资差距反而可能是由于工会势力的差距。
19. 参见Krueger与Summers (1988)
20. 参见Katz (1986) 及Blinder与Choi (1990)。Blinder与Choi找到有力证据支持付出高工资的士气考虑,以及正反不一的证据支持以效率工资作为管理工人的纪律措施。Bewley (2000) 总结士气是未能削减工资的重要理由。 Campbell与Kamlani (1997)报告士气是未能削减货币工资的主要理由,但担心最好的工人辞职也是主要理由。
21. 参见Akerlof (1982) 及Rabin (1993)
22. 参见 Akerlof与Yellen (1990) 及Levine (1992)
23. 例如,参见Fehr, Kirchsteiger与Reidl (1993),Fehr与Falk (1999),Fehr, Gachter与Kirchsteiger (1996)
24. 参见Lindbeck与Snower (1988)
25. 参见Roy (1952)
26. 参见Shapiro与Stoglitz (1985) ,Bowles (1985) ,Foster与Wan (1984) 及Stoft (1982) 。工人─纪律模型捕捉现实的一片,但作为非自愿失业的全部解释,这是有理论和实证的难题。理论上,工作不受严密监督而工人可以决定多做少做,信誉良好的企业可以要求工人提供担保金。如发觉工人工作不力,可以没收担保金。工人在任职企业期间,除了工资还收到担保金的利息;退休时发还本金。这样的付款计划解决企业的诱因难题,也比以上提到的市场出清效率工资便宜。Becker与Stigler (1974) 正是作出这提议。在他们的计划,工人在离职时,行为良好就收回担保金。(Carmichael (1985) 及Murphy与Topel (1990) 指出其它同样道理的方法,把工资减少至市场出清。)实证上,纪律─措施模型未能解释为何业界的跨行业工资差距是如此高度相关,因而一些业界向全部行业的工人提供「好工作」,包括那些没有什么偷懒空间的行业。参见Dickens与Katz (1987) 。
27. Patinkin (1956) 清楚说明这逻辑。
28. 参见Nisbett与Ross (1980)
29. 在这背景,「第二阶」是「小」这概念的数学表述。相对的,「第一阶」是「大规模」概念的数学表述。
30. 参见Akerlof与Yellen (1985a, b), Mankiw (1985), Parkin (1986)及Blanchard与Kiyotaki (1987)
31. 多个不同架构有相同结果。例如,如企业订出利润最大化的效率工资,名义工资粘性是拇指法则行为的一种形式,其后果相同;企业坚持工资不变,其损失是「第二阶」,但货币供应冲击以「第一阶」数量改变真实变量。在Mankiw的公式,小小「选单成本」(价格改变的固定成本)阻碍价格改变,对平衡产出的效果比选单成本高出一阶。
32. 特别参见Carlton (1986)
33. 参见Akerlof (1969), Fischer (1977) 及 Taylor (1979)
34. 参见Calvo (1983)
35. 有关交错合约模型的投诉参见 Barro (1977)
36. 参见Akerlof与Yellen (1991)。技术上,最后发现以收入(对数)之标准误差计算的商业周期幅度,是因为Taylor的交错合约,其增加数量与Taylor的企业定价「错误」之标准误差成正比。货币政策可以抵消这价格粘性,减少商业周期的波动。但企业利用Taylor类型的交错合约带来的损失是「第二阶」;与对制度的冲击之方差成正比。就这意义,交错定价对商业周期的规模和货币政策的稳定特性有「第一阶」影响。但容许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非最大化行为,导致「第二阶」的损失。(译注:这一段的第二句不敢肯定是否译得正确。存疑。)
37. 例如,Gregory与Ricardo Reis (2001)1最近曾提出「近似理性」模型能更好解释收入对货币冲击的反应;在这模型,价格(和/或工资)对新信息的反应是慢于Taylor/Calvo风格的近似理性,交错价格模型。对新信息的反应缓慢,可能是由于定价过程中,收集、处理和分享信息涉及相当的管理成本。(参见Mankiw与Reis引述Zbaracki等 (2000) )Mankiw-Reis公式解决理性预期交错价格模型的三个悖论。粘性信息导致实证观察所见收入对货币政策改变的长期滞后反应(参见Friedman (1948)及Romer与Romer (1989));这与菲利浦斯曲线估算中通胀对冲击令人惊奇的缓慢反应一致(Gordon (1997)) ;这未能得出通缩政策的理性预期交错合约模型之理论刚性,而这导致产出增加,不是减少(Ball (1994))。
实验性证据提出达致新均衡涉及的协调问题可能是在企业之外或之内。Fehr与Tyran (2001) 进行实验:定价者可以使用从带垄断竞争的近理性模型算出的得失。他们发现如得失以名义〔货币〕计算,货币供应负变化导致产出大量减少。实验对象采取行动,似乎是假设其它定价者有货币错觉,因而令他们不愿意减价。(Howitt与Clower (2000)暗示有新方法处理货币政策取决于协调失效。)本文提出价格响应货币供应改变,涉及形成对其它定价者响应同一冲击的期望。Fehr与Tyrank (2001) 的实验指出近似理性行为另一形式;定价者可能完全早大化,但只是在假设其它企业追随粘性拇指法则定价行为的情况下。再一次,货币政策有效改变产出和就业。
38. 参见Lucas(1972)
39. 参见Phillips (1958) 与Lipsey(1960)
40. 一些美国的早期估算参见Gordon (1970) 及Perry(1970) 。
41. 只提一个例子,Flanagan, Soskice与Ulman(1983)估算多个不同国家的菲利浦斯曲线。
42. Eckstein与Brinner(1972)提出另一个解释,但未能打入主流。
43. 我们应留意Sargent(1971)的批评:如导致通胀的过程稳定,没有单位根(unit root),滞后通胀不相等于加速模型。
44. 当检视Summer对基于未能以针对其它假设的极低效力测试而接受随机行走假设的批评时,会见到这些偏重的例子。
45. 这理论预测会有超通胀低失业维持够长的时期。超通胀时有发生,似乎支持这理论。但这些超通胀发生时,政府已经丧失财政诚信(只能印刷钞票来支付赤字)。超通胀的成因可能是丧失财政诚信,不是低失业持续。
46. 观察所得参见fortin, Akerlof, Dickens与Perry (2001)引述Pierre Fortin。
47. 参见Fortin (1995, 96)
48. 参见Bewley (1999)
49. 参见Lebow, Saks与Wilson (1999)
50. 参见Fehr与Goette (2000)
51. 参见Tobin (1972)
52. 参见Akerlof, Dickens与Perry (1996)
53. 做法是序列输入以往时段的模拟通胀,经调整得出下一时段的预期通胀。这吻合是如此十全十美,必然有幸运的成份。
54. 以往的通胀是间接纳入,因为工资谈判会考虑竞争者支付的工资。’
55. 参见Akerlof, Dickens与Perry (2000)
56. 这公式也是受到公众的通胀意识架构所影响。Shiller (1997a, b) 已经利用问卷响应抽出公众与经济学家彼此架构的差别。
57. 因为Sargent (1971) 提到的理由,1不是那个魔法数字。
58. 这样的回归解决Sargent提出的问题:自然率模型应得出符合货币供应的预期通胀系数,而这些系数不必相等于1。如观察到预期数据没有错误,自然率理论的预期通胀的系数应该是1。预期数据有错误,其系数应偏向下,但不应如观察所见导致系数有变,除非高低时段之间的观察错误有改变。
59. 根据2000年《总统经济报告》B-107表,从1990至1999年是3.8%。
60. 参见Nisbett与Ross (1990)。这本书是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心理学优秀读本。奇怪的是认知心理学家的理论比经济学家有更多的实证基础。
61. Engen, Gale与Uccelo (1997. 97页)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比较实际财富与由经调校的最优化模型所得的财富。他们偏爱以时间优惠率为3%来调教。数据取自美国卫生及退休调查,财富广义定义为包括全部家庭净值;调教模型中有60.5%家庭的财富是多于平均最优财富的中位。但我集中于他们这公式的另一结果。如从家庭净值撇除可开支财务资本的投资,假设跨期贴现率为0,达到60或61岁退休年龄的家庭只有29.9%其财富是多于同年龄的最优财富的中位(99页,表5)。因为实证和先验的理由,我赞同贴现率为0是较为正确。这符合人们声称偏好在利率为0时的非消减消费(见下文),而这把不同年龄的功用以一比一加权。我选择排除家庭净资本,是假设退休人士年纪渐大也无需因为财务理由出卖物业,或是逆向抵押。
62. 我的《大英百科全书》1946年版本描述旅鼠一直向前走,直至到达大海,投海自尽。
63. Laibson (1999)披露这差别。
64. 参见 Engen, Gale与Uccelo (1999, 157-8页)
65. 参见Barsky, Kimball, Juster与Shapiro (1997, 34页)
66. 参见 Laibson (1997), Laibson, Repetto与Tobacman (1998), Strotz(1956), Phelps与Pollak (1968), Loewenstein与Prelec(1992) 及Ainslie(1992) 。我的Alkerlof(1991)很遗憾不知道以前有关于跨期不一致的研究。经济学有Strotz(1956), Phelps与Pollak(1968), Thaleer(1981) 及Loewenstein(1987)。Loewenstein与Thaler(1989)是好文章,检视有关动态不一致性的旧文献,包括心理学实验和理论。亦参见Ainslie(1992) 。
67. 参见Madrian与Shea(2001)
68. 参见Bernheim, Skinner与Weinberg(2001), Banks, Blundell与Tanner(1998)
69, 如退休带来负面收入冲击,消费是会减少。
70. 退休人士当然较多闲暇娱乐,因此可以预期消费减少,因为闲暇娱乐代替消费。要解释为何不同财富水平和不同收入替代率,这样的替代是有系统的变异。这是可能的:如退休后的闲暇娱乐是某种口味,那必然是有高的收入替代率,而且积累相当多储蓄。
71. 从4.4%到8.7%。Kahneman与Tversky(1979)利用前景理论解释这行为。根据前景理论,决策的架构是重要,而人们抗拒接受损失。在这背景,这些雇员不愿意消费蒙受损失。
72. 凯恩斯(1936, 156页)
73. 举例而言,从常态分布抽样,得出实际抽样和预测之间最小方差的预测是分布的平均值,而这是没有变数的恒数。
74. 超出观察期的未来股息是推断所得。类似测试参见LeRoy与Porter(1981) 。
75. 参见Campbell与Schiller(1987)。虽然Shiller的杰作最初似乎掌握情况,但有两个技术问题启人疑窦。第一个问题:撇除趋势可能为Shiller的程序引入严重偏差;股价序列或股息都不是固定,而不固定序列甚至没有一个变数。第二个问题是有关Shiller取样不足,以及他是推论未来的股息。Allen Kleidon (1986)以模拟数据显示:Shiller的撇除趋势股价与股息序列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不足以有信心推翻随机游走时的市场零假设。Campbell-Schiller测试容许股票和股息不固定,如果两个序列是共同结合。如企业平滑股息,测试也成立。
可以利用股票预期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周期解释股价高度波动。但这周期与经济的大多数标准古典模型不一致。在标准古典模型,技术和资本劳动比例变化缓慢。
76. 如没有统计的重大意义,这相互关系的幅度似乎不重要。
77. West(1988)同样证明利用Shiller的撇除趋势数据的Kleidon的效率市场测试效力低。
78. 参见Mehra(2001,1页)
79. 即使最弱的测试也被推翻,这颇为异常;因为大多数消费理论,无论是否最大化,会提出股票回报率与消费增长率有相当的关连。例如,如消费者的消费函数是天真地取决于他们的财富,或是导致股票市场高回报的乐观主义同样导致消费狂热,也会有这样的相互关系。Parker (2001)对股票溢酬迷思提出可能的解答。
80. 参见Romer (1993, 1112页)
81. 参见q理论的文献,尤其包括Tobin (1969), Abel (1982), Hayashi (1982) 及Summers (1981) 。
82. 参见Myers (1974), Jensen与Meckling (1976)。Lamont (1995)显示因为有这样的依赖关系,可能有双均衡。
83. 西班牙裔有同样的歧视历史,但程度稍轻。
84. 参见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 ... 0-158.html
85. 1996年,黑人男囚犯有530,140人,非西裔黑人213,100,以及80,900西裔男女囚犯。监狱囚犯:男性462,500,女性55,800。推论西裔黑人比率为0.3,黑人男/女比例与白人相同,得出1996年黑人囚犯有211,814名。黑人男性人口约为 ½*(30+0.6 *4.7) 百万=32.82/2=16.14百万。净结果:非裔男性人口约有4.5%坐牢。监禁比率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美国惩教人口,1996年》,82页,表格5.7。 http:/www.censue/gov/statab/www/part1a.html
86. 参见www.hrw.org/reports/2000/usa/Table3.pdf
87. 这估算是基于1993年的监禁比率。
88. 参见Levitt (1996)
89. 教师质量参见Ferguson (1998),学生人数效应参见Krueger与Whitmore (1999) 。
90, 参见Delpit (1995)
91. Glenn Loury (1995) 提出扶持行动可能有反效果:可能加剧黑人的被排斥感,即使他们做得到也会觉得没有归属感。
92. 参见Hicks (1937) 及Patinkin (195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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