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in:公地的悲劇 (1968,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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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in:公地的悲劇 (1968, 1993)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5月 23, 2008 2: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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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 (1968)
《科學Science》162(1968):1243-1248頁
圖檔

公地的悲劇 Garrett Hardin原作, 1968年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5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J.B. Wiesner和H.F. York在一篇關於核子戰爭前景的發人深省文章結尾時說:「武器競賽的雙方都是…面對持續增強的軍事力量和持續減弱的國家安全。深思之下,我們的專業意見認為這困局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如果大國只是在科學和科技這方面找尋解決辦法,結果只會令情況惡化。」

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題(核武世界的國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結論,即是問題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專業和半通俗科學期刊的評論,差不多都隱喻評論的問題是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技術性解決辦法可以定義為只要改變自然科學的技術,無需或只是稍為改變人的道德價值或概念。

我們現在一般都歡迎有技術性解決辦法(以前並非如此)。因為以前的預言往往失準,要有莫大勇氣才會斷言沒有預期的技術性解決辦法。Wiesner和York表現出勇氣,在科學期刊發表文章,堅持問題不能在自然科學找到解決辦法。他們小心翼翼為聲明加上以下的註解:「深思之下,我們的專業意見…。」本文所關注的。不是他們是否正確,而是一個重要的觀點:有一組關乎人的問題可以稱為「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的問題」,或是更明確地說:認定和討論這些問題是其中之一。

要表明這類問題不是空號很容易。還記得劃井遊戲。想一想:「我如何贏劃井遊戲?」假設(依照賽局理論的慣例)我的對手是個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贏。換句話說,問題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要贏,我只能把「贏」的意義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對方的頭,可以弄虛作假。每一種我要「贏」的方法,都是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我們認知了解的遊戲。(我當然可以公開放棄—不玩。大多數成年人都這樣。)

「沒有技術性解決辦法的問題」有其他的命題。我的論題:大家慣常認知的「人口問題」是這樣的命題。要說明一下大家是怎樣慣常認知的。持平的說,大多數人為人口問題苦惱,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過多的邪惡,但不放棄他們正在享受的特權。他們以為海洋養殖或發明小麥新品種會解決問題—從技術方面。我嘗試証明他們不能找到解決辦法。人口問題正如要贏劃井遊戲,不能技術性解決。

我們要最大化什麼?

如馬爾薩斯 所言,人口自然地以「幾何級數」增加,或是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函數增加。在一個有限的世界,這即是說世界物品的人均份額必然減少。我們的世界是否有限?
一個中肯的抗辯說法:世界是無限的,或是我們不知道世界不是無限。但是,從實際問題角度來看以後幾代人和可見的科技,很清楚如果我們不是即時假設陸上人類可用的世界是有限的,我們會大大增加人類的痛苦。「太空」不是逃生門。

有限的世界只能養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後,人口增長必然是零。(零增長的永恆大幅度上下波動是無關宏旨的變動,不在此討論。)當條件符合,人類的情況會是怎樣?明確地說,邊泌 的目標:「最大數目的最大好處」能否實現?

不可能—理由有二,單是一個已足夠。第一個理由是理論性。數學上,兩個函數是不可能同時最大化。Neumann和Morgenstern已經清楚說明 ,其中的絕對原理是起碼可以追溯至D'Alembert (1717-1783) 的偏微分方程式。

第二個理由是直接源於生物事實。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須有一個能源來源(例如食物)。能源用於兩個目的:維生和工作。人要維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 千卡路里(維生卡路里)。維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義為工作,由攝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於我們日常談到的工作;所有享樂形式都需要:遊泳、賽車、音樂,吟詩。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人口最大化,我們要做什麼是很明顯。我們要每個人的工作卡路里最接近零。沒有可口美食,沒有渡假,沒有運動,沒有音樂,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我以為無需爭議或實証,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會物品最大化。邊泌的目標是不可能的。

我在達成以上的結論時,作出一貫的假定,問題就是取得能源。有了核能,有些人會質疑這假定。但是,即使有無窮能源,人口增長依然帶來不可逃避的問題。正如J. H. Fremlin機智表達,取得能源的問題,被能源消散取而代之 。分析的算術符號正負倒轉;但邊泌的目標是不能達到。

因此,最合適的人口是少於最大。定義最合適的困難大;依我所知,沒有人曾鄭重處理這問題。要達致一個可接受和穩定的解決辦法,需要多過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和更大說服力。

我們期望每個人有最大好處;但什麼是「好處」?某人的好處是荒原,另一人是大眾的滑雪小屋。某人的好處是河口盛產水鴨,供獵人射擊;另一人是工廠用地。我們一般說比較各人的心頭好是不可能的,因為物品是不配比較。不配比較就是不能比較。

理論上這可能是對的;但實際生活中不配比較是可以衡量的。只需要一套判斷的標準和比重的制度。大自然的標準就是生存。何等物種較好: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有勁力?物競天擇會比較不配比較的。達致的妥協是視乎大自然為眾多變數的價值作出比重。

人必須模仿這過程。無可置疑地,他事實上不自覺地已是如此。只有當隱藏的決定表面化時才有爭端。未來的工作難題是要作出一個可接受的比重理論。這項智力難題因協同作用,非線性變化,和考慮將來而變得困難,但(原則上)不是不可能解決。

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組群解決了這實際問題,即使是直覺層面?一個簡單事實証明還沒有:現今世界沒有繁榮人口在一段時期內達致零增長。只要任何人在直覺上認定最佳點,就可以很快達到,之後增長率為零,其後亦保持為零。

當然,增長率為正數,可以作為人口在最佳點之下的證據。但是,以任何理性標準來看,今天世上增長最快的人口,(一般而言)是最悲慘的。這種連繫(無須是一成不變的)令人對所謂正數增長率表示人口還沒有達致最佳點的樂觀假定感到懷疑。

邁向人口最佳數目,我們要驅逐亞當‧史密的實踐人口學的幽靈,才可以取得寸進。「國富論」 (1776) 廣為宣揚「無形之手」,這概念即是個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被無形的手指揮,推動…公眾利益。」 亞當‧史密沒有宣稱這是一成不變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隨者也沒有。但他帶動的主導思想趨勢自此干擾著基於理性分析的積極性行動。這種趨勢就是假定個人決定事實上是整個社會的最佳決定。如果這假定是正確的,現在的自由放任生育政策是有據可依。如果這假定是錯誤的,我們重新檢視種種個人自由,看看那些是可以辯護的。

公地自由的悲劇

無形之手控制人口的反駁論點,最先見諸1833年一位業餘數學家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 撰寫的一本鮮為人知的小冊子,可稱之為「公地悲劇」;「悲劇」一詞借用自哲學家Whitehead :「戲劇性的悲劇要素不是不快樂,而是蘊藏於事物無懊無悔運作的嚴肅性。」他續後又說:「命運之無可避免,只能以人生不如意事引證,只有這樣戲劇才可顯現逃避是徒然的。」

公地悲劇是如此發展的。想像草原對大眾開放,估計每個牛郎都會在公地飼養最多的牛隻。數百年來,這樣的安排都是相安無事,因為部族戰爭,偷獵,和疾病把人和動物的數目保持在土地承載能力之下。最終,人們長久渴望的社會穩定的一天到來,是醒悟的時候了。這時,公地的內在邏輯無情地導致悲劇。

作為理性人,每名牛郎追求取得最大得益。或明或暗,有意無意,牛郎撫心自問:「牛群多添一頭,對我有什麼效益?」這效應有正、負成份各一。

(1)多一頭動物的函數是正成份。出售牛隻的收益全歸牛郎,所以正效益接近+1。
(2)負數部份是多一頭動物造成的過度放牧的函數。因為過度放牧的效果由全體牛郎承擔,所以任何一位牛郎作出決定,負效益只是 -1的小部份。

把這些效益成份相加,理性牛郎總結他只有一個理性選擇:多養一頭牛。再多養一頭…但這也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牛郎的結論。悲劇因此而起。每個人都是被制度束縛,驅使他無限制地增加牛隻—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個信奉公地自由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好利益,而整體是走向毀滅的終點。公地自由帶來整體毀滅。

有人會認為這是陳腔濫調。這不是碼?某程度上來說,我們幾千年前就學會了,但物競天擇偏向於心理否認 。縱使個人也是成員的社會受損,個人會因為取得私利而否認真相。教育可以對衡做錯事的自然傾向,但必須持續才可以對抗一代傳一代的無情力。

幾年前,在麻省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說明知識逐漸消失。聖誕節購物期間,市中心的停車錶用膠袋遮掩,上有告示:「聖誕節後重開。免費停車由市長和市議會提供。」換句話說,面對本來已是短缺的停車位的需求增加,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們懷疑他們這倒退的行為是得(選票)大於失。)

大概是同樣道理,我們長久以來已明白公地的邏輯,可能是自從發現農業或發明私人房地產的產權。但了解的大都是特殊個案,不足以一般而論。即使到了現在,租用西部山區國家土地的牧人證實這樣矛盾的了解;他們向聯邦機關施壓,要求增加牛隻數目,幾乎因為過度放牧導致侵蝕和雜草叢生。全球海洋依然因為公地哲理殘存而受害。海洋國家依然聽從「四海自由」的口令。他們聲言相信「海洋有無窮資源」,令多種魚類和鯨魚幾乎滅絕。

國家公園是公地悲劇的另一個例子。現今是對外開放,沒有限制。公園範圍是有限的—只有一個優勝美谷 —但人口增長沒有限制。公園訪客享樂的價值逐漸減弱。很簡單,我們要盡快不要把公園當作公地,否則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價值。

我們可以做什麼?有幾個方案。可以出售為私人產業;可以保留為公共財產,但分配進入的權利。分配可以是以財富為基礎,用拍賣方式。亦可以根據一些彼此同意的標準來定優劣。可以是彩票。或是先到先得,由人龍決定。我以為以上提到的都令人反感。但我們必須選擇—或是默許我們稱為國家公園的公地被毀。

污染

公地悲劇的反面是污染問題,不是從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學、放射性、和熱力廢物;往空氣排放有害和危害的氣體;在視線所及樹立令人分神和不悅目的廣告。計算效益和前述一樣。理性人發覺他向公地排放廢物的成本,是少於排放前潔淨廢物的成本。無個人都是一樣;只要我們這些獨立,理性,自由的投機者自作妄為,大家都受縛於「自家弄髒自家」的制度。

食物籃子的公地悲劇,因為私產或類似的正式安排而避免了。但我們周圍的空氣和水不能輕易地分隔,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防止污水坑公地悲劇:強制的法律或稅務措施,做成污染者在排放前處理污染物成本比不處理為低。我們解決這問題的進展,不如解決第一個問題。停止我們耗盡地球的直接資源的私產概念,實際上助長污染。小河岸邊工廠的主人—他的產權伸延到小河的中央—不容易明白弄髒流經門前的河水不是他的自然權利。法律永遠趕不上時代,需要修修補補來適應這「公地」的新意識。

污染問題是人口的後果。未開發地區的孤獨居民如何棄置廢物,沒有所謂。祖父以前常說:「水流十里,自我淨化。」當他是小孩時,這神話可能近乎真理,因為沒有太多人。但人口變得密集,大自然的化學和生物循環過程負荷過重,呼喚產權要重新定義。

如何為節制立法?

分析污染問題作為人口密度連帶產生的事物,帶出一項不是普遍了解的道德原則:行動的道德是其進行時體制情況連帶產生的事物 。把公地用作污水池,在未開發情況不會危及大眾,因為沒有大眾;在大都市這樣做就不能忍受。一百五十年前,平地居民殺死野牛,只割下牛舌頭做晚餐,其他的棄掉。他不是浪費。今天只餘下幾千頭野牛,同樣的行為令人驚駭。

順帶一提,不能由一張相片決定行動的道德。除非知道某人行動時的整體體系,我們不知道某人殺象或放火燒草是否危及他人。中國古人有言:「一張圖畫可代千言萬語」,但可能要用千言萬語來証實圖畫。生態學者和改革者一般試圖用相片捷徑來說服他人。但相片不能攝影辯論的要義;這必須用文字理性表達。

以前編理道德,沒有注意到道德是和體系有緊密關係。傳統的道德指令形式:「汝不得…」沒有顧及特別環境。我們社會的法律依循古老道德的模式,所以大大不適用於複雜,人多和可改變的世界。我們的團團轉解決辦法是用行政法擴大法定的法律。實際上是不可能列出在後園燒垃圾或是沒有煙霧管制開車的全部情況,我國立法把細節下放給官僚。行政法就是這樣來的;有一個古老的理由令我們擔心—誰來監管監管者 ?John Adams說過,我們必須有「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行政官僚嘗試評價處於整個體系的行動的道德,容易變得腐敗,貪污;產生人治的政府,不是法治。

立法禁止容易(但執法不一定如是);但我們如何為「節制」立法?經濟指出用行政法來仲裁可以達到目的。如果我們對「誰來監管」的感受防礙利用行政法,我們是不必要地限制了可行的辦法。我們應當保留這一句話來提醒我們不能避免可怕的危險。我們面對的大挑戰,是發明矯正的回饋,保證監管者大公無私。我們必須找出方法,為監管者和矯正的回饋立法,賦予所需權力。

自由生育是不能容忍

人口問題在另一方面涉及公地悲劇。在一個由「狗吃狗」原則管治的世界—如果曾經有這樣的世界—一個家庭有多少子女不會受公共關注。為人父母生育過多子女,存活的後裔只會少,不會多,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照顧子女。David Lack和其他人發現這樣的負面回饋控制了鳥類的生育力。 但人類不是鳥類,超碼在過去幾千年都不是如此。

如果每個人類家庭都是依賴本身的資源;如果眼光短淺父母的子女飢餓致死;如果過度生育為生殖細胞帶來自我的「懲罰」—那麼管制家庭生育是不涉公共利益。但我們的社會是深深地受福利國家所約束 ,因而面對公地悲劇的另一面。

在一個福利國家,我們如何應付以過度生育來保證擴大本身的家庭,宗教,種族,或階層(或是任何可以識別和有凝聚力的社群) ?自由生育的概念,連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足以令世界逃脫不了悲慘的行動。

不幸地,這正是聯合國要採取的行動。1967年後半年,約三十個國家同意「人權宣言描述家庭是社會的自然和基本單位。因此家庭人口的任何選擇和決定,無可置疑是由家庭作出,不可聽命於他人。」

要明確否定這項權利的合法性是痛苦的;要否定,人們感到不安,正如十七世紀的麻省居民否定女巫存在的現實。現時,自由主義陣營視批評聯合國為禁忌,感覺是聯合國是「我們最後,最好的希望」,我們不應吹毛求瑕,不要讓頑固保守主義者玩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話:「朋友禁制的真理,是敵人最靈活的武器。」如果我們深愛真理,我就必須公開否定人權宣言的合法性,雖然這是聯合國所推廣。我國應當聯同Kingsley Davis ,試圖改變「計劃生育-世界人口組織 」追隨同一悲劇性理想的錯誤。

良知是自我消除

認為長期控制人類生育是訴諸良知,這種想法是錯誤的。Charles Galton Darwin在他祖父的偉大著作百年紀念時發言時,就指出這點。達爾文式的論點簡單直接。

人各不同。面對限制生育的呼籲,無疑有些人的反應比較積極。比起那些易受良知影響的人,那些多子女的佔下一代的比例較大。這些差別會一代傳一代的重複。

C. G. Darwin如是說:「可能要經歷幾百世代才發展出這種偏重繁殖的本能;如確實如此,大自然會報復的。避孕人品種會滅絕,被生殖人品種取代。」

這論點是假設生兒育女的良知或欲望(無所謂是那一種)是遺傳的—所謂遺傳是以最一般性的正式意思而言。用J. Lotka的定義來說:無論這態度是經生殖細胞或是體外傳播,結果都是一樣。(如果否定後者的可能性,也否定前者,那麼教育有什麼意義?」以上是在人口問題的背景提出這個論點,但這也適用於社會呼籲濫用公地的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抑制自己的任何情況—利用他的良知。利用這樣的呼籲,是設立一個最終消除人類良知的選擇性機制。

良知的致病效果

呼籲良知的長期弊端已足以宣告廢棄這作法;這亦有短期缺失。當我們要求濫用公地的人們,「因良知之名」而停止,可以對他說什麼呢?他會聽到什麼?—不止是當時,也是夜深人靜,半睡半醒時,他記得我們的說話,也記我們的非言語溝通暗示?有意無意之間,他遲早體會到他接收到兩種訊息,而彼此是矛盾的:(1)(存心的訊息)「如果你不遵紀,我們會公開譴責你沒有作為負責任的公民」;(2)(無意的訊息)「如果你聽話而行,我們會暗中責怪你頭腦簡單,罵幾句就站在一旁,容許我們這些人繼續濫用公地。」

每個人都陷於Bateson稱之為「進退兩難的處境」。他和同僚有一個言之成理的說法,認為進退兩難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成因。 進退兩難,不一定是這樣有害,但人若陷於其中,會危及精神健康。尼采如是說:「良心不安,是一種疾病。」

喚起他人的良知,對試圖超越法定限制,伸展控制的人來說,是具誘惑的。最高領導人屈從於這種誘惑。在過去一代人,是否有總統從不號召工會自願節制他們對較高工資的要求,或是要求鋼鐵公司遵守定價的自動指引?記憶所及,沒有。每一次的用詞遣字都著意在令不合作者有犯罪感。

幾百年來,一直都假定犯罪感是文明生命中有價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成份。在這個後佛洛依德的世界,我們有懷疑。

Paul Goodman從現代觀點來看:「犯罪感從來沒有帶來好事,無論是智能,政策或熱情。犯罪者只關注自己,不會留意犯錯的事物,甚至不會留意本身的利益(這可能有意思),只留意本身的焦慮。」

我們不需要是專業心理學家才看出焦慮的後果。我們在西方社會中,正從兩百年的欲望黑暗年代走出來;這年代部份是由禁制性法律所維繫,但可能更為見效的是教育的產生焦慮機制。Alex Comfort在The Anxiety Makers 描述得很好;這並不是賞心悅目的。
因為取證困難,我們甚至可能承認焦慮的後果,可能有時從某些觀點來看,是值得的。我們要提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作為政策,我們應否鼓勵使用一項傾向(如果不是動機)於心理病態的技術。這些日子中,我們時常聽到提及負責任—父母心;這兩個相連的詞語也包括在一些專注於控制生育的組織。有人提出龐大的宣傳,向全國(或是全世界)的生育者灌輸責任感。但什麼是良知的意義?當我們引用「責任」而沒有相當的制裁,我們是否在嚇唬公地的人們作出有違本身利益的行動?「責任」是實體代用品的言語偽裝,試圖不付出而取得一些回報。

如果我們要用上「責任」,是好是用上Charles Frankel的意思 。這位哲學家說:「責任是有限社會安排的產物。」留意Frankel提出社會安排—不是宣傳。

彼此同意的彼此強制

產生責任的社會安排,是建立強制安排,或是類似的安排。考慮銀行劫案。搶劫銀行的歹徒是把銀行當作是公地。可以如何防止?當然不是用語言來喚起他的責任感來試圖管制他的行為,只是依隨Frankel的指導—用宣傳來堅持銀行不是公地;我們尋求有限度的社會安排,確保銀行不會成為公地。這樣一來我們侵犯了潛在劫匪的自由,我們不會否認或後悔。

搶劫銀行的道德觀很容易明白,因為我們接受要完全禁止這種活動。我們情願說「汝不得搶劫銀行」,沒有例外。但節制也可以由強制建立。稅務是一項好的強制措施。要節制市中心的購物者使用車位,我們用停車錶管制短期停車,交通罰款處理長時間停車。我們無需禁止市民泊車,他要停多久就多久;我們只需讓他泊車越久,費用就更高。我們不是提出禁制,而是仔細考慮的偏重方案。廣告人 可能稱之為「說服」,我喜用直率的「強制」。

對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來說,「強制」是髒話,但無需永遠是這樣的。正如其他髒話,暴露於光線之下,一次又一次不帶道歉,不感侷促說出來,都會清洗骯髒感。對許多人來說,強制的含意是遙遠,不負責任的官僚的隨意決定;這不是本來意義的必然部份。我推薦的唯一強制是彼此強制,由大多數受影響的人們彼此同意。

彼此同意強制,並不是說我們需要享受強制,或是假裝享受。誰人會享受納稅?我們全都為納稅發牢騷。但我們接受強制性稅務,因為認識到自願性納稅只會是沒有良知的人得益。我們開創和(抱怨)支持納稅和其他強制性措施來逃避公地的恐怖。

公地以外的另外方案無需是十全十美,只要是較好的。房產和其他實質物品的另外方案是創立產權和法定承繼權。這制度是否完全公正?作為基因曾受訓的生物學者,我持否定見解。對我來說,如果個人承繼要有差別的話,法定擁有權應該和生物性承繼完全關連—那些生物性方面是產業和權力更適合的監護人,應當在法律方面承繼更多。「龍生龍,鳳生鳳」的說法,隱含於我們的法定承繼法律,但經常被基因重組所嘲弄。笨蛋可以承繼百萬家財,和信託基金可以完整保存全部財產。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私有產權法律制度,連同承繼權,是不公正的—但我們接受,因為我們不相信到現時為止,有人發明更好的制度。公地的另外方案是不敢想像的恐怖。不公正比全面毀滅來得好。

改革與保持現況的戰爭,奇特之處之一是被雙重標準無意識地管制。當有改革措施提出時,往往因為反對者找到其中瑕疵而落敗。正如Kingsley Davis指出 :現況的崇拜者有時暗示沒有完全同意的協議,改革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暗示違反史實。我盡可能去了解,自動拒絕改革建議是基於兩項不自覺的假定:(1)現況是十全十美;或(2)我們面對的選擇是改革,或是不採用行動;如果改革建議不是十全十美,我們大概應當不採用行動,等待十全十美的建議。

但是我們不可以全然不動。幾千年來,我們所做的就是採取行動。這也會產生邪惡。一旦我們和道行動就是現況,我們就可以比較可發現的利害,和改革建議的利害比較,盡我們所能因為我們沒有經驗而打折扣。基於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排除認為只能接受完美制度這項不通的假定,作出理性的決定。

承認必然力

或許對人們的人口問題最簡單的摘要是這樣:如果要說道理的話,公地只可以在低人口密度的條件下成立。隨著人類人口增加,公地的觀點必須逐一放棄。

我們先放棄在公地採集食物,把農地圈圍起來,草原,獵區和漁區列為禁區。這些限制不是在全世界都有全部執行。

稍後,我們所見公地作為廢物處置地亦要放棄。西方世界普遍接受限制家庭污水排放;我們仍然苦心經營從公地排除汽車、工廠、殺蟲劑、施肥、和核電裝置的污染。

我們對尋樂的公地弊端的認識還在萌芽階段。對於公眾媒介散播音浪,幾乎沒有限制。購物大眾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被無意義的音樂猛烈襲擊。我們的政府付出億萬美元創造超音速運輸;把一位仁兄快速從此岸送到彼岸,省下三小時,就有五十萬人受到騷擾。廣告商弄髒了電台和電視的大氣電波,污染游人的視覺。立法禁止尋樂公地,我們還有很長的路。這是否因為我們的清教徒傳統視尋樂為罪惡,視痛苦(即是廣告污染)為美德?

每次公地被圈圍,都侵犯了一些人的個人自由。大家都接受往日做成的侵犯,因為現代人不會投訴有損失。我們激烈反對的是新近提出的侵犯;「權利」和「自由」充斥。但「自由」是什麼意思?當人們彼此同意立法禁止搶劫,人類享有更多自由,不是更少。受困於公地邏輯的人們,享用自由只會帶來全面毀滅;一旦人們看清楚彼此強制的必然性,他們變得有自由去追尋其他目標。我相信是黑格爾說過:「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

我們必須承認必然性最重要一點,是放棄生育的公地。沒有技術性的解決辦法,可以從人口過多的憂愁中拯救我們。生育自由會毀滅全體。為了避免困難的決定,現時我們大多數會受誘惑傾向宣傳良知和負責任的父母心。必須抗拒這種誘惑,因為呼籲獨立運作的良知,長期而言是選擇全部良知消失,短期而言增加焦慮。

要保存和孕育其他和更寶貴的自由,唯一的辦法是放棄生育自由,還要快快放棄。「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教育的作用是向大家披露放棄生育自由的必然性。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終結這方面的公地悲劇。
(完)

公地的悲劇:其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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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
Garret Hardin(1915-2003),加州大學,人類生態榮譽退休教授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93) by Garrett Hardin

公地的悲劇(1993)

翻譯:馬景文(自學書院,2006年)
譯文根據「創作共用理念授權條款」發表,準許無限制使用,分發和以任何形式複製作非商業用途,請註明譯文出處和譯者。

1974年,大眾從地球的衛星照片見到「公地的悲劇」的形像。北非的照片上有一片不規則的黑塊,面積為390平方英里。地面探測發現一片被圈圍的土地,綠草青壯。圈圍以外的地已被破壞。

解釋很簡單。圈圍內的土地是私產,分為五份。每年主人把動物移到新部份。四年的休耕期讓草原有時間從放牧中恢復。主人這樣做,是他們有動機照顧他們的土地。農莊以外的土地,不屬於任何人,向遊牧者和他們的牛群開放。牧人雖然對馬克斯一無所知,但追隨著他在1875年發表的名句:「…各取所需。」他們的需求不受管制,隨著動物的數目增加而增長。但供給是由大自然管制,在1970年代初期的旱季急劇減少。牛群超越了環境的自然「承載能力」,泥土被壓緊和侵蝕、不適合飼養牛群的雜草取代了好草。很多牛隻死亡,人也死亡。

150年前對這樣的毀壞已經有理性的解釋。1832年,牛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者William Forster Lloyd檢視英格蘭公地草原(即是不是私人擁有),提出問題:「為什麼公地的牛隻瘦弱,發育遲緩?為什麼公地赤裸荒蕪,種植和鄰近的圈圍地是如此不同?」

Lloyd的答案假定每個公地的濫用者都是為了私利。當公地的承載量已全部利用,牧人會自問:「我應否多加一頭牛?」牛隻是牧人所擁有,所得全歸個人。但草原過度承載做成的損失會由全體牧人「公地化」。因為私人得益大於他的「公地化」損失份額,自私的牧人會多加一頭牛。人同此心,其他牧人也如是。最後,公有產業被毀。

即使牧人明白他們行為的長期後果,沒有一些管制個人行為的強制方法,他們一般是沒有能力防止這樣的損害。理想主義者可能呼籲陷於困局的個人,行為必須由長期後果管制。如果全體作出決定的人都是不自私,是理想的計算者,「各取所需」的分配可能行得通。但我們的世界不是這樣。James Madison在1788年有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即是說,假如全部人都是天使。但在一個全部資源都是有限的世界,公地上一個「非天使」足以破壞全體的環境。

破壞過程分為兩部份。首先,「非天使」從他的「競爭優勢」得到好處(把自己的利益建築在他人之上)。然後,一旦高貴的天使知道自己吃虧,有一些宣布放棄他們的天使行為,試圖走在競爭者之前取回他們公地的份額。換句話說,每一個行得通的分配制度必須切合人類私利的挑戰。在一個物質資源有限,欲望無限的世界,沒有管制的公地無可避免會以破壞告終。我在1968年引用「悲劇」這名稱(註1),「無可避免」說得最為貼切。

當一個分配制度失效,我們先要找出一些公地。海洋的魚類已被大量摧毀,因為人們把「四海自由」解釋為無限制捕魚的權利。魚類事實上是一種公地。1970年代,國家開始宣稱他們的獨有捕魚權利伸延至離岸250英里(取代傳統的3英里)。但這些獨有權利沒有消除公地的問題,只是把公地限制於個別國家。每個國家依然有公地問題:如何基於非公地原則把捕魚權利分配給國民。如果每個政府容許指定漁區有業權,業權人可以把侵佔魚產的人繩之於法,產權人就有動機避免過度捕魚。但政府沒有這樣做。他們反而估算可持續的最大捕魚量,然後以捕魚日子或捕魚總量來限制捕魚。兩種方法都導致漁民過度投資於漁船和工具,因為每個漁民都想先捕為快。

古老時代的英格蘭有節制的傳統,防止公地草原被毀,主要是限制每個牧人飼養的動物的數目(不一定是每個人都一樣數目)。有稱之為「受管理公地」,是社會主義的合理相對詞。從這角度看,社會主義可以是好是壞,視乎管理的質量。正如所有人的事務,永久優秀是沒有擔保的。必須時常緊記羅馬人的警告:誰來監管監管者(註2)?

在特別情況下,即使公地沒有管理也可能行得通,最重要的是物品不會短缺。美國殖民時代的居民任意殺戮野獸,不會危及供給;動物繁殖可以趕得上他們的需求。但隨著人口日增,狩獵和誘捕必須受管制。因此,供求比例是至為重要。

正如哈特教派信徒(註3)社區所顯示,公地的規模(使用人數的多少)也是重要。這些虔誠的教徒居住在美國西北部,依循馬克斯的教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們沒有歸功於馬克斯;聖經多處有同樣的文句。)驟眼來看,哈特教派信徒殖民區似乎真的是沒有管理的公地。但外表是騙人的。這類型的自決單位的人數極為重要。當殖民區人數接近150,個別教徒開始「未盡所能,多取所需。」哈特教派信徒社區的經濟顯示:少於150人,分配制度可以由「羞恥之心」管理;多於這個約數,「羞恥之心」效力減弱。

如果任何社群能夠運作公地制度,像哈特教派信徒這類的誠摯宗教社群應該可以做到。但數目是無法取勝的對手。如Madison所言,非天使成員敗壞了天使。當規模改變了制度特色,工程人員稱為「規模效應」。人類心理學的規模效應限制了公地式制度的可行性。

即使明白公地的缺失,有些地方的改革仍然困難。沒有人擁有地球的大氣層。因此,大氣層成為每個人排放廢物的棄置公地。如此行為的無心後果是酸雨、溫室效應、和侵蝕地球的保護性臭氧層。工業界,甚至國家,傾向認為潔淨工業排放是非常昂貴。海洋也成為棄置公地。繼續維護污染的自由將會為全體帶來毀滅。國家只是開始逐漸發展限制損害的管制。

儲蓄和借貸危機中同樣有公地悲劇。聯邦政府一手導致這悲劇,成立聯邦儲蓄貸款保險公司,解除儲蓄貸款銀行存戶的擔心,保證如果儲蓄貸款銀行倒閉,存戶的存款可以由納稅人賠償。效果就是政府把納稅人的金錢變成儲蓄貸款銀行和存戶可能濫用的公地。儲蓄貸款銀行有動機作出有風險的投資,而存戶不會上心,因為他們不用負擔成本。以上的一切,連同聯邦政府對儲蓄貸款銀行的監管失效,導致廣泛敗積。這些損失被「公地化」於國家的納稅人當中,對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帶來嚴重後果。

不收路費的道路擠塞,是政府創造公地悲劇的另一個例子。如果道路是私人擁有,擁有者可以收費,而人們可以考慮是否使用。私有道路可能採用最大運輸量定價,視交通流量高低而收費不同。但政府以稅款建造道路,一般不會收費。政府把道路變成公地。後果是擠塞。

註1. 作者的1968年同名文章參見上欄。
2.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3. Hutterite,哈特教派信徒,美國西北部各洲及加拿大的孟諾教派的一支

進一步閱讀
Berkes, Fikret.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1989.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48.
Hardin, Garrett. "Living on a Lifeboat." BioScience 24 (1974): 561-68.
Hardin, Garrett. Filters against Folly. 1985.
Hardin, Garrett. and John Bade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1977.
Hiatt, Howard H. America's Health in the Balance. 1987.
McCay, Bonnie J., and James M. Acheson, eds.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1987.
McGoodwin, James R. Crisis in the World's Fisheries. 1990.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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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Hardin:公地的悲劇 1968, 1993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三 6月 30, 2010 1:47 pm

原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 (1968)
《科学Science》162(1968):1243-1248页
圖檔

公地的悲剧 Garrett Hardin原作, 1968年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5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J.B. Wiesner和H.F. York在一篇关于核子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文章结尾时说:「武器竞赛的双方都是…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认为这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国只是在科学和科技这方面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令情况恶化。」

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是问题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差不多都隐喻评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变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需或只是稍为改变人的道德价值或概念。

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有技术性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以前的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会断言没有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Wiesner和York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小心翼翼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组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或是更明确地说:认定和讨论这些问题是其中之一。

要表明这类问题不是空号很容易。还记得划井游戏。想一想:「我如何赢划井游戏?」假设(依照赛局理论的惯例)我的对手是个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赢。换句话说,问题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要赢,我只能把「赢」的意义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对方的头,可以弄虚作假。每一种我要「赢」的方法,都是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我们认知了解的游戏。(我当然可以公开放弃—不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样。)

「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有其他的命题。我的论题:大家惯常认知的「人口问题」是这样的命题。要说明一下大家是怎样惯常认知的。持平的说,大多数人为人口问题苦恼,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过多的邪恶,但不放弃他们正在享受的特权。他们以为海洋养殖或发明小麦新品种会解决问题—从技术方面。我尝试证明他们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人口问题正如要赢划井游戏,不能技术性解决。

我们要最大化什么?

如马尔萨斯 所言,人口自然地以「几何级数」增加,或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函数增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这即是说世界物品的人均份额必然减少。我们的世界是否有限?

一个中肯的抗辩说法:世界是无限的,或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不是无限。但是,从实际问题角度来看以后几代人和可见的科技,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是实时假设陆上人类可用的世界是有限的,我们会大大增加人类的痛苦。「太空」不是逃生门。

有限的世界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后,人口增长必然是零。(零增长的永恒大幅度上下波动是无关宏旨的变动,不在此讨论。)当条件符合,人类的情况会是怎样?明确地说,边泌 的目标:「最大数目的最大好处」能否实现?

不可能—理由有二,单是一个已足够。第一个理由是理论性。数学上,两个函数是不可能同时最大化。Neumann和Morgenstern已经清楚说明 ,其中的绝对原理是起码可以追溯至D'Alembert (1717-1783) 的偏微分方程式。

第二个理由是直接源于生物事实。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须有一个能源来源(例如食物)。能源用于两个目的:维生和工作。人要维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 千卡路里(维生卡路里)。维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义为工作,由摄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于我们日常谈到的工作;所有享乐形式都需要:游泳、赛车、音乐,吟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口最大化,我们要做什么是很明显。我们要每个人的工作卡路里最接近零。没有可口美食,没有渡假,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我以为无需争议或实证,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会物品最大化。边泌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我在达成以上的结论时,作出一贯的假定,问题就是取得能源。有了核能,有些人会质疑这假定。但是,即使有无穷能源,人口增长依然带来不可逃避的问题。正如J. H. Fremlin机智表达,取得能源的问题,被能源消散取而代之 。分析的算术符号正负倒转;但边泌的目标是不能达到。

因此,最合适的人口是少于最大。定义最合适的困难大;依我所知,没有人曾郑重处理这问题。要达致一个可接受和稳定的解决办法,需要多过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和更大说服力。

我们期望每个人有最大好处;但什么是「好处」?某人的好处是荒原,另一人是大众的滑雪小屋。某人的好处是河口盛产水鸭,供猎人射击;另一人是工厂用地。我们一般说比较各人的心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物品是不配比较。不配比较就是不能比较。

理论上这可能是对的;但实际生活中不配比较是可以衡量的。只需要一套判断的标准和比重的制度。大自然的标准就是生存。何等物种较好: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有劲力?物竞天择会比较不配比较的。达致的妥协是视乎大自然为众多变量的价值作出比重。

人必须模仿这过程。无可置疑地,他事实上不自觉地已是如此。只有当隐藏的决定表面化时才有争端。未来的工作难题是要作出一个可接受的比重理论。这项智力难题因协同作用,非线性变化,和考虑将来而变得困难,但(原则上)不是不可能解决。

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组群解决了这实际问题,即使是直觉层面?一个简单事实证明还没有:现今世界没有繁荣人口在一段时期内达致零增长。只要任何人在直觉上认定最佳点,就可以很快达到,之后增长率为零,其后亦保持为零。

当然,增长率为正数,可以作为人口在最佳点之下的证据。但是,以任何理性标准来看,今天世上增长最快的人口,(一般而言)是最悲惨的。这种连系(无须是一成不变的)令人对所谓正数增长率表示人口还没有达致最佳点的乐观假定感到怀疑。

迈向人口最佳数目,我们要驱逐亚当‧史密的实践人口学的幽灵,才可以取得寸进。「国富论」 (1776) 广为宣扬「无形之手」,这概念即是个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被无形的手指挥,推动…公众利益。」 亚当‧史密没有宣称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随者也没有。但他带动的主导思想趋势自此干扰着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性行动。这种趋势就是假定个人决定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决定。如果这假定是正确的,现在的自由放任生育政策是有据可依。如果这假定是错误的,我们重新检视种种个人自由,看看那些是可以辩护的。

公地自由的悲剧

无形之手控制人口的反驳论点,最先见诸1833年一位业余数学家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 撰写的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可称之为「公地悲剧」;「悲剧」一词借用自哲学家Whitehead :「戏剧性的悲剧要素不是不快乐,而是蕴藏于事物无懊无悔运作的严肃性。」他续后又说:「命运之无可避免,只能以人生不如意事引证,只有这样戏剧才可显现逃避是徒然的。」

公地悲剧是如此发展的。想象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牛郎都会在公地饲养最多的牛只。数百年来,这样的安排都是相安无事,因为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把人和动物的数目保持在土地承载能力之下。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是醒悟的时候了。这时,公地的内在逻辑无情地导致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名牛郎追求取得最大得益。或明或暗,有意无意,牛郎抚心自问:「牛群多添一头,对我有什么效益?」这效应有正、负成份各一。

(1)多一头动物的函数是正成份。出售牛只的收益全归牛郎,所以正效益接近+1。
(2)负数部份是多一头动物造成的过度放牧的函数。因为过度放牧的效果由全体牛郎承担,所以任何一位牛郎作出决定,负效益只是 -1的小部份。

把这些效益成份相加,理性牛郎总结他只有一个理性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这也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牛郎的结论。悲剧因此而起。每个人都是被制度束缚,驱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牛只—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好利益,而整体是走向毁灭的终点。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

有人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这不是码?某程度上来说,我们几千年前就学会了,但物竞天择偏向于心理否认 。纵使个人也是成员的社会受损,个人会因为取得私利而否认真相。教育可以对衡做错事的自然倾向,但必须持续才可以对抗一代传一代的无情力。

几年前,在麻省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知识逐渐消失。圣诞节购物期间,市中心的停车表用胶袋遮掩,上有告示:「圣诞节后重开。免费停车由市长和市议会提供。」换句话说,面对本来已是短缺的停车位的需求增加,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们怀疑他们这倒退的行为是得(选票)大于失。)

大概是同样道理,我们长久以来已明白公地的逻辑,可能是自从发现农业或发明私人房地产的产权。但了解的大都是特殊个案,不足以一般而论。即使到了现在,租用西部山区国家土地的牧人证实这样矛盾的了解;他们向联邦机关施压,要求增加牛只数目,几乎因为过度放牧导致侵蚀和杂草丛生。全球海洋依然因为公地哲理残存而受害。海洋国家依然听从「四海自由」的口令。他们声言相信「海洋有无穷资源」,令多种鱼类和鲸鱼几乎灭绝。

国家公园是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现今是对外开放,没有限制。公园范围是有限的—只有一个优胜美谷 —但人口增长没有限制。公园访客享乐的价值逐渐减弱。很简单,我们要尽快不要把公园当作公地,否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

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几个方案。可以出售为私人产业;可以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分配进入的权利。分配可以是以财富为基础,用拍卖方式。亦可以根据一些彼此同意的标准来定优劣。可以是彩票。或是先到先得,由人龙决定。我以为以上提到的都令人反感。但我们必须选择—或是默许我们称为国家公园的公地被毁。

污染

公地悲剧的反面是污染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学、放射性、和热力废物;往空气排放有害和危害的气体;在视线所及树立令人分神和不悦目的广告。计算效益和前述一样。理性人发觉他向公地排放废物的成本,是少于排放前洁净废物的成本。无个人都是一样;只要我们这些独立,理性,自由的投机者自作妄为,大家都受缚于「自家弄脏自家」的制度。

食物篮子的公地悲剧,因为私产或类似的正式安排而避免了。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不能轻易地分隔,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防止污水坑公地悲剧:强制的法律或税务措施,做成污染者在排放前处理污染物成本比不处理为低。我们解决这问题的进展,不如解决第一个问题。停止我们耗尽地球的直接资源的私产概念,实际上助长污染。小河岸边工厂的主人—他的产权伸延到小河的中央—不容易明白弄脏流经门前的河水不是他的自然权利。法律永远赶不上时代,需要修修补补来适应这「公地」的新意识。

污染问题是人口的后果。未开发地区的孤独居民如何弃置废物,没有所谓。祖父以前常说:「水流十里,自我净化。」当他是小孩时,这神话可能近乎真理,因为没有太多人。但人口变得密集,大自然的化学和生物循环过程负荷过重,呼唤产权要重新定义。

如何为节制立法?

分析污染问题作为人口密度连带产生的事物,带出一项不是普遍了解的道德原则:行动的道德是其进行时体制情况连带产生的事物 。把公地用作污水池,在未开发情况不会危及大众,因为没有大众;在大都市这样做就不能忍受。一百五十年前,平地居民杀死野牛,只割下牛舌头做晚餐,其他的弃掉。他不是浪费。今天只余下几千头野牛,同样的行为令人惊骇。

顺带一提,不能由一张相片决定行动的道德。除非知道某人行动时的整体体系,我们不知道某人杀象或放火烧草是否危及他人。中国古人有言:「一张图画可代千言万语」,但可能要用千言万语来证实图画。生态学者和改革者一般试图用相片快捷方式来说服他人。但相片不能摄影辩论的要义;这必须用文字理性表达。

以前编理道德,没有注意到道德是和体系有紧密关系。传统的道德指令形式:「汝不得…」没有顾及特别环境。我们社会的法律依循古老道德的模式,所以大大不适用于复杂,人多和可改变的世界。我们的团团转解决办法是用行政法扩大法定的法律。实际上是不可能列出在后园烧垃圾或是没有烟雾管制开车的全部情况,我国立法把细节下放给官僚。行政法就是这样来的;有一个古老的理由令我们担心—谁来监管监管者 ?John Adams说过,我们必须有「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行政官僚尝试评价处于整个体系的行动的道德,容易变得腐败,贪污;产生人治的政府,不是法治。

立法禁止容易(但执法不一定如是);但我们如何为「节制」立法?经济指出用行政法来仲裁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对「谁来监管」的感受防碍利用行政法,我们是不必要地限制了可行的办法。我们应当保留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不能避免可怕的危险。我们面对的大挑战,是发明矫正的回馈,保证监管者大公无私。我们必须找出方法,为监管者和矫正的回馈立法,赋予所需权力。

自由生育是不能容忍

人口问题在另一方面涉及公地悲剧。在一个由「狗吃狗」原则管治的世界—如果曾经有这样的世界—一个家庭有多少子女不会受公共关注。为人父母生育过多子女,存活的后裔只会少,不会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照顾子女。David Lack和其他人发现这样的负面回馈控制了鸟类的生育力。 但人类不是鸟类,超码在过去几千年都不是如此。

如果每个人类家庭都是依赖本身的资源;如果眼光短浅父母的子女饥饿致死;如果过度生育为生殖细胞带来自我的「惩罚」—那么管制家庭生育是不涉公共利益。但我们的社会是深深地受福利国家所约束 ,因而面对公地悲剧的另一面。

在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如何应付以过度生育来保证扩大本身的家庭,宗教,种族,或阶层(或是任何可以识别和有凝聚力的社群) ?自由生育的概念,连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足以令世界逃脱不了悲惨的行动。

不幸地,这正是联合国要采取的行动。1967年后半年,约三十个国家同意「人权宣言描述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单位。因此家庭人口的任何选择和决定,无可置疑是由家庭作出,不可听命于他人。」

要明确否定这项权利的合法性是痛苦的;要否定,人们感到不安,正如十七世纪的麻省居民否定女巫存在的现实。现时,自由主义阵营视批评联合国为禁忌,感觉是联合国是「我们最后,最好的希望」,我们不应吹毛求瑕,不要让顽固保守主义者玩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话:「朋友禁制的真理,是敌人最灵活的武器。」如果我们深爱真理,我就必须公开否定人权宣言的合法性,虽然这是联合国所推广。我国应当联同Kingsley Davis ,试图改变「计划生育-世界人口组织 」追随同一悲剧性理想的错误。

良知是自我消除

认为长期控制人类生育是诉诸良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Charles Galton Darwin在他祖父的伟大著作百年纪念时发言时,就指出这点。达尔文式的论点简单直接。

人各不同。面对限制生育的呼吁,无疑有些人的反应比较积极。比起那些易受良知影响的人,那些多子女的占下一代的比例较大。这些差别会一代传一代的重复。

C. G. Darwin如是说:「可能要经历几百世代才发展出这种偏重繁殖的本能;如确实如此,大自然会报复的。避孕人品种会灭绝,被生殖人品种取代。」

这论点是假设生儿育女的良知或欲望(无所谓是那一种)是遗传的—所谓遗传是以最一般性的正式意思而言。用J. Lotka的定义来说:无论这态度是经生殖细胞或是体外传播,结果都是一样。(如果否定后者的可能性,也否定前者,那么教育有什么意义?」以上是在人口问题的背景提出这个论点,但这也适用于社会呼吁滥用公地的个人,为了大众利益而抑制自己的任何情况—利用他的良知。利用这样的呼吁,是设立一个最终消除人类良知的选择性机制。

良知的致病效果

呼吁良知的长期弊端已足以宣告废弃这作法;这亦有短期缺失。当我们要求滥用公地的人们,「因良知之名」而停止,可以对他说什么呢?他会听到什么?—不止是当时,也是夜深人静,半睡半醒时,他记得我们的说话,也记我们的非言语沟通暗示?有意无意之间,他迟早体会到他接收到两种讯息,而彼此是矛盾的:(1)(存心的讯息)「如果你不遵纪,我们会公开谴责你没有作为负责任的公民」;(2)(无意的讯息)「如果你听话而行,我们会暗中责怪你头脑简单,骂几句就站在一旁,容许我们这些人继续滥用公地。」

每个人都陷于Bateson称之为「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和同僚有一个言之成理的说法,认为进退两难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成因。 进退两难,不一定是这样有害,但人若陷于其中,会危及精神健康。尼采如是说:「良心不安,是一种疾病。」

唤起他人的良知,对试图超越法定限制,伸展控制的人来说,是具诱惑的。最高领导人屈从于这种诱惑。在过去一代人,是否有总统从不号召工会自愿节制他们对较高工资的要求,或是要求钢铁公司遵守定价的自动指引?记忆所及,没有。每一次的用词遣字都着意在令不合作者有犯罪感。

几百年来,一直都假定犯罪感是文明生命中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成份。在这个后弗罗伊德的世界,我们有怀疑。

Paul Goodman从现代观点来看:「犯罪感从来没有带来好事,无论是智能,政策或热情。犯罪者只关注自己,不会留意犯错的事物,甚至不会留意本身的利益(这可能有意思),只留意本身的焦虑。」

我们不需要是专业心理学家才看出焦虑的后果。我们在西方社会中,正从两百年的欲望黑暗年代走出来;这年代部份是由禁制性法律所维系,但可能更为见效的是教育的产生焦虑机制。Alex Comfort在The Anxiety Makers 描述得很好;这并不是赏心悦目的。

因为取证困难,我们甚至可能承认焦虑的后果,可能有时从某些观点来看,是值得的。我们要提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作为政策,我们应否鼓励使用一项倾向(如果不是动机)于心理病态的技术。这些日子中,我们时常听到提及负责任—父母心;这两个相连的词语也包括在一些专注于控制生育的组织。有人提出庞大的宣传,向全国(或是全世界)的生育者灌输责任感。但什么是良知的意义?当我们引用「责任」而没有相当的制裁,我们是否在吓唬公地的人们作出有违本身利益的行动?「责任」是实体代用品的言语伪装,试图不付出而取得一些回报。

如果我们要用上「责任」,是好是用上Charles Frankel的意思 。这位哲学家说:「责任是有限社会安排的产物。」留意Frankel提出社会安排—不是宣传。

彼此同意的彼此强制

产生责任的社会安排,是建立强制安排,或是类似的安排。考虑银行劫案。抢劫银行的歹徒是把银行当作是公地。可以如何防止?当然不是用语言来唤起他的责任感来试图管制他的行为,只是依随Frankel的指导—用宣传来坚持银行不是公地;我们寻求有限度的社会安排,确保银行不会成为公地。这样一来我们侵犯了潜在劫匪的自由,我们不会否认或后悔。

抢劫银行的道德观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接受要完全禁止这种活动。我们情愿说「汝不得抢劫银行」,没有例外。但节制也可以由强制建立。税务是一项好的强制措施。要节制市中心的购物者使用车位,我们用停车表管制短期停车,交通罚款处理长时间停车。我们无需禁止市民泊车,他要停多久就多久;我们只需让他泊车越久,费用就更高。我们不是提出禁制,而是仔细考虑的偏重方案。广告人 可能称之为「说服」,我喜用直率的「强制」。

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强制」是脏话,但无需永远是这样的。正如其他脏话,暴露于光线之下,一次又一次不带道歉,不感局促说出来,都会清洗肮脏感。对许多人来说,强制的含意是遥远,不负责任的官僚的随意决定;这不是本来意义的必然部份。我推荐的唯一强制是彼此强制,由大多数受影响的人们彼此同意。

彼此同意强制,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享受强制,或是假装享受。谁人会享受纳税?我们全都为纳税发牢骚。但我们接受强制性税务,因为认识到自愿性纳税只会是没有良知的人得益。我们开创和(抱怨)支持纳税和其他强制性措施来逃避公地的恐怖。

公地以外的另外方案无需是十全十美,只要是较好的。房产和其他实质物品的另外方案是创立产权和法定承继权。这制度是否完全公正?作为基因曾受训的生物学者,我持否定见解。对我来说,如果个人承继要有差别的话,法定拥有权应该和生物性承继完全关连—那些生物性方面是产业和权力更适合的监护人,应当在法律方面承继更多。「龙生龙,凤生凤」的说法,隐含于我们的法定承继法律,但经常被基因重组所嘲弄。笨蛋可以承继百万家财,和信托基金可以完整保存全部财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私有产权法律制度,连同承继权,是不公正的—但我们接受,因为我们不相信到现时为止,有人发明更好的制度。公地的另外方案是不敢想象的恐怖。不公正比全面毁灭来得好。

改革与保持现况的战争,奇特之处之一是被双重标准无意识地管制。当有改革措施提出时,往往因为反对者找到其中瑕疵而落败。正如Kingsley Davis指出 :现况的崇拜者有时暗示没有完全同意的协议,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暗示违反史实。我尽可能去了解,自动拒绝改革建议是基于两项不自觉的假定:(1)现况是十全十美;或(2)我们面对的选择是改革,或是不采用行动;如果改革建议不是十全十美,我们大概应当不采用行动,等待十全十美的建议。

但是我们不可以全然不动。几千年来,我们所做的就是采取行动。这也会产生邪恶。一旦我们和道行动就是现况,我们就可以比较可发现的利害,和改革建议的利害比较,尽我们所能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而打折扣。基于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排除认为只能接受完美制度这项不通的假定,作出理性的决定。

承认必然力

或许对人们的人口问题最简单的摘要是这样:如果要说道理的话,公地只可以在低人口密度的条件下成立。随着人类人口增加,公地的观点必须逐一放弃。

我们先放弃在公地采集食物,把农地圈围起来,草原,猎区和渔区列为禁区。这些限制不是在全世界都有全部执行。

稍后,我们所见公地作为废物处置地亦要放弃。西方世界普遍接受限制家庭污水排放;我们仍然苦心经营从公地排除汽车、工厂、杀虫剂、施肥、和核电装置的污染。

我们对寻乐的公地弊端的认识还在萌芽阶段。对于公众媒介散播音浪,几乎没有限制。购物大众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被无意义的音乐猛烈袭击。我们的政府付出亿万美元创造超音速运输;把一位仁兄快速从此岸送到彼岸,省下三小时,就有五十万人受到骚扰。广告商弄脏了电台和电视的大气电波,污染游人的视觉。立法禁止寻乐公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这是否因为我们的清教徒传统视寻乐为罪恶,视痛苦(即是广告污染)为美德?

每次公地被圈围,都侵犯了一些人的个人自由。大家都接受往日做成的侵犯,因为现代人不会投诉有损失。我们激烈反对的是新近提出的侵犯;「权利」和「自由」充斥。但「自由」是什么意思?当人们彼此同意立法禁止抢劫,人类享有更多自由,不是更少。受困于公地逻辑的人们,享用自由只会带来全面毁灭;一旦人们看清楚彼此强制的必然性,他们变得有自由去追寻其他目标。我相信是黑格尔说过:「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

我们必须承认必然性最重要一点,是放弃生育的公地。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可以从人口过多的忧愁中拯救我们。生育自由会毁灭全体。为了避免困难的决定,现时我们大多数会受诱惑倾向宣传良知和负责任的父母心。必须抗拒这种诱惑,因为呼吁独立运作的良知,长期而言是选择全部良知消失,短期而言增加焦虑。

要保存和孕育其他和更宝贵的自由,唯一的办法是放弃生育自由,还要快快放弃。「自由是必然性的了解」—教育的作用是向大家披露放弃生育自由的必然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终结这方面的公地悲剧。
(完)

公地的悲剧:其他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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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
Garret Hardin(1915-2003),加州大学,人类生态荣誉退休教授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93) by Garrett Hardin

公地的悲剧(1993)

翻译:马景文(自学书院,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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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大众从地球的卫星照片见到「公地的悲剧」的形像。北非的照片上有一片不规则的黑块,面积为390平方英里。地面探测发现一片被圈围的土地,绿草青壮。圈围以外的地已被破坏。

解释很简单。圈围内的土地是私产,分为五份。每年主人把动物移到新部份。四年的休耕期让草原有时间从放牧中恢复。主人这样做,是他们有动机照顾他们的土地。农庄以外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向游牧者和他们的牛群开放。牧人虽然对马克斯一无所知,但追随着他在1875年发表的名句:「…各取所需。」他们的需求不受管制,随着动物的数目增加而增长。但供给是由大自然管制,在1970年代初期的旱季急剧减少。牛群超越了环境的自然「承载能力」,泥土被压紧和侵蚀、不适合饲养牛群的杂草取代了好草。很多牛只死亡,人也死亡。

150年前对这样的毁坏已经有理性的解释。1832年,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者William Forster Lloyd检视英格兰公地草原(即是不是私人拥有),提出问题:「为什么公地的牛只瘦弱,发育迟缓?为什么公地赤裸荒芜,种植和邻近的圈围地是如此不同?」

Lloyd的答案假定每个公地的滥用者都是为了私利。当公地的承载量已全部利用,牧人会自问:「我应否多加一头牛?」牛只是牧人所拥有,所得全归个人。但草原过度承载做成的损失会由全体牧人「公地化」。因为私人得益大于他的「公地化」损失份额,自私的牧人会多加一头牛。人同此心,其他牧人也如是。最后,公有产业被毁。

即使牧人明白他们行为的长期后果,没有一些管制个人行为的强制方法,他们一般是没有能力防止这样的损害。理想主义者可能呼吁陷于困局的个人,行为必须由长期后果管制。如果全体作出决定的人都是不自私,是理想的计算者,「各取所需」的分配可能行得通。但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James Madison在1788年有言:「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即是说,假如全部人都是天使。但在一个全部资源都是有限的世界,公地上一个「非天使」足以破坏全体的环境。

破坏过程分为两部份。首先,「非天使」从他的「竞争优势」得到好处(把自己的利益建筑在他人之上)。然后,一旦高贵的天使知道自己吃亏,有一些宣布放弃他们的天使行为,试图走在竞争者之前取回他们公地的份额。换句话说,每一个行得通的分配制度必须切合人类私利的挑战。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世界,没有管制的公地无可避免会以破坏告终。我在1968年引用「悲剧」这名称(注1),「无可避免」说得最为贴切。

当一个分配制度失效,我们先要找出一些公地。海洋的鱼类已被大量摧毁,因为人们把「四海自由」解释为无限制捕鱼的权利。鱼类事实上是一种公地。1970年代,国家开始宣称他们的独有捕鱼权利伸延至离岸250英里(取代传统的3英里)。但这些独有权利没有消除公地的问题,只是把公地限制于个别国家。每个国家依然有公地问题:如何基于非公地原则把捕鱼权利分配给国民。如果每个政府容许指定渔区有业权,业权人可以把侵占鱼产的人绳之于法,产权人就有动机避免过度捕鱼。但政府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估算可持续的最大捕鱼量,然后以捕鱼日子或捕鱼总量来限制捕鱼。两种方法都导致渔民过度投资于渔船和工具,因为每个渔民都想先捕为快。

古老时代的英格兰有节制的传统,防止公地草原被毁,主要是限制每个牧人饲养的动物的数目(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一样数目)。有称之为「受管理公地」,是社会主义的合理相对词。从这角度看,社会主义可以是好是坏,视乎管理的质量。正如所有人的事务,永久优秀是没有担保的。必须时常紧记罗马人的警告:谁来监管监管者(注2)?

在特别情况下,即使公地没有管理也可能行得通,最重要的是物品不会短缺。美国殖民时代的居民任意杀戮野兽,不会危及供给;动物繁殖可以赶得上他们的需求。但随着人口日增,狩猎和诱捕必须受管制。因此,供求比例是至为重要。

正如哈特教派信徒(注3)小区所显示,公地的规模(使用人数的多少)也是重要。这些虔诚的教徒居住在美国西北部,依循马克斯的教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没有归功于马克斯;圣经多处有同样的文句。)骤眼来看,哈特教派信徒殖民区似乎真的是没有管理的公地。但外表是骗人的。这类型的自决单位的人数极为重要。当殖民区人数接近150,个别教徒开始「未尽所能,多取所需。」哈特教派信徒小区的经济显示:少于150人,分配制度可以由「羞耻之心」管理;多于这个约数,「羞耻之心」效力减弱。

如果任何社群能够运作公地制度,像哈特教派信徒这类的诚挚宗教社群应该可以做到。但数目是无法取胜的对手。如Madison所言,非天使成员败坏了天使。当规模改变了制度特色,工程人员称为「规模效应」。人类心理学的规模效应限制了公地式制度的可行性。

即使明白公地的缺失,有些地方的改革仍然困难。没有人拥有地球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成为每个人排放废物的弃置公地。如此行为的无心后果是酸雨、温室效应、和侵蚀地球的保护性臭氧层。工业界,甚至国家,倾向认为洁净工业排放是非常昂贵。海洋也成为弃置公地。继续维护污染的自由将会为全体带来毁灭。国家只是开始逐渐发展限制损害的管制。

储蓄和借贷危机中同样有公地悲剧。联邦政府一手导致这悲剧,成立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解除储蓄贷款银行存户的担心,保证如果储蓄贷款银行倒闭,存户的存款可以由纳税人赔偿。效果就是政府把纳税人的金钱变成储蓄贷款银行和存户可能滥用的公地。储蓄贷款银行有动机作出有风险的投资,而存户不会上心,因为他们不用负担成本。以上的一切,连同联邦政府对储蓄贷款银行的监管失效,导致广泛败积。这些损失被「公地化」于国家的纳税人当中,对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带来严重后果。

不收路费的道路挤塞,是政府创造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如果道路是私人拥有,拥有者可以收费,而人们可以考虑是否使用。私有道路可能采用最大运输量定价,视交通流量高低而收费不同。但政府以税款建造道路,一般不会收费。政府把道路变成公地。后果是挤塞。

注1. 作者的1968年同名文章参见上栏。
2.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3. Hutterite,哈特教派信徒,美国西北部各洲及加拿大的孟诺教派的一支

进一步阅读
Berkes, Fikret.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1989.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48.
Hardin, Garrett. "Living on a Lifeboat." BioScience 24 (1974): 561-68.
Hardin, Garrett. Filters against Folly. 1985.
Hardin, Garrett. and John Bade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1977.
Hiatt, Howard H. America's Health in the Balance. 1987.
McCay, Bonnie J., and James M. Acheson, eds.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1987.
McGoodwin, James R. Crisis in the World's Fisheries. 1990.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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