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yek: 社會的知識之應用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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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k: 社會的知識之應用 (1945)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5月 23, 2008 1:54 pm

英語原文http://www.virtualschool.edu/mon/Economics/HayekUseOfKnowledge.html
譯文參考不具名原譯〈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修正和改譯。如有冒犯或侵權,請見諒及告知更正。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5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简体版在下半栏。

社會的知識之應用(海耶克)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Friederich Hayek) 1945

當我們試圖建立理性的經濟秩序時,想要解決什麼問題?根據某些常見的假設,答案十分簡單。假如我們具有一切有關的訊息、假如我們開始時就有一套已知的偏好制度、假如我們掌握現有方法的全部知識,剩下的就純粹是邏輯問題。即是,「什麼是現有方法的最好利用」這問題的答案已隱含在我們的假設。解答這個最優化問題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已全部列出,可以用數學方式作最好表述;最簡單的說法,這就是任何兩個商品或要素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其邊際替換率必須相同。

然而,這明顯不是社會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為解決這個邏輯問題所開發的經濟運算,儘管是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重要的一步,亦未能為此提供答案。其原因是,就整個社會而言,經濟運算開始的“數據”從來不是“賦予”可以了解其影響的單一頭腦,因而從來沒有這樣賦予。

理性的經濟秩序問題其獨特的性質,剛好是取決於我們必須利用關於情況的知識,從未以集中或綜合的形式存在,而只是個別人士掌握的不全面而且時常矛盾的零碎知識。因此,如果“賦予” 意謂由一方一人有意識地解決由這些“數據”構成的問題,社會的經濟問題就不只是如何分配“賦予”的資源,而是如何確保最佳利用任何社會成員知道的資源,以達致這些人士才知道其相對重要性的目標。簡而言之,這問題是如何利用沒有整體賦予任何人的知識。

上述基本問題的這一特點,恐怕經濟理論中的許多改良方法──尤其是許多利用數學的方法──沒有澄清,反而搞混了。雖然我想在本文主要闡述理性的經濟體制問題,我將多次指出它與某些方法論問題的密切聯繫。我想說明的許多論點,其實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徑不期而遇匯集所得的結論。但就我現在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這不是偶然的。我認為目前許多關於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爭論,其共通源頭都是對社會的經濟問題本質的誤解,而誤解是源於我們把處理自然現象時養成的思維習慣,錯誤地轉用於社會現象。

在普通語言中,我們以「計劃」一詞形容分配現有資源的相互關聯。在此意義上,所有經濟活動都是計劃;在任何眾人協作的社會中,這計劃不管由誰制訂,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依據起初是計劃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後又以某種方式傳給計劃者的知識。人們賴以制訂計劃的知識其傳遞途徑,是任何解釋經濟流程的理論的至關重要問題,而利用起初分散於眾人的知識的最好途徑,至少是經濟政策──或設計有效率的經濟體制──的主要問題之一。

這問題的答案與此處提出的另一問題──誰來制訂計劃──密切相關。這問題是正是所有關於“經濟計劃”爭論的核心。這不是爭議是否要作出計劃。這爭議是計劃應否由一個權威為整個經濟體系集中制訂,或是分散於眾人?在當前爭論中,所使用「計劃」一詞的特定意義,必然是指「中央計劃」──根據一個統一的計劃指導整個經濟體系。而競爭則指許多個別人士的分散計劃。居於兩者之中是把計劃下放到有組織的業界,有許多人談論但一旦看到便少有人喜歡,換言之就是壟斷。

三種制度中哪一種效率可能較高,主要取決於我們可預期哪一種制度能夠更為充分利用現有的知識,這又取決於哪一制度較有可能成功:將所有應被利用、但原來分散在許多不同個人的知識交由單一中央機構處理,或是向個人灌輸額外知識,以使他們能與他人的計劃彼此配合?

有一點是相當明顯的,不同種類的知識,其定位是不同的;我們問題的答案因此主要是在於不同種類知識的相對重要性;那些更可能為某些個別人士支配的知識,以及那些我們較有信心預期經適當挑選的專家組成的權威機構掌握的知識。如果當今人們廣泛認為後者的地位較好,那只是因為一種稱為「科學知識」的知識佔據了公眾想像的顯赫地位,以致我們幾乎忘記這種知識不是絕無僅有。也許可以承認,就科學知識而言,一群經適當挑選的專家也許最能掌握全部現有的最好知識──儘管這樣只是把困難轉嫁到挑選專家這問題。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這個問題能容易解決,這也只是範圍更廣的問題其中一小部份。

今天,認為科學知識不是全部知識的總和就是異端邪說。但只要稍加思索就無可置疑知道有許多非常重要但未有組織,不能稱之為科學性的知識,那就是關乎特定時間和地點(特時特地)的知識。正因為每個人實際上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獨一無二訊信息而優勝於他人,而利用這些訊息只能取決於他個人,或是他主動參與。我們只需想起,無論從事任何職業,在完成理論培訓後,還必須學習那麼多東西,學習各種特別工作佔了我們工作生涯的多麼大的一部份,而在各行各業中,了解人、了解當地環境、了解特殊情況是多麼寶貴的資產。知道以及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機器,或懂得更好利用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應中斷時能提取的額餘儲備,對社會的好處和了解更好的可用技術同樣有用。利用空載或半空載貨船運貨謀生的船主,或是其全部知識幾乎只是知道臨時機會的地產經紀,或從不同地方商品價格的差價獲利的套利者,全都是以不為他人所知、一瞬即逝情況的專門知識,發揮顯著有用的功能。

奇怪的是,這種知識今天一般竟遭到蔑視,掌握這種知識的人如果勝過掌握更好的理論或技術知識的人,幾乎被認為是行為不端。因更好掌握通訊或運輸設施的知識而獲益,有時被認為近乎不誠實,雖然社會利用這方面的最好機會與利用最新科學發現是同樣重要。這種偏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重生產輕營商的態度。即使那些自視為完全擺脫過去粗疏唯物謬論的經濟學家,在看待取得這種實用知識的行為上,也屢犯同樣的錯誤──這顯然是因為在他們的事物體系中,所有這類知識都是“賦予”的。普遍的看法是,所有這類知識應該理所當然地很容易為每個人掌握,而指責現有經濟秩序不合理,往往是基於這種知識不是隨手可得。這種觀點忽視了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如何能使這種知識盡可能容易獲得。

如果貶低特時特地的知識其重要性是當今時尚,這與「改變」本身的重要性已低貶緊密相連。誠然,以某些會大幅度修改生產計劃的改變而言,“計劃者”對其重要性和頻率所作的假設(一般是暗示性的),與對手相差無幾。當然,如果詳盡的經濟計劃能事先長時間已制訂,然後徹底貫徹,以後無需作出重大的經濟決策,則制訂支配一切經濟活動的全面計劃的任務就會輕鬆得多。

也許,值得強調的是經濟問題必然和只會因為改變而引起。事情一成不變,或至少一如所料,就不會有新問題需要決策,也不需要制訂新計劃。認為改變或至少日常的調整在現代已經較不重要,是暗示經濟問題已變得較不重要。由於這個原因,相信改變的重要性日趨減縮,一般也認為經濟考慮的重要性已讓位技術知識與時俱增的重要性。

有了現代生產的精細結構,只有在建立新工廠或引進新工序時,好長時間才需要經濟決策;這是否正確?工廠建成,其餘方面幾近全是機械性的,取決於工廠的特點,無需為適應當前不斷改變的情況作出改變;這是否正確?

人們普遍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據我查証,這種看法並不見諸經營者的實踐經驗。至少在競爭的行業中──這樣的行業可作為測試──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務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消耗管理人員很多精力。不稱職的管理人員輕易浪費獲利基礎的[成本]差額,而且從經營經驗得知,技術設施相同,生產成本各有不同;經濟學家對此並不熟知。生產者和工程師經常發言,強烈渴望不被金錢成本的考慮擾亂進程,這說明這些因素已進入他們的日常工作。

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忘記構成整幅經濟圖畫的經常小變化,原因之一也許是他們越來越耽於統計總數,這表現出比細節改動頗為較大的穩定性。然而,統計總數的相對穩定性,不能像統計學家偶而傾向以“大數定律”或隨機變化的相互補償來解釋。我們必須處理的因素,其數量並非大得足以使這些偶然力量產生穩定性。貨品和服務不間斷流動得以維持,是由於持續的精心調節,每天要根據前一天所不知的情況作出新安排,A不能交付就馬上由B代替。即使是高度機械化的工廠,保持運轉主要也是因為可以滿足各種始料不及需要的環境:蓋屋頂的瓦片,表格用的文具,各種工廠運營計劃所需而不能自給自足,要隨時向市場取得的一千零一種設備。

或許我應該簡單提及,我關注的那種知識,由於其性質是無法進入統計數字,因此也就無法以統計數字的形式傳遞給任何中央權威機構。中央權威機構會利用的統計數字,正好就是要抽掉事物的細小差別,把地點、品質和其他特點綜合為一類資源,其形式可能對特定決策會是甚為重要。由此可知,基於統計資料的中央計劃,其本質是無法直接考慮時間和地點的情況,因而中央計劃者必須另尋方法,讓“現場人員”作出基於具體情況的決策。

如果我們可以同意社會的經濟問題主要是急速適應具體時間和地點情況的變化,似乎下一步就是最終必須交由那些熟悉這些情況,直接了解有關改變以及即時可用於應付這些改變的資源的人們來作出決策。要解決問題,我們不能指望先把所有這些知識都傳遞給某一中央機構,經其綜合全部知識再發出命令。我們只能以某種非集權的形式來解決。但這只解答我們問題的部份。我們要求「非集權」,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証及時利用有關特時特地具體情況的知識。但是,“在場人員”不能只是依據對周圍環境的有限然而又熟悉的知識作出決策。餘下的問題是要向他傳遞所需要的進一步訊息,使其決策符合更大經濟體系的整個變化模式。

在場人員需要多少知識才能成功作出決策?哪些事情超越他的即時知識水平,而又與他的即時決策有關?他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

世上發生的任何事幾乎都可能影響他應作的決策。但他無需知道這些事情,或是其全部影響。他不必關注為什麼此時此刻某種尺寸的螺釘需求量更大、紙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熟練工人或某些機械暫時難以弄到。對他來說,重要的是與其它他也關心的事物相比,弄到這些東西是較難或較易,或是他所生產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為急需。他所關注的特別事物總是「相對重要性」的問題,他對改變這些事物的相對重要性的原因不感興趣,除非這影響到他本身環境的具體事物。

正因為這連繫關係,我稱之為“經濟運算”至少在類推方面可以幫助認識價格體系如何解決這問題,事實也是如此。即使是掌握了某一小規模、自給自足經濟體系之全部數據的單一管理者,在每次資源分配必須作某些小調整時,依然不能徹底弄清楚可能受影響的目的與方法間的全部關係。純粹的選擇邏輯的偉大貢獻,在於它清楚及無可置疑表明,即使這樣的單一頭腦,也只有通過訂出和不斷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邊際替換率”),才能解決問題,即是要為每種稀有資源標上數字指數,這指數不可能從這特定的物品擁有的任何特質得出,而是反映或濃縮它在整個方法─目的結構中的重要性。任何微小變化,他只需考慮這些濃縮了所有有關訊息的量化指數(或“值”);通過逐一調整數量,他就能恰當地重新作出安排,不必從頭解決整個問題,也不必在任何時候檢查其所有的影響。

根本上,在一個相關事實的知識由眾人分散掌握的體系中,價格能協調眾人的個別行為,正如主觀價值幫助個人協調其計劃的各部分。有必要考慮一個極為簡單而常見的例子,以弄清楚價格體系的作用,看看實際上有什麼成果。假設世界某地有了一種利用某種原料──例如錫──的新機會,或某處的錫供應源枯竭。是哪一種原因造成錫的緊缺,於我們關系不大──於我們關系不大這一點非常重要。錫的用戶只需要知道,他們以前使用錫的部分消費,現在用在另一個地方更能盈利,因此他們必須節約用錫。大部分用戶不必甚至知道那些地方急需用錫,或是應在什麼其他需求上盡量利用。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新需求,把資源轉用;和有人了解由此產生的新缺口並轉而尋求其他來源來填補,則其影響就會迅速擴及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影響所有錫的使用,還影響到錫的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所有錫製品的供應,其替代品等等﹔而那些帶動替代品的絕大部分人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改變的起因。所有這些構成一個市場,不是因為任一成員調查整體市場,而是因為個人有限的視野足夠地重叠,因而通過許多中介把有關訊息傳遞到全體。任何商品只有一個價格,或是各地的價格由運輸等等費用相互連繫──只是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由一個掌握所有訊息的單一頭腦來解決,概念上是可能的,只要他能掌握實際上是分散於流程涉及有關人等的全部訊息。

如果要了解價格的真正功能,就必須把價格體系看作一種訊息交流的機制;當然,價格越僵硬這功能就發揮得越不理想。(不過,即使在牌價相當僵硬時,價格變動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合同的其它條款起作用。)價格體系的最重要事實,是其運作的知識很經濟,或是說參與的個人只需掌握很少訊息便能採取正確行動。最關鍵的訊息以簡化形式,某種符號來傳遞,而且只傳遞給有關的人。把價格體系描繪成記錄變化的工具或通訊系統,不僅僅是隱喻;這能使個別生產者只觀察一些指標的變動,一如工程師觀察一些儀表的指針,便可調整其活動從而適應他們可能永不了解之價格變動所反映的改變。

當然,在經濟學家的均衡分析中,這些調整也許從來不是“完美”。但我擔心我們處理問題的理論性習慣,是假設幾乎每個人都有近乎完全的知識;這會令我們漠視價格機制的真正功能,使我們利用頗為誤導的標準來判斷其效率。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一種原材料短缺的情況下,沒有命令發出,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數以千計其身份花幾個月也無法調查清楚的人們就會更節約利用這種原材料或其產品;也就是,他們朝向正確方向。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即使並非每個人都能完美處事,以致他們的利潤率總是保持相等或“正常”水平,這已不失為一個奇跡。

我故意使用“奇跡”一詞,以喚醒讀者把這機制視為理所當然的自滿心理。我深信如果這機制是人類精心設計的結果,如果人們被價格改變引導而了解他們決策之意義遠遠超出其直接目的,那麼這機制應被譽為人類智慧最偉大功績之一。不幸的是,這既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受其引導的人們通常也不知道為何會如此行事。不過,一些人撓嚷“自覺指引”,一些人不相信任何未經設計而演變(甚至不理會我們對其理解)的事物可以解決我們有意識但沒法解決的問題,他們應該記住:問題恰恰是我們如何把利用資源的範圍擴展至任何單一頭腦所控制之外;因而這也是如何擺脫需要有意識的控制,以及如何誘使個人不用別人吩咐就能正確行事。

我們在此遇到的問題不是經濟學特有的,它與幾乎所有的真正社會現象、語言以及大多數文化遺產都有關係,真正構成全部社會科學的中心理論性問題。正如Alfred Whitehead在另一場合所說:「所有習字帖和大人物演說時反復引用的說法──我們應該養成思考我們在做什麼的習慣──是大錯特錯的陳詞濫調。恰恰相反,文明進步是通過增加那些我們不加思考就能實施的重要運作的數目。」這在社會領域極為重要。我們不斷利用我們不理解的公式、符號和規則,並通過利用這些來取得那些我們個人所未掌握的知識之幫助。我們利用在各自領域証明為成功的習慣與制度,並已成為我們已建做的文明之基石,從而發展這樣的實踐和制度。

價格體系正是一種人類偶然發現,未經理解而學會利用的體系(雖然人類遠遠未有學會充份利用)。通過這體系,不但勞動可以分工,而且也可以在知識平均分配的基礎上協調利用資源。喜歡嘲弄這類主張的人通常歪曲其論點,暗示這是主張這個最適合現代文明的體系,是以某種奇跡自發形成。事實正好相反:人類能夠發展起勞動分工這一文明的基礎,是因為碰巧發現了一種使其成為可能的方法。如果沒有發現這種方法,人類可能仍會發展另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文明,像“白蟻國”或其它無法想像的類型。我們所能說的就是至今還未有人成功設計出一種替代體系,可以保留現有體系的某些特點;即使是最激烈攻擊現有體系的人,對這些特點也甚為鐘愛,例如尤其個人可以選擇其所追求,又可以自由利用其知識和技能。

爭議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的價格體系是否必不可少,已不再只局限於兩個不同政治觀點的陣營;在許多方面這是好事。二十五年前,當von Mises首先提出沒有價格體系我們無法維持一個基於我們這樣廣泛勞動分工的社會這論點時,遭到一波又一波嘲弄。今天,仍有人不情願接受這論點,但主因已不再是政治性,這創造更有助於理性討論的氣氛。當Leon Trotsky辯解「沒有市場關係,經濟核算就是不可想像」時﹔當Oscar Lange教授允諾von Mises教授在未來的中央計劃局大理石大堂矗立雕像時﹔當Abba P. Lerner教授重新發現亞當‧斯密並強調價格體系的主要作用存在於促使個人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要符合大眾利益,分歧就確實不能再歸咎於政治偏見。餘下的不同意見似乎主要是純粹理智性的,尤其是方法論的分歧。

最近,熊彼特教授Joseph Schumpeter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清楚說明我一直有想到的方法論的分歧。有些經濟學家以實証主義某一支派來研究經濟現象,作者是其中的表表者。在他看來,這些現象因而是客觀的,是已知數量的商品相互直接影響,而幾乎沒有任何人類意志干涉。只有根據這背景,我才能解釋以下(令我驚奇)的論點。熊彼特教授認為,在生產要素沒有市場時,理論家理性計算可能會依據「基本主張:即是消費者評價(‘需求’)消費物品時,事實上也是評價生產這些消費物品的生產方式。」

從字面上來看,這說法是不對的。消費者沒有做這回事。熊彼特所說的「事實上」大概是指評價生產要素是隱含於評價消費物品,或是因後者而來。但這也是不正確。「隱含」是邏輯關係,只有在命題同時向同一人披露時才有意義。顯而易見,生產要素的價值並不單單取決於消費物品的評價,也取決於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應情況。只有同一人同時知曉所有這些事實時,才必然從事實中得出答案。但正因為一個人不會知曉這些事實,就產生實際問題,而解決這問題就必須利用分散在眾人的知識。

即使我們能証明,如某人已知全部事實(正如我們假設觀察敏銳的經濟學家已知全部事實),會獨自決定解決方法,問題也絲毫沒有解決;反而我們必須說明通過每人只掌握部份知識的眾人相互作用是如何解答這問題。假設把所有知識交付一個人,以為是以用一方法假設把這些交付像我們這樣的經濟學家,那就是假設問題不存在而無視現實世界中重要和意義重大的一切事物。

熊彼特這樣有地位的一位經濟學家,會因此跌入因“數據[單數]”一詞的含糊意義給冒失鬼造成的陷阱,很難以簡單失誤來解釋。這倒是說明,這樣的處理方法有根本性的錯誤,這方法慣性忽視我們必須處理的現象其中主要的部份:人類的知識無可避免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有方法持續交流和取得知識。任何實際上基於人們的知識與客觀事實是一致這一假設的方法,例如帶聯立方程式的數理經濟學的大部份,是有系統地忽略了我們要解釋的主要任務。我不是否認在我們的體系中,均衡分析有其有用的功能。但當這誤導我們一些領導思想家以為它所敘述的情況與解決實際問題直接有關時,是時候我們應該記住它完全沒有處理社會流程,而只不過是研究主要問題前的有用初步準備。(完)

討論問題

1. 如何以「勞動分工」來理解「知識分工」?

2. 「所有習字帖和大人物演說時反復引用的說法──我們應該養成思考我們在做什麼的習慣──是大錯特錯的陳詞濫調。恰恰相反,文明進步是通過增加那些我們不加思考就能實施的重要運作的數目。」你對這論點有什麼見解?

3. 除了市場價格作,分散在社會的知識可以如何利用?

4. 「知識分工」論是否適用於經濟範疇以外?以教育為例,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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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原文http://www.virtualschool.edu/mon/Economics/HayekUseOfKnowledge.html 。
译文参考不具名原译〈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修正和改译。如有冒犯或侵权,请见谅及告知更正。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5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社会的知识之应用(海耶克)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Friederich Hayek) 1945

当我们试图建立理性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十分简单。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讯息、假如我们开始时就有一套已知的偏好制度、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法的全部知识,剩下的就纯粹是逻辑问题。即是,「什么是现有方法的最好利用」这问题的答案已隐含在我们的假设。解答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可以用数学方式作最好表述;最简单的说法,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要素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其边际替换率必须相同。

然而,这明显不是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开发的经济运算,尽管是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重要的一步,亦未能为此提供答案。其原因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经济运算开始的“数据”从来不是“赋予”可以了解其影响的单一头脑,因而从来没有这样赋予。

理性的经济秩序问题其独特的性质,刚好是取决于我们必须利用关于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或综合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个别人士掌握的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零碎知识。因此,如果“赋予” 意谓由一方一人有意识地解决由这些“数据”构成的问题,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最佳利用任何社会成员知道的资源,以达致这些人士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标。简而言之,这问题是如何利用没有整体赋予任何人的知识。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改良方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方法──没有澄清,反而搞混了。虽然我想在本文主要阐述理性的经济体制问题,我将多次指出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说明的许多论点,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汇集所得的结论。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不是偶然的。我认为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其共通源头都是对社会的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而误解是源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

在普通语言中,我们以「计划」一词形容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在此意义上,所有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众人协作的社会中,这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给计划者的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其传递途径,是任何解释经济流程的理论的至关重要问题,而利用起初分散于众人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问题的答案与此处提出的另一问题──谁来制订计划──密切相关。这问题是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争论的核心。这不是争议是否要作出计划。这争议是计划应否由一个权威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制订,或是分散于众人?在当前争论中,所使用「计划」一词的特定意义,必然是指「中央计划」──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指导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许多个别人士的分散计划。居于两者之中是把计划下放到有组织的业界,有许多人谈论但一旦看到便少有人喜欢,换言之就是垄断。

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可能较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预期哪一种制度能够更为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这又取决于哪一制度较有可能成功:将所有应被利用、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个人的知识交由单一中央机构处理,或是向个人灌输额外知识,以使他们能与他人的计划彼此配合?

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不同种类的知识,其定位是不同的;我们问题的答案因此主要是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那些更可能为某些个别人士支配的知识,以及那些我们较有信心预期经适当挑选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掌握的知识。如果当今人们广泛认为后者的地位较好,那只是因为一种称为「科学知识」的知识占据了公众想象的显赫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记这种知识不是绝无仅有。也许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全部现有的最好知识──尽管这样只是把困难转嫁到挑选专家这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容易解决,这也只是范围更广的问题其中一小部份。

今天,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总和就是异端邪说。但只要稍加思索就无可置疑知道有许多非常重要但未有组织,不能称之为科学性的知识,那就是关乎特定时间和地点(特时特地)的知识。正因为每个人实际上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讯信息而优胜于他人,而利用这些讯息只能取决于他个人,或是他主动参与。我们只需想起,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理论培训后,还必须学习那么多东西,学习各种特别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份,而在各行各业中,了解人、了解当地环境、了解特殊情况是多么宝贵的资产。知道以及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更好利用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额余储备,对社会的好处和了解更好的可用技术同样有用。利用空载或半空载货船运货谋生的船主,或是其全部知识几乎只是知道临时机会的地产经纪,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者,全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一瞬即逝情况的专门知识,发挥显著有用的功能。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今天一般竟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几乎被认为是行为不端。因更好掌握通讯或运输设施的知识而获益,有时被认为近乎不诚实,虽然社会利用这方面的最好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是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重生产轻营商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粗疏唯物谬论的经济学家,在看待取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赋予”的。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指责现有经济秩序不合理,往往是基于这种知识不是随手可得。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获得。

如果贬低特时特地的知识其重要性是当今时尚,这与「改变」本身的重要性已低贬紧密相连。诚然,以某些会大幅度修改生产计划的改变而言,“计划者”对其重要性和频率所作的假设(一般是暗示性的),与对手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经济计划能事先长时间已制订,然后彻底贯彻,以后无需作出重大的经济决策,则制订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必然和只会因为改变而引起。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一如所料,就不会有新问题需要决策,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认为改变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较不重要,是暗示经济问题已变得较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相信改变的重要性日趋减缩,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技术知识与时俱增的重要性。

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结构,只有在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时,好长时间才需要经济决策;这是否正确?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几近全是机械性的,取决于工厂的特点,无需为适应当前不断改变的情况作出改变;这是否正确?

人们普遍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据我查证,这种看法并不见诸经营者的实践经验。至少在竞争的行业中──这样的行业可作为测试──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消耗管理人员很多精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轻易浪费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而且从经营经验得知,技术设施相同,生产成本各有不同;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熟知。生产者和工程师经常发言,强烈渴望不被金钱成本的考虑扰乱进程,这说明这些因素已进入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忘记构成整幅经济图画的经常小变化,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表现出比细节改动颇为较大的稳定性。然而,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不能像统计学家偶而倾向以“大数定律”或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货品和服务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是由于持续的精心调节,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安排,A不能交付就马上由B代替。即使是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保持运转主要也是因为可以满足各种始料不及需要的环境:盖屋顶的瓦片,表格用的文具,各种工厂运营计划所需而不能自给自足,要随时向市场取得的一千零一种设备。

或许我应该简单提及,我关注的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中央权威机构会利用的统计数字,正好就是要抽掉事物的细小差别,把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综合为一类资源,其形式可能对特定决策会是甚为重要。由此可知,基于统计资料的中央计划,其本质是无法直接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另寻方法,让“现场人员”作出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急速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似乎下一步就是最终必须交由那些熟悉这些情况,直接了解有关改变以及即时可用于应付这些改变的资源的人们来作出决策。要解决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经其综合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我们只能以某种非集权的形式来解决。但这只解答我们问题的部份。我们要求「非集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时特地具体情况的知识。但是,“在场人员”不能只是依据对周围环境的有限然而又熟悉的知识作出决策。余下的问题是要向他传递所需要的进一步讯息,使其决策符合更大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

在场人员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作出决策?哪些事情超越他的即时知识水平,而又与他的即时决策有关?他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

世上发生的任何事几乎都可能影响他应作的决策。但他无需知道这些事情,或是其全部影响。他不必关注为什么此时此刻某种尺寸的螺钉需求量更大、纸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熟练工人或某些机械暂时难以弄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与其它他也关心的事物相比,弄到这些东西是较难或较易,或是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他所关注的特别事物总是「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感兴趣,除非这影响到他本身环境的具体事物。

正因为这连系关系,我称之为“经济运算”至少在类推方面可以帮助认识价格体系如何解决这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即使是掌握了某一小规模、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之全部数据的单一管理者,在每次资源分配必须作某些小调整时,依然不能彻底弄清楚可能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伟大贡献,在于它清楚及无可置疑表明,即使这样的单一头脑,也只有通过订出和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才能解决问题,即是要为每种稀有资源标上数字指数,这指数不可能从这特定的物品拥有的任何特质得出,而是反映或浓缩它在整个方法─目的结构中的重要性。任何微小变化,他只需考虑这些浓缩了所有有关讯息的量化指数(或“值”);通过逐一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也不必在任何时候检查其所有的影响。

根本上,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由众人分散掌握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众人的个别行为,正如主观价值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有必要考虑一个极为简单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看看实际上有什么成果。假设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机会,或某处的锡供应源枯竭。是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只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使用锡的部分消费,现在用在另一个地方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大部分用户不必甚至知道那些地方急需用锡,或是应在什么其他需求上尽量利用。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新需求,把资源转用;和有人了解由此产生的新缺口并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影响所有锡的使用,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等等﹔而那些带动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改变的起因。所有这些构成一个市场,不是因为任一成员调查整体市场,而是因为个人有限的视野足够地重叠,因而通过许多中介把有关讯息传递到全体。任何商品只有一个价格,或是各地的价格由运输等等费用相互连系──只是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由一个掌握所有讯息的单一头脑来解决,概念上是可能的,只要他能掌握实际上是分散于流程涉及有关人等的全部讯息。

如果要了解价格的真正功能,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讯息交流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硬这功能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不过,即使在牌价相当僵硬时,价格变动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它条款起作用。)价格体系的最重要事实,是其运作的知识很经济,或是说参与的个人只需掌握很少讯息便能采取正确行动。最关键的讯息以简化形式,某种符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记录变化的工具或通讯系统,不仅仅是隐喻;这能使个别生产者只观察一些指标的变动,一如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他们可能永不了解之价格变动所反映的改变。

当然,在经济学家的均衡分析中,这些调整也许从来不是“完美”。但我担心我们处理问题的理论性习惯,是假设几乎每个人都有近乎完全的知识;这会令我们漠视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使我们利用颇为误导的标准来判断其效率。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数以千计其身份花几个月也无法调查清楚的人们就会更节约利用这种原材料或其产品;也就是,他们朝向正确方向。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完美处事,以致他们的利润率总是保持相等或“正常”水平,这已不失为一个奇迹。

我故意使用“奇迹”一词,以唤醒读者把这机制视为理所当然的自满心理。我深信如果这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被价格改变引导而了解他们决策之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目的,那么这机制应被誉为人类智慧最伟大功绩之一。不幸的是,这既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行事。不过,一些人挠嚷“自觉指引”,一些人不相信任何未经设计而演变(甚至不理会我们对其理解)的事物可以解决我们有意识但没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应该记住:问题恰恰是我们如何把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至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之外;因而这也是如何摆脱需要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如何诱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正确行事。

我们在此遇到的问题不是经济学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的真正社会现象、语言以及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关系,真正构成全部社会科学的中心理论性问题。正如Alfred Whitehead在另一场合所说:「所有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反复引用的说法──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恰恰相反,文明进步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加思考就能实施的重要运作的数目。」这在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我们不断利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并通过利用这些来取得那些我们个人所未掌握的知识之帮助。我们利用在各自领域证明为成功的习惯与制度,并已成为我们已建做的文明之基石,从而发展这样的实践和制度。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远未有学会充份利用)。通过这体系,不但劳动可以分工,而且也可以在知识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协调利用资源。喜欢嘲弄这类主张的人通常歪曲其论点,暗示这是主张这个最适合现代文明的体系,是以某种奇迹自发形成。事实正好相反:人类能够发展起劳动分工这一文明的基础,是因为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人类可能仍会发展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明,像“白蚁国”或其它无法想象的类型。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至今还未有人成功设计出一种替代体系,可以保留现有体系的某些特点;即使是最激烈攻击现有体系的人,对这些特点也甚为钟爱,例如尤其个人可以选择其所追求,又可以自由利用其知识和技能。

争议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的价格体系是否必不可少,已不再只局限于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在许多方面这是好事。二十五年前,当von Mises首先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无法维持一个基于我们这样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这论点时,遭到一波又一波嘲弄。今天,仍有人不情愿接受这论点,但主因已不再是政治性,这创造更有助于理性讨论的气氛。当Leon Trotsky辩解「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就是不可想象」时﹔当Oscar Lange教授允诺von Mises教授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大堂矗立雕像时﹔当Abba P. Lerner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存在于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符合大众利益,分歧就确实不能再归咎于政治偏见。余下的不同意见似乎主要是纯粹理智性的,尤其是方法论的分歧。

最近,熊彼特教授Joseph Schumpeter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清楚说明我一直有想到的方法论的分歧。有些经济学家以实证主义某一支派来研究经济现象,作者是其中的表表者。在他看来,这些现象因而是客观的,是已知数量的商品相互直接影响,而几乎没有任何人类意志干涉。只有根据这背景,我才能解释以下(令我惊奇)的论点。熊彼特教授认为,在生产要素没有市场时,理论家理性计算可能会依据「基本主张:即是消费者评价(‘需求’)消费物品时,事实上也是评价生产这些消费物品的生产方式。」

从字面上来看,这说法是不对的。消费者没有做这回事。熊彼特所说的「事实上」大概是指评价生产要素是隐含于评价消费物品,或是因后者而来。但这也是不正确。「隐含」是逻辑关系,只有在命题同时向同一人披露时才有意义。显而易见,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单单取决于消费物品的评价,也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同一人同时知晓所有这些事实时,才必然从事实中得出答案。但正因为一个人不会知晓这些事实,就产生实际问题,而解决这问题就必须利用分散在众人的知识。

即使我们能证明,如某人已知全部事实(正如我们假设观察敏锐的经济学家已知全部事实),会独自决定解决方法,问题也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我们必须说明通过每人只掌握部份知识的众人相互作用是如何解答这问题。假设把所有知识交付一个人,以为是以用一方法假设把这些交付像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假设问题不存在而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熊彼特这样有地位的一位经济学家,会因此跌入因“数据[单数]”一词的含糊意义给冒失鬼造成的陷阱,很难以简单失误来解释。这倒是说明,这样的处理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这方法惯性忽视我们必须处理的现象其中主要的部份:人类的知识无可避免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有方法持续交流和取得知识。任何实际上基于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这一假设的方法,例如带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大部份,是有系统地忽略了我们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不是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有其有用的功能。但当这误导我们一些领导思想家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时,是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它完全没有处理社会流程,而只不过是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用初步准备。(完)

讨论问题

1. 如何以「劳动分工」来理解「知识分工」?

2. 「所有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反复引用的说法──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恰恰相反,文明进步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加思考就能实施的重要运作的数目。」你对这论点有什么见解?

3. 除了市场价格作,分散在社会的知识可以如何利用?

4. 「知识分工」论是否适用于经济范畴以外?以教育为例,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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