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國家、社會、文化、人權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3月 09, 2008 5:05 pm

一般論述
企業社會責任(CSR)的理論及管理政策(台灣證券基金會)
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倫理(陳光榮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企業社會責任財務分析指標研究(顏剩勇 劉慶華)《財會通訊》2007-1-9
社會責任會計與資訊揭露的重要性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于清教)《营销学苑》2006年第8期
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陳金貴/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公平貿易與社會企業
企業社會責任:對港商的影響(香港貿易發展局)
Meyerson, Debra E. 〈溫和激動派:僱員如何逐步推動他們的公司更多負起社會責任〉"The Tempered Radicals: How Employees Push Their Companies - Little by Little - to be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資本主義如何殺死民主?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 by Robert B. Reich(推薦)
作者提出反調,指出解決社會問題是民主體制的功能,與企業無關。要求企業盡社會責任,壞處多多。
不能让企业患上“良心肥大症”(王吉鹏) 2007-10-16
本文的主调与上文相同。放在中国的背景,解读有些不同。
沒有企業社會責任這回事!(游牧视野blog)

台灣篇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網站)
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網站)
天下企業公民專輯(天下雜誌)(推薦)
利群會社(網站)
利群會社csrCommunity成立於2006年1月,是台灣第一家專業的企業社會責任顧問公司。利群會社以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核心策略,協助企業經營者回應新的時代趨勢,也提供企業開創性的發展方向與全新的獲利潛力。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座談會,96 年7 月27 日

中國大陸篇
中国CSR发展中心(网站)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中国政府网)2008年01月04日
“2007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2007年11月23-25日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法学院)
企业社会责任專欄(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國企业社会责任(網站)
奥运年考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商报)(2008-02-19)
企业社会责任重于泰山(国研网专题)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经营” (李素莉)《七日财富》2005年10月09日
有限公司,无限责任(陈晓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企业社会责任与永续经营
为什么要做慈善?(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
中央企业应当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陈英)2008-02-28
強化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朱林興)《解放日報》
企业社会责任缘何缺失《中国经济周刊》2005-10-25 8:51:00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发言(刘继臣)

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
閱讀這系列的文章,要留意中國對社會責任的理解。究竟文章所說的是否一般理論所定義的社會責任,或只是約定俗成的企業基本責任。這和Reich文章批判社會責任不應交付企業的論點是兩碼子事。

「…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最突出的表现是:污染环境和不讲诚信。调查中选择污染环境的达54.1%;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占45.6%;偷税漏税占42.5%;不正当竞争占39.6%;发布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占35.5%;拖欠货款占31.7%等。」
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经营者社会责任意识明显增强,2007-04-16
使人遗憾的企业经营者社会责任意识调查,2007-04-20
蒙牛总裁杨文俊:把企业经营好是最大的社会责任,007年4月22日
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兰世立:第一责任是把自己企业经营好管理好
兰世立: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第一责任是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管理好。因为我们作为企业家,本身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管理好。
茅臺限價銷售彰顯社會責任


外國篇
現代日本企業經營-因應全球環保發展趨勢之企業永續經營(江誠榮)
杨泽军:日本企业强化社会责任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五 3月 14, 2008 7:17 p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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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3月 14, 2008 6:52 pm

原文: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 by Robert B. Reich,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7

資本主義如何殺死民主?
《外交政策》2007年九/十月號

简体版在下半栏

翻譯:自學書院(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作改動─不作商業用途條款發表)

作者Robert B. Reich前任美國勞工部部長,現在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這篇文章改寫自他的新書《超級資本主義:商界,民主和日常生活的改變》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這應該是天作之合。人們一直說,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兩大意識形態支柱,為世界帶來前所未見的繁榮和自由。在最近幾十年,這一對齊齊方興未艾。無論以什麼準則,全球資本主義處處告捷。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是一個單一,綜合和超速的全球市場的部份。民主也有著同樣的復興。三十年前,世界國家只有1/3有自由選舉;到了今天,是2/3。

傳統智慧謂只要資本主義或民主一者興,另一必然相隨。但是到了今天,這一對似乎要分手。一直有這樣的說法:資本主義是「陰」,民主是「陽」。但現在陰盛陽衰。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三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中國擁抱市場自由,但沒有政治自由。許多國家取得經濟成功的國家,從俄羅斯到墨西哥,只是有民主之名而矣。它們面對的問題在近年已經令到美國的民主蹣跚而行,容許企業和精英階層享受有如脫韁之馬的經濟成功,而削弱了政府回應國民關注的能力。

誠然,民主的意義是多於自由、公平選舉的過程。這是只能倚靠國民聯手共作,才能爭取共同福祉的體制。雖然自由市場為許多人帶來前所未見的繁榮,伴之而來的是收入和財富越來越不平均,職業越來越沒有保障,以及環境風險,例如全球變暖。民主的設計,是讓公民有建設性解決議題。但是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公民雖然分享到更多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權力,政治的無助感卻越來越甚。簡而言之,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有效應付資本主義的不良副作用。

但這事實上不是資本主義的過失。隨著這兩種力量傳遍全球,各自的責任變得模糊,危害到我們的民主義務。資本主義的作用是做大經濟餅,沒有其他。資本主義在回應個別消費者的需求時,做得相當好;民主體系在發揮其基本功能時,:表達共同福祉和採取行動,幫助社會達致增長和平等,顯得左支右絀。民主發揮得最好時,公民可以集體辯論如何分割大餅,決定私有財和公共財要遵守什麼規矩。時至今天,這些越來越多交由市場處理。急需要清楚界定全球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界線──這一方是經濟遊戲,另一方是如何訂定規則。如果資本主義的目的是要讓企業在市場盡可能巧取豪奪,公民的挑戰就是要不要讓這些經濟實體訂出我們生活的規則。

做生意的成本
人往往是三心兩意。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我們希望享受全球經濟的平價貨品和高回報。作為公民,我們不歡迎這些交易帶來的社會後果。我們喜歡為隨之而來的種種劣積而責怪企業,其實知道這全是自招禍根。我們知道這些經濟上的好買賣其根源是:勞工要接受較低工資和較少福利:公司割斷它們對社區的忠誠,投入全球供應鏈;執行長薪津豐厚而他們的業界往往把環境弄成一團糟。

不幸的是,美國對這經濟改變的辯論,對立陣營頗為極端:這一方要求市場不受障礙,另一方要保衛工作職位和保存現有的社區。兩者沒有找出辦法減輕全球化的打擊,賠償受傷害的人們,或是放緩改變的步伐,而是開戰。消費者和投資者幾乎每次都贏,但公民有時以象徵形式反抗:阻攔新的貿易協議,或抗議把美國公司售予外國買家。這是美國人內心衝突的表徵──又是消費者,又是公民──我們的反應幾近乎精神分裂。

這樣的矛盾感情不限於美國。歐洲最近新一浪的企業重整,已經動搖了歐洲大陸一向注重的職位保障和社會福利。歐洲的矛盾是面對國內國外的社會成本上升,如何或應否獨善其身享受全球資本主義的好處。以汽車工業為例,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生意不景,因為歐洲人改買較便宜的汽車;公司宣佈全球員工要裁減26,000人,關閉六間工廠。即使盈利可觀的企業也面對改善效率的壓力。2005年,德意志銀行同時宣佈盈利增加87%和裁減6,400人,大多數在德國和英國;其中包括1,200個遷移到低工資國家的職位。現今的歐洲消費者和投資者享受前所未見的好景,但工作沒有保障和社會不公義的程度越來越加劇。面對這些改變,歐洲的民主體制變得軟弱無力;歐洲公民只有例行的抗議和杯葛來表達不滿。

在日本,許多公司已經放棄終身職業,裁減員工和關閉沒有盈利的生產線。新力(索尼)公司剛委任第一位外國人出任總裁,公司就要裁減7%員工,大約是一萬人。誠然,有些日本消費者和投資者會因為公司精簡架構而受惠。2006年,日本的股票上升至十四年來的高峰,但許多日本工人蒙受其害。這個以往以「全民中產階級」的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明顯不平均。1999至2005年間,沒有積蓄的日本家庭從12%培增至24%。日本人普遍感到無助失落。日本和其他自由世界的民主社會一樣,在擁抱全球資本主義之時,民主體制無力處理自由市場的許多社會徵罰。

政治圖譜的另一邊是中國,急速邁向資本主義,而又沒有民主可言。對中外投資者來說,這是好消息,但社會後果正在攀升。中國新一代商界精英住在城效的保衛深嚴的別墅華廈,子女在外國讀書;而中國城市充斥著貧窮和失業的民工。最受影響的弱勢社群沒有多少政治途徑去改變這情況,只有訴諸被嚴厲壓制的抗議。

民主國家的公民沒有這些限制,有能力改變遊戲的規則,以使社會成本不是這樣的高昂。但是我們越來越把這些責任交給私營體系──交給企業本身和他們的說客和公關專家──假裝企業有良好公民意識或內在道德會驅使它們會為了大眾的較高利益而著想。但企業是沒有責任解決不公平或是主動保護環境的。我們忘記了它們的責任只是企業的盈虧。

遊戲的規則
為什麼資本主義成功,而民主持續弱化?民主體制變得軟弱無力,主要是因為大企業在加大力度爭取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之同時,投入更多金錢於遊說,公關,甚至賄賂和回佣,以取得比對手更多的優勢。結果就是爭取政治影響力的武器競賽,壓下了一般公民的聲音。例如在美國,國會最關注的,佔去最多時間的,一般都是企業或業界的角力。

企業越來越有能力定出本身的規則,也越被委以社會責任或道德。政客讚譽企業「負責任」,或是責難它們做得不好。但資本主義的目的,就是為消費者和投資者取得最大利益。企業管理層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授權──起碼沒有投資者的授權──去平衡盈利和公共利益。他們也沒有作出這些道德計算的專業知識。民主體制就是代表公眾來作出這些決定。把企業視為有社會責任的道德品種,這樣的訊息轉移了公眾視線,其實當前急務是要建立這些法律和規則。

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看企業做善事。全球資本主義競爭劇烈,企業捐助慈善機構,只是因為慈善捐贈有公關價值,因而提高盈利。但股東投資不是為了做善事,他們是要賺取高回報。股東要做善事,可以自行決定捐贈那些慈善機構和捐贈多少。大事宣揚企業慈善捐贈,使到公眾有錯覺以為企業有行善之心,有危難時可以倚靠;這樣的想法是更為嚴重的危險。

假設企業享有經濟成功之同時會負上某些社會責任,只會分散公眾專注於民主體制的責任就是訂出遊戲的規則,從而保護公眾利益。我們有兩個分身:作為公民的一半,要取勝作為消費者的另一半,就是要通過法律和規則,規範我們購物(貨品和服務)和投資,不只是個人選擇,也是社會選擇。例如,改變勞工法律,讓勞工可以組織起來爭取較好條件,必然增加貨品和服務的價格。作為消費者的一半必然不高興,但作為公民的另一半可能認為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股票買賣多收一些稅,可能資金流動的速度會慢一些,但社區有多一些時間去適應改變中的環境。我的退休基金回報可能少一些,但作為公民的一半認為這是值得的。要減輕因為全球化而受影響的勞工所受苦楚,可以延長失業保險,提供工資保障和職業培訓。

我們要弄清楚:民主的目的是要達致個人未能達成的目標。但當企業利用政治來推動或維持它們的競爭地位,或是看來是承擔它們沒有真正能力或權威承擔的社會責任,民主是不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後果就是社會未能解決經濟增長和社會問題的權衡取捨,例如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情況擴大,和氣候變化。最終是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凌駕共同利益。

我們大多數是全球消費者,以及是間接的全球投資者。在這些角色中,我們是盡量爭取最大利益。我們就是這樣參與全球化市場經濟。但這些私利一般都有社會成本。生活在民主體制的我們,必須緊記我們也是公民,有權力可以減少社會成本,確保購買貨品和服務的「真正價錢」是盡可能的低價。要完成這壯舉,我們必須認真嚴肅發揮作為公民的作用。第一步,也是最艱難的一步,是要頭腦清晰。


圖檔
Robert B. Reich

原文: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 by Robert B. Reich,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7

资本主义如何杀死民主?
《外交政策》2007年九/十月号

翻译:自学书院(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作改动─不作商业用途条款发表)

作者Robert B. Reich前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现在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这篇文章改写自他的新书《超级资本主义:商界,民主和日常生活的改变》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这应该是天作之合。人们一直说,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两大意识形态支柱,为世界带来前所未见的繁荣和自由。在最近几十年,这一对齐齐方兴未艾。无论以什么准则,全球资本主义处处告捷。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单一,综合和超速的全球市场的部份。民主也有着同样的复兴。三十年前,世界国家只有1/3有自由选举;到了今天,是2/3。

传统智慧谓只要资本主义或民主一者兴,另一必然相随。但是到了今天,这一对似乎要分手。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资本主义是「阴」,民主是「阳」。但现在阴盛阳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拥抱市场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许多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从俄罗斯到墨西哥,只是有民主之名而矣。它们面对的问题在近年已经令到美国的民主蹒跚而行,容许企业和精英阶层享受有如脱缰之马的经济成功,而削弱了政府回应国民关注的能力。

诚然,民主的意义是多于自由、公平选举的过程。这是只能倚靠国民联手共作,才能争取共同福祉的体制。虽然自由市场为许多人带来前所未见的繁荣,伴之而来的是收入和财富越来越不平均,职业越来越没有保障,以及环境风险,例如全球变暖。民主的设计,是让公民有建设性解决议题。但是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民虽然分享到更多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力,政治的无助感却越来越甚。简而言之,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有效应付资本主义的不良副作用。

但这事实上不是资本主义的过失。随着这两种力量传遍全球,各自的责任变得模糊,危害到我们的民主义务。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做大经济饼,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在回应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时,做得相当好;民主体系在发挥其基本功能时,:表达共同福祉和采取行动,帮助社会达致增长和平等,显得左支右绌。民主发挥得最好时,公民可以集体辩论如何分割大饼,决定私有财和公共财要遵守什么规矩。时至今天,这些越来越多交由市场处理。急需要清楚界定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界线──这一方是经济游戏,另一方是如何订定规则。如果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让企业在市场尽可能巧取豪夺,公民的挑战就是要不要让这些经济实体订出我们生活的规则。

做生意的成本
人往往是三心两意。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希望享受全球经济的平价货品和高回报。作为公民,我们不欢迎这些交易带来的社会后果。我们喜欢为随之而来的种种劣积而责怪企业,其实知道这全是自招祸根。我们知道这些经济上的好买卖其根源是:劳工要接受较低工资和较少福利:公司割断它们对社区的忠诚,投入全球供应链;执行长薪津丰厚而他们的业界往往把环境弄成一团糟。

不幸的是,美国对这经济改变的辩论,对立阵营颇为极端:这一方要求市场不受障碍,另一方要保卫工作职位和保存现有的社区。两者没有找出办法减轻全球化的打击,赔偿受伤害的人们,或是放缓改变的步伐,而是开战。消费者和投资者几乎每次都赢,但公民有时以象征形式反抗:阻拦新的贸易协议,或抗议把美国公司售予外国买家。这是美国人内心冲突的表征──又是消费者,又是公民──我们的反应几近乎精神分裂。

这样的矛盾感情不限于美国。欧洲最近新一浪的企业重整,已经动摇了欧洲大陆一向注重的职位保障和社会福利。欧洲的矛盾是面对国内国外的社会成本上升,如何或应否独善其身享受全球资本主义的好处。以汽车工业为例,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生意不景,因为欧洲人改买较便宜的汽车;公司宣布全球员工要裁减26,000人,关闭六间工厂。即使盈利可观的企业也面对改善效率的压力。2005年,德意志银行同时宣布盈利增加87%和裁减6,400人,大多数在德国和英国;其中包括1,200个迁移到低工资国家的职位。现今的欧洲消费者和投资者享受前所未见的好景,但工作没有保障和社会不公义的程度越来越加剧。面对这些改变,欧洲的民主体制变得软弱无力;欧洲公民只有例行的抗议和杯葛来表达不满。

在日本,许多公司已经放弃终身职业,裁减员工和关闭没有盈利的生产线。新力(索尼)公司刚委任第一位外国人出任总裁,公司就要裁减7%员工,大约是一万人。诚然,有些日本消费者和投资者会因为公司精简架构而受惠。2006年,日本的股票上升至十四年来的高峰,但许多日本工人蒙受其害。这个以往以「全民中产阶级」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明显不平均。1999至2005年间,没有积蓄的日本家庭从12%培增至24%。日本人普遍感到无助失落。日本和其他自由世界的民主社会一样,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之时,民主体制无力处理自由市场的许多社会征罚。

政治图谱的另一边是中国,急速迈向资本主义,而又没有民主可言。对中外投资者来说,这是好消息,但社会后果正在攀升。中国新一代商界精英住在城效的保卫深严的别墅华厦,子女在外国读书;而中国城市充斥着贫穷和失业的民工。最受影响的弱势社群没有多少政治途径去改变这情况,只有诉诸被严厉压制的抗议。

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限制,有能力改变游戏的规则,以使社会成本不是这样的高昂。但是我们越来越把这些责任交给私营体系──交给企业本身和他们的说客和公关专家──假装企业有良好公民意识或内在道德会驱使它们会为了大众的较高利益而着想。但企业是没有责任解决不公平或是主动保护环境的。我们忘记了它们的责任只是企业的盈亏。

游戏的规则
为什么资本主义成功,而民主持续弱化?民主体制变得软弱无力,主要是因为大企业在加大力度争取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之同时,投入更多金钱于游说,公关,甚至贿赂和回佣,以取得比对手更多的优势。结果就是争取政治影响力的武器竞赛,压下了一般公民的声音。例如在美国,国会最关注的,占去最多时间的,一般都是企业或业界的角力。

企业越来越有能力定出本身的规则,也越被委以社会责任或道德。政客赞誉企业「负责任」,或是责难它们做得不好。但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取得最大利益。企业管理层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授权──起码没有投资者的授权──去平衡盈利和公共利益。他们也没有作出这些道德计算的专业知识。民主体制就是代表公众来作出这些决定。把企业视为有社会责任的道德品种,这样的讯息转移了公众视线,其实当前急务是要建立这些法律和规则。

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企业做善事。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剧烈,企业捐助慈善机构,只是因为慈善捐赠有公关价值,因而提高盈利。但股东投资不是为了做善事,他们是要赚取高回报。股东要做善事,可以自行决定捐赠那些慈善机构和捐赠多少。大事宣扬企业慈善捐赠,使到公众有错觉以为企业有行善之心,有危难时可以倚靠;这样的想法是更为严重的危险。

假设企业享有经济成功之同时会负上某些社会责任,只会分散公众专注于民主体制的责任就是订出游戏的规则,从而保护公众利益。我们有两个分身:作为公民的一半,要取胜作为消费者的另一半,就是要通过法律和规则,规范我们购物(货品和服务)和投资,不只是个人选择,也是社会选择。例如,改变劳工法律,让劳工可以组织起来争取较好条件,必然增加货品和服务的价格。作为消费者的一半必然不高兴,但作为公民的另一半可能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股票买卖多收一些税,可能资金流动的速度会慢一些,但社区有多一些时间去适应改变中的环境。我的退休基金回报可能少一些,但作为公民的一半认为这是值得的。要减轻因为全球化而受影响的劳工所受苦楚,可以延长失业保险,提供工资保障和职业培训。

我们要弄清楚:民主的目的是要达致个人未能达成的目标。但当企业利用政治来推动或维持它们的竞争地位,或是看来是承担它们没有真正能力或权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主是不可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后果就是社会未能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问题的权衡取舍,例如工作不稳定,不平等情况扩大,和气候变化。最终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凌驾共同利益。

我们大多数是全球消费者,以及是间接的全球投资者。在这些角色中,我们是尽量争取最大利益。我们就是这样参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但这些私利一般都有社会成本。生活在民主体制的我们,必须紧记我们也是公民,有权力可以减少社会成本,确保购买货品和服务的「真正价钱」是尽可能的低价。要完成这壮举,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发挥作为公民的作用。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是要头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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