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和反對禁用DDT的聲音

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和中、港、台多個開放式課程。最受歡迎的是「網上書」資料欄。

《寂静的春天》和反對禁用DDT的聲音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7月 11, 2006 10:47 am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是環境歷史必讀之作,被奉為啟動環保運動的寶典。這本書簡體網上版很多,連結有以下的(一)(二)(三)(四)
正體版轉載只有這個<<連結>>

網上中文書評不多,找到的有<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記實美丽的自然女神:蕾切尔•卡逊——写在《寂静的春天》出版40周年“野外的生物是我的朋友”——《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有兩部份)寂静的春天还有多远,都是很正面的評價。只有面對環境荷爾蒙文/劉明毅《台灣濕地2001年12月號第31期》略有微詞:
「人類發明的第一個有機合成殺蟲劑DDT(也是環境荷爾蒙),DDT被人類大量使用的數年後,卡遜女士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以不是很科學,但又很誇張的文字,控訴鳥殼變薄了,老鷹不見了,都是人類濫用DDT所致,經過了一番激烈的爭執及對生態保育的認同,人類終於視DDT是生態的摧殘者,在龐大的壓力下DDT終於在1972年在美國被禁用了。
  「寂靜的春天」被視為是一本珍貴的預言書,尤其,近十年來科學家們提出野生動物的生殖危害證據,更令人豁然了解野生動物確實受到環境荷爾蒙DDT的戕害,縱然DDT在1970年代以後在各國陸續被禁用,然其對生態系的影響仍舊存在,科學家們相信截至今日,生態系仍舊受到DDT殘毒的危害。然令人不解的是DDT對哺乳動物的毒性很低,在人體上仍舊找不到直接的、有害的科學證據。」

2007年12月認養翻譯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2.103《詭譎枕邊人:科學與環境政策》(2005秋季課程),是因為課程內容談到滴滴涕DDT。這是《寂靜的春天》的主題。課程的閱讀資料有一篇〈帶回滴滴涕,也帶回科學〉"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的文章,是 Marjorie MazelHecht在《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的「編輯的話」。(2002年夏季號)。在互聯網下載看看,頗為刺激。我也找到幾篇短文,一並譯出。

〈帶回滴滴涕,也帶回科學〉
Rachel Carson的謊言
滴滴涕的遺事, Rachel Carson的遺事
滴滴涕的新房子(紐約時報特約評論)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對病媒控制的立場
不分皂白,從天而降
在人類和非人類測試案例中滴滴涕作為內分泌干擾素
生命繫於一線:滴滴涕,瘧疾與嬰兒死亡率

《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是反傳統科學智慧的叛逆刊物,網站開章明義就說要「排斥牛頓—伽利略的簡單實證或感官肯定方法的範例。」這份刊物現在的標竿主題:全球變暖是騙局。由此可見其核心思想。雜誌是美國人Lyndon LaRouche 的支持者主辦。這位先生是位奇人。 以下是钱志远:我的留学生活 略提對LaRouche的簡述。
「Lyndon LaRouche,1922年9月8日出生,是美国总统的长期“候选人”,1976年至今,已经尝试了八次。他自称代表了美国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但始终 未得到民主党内主流的认可;他现在又自称自己是一个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Democrat。Lyndon LaRouche的许多言论相互矛盾,致使其支持者有时也很难判断,无所适从。1970年代,Lyndon LaRouche放弃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反对联邦制国家,还有一系列荒唐的怪诞的言论。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及其追随者很奇怪、很疯狂,是社会边缘 的一群人,很难与他们交流。Lyndon LaRouche曾因逃税和税务欺诈被捕入狱,但其追随者说Lyndon LaRouche是因其政治言论与立场而下狱的。但在这样的town hall meeting,他们仍然有言论的自由,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利。…另外,据教授后来说,她在华盛顿上大学时,这些人经常会 拿着牌子在白宫门前示威抗议(picket),好像总是他们。讲到言论自由,美国人可以说“小布什是个白痴”,没关系,宪法保护你的这个权利;但你不可以 做以下两件事:一是不能说“我要去杀总统”,二是不能在上演电影的的影院里乱喊“着火了”。

說了以上一大堆,是讓你閱讀以下兩篇反對「反對滴滴涕」的文章有思想準備。不以人廢言,這些反對「反對滴滴涕」的言論是否一無是處?我隨後搜尋一番,才知道反對「反對滴滴涕」的言論不是野孤禪,有多位科學家和多份可信的刊物都有同樣的意見。這讓我反思:環保是現代人最關心,或許是最應關心,的主題,很多時是一個神聖的光環。在這光環照射的事物,我們很容易就接受為真相真理。事實是否如此?在這方面,我欠缺批判性閱讀和分析的精神。這次較為深入研讀滴滴涕的問題,提醒我環保光環之下,也有不盡是事實的謬誤。略提一個例子:有機種植。

時下流行有機種植,回復到化學藥物殺蟲劑、肥料以前的種植。這聽來很好,也不應該只是少數人受惠。如果有機種植是這樣的好,是否應該大力推廣?環保文獻沒有深入討論有機種植是精耕細作,佔用的土地比化肥種植要多用幾倍,要求又高。現時打著「有機種植」標籤的環保食物,應付小資階級的需求還可以,但不能解決全球的糧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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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7月 11, 2006 10:52 am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記實

繁體原文
httP://staffweb.ncnu.edu.tw/hyshin/litt ... aper04.doc


寂寞的春天一书,是在埔里图书馆浏览时发现它坐落在书柜的一方中,想要借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5月初的时候,我同样的在这个图书馆借了一本<不再寂静的春天>。为什么要先对这本书做记录及心得,好像心里直认为这一本<寂静的春天>是最早为了环境问题而撰写的,可以算是鼻祖,也因此满能激起我的关注。

首先,介绍作者。瑞秋.卡森(1907~1964)是美国蜚声国际的自然文学作家,更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
瑞秋.卡森女士生于1907年,逝于1964年。宾州女子学院科学士、约翰普金斯大学动物学硕士,她虽未攻读博士,但一生却得了四个荣誉博士学位。卡森女士毕生有四部重要作品—《海风下》(Under The Sea-Wind,1941)、《海洋围绕着我们》(The Sea Around Us,1951)、《临海之滨》(The Edge Of The Sea,1955)及《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1962年,瑞秋.卡森女士《寂静的春天》一书甫在美国问世,立即引起热烈的争议及回响,继而成为轰动全球的警世木铎。

30多年来,卡森女士在本书中的先知与远见早已获得证实,<寂静的春天>更在世界环保风潮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这本跨世纪的环保经典代表作,随着全球环境日益恶化而亦趋重要,关心生存环境者,不能不读!而我会阅读本书的动机相当的单纯,应是因缘到了。五年的环工博士生涯加上二年多的安卫工作,接触的东西几乎与环保脱不了关系,在这样的机缘下,本身对事物的思维也多少有些转化与改变,也很庆幸及高兴自己有这的人生转折。

本书中文译者为李文昭,美国肯特大学生物学博士。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籨事研究工作,感谢她用心的将原文转译为中文,否则读起原文来想必会是一场天人交战的画面。
本书中文编辑叶大维先生对本书作了以下的心得评论:<寂静的春天>已是四十年前的经典老书,重读此书依旧发人省思。

谈到这本自然生态经典,一定得提到作者瑞秋卡森的生平。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1907年生于美国宾州西部,她原是一位海洋保育文学的畅销作家,1962年,她出版了影响整个世纪的生态著作-<寂静的春天>,由于她的警示,DDT的滥用因此得到重视,美国《时代杂志》将她列入二十世纪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瑞秋突出的能力,在女性科学家仍是凤毛麟角的年代,实在少见。她对于写作的热爱不灭,从一位海洋科学家转换成作家身份,她不忘科学家的本色,求证实验的精神,当她发现DDT可能对生态造成危害时,决定将事情写出。她开始与了解杀虫剂的专家通信,不眠不休地搜集所有相关的研究数据,证明DDT对生物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撰写《寂静的春天》的同时,她遇到许多挫折,丧母之痛,癌症缠身,还有更多来自外界对她的批评声浪。其中包括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公司阻挠书籍的出版。众多压力之下,她仍坚信自己的理想在有限的生命大声疾呼。<寂静的春天>不仅是一本唤醒大众的读物,也是极为深入浅出的科学报告。我们不得不惊讶于瑞秋的生花妙笔,将复杂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化成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书中的前半段,由土壤、植物、动物、水源等一路环环相扣的生态网络,举出实证说明化学药剂对大自然的连锁毒害。后半部再针对人类生活所接触的化学毒害问题,提出强烈警告。人类不断想控制自然的结果,却使生态破坏殆尽,也在不知不觉间累积毒物于自身甚至遗祸子孙。】

保罗.布鲁克在本书前言末尾有这么一段令人省思的话:【今天,读她的书使人了解到,她写的不只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此书的意义其实更深广得多。她把我们从用化学物质毒害地球的危机中唤醒,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有些在她个时代还鲜为人知)人类也在降低地球上的生活品质。《寂静的春天》将继续提醒我们,在现今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力和勇气仍然能发生效用;变化可以制造的,不是借着战争或暴力性革命,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公元一九六二年,美国 卡逊女士(Rachel Carson, 1907-1964)曾自世界各地之科学家处,搜集有关致命毒物危害影响的资料,特别是人工合成杀虫剂危害有生命组织方面,写成《寂静的春天》一书。勇敢地揭露现代人类在对付生物的残酷战斗中所使用的暴力。代表着所有自然和谐的一种感人的抗议,也是代表生物的抗议。

《寂静的春天》内容摘要

一本书名优美,而内容悚然的环保代表作,它提醒世人,滥用农药及杀虫剂将会让春天变得寂静,虫鸣鸟叫不再,造就一个了无生机的地球。

第一章:明日的寓言
原本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小镇,一整年都有赏心悦目的花朵,悦耳的鸟叫声,但是突然的瘟疫怪病改变了一切,变得如此的寂翏,生机尽断…。这不是来自敌人的阴谋狡诈,而是人自己所造的孽。

第二章:忍耐的义务
人类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本质,地球上的生物是经过长久的时间适应才与环境达到平衡的。但是跟随着人类的性急、轻率步伐不断的造出了许多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例如:杀虫剂的滥用,改变了生物的生存,也改变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是否应该在完全了解事实后果,再决定使用这些有毒的化学物品?杀虫剂除了可以将我们想杀的虫子杀死之外,还对其它的生物产生什么影响,对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应该被仔细地考虑!不幸的是人类竟对有害毒物具有惊人的容忍,竟坐视其不断泛滥。

第三章:致命的万灵丹
DDT发明后,由于除虫效果卓著,于是立即被大量的使用,除了除虫剂的出现,也出现了除草剂…。在虫子产生抗药性后,用量也就随之愈来愈大,人类因而得使用更具毒性的「阿特灵」、「茵特灵」、「巴拉松」…等。虽然虫子杀死了,化学剂量也随之储存在人体中,最后,人莫名其妙发病,受到的伤害难以估计。

第四章:地球的水
在大自然的资源中,水最为珍贵,但是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化学喷剂,工厂排放工业废水而污染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水资源。土地所使用的有毒物质,渗入地下水,于是毒物流布更广。人类吃了河中受污染的鱼、饮用了有害的水,我们的健康自然恶化了。

第五章:土壤的国度
土壤,决定了陆地上每一物种的生存空间。农作物藉由土壤中死去的生物分解产生的养份来成长,生物与土壤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由于人们对土地的忽视,在过度的使用化学喷剂后,破坏了土地,即使不用化学药剂的土地也因土壤间的空隙、借着水的流动,远方的土地也逃不过毒物带来的影响,于是生物间的平衡也就间接被破坏了。

第六章:地球的绿衣
水、土壤和植物构成了地球上的绿衣,也形成供养动植物的世界。但是,人们总是忽略其它物种的生存的意义。也由于人们的无知,只为满足人类无止尽的需求,凡是对人无明显价值的物种就可以随欲地消除它。一种植物的消夫,连带其它物种的消逝,其关连是紧密异常的。 如果不顾其它生物的不同价值,只求除之而后快,这种做法必定导致不良的后果。

第七章:无谓的破坏
在我们使用化学喷剂后,人们总是短视的以为已经达到了所要的目的,却从没有进一步思及结果。杀虫剂的毒性是没有选择性的,它并不只杀害单独的昆虫,只要接触到,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当对草地进行农药的喷撒,在草地中生存的生物都会因喷剂的毒性而受伤害,家里所养的宠物走过会受伤害,甚至人本身一接近也无法不受到毒害。

第八章:没有鸟儿歌唱
鸟类快速死亡,不孕,消失。在喷撒过化学药剂后,鸟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毒的土壤影响了生存其中的昆虫,而鸟类的食物又是来自这些受过毒害的昆虫,等于是将毒药直接送入口中。化学药剂不仅仅伤害植物,影响昆虫,连带的影响鸟类的生殖能力,没有办法顺利的繁衍下一代,于是能听到鸟儿的歌声的机会逐渐减少。

第九章:死河
为抢救森林,喷撒大量的DDT来对付昆虫,当这些喷剂渗透入河流中,破坏了河流中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也残杀了这些生物的生命。喷杀虫剂,使得溪中微生物,鱼类,特别是鲑鱼的大批死亡,而害虫并未获得理想的控制。生物的减少,造成了河流的一片死寂。

第十章:祸从天降
飞机空中喷药的可怕后果:人们忘了对这些喷剂毒药应有的审慎态度,而将之由飞机上肆无忌惮的撒下,在药物降落的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受害者,当然人类也不例外。在美国为了消除恼人的毒蛾与火蚁,使用了空中喷撒药剂,这些药剂循着风,飘到了其它的地方,造成了大区域的受害,不仅止于昆虫、鸡群、或牛只。

第十一章:如影随形的恶梦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毒物,包括杀虫剂、除草剂,甚至清洁剂…,人类生活在毒物包围的环境中,食物链中的动物、蔬果,庭园,等四处充斥。。食物的污染也影响了人类的健康,我们该怎样从这如影随形的恶梦中跳脱出来?

第十二章:人的价格
药剂造成人类的疾病、或死亡,这类情形在医学的文献中是非常的普遍。杀虫剂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多贮积在脂肪中,破坏肝、肾的功能,并使神经受损。为了能暂时消灭这几只昆虫,我们竟然必须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迷乱、妄想、丧失记忆、死亡;如果还需要继续的使用这些化学物质,我们还会需要继续的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第十三章:一扇窄窗
农药的成份会破坏生物体含氧量,器官组织、细胞、肌肉受损,难以正常运作,甚至生殖细胞因含过多的毒物,细胞的有丝分裂功能受创,染色体蒙受深度破坏(如突变、加倍、不规则)而无法生长茁壮,以致于产生突变而夭折。「一扇窄窗,隔着距离从那里望出去,只能看到一道窄小的光,但愈走近窗子,视野便会愈宽广,最后就可以从同样这一道窗子看到整个平面。」所以,唯有集中注意力,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观察身体的细胞,然后是细胞微小的构造,最后是这些构造里每个分子的反应,如此我们才能了解把化学物质带进体内,会有多深远的后果。

第十四章:四分之一
人类的第一死因:「癌症」为人类接触到太多的致癌物质所造成,在十九世纪以前已经知道有六种的工业致癌物。农药中的”砷”是致癌物,不单危害人类,动物也难幸免,任何突变都是癌症的潜在原因,农药无疑是此种突变的诱因。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更造出了无数新的致癌物质,并且也普遍进入一般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第十五章:大自然的反扑
人类使用的化学药剂,造成了生态的不平衡,而大自然以反扑的力道展现其无法抗拒的平衡方式。防治虫害的方法,真正有效的是运用自然,而非人力。人类若再加重剂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就算杀死主要害虫,可能使另一种害虫在无天敌的情形下,繁殖迅速,农业的损失将难以估计。又,用杀虫剂不一定杀死主要虫害,可能使之逃往更广阔的繁殖地,结果灾区将无限扩大。

第十六章:大灾难的征兆
害虫抵抗喷药毒性的能力随着适者生存的演化律而更形强悍:许多的昆虫对于这些化学药剂已产生了抗药性,昆虫父母借着遗传,让下一代有着更强壮的特质,而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消除它们,必须使用威力更强的化学药剂,但愈用后果就会愈糟糕,只要经过几代的遗传,全部都会有更强的抗药性,而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人类使用农药的结果是节节败退,能抵抗农药的昆虫种类数成倍数增加。控制自然的有效办法不是使用暴力,化学药品使用前应先经过仔细的试验,使用杀虫剂作为防治武器是知识不足及无能的证明。

第十七章:另一条路
对付人类厌恶的昆虫,有其它不仅能够除虫也能兼顾地球生态的方法,但需要时间去实验与试验。要找出能跟大自然和平共存才是最好的方法,生物防治法是我们可选择的解决途径!例如:雄性不孕症、天敌、毒蛾引诱剂、微生物杀虫剂、使昆虫染病及在森林中利用捕食及寄生虫等。

昆虫学家Robert Metcalf :
「防止昆虫过度繁殖,以致危害其它生物的唯一最主要方法,是使昆虫本身进行自相残杀的战斗。」

加拿大昆虫学家 G. C. Ullyett: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放弃人类至上的观念,并且要从自然环境的许多状况中,找寻较经济的方式及方法去限制生物的繁殖,而我们自已不要随便乱做。」

<不再寂静的春天>: 「千万不要忽视了「事情然后会怎样?」。还有,「我们绝不能只做一件事」。」
公元一九六三年,卡逊小姐应美国国会之邀请,出席国会报告《寂静的春天》。当时使议员们大为震惊,掀起轩然大波。该书曾经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阅读后,批交美国农业部加以深入研究,乃造成后来美国普遍禁止使用残余毒性甚长的农药的结果。

卡逊女士生前先后得到十五种各式各样的奖,光是《寂静的春天》就获得八种奖,此书且被译为三十种文字。《寂静的春天》是卡逊女士留给世人最大的遗爱,影响所及后来有所谓「世界地球日」全球性的环保运动之产生,旨在警告和呼吁全球人类正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

二、自然可否控制?

「控制自然」一词,是在傲慢的情态下想出来的,是旧石器时代生物学与哲学的产物,那时以为自然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方便。大部份应用昆虫学的构想及实行,起自科学的石器时代。最使我们深感不幸的,就是这样原始的 科学,竟然已经装备最新式的恐怖武器,既能对付昆虫,亦可对付地球。

三、春天是鸟语和花香吗?

美国人大量使用DDT之类的杀虫剂,结果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竟然听不见虫鸣鸟叫,经过卡逊 女士的呼吁,还有很多人的努力奔走,美国终于立法通过禁止使用DDT,美国鸟类才逃过一劫。如果我们不注重环境保护和自然保育,『春天不必然是鸟语和花香啊!』

鸟类不仅在文化、艺术、民生、经济及环境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而且直接的予人舒适的感觉。鸟类为山林原野添加了许多缤纷的色彩,为整个世界添加许多跳跃的音符。生活在高度文明的今天,森林原野中这群大自然的精灵,用牠们的清音倩影,唤醒我们久蛰的心灵,和对大自然永远不能磨灭的向往之情。

卡逊女士在书中对世人提出警告,如果人们不断地在环境中添加化学毒素,将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她举出的例子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些鸟种的实例,尤其是对上万只的鸟在一九六○至一九六一年死于英国乡间各地的 报导,更是震撼人心。鸟类是反应环境中毒素及杀虫剂浓度的最好指标,因为鸟类和人类接触极为频繁,牠们的行 为、数量一但有所改变,马上会被人发现,加上鸟类不断在生态环境中分布极广,也占了食物网中不同的部位,所以任何环境污染,都会影响到鸟种的数量、习性,而使人警觉。南极企鹅体内的DDT,正足以证明DDT的污染,已遍布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性污染第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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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2月 18, 2007 5:53 pm

(简体版在下半部)

翻譯:自學書院(2007年12月)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動—不作商業用途發表,歡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帶回滴滴涕,也帶回科學

〈帶回滴滴涕,也帶回科學〉"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的文章,是 Marjorie MazelHecht在《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的社論。(2002年夏季號)。

原文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by Marjorie Mazel Hecht. Editorial in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er issue, 2002

美國在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引起的滅亡人數十倍於納粹黨在紐倫堡送入恐怕之城的人數,也做成一代人的心理傷害,把他們投進反科學的黑暗年代,而且現在正影響新的一代。

堅持禁制滴滴涕的謊言和不正常病態,是典型的非理性,反科學浪潮,差不多摧毀我們社會的理性討論。倘若你要拯救科學—和人命—要反擊把滴滴涕帶回來。極有可能取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Lyndon H. LaRouche正大力鼓吹,你也要把這列為頭號議程。

自從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已經有六千萬人無辜死於瘧疾,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患病,大多數病者是兒童。每年有三至五億新病患,約二至三億是兒童。瘧疾每三十秒殺死一名兒童。呈報的病例中,90%在非洲,而熱帶國家的人口有40%受到越來越多瘧疾病例的威脅。

禁止使用滴滴涕不止是影響熱帶國家。隨著禁止使用滴滴涕,美國也停止了滅蚊,削減滅蚊工作和監察的財政預算。正如科學家在二十五年前的警告,我們面對由蚊子攜帶的殺人疾病正在增加——西尼羅河症和登革熱只是最顯著的兩種。

滴滴涕可以做什麼
瘧疾由蚊子傳播,但可以預防;每年只需在家居四壁兩次噴上少量滴滴涕。滴滴涕比其他殺蟲劑便宜很多,更有效,而且對人類或動物沒有害處。

即使蚊子對滴滴涕產生抗藥力,這依然比其他替代化學物更為有效(和問題較少)。原因是蚊子不會停留在噴有滴滴涕的牆壁,少機會叮咬令人染病。這效果稱為「刺激排斥」,而且滴滴涕也可以透過直接接觸殺死蚊子(註1)。研究証明這對攜帶瘧疾的主要蚊子品種都是有效。

在屋內噴上滴滴涕,每年只需1.44美元。毒性較重的代用品,價錢是十至二十倍,還要多次使用,令噴劑變得不能負擔的昂貴。

禁用=殺人
二戰期間開始使用滴滴涕,短時期內已比歷史上任何一種人造化學物挽救更多生命,防止更多疾病。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和平民,尤其是戰爭難民,免受斑疹傷寒症侵襲,因為滴滴涕殺死傳播這恐怖疾病的虱子。

滴滴涕在二戰後引入,三十年來挽救無數生命,為什麼被禁用?羅馬的馬爾薩斯協會創辦人Alexander King,1990年在自傳文章說得很白:「事後孔明,我認為滴滴涕的最大問題是大大增加了人口。」King特別關注滴滴涕大幅度減少開發中國家的死亡率,因此人口增加。

正如King正確觀察所得,瘧疾病例及其死亡率因為噴灑滴滴涕而大幅度減少。舉例而言,斯里蘭卡在使使用滴滴涕之前,1946年有二百八十萬宗瘧疾病例,一萬二千五百人死亡。經過大規模噴灑後,1963年只有十七宗病例,一人死亡。在停止噴灑後,死亡數字在1969年增至113人,病例有五十萬。到了今天,所有停止噴灑的國家,其瘧疾病例急劇上升。九十年代後期,南非的瘧疾數字增加達千倍。

《寂靜的春天》騙局
呼籲禁用滴滴涕的運動,始於1962年Rachel Carson發表她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她這本流行書是騙局。正如昆蟲學家J. Gordon Edwards博士分析Carson引用的原創科學研究時指出,她選擇性採用科學研究的數據和弄虛作假,玩弄人們的感情。(註2。Edwards文章中譯本見下一段。)

因為這些宣傳和謊言,美國環保署召開科學聽証會,委任聽証專員Edmund Sweeney主持。支持使用滴滴涕的主要科學組織,和反對的環保主義者都有遞交証言聲明。聽証會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証言聲明有數千頁。Sweeney裁定不應禁用滴滴涕,他認為基於科學實證:「滴滴涕對人類不會致癌,導致突變或產生畸形,而使用滴滴涕對魚類,鳥類,野生動物或河江生物沒有有害的效果。」

兩個月後,環保署總裁William Ruckelshaus在未有閱讀證言聲明或出席聽証會的情況下,推翻聽證專員,禁用滴滴涕。他後來承認是為了「政治」理由作出決定。「科學和經濟有其發揮的作用——〔但〕最後決定是政治。」Ruckelshaus如是說。

美國的決定對開發中國家有立竿見影的影響,因為國務院的對外援助附加條件是不能使用在美國禁用的任何殺蟲劑。美國國際開發署終止滴滴涕噴灑項目,轉而支持生育控制。

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瑞典和挪威作為例子,也對受惠國施壓停止使用滴滴涕。墨西哥在美國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壓力下,停止生產滴滴涕;貝里斯買不到,在1999年放棄使用。購買代用殺蟲劑要花費貝里斯控瘧預算的90%。莫三鼻給停止使用滴滴涕,因為據《英國醫學期刊》(2000年3月11日)報導:「該國的醫療衛生預算80%來自捐贈資金,而捐贈者反對使用滴滴涕。」

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對日漸增加的瘧疾病例的回應,是在1989年大張旗鼓推動「擊退瘧疾Roll Back Malaria」項目;這不涉及控制昆蟲的措施,而只是蚊帳,人員培訓和藥物治療——是註定失敗的處方。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是滅族
1995年,雖然有大量官方文件證實瘧疾病例和因瘧死亡增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還是著手在全球禁用滴滴涕。規劃署建議以有法律禁制力的國際公約禁用所謂「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這包括滴滴涕。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的最後文本正等待美國國會通過,並得到議員支持;布希總統也同意美國簽署。

滴滴涕的效應頗為驚人。在瘧疾成為風土病的南美洲,任何國家在1993年之後停止在房舍噴灑滴滴涕,瘧疾病率急升:蓋亞那,玻利維亞,巴拉圭,祕魯,巴西和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在1993年後增加使用滴滴涕,瘧疾率減少60%。
噴灑滴滴涕不是萬應靈丹。在全球各地消滅蚊子傳播的疾病,需要深層發展的公共衛生設施和員工培訓——正如1950和1960年代滴滴涕開始消滅世上的瘧疾時那樣。蚊子傳播的疾病不是唯一威脅我國的惡魔。愛滋病,肺癆去而復返,和許多致死疾病,正威脅全球人口,尤其是人類免疫系統因為營養不良和不衛生(甚或不存在)食水和公共衛生制度因面臨挑戰。

要整體解決這些惡化問題——面對世界的科學進展,這是恥辱——我們必須改變過去三十年的決策,回到一個基於生產,科學進步和理性的社會。世界正走向蕭條危機,美國需要羅斯福式的新法重整經濟。我們這一個經濟與金融政策平台的公認發言人,就是極有可能取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Lyndon H. LaRouche。
美國不應該簽署逐步廢除滴滴涕和其他有用化學物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相反的,這個國家應立即帶回滴滴涕,現時美國法律容許在緊急情況下使用滴滴涕。如果集體謀殺數以百萬計的人類還不算是緊急情況,什麼才是?

註:
1. 這項研究的摘要參見Donald R. Roberts等《浮現的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3卷 3期 (1997), 295-302頁.
2. J. Gordon Edwards〈Rachel Carson的謊言〉“The Lies of Rachel Carson,” 《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1992年夏季號) 21st Century, Summ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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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学书院(2007年12月)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动—不作商业用途发表,欢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带回滴滴涕,也带回科学

〈带回滴滴涕,也带回科学〉"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的文章,是 Marjorie MazelHecht在《二十一世纪科学及科技杂志》的社论。(2002年夏季号)。

原文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by Marjorie Mazel Hecht. Editorial in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er issue, 2002

美国在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引起的灭亡人数十倍于纳粹党在纽伦堡送入恐怕之城的人数,也做成一代人的心理伤害,把他们投进反科学的黑暗年代,而且现在正影响新的一代。

坚持禁制滴滴涕的谎言和不正常病态,是典型的非理性,反科学浪潮,差不多摧毁我们社会的理性讨论。倘若你要拯救科学—和人命—要反击把滴滴涕带回来。极有可能取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Lyndon H. LaRouche正大力鼓吹,你也要把这列为头号议程。

自从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已经有六千万人无辜死于疟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患病,大多数病者是儿童。每年有三至五亿新病患,约二至三亿是儿童。疟疾每三十秒杀死一名儿童。呈报的病例中,90%在非洲,而热带国家的人口有40%受到越来越多疟疾病例的威胁。

禁止使用滴滴涕不止是影响热带国家。随着禁止使用滴滴涕,美国也停止了灭蚊,削减灭蚊工作和监察的财政预算。正如科学家在二十五年前的警告,我们面对由蚊子携带的杀人疾病正在增加——西尼罗河症和登革热只是最显著的两种。

滴滴涕可以做什么
疟疾由蚊子传播,但可以预防;每年只需在家居四壁两次喷上少量滴滴涕。滴滴涕比其他杀虫剂便宜很多,更有效,而且对人类或动物没有害处。

即使蚊子对滴滴涕产生抗药力,这依然比其他替代化学物更为有效(和问题较少)。原因是蚊子不会停留在喷有滴滴涕的墙壁,少机会叮咬令人染病。这效果称为「刺激排斥」,而且滴滴涕也可以透过直接接触杀死蚊子(注1)。研究证明这对携带疟疾的主要蚊子品种都是有效。

在屋内喷上滴滴涕,每年只需1.44美元。毒性较重的代用品,价钱是十至二十倍,还要多次使用,令喷剂变得不能负担的昂贵。

禁用=杀人
二战期间开始使用滴滴涕,短时期内已比历史上任何一种人造化学物挽救更多生命,防止更多疾病。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和平民,尤其是战争难民,免受斑疹伤寒症侵袭,因为滴滴涕杀死传播这恐怖疾病的虱子。

滴滴涕在二战后引入,三十年来挽救无数生命,为什么被禁用?罗马的马尔萨斯协会创办人Alexander King,1990年在自传文章说得很白:「事后孔明,我认为滴滴涕的最大问题是大大增加了人口。」King特别关注滴滴涕大幅度减少开发中国家的死亡率,因此人口增加。

正如King正确观察所得,疟疾病例及其死亡率因为喷洒滴滴涕而大幅度减少。举例而言,斯里兰卡在使使用滴滴涕之前,1946年有二百八十万宗疟疾病例,一万二千五百人死亡。经过大规模喷洒后,1963年只有十七宗病例,一人死亡。在停止喷洒后,死亡数字在1969年增至113人,病例有五十万。到了今天,所有停止喷洒的国家,其疟疾病例急剧上升。九十年代后期,南非的疟疾数字增加达千倍。

《寂静的春天》骗局
呼吁禁用滴滴涕的运动,始于1962年Rachel Carson发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她这本流行书是骗局。正如昆虫学家J. Gordon Edwards博士分析Carson引用的原创科学研究时指出,她选择性采用科学研究的数据和弄虚作假,玩弄人们的感情。(注2。Edwards文章中译本见下一段。)

因为这些宣传和谎言,美国环保署召开科学听证会,委任听证专员Edmund Sweeney主持。支持使用滴滴涕的主要科学组织,和反对的环保主义者都有递交证言声明。听证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证言声明有数千页。Sweeney裁定不应禁用滴滴涕,他认为基于科学实证:「滴滴涕对人类不会致癌,导致突变或产生畸形,而使用滴滴涕对鱼类,鸟类,野生动物或河江生物没有有害的效果。」

两个月后,环保署总裁William Ruckelshaus在未有阅读证言声明或出席听证会的情况下,推翻听证专员,禁用滴滴涕。他后来承认是为了「政治」理由作出决定。「科学和经济有其发挥的作用——〔但〕最后决定是政治。」Ruckelshaus如是说。

美国的决定对开发中国家有立竿见影的影响,因为国务院的对外援助附加条件是不能使用在美国禁用的任何杀虫剂。美国国际开发署终止滴滴涕喷洒项目,转而支持生育控制。

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瑞典和挪威作为例子,也对受惠国施压停止使用滴滴涕。墨西哥在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压力下,停止生产滴滴涕;伯利兹买不到,在1999年放弃使用。购买代用杀虫剂要花费伯利兹控疟预算的90%。莫桑比克停止使用滴滴涕,因为据《英国医学期刊》(2000年3月11日)报导:「该国的医疗卫生预算80%来自捐赠资金,而捐赠者反对使用滴滴涕。」

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日渐增加的疟疾病例的回应,是在1989年大张旗鼓推动「击退疟疾Roll Back Malaria」项目;这不涉及控制昆虫的措施,而只是蚊帐,人员培训和药物治疗——是注定失败的处方。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是灭族
1995年,虽然有大量官方文件证实疟疾病例和因疟死亡增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是着手在全球禁用滴滴涕。规划署建议以有法律禁制力的国际公约禁用所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包括滴滴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的最后文本正等待美国国会通过,并得到议员支持;布希总统也同意美国签署。

滴滴涕的效应颇为惊人。在疟疾成为风土病的南美洲,任何国家在1993年之后停止在房舍喷洒滴滴涕,疟疾病率急升:圭亚那,玻利维亚,巴拉圭,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在1993年后增加使用滴滴涕,疟疾率减少60%。
喷洒滴滴涕不是万应灵丹。在全球各地消灭蚊子传播的疾病,需要深层发展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员工培训——正如1950和1960年代滴滴涕开始消灭世上的疟疾时那样。蚊子传播的疾病不是唯一威胁我国的恶魔。爱滋病,肺痨去而复返,和许多致死疾病,正威胁全球人口,尤其是人类免疫系统因为营养不良和不卫生(甚或不存在)食水和公共卫生制度因面临挑战。

要整体解决这些恶化问题——面对世界的科学进展,这是耻辱——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三十年的决策,回到一个基于生产,科学进步和理性的社会。世界正走向萧条危机,美国需要罗斯福式的新法重整经济。我们这一个经济与金融政策平台的公认发言人,就是极有可能取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Lyndon H. LaRouche。
美国不应该签署逐步废除滴滴涕和其他有用化学物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相反的,这个国家应立即带回滴滴涕,现时美国法律容许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滴滴涕。如果集体谋杀数以百万计的人类还不算是紧急情况,什么才是?

注:
1. 这项研究的摘要参见Donald R. Roberts等《浮现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3卷 3期 (1997), 295-302页.
2. J. Gordon Edwards〈Rachel Carson的谎言〉“The Lies of Rachel Carson,” 《二十一世纪科学及科技杂志》(1992年夏季号) 21st Century, Summ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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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2月 18, 2007 6:03 pm

(简体版在下半部)

翻譯:自學書院(2007年12月)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動—不作商業用途發表,歡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The Lies of Rachel Carson by Dr. J. Gordon Edwards

(來自《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網頁介紹:Edwards是美國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昆蟲學的榮譽教授,任教43年。他是山巒協會Sierra Club和Audubon鳥類保護協會的長期會員,以及加州科學院院士。他在每年昆蟲學開課時,在眾多學生面前喝一口滴滴涕,證明滴滴涕對人類沒有害處。他今年八十三歲,依然努力為滴滴涕的真相而奮鬥。)

(譯註:以下的中譯引文錄自呂瑞蘭,李長生簡體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四次印刷。)

Rachel Carson的謊言
(全文在《二十一世紀科學及科技雜誌》1992年夏季號發表。英語轉載沒有列表和插圖。)

一位著名的昆蟲學家剖析Carson的《寂靜的春天》的錯誤。該書在1962年發行,荼毒公眾意見反對滴滴涕和其他殺蟲劑。

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我很高興。當時我是幾個環保類型組織的會員,對工業或大企業沒有好感,我的著作有一本是由山巒協會出版,我也為多種環保雜誌撰寫文章。

當其時,我有三年的夏季參加懷俄明大學在懷俄明州Jackson Hole研究站的田野工作,是國家公園處和國家冰川公園的生物協調員。我熱切閱讀《紐約客》雜誌的《寂靜的春天》濃縮本;正本在書店出售時,我立即買下。我看了幾章,留意到許多陳述是錯誤的;但書是同道中人寫的,這些東西可以略過吧。我正是如此。

看了書的一半,我的感覺是Rachel Carson沒有認真處理事實,有許多句子是故意寫成有一些含意,但又不清楚說明。她的論題:殺蟲劑不好,工業不好,任何不支持她的觀點的科學家不好。她很小心捨棄不支持這論題的任何事物。

我細看她的參考書目,參考資料是源自不科學的來源。每次書中引用參考資料,她重複又重複,好像有一大堆參考資料,雖然實際沒有用到很多不同的資料來源。我開始對Rachel Carson失去信心,雖然作為環保份子,我是應該繼續支持她的。

其後,我找到Carson引用的一些參考資料,很快就發現這些都沒有支持她認為殺蟲劑有害的論題。當領導的科學家對她的方法和主張提出嚴厲批評時,我慢慢明白到Rachel Carson對這些題目的真相沒有興趣,而我和其他幾百萬的美國人一樣,受騙上當了。

因而我從頭再讀一遍,而這一次我張開眼睛,不再相信她的動機是崇高的,她的陳述是有邏輯和科學事實支持。我粗略寫下我的批評,收集Carson謂言支持她的論點,而其實不是如此的科學文章。這經驗令人沮喪。

最後,我加入貶低《寂靜的春天》的行列;當全國各州舉行聽証會決定滴滴涕的命運時,我自費出席作供,反對禁用這一種挽救生命的殺蟲劑。我很高興見到許多我尊敬的科學家和衛生官員也在聽證會作供,為滴滴涕辯護,對抗環保刊物和傳媒興起的反殺蟲劑宣傳浪潮。

在作供或向公眾發表時,我經常揭露Rachel Carson在書中引用的錯誤資料,先發表她在《寂靜的春天》的陳述,然後讀出實際上這些資料的真言,向聽眾披露《寂靜的春天》是如何不真實和誤導。

差不多三十年了,對Rachel Carson是有多忠於真相的爭論依然喋喋不休。我最近知道要拍攝紀念Rachel Carson和《寂靜的春天》的電視電影。我認為這樣的電影會進一步誤導公眾,媒體和立法者,我決定把我的1962-1963原稿整理好,大家可以取用。以下是逐頁的評論,從「獻辭」開始。

(譯註:以下的中譯引文錄自呂瑞蘭,李長生《寂靜的春天》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四次印刷。)

獻辭:謊言
獻辭。Carson在《寂靜的春天》的獻辭寫道:『獻給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他說:「人類已失去預見和自制的能力,它將隨著毀滅地球而完結。」』

這似乎指出這偉人反對使用殺蟲劑。但是史懷哲在他的自傳第262頁寫下:「這些惡毒的昆蟲浪費了我們多少勞力和時間…但使用滴滴涕讓我們有了一線希望的陽光。」讀他的書就清楚史懷哲擔憂的是核戰,不是滴滴涕的風險!

第16頁(中譯13頁)。Carson謂在二戰前開發化學武器時,發現有一些在實驗室創造的化學物可令昆蟲致死。「這一發現並非偶然;昆蟲,作為人類死亡的 “替罪羊” ,一向是被廣泛地用來試驗化學藥物的。」就這樣Carson試圖建立殺蟲劑和化武的連繫。但是,滴滴涕從來沒有作為「致人類於死地的媒介」來測試,從來都知道這對人類是沒有毒害的。她的含意卑鄙。

第16頁(中譯13頁)。Carson謂二戰前的殺蟲劑是簡單的無機殺蟲劑,但她的例子包括除蟲菊和魚藤酮,兩者都是複合有機化學物。

第17頁(中譯14頁)。Carson聲稱砷可以致癌(從煙囱的煙灰作出鑒證),提到許多對脊椎動物有劇毒的可怕方法。她在第18頁(中譯14頁)說:「現代的殺蟲劑致命性更強」,特別提到滴滴涕作為例子。

這樣隱喻滴滴涕可怕致命是完全虛假。人類志願者在差不多長達兩年之久,每天吞下35毫克,沒有不良反應。在推行噴殺蚊子項目時,數以百萬計的人與滴滴涕親密共處,沒有人因此生病。美國國家科學院在1965年總結:「在過去十多年間,滴滴涕防止了五億「人類」死亡,不是如此就無可避免。」世界衛生組織聲稱滴滴涕「比任何物質殺死更多昆蟲,挽救更多人。」一位英國的科學家領袖指出:「如果壓力團體成功,如果全球禁用滴滴涕,那麼Rachel Carson和《寂靜的春天》一年內可能殺死的人比希特拉的大屠殺還要多。」

如果Rachel Carson對滴滴涕的全面攻擊,導致任何項目讚美她努力爭取禁用滴滴涕和其他挽救生命的化學物,將會是曲解。

第18頁(中譯14-15頁)談到含氯之碳氫殺蟲劑(例如滴滴涕)和有機磷(例如馬拉硫磷)時,Carson謂這些全都是『以碳原子為主要成份—碳原子就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積木」——這樣就被劃為「有機物」了。為要了解它們,我們必須弄明白它們是由何物造成的,以及它們是怎樣…把自己轉化到使它們成為致死劑的變體上去的。』

Carson隱喻所有殺蟲劑都是除了昆蟲,還是動物的「致命媒介」是不公平的。
第21頁(中譯17頁)。在提出不真實的指控謂人們吞服少至千萬份之一的滴滴涕,會積累「約10~15/百萬的含量」,Carson聲言「這種效力卻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藥量就能引起體內巨大變化。」(她沒有考慮新陳代謝作用,滴滴涕在人類和脊椎動物分解,隨尿液排出等等,因而防止所謂沿著食物鍊「生物性倍大」發生。)Carson又謂:「在動物實驗中,發現3/百萬的藥量〔滴滴涕〕能阻止心肌裡的一個主要的酶的活動;僅5/百萬就引起了肝細胞的壞死和瓦解…。」

這暗示飲食中有微量滴滴涕對人的健康有頗大害處,但從來沒有醫學指出她的說法是真實的。

在第22頁(中譯17頁),Carson又說:「…在正常人體化學中就存在著這種小原因引起嚴重後果的情況。」這全是錯的。

第23頁(中譯18頁)。Carson說:「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不允許州際商業裝運的牛奶含有殺蟲劑殘毒。」這也是錯的。州際商業容許的牛奶標準是0.5/百萬。

第24頁(中譯20頁)。Carson說:「有一位受害者,偶而把一種25%的工業溶液〔可氯丹,七氯〕灑到皮膚上,不到40分鐘內就出現了中毒症狀,竟未來得及醫藥救護就死去了。這種中毒症是不可能提前發覺通知醫務人員及時搶救的。」

這事故的實際詳情當時隨手找到,但Carson顯然故意扭曲。事故發生在1949年,一間化學品工廠的工人傾瀉大量溶液在胸膛,溶液含可氯丹25磅,39磅溶劑和10磅乳化劑。《美國醫學會期刊,1955年8月13日》Carson的說法,指這是「25%的工業溶液」灑在皮膚上,明顯的低調處理淋透的嚴重程度,而這是可氯丹合成的歷史上唯一已知的致命沾染。

第28頁(中譯23頁)。Carson提到有機磷殺蟲劑,例如巴拉松(美國環保署署長William Ruckelshaus建議取代滴滴涕的代用品)。她說這是在1930年代後期,德國化學家Gerhard Schrader發現的,「有些藥物就成了致命的神經錯亂性毒氣,另一些有親密的同屬結構之藥物,成為殺蟲劑。」

事實上,這些殺蟲特質是在二戰後才被發現(是Carson所暗示的十五年後),而Carson過份誇大了殺蟲劑和令人恐懼的神經錯亂性毒氣類似之處。她試圖散播關於有好處的殺蟲劑的恐怖變得越來越惡毒。

第36-37頁(中譯32頁)。Carson說:『除草劑中還有一些劃歸為「致變物」,或曰能夠改變基因—司遺傳之物質—的作用劑。輻射造成遺傳性影響,使得我們大大吃了一驚;那麼,對於我們在周圍環境中廣為散播的化學藥物的同樣作用,我們又怎麼能掉以輕心呢?』

Carson把「輻射」和普通的除草劑比較是可恥的,兩者的致變可能潛力有很大的差別。

第40頁(中譯34頁)。Carson聲言:「…大量的化學污染物每天排入國內河流。」,而「大多數的化學藥物非常穩定,採用的通常處理過程無法使其分解。更為甚者是它們常常不能被辨認出來。」

這樣明顯的過份其詞,用上令人發抖的字眼和恐嚇無人知曉日用食水含有什麼致命化學物,只是要讓讀者擔心。這些當然可以全被測出和辨認。進入我們的日用食水,經常由專家分析其中的污染物,發現其份量不足以在普通家庭的人發病。Carson擾亂人心的說法只適合超市的小報。

第50-51頁(中譯43頁)。Carson寫道:「已明確確定在人體內致癌的環境物質——砷曾經兩次被捲入歷史性的事件中,在這兩次事件中已污染的水都引起了大面積癌症的發生。」

砷天然存在於許多甲殼類和其他水生動物,我沒有見過砷人體內致癌的証據。如果Carson真的關注公眾健康,她應該樂於見到相對無害的殺蟲劑,例如滴滴涕,可以取代含砷和其他有毒的無機材料!

第78頁(中譯67頁)。提到「野草」(與健康穀物為敵,必須清除穀物才可以成長和收割),Carson聲言:「大概,野草從土壤中獲取一些東西,野草也可能給予土壤一些東西。」

正如每位園丁的痛苦經驗告知,她說野草從土壤中獲取一些東西是明顯正確的,但要有很豐富的想像力才會認為穀物田中有野草是好事!

Carson然後提到荷蘭一個城市公園,種植玫瑰的土壤被線蟲嚴重侵害。她聲稱在玫瑰中間種植金盞草可以殺死線蟲,玫瑰就會長得茂盛。她沒有引述資料來源。基於這沒有證據支持的故事,Carson總結:「也許還有我們尚很不了解的其他一些植物正在起著對土壤有益的作用,可是我們過去殘忍地將它們根除。」第79頁(中譯67頁)

誠然,土壤有線蟲無論如何是不健康的,但野草排擠食用穀物的土壤,是否比種植穀物前更為健康?任何人有種植稱心植物的經驗,一定不會同意她!

第80頁(中譯68頁)。Carson說:「馬唐草只能生長在不健康的草坪。它是病徵,本身不是疾病。」她認為馬唐草不能在健康和肥沃的土壤生長,因為其他草類會防止它生存。(譯註:呂譯本錯譯,改譯如上。)

任何人見過馬唐草入侵美麗的草坪,都會反對這沒有實據支持的說法。

她說:「郊區居民每年把真正驚人數量的馬唐草滅草劑不斷噴在草坪上」,包括「汞,砷和氯丹」,這是調侃有終生經驗的園丁。她隨即提出例子:「一種藥品的使用者按照指〔引〕,將在一英畝地中使用60磅氯丹產品。如果他們使用另一些可用的產品,那麼他們將在一英畝地中使用175磅的砷。…鳥類死亡的數量正在使人苦惱。這些草坪究竟對人類的毒害如何現在還不得而知。」

第85頁(中譯73頁)。Carson說:我們在「增加…一種新型的破壞——由於不加區別地向大地噴灑殺蟲劑,致使鳥類、哺乳動物、魚類,事實上使各種類型的野生生物直接受害。」

在最多使用Carson所反對的現代殺蟲劑的年代,獵人收獲的哺乳動物和飛禽是歷年來增加最多的,Carson是否有可能不知道?她是否有可能不知道Audubon保護鳥類協會每年在聖誕節記錄鳥類數量,數字逐年增加?(每位觀察員數算所見鳥類,得出這鳥類的數字。)在「滴滴涕年代」,魚類數量受限的主要成因是漁民競爭日劇,多條河溪築壩,以及我們健康,好食好住的美國人民增加所產生的污水。

Carson不單沒有承認和欣賞這些野生動植物增加的記錄,還苦著面說(第85頁,中譯73頁):「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妨礙人們對噴霧器的使用。在人們撲滅昆蟲的戰役中的附帶被害者是無足輕重的;如果駒鳥、野雞、浣熊、貓、甚至牲畜恰好與要被消滅的昆蟲住在同一地點,而被殺蟲毒藥水所害,那麼,不應該有人為此提出抗議。」

第87頁(中譯73頁)。Carson埋怨1959年底特律市控制日本甲蟲時,「並沒有顯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須採取這個激烈、危險的行動。」她提到密執安州一位最知情的自然學家聲言日本甲蟲在底特律市生存已經超過三十年。(沒有昆蟲學家在那裡見過。)Carson的自然學家也是說甲蟲在那時候沒有增加。

她可能是錯誤引述那位自然學家,或許他只是說謊,或許他不能分辨和日本甲蟲略為相似的本地金龜子。狼吞虎咽的日本甲蟲不可能存活三十年而不被昆蟲學家或業主發覺!無論何處,這些甲蟲幾年間就會快速繁殖為害蟲狀態,嚴重損害花株果木,而幼蟲則侵害草和其他植物的根部。即使Rachel Carson也不應相信底特律市的甲蟲會有不同的行為。

第88頁(中譯76頁)。關於日本甲蟲,Carson謂中西部各州「掀起了一場攻擊,這場攻擊足以消滅最厲害的敵人,而不只是消滅最普通的害蟲。」美國東部的居民會嘲笑這可笑的說法,因為他們親身經歷甲蟲和幼蟲做成的毀壞。Carson不可思議地堅持(第96頁,中譯76頁)到了1945年,日本甲蟲「已變成一種不大重要的甲蟲了。」

第97頁(中譯84頁)。Carson討論利用「牛奶病」孢子放進土壤殺死幼蟲,表示對這些細菌能根除幼蟲有極大信心。至於為什麼密執安州沒有採用這辦法來對抗這疫症,她解釋這被認為過於昂貴。

Carson很高興披露孢子起碼影響四十多種甲蟲這事實,但對這在廣大範圍殺死大自然的昆蟲引起的環境損害漠不關心。但是,她在(第99頁,中譯86頁)抨擊使用殺蟲劑,因為「不具有選擇性的毒效,即它們不能專一地殺死那種我們希望除去的一個特定種類昆蟲。」明顯地她認為細菌有廣泛毒性是沒有問題,但殺蟲劑必須只能影響單一目標。

鳥類死亡與人類死亡

Carson在第八章描述一頭鳥的死亡,她以為可能是因為中了殺蟲劑的毒,但她的著作沒有描述有人死於昆蟲傳播的瘧疾、黃熱病、鼠疫、嗜眠性腦炎或其他疾病。她在《寂靜的春天》的宣傳是禁用可以預防人類死亡的殺蟲劑的主力。開發中國家有數以百萬計的窮人死亡,Carson要承擔部份責任。亞利桑那大學昆蟲學系主任William Bowers博士在1986年談到滴滴涕是歷來最重要的發現,「單單是控制瘧疾已經挽救了三十億人的性命。」

Rachel Carson毫不關心由昆蟲傳播的疾病危及人類性命,她(第187頁,中譯162頁)寫道:「僅僅在昨天,人類還生活在對天花、霍亂和鼠疫等天災的擔驚受怕之中,這些天災曾經一度橫掃了各民族。現在我們主要關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衛生保健、更優越的生活條件和新式藥物已經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傳染的疾病。今天我們所關心的是一種潛伏在我們環境中的完全不同類型的災害——這一災害是在我們現代的生活方式發展起來之後由我們自己引入人類世界的。」

Carson當然知道人類最大的威脅是疾病,例如瘧疾、傷寒、黃熱症、查加斯氏病,非洲嗜眠性腦炎或,幾類型的黑熱病和其他蜱媒及克次體感染疾病。她故意不提這些,因為這些只能靠適當使用殺蟲劑來控制,尤其是滴滴涕。Carson明顯地寧願數以百萬人犧牲生命,也不倡議使用這些化學物。

(第106頁,中譯90頁)密執安州Lansing市在l954年啟動噴灑計劃,應付傳播荷蘭榆樹病的榆樹皮甲蟲。Carson說:「…當地計劃不僅對吉卜賽蛾而且連蚊子也都這樣進行噴藥控制了。化學藥雨已經增多到傾盆而下的地步了。」她對雄偉榆樹的存活,瀕危的橡樹,以及人們住在吸血蚊子群附近的苦楚沒有表達關注,但是對噴灑區幾隻鳥不見了卻是極度關注。她的立場沒有多少居民支持。

Carson稱贊密執安州立大學鳥類學家George Wallace,他的理論是校園的知更鳥因為吃了泥土中含滴滴涕的蚯蚓而死亡。許多其他有噴灑滴滴涕的地方沒有垂死的知更鳥,但Carson故意避而不談。雖然垂死的知更鳥顯示的徵狀是歸因於汞中毒,Wallace也沒有提到土壤和蚯蚓含高度的汞(源自密執安校園處理泥土的殺菌劑)。Wallace(和Carson)反而把死亡歸咎於滴滴涕。

Wallace在其後研究時分析死鳥,所用的方法只能測試「氯的總含量」,不能決定有那一種氯;也沒有分析汞污染。Wallace和Carson妄下結論謂密執安州立大學的知更鳥因滴滴涕而死,這是極為不負責任,尤其Carson在真相披露後依然在書中強調這虛假故事。

在許多喂食實驗中,包括知更鳥的鳥類被喂食大量滴滴涕(及其衍生物滴滴依)。Wallace沒有提出證據,指出密執安州立大學的知更鳥可能是被這些化學物致死。密執安州立大學研究員Joseph Hickey在環保署的滴滴涕聽證會作供時說,他不能以大量滴滴涕殺死知更鳥,因為鳥類通過消化系統連同糞便排出。美國漁業暨野生動物局和許多大學研究員,多次進行喂食實驗,都證明飲食中含滴滴涕和滴滴依,在田野條件下不可能殺死鳥類。如果Carson提出這些有關細節,就會摧毀她的主要論題,那就是滴滴涕對地球上全部非人類禽獸的威脅。她沒有提出可以澄清這些情況的事實,反而用幾頁的篇幅寫出滴滴涕對不同鳥類未經證實的指控。

(第109頁,中譯93頁)Carson指控因為噴灑計劃,「約九十多種鳥兒都蒙受嚴重傷亡,其中包括那些對於郊外居民和大自然愛好者來說都是最熟悉的鳥兒。…各種各樣的鳥兒都受到了影響——地面上吃食的鳥,樹梢上覓食的鳥,樹皮上覓食的鳥以及猛獸。」

Carson沒有提出資料來源證實這項指控。事實上,Audubon保護鳥類協會每年在聖誕節記錄鳥類數量,持續顯示在最廣泛的「滴滴涕年代」,每位觀察員數算更多的鳥類,包括那些Carson認為是正在減少的鳥類。在沼澤噴灑滴滴涕控制蚊子,常見的後果是棲息沼澤的鳥類數量急升。鳥類急劇上升,明顯是由於減少以前因為當地吸血昆蟲傳播的疾病,更多食物(較少昆蟲摧毀植物),和因為烏類吞食滴滴涕而產生更多肝臟酶(肝臟酶摧毀烏類和其他脊椎動物的致癌黃麴毒素)。

在沒有噴灑滴滴涕的沼澤生長的數以百萬計烏群,例如紅翅黑鸝,對俄亥俄州和其他地方的穀物造成嚴重損害。這些損害不是不好的,Carson埋怨人們不應為此而批評她。她反而試圖說服讀者,噴灑沼澤導致棲息的烏類死亡,雖然證據正好是相反。

(第111頁,中譯94頁)Carson說:「所有在枝頭從樹葉中搜尋昆蟲為食的烏兒都已經從大量噴藥的地區消失了。」

殺蟲劑暫時在噴灑地區根除一些昆蟲,在其他昆蟲遷入前,捕蟲食的烏類不會找到多少食物。Carson說烏類消失,不是說被殺。她最後也承認鳥類稀少可能是因為「噴灑令昆蟲減少。」

(第118頁,中譯101頁)Carson寫道:「像知更鳥一樣,另外一種美國鳥看來也將瀕臨滅絕,它就是國家的象徵——鷹。」

在同一年,1962年,北美洲領導鳥類學家也提到知更鳥的情況。這位權威人士是Roger Tory Peterson,他在《鳥類》一書提問。「什麼是北美洲的頭號鳥類?」,然後指出是知更鳥!Audubon保護鳥類協會1941年(滴滴涕之前)的聖誕節記錄鳥類數量有19,616隻知更鳥(每名觀察者8.41隻)——參見列表1。1960年的記錄是928,639隻知更鳥(每名觀察者104.01隻)。在這些使用滴滴涕和其他「現代殺蟲劑」的年代後,每名觀察者的知更鳥數目增至十二倍。Carson只能避開這些調查的資料,否則她的論題就由證據否定。(譯註:原文沒有列表,下同。)

(第119頁,中譯102頁)Carson用了兩頁討論賓夕凡尼亞州鷹山,以及遷移猛禽鳥類的數目。列表二是在最廣泛使用滴滴涕之前及其後北美洲猛禽鳥類的總數。遷移的鷹鳥數目由1946年的9,29l隻增加至1963年的16,163隻,但每年差別很大。

(第120頁,中譯103頁)Carson解釋沒有幼鳥,是因為:「…鳥兒的生殖能力由於某種環境因素而降低,以致於現在每年幾乎沒有新的幼鳥產生來傳種接代了。由美國魚類及野生物服務處的著名的James DeWitt博士所進行的多種實驗顯示出在其他烏類中確有同樣的情況正在人為的產生著。DeWitt博士所進行的一系列殺蟲劑對野雞和鵪鶉影響效果的經典試驗確証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滴滴涕或類似化學藥物對鳥類雙親尚未造成明顯毒害之前,已可能嚴重影響它們的生殖力了。…例如在喂食期間將滴滴涕加入鵪鶉的食物中,鵪鶉依然活著,甚至還正常地生下許多蛋;但是幾乎沒有蛋能孵出幼鳥來。」

Carson沒有說明「多少」算是「幾乎沒有蛋能孵出幼鳥來」。或許她以為讀者永遠不會看到DeWitt博士1956年在《農業和食物期刊》的少為人知的文章,否則她不會如此惡劣引述DeWitt的結論!他每天喂食的劑量是100/百萬,這是人類在最廣泛使用滴滴涕年代的滴滴涕每天攝取份量的三千倍。

正如DeWitt的數據清楚顯示(列表三),鵪鶉不是只孵出「幾隻」幼鳥。DeWitt的發表數據顯示,「控制組(沒有滴滴涕的鵪鶉)」孵出幼鳥有83.9%,而喂食滴滴涕的鵪鶉孵出幼鳥有75-80%。我不認為80%孵出率是「幾隻」,尤其是控制組只孵出83.9%。

Carson不是沒有讀過DeWitt’ 的文章,或是她有意隱瞞DeWitt在同一頁的野雞實驗結果。「控制組」只孵出幼鳥57.4 %,而喂食滴滴涕的野雞(一年之內全部食物含滴滴涕劑量為60/百萬)孵出幼鳥有80.6%。兩星期後,滴滴涕野雞存活率是100%,控制組野雞只有94.8%。八星期後,滴滴涕野雞存活率是93.3%,而控制組野雞只有89.7 %。就是這些虛假報導令許多美國的科學家領袖質疑Carson。

(第122頁,中譯105頁)Carson謂不同鳥類在體內肌肉積累滴滴涕。「如同那些鸊鷉一樣,野雞、鵪鶉和知更鳥也都越來越不能生育幼鳥來維持它們種類的繁衍了。」

根據Carson引述的DeWitt文章,那些每天被喂食高劑量滴滴涕的鳥類孵化的蛋是一樣的多(鵪鶉),有些是多出27%(野雞)。第118頁(中譯102頁)所提到的評論有記錄知更鳥數目大大增加。因此Carson聲稱這三個鳥類越來越不能生育幼鳥是驚人的錯誤——也是侮辱讀者。

(第125頁,中譯108頁)Carson寫道:『野雞病已成為人人皆知的現像,根據一位觀察家報導:「這種鳥到處找水喝,但它們癱瘓了,並發現它們在水溝旁和稻田埂上顫抖著。」』。「一位觀察家」不是科學資訊的十分可靠的來源。這是否像Rachel Carson這樣的科學作家能夠提出的最佳資料來源?

Carson引述Robert L. Rudd和Richard E. Genelly在《禿鷹》雜誌的文章作為資訊來源:『「鳥病」發生在稻田下種的春天。」這說法是誤導。「鳥病」可能發生在春天,但不是在稻田。反而病發是在戶外的鳥欄,被俘鳥類的全部食物含有「每100磅含1至1.5磅滴滴涕」的稻米。Rudd和Richard E. Genelly在《禿鷹》(1955年3月)說「這相等於飲食中含15,000/百萬的滴滴涕。」

這劑量是所聽聞的任何動物實驗中最高劑量的的滴滴涕,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用這樣的極端濃度。這即是說每一口食物的15%是「毒物」。

這令人吃驚的喂食實驗的結果又如何?《禿鷹》的418頁報告:有四隻鳥在「四或五天後」帶著顫動死去。一隻在第十天死去,之前沒有任何徵兆。存活者之一有「輕微顫動」而其他有「輕微動作不協調」。考慮到它們食物中的天文數量滴滴涕,這顯然不是中毒。(Rudd沒有計量被消化的數量,只是把食物放在欄內。)
Carson寫道:「所使用的〔稻田的〕滴滴涕濃度是已達到足以殺死成年野雞的許多倍。」Rudd在他的文章總結:「很明顯有噴灑滴滴涕的穀粒對吃食穀粒的鳥類是或可能致命,」但他也說:「如化學物和種子分開處理,可能完全避免這死亡率。」似乎Carson錯誤報導Rudd的結論是要就環境中的滴滴涕風險欺騙讀者。
隨後一百七十二頁的文字,取題〈死亡的河流〉、〈自天而降的災難〉和〈超過了波爾基業家族的夢想〉,都是類似。我相信以上對《寂靜的春天》首125頁的分析,指出Carson的詭計、虛假的陳述、恐怖的譏諷和可笑的指控,已足以解釋為什麼許多科學家在讀過Carson的誹謗之作後,表示反對、敵視、甚至些少狂怒。無論她的作品是多麼虛假,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有極大影響力,三十年來塑造環境主義的宣傳,籌款,甚至美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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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学书院(2007年12月)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动—不作商业用途发表,欢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The Lies of Rachel Carson by Dr. J. Gordon Edwards

(来自《二十一世纪科学及科技杂志》网页介绍:Edwards是美国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学昆虫学的荣誉教授,任教43年。他是山峦协会Sierra Club和Audubon鸟类保护协会的长期会员,以及加州科学院院士。他在每年昆虫学开课时,在众多学生面前喝一口滴滴涕,证明滴滴涕对人类没有害处。他今年八十三岁,依然努力为滴滴涕的真相而奋斗。)

(译注:以下的中译引文录自吕瑞兰,李长生简体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四次印刷。)

Rachel Carson的谎言
(全文在《二十一世纪科学及科技杂志》1992年夏季号发表。英语转载没有列表和插图。)

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剖析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错误。该书在1962年发行,荼毒公众意见反对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

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我很高兴。当时我是几个环保类型组织的会员,对工业或大企业没有好感,我的著作有一本是由山峦协会出版,我也为多种环保杂志撰写文章。

当其时,我有三年的夏季参加怀俄明大学在怀俄明州Jackson Hole研究站的田野工作,是国家公园处和国家冰川公园的生物协调员。我热切阅读《纽约客》杂志的《寂静的春天》浓缩本;正本在书店出售时,我立即买下。我看了几章,留意到许多陈述是错误的;但书是同道中人写的,这些东西可以略过吧。我正是如此。

看了书的一半,我的感觉是Rachel Carson没有认真处理事实,有许多句子是故意写成有一些含意,但又不清楚说明。她的论题:杀虫剂不好,工业不好,任何不支持她的观点的科学家不好。她很小心舍弃不支持这论题的任何事物。

我细看她的参考书目,参考资料是源自不科学的来源。每次书中引用参考资料,她重复又重复,好像有一大堆参考资料,虽然实际没有用到很多不同的资料来源。我开始对Rachel Carson失去信心,虽然作为环保份子,我是应该继续支持她的。

其后,我找到Carson引用的一些参考资料,很快就发现这些都没有支持她认为杀虫剂有害的论题。当领导的科学家对她的方法和主张提出严厉批评时,我慢慢明白到Rachel Carson对这些题目的真相没有兴趣,而我和其他几百万的美国人一样,受骗上当了。

因而我从头再读一遍,而这一次我张开眼睛,不再相信她的动机是崇高的,她的陈述是有逻辑和科学事实支持。我粗略写下我的批评,收集Carson谓言支持她的论点,而其实不是如此的科学文章。这经验令人沮丧。

最后,我加入贬低《寂静的春天》的行列;当全国各州举行听证会决定滴滴涕的命运时,我自费出席作供,反对禁用这一种挽救生命的杀虫剂。我很高兴见到许多我尊敬的科学家和卫生官员也在听证会作供,为滴滴涕辩护,对抗环保刊物和传媒兴起的反杀虫剂宣传浪潮。

在作供或向公众发表时,我经常揭露Rachel Carson在书中引用的错误资料,先发表她在《寂静的春天》的陈述,然后读出实际上这些资料的真言,向听众披露《寂静的春天》是如何不真实和误导。

差不多三十年了,对Rachel Carson是有多忠于真相的争论依然喋喋不休。我最近知道要拍摄纪念Rachel Carson和《寂静的春天》的电视电影。我认为这样的电影会进一步误导公众,媒体和立法者,我决定把我的1962-1963原稿整理好,大家可以取用。以下是逐页的评论,从「献辞」开始。

(译注:以下的中译引文录自吕瑞兰,李长生《寂静的春天》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四次印刷。)

献辞:谎言
献辞。Carson在《寂静的春天》的献辞写道:『献给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他说:「人类已失去预见和自制的能力,它将随着毁灭地球而完结。」』
这似乎指出这伟人反对使用杀虫剂。但是史怀哲在他的自传第262页写下:「这些恶毒的昆虫浪费了我们多少劳力和时间…但使用滴滴涕让我们有了一线希望的阳光。」读他的书就清楚史怀哲担忧的是核战,不是滴滴涕的风险!

第16页(中译13页)。Carson谓在二战前开发化学武器时,发现有一些在实验室创造的化学物可令昆虫致死。「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人类死亡的 “替罪羊” ,一向是被广泛地用来试验化学药物的。」就这样Carson试图建立杀虫剂和化武的连系。但是,滴滴涕从来没有作为「致人类于死地的媒介」来测试,从来都知道这对人类是没有毒害的。她的含意卑鄙。

第16页(中译13页)。Carson谓二战前的杀虫剂是简单的无机杀虫剂,但她的例子包括除虫菊和鱼藤酮,两者都是复合有机化学物。

第17页(中译14页)。Carson声称砷可以致癌(从烟囱的烟灰作出鉴证),提到许多对脊椎动物有剧毒的可怕方法。她在第18页(中译14页)说:「现代的杀虫剂致命性更强」,特别提到滴滴涕作为例子。

这样隐喻滴滴涕可怕致命是完全虚假。人类志愿者在差不多长达两年之久,每天吞下35毫克,没有不良反应。在推行喷杀蚊子项目时,数以百万计的人与滴滴涕亲密共处,没有人因此生病。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65年总结:「在过去十多年间,滴滴涕防止了五亿「人类」死亡,不是如此就无可避免。」世界卫生组织声称滴滴涕「比任何物质杀死更多昆虫,挽救更多人。」一位英国的科学家领袖指出:「如果压力团体成功,如果全球禁用滴滴涕,那么Rachel Carson和《寂静的春天》一年内可能杀死的人比希特拉的大屠杀还要多。」

如果Rachel Carson对滴滴涕的全面攻击,导致任何项目赞美她努力争取禁用滴滴涕和其他挽救生命的化学物,将会是曲解。

第18页(中译14-15页)谈到含氯之碳氢杀虫剂(例如滴滴涕)和有机磷(例如马拉硫磷)时,Carson谓这些全都是『以碳原子为主要成份—碳原子就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积木」——这样就被划为「有机物」了。为要了解它们,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们是由何物造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把自己转化到使它们成为致死剂的变体上去的。』

Carson隐喻所有杀虫剂都是除了昆虫,还是动物的「致命媒介」是不公平的。
第21页(中译17页)。在提出不真实的指控谓人们吞服少至千万份之一的滴滴涕,会积累「约10~15/百万的含量」,Carson声言「这种效力却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药量就能引起体内巨大变化。」(她没有考虑新陈代谢作用,滴滴涕在人类和脊椎动物分解,随尿液排出等等,因而防止所谓沿着食物炼「生物性倍大」发生。)Carson又谓:「在动物实验中,发现3/百万的药量〔滴滴涕〕能阻止心肌里的一个主要的酶的活动;仅5/百万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坏死和瓦解…。」这暗示饮食中有微量滴滴涕对人的健康有颇大害处,但从来没有医学指出她的说法是真实的。

在第22页(中译17页),Carson又说:「…在正常人体化学中就存在着这种小原因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这全是错的。

第23页(中译18页)。Carson说:「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毒。」这也是错的。州际商业容许的牛奶标准是0.5/百万。

第24页(中译20页)。Carson说:「有一位受害者,偶而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可氯丹,七氯〕洒到皮肤上,不到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竟未来得及医药救护就死去了。这种中毒症是不可能提前发觉通知医务人员及时抢救的。」

这事故的实际详情当时随手找到,但Carson显然故意扭曲。事故发生在1949年,一间化学品工厂的工人倾泻大量溶液在胸膛,溶液含可氯丹25磅,39磅溶剂和10磅乳化剂。《美国医学会期刊,1955年8月13日》Carson的说法,指这是「25%的工业溶液」洒在皮肤上,明显的低调处理淋透的严重程度,而这是可氯丹合成的历史上唯一已知的致命沾染。

第28页(中译23页)。Carson提到有机磷杀虫剂,例如巴拉松(美国环保署署长William Ruckelshaus建议取代滴滴涕的代用品)。她说这是在1930年代后期,德国化学家Gerhard Schrader发现的,「有些药物就成了致命的神经错乱性毒气,另一些有亲密的同属结构之药物,成为杀虫剂。」

事实上,这些杀虫特质是在二战后才被发现(是Carson所暗示的十五年后),而Carson过份夸大了杀虫剂和令人恐惧的神经错乱性毒气类似之处。她试图散播关于有好处的杀虫剂的恐怖变得越来越恶毒。

第36-37页(中译32页)。Carson说:『除草剂中还有一些划归为「致变物」,或曰能够改变基因—司遗传之物质—的作用剂。辐射造成遗传性影响,使得我们大大吃了一惊;那么,对于我们在周围环境中广为散播的化学药物的同样作用,我们又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Carson把「辐射」和普通的除草剂比较是可耻的,两者的致变可能潜力有很大的差别。

第40页(中译34页)。Carson声言:「…大量的化学污染物每天排入国内河流。」,而「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非常稳定,采用的通常处理过程无法使其分解。更为甚者是它们常常不能被辨认出来。」

这样明显的过份其词,用上令人发抖的字眼和恐吓无人知晓日用食水含有什么致命化学物,只是要让读者担心。这些当然可以全被测出和辨认。进入我们的日用食水,经常由专家分析其中的污染物,发现其份量不足以在普通家庭的人发病。Carson扰乱人心的说法只适合超市的小报。

第50-51页(中译43页)。Carson写道:「已明确确定在人体内致癌的环境物质——砷曾经两次被卷入历史性的事件中,在这两次事件中已污染的水都引起了大面积癌症的发生。」

砷天然存在于许多甲壳类和其他水生动物,我没有见过砷人体内致癌的证据。如果Carson真的关注公众健康,她应该乐于见到相对无害的杀虫剂,例如滴滴涕,可以取代含砷和其他有毒的无机材料!

第78页(中译67页)。提到「野草」(与健康谷物为敌,必须清除谷物才可以成长和收割),Carson声言:「大概,野草从土壤中获取一些东西,野草也可能给予土壤一些东西。」

正如每位园丁的痛苦经验告知,她说野草从土壤中获取一些东西是明显正确的,但要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才会认为谷物田中有野草是好事!

Carson然后提到荷兰一个城市公园,种植玫瑰的土壤被线虫严重侵害。她声称在玫瑰中间种植金盏草可以杀死线虫,玫瑰就会长得茂盛。她没有引述资料来源。基于这没有证据支持的故事,Carson总结:「也许还有我们尚很不了解的其他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地将它们根除。」第79页(中译67页)

诚然,土壤有线虫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但野草排挤食用谷物的土壤,是否比种植谷物前更为健康?任何人有种植称心植物的经验,一定不会同意她!

第80页(中译68页)。Carson说:「马唐草只能生长在不健康的草坪。它是病征,本身不是疾病。」她认为马唐草不能在健康和肥沃的土壤生长,因为其他草类会防止它生存。(译注:吕译本错译,改译如上。)

任何人见过马唐草入侵美丽的草坪,都会反对这没有实据支持的说法。
她说:「郊区居民每年把真正惊人数量的马唐草灭草剂不断喷在草坪上」,包括「汞,砷和氯丹」,这是调侃有终生经验的园丁。她随即提出例子:「一种药品的使用者按照指〔引〕,将在一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他们使用另一些可用的产品,那么他们将在一英亩地中使用175磅的砷。…鸟类死亡的数量正在使人苦恼。这些草坪究竟对人类的毒害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第85页(中译73页)。Carson说:我们在「增加…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洒杀虫剂,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生物直接受害。」

在最多使用Carson所反对的现代杀虫剂的年代,猎人收获的哺乳动物和飞禽是历年来增加最多的,Carson是否有可能不知道?她是否有可能不知道Audubon保护鸟类协会每年在圣诞节记录鸟类数量,数字逐年增加?(每位观察员数算所见鸟类,得出这鸟类的数字。)在「滴滴涕年代」,鱼类数量受限的主要成因是渔民竞争日剧,多条河溪筑坝,以及我们健康,好食好住的美国人民增加所产生的污水。

Carson不单没有承认和欣赏这些野生动植物增加的记录,还苦着面说(第85页,中译73页):「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人们对喷雾器的使用。在人们扑灭昆虫的战役中的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驹鸟、野鸡、浣熊、猫、甚至牲畜恰好与要被消灭的昆虫住在同一地点,而被杀虫毒药水所害,那么,不应该有人为此提出抗议。」

第87页(中译73页)。Carson埋怨1959年底特律市控制日本甲虫时,「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须采取这个激烈、危险的行动。」她提到密执安州一位最知情的自然学家声言日本甲虫在底特律市生存已经超过三十年。(没有昆虫学家在那里见过。)Carson的自然学家也是说甲虫在那时候没有增加。

她可能是错误引述那位自然学家,或许他只是说谎,或许他不能分辨和日本甲虫略为相似的本地金龟子。狼吞虎咽的日本甲虫不可能存活三十年而不被昆虫学家或业主发觉!无论何处,这些甲虫几年间就会快速繁殖为害虫状态,严重损害花株果木,而幼虫则侵害草和其他植物的根部。即使Rachel Carson也不应相信底特律市的甲虫会有不同的行为。

第88页(中译76页)。关于日本甲虫,Carson谓中西部各州「掀起了一场攻击,这场攻击足以消灭最厉害的敌人,而不只是消灭最普通的害虫。」美国东部的居民会嘲笑这可笑的说法,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甲虫和幼虫做成的毁坏。Carson不可思议地坚持(第96页,中译76页)到了1945年,日本甲虫「已变成一种不大重要的甲虫了。」

第97页(中译84页)。Carson讨论利用「牛奶病」孢子放进土壤杀死幼虫,表示对这些细菌能根除幼虫有极大信心。至于为什么密执安州没有采用这办法来对抗这疫症,她解释这被认为过于昂贵。

Carson很高兴披露孢子起码影响四十多种甲虫这事实,但对这在广大范围杀死大自然的昆虫引起的环境损害漠不关心。但是,她在(第99页,中译86页)抨击使用杀虫剂,因为「不具有选择性的毒效,即它们不能专一地杀死那种我们希望除去的一个特定种类昆虫。」明显地她认为细菌有广泛毒性是没有问题,但杀虫剂必须只能影响单一目标。

鸟类死亡与人类死亡
Carson在第八章描述一头鸟的死亡,她以为可能是因为中了杀虫剂的毒,但她的著作没有描述有人死于昆虫传播的疟疾、黄热病、鼠疫、嗜眠性脑炎或其他疾病。她在《寂静的春天》的宣传是禁用可以预防人类死亡的杀虫剂的主力。开发中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死亡,Carson要承担部份责任。亚利桑那大学昆虫学系主任William Bowers博士在1986年谈到滴滴涕是历来最重要的发现,「单单是控制疟疾已经挽救了三十亿人的性命。」

Rachel Carson毫不关心由昆虫传播的疾病危及人类性命,她(第187页,中译162页)写道:「仅仅在昨天,人类还生活在对天花、霍乱和鼠疫等天灾的担惊受怕之中,这些天灾曾经一度横扫了各民族。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卫生保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新式药物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传染的疾病。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Carson当然知道人类最大的威胁是疾病,例如疟疾、伤寒、黄热症、查加斯氏病,非洲嗜眠性脑炎或,几类型的黑热病和其他蜱媒及克次体感染疾病。她故意不提这些,因为这些只能靠适当使用杀虫剂来控制,尤其是滴滴涕。Carson明显地宁愿数以百万人牺牲生命,也不倡议使用这些化学物。

(第106页,中译90页)密执安州Lansing市在l954年启动喷洒计划,应付传播荷兰榆树病的榆树皮甲虫。Carson说:「…当地计划不仅对吉卜赛蛾而且连蚊子也都这样进行喷药控制了。化学药雨已经增多到倾盆而下的地步了。」她对雄伟榆树的存活,濒危的橡树,以及人们住在吸血蚊子群附近的苦楚没有表达关注,但是对喷洒区几只鸟不见了却是极度关注。她的立场没有多少居民支持。

Carson称赞密执安州立大学鸟类学家George Wallace,他的理论是校园的知更鸟因为吃了泥土中含滴滴涕的蚯蚓而死亡。许多其他有喷洒滴滴涕的地方没有垂死的知更鸟,但Carson故意避而不谈。虽然垂死的知更鸟显示的征状是归因于汞中毒,Wallace也没有提到土壤和蚯蚓含高度的汞(源自密执安校园处理泥土的杀菌剂)。Wallace(和Carson)反而把死亡归咎于滴滴涕。

Wallace在其后研究时分析死鸟,所用的方法只能测试「氯的总含量」,不能决定有那一种氯;也没有分析汞污染。Wallace和Carson妄下结论谓密执安州立大学的知更鸟因滴滴涕而死,这是极为不负责任,尤其Carson在真相披露后依然在书中强调这虚假故事。

在许多喂食实验中,包括知更鸟的鸟类被喂食大量滴滴涕(及其衍生物滴滴依)。Wallace没有提出证据,指出密执安州立大学的知更鸟可能是被这些化学物致死。密执安州立大学研究员Joseph Hickey在环保署的滴滴涕听证会作供时说,他不能以大量滴滴涕杀死知更鸟,因为鸟类通过消化系统连同粪便排出。美国渔业暨野生动物局和许多大学研究员,多次进行喂食实验,都证明饮食中含滴滴涕和滴滴依,在田野条件下不可能杀死鸟类。如果Carson提出这些有关细节,就会摧毁她的主要论题,那就是滴滴涕对地球上全部非人类禽兽的威胁。她没有提出可以澄清这些情况的事实,反而用几页的篇幅写出滴滴涕对不同鸟类未经证实的指控。

(第109页,中译93页)Carson指控因为喷洒计划,「约九十多种鸟儿都蒙受严重伤亡,其中包括那些对于郊外居民和大自然爱好者来说都是最熟悉的鸟儿。…各种各样的鸟儿都受到了影响——地面上吃食的鸟,树梢上觅食的鸟,树皮上觅食的鸟以及猛兽。」

Carson没有提出资料来源证实这项指控。事实上,Audubon保护鸟类协会每年在圣诞节记录鸟类数量,持续显示在最广泛的「滴滴涕年代」,每位观察员数算更多的鸟类,包括那些Carson认为是正在减少的鸟类。在沼泽喷洒滴滴涕控制蚊子,常见的后果是栖息沼泽的鸟类数量急升。鸟类急剧上升,明显是由于减少以前因为当地吸血昆虫传播的疾病,更多食物(较少昆虫摧毁植物),和因为乌类吞食滴滴涕而产生更多肝脏酶(肝脏酶摧毁乌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致癌黄曲毒素)。

在没有喷洒滴滴涕的沼泽生长的数以百万计乌群,例如红翅黑鹂,对俄亥俄州和其他地方的谷物造成严重损害。这些损害不是不好的,Carson埋怨人们不应为此而批评她。她反而试图说服读者,喷洒沼泽导致栖息的乌类死亡,虽然证据正好是相反。

(第111页,中译94页)Carson说:「所有在枝头从树叶中搜寻昆虫为食的乌儿都已经从大量喷药的地区消失了。」

杀虫剂暂时在喷洒地区根除一些昆虫,在其他昆虫迁入前,捕虫食的乌类不会找到多少食物。Carson说乌类消失,不是说被杀。她最后也承认鸟类稀少可能是因为「喷洒令昆虫减少。」

(第118页,中译101页)Carson写道:「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灭绝,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

在同一年,1962年,北美洲领导鸟类学家也提到知更鸟的情况。这位权威人士是Roger Tory Peterson,他在《鸟类》一书提问。「什么是北美洲的头号鸟类?」,然后指出是知更鸟!Audubon保护鸟类协会1941年(滴滴涕之前)的圣诞节记录鸟类数量有19,616只知更鸟(每名观察者8.41只)——参见列表1。1960年的记录是928,639只知更鸟(每名观察者104.01只)。在这些使用滴滴涕和其他「现代杀虫剂」的年代后,每名观察者的知更鸟数目增至十二倍。Carson只能避开这些调查的资料,否则她的论题就由证据否定。(译注:原文没有列表,下同。)

(第119页,中译102页)Carson用了两页讨论宾夕凡尼亚州鹰山,以及迁移猛禽鸟类的数目。列表二是在最广泛使用滴滴涕之前及其后北美洲猛禽鸟类的总数。迁移的鹰鸟数目由1946年的9,29l只增加至1963年的16,163只,但每年差别很大。

(第120页,中译103页)Carson解释没有幼鸟,是因为:「…鸟儿的生殖能力由于某种环境因素而降低,以致于现在每年几乎没有新的幼鸟产生来传种接代了。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物服务处的著名的James DeWitt博士所进行的多种实验显示出在其他乌类中确有同样的情况正在人为的产生着。DeWitt博士所进行的一系列杀虫剂对野鸡和鹌鹑影响效果的经典试验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滴滴涕或类似化学药物对鸟类双亲尚未造成明显毒害之前,已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殖力了。…例如在喂食期间将滴滴涕加入鹌鹑的食物中,鹌鹑依然活着,甚至还正常地生下许多蛋;但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

Carson没有说明「多少」算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或许她以为读者永远不会看到DeWitt博士1956年在《农业和食物期刊》的少为人知的文章,否则她不会如此恶劣引述DeWitt的结论!他每天喂食的剂量是100/百万,这是人类在最广泛使用滴滴涕年代的滴滴涕每天摄取份量的三千倍。

正如DeWitt的数据清楚显示(列表三),鹌鹑不是只孵出「几只」幼鸟。DeWitt的发表数据显示,「控制组(没有滴滴涕的鹌鹑)」孵出幼鸟有83.9%,而喂食滴滴涕的鹌鹑孵出幼鸟有75-80%。我不认为80%孵出率是「几只」,尤其是控制组只孵出83.9%。

Carson不是没有读过DeWitt’ 的文章,或是她有意隐瞒DeWitt在同一页的野鸡实验结果。「控制组」只孵出幼鸟57.4 %,而喂食滴滴涕的野鸡(一年之内全部食物含滴滴涕剂量为60/百万)孵出幼鸟有80.6%。两星期后,滴滴涕野鸡存活率是100%,控制组野鸡只有94.8%。八星期后,滴滴涕野鸡存活率是93.3%,而控制组野鸡只有89.7 %。就是这些虚假报导令许多美国的科学家领袖质疑Carson。

(第122页,中译105页)Carson谓不同鸟类在体内肌肉积累滴滴涕。「如同那些鸊鷉一样,野鸡、鹌鹑和知更鸟也都越来越不能生育幼鸟来维持它们种类的繁衍了。」

根据Carson引述的DeWitt文章,那些每天被喂食高剂量滴滴涕的鸟类孵化的蛋是一样的多(鹌鹑),有些是多出27%(野鸡)。第118页(中译102页)所提到的评论有记录知更鸟数目大大增加。因此Carson声称这三个鸟类越来越不能生育幼鸟是惊人的错误——也是侮辱读者。

(第125页,中译108页)Carson写道:『野鸡病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现像,根据一位观察家报导:「这种鸟到处找水喝,但它们瘫痪了,并发现它们在水沟旁和稻田埂上颤抖着。」』。「一位观察家」不是科学资讯的十分可靠的来源。这是否像Rachel Carson这样的科学作家能够提出的最佳资料来源?

Carson引述Robert L. Rudd和Richard E. Genelly在《秃鹰》杂志的文章作为资讯来源:『「鸟病」发生在稻田下种的春天。」这说法是误导。「鸟病」可能发生在春天,但不是在稻田。反而病发是在户外的鸟栏,被俘鸟类的全部食物含有「每100磅含1至1.5磅滴滴涕」的稻米。Rudd和Richard E. Genelly在《秃鹰》(1955年3月)说「这相等于饮食中含15,000/百万的滴滴涕。」

这剂量是所听闻的任何动物实验中最高剂量的的滴滴涕,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的极端浓度。这即是说每一口食物的15%是「毒物」。

这令人吃惊的喂食实验的结果又如何?《秃鹰》的418页报告:有四只鸟在「四或五天后」带着颤动死去。一只在第十天死去,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存活者之一有「轻微颤动」而其他有「轻微动作不协调」。考虑到它们食物中的天文数量滴滴涕,这显然不是中毒。(Rudd没有计量被消化的数量,只是把食物放在栏内。)
Carson写道:「所使用的〔稻田的〕滴滴涕浓度是已达到足以杀死成年野鸡的许多倍。」Rudd在他的文章总结:「很明显有喷洒滴滴涕的谷粒对吃食谷粒的鸟类是或可能致命,」但他也说:「如化学物和种子分开处理,可能完全避免这死亡率。」似乎Carson错误报导Rudd的结论是要就环境中的滴滴涕风险欺骗读者。

随后一百七十二页的文字,取题〈死亡的河流〉、〈自天而降的灾难〉和〈超过了波尔基业家族的梦想〉,都是类似。我相信以上对《寂静的春天》首125页的分析,指出Carson的诡计、虚假的陈述、恐怖的讥讽和可笑的指控,已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在读过Carson的诽谤之作后,表示反对、敌视、甚至些少狂怒。无论她的作品是多么虚假,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有极大影响力,三十年来塑造环境主义的宣传,筹款,甚至美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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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2月 18, 2007 10:31 pm

(简体版在下半部)

翻譯:自學書院(2007年12月)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動—不作商業用途發表,歡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The Legacy of the DDT Ban, the Legacy of Rachel Carson By Patricia Ludwig June 6, 2007
原文源自美國科學及衛生議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 (ACSH),該議會為非牟利組織,旨在推廣食物、營養、化學物、藥品、生活方式和衛生的教育。

滴滴涕的遺事, Rachel Carson的遺事
Patricia Ludwig(作者是美國科學及衛生議會實習研究員)

瘧疾為患,每年全球有一百萬人因而致死,大多數是五歲以下兒童。全球人口有40%處於染上瘧疾的風險,而風險最高是撤哈拉以南非洲。瘧疾在歐洲和美國這些發達地區不是問題,因為在二戰後已因為使用滴滴涕根除。

滴滴涕是殺蟲剷,不但殺死傳播疾病的蚊子,而且還刺激蚊子把它們趕走,不再叮人。美國軍方在1944年開始使用滴滴涕,其他國家倣效。南非在1946年使用,令中部省份的瘧疾病例減少至1942-43年水平的10%。因為滴滴涕能殺死傳播瘧疾的蚊蟲,成功控制瘧疾,其發明者Paul Muller博士在1948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寂靜的春天與滴滴涕
雖然有這些成功,但環保份子借助Rachel Carson的1962年著作《寂靜的春天》遊說要禁用滴滴涕。他個的兩個主要論點:滴滴涕致癌,引致有較大的乳癌風險;而及對益蟲,海洋動物和鳥類(尤其是禿鷹)有致命影響。致癌部份,是基於高滴滴涕劑量喂食導致小鼠患癌病例增加的研究,但沒有發現人類有相互關係。在北越的一項研究,發現血清含高濃度滴滴涕的婦女,她們沒有更高的乳癌病發率。

研究也顯示滴滴涕對鳥類的危害也不是如環保份子所聲稱的那樣高。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服務局在1966年的報告,發現禿鷹要對付的滴滴涕殘餘不會影響鷹鳥和鷹蛋。《殺蟲劑監控期刊》在1970年的報告,証實滴滴涕殘餘和鳥類蛋殼沒有相互關係。有些研究謂鳥類暴露於滴滴涕,蛋殼會變薄;這些研究所用的滴滴涕劑量遠遠超出一般環境水平,而鳥類喂食的食物是低鈣。即使有了這些證據,環保份子和反化學物活躍份子勝出;在1972年6月14日,美國環保署署長William Ruckelshaus宣佈禁用滴滴涕。

禁用的效應
美國環保署禁用滴滴涕,令到許多其他國家跟隨,終止使用滴滴涕來控制瘧疾。許多援助機構都支持禁用滴滴涕,包括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衛生組織。挪威和瑞典的對外援助署,它們是對外援助的最大捐助者。那些依賴外國援助的國家,在禁用後不能再使用滴滴涕。許多國家因為擔心歐洲國家不會買入它們的農產品,也停止使用滴滴涕。禁用滴滴涕令控瘧工作大受打擊。南非在1996年停止,瘧疾病例從1995年12,500宗增加至1999年的50,000。但是,南非KwaZuluNatal省在2000年恢復使用滴滴涕,病例減少80%。誠然滴滴涕無需像1950和60年代那時候什麼都用,謹慎使用是明顯地有效控制瘧疾。

為了取代滴滴涕,許多國家,例如南非,開始使用合成除蟲菊酯類pyrethoids來殺死瘧蚊。問題是這些代用品十分昂貴和效用較低。戶內噴灑滴滴涕的每戶成本是2.26蘭克(南非貨幣),溴氰菊酯Deltametrin是3.81蘭克,而氟氯氰菊酯Cyfluthrin是9.28蘭克;後兩者是合成除蟲菊酯類殺蟲劑。有一種專向人類傳播瘧疾的蚊子A. funestrus,,已經對除蟲菊酯類產生抗藥性。1950年代,這種蚊子差不多在南非絕跡,但在1990年代又再出現,這與禁用滴滴涕的時間相若。

回到滴滴涕
滴滴涕是預防瘧疾傳播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應該促進審慎使用。滴滴涕可以在人住室內安全噴灑,殺死攜帶害蟲的蚊子。這方法避免對穀物或野生動植物做成任何環境傷害。每年有一百萬人死於瘧疾,使用滴滴涕利大於弊。

時近Rachel Carson的百歲忌辰,問題是我們應否慶祝她的遺事。為她歌功頌德似乎並不適當,因為《寂靜的春天》的論題是基於錯誤的統計數據和挑撥情緒、引人注目的奇聞軼事。《寂靜的春天》的真正遺事是百萬人因瘧疾而死,而這全可以避免,只要衛生當局繼續使用滴滴涕殺死傳播疾病的蚊子。

證據是贊成使用滴滴涕,這爭議有清楚的解決方法:應取消禁用滴滴涕,挽救百萬計非洲兒童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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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学书院(2007年12月)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动—不作商业用途发表,欢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The Legacy of the DDT Ban, the Legacy of Rachel Carson By Patricia Ludwig June 6, 2007
原文源自美国科学及卫生议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 (ACSH),该议会为非牟利组织,旨在推广食物、营养、化学物、药品、生活方式和卫生的教育。

滴滴涕的遗事, Rachel Carson的遗事
Patricia Ludwig(作者是美国科学及卫生议会实习研究员)

疟疾为患,每年全球有一百万人因而致死,大多数是五岁以下儿童。全球人口有40%处于染上疟疾的风险,而风险最高是撤哈拉以南非洲。疟疾在欧洲和美国这些发达地区不是问题,因为在二战后已因为使用滴滴涕根除。

滴滴涕是杀虫铲,不但杀死传播疾病的蚊子,而且还刺激蚊子把它们赶走,不再叮人。美国军方在1944年开始使用滴滴涕,其他国家仿效。南非在1946年使用,令中部省份的疟疾病例减少至1942-43年水平的10%。因为滴滴涕能杀死传播疟疾的蚊虫,成功控制疟疾,其发明者Paul Muller博士在194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寂静的春天与滴滴涕
虽然有这些成功,但环保份子借助Rachel Carson的1962年著作《寂静的春天》游说要禁用滴滴涕。他个的两个主要论点:滴滴涕致癌,引致有较大的乳癌风险;而及对益虫,海洋动物和鸟类(尤其是秃鹰)有致命影响。致癌部份,是基于高滴滴涕剂量喂食导致小鼠患癌病例增加的研究,但没有发现人类有相互关系。在北越的一项研究,发现血清含高浓度滴滴涕的妇女,她们没有更高的乳癌病发率。

研究也显示滴滴涕对鸟类的危害也不是如环保份子所声称的那样高。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服务局在1966年的报告,发现秃鹰要对付的滴滴涕残余不会影响鹰鸟和鹰蛋。《杀虫剂监控期刊》在1970年的报告,证实滴滴涕残余和鸟类蛋壳没有相互关系。有些研究谓鸟类暴露于滴滴涕,蛋壳会变薄;这些研究所用的滴滴涕剂量远远超出一般环境水平,而鸟类喂食的食物是低钙。即使有了这些证据,环保份子和反化学物活跃份子胜出;在1972年6月14日,美国环保署署长William Ruckelshaus宣布禁用滴滴涕。

禁用的效应
美国环保署禁用滴滴涕,令到许多其他国家跟随,终止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疟疾。许多援助机构都支持禁用滴滴涕,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挪威和瑞典的对外援助署,它们是对外援助的最大捐助者。那些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在禁用后不能再使用滴滴涕。许多国家因为担心欧洲国家不会买入它们的农产品,也停止使用滴滴涕。禁用滴滴涕令控疟工作大受打击。南非在1996年停止,疟疾病例从1995年12,500宗增加至1999年的50,000。但是,南非KwaZuluNatal省在2000年恢复使用滴滴涕,病例减少80%。诚然滴滴涕无需像1950和60年代那时候什么都用,谨慎使用是明显地有效控制疟疾。

为了取代滴滴涕,许多国家,例如南非,开始使用合成除虫菊酯类pyrethoids来杀死疟蚊。问题是这些代用品十分昂贵和效用较低。户内喷洒滴滴涕的每户成本是2.26兰克(南非货币),溴氰菊酯Deltametrin是3.81兰克,而氟氯氰菊酯Cyfluthrin是9.28兰克;后两者是合成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有一种专向人类传播疟疾的蚊子A. funestrus,,已经对除虫菊酯类产生抗药性。1950年代,这种蚊子差不多在南非绝迹,但在1990年代又再出现,这与禁用滴滴涕的时间相若。

回到滴滴涕
滴滴涕是预防疟疾传播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应该促进审慎使用。滴滴涕可以在人住室内安全喷洒,杀死携带害虫的蚊子。这方法避免对谷物或野生动植物做成任何环境伤害。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于疟疾,使用滴滴涕利大于弊。

时近Rachel Carson的百岁忌辰,问题是我们应否庆祝她的遗事。为她歌功颂德似乎并不适当,因为《寂静的春天》的论题是基于错误的统计数据和挑拨情绪、引人注目的奇闻轶事。《寂静的春天》的真正遗事是百万人因疟疾而死,而这全可以避免,只要卫生当局继续使用滴滴涕杀死传播疾病的蚊子。

证据是赞成使用滴滴涕,这争议有清楚的解决方法:应取消禁用滴滴涕,挽救百万计非洲儿童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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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2月 18, 2007 10:34 pm

(简体版在下半部)

翻譯:自學書院(2007年12月)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動—不作商業用途發表,歡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A New Home for DDT By DONALD ROBERTS,Published: August 20, 2007

滴滴涕的新房子
Donald Roberts醫生(美國軍事醫療大學榮譽教授,和非牟利組織「非洲對抗瘧疾」的董事會成員。)
(美國紐約時報特約評論,2007年8月20日)

滴滴涕從萬應殺蟲劑一夜之間成為環境魔鬼,現在再一次在公共衛生發揮重大作用。在瘧疾為患的非洲地區,蚊子對其他化學物有抗藥性,要在戶內使用滴滴涕作為驅蟲劑。我和同僚最近進行的研究顯示,在四壁噴上滴滴涕是最有效的殺蟲方法,因為蚊子不會進入戶內。

這消息可能令人驚訝,因為全球有些蚊子已經對滴滴涕有抗藥性,但我們發現即使蚊子對滴滴涕有免疫力,依然會被滴滴涕驅逐。

全球的蟲媒傳染病,瘧疾幾佔90%。在非洲,五歲以下兒童因瘧疾致死,人數超過愛滋病。

從1940年代開始,滴滴涕被用於殺死農業害蟲和傳播疾病的昆蟲,因為它比其他殺蟲劑便宜和效期較長。發達國家,例如歐美,得助於滴滴涕根除瘧疾。到了1970年代,在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之後,人們提高滴滴涕對野生動植物和人類影響的醒悟,許多國家禁用滴滴涕。尤其認為對鳥類影響最大,禿鷹、獵鷹、鵜鶘數量減少,都算是滴滴涕的罪過。科學復查沒有發現滴滴涕在人類致癌或有其他健康問題的總結性結論。

時至今天,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和美國國際開發署都支持在非洲戶內噴灑滴滴涕以控制瘧疾。

餘下的關注是在非洲較多使用滴滴涕會導致蚊子產生抗藥力。幾十年前,當滴滴涕普遍使用時已新生抗藥力。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禁用滴滴涕之後,非洲農業還在廣泛使用,當地蚊子有極大壓力產生抗藥力。雖然非洲現在禁止噴灑農作物,有幾種蚊子已經有抗藥力。但滴滴涕除了殺死蚊子外,還有其他法寶。作為「驅逐劑」,滴滴涕把蚊子拒之門外;作為「接觸刺激劑」,蚊子接觸時受到刺激而離去。

我們做研究時,在泰國的木屋牆壁噴上滴滴涕;用於測試的蚊子每五隻有三隻感覺到滴滴涕份子存在,不進屋內。許多飛進屋內的蚊子,一旦接觸滴滴涕受到刺激就很快飛走。

我們測試的蚊子是傳播登革熱,黃熱症那幾種,不是瘧疾。但已經有足夠證據說明帶瘧蚊子對滴滴涕有同樣的反應。有幾種帶瘧的蚊子對滴滴涕的反應更為敏感。

當我們使用有機氯殺蟲劑地特靈或氯氰菊酯亞滅寧噴灑木屋時,全部測試蚊子取飛進屋內。亞滅寧是作為接觸刺激劑,殺死在噴灑表面停留的蚊子。地特靈是強力毒藥,殺死有接觸蚊子的92%,遠多於地特靈或滴滴涕。

但地特靈的強烈毒性即是說蚊子很快產生抗藥力,用於抗瘧的時間不長,在1950年代就停止,因為很快藥力失效。

亞滅寧和其他同屬於擬除蟲菊酯的殺蟲劑,被視為對環境無害,所以廣泛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農業使用,也用於浸泡蚊帳和戶內噴灑以控制瘧疾。但這些多用途,以及殺蟲劑需與蚊子直接接觸才發生效力,已經令到擬除蟲菊酯抗藥力成為非洲控制害蟲越來越大的問題。

滴滴涕的空間驅逐性能,避免蚊子直接接觸,降低昆蟲產生抗藥力的可能性。即使蚊子有抗藥力,也被滴滴涕驅逐。

以為單靠滴滴涕就可以對抗非洲的蚊患是錯誤的。倖好我們還有研究繼續開發更新更好的殺蟲劑,特別多謝國際「創新媒傳控制集團」。直至我們找到代用品,滴滴涕依然是最便宜,最有效的長期瘧疾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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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学书院(2007年12月)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动—不作商业用途发表,欢迎以任何形式使用。

原文A New Home for DDT By DONALD ROBERTS,Published: August 20, 2007

滴滴涕的新房子
Donald Roberts医生(美国军事医疗大学荣誉教授,和非牟利组织「非洲对抗疟疾」的董事会成员。)
(美国纽约时报特约评论,2007年8月20日)

滴滴涕从万应杀虫剂一夜之间成为环境魔鬼,现在再一次在公共卫生发挥重大作用。在疟疾为患的非洲地区,蚊子对其他化学物有抗药性,要在户内使用滴滴涕作为驱虫剂。我和同僚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四壁喷上滴滴涕是最有效的杀虫方法,因为蚊子不会进入户内。

这消息可能令人惊讶,因为全球有些蚊子已经对滴滴涕有抗药性,但我们发现即使蚊子对滴滴涕有免疫力,依然会被滴滴涕驱逐。

全球的虫媒传染病,疟疾几占90%。在非洲,五岁以下儿童因疟疾致死,人数超过爱滋病。

从1940年代开始,滴滴涕被用于杀死农业害虫和传播疾病的昆虫,因为它比其他杀虫剂便宜和效期较长。发达国家,例如欧美,得助于滴滴涕根除疟疾。到了1970年代,在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之后,人们提高滴滴涕对野生动植物和人类影响的醒悟,许多国家禁用滴滴涕。尤其认为对鸟类影响最大,秃鹰、猎鹰、鹈鹕数量减少,都算是滴滴涕的罪过。科学复查没有发现滴滴涕在人类致癌或有其他健康问题的总结性结论。

时至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支持在非洲户内喷洒滴滴涕以控制疟疾。

余下的关注是在非洲较多使用滴滴涕会导致蚊子产生抗药力。几十年前,当滴滴涕普遍使用时已新生抗药力。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禁用滴滴涕之后,非洲农业还在广泛使用,当地蚊子有极大压力产生抗药力。虽然非洲现在禁止喷洒农作物,有几种蚊子已经有抗药力。但滴滴涕除了杀死蚊子外,还有其他法宝。作为「驱逐剂」,滴滴涕把蚊子拒之门外;作为「接触刺激剂」,蚊子接触时受到刺激而离去。

我们做研究时,在泰国的木屋墙壁喷上滴滴涕;用于测试的蚊子每五只有三只感觉到滴滴涕份子存在,不进屋内。许多飞进屋内的蚊子,一旦接触滴滴涕受到刺激就很快飞走。

我们测试的蚊子是传播登革热,黄热症那几种,不是疟疾。但已经有足够证据说明带疟蚊子对滴滴涕有同样的反应。有几种带疟的蚊子对滴滴涕的反应更为敏感。

当我们使用有机氯杀虫剂地特灵或氯氰菊酯亚灭寧喷洒木屋时,全部测试蚊子取飞进屋内。亚灭寧是作为接触刺激剂,杀死在喷洒表面停留的蚊子。地特灵是强力毒药,杀死有接触蚊子的92%,远多于地特灵或滴滴涕。

但地特灵的强烈毒性即是说蚊子很快产生抗药力,用于抗疟的时间不长,在1950年代就停止,因为很快药力失效。

亚灭寧和其他同属于拟除虫菊酯的杀虫剂,被视为对环境无害,所以广泛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农业使用,也用于浸泡蚊帐和户内喷洒以控制疟疾。但这些多用途,以及杀虫剂需与蚊子直接接触才发生效力,已经令到拟除虫菊酯抗药力成为非洲控制害虫越来越大的问题。

滴滴涕的空间驱逐性能,避免蚊子直接接触,降低昆虫产生抗药力的可能性。即使蚊子有抗药力,也被滴滴涕驱逐。

以为单靠滴滴涕就可以对抗非洲的蚊患是错误的。幸好我们还有研究继续开发更新更好的杀虫剂,特别多谢国际「创新媒传控制集团」。直至我们找到代用品,滴滴涕依然是最便宜,最有效的长期疟疾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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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三 12月 19, 2007 8:45 pm

(简体版在下半部)

翻譯:自學書院(2007年12月)根據「創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動—不作商業用途發表,歡迎使用。

原文WHO POSITION ON DDT USE IN DISEASE VECTOR CONTROL UNDE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對病媒控制的立場

在《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之下,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和支持繼續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註1)1998年世衛瘧疾專家委員會會議的建議總結世衛立場的理由:

預期在未來的日子滴滴涕依然在對抗瘧疾有一定作用,尤其是最貧窮的疫症國家。未來的《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限制因為公共衛生使用滴滴涕,隨之而來必須有技術和財政機制以確保較少依賴殺蟲劑,尤其是滴滴涕,的控制病媒方法,最起碼在同一水平維持有效控瘧。

世界衛生組織強調過急改用效能較差或成本較高的滴滴涕代用品,沒有充份準備會員國的能力(人員,技術、資金),不止是不能永續維持,而且對疫症國家的疾病負擔有不良影響。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斯德哥爾摩公約在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和指引下,容許只限於為控制病媒而生產和使用滴滴涕。(註2)。公約的條文中提到:
‧ 應取消生產和使用滴滴涕,如與會國事先通知祕書處謂有意生產和(或)使用者獲得豁免。
‧ 有意生產和(或)使用滴滴涕的每一與會國,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使用滴滴涕的建議和指引,把生產和(或)使用限於控制病媒,而且與會國是沒有當地安全,有效和可負擔的其他方法。
‧ 由第一次大會開始,及其後每三年,公約國大會應聯同世界衛生組織,以可得到的科學、技術、環境和經濟資訊,評審持續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需要[…]。

公約瞭解三項重要事實:
1) 許多瘧疾為患的國家,有迫切和即時需要繼續依賴使用滴滴涕,在室內剩餘噴灑以控制病媒,尤其是瘧疾病媒,直至有可用,有效和可負擔的替代方法。這可以確保在公約生效時,不會導致瘧疾疫症和死亡急升。(註3)
2) 有需要加快研究和開發安全,有效和可負擔的滴滴涕替代方法,以及採用和使用這些替代方法,作為改善瘧患國家控制病媒能力的中期目標。
3) 較長期目標是減少控制病媒項目一般過份依賴殺蟲劑,以保護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殺蟲劑的不良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開發《行動計劃》促進達成中期和較長期目標。《行動計劃》的基本原則,是斯德哥爾摩公約定下任何最後期限,不是直接關連取消滴滴涕,而是關連確保從滴滴涕過渡至使用替代品的可用資金,技術和行政機制的時間。這樣過渡不應增加疾病傳播的風險,也不應佔用其他公共衛生優先項目的資金來源。

《行動計劃》設想有全球機制,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1) 國家評估:包括全國現在使用和監管情況的現狀
2) 安全管理滴滴涕存貨
3) 控制/管理疾病病媒的需求評估
4) 監測:包括建立使用滴滴涕和人類暴露的全球呈報和監測系統(這容許控制使用和減少暴露的現實策略逐步演進)
5) 研究開發當地可用的綜合害蟲和病媒管控策略,以及開發、測試和(或)執行取代滴滴涕的永續,於環境無害和有成效的替代策略。
6) 加強國家有效控制病媒的能力。
7) 倡導:向衛生部門提供適當資訊,基於「知情同意」作出均衡決定。

總結
1) 在建議範圍以外使用滴滴涕對環境健康的危害是真實的。
2)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和指引中對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病媒的安全措施,減少對環境和(或)健康的風險,如果有的話。全球使用滴滴涕,如果限於室內剩餘噴灑,只會是過去使用水平的極少部份,亦解決對環境沒有控制地排放殺蟲劑。
3) 在斯德哥爾摩公約之下,定期檢討持續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病媒,會是基於可得到的科學,技術,環境和經濟條件,全都顧及以上描述的情況。
4) 限制使用滴滴涕只用於控制病媒,是在要求保護環境健康,與保護人類生命/健康優先兩者之間的適當均衡。

註:
1. 斯德哥爾摩公約在2004年5月生效
2.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室內剩餘噴灑滴滴涕以控制瘧媒。(詳情參見世衛擊退瘧疾網頁http://www.rbm.who.int/)
3. 每年有3至5億病例,死亡人數約一百萬,大多在撤哈拉以南非洲。

(BW投訴:世衛網上文件太少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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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学书院(2007年12月)根据「创作共享」之署名—不改动—不作商业用途发表,欢迎使用。

原文WHO POSITION ON DDT USE IN DISEASE VECTOR CONTROL UNDE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对病媒控制的立场

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之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和支持继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注1)1998年世卫疟疾专家委员会会议的建议总结世卫立场的理由:

预期在未来的日子滴滴涕依然在对抗疟疾有一定作用,尤其是最贫穷的疫症国家。未来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限制因为公共卫生使用滴滴涕,随之而来必须有技术和财政机制以确保较少依赖杀虫剂,尤其是滴滴涕,的控制病媒方法,最起码在同一水平维持有效控疟。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过急改用效能较差或成本较高的滴滴涕代用品,没有充份准备会员国的能力(人员,技术、资金),不止是不能永续维持,而且对疫症国家的疾病负担有不良影响。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斯德哥尔摩公约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和指引下,容许只限于为控制病媒而生产和使用滴滴涕。(注2)。公约的条文中提到:
‧ 应取消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如与会国事先通知秘书处谓有意生产和(或)使用者获得豁免。
‧ 有意生产和(或)使用滴滴涕的每一与会国,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使用滴滴涕的建议和指引,把生产和(或)使用限于控制病媒,而且与会国是没有当地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其他方法。
‧ 由第一次大会开始,及其后每三年,公约国大会应联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可得到的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资讯,评审持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需要[…]。

公约了解三项重要事实:
1) 许多疟疾为患的国家,有迫切和即时需要继续依赖使用滴滴涕,在室内剩余喷洒以控制病媒,尤其是疟疾病媒,直至有可用,有效和可负担的替代方法。这可以确保在公约生效时,不会导致疟疾疫症和死亡急升。(注3)
2) 有需要加快研究和开发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滴滴涕替代方法,以及采用和使用这些替代方法,作为改善疟患国家控制病媒能力的中期目标。
3) 较长期目标是减少控制病媒项目一般过份依赖杀虫剂,以保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杀虫剂的不良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开发《行动计划》促进达成中期和较长期目标。《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斯德哥尔摩公约定下任何最后期限,不是直接关连取消滴滴涕,而是关连确保从滴滴涕过渡至使用替代品的可用资金,技术和行政机制的时间。这样过渡不应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也不应占用其他公共卫生优先项目的资金来源。

《行动计划》设想有全球机制,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1) 国家评估:包括全国现在使用和监管情况的现状
2) 安全管理滴滴涕存货
3) 控制/管理疾病病媒的需求评估
4) 监测:包括建立使用滴滴涕和人类暴露的全球呈报和监测系统(这容许控制使用和减少暴露的现实策略逐步演进)
5) 研究开发当地可用的综合害虫和病媒管控策略,以及开发、测试和(或)执行取代滴滴涕的永续,于环境无害和有成效的替代策略。
6) 加强国家有效控制病媒的能力。
7) 倡导:向卫生部门提供适当资讯,基于「知情同意」作出均衡决定。

总结
1) 在建议范围以外使用滴滴涕对环境健康的危害是真实的。
2)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和指引中对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病媒的安全措施,减少对环境和(或)健康的风险,如果有的话。全球使用滴滴涕,如果限于室内剩余喷洒,只会是过去使用水平的极少部份,亦解决对环境没有控制地排放杀虫剂。
3) 在斯德哥尔摩公约之下,定期检讨持续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病媒,会是基于可得到的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条件,全都顾及以上描述的情况。
4) 限制使用滴滴涕只用于控制病媒,是在要求保护环境健康,与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优先两者之间的适当均衡。

注:
1. 斯德哥尔摩公约在2004年5月生效
2.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室内剩余喷洒滴滴涕以控制疟媒。(详情参见世卫击退疟疾网页http://www.rbm.who.int/)
3. 每年有3至5亿病例,死亡人数约一百万,大多在撤哈拉以南非洲。

(BW投诉:世卫网上文章太少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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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12月 23, 2007 1:14 a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2.103 2005秋季課程:詭譎枕邊人:科學與環境政策》 學員作業原譯稿。 简体版在下半栏。

原文Indiscriminately From the Skies

不分皂白,從天而降
Emma Bassein

引言
二十世紀帶來現代化學的來臨;二戰孕育了似乎是不能滿足的需求:能殺人的化學物。在合成最致命武器的競賽中,有一顆閃亮的星星承諾為前線的絕望士兵帶來生命,不是死亡: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滴滴涕DDT)。這細小的份子屬氯化烴類,有令人驚奇的特性,對昆蟲毒性極高,但在任何方面對人沒有即時死亡威脅。自此之後,滴滴涕不再受一些國家和機構重視,這是因為不同原因,包括對環境的關注和可能對人類有影響,例如癌症。雖然世界領袖對滴滴涕的態度有改變,不變的是發達國家牢牢完全掌握開發中國家使用滴滴涕。

背景
1873年,德國學生Othmar Zeidler首先發現滴滴涕,但因為找不到用他很快就放棄。1939年,Paul Herman Müller在尋找殺蟲靈藥時再次發現。這殺蟲劑幾乎無嗅,持久,高效和深遠,顯示對哺乳類動物或植物沒有即時的健康風險,完全滿足Müller的完美殺蟲劑的條件。1940年代在瑞士和美國進行簡短的滴滴涕農業試驗,其後因為意大利那不勒斯爆發蝨傳斑疹傷寒危及以千計平民和士兵而聲名大噪。1944年1月該市使用滴滴涕驅除蝨子,抑制傷寒症爆發。第二年,滴滴涕在南太平洋廣泛使用,為當地軍隊控制瘧疾和其他媒傳疾病。(註1)

戰爭之後,滴滴涕不僅成為全球控瘧項目的常用品,在發達國家也大量用於農業和害蟲控制。到了1946年,單單美國生產滴滴涕每月有三百萬磅。1946年,《滴滴涕和殺蟲劑問題》的作者興高采烈宣稱:「很明顯滴滴涕會長存不去。相信接下來同樣明顯的是滴滴涕很快被公認為我們的主要殺蟲劑。」(註2)全球也是這樣樂觀。以前數以千百萬計的瘧疾病例,到了1960年只有數百。

媒傳控制只佔全球使用滴滴涕的少數。大部份是用作農業,市區或森林的殺蟲劑。在數以千畝計的土地上,經常灑上每畝0.5至5磅的數量。除了一些不受滴滴涕影響的昆蟲,例如蚜蟲類,滴滴涕在控制全世界的害蟲極見成效。1940年代初期發表的文章,取題包括〈白色魔法〉、〈征服傷寒〉、〈消滅吉卜賽蛾〉,〈害蟲的惡耗〉,〈滴滴涕是人類與昆蟲敵人之戰的新武器〉,〈科學家檢視贏得意大利戰線後戰役的大砲〉。(註3)滴滴涕曾被列入和漆料、地蠟和肥皂等家居用品。

雖然是這樣令人振奮,但是在廣泛使用前已經有報告發表滴滴涕損害環境和人類。只在1944年,就有以下的文章:〈過度有效的殺蟲劑〉、〈滴滴涕不是萬應殺蟲劑〉、〈滴滴涕對動物有害〉、〈發現滴滴涕對魚類和青蛙有高度毒性〉、〈沒有昆蟲的世界沒有樂趣〉、〈滴滴涕毒害蜜蜂〉、〈含滴滴涕的噴劑、噴霧和粉末的毒性和潛在危險〉、〈人體內滴滴涕的毒性效應〉和〈昆蟲之戰可能發生意外〉(註4)。即使以上提到的滴滴涕倡議者也指出在噴灑區域魚群差不多全部死亡的測試,鳥類損失,人類神經系統有輕微病徵,和不分皂白的空中噴灑打亂了大自然食肉動物的控制。(註5)但是這些關注沒有影響公眾對滴滴涕的見解。空中噴灑持續到1960年代。

時代改變,監管改變
發達國家對滴滴涕的公眾意見在1960年代有重大改變。大規模噴灑不限於農業,也是要消滅入侵的害蟲,例如吉卜賽蛾和日本甲蟲,導致大量魚類死亡和鳥類令人吃驚的減少(註6)。大多數人認為滴滴涕辯論的轉戾點是在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註7)。書中羅列幾百項殺蟲劑的研究,也包括滴滴涕,對大自然的情況寫得很動人和有極為威嚇的描述(有趣的是她提到有幾項研究,上文提到的1946年贊成滴滴涕的著作《滴滴涕和殺蟲劑問題》也有提及。)Carson的著作團結了三幫對抗滴滴涕和殺蟲劑的主要團體:環境主義者(隨著牧馬人和獵人的寬鬆組織─山巒協會—出現,很快凝聚了部份人,而且增加得快),關注人類環境中化學物的人(Carson強調這可能相等於核輻射),而及婦女—她們是受毒害環境威脅的家庭和未來一代的保護者(註8)。

不足為奇,贊同滴滴涕的一方是製造滴滴涕的化學公司(美國的Allied Chemical, Diamond Shamrock, Olin Mattiesen, Lebanon, Monsanto和Montrose Chemical Corp.)以及農業部。正反兩方都有農民。值得注意的是特別關注開發中國家福利的團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幾乎全部瘧患國家當然是滴滴涕的強大支持者。

到了1969年,瑞典和丹麥雙雙禁用滴滴涕,因為發現牛奶和曾接觸這殺蟲劑的人體內含有殘餘。匈牙利也禁用。在1969年,密西根州在州界內禁用滴滴涕,主要是因為公眾極大不滿魚類死亡,包括經濟上重要的銀鮭。隨後有幾個州也跟隨(註9)。

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1960和70年代的滴滴涕爭論涉及損害野生動植物和生態系統;長期暴露於滴滴涕的可能毒性;脂肪的生物積聚(導致奶中殘餘)及其持久性;也涉及認識到農業有需要採用有效的殺蟲劑。禁止生產和使用滴滴涕運動之所以成功,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有兩個因素就是對致癌物質的恐懼和正在萌芽的環保運動找尋目標。一般而言,在環境爭議背後的1970年代,科學似乎比對人類有害的證據更為實在(註10)。新成立的環保署在1971年主辦聽證會,以決定是否全國禁用滴滴涕。聽證會最後總結滴滴涕對健康沒有即時威脅。1972年,這決定被推翻,美國全面禁用滴滴涕(除了緊急病媒控制)。這樣的翻來複去可以有兩種看法。其一是原先的委員會偏向支持滴滴涕的一方,因為委員會成員是來自美國農業部,一向都支持滴滴涕。從這觀點來看,改變原意是糾正原先專家組合偏向農業。另一個看法是委員會的科學性過程因為輿論而被推翻。真相可能是在兩者之間,沒有一方為本身的正確性提出不可置疑的證據(註11,12)。

雖然開發中國家大多支持繼續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瘧疾,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支持(註13),但許多被迫要減少使用。發達國家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大量援助,開始拒絕支持那些有滴滴涕項目的國家,拒絕輸入有殘餘滴滴涕的食品。考慮到沒有外國援助,大多數國家不能負擔反瘧項目,窮國只好讓步以取得重要資金。

到了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各國禁用滴滴涕時,發達國家已在國境內征服瘧疾。它們可以奢言解決對環境關注,以及與滴滴涕有關的長期人類效應。依然每天面對瘧疾威脅的開發中國家,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成效分析。但政策卻是「不分皂白,從天而降」。正如飛機噴灑滴滴涕殺死所有好的壞的昆蟲,發達國家實施滴滴涕監管時也沒有顧及每一情況的成效分析(註14)。

最近的國際監管
當北極洲發現有滴滴涕時,改變了滴滴涕問題的範圍。這証明無論化學物源於何處,地球每一角落都受污染。1989年,加拿大和瑞典成立政府之間的工作小組解決環境中持久和大範圍化學物對全球的影響。1998年,該委員會草擬阿爾赫斯〔重金屬〕議定書,把滴滴涕和其他十一種合成物列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簽署國沒有拉丁或中美洲國家,只有少數非洲國家(註15)。

2001年,151個國家簽署《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公約呼籲全球禁用滴滴涕以及其他持久性污染物,被豁免的是有登記的病媒控制個案(由於沒有這寬限,世界衛生組織就強烈反對公約)(註16,17)。

雖然國際公約容許滴滴涕可用於病媒控制,但已差不多消除全部滴滴涕的生產商。這即是說雖然有了這些規條,實際真相是大大減少滴滴涕用於病媒控制,而相應的是瘧疾水平正在上升。

在過去三、四十年,幾近有八百份文章發表,討論滴滴涕的某方面,但少有達成共識(註18)。有些文章指出早產的母親滴滴涕含量增加(註19);有證明滴滴涕在不同動物中是內分泌干擾物,但不能證明和任何形式的人類癌症有關;滴滴涕明顯是神經毒素(註20),但對人類的安全暴露水平是議論紛紜,尤其是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溶劑積累和反應;有證明滴滴涕傷害肝臟。1960和1970年代的活躍份子氣候,把提證責任推向化學品公司。開發中國家要使用滴滴涕,主要作為農業殺蟲劑,已證實的環境關注和有懷疑(至今未能完全證實)對人類健康的風險,已足以值得在謹慎原則下禁用這物質。發達國家禁用滴滴涕,導致開發中和瘧患國家不情願地要放棄滴滴涕。這些國家別無選擇,而基於無年因瘧疾死亡的人數,可見這不符合它們的最佳利益。


(1) James C. Leary, William I Fishbein與Lawrance C. Salter《滴滴涕和殺蟲劑問題》DDT and the Insect Problem (1946)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2) 同上
(3) 1944年12月31日美國殺蟲劑研討組發表 2, 2-bis(氯苯甲酸parachlorophenyl)-1, 1, 1三氯乙烷trichloroethane (稱為滴滴涕) 第二列表
(4) 同上
(5) James C. Leary, William I Fishbein與Lawrance C. Salter《滴滴涕和殺蟲劑問題》DDT and the Insect Problem (1946)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6)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靜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7)Carson, Rachel《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8.)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靜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9) 同上
(10) Fiedler, Heidelore編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化學手冊》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1)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靜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12) Dunlap, Thomas. 〈監管科技以科學為指引:美國的滴滴涕個案〉Science as a Guide in Regulating Technology: The Case of DDT in the United States. 《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卷3期 (1978年8月), 265-285
(13)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對病媒控制的立場》
http://www.paho.org/common/Display.asp? ... RecID=7145(點擊中譯本)
(14) Wright, James. 《滴滴涕:抗戰瘧疾需要,但對整個環境…》 DDT: It is Needed Against Malaria, but for the Whol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National Associates (1970)
(15) Fiedler, Heidelore編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化學手冊》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6)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對病媒控制的立場》
(17)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http://www.pops.int
(18.) 同上
(19) Matthew Longnecker, Mark Klebonoff, Haibo Zhou與John Brock. 〈母親血清的滴滴涕新陳代謝物滴滴依含量與早產及新生兒體重低於妊娠期的關連〉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erum concentration of the DDT metabolite DDE and preterm and small-for-gestational-age babies at birth. 《手術刀》The Lancet, 358卷9276期(2001年7月) 110-114
(20) Fiedler, Heidelore編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化學手冊》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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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2.103 2005秋季课程:诡谲枕边人:科学与环境政策》 学员作业原译稿。

原文Indiscriminately From the Skies

不分皂白,从天而降
Emma Bassein

引言
二十世纪带来现代化学的来临;二战孕育了似乎是不能满足的需求:能杀人的化学物。在合成最致命武器的竞赛中,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承诺为前线的绝望士兵带来生命,不是死亡: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滴滴涕DDT)。这细小的份子属氯化烃类,有令人惊奇的特性,对昆虫毒性极高,但在任何方面对人没有即时死亡威胁。自此之后,滴滴涕不再受一些国家和机构重视,这是因为不同原因,包括对环境的关注和可能对人类有影响,例如癌症。虽然世界领袖对滴滴涕的态度有改变,不变的是发达国家牢牢完全掌握开发中国家使用滴滴涕。

背景
1873年,德国学生Othmar Zeidler首先发现滴滴涕,但因为找不到用他很快就放弃。1939年,Paul Herman Müller在寻找杀虫灵药时再次发现。这杀虫剂几乎无嗅,持久,高效和深远,显示对哺乳类动物或植物没有即时的健康风险,完全满足Müller的完美杀虫剂的条件。1940年代在瑞士和美国进行简短的滴滴涕农业试验,其后因为意大利那不勒斯爆发虱传斑疹伤寒危及以千计平民和士兵而声名大噪。1944年1月该市使用滴滴涕驱除虱子,抑制伤寒症爆发。第二年,滴滴涕在南太平洋广泛使用,为当地军队控制疟疾和其他媒传疾病。(注1)

战争之后,滴滴涕不仅成为全球控疟项目的常用品,在发达国家也大量用于农业和害虫控制。到了1946年,单单美国生产滴滴涕每月有三百万磅。1946年,《滴滴涕和杀虫剂问题》的作者兴高采烈宣称:「很明显滴滴涕会长存不去。相信接下来同样明显的是滴滴涕很快被公认为我们的主要杀虫剂。」(注2)全球也是这样乐观。以前数以千百万计的疟疾病例,到了1960年只有数百。

媒传控制只占全球使用滴滴涕的少数。大部份是用作农业,市区或森林的杀虫剂。在数以千亩计的土地上,经常洒上每亩0.5至5磅的数量。除了一些不受滴滴涕影响的昆虫,例如蚜虫类,滴滴涕在控制全世界的害虫极见成效。1940年代初期发表的文章,取题包括〈白色魔法〉、〈征服伤寒〉、〈消灭吉卜赛蛾〉,〈害虫的恶耗〉,〈滴滴涕是人类与昆虫敌人之战的新武器〉,〈科学家检视赢得意大利战线后战役的大炮〉。(注3)滴滴涕曾被列入和漆料、地蜡和肥皂等家居用品。

虽然是这样令人振奋,但是在广泛使用前已经有报告发表滴滴涕损害环境和人类。只在1944年,就有以下的文章:〈过度有效的杀虫剂〉、〈滴滴涕不是万应杀虫剂〉、〈滴滴涕对动物有害〉、〈发现滴滴涕对鱼类和青蛙有高度毒性〉、〈没有昆虫的世界没有乐趣〉、〈滴滴涕毒害蜜蜂〉、〈含滴滴涕的喷剂、喷雾和粉末的毒性和潜在危险〉、〈人体内滴滴涕的毒性效应〉和〈昆虫之战可能发生意外〉(注4)。即使以上提到的滴滴涕倡议者也指出在喷洒区域鱼群差不多全部死亡的测试,鸟类损失,人类神经系统有轻微病征,和不分皂白的空中喷洒打乱了大自然食肉动物的控制。(注5)但是这些关注没有影响公众对滴滴涕的见解。空中喷洒持续到1960年代。

时代改变,监管改变
发达国家对滴滴涕的公众意见在1960年代有重大改变。大规模喷洒不限于农业,也是要消灭入侵的害虫,例如吉卜赛蛾和日本甲虫,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和鸟类令人吃惊的减少(注6)。大多数人认为滴滴涕辩论的转戾点是在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注7)。书中罗列几百项杀虫剂的研究,也包括滴滴涕,对大自然的情况写得很动人和有极为威吓的描述(有趣的是她提到有几项研究,上文提到的1946年赞成滴滴涕的著作《滴滴涕和杀虫剂问题》也有提及。)Carson的著作团结了三帮对抗滴滴涕和杀虫剂的主要团体:环境主义者(随着牧马人和猎人的宽松组织─山峦协会—出现,很快凝聚了部份人,而且增加得快),关注人类环境中化学物的人(Carson强调这可能相等于核辐射),而及妇女—她们是受毒害环境威胁的家庭和未来一代的保护者(注8)。

不足为奇,赞同滴滴涕的一方是制造滴滴涕的化学公司(美国的Allied Chemical, Diamond Shamrock, Olin Mattiesen, Lebanon, Monsanto和Montrose Chemical Corp.)以及农业部。正反两方都有农民。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关注开发中国家福利的团体,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几乎全部疟患国家当然是滴滴涕的强大支持者。

到了1969年,瑞典和丹麦双双禁用滴滴涕,因为发现牛奶和曾接触这杀虫剂的人体内含有残余。匈牙利也禁用。在1969年,密西根州在州界内禁用滴滴涕,主要是因为公众极大不满鱼类死亡,包括经济上重要的银鲑。随后有几个州也跟随(注9)。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1960和70年代的滴滴涕争论涉及损害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长期暴露于滴滴涕的可能毒性;脂肪的生物积聚(导致奶中残余)及其持久性;也涉及认识到农业有需要采用有效的杀虫剂。禁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运动之所以成功,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有两个因素就是对致癌物质的恐惧和正在萌芽的环保运动找寻目标。一般而言,在环境争议背后的1970年代,科学似乎比对人类有害的证据更为实在(注10)。新成立的环保署在1971年主办听证会,以决定是否全国禁用滴滴涕。听证会最后总结滴滴涕对健康没有即时威胁。1972年,这决定被推翻,美国全面禁用滴滴涕(除了紧急病媒控制)。这样的翻来复去可以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原先的委员会偏向支持滴滴涕的一方,因为委员会成员是来自美国农业部,一向都支持滴滴涕。从这观点来看,改变原意是纠正原先专家组合偏向农业。另一个看法是委员会的科学性过程因为舆论而被推翻。真相可能是在两者之间,没有一方为本身的正确性提出不可置疑的证据(注11,12)。

虽然开发中国家大多支持继续使用滴滴涕以控制疟疾,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支持(注13),但许多被迫要减少使用。发达国家向开发中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开始拒绝支持那些有滴滴涕项目的国家,拒绝输入有残余滴滴涕的食品。考虑到没有外国援助,大多数国家不能负担反疟项目,穷国只好让步以取得重要资金。

到了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各国禁用滴滴涕时,发达国家已在国境内征服疟疾。它们可以奢言解决对环境关注,以及与滴滴涕有关的长期人类效应。依然每天面对疟疾威胁的开发中国家,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成效分析。但政策却是「不分皂白,从天而降」。正如飞机喷洒滴滴涕杀死所有好的坏的昆虫,发达国家实施滴滴涕监管时也没有顾及每一情况的成效分析(注14)。

最近的国际监管
当北极洲发现有滴滴涕时,改变了滴滴涕问题的范围。这证明无论化学物源于何处,地球每一角落都受污染。1989年,加拿大和瑞典成立政府之间的工作小组解决环境中持久和大范围化学物对全球的影响。1998年,该委员会草拟阿尔赫斯〔重金属〕议定书,把滴滴涕和其他十一种合成物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签署国没有拉丁或中美洲国家,只有少数非洲国家(注15)。

2001年,151个国家签署《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公约呼吁全球禁用滴滴涕以及其他持久性污染物,被豁免的是有登记的病媒控制个案(由于没有这宽限,世界卫生组织就强烈反对公约)(注16,17)。

虽然国际公约容许滴滴涕可用于病媒控制,但已差不多消除全部滴滴涕的生产商。这即是说虽然有了这些规条,实际真相是大大减少滴滴涕用于病媒控制,而相应的是疟疾水平正在上升。

在过去三、四十年,几近有八百份文章发表,讨论滴滴涕的某方面,但少有达成共识(注18)。有些文章指出早产的母亲滴滴涕含量增加(注19);有证明滴滴涕在不同动物中是内分泌干扰物,但不能证明和任何形式的人类癌症有关;滴滴涕明显是神经毒素(注20),但对人类的安全暴露水平是议论纷纭,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溶剂积累和反应;有证明滴滴涕伤害肝脏。1960和1970年代的活跃份子气候,把提证责任推向化学品公司。开发中国家要使用滴滴涕,主要作为农业杀虫剂,已证实的环境关注和有怀疑(至今未能完全证实)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已足以值得在谨慎原则下禁用这物质。发达国家禁用滴滴涕,导致开发中和疟患国家不情愿地要放弃滴滴涕。这些国家别无选择,而基于无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可见这不符合它们的最佳利益。


(1) James C. Leary, William I Fishbein与Lawrance C. Salter《滴滴涕和杀虫剂问题》DDT and the Insect Problem (1946)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2) 同上
(3) 1944年12月31日美国杀虫剂研讨组发表 2, 2-bis(氯苯甲酸parachlorophenyl)-1, 1, 1三氯乙烷trichloroethane (称为滴滴涕) 第二列表
(4) 同上
(5) James C. Leary, William I Fishbein与Lawrance C. Salter《滴滴涕和杀虫剂问题》DDT and the Insect Problem (1946)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6)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静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7)Carson, Rachel《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8.)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静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9) 同上
(10) Fiedler, Heidelore编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化学手册》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1) MacGillivray, Alex. 《Rachel Carson的寂静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2004) The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New York.
(12) Dunlap, Thomas. 〈监管科技以科学为指引:美国的滴滴涕个案〉Science as a Guide in Regulating Technology: The Case of DDT in the United States. 《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卷3期 (1978年8月), 265-285
(13)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对病媒控制的立场》
http://www.paho.org/common/Display.asp? ... RecID=7145(点击中译本)
(14) Wright, James. 《滴滴涕:抗战疟疾需要,但对整个环境…》 DDT: It is Needed Against Malaria, but for the Whol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National Associates (1970)
(15) Fiedler, Heidelore编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化学手册》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6)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对病媒控制的立场》
(17)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http://www.pops.int
(18.) 同上
(19) Matthew Longnecker, Mark Klebonoff, Haibo Zhou与John Brock. 〈母亲血清的滴滴涕新陈代谢物滴滴依含量与早产及新生儿体重低于妊娠期的关连〉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serum concentration of the DDT metabolite DDE and preterm and small-for-gestational-age babies at birth. 《手术刀》The Lancet, 358卷9276期(2001年7月) 110-114
(20) Fiedler, Heidelore编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化学手册》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03)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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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12月 23, 2007 1:16 a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2.103 2005秋季課程:詭譎枕邊人:科學與環境政策》 學員作業原譯稿。 简体版在下半栏。

原文DDT as an Endocrine Disruptor in Human and Nonhuman Test Cases

在人類和非人類測試案例中滴滴涕作為內分泌干擾素
Emma Bassein

「意識到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人們對因在當地接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而産生的健康問題感到關注,尤其是對因此而使婦女以及通過婦女使子孫後代受到的不利影響感到關注。」《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2001年,聯合國原譯文本

自從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對生物體內積累的物質可能導致基因突變或致癌的恐懼,在國際發達社區引起共鳴。雖然有證據滴滴涕不會導致永久性基因突變(註1,2),最近在2004年生效的《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註3),還是以跨世代後果為主要賣點。如果不特別是基因,這些健康關注又是什麼?一項假定是滴滴涕干擾內分泌,可能導致早產,過早斷奶,男孩有女性性徵顯現和降低生殖力,女孩有不正常性徵(註1)。因為嬰兒死亡率增加,這些全都會防礙下一代的生殖能力,嚴重影響人類和非人類物種的後代。Rogen 與Chen(註1)強調純粹以人類生命作比較,這些負面效應的力度是如此的大,足以扺消滴滴涕用於控瘧的好處。

非人類的內分泌干擾效應
暴露於滴滴涕(及其新陳代謝物)導致的嬰兒死亡率和性別相關的出生缺陷,已有不同的從鷗類到猴子的非人類物種研究。早在1972年禁用之前,滴滴涕的內分泌干擾效應已經浮現。1968年,Bitman等人比較滴滴涕和雌激素處理大鼠的效應,顯示用三氯乙烷(o,p’-DDT)和雌激素處理性未成熟大鼠,二十四小時後有同樣效應(註6)。但所用三氯乙烷劑量是每鼠4毫克,遠遠超出正常暴露水平。因此雖然這項初步研究指出三氯乙烷對大鼠的雌激素效應,但這肯定不能直接應用於環境關注。

較為切合干擾自然雌激素的一項研究,是在加州南部對鷗鳥胚胎的研究。Fry與Toone(註7)證明受精卵注射低至2/百萬的三氯乙烷,導致人工孵出的雄鳥八隻之中七隻有雌性性徵,雌鳥九隻之中八隻有異常性徵。(控制組十隻雄鳥沒有雌性性徵,二十一隻雌鳥一隻有異常)。雌化程度隨劑量而增加,強烈顯示雄性鷗鳥中三氯乙烷與雌激素干擾有關連。取樣的鳥蛋數目(264隻:108破殼而出,控制組46;測試六種合成物每種14-27)不多,沒有統計重要性,但表達令人難忘的圖畫。Guillette等人在佛羅里達州一個被滴滴涕污染的湖研究一個短鼻鱷種群,證明曾暴露的雌雄性都有生殖腺異常,大大降低生殖能力(註8)。這份經常被引述的論文,可能是環境中的滴滴涕含量導致雌激素干擾的最戲劇性例子。

這些論文代表幾百項已發表的深度研究,記錄三氯乙烷對非人類物種的雌激素干擾性質。許多參與研究的科學家曾出席環保署和國際委員會的雌激素干擾會議,有幾位試圖建立研究中的荷爾蒙效應和對人類可能效應的關連(註4)。

人類的雌激素效應
試圖建立人體內滴滴涕含量和雌激素效應直接關連的研究,進行時與其他物種的研究很大不同。首先,不能殺死或解剖受試體以觀察體內器官結構的細微變異。也不可能收集子一代在實驗室培養。因此研究滴滴涕對人類的效應,不如非人類實驗那樣受控制。

一些研究,例如Longnecker等人的研究(註9),要找出懷孕期母親血清含滴滴涕和滴滴依濃度和下一代一些荷爾蒙調控的異常情況的相互關係(早產,性腺形成等)。Longnecker等人利用幾近四十年前在大學醫院接受產前照護的婦女的收集血液,證明早產和血清的滴滴涕濃度有持續增加的趨勢。

這方法的好處是取樣的規模。因為收集血液時是連同婦女和兒童的健康記錄,多一份樣本額外工作不會多。這容許他們取集2613名婦女的樣本。壞處是不能認定一個準確的控制組。除了滴滴涕,早產關乎幾個健康因素,包括和不限於吸煙、體重、高度和年齡。要把滴滴涕效應和其他身體和社會因素分開,是相當有挑戰的難題。雖然這份研究的作者試圖解決這問題,但很難知道他們是否有考慮可能導致觀察所得後果的全部其他環境因素。

Rogan等人的研究,總結滴滴涕有抑制分泌乳汁的作用(註10)。在這案例,快將為人母者參與研究時,多年來定期提供乳汁和其他樣本。作者極小心以多種方法解答可能的意外相關因素(主要結論與以前的計算相若)。

一般而言,人類案例評估滴滴涕作為雌激素干擾作用,研究所得有說服力,但只顯示有相互作用,不是因果關係。其他有關連的因素不如以上談到的有結論性,例如精子數量,月經不規律和出生體重(註1)。

雌激素干擾、生育相關問題和性別相關缺陷之間的關連,在非人類物種較為明顯,有兩個可能理由。其一是被研究物種比人類實際上是較為被滴滴涕及其新陳代謝物的雌激素干擾所影響。

第二個可能原因是不可能迫使人類受體攝入大量毒素,強迫交配,然後殺死和解剖子一代。這些方法只能用於動物受體,得出較全面和有結論的結果,因為科學家可以檢驗肌肉組織尋找因果關係。

但是,本文引述的《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註3),說明國際決策者準備好大步躍過,從人體滴滴涕濃度和荷爾蒙引發效應的關連,跳到假定有因果關係。

註:
1. Rogen WJ, 與Chen A. 〈bis(4-氯苯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滴滴涕) 的健康風險和好處〉Health Risks and Benefits of bis(4-chlorophenyl)-1,1,1-trichloroethane (DDT). 《手術刀》The Lancet 2005; 366: 763-773.
2. Turusov, V., V. Rakitsky與L. Tomatis. 〈氯苯基三氯乙烷(滴滴涕):無處不在,持久不散,風險處處〉Ubiquity, Persistence, and Risks.《環境衛生透視》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卷2期(2002): 125-128頁
3.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ops.int.
4. 美國環保署雌激素干擾創始研究EPA Endocrine Disruptor Research Initiative. http://epa.gov/endocrine/pubs.html
5. Anderson DW, Jehl JR Jr., Risebrough RW, Woods LA Jr., Deweese LR與Edgecomb WG. 〈褐鵜鶘:南加州海岸以外改善生殖〉Brown Pelicans: Improved Reproduction of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oast. 《科學》Science 1975; 190: 806-808.
6. Bitman J, Cecil HC, Harris SJ, 與 Fries GF. 〈哺乳類動物子宮及鳥類輸卵管的o,p prime-滴滴涕雌激素活動〉Estrogenic Activity of o,p prime-DDT in the Mammalian Uterus and Avian Oviduct. 《科學》Science 1968; 162: 371-372.
7. Fry DM, 與Toone CK. 〈滴滴涕引致鷗鳥胚胎的雌性性徵異常〉DDT-Induced Feminization of Gull Embryos. 《科學》 Science 1981; 213: 922-924.
8. Guillette LJ Jr., Gross TS, Masson GR, Matter JM, Percival HF, 與Woodward AR.〈佛羅里達州受滴滴涕污染和受控制湖泊的年青短鼻鱷的生育腺成長性異常及不正常性荷爾蒙含量〉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of the Gonad and Abnormal Sex Hormone Concentrations in Juvenile Alligators from Contaminated and Control Lakes in Florida. 《環境衛生透視》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4; 102: 680-688.
9. Longnecker MP, Klebanoff MA, Zhou H, 與Brock JW. 〈母親血清含滴滴涕之新陳代謝物滴滴依濃度和早產,新生兒體重低於懷孕期的關連〉 Association between meteral serum concentration of the DDT metabolite DDE and preterm and small-for-gestational-age babies at birth. 《手術刀》The Lancet 2001; 358: 110-114.
10. Rogan WJ, 等人〈人類乳汁的多氯聯苯和滴滴依:對成長,罹病率和乳汁分泌期的效應〉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and Dichlorodiphenyl Dichloroehtene (DDE) in Human Milk: Effects on Growth, Morbidity, and Duration of Lactation. 《美國公共衛生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87; 77: 1294-1297.
11. Kelce WR, Stone CR, Laws SC, Gray LE, Kemppainen JA, 與Wilson EM. 〈持久性滴滴涕之新陳代謝物滴滴依作為潛在雄激性受體拮抗劑〉Persistant DDT metabolite p,p’-DDE is a potent androgen receptor antagonist. 《自然》Nature 1995; 375: 581-585.
12. Takayama S, Sieber SM, Dalgard DW, Thorgeirsson UP, 與Adamson RH. 〈非人類靈長類長期口服滴滴涕的效應〉Effects of long-term oral administration of DDT on nonhuman primates. 《癌症研究及臨床腫瘤學期刊》Cancer Res Clin Oncol 1999;125: 2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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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2.103 2005秋季课程:诡谲枕边人:科学与环境政策》 学员作业原译稿。

原文DDT as an Endocrine Disruptor in Human and Nonhuman Test Cases

在人类和非人类测试案例中滴滴涕作为内分泌干扰素
Emma Bassein

「意识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人们对因在当地接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产生的健康问题感到关注,尤其是对因此而使妇女以及通过妇女使子孙后代受到的不利影响感到关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年,联合国原译文本

自从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对生物体内积累的物质可能导致基因突变或致癌的恐惧,在国际发达社区引起共鸣。虽然有证据滴滴涕不会导致永久性基因突变(注1,2),最近在2004年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注3),还是以跨世代后果为主要卖点。如果不特别是基因,这些健康关注又是什么?一项假定是滴滴涕干扰内分泌,可能导致早产,过早断奶,男孩有女性性征显现和降低生殖力,女孩有不正常性征(注1)。因为婴儿死亡率增加,这些全都会防碍下一代的生殖能力,严重影响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后代。Rogen 与Chen(注1)强调纯粹以人类生命作比较,这些负面效应的力度是如此的大,足以扺消滴滴涕用于控疟的好处。

非人类的内分泌干扰效应
暴露于滴滴涕(及其新陈代谢物)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性别相关的出生缺陷,已有不同的从鸥类到猴子的非人类物种研究。早在1972年禁用之前,滴滴涕的内分泌干扰效应已经浮现。1968年,Bitman等人比较滴滴涕和雌激素处理大鼠的效应,显示用三氯乙烷(o,p’-DDT)和雌激素处理性未成熟大鼠,二十四小时后有同样效应(注6)。但所用三氯乙烷剂量是每鼠4毫克,远远超出正常暴露水平。因此虽然这项初步研究指出三氯乙烷对大鼠的雌激素效应,但这肯定不能直接应用于环境关注。

较为切合干扰自然雌激素的一项研究,是在加州南部对鸥鸟胚胎的研究。Fry与Toone(注7)证明受精卵注射低至2/百万的三氯乙烷,导致人工孵出的雄鸟八只之中七只有雌性性征,雌鸟九只之中八只有异常性征。(控制组十只雄鸟没有雌性性征,二十一只雌鸟一只有异常)。雌化程度随剂量而增加,强烈显示雄性鸥鸟中三氯乙烷与雌激素干扰有关连。取样的鸟蛋数目(264只:108破壳而出,控制组46;测试六种合成物每种14-27)不多,没有统计重要性,但表达令人难忘的图画。Guillette等人在佛罗里达州一个被滴滴涕污染的湖研究一个短鼻鳄种群,证明曾暴露的雌雄性都有生殖腺异常,大大降低生殖能力(注8)。这份经常被引述的论文,可能是环境中的滴滴涕含量导致雌激素干扰的最戏剧性例子。

这些论文代表几百项已发表的深度研究,记录三氯乙烷对非人类物种的雌激素干扰性质。许多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曾出席环保署和国际委员会的雌激素干扰会议,有几位试图建立研究中的荷尔蒙效应和对人类可能效应的关连(注4)。

人类的雌激素效应
试图建立人体内滴滴涕含量和雌激素效应直接关连的研究,进行时与其他物种的研究很大不同。首先,不能杀死或解剖受试体以观察体内器官结构的细微变异。也不可能收集子一代在实验室培养。因此研究滴滴涕对人类的效应,不如非人类实验那样受控制。

一些研究,例如Longnecker等人的研究(注9),要找出怀孕期母亲血清含滴滴涕和滴滴依浓度和下一代一些荷尔蒙调控的异常情况的相互关系(早产,性腺形成等)。Longnecker等人利用几近四十年前在大学医院接受产前照护的妇女的收集血液,证明早产和血清的滴滴涕浓度有持续增加的趋势。

这方法的好处是取样的规模。因为收集血液时是连同妇女和儿童的健康记录,多一份样本额外工作不会多。这容许他们取集2613名妇女的样本。坏处是不能认定一个准确的控制组。除了滴滴涕,早产关乎几个健康因素,包括和不限于吸烟、体重、高度和年龄。要把滴滴涕效应和其他身体和社会因素分开,是相当有挑战的难题。虽然这份研究的作者试图解决这问题,但很难知道他们是否有考虑可能导致观察所得后果的全部其他环境因素。

Rogan等人的研究,总结滴滴涕有抑制分泌乳汁的作用(注10)。在这案例,快将为人母者参与研究时,多年来定期提供乳汁和其他样本。作者极小心以多种方法解答可能的意外相关因素(主要结论与以前的计算相若)。

一般而言,人类案例评估滴滴涕作为雌激素干扰作用,研究所得有说服力,但只显示有相互作用,不是因果关系。其他有关连的因素不如以上谈到的有结论性,例如精子数量,月经不规律和出生体重(注1)。

雌激素干扰、生育相关问题和性别相关缺陷之间的关连,在非人类物种较为明显,有两个可能理由。其一是被研究物种比人类实际上是较为被滴滴涕及其新陈代谢物的雌激素干扰所影响。

第二个可能原因是不可能迫使人类受体摄入大量毒素,强迫交配,然后杀死和解剖子一代。这些方法只能用于动物受体,得出较全面和有结论的结果,因为科学家可以检验肌肉组织寻找因果关系。

但是,本文引述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注3),说明国际决策者准备好大步跃过,从人体滴滴涕浓度和荷尔蒙引发效应的关连,跳到假定有因果关系。

注:
1. Rogen WJ, 与Chen A. 〈bis(4-氯苯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滴滴涕) 的健康风险和好处〉Health Risks and Benefits of bis(4-chlorophenyl)-1,1,1-trichloroethane (DDT). 《手术刀》The Lancet 2005; 366: 763-773.
2. Turusov, V., V. Rakitsky与L. Tomatis. 〈氯苯基三氯乙烷(滴滴涕):无处不在,持久不散,风险处处〉Ubiquity, Persistence, and Risks.《环境卫生透视》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卷2期(2002): 125-128页
3.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ops.int.
4. 美国环保署雌激素干扰创始研究EPA Endocrine Disruptor Research Initiative. http://epa.gov/endocrine/pubs.html
5. Anderson DW, Jehl JR Jr., Risebrough RW, Woods LA Jr., Deweese LR与Edgecomb WG. 〈褐鹈鹕:南加州海岸以外改善生殖〉Brown Pelicans: Improved Reproduction of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oast. 《科学》Science 1975; 190: 806-808.
6. Bitman J, Cecil HC, Harris SJ, 与 Fries GF. 〈哺乳类动物子宫及鸟类输卵管的o,p prime-滴滴涕雌激素活动〉Estrogenic Activity of o,p prime-DDT in the Mammalian Uterus and Avian Oviduct. 《科学》Science 1968; 162: 371-372.
7. Fry DM, 与Toone CK. 〈滴滴涕引致鸥鸟胚胎的雌性性征异常〉DDT-Induced Feminization of Gull Embryos. 《科学》 Science 1981; 213: 922-924.
8. Guillette LJ Jr., Gross TS, Masson GR, Matter JM, Percival HF, 与Woodward AR.〈佛罗里达州受滴滴涕污染和受控制湖泊的年青短鼻鳄的生育腺成长性异常及不正常性荷尔蒙含量〉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of the Gonad and Abnormal Sex Hormone Concentrations in Juvenile Alligators from Contaminated and Control Lakes in Florida. 《环境卫生透视》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4; 102: 680-688.
9. Longnecker MP, Klebanoff MA, Zhou H, 与Brock JW. 〈母亲血清含滴滴涕之新陈代谢物滴滴依浓度和早产,新生儿体重低于怀孕期的关连〉 Association between meteral serum concentration of the DDT metabolite DDE and preterm and small-for-gestational-age babies at birth. 《手术刀》The Lancet 2001; 358: 110-114.
10. Rogan WJ, 等人〈人类乳汁的多氯联苯和滴滴依:对成长,罹病率和乳汁分泌期的效应〉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and Dichlorodiphenyl Dichloroehtene (DDE) in Human Milk: Effects on Growth, Morbidity, and Duration of Lactation. 《美国公共卫生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87; 77: 1294-1297.
11. Kelce WR, Stone CR, Laws SC, Gray LE, Kemppainen JA, 与Wilson EM. 〈持久性滴滴涕之新陈代谢物滴滴依作为潜在雄激性受体拮抗剂〉Persistant DDT metabolite p,p’-DDE is a potent androgen receptor antagonist. 《自然》Nature 1995; 375: 581-585.
12. Takayama S, Sieber SM, Dalgard DW, Thorgeirsson UP, 与Adamson RH. 〈非人类灵长类长期口服滴滴涕的效应〉Effects of long-term oral administration of DDT on nonhuman primates. 《癌症研究及临床肿瘤学期刊》Cancer Res Clin Oncol 1999;125: 21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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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12月 23, 2007 1:19 am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12.103 2005秋季課程:詭譎枕邊人:科學與環境政策》 學員作業原譯稿。 简体版在下半栏。

原文Lives on the Line: DDT, Malaria, and Infant Mortality

生命繫於一線:滴滴涕,瘧疾與嬰兒死亡率
Emma Bassein

世界有一半認為滴滴涕是天賜的禮物,拿走窮人肩上的死亡重擔;另一半認為這是地獄熾熱深處編造出來殺死鳥類和報復人類繁衍的不宣浩劫。這兩派的在國際上苦苦爭論,不但集中於滴滴涕有什麼風險,還說到這些風險適用於何人。19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全球發達國家抑制它們對滴滴涕的嚴重依賴。透過這樣行動,決策者證明滴滴涕明顯威脅環境衛生和對人類健康是可能(但很不確定)風險,這遠遠超過作為殺蟲劑的好處(註1)。隨後加諸開發中國家的滴滴涕禁用,沒有好好解決終止使用滴滴涕用於病媒控制所涉及的風險(註2,3)。

發達國家不是全部使用滴滴涕,沒有面對由滴滴涕引致或控制的疾病的即時威脅,爭論轉為討論開發中國家的相對好處。與滴滴涕持續使用或終止相關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是極度視乎當地情況。國際社會勉強接受這一點,這可見諸《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豁免條款,容許滴滴涕用於控制病媒(註5)。

滴滴涕的過往:風險與不確定性
在19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當各國開始禁用滴滴涕時,幾乎全部發達國家已根除瘧疾,在這些國家主要用途是作為農業殺蟲劑(註6)。使用滴滴涕作為工業殺蟲劑,最顯著的是威脅環境。到了1970年,已清楚證明在全美國許多鳥類品種生殖失敗和大量魚類死亡,直接歸咎於滴滴涕(註6)。

雖然在許多國家,環境關注是禁用滴滴涕的主要理由,但也有提出與人類健康有關的關注。有關滴滴涕作為致癌物,突變物或神經毒物的軼事式研究,進一步強化公眾對這殺蟲劑的恐懼(註7)。雖然大多數關連人類疾病與滴滴涕暴露的研究,即使不是全部,在統計上沒有重要性和不能重做,風險看來是如此的大,決策者啟動謹慎原則,開始禁用滴滴涕,除了在疾病爆發的緊急情況(註1)。

當其時,許多開發中國家還在與瘧疾開戰,對滴滴涕的風險有不同評價。滴滴涕用於控制病媒,直接導致瘧疾病例減少,這一點毋容置疑。這些國家的預期生命短和嬰兒死亡率高,降低了致癌和突變的相對風險。因此在瘧疾為患的國家,使用滴滴涕的明顯好處遠超滴滴涕暴露的極不確定的長期影響,因為風險較高而且影響更多人(註8)。

滴滴涕的現在:風險與不確定性
在《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註4)之前,滴滴涕已全面禁用。因為發達國家禁止輸入帶滴滴涕殘餘的農作物,全球差不多終止把滴滴涕用於農業。後果就是發達國家唯一可能暴露於滴滴涕的新源頭,是這物質要經過長距離的環境運輸。因為農業已大大減少使用,這暴露途徑的可能性和規模是極少和正在消失。

使用滴滴涕的風險和好處,只是關乎有瘧疾重擔的開發中國家。國際爭論主要是關於在室內噴灑滴滴涕控制瘧媒,標準劑量是2克/平方(註9);用於農業0.4平方米的劑量就可以治理蓋亞那瘧疾高危人口的全部房舍,只有部份會傳到外面,因此這源頭的環境效應可以說是幾近於無。要評估在住房室內噴灑滴滴涕控制瘧疾的風險,相對於沒有控制,下文是基於流行文獻和已計算每案例關乎人命的最壞情景。

沒有控瘧的風險
因瘧致死90%發生在撤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數是五歲以下的兒童(註8)。在瘧疾流行的地方,直接由瘧疾引起的嬰兒死亡率估計為9/1000(註10)。撤哈拉以南非洲沒有廣泛使用滴滴涕,是因為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不可行(註11)。現時有二十三個國家使用滴滴涕控制瘧疾(註6)。多項研究指出減少使用滴滴涕與瘧疾重發有關連(註12,13),指出不使用滴滴涕的風險亦會包括世界其他瘧疾已受控制的地方可能損失的人命。如終止使用滴滴涕,預期會損失的人命很難決定。反瘧運動慣常包括改善健康照護和其他福利,沒有滴滴涕也會繼續,對減少死亡率有重大貢獻,但不能量化(註10)。假定使用和效應是十全十美,幾乎全部瘧致死亡都可因為滴滴涕而避免。對開發中國家,瘧疾也是金錢的風險,包括而不限於旅遊業收入和工人生產力的損失。

使用滴滴涕的風險
長期暴露於滴滴涕,暫時被認為與人類許多生殖失調有關,包括精子數量減少,懷孕的機率,自然流產,早產,出生體重降低,較大機會有性別有關的生育缺陷,以及分泌乳汁期縮短(註10)。南非Kwa-Zulu的婦女只暴露於室內噴灑,滴滴涕含量多至59.30/百萬,她們的奶脂衍生物也如是。以這項研究的平均值計算,嬰兒每日攝入乳汁的滴滴涕含量為每天每公斤0.376毫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每日容許攝入量的十九倍(註9)。這些數值大大超過乳汁減少的墨西哥和美國婦女的含量;關於早產和自然流產的含量濃度較難作出比較,因為這是以每公升血清含多少毫克來計量(註10)。假定最壞情況:這些失調全因為滴滴涕導致,把這些結果和早產及哺乳期縮短對嬰兒死亡率效應的研究結合,持續室內噴灑滴滴涕會導致受影響人口中每1000宗活產有20宗死亡(註14)。

雖然有大量關於滴滴涕的科學文獻,沒有兩項研究曾經直接彼此證實或推翻。這主要是因為研究參數有矛盾,無論是取樣規模,測試那一種滴滴涕的異變體,或是檢視的含量水平(註10)。因此,關於滴滴涕對人類健康負面效應有極大不確定性和難以量化,因為這不止是每項研究的科學不確定性,研究的確實性也能未知的不確定。

不確定性與政策回應
兩個情景都有大規模,主要是不能量化的不確定性因素。在撤哈拉以南非洲使用滴滴涕遠遠不是十全十美。不定期噴灑,牆壁被塗貼或清洗,是滴滴涕運動效力降低的一些原因(註15)。但在其他地區,滴滴涕已幾乎消滅瘧疾傳播,差不多是完美情景(註16)。因此,關於噴灑滴滴涕其效應的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於社會性質的差異,差異之大幾乎不可能量化。不使用滴滴涕的風險,可以因為實施其他控瘧方法而減少,例如土地管理,進取的健康照護方案,以及其他殺蟲劑(註8)。

有關人類暴露於滴滴涕的負面效應的不確定性,主要是科學方面。時間限制,缺乏控制,和收集數據的方法大大增加對人類效應的不確定性。要準確追蹤滴滴涕暴露與人類長期效應的關係,需要幾十年,而有許多理由這會是不切實際的。另外的方法是採用幾十年前的數據基礎和人口調查資訊,這導入不可量化的不確定性,因為缺少不同數據庫收集技巧的所需變量和變異數,很難作出比較。短期研究可以提出一些見識,但大多數只能顯示滴滴涕暴露和相互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註17)。獨立研究員採用以往研究的參數進行研究,因而可以直接比較結果,這會減少一些不確定性。支持住房噴灑滴滴涕一方,和全面禁用滴滴涕的一方,兩者都有利用不確定性因素。偏向繼續使用滴滴涕的科學家和決策者,引述滴滴涕對人類效應的較大不確定性,以及有關滴滴涕對蚊子殺傷力的相對並不存在的不確定性。偏向終止使用滴滴涕的科學家和決策者,強調滴滴涕可能導致缺陷的高度風險,滴滴涕對環境影響的確定性,非洲部份地區使用沒有效率,以及全球蚊子增強抗藥力,作為啟動謹慎原則的理由。使用滴滴涕的風險和好處,各個地區不同,視乎持續住房噴灑是否可行。在成功噴灑滴滴涕的地區,例如南美和中美大部份地區以及亞洲,終止滴滴涕控瘧項目的風險相當大,而瘧疾病例數目與使用滴滴涕成反比是相當確定的。在噴灑滴滴涕被認為沒有效應的地方,終止使用的風險較低。分析使用滴滴涕的風險/好處,必須在不同地區和情況獨自進行,而直至現在國際社會和發達國家不情願接受。

資料來源:
1. 《禁用滴滴涕生效》DDT Ban Takes Effect. 環保署新聞稿, EPA pres release,1972年12月31日. http://www.epa.gov/history/topics/ddt/01.htm
2.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對病媒控制的立場》WHO Position on DDT Use in Disease Vector Control unde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aho.org/common/Display.asp? ... RecID=7145(點擊中譯本)
3. Wright, James. 《滴滴涕:抗戰瘧疾需要,但對整個環境…》 DDT: It is Needed Against Malaria, but for the Whol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National Associates (1970)
4. Attaran A, Roberts DR, Curtis CF, 與 Kilama WL. 〈在窮人背上平衡風險〉 Balancing risks on the backs of the poor. 《自然醫藥》Nature Medicine 2000; 6: 729-731
5.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簡體中文版)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ops.int
6. Turusov, V., V. Rakitsky與L. Tomatis. 〈氯苯基三氯乙烷(滴滴涕):無處不在,持久不散,風險處處〉Ubiquity, Persistence, and Risks.《環境衛生透視》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卷2期(2002): 125-128頁
7. Carson, Rachel. 《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8. 〈擊退瘧疾〉Rolling Back Malaria.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http://www.who.int/whr/1999/en/whr99_ch4_en.pdf
9. Bouwman H, Cooppan RM, Reinecke AJ, 與Becker PJ. 〈使用滴滴涕控瘧後Kwa-Zulu母親乳汁的滴滴涕及新陳代謝物的水平〉Levels of DDT and metabolites in breast milk from Kwa-Zulu mothers after DDT application for malaria control. 《世衛公報》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0; 68: 761-768.
10. Rogen WJ, 與Chen A. 〈bis(4-氯苯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滴滴涕) 的健康風險和好處〉Health Risks and Benefits of bis(4-chlorophenyl)-1,1,1-trichloroethane (DDT). 《手術刀》The Lancet 2005; 366: 763-773.
11. Trigg PI, 與 Kondrachine AV. 〈評論:1990年代的瘧控〉Commentary: Malaria control in the 1990s. 《世衛公報》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8; 76: 11-16.
12. Roberts DR, Manguin S, 與 Mouchet J. 〈滴滴涕住房噴灑和瘧疾重現〉DDT house spraying and re-emerging malaria. 《手術刀》The Lancet 2000; 356: 330-332
13. Roberts D, Curtis C, Tren R, Sharp B, Shiff C, 與Bate R. 〈控制瘧疾與公共健康〉Malaria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浮現的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2004; 10: 1170.
14. Chen A, 與Rogan WJ. 〈非瘧嬰兒死亡和使用滴滴涕控制瘧疾〉Nonmalarial Infant Deaths and DDT Use for Malaria Control. 《浮現的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3; 9 (8)
15. Mnzava EAP, Ntuli MV, Sharp B, Mthembu JD, Ngxongo S, 與Le Sueur D. 〈房屋牆壁塗抹是由噴灑滴滴涕轉用合成擬除蟲菊酯的理由〉House replastering as a reason to shift from DDT spraying to synthetic pyrethroids. 《南非醫學期刊》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8; 88: 1023-1028.
16. Attaran A, 與Maharaj R. 〈瘧疾醫治不妥:禁用滴滴涕的全球運動〉Doctoring malaria, badly: the global campaign to ban DDT. 《英國醫學期刊》BMJ 2000; 321: 1403-1404.
17. Chen AM, 與Rogan WJ. 〈控制瘧疾與公共健康:回覆〉Malaria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In reply. 《浮現的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4; 10: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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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12.103 2005秋季课程:诡谲枕边人:科学与环境政策》 学员作业原译稿。

原文Lives on the Line: DDT, Malaria, and Infant Mortality

生命系于一线:滴滴涕,疟疾与婴儿死亡率
Emma Bassein

世界有一半认为滴滴涕是天赐的礼物,拿走穷人肩上的死亡重担;另一半认为这是地狱炽热深处编造出来杀死鸟类和报复人类繁衍的不宣浩劫。这两派的在国际上苦苦争论,不但集中于滴滴涕有什么风险,还说到这些风险适用于何人。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全球发达国家抑制它们对滴滴涕的严重依赖。透过这样行动,决策者证明滴滴涕明显威胁环境卫生和对人类健康是可能(但很不确定)风险,这远远超过作为杀虫剂的好处(注1)。随后加诸开发中国家的滴滴涕禁用,没有好好解决终止使用滴滴涕用于病媒控制所涉及的风险(注2,3)。

发达国家不是全部使用滴滴涕,没有面对由滴滴涕引致或控制的疾病的即时威胁,争论转为讨论开发中国家的相对好处。与滴滴涕持续使用或终止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极度视乎当地情况。国际社会勉强接受这一点,这可见诸《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豁免条款,容许滴滴涕用于控制病媒(注5)。

滴滴涕的过往: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当各国开始禁用滴滴涕时,几乎全部发达国家已根除疟疾,在这些国家主要用途是作为农业杀虫剂(注6)。使用滴滴涕作为工业杀虫剂,最显著的是威胁环境。到了1970年,已清楚证明在全美国许多鸟类品种生殖失败和大量鱼类死亡,直接归咎于滴滴涕(注6)。

虽然在许多国家,环境关注是禁用滴滴涕的主要理由,但也有提出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关注。有关滴滴涕作为致癌物,突变物或神经毒物的轶事式研究,进一步强化公众对这杀虫剂的恐惧(注7)。虽然大多数关连人类疾病与滴滴涕暴露的研究,即使不是全部,在统计上没有重要性和不能重做,风险看来是如此的大,决策者启动谨慎原则,开始禁用滴滴涕,除了在疾病爆发的紧急情况(注1)。

当其时,许多开发中国家还在与疟疾开战,对滴滴涕的风险有不同评价。滴滴涕用于控制病媒,直接导致疟疾病例减少,这一点毋容置疑。这些国家的预期生命短和婴儿死亡率高,降低了致癌和突变的相对风险。因此在疟疾为患的国家,使用滴滴涕的明显好处远超滴滴涕暴露的极不确定的长期影响,因为风险较高而且影响更多人(注8)。

滴滴涕的现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注4)之前,滴滴涕已全面禁用。因为发达国家禁止输入带滴滴涕残余的农作物,全球差不多终止把滴滴涕用于农业。后果就是发达国家唯一可能暴露于滴滴涕的新源头,是这物质要经过长距离的环境运输。因为农业已大大减少使用,这暴露途径的可能性和规模是极少和正在消失。

使用滴滴涕的风险和好处,只是关乎有疟疾重担的开发中国家。国际争论主要是关于在室内喷洒滴滴涕控制疟媒,标准剂量是2克/平方(注9);用于农业0.4平方米的剂量就可以治理盖亚那疟疾高危人口的全部房舍,只有部份会传到外面,因此这源头的环境效应可以说是几近于无。要评估在住房室内喷洒滴滴涕控制疟疾的风险,相对于没有控制,下文是基于流行文献和已计算每案例关乎人命的最坏情景。

没有控疟的风险
因疟致死90%发生在撤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是五岁以下的儿童(注8)。在疟疾流行的地方,直接由疟疾引起的婴儿死亡率估计为9/1000(注10)。撤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广泛使用滴滴涕,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可行(注11)。现时有二十三个国家使用滴滴涕控制疟疾(注6)。多项研究指出减少使用滴滴涕与疟疾重发有关连(注12,13),指出不使用滴滴涕的风险亦会包括世界其他疟疾已受控制的地方可能损失的人命。如终止使用滴滴涕,预期会损失的人命很难决定。反疟运动惯常包括改善健康照护和其他福利,没有滴滴涕也会继续,对减少死亡率有重大贡献,但不能量化(注10)。假定使用和效应是十全十美,几乎全部疟致死亡都可因为滴滴涕而避免。对开发中国家,疟疾也是金钱的风险,包括而不限于旅游业收入和工人生产力的损失。

使用滴滴涕的风险
长期暴露于滴滴涕,暂时被认为与人类许多生殖失调有关,包括精子数量减少,怀孕的机率,自然流产,早产,出生体重降低,较大机会有性别有关的生育缺陷,以及分泌乳汁期缩短(注10)。南非Kwa-Zulu的妇女只暴露于室内喷洒,滴滴涕含量多至59.30/百万,她们的奶脂衍生物也如是。以这项研究的平均值计算,婴儿每日摄入乳汁的滴滴涕含量为每天每公斤0.376毫克,差不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每日容许摄入量的十九倍(注9)。这些数值大大超过乳汁减少的墨西哥和美国妇女的含量;关于早产和自然流产的含量浓度较难作出比较,因为这是以每公升血清含多少毫克来计量(注10)。假定最坏情况:这些失调全因为滴滴涕导致,把这些结果和早产及哺乳期缩短对婴儿死亡率效应的研究结合,持续室内喷洒滴滴涕会导致受影响人口中每1000宗活产有20宗死亡(注14)。

虽然有大量关于滴滴涕的科学文献,没有两项研究曾经直接彼此证实或推翻。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参数有矛盾,无论是取样规模,测试那一种滴滴涕的异变体,或是检视的含量水平(注10)。因此,关于滴滴涕对人类健康负面效应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因为这不止是每项研究的科学不确定性,研究的确实性也能未知的不确定。

不确定性与政策回应
两个情景都有大规模,主要是不能量化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撤哈拉以南非洲使用滴滴涕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不定期喷洒,墙壁被涂贴或清洗,是滴滴涕运动效力降低的一些原因(注15)。但在其他地区,滴滴涕已几乎消灭疟疾传播,差不多是完美情景(注16)。因此,关于喷洒滴滴涕其效应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社会性质的差异,差异之大几乎不可能量化。不使用滴滴涕的风险,可以因为实施其他控疟方法而减少,例如土地管理,进取的健康照护方案,以及其他杀虫剂(注8)。

有关人类暴露于滴滴涕的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科学方面。时间限制,缺乏控制,和收集数据的方法大大增加对人类效应的不确定性。要准确追踪滴滴涕暴露与人类长期效应的关系,需要几十年,而有许多理由这会是不切实际的。另外的方法是采用几十年前的数据基础和人口调查资讯,这导入不可量化的不确定性,因为缺少不同数据库收集技巧的所需变量和变异数,很难作出比较。短期研究可以提出一些见识,但大多数只能显示滴滴涕暴露和相互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注17)。独立研究员采用以往研究的参数进行研究,因而可以直接比较结果,这会减少一些不确定性。支持住房喷洒滴滴涕一方,和全面禁用滴滴涕的一方,两者都有利用不确定性因素。偏向继续使用滴滴涕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引述滴滴涕对人类效应的较大不确定性,以及有关滴滴涕对蚊子杀伤力的相对并不存在的不确定性。偏向终止使用滴滴涕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强调滴滴涕可能导致缺陷的高度风险,滴滴涕对环境影响的确定性,非洲部份地区使用没有效率,以及全球蚊子增强抗药力,作为启动谨慎原则的理由。使用滴滴涕的风险和好处,各个地区不同,视乎持续住房喷洒是否可行。在成功喷洒滴滴涕的地区,例如南美和中美大部份地区以及亚洲,终止滴滴涕控疟项目的风险相当大,而疟疾病例数目与使用滴滴涕成反比是相当确定的。在喷洒滴滴涕被认为没有效应的地方,终止使用的风险较低。分析使用滴滴涕的风险/好处,必须在不同地区和情况独自进行,而直至现在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不情愿接受。

资料来源:
1. 《禁用滴滴涕生效》DDT Ban Takes Effect. 环保署新闻稿, EPA pres release,1972年12月31日. http://www.epa.gov/history/topics/ddt/01.htm
2.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世界卫生组织对病媒控制的立场》WHO Position on DDT Use in Disease Vector Control under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aho.org/common/Display.asp? ... RecID=7145(点击中译本)
3. Wright, James. 《滴滴涕:抗战疟疾需要,但对整个环境…》 DDT: It is Needed Against Malaria, but for the Whole Environment… Smithsonian National Associates (1970)
4. Attaran A, Roberts DR, Curtis CF, 与 Kilama WL. 〈在穷人背上平衡风险〉 Balancing risks on the backs of the poor. 《自然医药》Nature Medicine 2000; 6: 729-731
5.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体中文版)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pops.int
6. Turusov, V., V. Rakitsky与L. Tomatis. 〈氯苯基三氯乙烷(滴滴涕):无处不在,持久不散,风险处处〉Ubiquity, Persistence, and Risks.《环境卫生透视》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卷2期(2002): 125-128页
7. Carson, Rachel.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8. 〈击退疟疾〉Rolling Back Malaria.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http://www.who.int/whr/1999/en/whr99_ch4_en.pdf
9. Bouwman H, Cooppan RM, Reinecke AJ, 与Becker PJ. 〈使用滴滴涕控疟后Kwa-Zulu母亲乳汁的滴滴涕及新陈代谢物的水平〉Levels of DDT and metabolites in breast milk from Kwa-Zulu mothers after DDT application for malaria control. 《世卫公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0; 68: 761-768.
10. Rogen WJ, 与Chen A. 〈bis(4-氯苯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滴滴涕) 的健康风险和好处〉Health Risks and Benefits of bis(4-chlorophenyl)-1,1,1-trichloroethane (DDT). 《手术刀》The Lancet 2005; 366: 763-773.
11. Trigg PI, 与 Kondrachine AV. 〈评论:1990年代的疟控〉Commentary: Malaria control in the 1990s. 《世卫公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8; 76: 11-16.
12. Roberts DR, Manguin S, 与 Mouchet J. 〈滴滴涕住房喷洒和疟疾重现〉DDT house spraying and re-emerging malaria. 《手术刀》The Lancet 2000; 356: 330-332
13. Roberts D, Curtis C, Tren R, Sharp B, Shiff C, 与Bate R. 〈控制疟疾与公共健康〉Malaria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浮现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2004; 10: 1170.
14. Chen A, 与Rogan WJ. 〈非疟婴儿死亡和使用滴滴涕控制疟疾〉Nonmalarial Infant Deaths and DDT Use for Malaria Control. 《浮现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3; 9 (8)
15. Mnzava EAP, Ntuli MV, Sharp B, Mthembu JD, Ngxongo S, 与Le Sueur D. 〈房屋墙壁涂抹是由喷洒滴滴涕转用合成拟除虫菊酯的理由〉House replastering as a reason to shift from DDT spraying to synthetic pyrethroids. 《南非医学期刊》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 1998; 88: 1023-1028.
16. Attaran A, 与Maharaj R. 〈疟疾医治不妥:禁用滴滴涕的全球运动〉Doctoring malaria, badly: the global campaign to ban DDT. 《英国医学期刊》BMJ 2000; 321: 1403-1404.
17. Chen AM, 与Rogan WJ. 〈控制疟疾与公共健康:回复〉Malaria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In reply. 《浮现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04; 10: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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