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與環境

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和中、港、台多個開放式課程。最受歡迎的是「網上書」資料欄。

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與環境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1月 21, 2008 9:04 am

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 11.363 《公民社會與環境》Civil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正體版)(简体版)

這個研究生研討會檢視公民參與國際、國家和當地的環境管治,考慮有關公民社會發展的理論,社會運動動員,以及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學期間尤其關注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和問責性,利用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回應特別環境議題的案例,說明理論性議題和評估這些參與者對環境政策和規劃的影響。

入門先看:評價互聯網研究資料 Evaluating Internet Research Sources by Robert Harris(2007年6月15日)

以下是課程部份指定參考文章的譯文:

Slim, Hugo. 〈憑什麼權勢?非政府組織之合法性和問責〉"By What Authority?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人權政策國際議會,全球趨勢及人權國際會議:9‧11前後;日內瓦,2002年1月10-12日

Meyerson, Debra E. 〈溫和激動派:僱員如何逐步推動他們的公司更多負起社會責任〉"The Tempered Radicals: How Employees Push Their Companies - Little by Little - to be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Coban, Akyut. 〈社區為基的生態對抗:土耳其的Bergama運動〉"Community-based Ecological Resistance: The Bergama Movement in Turkey."

生態貸款社 EcoLogic Finance

策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墨西哥之跨國界水源管理—格蘭德河案例〉US-Mexico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he Rio Grande/Rio Bravo. 2003年

膠桶大隊:社區監察環境污染 Bucket Brigade

Bloom, Greg〈格蘭德盆地聯盟:獻身大河的多國組織〉"The Rio Grande/Rio Bravo Basin Coalition: A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River."

人類生態體系模型 Human Ecosystem Model

其他參考资料

中國大陸環保非政府組織發展之研究(才國宗)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怒江大壩:資料彙集

非政府組織:資料彙集

企業社會責任:資料彙集

社會企業:資料彙集

公民社會,社會運動,集體行動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二 4月 21, 2009 9:46 p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2月 26, 2008 12:55 pm

英語原文:Community-based Ecological Resistance: The Bergama Movement in Turkey by Obani AYKUT C.

(简体版在下一栏)

以社區為基的生態對抗:土耳其的Bergama運動

作者Obani AYKUT C. 是土耳其安卡拉大學政治科學系講師,英國Essex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人。
原載於《環保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第13卷2期,2004年夏,438–460頁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譯文省略引用文獻。這部份請參見原文。譯文部份是撮譯,省略部份重複資料。)

十年來,Bergama社區一直抗拒在土耳其的挖掘金礦活動。本文先勾劃以社區為基的對抗運動之特點,給出理論工具以分析Bergama運動;然後探討Bergama運動的原素,例如感受到的威脅,鬥爭背後的哲理,參與者本身,他們的要求、目標、策略和謀略,全綜合為一個政治項目以保護和維繫社區與環境之間的共棲關係。文章亦顯示這運動擴大其地理範圍的途徑,和討論這樣對其他當地運動,資本積累和環境保育的政治和經濟後果。

十五年前,沒有人會想到在土耳其Bergama鎮的社區運動會有這樣的巨大影響,這已成為現代土耳其最大規模,歷時最長的生態對抗運動。這是在1990年代初萌生,從1997年起規模壯大,至今依然是國家的議題。Bergama社區繼續鬥爭,一如開礦公司和國家繼續要採礦。本文把這運動置於兩個共棲衝突的分析;一方是社區和環境,另一方是企業和國家。前者告知我們鬥爭是為了什麼,即是維繫社區—環境的共棲關係;後一個共棲就是行動份子所反對土耳其國家與礦產公司的關係。在這特別案例中,行動份子對國家—企業關係的回應,影響著運動本身的發展。

基於社區的抗拒運動
文獻把環保運動分類,慣常是根據其目的、要求、對威受到威脅的定義、意識形態、參與者、策略、行動媒介、時間長短、範圍、地點、組織的設計、敵方、激進的程度等等。但是舉例而言,即使這一邊的以社區為基的抗拒運動,和那一邊的當地環保運動都似乎是以保護當地環境為目的(這是以“目的”為標準),在沒有探討兩者的特點,例如策略、謀略程組織形式就把兩者作為同一分類是有麻煩的。要留意如果以制度化的程度,激進的程度作為任何分類標準,可能導致一些問題。同樣的,以行動主義的地點作為標準也是難以定義,因為行動份子在國家制度程序的裡裡外外利用不同的行動。

以上的觀念所暗示,不是說文獻的把環保運動分類是不適當,只是功用有限而已。這裡要強調的是分類標準不應是單獨而互不相關,運動的特徵是不可以單獨考慮的。克服這些限制,方法之一是重新考慮分類標準是運動本身混成一體,這運動有這些特徵正是這些特點的特定組合。雖然人們對社區為基的環保運動有興趣,其原素之間的關係以前沒有這樣清楚說明。

社區和環境共棲
開章明義,什麼是「社區」概念,尤其是其與物質世界的關係?有學者認為『環境為社區給出特點或紋理,將其置於並連繫大自然世界及較大的「包融」社會…[社區是]連結特定環境並被其解讀,改造和局部建造這環境,而環境又反過來改變和局部建造社區。環境不是主要(或只是)人類劇場的被動的佈景或道具,這樣設想的環境是社區的體現或物質伸延…因此,社區既是本身環境的果,也是因。…社區及其組成的環境是不可分割;彼此同是發展和改變的一個單位。所有發展,無論好壞,都是社區和環境的共同發展。」

社區和物質世界的相互連結和共棲關係,是檢視以社區為基的抗拒運動其組成原素特別組合的關鍵點。需求、感受的威脅、哲理、參與者、目的、目標,策略和謀略,全都融合於這政治工程,以保護及維繫社區與環境的共棲關係。同一種看法,分析集體行動暗喻應把參與者和身份與動員過程及行動形式結合,因為參與者不是自我推動、有固定身份的實體,而是嵌入社會的事物,與行動地點的其他人和事互動;在這些地點,「有爭議的政治不只是發動之前已有的參與者,而是在一連串互動所牽涉的參與者。」因此,我們應檢視行動的需求、動力、機制和形式,才能得出以社區為基生態抗議的意義。

社區需求之發展,不是單單環繞著「挽救環境」或「挽救社區」的意念,反之兩者皆是。因為社區生活和環境不是被視為兩個不同,獨立的範疇,而是互相結合;努力保護當地環境,也是保護社區生命和生計,反之亦然。例如,美國肯德基東部反對採煤,是因為人們熱愛群山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土地的緊密連繫。在其他的運動:泰國和馬來西亞反對伐木,希臘反對有害的工業活動,美國威斯康新州反對鋅—銅礦產的建議行動份子強調社區與環境的互動(尤其是社區生命依賴清潔的水,清潔的空氣,森林,魚獲,鳥類和土地)。在所有這些案例(以及稍後討論的Bergama案例),環境衰壞的形式被認為是對社區生活方式的威脅。這被視為不可與環境分割,意謂社區是與環境生活在一起,也就是生活在其中。這樣逐漸浮現的威脅引發抗議運動,以保衛和維持社區的生活方式。這常見的目標和對社區—環境共棲關係的理解互相結合。換另一個說法,哲理式理解和以人類或生態為中心的思想只有極少關係,甚或沒有。這頗為不同於二元論者的陳述,陳述謂環境和人類的存在是此消彼長。有論者認為在一些國家(美國,哥斯達尼加,尼瓜拉瓜,泰國和一些亞洲國家)的生態抗議是挑戰以人類或生態為中心的論述。

反對策略是由「拒絕拒絕者」的意念所打造。這是因為社區的需求一般不為對同一環境有不同需求的政府和企業考慮。社區對拒絕的回應,是利用「拒絕拒絕者」的策略來反對任何會危及社區—環境共棲生活的意圖。例如馬來西亞的Penan族要求政府和伐木公司停止破壞森林:「如果你決意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會保護我們的生計。」隨著伐木持續,Penan族被迫採取有反對策略的直接行動。這帶出一個問題:從反對演變為協作的可能性。與其從挑戰搖擺到協作,這是面對威脅的防衛,反射和被動的運動。動員是環繞著要回到社區生活方式早期情況的強烈要求。目標不是以另外和創新的提案或建議影響企業或政府政策。這是一些環保運動或組織的情況:行動份子要求主動參與決策過程,以製定與環境為善或為害較少的政策或業界操作。這類型的目標認定是協作的基礎。但是,以社區為基反對運動行動份子的目標就是有害的業界行為本身(例如泰國和馬來西亞的伐木案例),或是開礦活動(美國兩州和Bergama案例),或是取消興建焚化爐的決定(希臘案例)。

與反對策略相輔相成的是採用的計謀。這些運動採用不同形式的計謀。重要的是這些計謀不是像徵式的使用,只有少數參與者;而是規模龐大,社區群眾參與。有一些類型的環保運動(例如綠色和平),幾個基於見證邏輯的強烈參與者的象徵式直接行動,是反對一些環境衰敗形式的見證。大體而言,這些工具都是透過媒體的注意,向政府或企業施壓,要求採取一些保護環境的措施。相對而言,站在反對面的社區組織的直接行動,是要停止社區本身不成為某些業界行為的受害者,是要證明他們是深受其害。了解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反對運動的特色,有助了解以下對Bergama運動的分析。

反對開採金礦的社區
Bergama金礦的準備工作在1990年代初期展開。Eurogold是多國擁有的企業,在Bergama進行測試鑽探,研究地層結構。鑽探時,有毒的化學物質污染水質,令到當地兒童染病。這事件令到人們對Eurogold工程抱極大疑心。當地人士邀請學者來到社區開會,發現開礦活動從礦石提鍊金和銀時使用以噸計的山埃(氰化物),其後會遺下以噸計的重金屬,壓碎礦石時產生大量灰塵污染空氣和土地,因而他們的生計,當地環境和動物會被破壞。礦場過於接近人類和動物的棲息地。附近有十七條鄉村,人口一萬一千人。最近的Ovacik村只是距離六十米。礦場附近地區有許多受國際保護的動物。當地社區極為依賴在當地種植農產:蔬菜和生果。據當地商會資料,Bergama地區的棉花、煙草,番茄和橄欖油每年產量價值為4千2百萬美元,比Eurogold投資總額多出7百萬美元。

保衛共棲生活
Bergama是農業社區,極為依賴大自然。農業依賴人力以維持或調控環境條件,種植和家畜才可以生長和開展。從社區的角度看,開礦威脅這些條件的永續性。Bergama的農民甚為清楚他們要靠大自然為生。一位婦女說:「以千計的人們依靠他們要破壞的土地為生,人們就像植物一樣,植根於土地。」另一位農民說:「我們的土地生產力豐富,比他們的黃金更有價值。如果我們不阻止這項有毒的工程,我們全都會死去,因為他們把土地變為阿拉伯沙漠。」反對者的主要目標是保衛他們的生計和大自然免致衰敗。

從活動份子對社區—環境共棲的理解角度來看,Bergama案例和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抗議運動有相同之處。以上引述農民的意見是他們對共棲的理解。1997年5月,農民在村的空地立下石碑,寫上運動的目標,觀點,決心,誰是敵是友:「那些以黃金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正在砍伐樹木,搶劫大地;」而本地人「熱愛生命,大自然是他們的生命;」「他們認同和保護所有在地上,在地下的生物。對他們來說,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和呼吸的空氣同樣重要。他們知道沒有這些生物,他們不能生存。」

1999年6月,人們在美國加州召開「人民黃金峰會Peoples’ Gold Summit」,發表的宣言和Bergama的石刻一脈相成;宣言強調「生命、土地、清潔用水和空氣比黃金重要,」而「挖掘金礦造成的損害遠超任何因而得到的好處。」與會者了解到社區的存活繫於他們與土地的關係,因而聲言金礦破壞「人們的精神、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生命,甚至整個生態系統。」Bergama村民和峰會參與者明顯地把生命和生命的組件看得比黃金為重,指出社區—環境的共棲關係對這一代和下一代的重要性。Eurogold研究村民對開採金礦的意見,進行調查,發現有90%的被訪者反對。活動份子在最接近金礦的八條鄉村組織公民投票,全部2866名村民投票說「不」。不論男女老幼都參與抗議活動。那些沒有參加抗議,反而在礦場地盤工作的人被孤立,不可以進入咖啡室,親友都排斥他們參與任何社交活動。

2002年8月,彼此不同意見的親戚由口角到動武,導致反對金礦一人被殺,一人重傷。村民認為這是金礦荼毒社區的另一個例子。金礦公司每多做一些工作,社群就認為是更進一步威脅本身和大自然,更挑起人們反對抗議。一位農夫說他們就像是有大蛇口中的青蛙,「這是我們的末日,必須要想辦法停住它!」早期的動員形式,是在村裡開會,在咖啡室談論,在田野野餐,開新聞發佈會,發新聞稿。隨著金礦準備生產,威脅成為事實,行動有了動力。1996年,Eurogold開始施工,砍掉2500橄欖樹。同年11月15日,五千人阻塞公路達六小時。行動繼後以不同形式持續:示威、遊行、在礦址靜坐、請願、遊說、野餐,慶典、植樹日。最激烈的一次行動是當農民知道有21噸山埃要運到礦場。有人封鎖公路,檢查車輛;有人佔據工地。市長來到工地和抗議人士談判。他們堅持唯一要談判的是關閉金礦。最後,有三十六個農民被捕。

雖然男男女女都有參加行動,要注意從一開始最有決心的是婦女。一位發言人指出:「他們發動鄉村參與抗爭,首先是家訪婦女,她們參加鼓動男人更主動參加。」在世界各地,基於社區的運動大多由婦女領導;印度,巴西和美國都如是。婦女走在這些運動的前端不足為奇,因為她們在社區—環境的共棲地有她們的社會建構地位。婦女是食物的生產者和供應者,尤其關注對大自然的任何傷害。雖然是全體受害,但對婦女的傷害無可置疑是較大,因為她們負責社區經濟生活的生產和生育。有兩項人類學研究指出土耳其的農村婦女承受極大壓力。婦女承擔大部份養兒育女的責任,任何事情導致營養不良(例如因環境衰敗令到財富減少)或疾病(例如水和土壤污染)都令她們百上加斤。在Bergama運動中,婦女提出因為礦場爆石令到小產增加。婦女往往把清潔環境連繫到子女的未來。她們強調破壞大自然即是破壞食物來源和生計。

兩種共棲的對立
Bergama金礦事件是兩種共棲的對立。一方是社群與環境的共棲,另一方是國家與資本的共棲。Bergama運動可以被視為對後者的政治挑戰。資本主義國家理論有討論國家與資本的多方面關係。簡單的說,國家和企業存在著一種共棲關係,彼此都需要對方。國家需要在國內累積資本,以提供權力的物質基礎。每一企業需要國家所提供的法律條件才可以積累資本。這一節說明國家機關和企業的關係是共棲關係的指標,然後是Bergama運動的回應。

促進外國投資,尤其是金礦,是土耳其自1980年代追隨的新自由政策;吸引資金流入被視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有效設置。Eurogold是跨國企業,在土耳其119個地點有採金許可證,也得到國家的支持。國家對企業的支持,是國家與企業關係的實證。Demirel總統向企業發出官方函件,謂企業面對的問題會得到解決,恢復公共秩序。總理和部長都有發表類似的聲明。有國會議員批評能源部部長是「企業的代理人」,又謂「我們學會究竟國家是站在人民一方,或是資本的一方。你得到多少民主,是視乎你有多少錢。」經歷了多任國家元首,多個不同政府,以及自Eurogold在1989年成立後五次轉換股東,這關係維持不變。Eurogold和宗主國澳洲也有著同樣的關係。駐土耳其的澳洲大使在新聞發佈會証實澳洲政府支持Eurogold。

Eurogold雖然有政治支持,但要面對土耳其法庭不批準採礦活動。環境部批準Eurogold的申請時,沒有提到衛生和環境的考慮。794名Bergama村民為此向法院提出申訴。四年後,法庭在1997年最終判決環境部違反憲法載明的生命和環境權利。

政府機關沒有執行法庭的判令。當地社區採取直接行動。在法庭判令指定執行的最後一天,成千人民上街,包圍礦場,直至翌日中午。此外還有其他公民抗命的行動。村民拒絕參與1997年的人口普查,雖然有明文規定違例者要監禁。他們認為既然政府沒有執行法庭的判令,參與人口普查沒有意思。最終政府始終沒有落實法庭判令,但在1999年封鎖了礦場。根據礦場的管理人員謂,礦場在1997年已經可以投入生產。

政府和企業始終有意重開礦場。1999年,一個由公款資助的研究機構完成調查報告。2000年2月,土耳其總統和總理指令環境部執行調查報告的建議,改善安全標準,以及為了國家利益重開金礦。村民激烈反應,帶同家畜上街抗議。2000年4月,總理辦公室及六個相關部門進行必須工作重開金礦,並聲稱這是一項外國投資,根據土耳其的新仲裁法例,是屬於國際仲裁範疇。防止金礦運作會嚇怕其他外國企業投資土耳其。收到指令後,部門聯同發出一年試產的許可証,礦場終於開始生產。這激發更多抗議行動:遊行、封鎖道路,在礦場和橫跨歐亞的Bosphorus大橋抗議。村民組織三百公里的步行抗議,在2000年11月步行了八天。行政法庭其後宣判許可証沒有消除衛生和環境的風險,因此部門試圖以許可証推翻1997年的法庭判令是不符合法律。但「部長議會」作出主要決定批準礦場繼續生產。雖然有法庭判決,礦場如常運作,村民繼續在法庭和街頭抗爭。

這次抗爭有兩個角度。一個是反對批準採礦的政府,而另一個是反對礦主,要求停止採礦和離開當地。分開來看,抗爭可以視為反對政府的無政府主義行為,或是反對跨國企業的人民行動。這樣的解讀只集中運動的單一元素(行動的對像),沒有顧及元素的組合,也誤解行動的策略。村民抗爭時用盡他們的資源:生產器具、家畜、軀體。社群本身成為武器,社區成為戰場。這是一場「陣地戰」,參戰的人民「只能以道德力量支持他們忍受肉體、精神和心理的龐大壓力。」他們的戰略不是毀滅敵人(國家和(或)企業),而是反對毀滅他們的棲息地。社區反對的是眼見國家─企業關係對地方環境不同的了解。從企業和國家的角度看,地方的金礦即是資金積累和經濟增長,吸引資金流入。所強調的是開採金礦的經濟利益,而國家強調對環境無害。這方面的環境觀點,是抽取大自然的資源,沒有顧及負面後果。這和社區的觀點是互相逕庭。衝突是由於對當地環境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以這樣的看法,當地社區的鬥爭可以當作為反霸權主義的陣地戰。這不是在環保意識形態、道德、價值和信念中引進反霸權,而是要保護基於社區─環境關係的反霸權過程的經驗。

從地方到國家到國際範疇
有學者強調個人,組群和組織的非正規互動是運動的主要定義因素;這指出如果事件/行動和其他團體沒有組織之間的連繫,抗議事件和集體行動不會發展成為運動。沒有互動,活動份子不能把單一事件概化,不能讓整體社會認同特別的主題,從而得到其他組織或機構,以及民意的支持。因此,重要的是說明Bergama運動的互動、交流、分享意念和團結,當地活動發展為持續的運動,地方衝突成為公共議題。

Bergama運動的發展主要是依賴農民,他們的領袖和當地資源的行動主義。有些領袖是「傳統領袖」,深受尊重和具影響力。其他的(尤其是婦女)是在運動中崛起。當地人士為集體行動動用當地資源,每個人又為走出當地的行動而捐獻。重要的是Bergama運動中不同事件和參與者的連繫。專業團體和組織(例如工程師、建築師、醫生和律師、工會、學者)對開礦和法律程序提供專業援助和詳細資訊。這些組織的報告往往被引用反駁支持採礦的論點。運動的一個主要角色是S. Taskin市長的市政府。市政府彙集和分發有關Eurogold,其工程在全球對社區和大自然影響的資訊;組織許多會議,電台電視節目和請願運動。這些活動提供傳播資訊的具體渠道,更重要的是幫助建立參與者的連繫:村民、學者、專家、工會、人權份子,專業團體,律師公會等。Bergama環境委員會是組織互動的重要渠道,代表來自市政府,當地工會組織,政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黨),以及十七條鄉村的村民代表。在村委員會和論壇討論集體行動後,環境委員會作出最後決定,組織行動,以及盡力爭取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支持。Bergama的行動份子確然和不同組織/環保組織有相當合作;後者應邀參加抗議行動,記者會,訪問農村,或是在本身的村鎮和首都安卡拉組織抗議,也安排與政府高層直接對話,要求落實法庭的判決,威脅如果政府不付諸行動就發動龐大示威。

組織之間的互動有助把地方衝突提升為國家和國際的議題。從一開始,Bergama委員會和社區領袖就嘗試吸引公眾注意,把議題帶到國家層面。為此,他們組織了多次抗議。一千名村民去到七百公里以外的首都安卡拉遊說議員。一百五十名農民去到五百公里以外的伊斯坦堡,封鎖連接歐亞大陸的Bosphorus大橋。這些行動都遇上強大的警方行動,一般都有人被捕,但吸引媒體,也吸引公眾注意。集體行動也提高國際對事件的注意。為了抗議Eurogold的德國股東,農民向德國領事館申請環境庇護,理由是住在德國不會面對同樣的環境威脅。在Bergama出生的僑民在德國向德國銀行示威,因為Eurogold是銀行的客戶,而銀行簽署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環境與銀行宣言。Bergama市長與多國的環保組織建立連繫。這些努力最終得到成果。德國和意大利的環保組織發動在本國請願,要求土耳其政府禁止金礦運作。

歐盟議會通過由德國綠黨提出的議案,要求德國政府責成德國公司在國外也要遵守德國和歐盟的標準,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開礦時禁用山埃。1998年,二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來到Bergama,參加十天的青年議會,以藝術表演和討論跨國企業支持當地運動。Bergama也和土耳其其它受開礦活動影響的地區連繫。村民訪問多個地區分享經驗。支持其他地區,背後的意念是Bergama運動是為了人類和大自然。「人們以為我們只是為了自己而抗議。我們是全面反對氰化浸金,要告知他人。」當Eurogold面對強大公眾壓力,把十八噸山埃從Bergama搬到另一處的礦場,Bergama的村民也表明立場,跑到那礦場抗議。2000年12月,他們參加了由「綠色和平」協調的全球反山埃網上運動。600名Bergama村民向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政府代表發出電郵。

從這些非常規互動可以見到Bergama活動份子和其他團體、組織有共同信念和團結。Bergama已經超越地方事件,地方議題的範疇,「Bergama不要山埃」擴大成為「世界不要山埃」。運動從其他組織得到科學、政治知社會支持。與其他受害者團結,顯示這不只是Bergama的鬥爭,也是為了全人類和大自然。

運動擴大成為國家和國際事件,是因為衝突的背景超越地方層面:如何作出投資決定,許可証如何批出,政府政策如何迎合企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目標」政府如何急於吸引外資,國家監管對礦業遷移的影響等等。這場衝突的眾多參與者(地方社區,地方政府,各個團體組織,國家,跨國企業,國家的法制)是議題廣闊範圍的指標。範圍擴大也是因為除了在當地,也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發起運動,以及打做國內和國際聯盟,都對地方運動有重大影響。這即是說,行動上升到國家和國際規模,就不能當作是地方浪漫主義或狹量主義而被抹殺。Bergama運動之成功,重要方面是有關國際、國內和地方的連繫;社區的向外行動;打造與其他地方團體,國內和國際環保團體的連繫;利用國家的法律程序。當然不要過份估計國際規模的重要性,因為地方社區的決心是從地方的規模中崛起的。這讓我們再想起社區與環境的共棲關係。說到底,Bergama運動是植根於地方的陣地戰和社區的動員。

總結
文章檢視Bergama村民發動的鬥爭,顯示以社區為基的生態抗議運動的特點。開章時是集中於把集體行動的組成因素融合到社區─環境共棲的政治。分析Bergama運動也是特別注意社區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如何令到以社區為基行動主義的需求,目標,哲理,策略和謀略彼此相關。因為開礦活動被視為對社區與環境互相依賴關係的威脅,鬥爭的目的是要保衛和維持這關係。社區成員大量參與集體行動,說明對破壞這種關係的抗議熱烈程度。正如其他運動,Bergama抗議是環繞著要求停止有害活動和回復社區的正常生活而發展。正如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行動主義,鬥爭的哲理原因是基於對人類─大自然互動的關係性理解,遠離以人─以生態為主的分裂。推動開礦的參與者(企業和國家)有不同觀點,視大自然為積累資本過程中用得著的原材料。文章把Bergama運動置於社區─環境共棲與國家─資本共棲的對抗中,說明開礦的衝突是介於兩套對人類─大自然關係的不同理解。

因此雙方很難為這議題談判而作出妥協。第一個理由,是因為基於社區的抗議運動有其被動特點。Bergama運動參與者的目的,不是要參與決策過程或主動談判,讓採礦變得與環境為善。他們要求的是拆掉工廠。第二個理由是關乎議題的本質(永續維持社區─環境共棲)。在談判中,珍惜樹木、以樹木為生計的社區,是否能夠接受建議少砍一些樹木?從社區的角度看,無論風險能如何減少,採礦活動始終危害社區與環境的關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停止開礦。因此,那些擁有或促進有害的工業項目也沒有多少其他方案。一就是拒絕社區的要求,繼續動工;一就是因為有抗議而停止。在這背景中,衝突雙方都堅持立場,不會嘗試合作。

正如所見,鬥爭的參與者與國內和國際組織/團體打造各種合作連繫,與其他當地社區交流;這都有助擴大和鞏固抗議的立場。可以從地方和國家層面檢視Bergama運動的重大效應。因為集體行動,社區生活某些方面已經改變。社區因為鬥爭變得政治化,以前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村民,差不多全成為活動份子。以前未有到過首都的,都去了參加抗議。婦女活躍參與鬥爭,也改變了父權制度下社區生活的婦女角色;從被排斥和被動變得有決心和成為運動的決定性成員,為自己創造出角色。

運動在國家層面也有廣泛含義。利用地方資源以積累資本是不能脫離國家─資本關係的模式,也不能脫離社區在地方層面反對這模式強加諸他們。Bergama運動是分水嶺。如果運動無疾而終,或是企業不顧地方反對繼續動工,其他地方的採礦活動會越來越多。Bergama運動是其他金礦社區的例子,把原來只是個別工地的糾紛提升到國家議程,金礦成為政治熱點。Bergama運動沒有停止,只要衝突的對方有任何動作,運動就有動力。無論成敗,Bergama運動改變了許多情況。

(譯註:我的感覺是文章未能持平,頗為偏向村民。文章描述的發展與環保是不勝則敗的鬥爭。誠然,在許多設計不周詳,執行不力的情況,發展與環保往往不能並存。但這不是必然的。沒有發展,不等於環保;環保不等於要求停止發展。權衡發展與環保,永遠是成本和效益的計算。可惜作者沒有著墨解釋究竟法庭判令和德國綠黨要求的環保準則的內容,也沒有解釋企業的成效計算。比如文章批評以山埃提練黃金對環境有害?業界是否有其他不用山埃的冶金術?世界各地的金礦又如何處理這問題?即使Bergama運動成功令當地的礦場停工,這又如何有助於在國家和國際層面解決金礦的環保問題?)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2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6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2月 26, 2008 12:57 pm

英语原文:Community-based Ecological Resistance: The Bergama Movement in Turkey by Obani AYKUT C.

以社区为基的生态对抗:土耳其的Bergama运动

作者Obani AYKUT C. 是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英国Essex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人。
原载于《环保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第13卷2期,2004年夏,438–460页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1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译文省略引用文献。这部份请参见原文。译文部份是撮译,省略部份重复资料。)

十年来,Bergama社区一直抗拒在土耳其的挖掘金矿活动。本文先勾划以社区为基的对抗运动之特点,给出理论工具以分析Bergama运动;然后探讨Bergama运动的原素,例如感受到的威胁,斗争背后的哲理,参与者本身,他们的要求、目标、策略和谋略,全综合为一个政治项目以保护和维系社区与环境之间的共栖关系。文章亦显示这运动扩大其地理范围的途径,和讨论这样对其他当地运动,资本积累和环境保育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十五年前,没有人会想到在土耳其Bergama镇的社区运动会有这样的巨大影响,这已成为现代土耳其最大规模,历时最长的生态对抗运动。这是在1990年代初萌生,从1997年起规模壮大,至今依然是国家的议题。Bergama社区继续斗争,一如开矿公司和国家继续要采矿。本文把这运动置于两个共栖冲突的分析;一方是社区和环境,另一方是企业和国家。前者告知我们斗争是为了什么,即是维系社区—环境的共栖关系;后一个共栖就是行动份子所反对土耳其国家与矿产公司的关系。在这特别案例中,行动份子对国家—企业关系的响应,影响着运动本身的发展。

基于社区的抗拒运动
文献把环保运动分类,惯常是根据其目的、要求、对威受到威胁的定义、意识形态、参与者、策略、行动媒介、时间长短、范围、地点、组织的设计、敌方、激进的程度等等。但是举例而言,即使这一边的以社区为基的抗拒运动,和那一边的当地环保运动都似乎是以保护当地环境为目的(这是以“目的”为标准),在没有探讨两者的特点,例如策略、谋略程组织形式就把两者作为同一分类是有麻烦的。要留意如果以制度化的程度,激进的程度作为任何分类标准,可能导致一些问题。同样的,以行动主义的地点作为标准也是难以定义,因为行动份子在国家制度程序的里里外外利用不同的行动。

以上的观念所暗示,不是说文献的把环保运动分类是不适当,只是功用有限而已。这里要强调的是分类标准不应是单独而互不相关,运动的特征是不可以单独考虑的。克服这些限制,方法之一是重新考虑分类标准是运动本身混成一体,这运动有这些特征正是这些特点的特定组合。虽然人们对社区为基的环保运动有兴趣,其原素之间的关系以前没有这样清楚说明。

社区和环境共栖
开章明义,什么是「社区」概念,尤其是其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环境为社区给出特点或纹理,将其置于并连系大自然世界及较大的「包融」社会…[社区是]连结特定环境并被其解读,改造和局部建造这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改变和局部建造社区。环境不是主要(或只是)人类剧场的被动的布景或道具,这样设想的环境是社区的体现或物质伸延…因此,社区既是本身环境的果,也是因。…社区及其组成的环境是不可分割;彼此同是发展和改变的一个单位。所有发展,无论好坏,都是社区和环境的共同发展。」

社区和物质世界的相互连结和共栖关系,是检视以社区为基的抗拒运动其组成原素特别组合的关键点。需求、感受的威胁、哲理、参与者、目的、目标,策略和谋略,全都融合于这政治工程,以保护及维系社区与环境的共栖关系。同一种看法,分析集体行动暗喻应把参与者和身份与动员过程及行动形式结合,因为参与者不是自我推动、有固定身份的实体,而是嵌入社会的事物,与行动地点的其它人和事互动;在这些地点,「有争议的政治不只是发动之前已有的参与者,而是在一连串互动所牵涉的参与者。」因此,我们应检视行动的需求、动力、机制和形式,才能得出以社区为基生态抗议的意义。

社区需求之发展,不是单单环绕着「挽救环境」或「挽救社区」的意念,反之两者皆是。因为社区生活和环境不是被视为两个不同,独立的范畴,而是互相结合;努力保护当地环境,也是保护社区生命和生计,反之亦然。例如,美国肯德基东部反对采煤,是因为人们热爱群山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土地的紧密连系。在其它的运动:泰国和马来西亚反对伐木,希腊反对有害的工业活动,美国威斯康新州反对锌—铜矿产的建议行动份子强调社区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社区生命依赖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森林,鱼获,鸟类和土地)。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稍后讨论的Bergama案例),环境衰坏的形式被认为是对社区生活方式的威胁。这被视为不可与环境分割,意谓社区是与环境生活在一起,也就是生活在其中。这样逐渐浮现的威胁引发抗议运动,以保卫和维持社区的生活方式。这常见的目标和对社区—环境共栖关系的理解互相结合。换另一个说法,哲理式理解和以人类或生态为中心的思想只有极少关系,甚或没有。这颇为不同于二元论者的陈述,陈述谓环境和人类的存在是此消彼长。有论者认为在一些国家(美国,哥斯达尼加,尼瓜拉瓜,泰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生态抗议是挑战以人类或生态为中心的论述。

反对策略是由「拒绝拒绝者」的意念所打造。这是因为社区的需求一般不为对同一环境有不同需求的政府和企业考虑。社区对拒绝的响应,是利用「拒绝拒绝者」的策略来反对任何会危及社区—环境共栖生活的意图。例如马来西亚的Penan族要求政府和伐木公司停止破坏森林:「如果你决意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会保护我们的生计。」随着伐木持续,Penan族被迫采取有反对策略的直接行动。这带出一个问题:从反对演变为协作的可能性。与其从挑战摇摆到协作,这是面对威胁的防卫,反射和被动的运动。动员是环绕着要回到社区生活方式早期情况的强烈要求。目标不是以另外和创新的提案或建议影响企业或政府政策。这是一些环保运动或组织的情况:行动份子要求主动参与决策过程,以制定与环境为善或为害较少的政策或业界操作。这类型的目标认定是协作的基础。但是,以社区为基反对运动行动份子的目标就是有害的业界行为本身(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伐木案例),或是开矿活动(美国两州和Bergama案例),或是取消兴建焚化炉的决定(希腊案例)。

与反对策略相辅相成的是采用的计谋。这些运动采用不同形式的计谋。重要的是这些计谋不是像征式的使用,只有少数参与者;而是规模庞大,社区群众参与。有一些类型的环保运动(例如绿色和平),几个基于见证逻辑的强烈参与者的象征式直接行动,是反对一些环境衰败形式的见证。大体而言,这些工具都是透过媒体的注意,向政府或企业施压,要求采取一些保护环境的措施。相对而言,站在反对面的社区组织的直接行动,是要停止社区本身不成为某些业界行为的受害者,是要证明他们是深受其害。了解这些以社区为基础的反对运动的特色,有助了解以下对Bergama运动的分析。

反对开采金矿的社区
Bergama金矿的准备工作在1990年代初期展开。Eurogold是多国拥有的企业,在Bergama进行测试钻探,研究地层结构。钻探时,有毒的化学物质污染水质,令到当地儿童染病。这事件令到人们对Eurogold工程抱极大疑心。当地人士邀请学者来到社区开会,发现开矿活动从矿石提炼金和银时使用以吨计的山埃(氰化物),其后会遗下以吨计的重金属,压碎矿石时产生大量灰尘污染空气和土地,因而他们的生计,当地环境和动物会被破坏。矿场过于接近人类和动物的栖息地。附近有十七条乡村,人口一万一千人。最近的Ovacik村只是距离六十米。矿场附近地区有许多受国际保护的动物。当地社区极为依赖在当地种植农产:蔬菜和生果。据当地商会资料,Bergama地区的棉花、烟草,西红柿和橄榄油每年产量价值为4千2百万美元,比Eurogold投资总额多出7百万美元。

保卫共栖生活
Bergama是农业社区,极为依赖大自然。农业依赖人力以维持或调控环境条件,种植和家畜才可以生长和开展。从社区的角度看,开矿威胁这些条件的永续性。Bergama的农民甚为清楚他们要靠大自然为生。一位妇女说:「以千计的人们依靠他们要破坏的土地为生,人们就像植物一样,植根于土地。」另一位农民说:「我们的土地生产力丰富,比他们的黄金更有价值。如果我们不阻止这项有毒的工程,我们全都会死去,因为他们把土地变为阿拉伯沙漠。」反对者的主要目标是保卫他们的生计和大自然免致衰败。

从活动份子对社区—环境共栖的理解角度来看,Bergama案例和其它以社区为基础的抗议运动有相同之处。以上引述农民的意见是他们对共栖的理解。1997年5月,农民在村的空地立下石碑,写上运动的目标,观点,决心,谁是敌是友:「那些以黄金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正在砍伐树木,抢劫大地;」而本地人「热爱生命,大自然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认同和保护所有在地上,在地下的生物。对他们来说,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和呼吸的空气同样重要。他们知道没有这些生物,他们不能生存。」

1999年6月,人们在美国加州召开「人民黄金峰会Peoples’ Gold Summit」,发表的宣言和Bergama的石刻一脉相成;宣言强调「生命、土地、清洁用水和空气比黄金重要,」而「挖掘金矿造成的损害远超任何因而得到的好处。」与会者了解到社区的存活系于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因而声言金矿破坏「人们的精神、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生命,甚至整个生态系统。」Bergama村民和峰会参与者明显地把生命和生命的组件看得比黄金为重,指出社区—环境的共栖关系对这一代和下一代的重要性。Eurogold研究村民对开采金矿的意见,进行调查,发现有90%的被访者反对。活动份子在最接近金矿的八条乡村组织公民投票,全部2866名村民投票说「不」。不论男女老幼都参与抗议活动。那些没有参加抗议,反而在矿场地盘工作的人被孤立,不可以进入咖啡室,亲友都排斥他们参与任何社交活动。

2002年8月,彼此不同意见的亲戚由口角到动武,导致反对金矿一人被杀,一人重伤。村民认为这是金矿荼毒社区的另一个例子。金矿公司每多做一些工作,社群就认为是更进一步威胁本身和大自然,更挑起人们反对抗议。一位农夫说他们就像是有大蛇口中的青蛙,「这是我们的末日,必须要想办法停住它!」早期的动员形式,是在村里开会,在咖啡室谈论,在田野野餐,开新闻发布会,发新闻稿。随着金矿准备生产,威胁成为事实,行动有了动力。1996年,Eurogold开始施工,砍掉2500橄榄树。同年11月15日,五千人阻塞公路达六小时。行动继后以不同形式持续:示威、游行、在矿址静坐、请愿、游说、野餐,庆典、植树日。最激烈的一次行动是当农民知道有21吨山埃要运到矿场。有人封锁公路,检查车辆;有人占据工地。市长来到工地和抗议人士谈判。他们坚持唯一要谈判的是关闭金矿。最后,有三十六个农民被捕。

虽然男男女女都有参加行动,要注意从一开始最有决心的是妇女。一位发言人指出:「他们发动乡村参与抗争,首先是家访妇女,她们参加鼓动男人更主动参加。」在世界各地,基于社区的运动大多由妇女领导;印度,巴西和美国都如是。妇女走在这些运动的前端不足为奇,因为她们在社区—环境的共栖地有她们的社会建构地位。妇女是食物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尤其关注对大自然的任何伤害。虽然是全体受害,但对妇女的伤害无可置疑是较大,因为她们负责社区经济生活的生产和生育。有两项人类学研究指出土耳其的农村妇女承受极大压力。妇女承担大部份养儿育女的责任,任何事情导致营养不良(例如因环境衰败令到财富减少)或疾病(例如水和土壤污染)都令她们百上加斤。在Bergama运动中,妇女提出因为矿场爆石令到小产增加。妇女往往把清洁环境连系到子女的未来。她们强调破坏大自然即是破坏食物来源和生计。

两种共栖的对立
Bergama金矿事件是两种共栖的对立。一方是社群与环境的共栖,另一方是国家与资本的共栖。Bergama运动可以被视为对后者的政治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有讨论国家与资本的多方面关系。简单的说,国家和企业存在着一种共栖关系,彼此都需要对方。国家需要在国内累积资本,以提供权力的物质基础。每一企业需要国家所提供的法律条件才可以积累资本。这一节说明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关系是共栖关系的指标,然后是Bergama运动的回应。

促进外国投资,尤其是金矿,是土耳其自1980年代追随的新自由政策;吸引资金流入被视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有效设置。Eurogold是跨国企业,在土耳其119个地点有采金许可证,也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对企业的支持,是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实证。Demirel总统向企业发出官方函件,谓企业面对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恢复公共秩序。总理和部长都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有国会议员批评能源部部长是「企业的代理人」,又谓「我们学会究竟国家是站在人民一方,或是资本的一方。你得到多少民主,是视乎你有多少钱。」经历了多任国家元首,多个不同政府,以及自Eurogold在1989年成立后五次转换股东,这关系维持不变。Eurogold和宗主国澳洲也有着同样的关系。驻土耳其的澳洲大使在新闻发布会证实澳洲政府支持Eurogold。

Eurogold虽然有政治支持,但要面对土耳其法庭不批准采矿活动。环境部批准Eurogold的申请时,没有提到卫生和环境的考虑。794名Bergama村民为此向法院提出申诉。四年后,法庭在1997年最终判决环境部违反宪法载明的生命和环境权利。

政府机关没有执行法庭的判令。当地社区采取直接行动。在法庭判令指定执行的最后一天,成千人民上街,包围矿场,直至翌日中午。此外还有其它公民抗命的行动。村民拒绝参与1997年的人口普查,虽然有明文规定违例者要监禁。他们认为既然政府没有执行法庭的判令,参与人口普查没有意思。最终政府始终没有落实法庭判令,但在1999年封锁了矿场。根据矿场的管理人员谓,矿场在1997年已经可以投入生产。

政府和企业始终有意重开矿场。1999年,一个由公款资助的研究机构完成调查报告。2000年2月,土耳其总统和总理指令环境部执行调查报告的建议,改善安全标准,以及为了国家利益重开金矿。村民激烈反应,带同家畜上街抗议。2000年4月,总理办公室及六个相关部门进行必须工作重开金矿,并声称这是一项外国投资,根据土耳其的新仲裁法例,是属于国际仲裁范畴。防止金矿运作会吓怕其它外国企业投资土耳其。收到指令后,部门联同发出一年试产的许可证,矿场终于开始生产。这激发更多抗议行动:游行、封锁道路,在矿场和横跨欧亚的Bosphorus大桥抗议。村民组织三百公里的步行抗议,在2000年11月步行了八天。行政法庭其后宣判许可证没有消除卫生和环境的风险,因此部门试图以许可证推翻1997年的法庭判令是不符合法律。但「部长议会」作出主要决定批准矿场继续生产。虽然有法庭判决,矿场如常运作,村民继续在法庭和街头抗争。

这次抗争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反对批准采矿的政府,而另一个是反对矿主,要求停止采矿和离开当地。分开来看,抗争可以视为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或是反对跨国企业的人民行动。这样的解读只集中运动的单一元素(行动的对像),没有顾及元素的组合,也误解行动的策略。村民抗争时用尽他们的资源:生产器具、家畜、躯体。社群本身成为武器,社区成为战场。这是一场「阵地战」,参战的人民「只能以道德力量支持他们忍受肉体、精神和心理的庞大压力。」他们的战略不是毁灭敌人(国家和(或)企业),而是反对毁灭他们的栖息地。社区反对的是眼见国家─企业关系对地方环境不同的了解。从企业和国家的角度看,地方的金矿即是资金积累和经济增长,吸引资金流入。所强调的是开采金矿的经济利益,而国家强调对环境无害。这方面的环境观点,是抽取大自然的资源,没有顾及负面后果。这和社区的观点是互相径庭。冲突是由于对当地环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以这样的看法,当地社区的斗争可以当作为反霸权主义的阵地战。这不是在环保意识形态、道德、价值和信念中引进反霸权,而是要保护基于社区─环境关系的反霸权过程的经验。

从地方到国家到国际范畴
有学者强调个人,组群和组织的非正规互动是运动的主要定义因素;这指出如果事件/行动和其它团体没有组织之间的连系,抗议事件和集体行动不会发展成为运动。没有互动,活动份子不能把单一事件概化,不能让整体社会认同特别的主题,从而得到其它组织或机构,以及民意的支持。因此,重要的是说明Bergama运动的互动、交流、分享意念和团结,当地活动发展为持续的运动,地方冲突成为公共议题。

Bergama运动的发展主要是依赖农民,他们的领袖和当地资源的行动主义。有些领袖是「传统领袖」,深受尊重和具影响力。其它的(尤其是妇女)是在运动中崛起。当地人士为集体行动动用当地资源,每个人又为走出当地的行动而捐献。重要的是Bergama运动中不同事件和参与者的连系。专业团体和组织(例如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和律师、工会、学者)对开矿和法律程序提供专业援助和详细信息。这些组织的报告往往被引用反驳支持采矿的论点。运动的一个主要角色是S. Taskin市长的市政府。市政府汇集和分发有关Eurogold,其工程在全球对社区和大自然影响的信息;组织许多会议,电台电视节目和请愿运动。这些活动提供传播信息的具体渠道,更重要的是帮助建立参与者的连系:村民、学者、专家、工会、人权份子,专业团体,律师公会等。Bergama环境委员会是组织互动的重要渠道,代表来自市政府,当地工会组织,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以及十七条乡村的村民代表。在村委员会和论坛讨论集体行动后,环境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组织行动,以及尽力争取其它组织和团体的支持。Bergama的行动份子确然和不同组织/环保组织有相当合作;后者应邀参加抗议行动,记者会,访问农村,或是在本身的村镇和首都安卡拉组织抗议,也安排与政府高层直接对话,要求落实法庭的判决,威胁如果政府不付诸行动就发动庞大示威。

组织之间的互动有助把地方冲突提升为国家和国际的议题。从一开始,Bergama委员会和社区领袖就尝试吸引公众注意,把议题带到国家层面。为此,他们组织了多次抗议。一千名村民去到七百公里以外的首都安卡拉游说议员。一百五十名农民去到五百公里以外的伊斯坦堡,封锁连接欧亚大陆的Bosphorus大桥。这些行动都遇上强大的警方行动,一般都有人被捕,但吸引媒体,也吸引公众注意。集体行动也提高国际对事件的注意。为了抗议Eurogold的德国股东,农民向德国领事馆申请环境庇护,理由是住在德国不会面对同样的环境威胁。在Bergama出生的侨民在德国向德国银行示威,因为Eurogold是银行的客户,而银行签署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与银行宣言。Bergama市长与多国的环保组织建立连系。这些努力最终得到成果。德国和意大利的环保组织发动在本国请愿,要求土耳其政府禁止金矿运作。

欧盟议会通过由德国绿党提出的议案,要求德国政府责成德国公司在国外也要遵守德国和欧盟的标准,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开矿时禁用山埃。1998年,二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来到Bergama,参加十天的青年议会,以艺术表演和讨论跨国企业支持当地运动。Bergama也和土耳其其它受开矿活动影响的地区连系。村民访问多个地区分享经验。支持其它地区,背后的意念是Bergama运动是为了人类和大自然。「人们以为我们只是为了自己而抗议。我们是全面反对氰化浸金,要告知他人。」当Eurogold面对强大公众压力,把十八吨山埃从Bergama搬到另一处的矿场,Bergama的村民也表明立场,跑到那矿场抗议。2000年12月,他们参加了由「绿色和平」协调的全球反山埃网上运动。600名Bergama村民向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政府代表发出电邮。

从这些非常规互动可以见到Bergama活动份子和其它团体、组织有共同信念和团结。Bergama已经超越地方事件,地方议题的范畴,「Bergama不要山埃」扩大成为「世界不要山埃」。运动从其它组织得到科学、政治知社会支持。与其它受害者团结,显示这不只是Bergama的斗争,也是为了全人类和大自然。

运动扩大成为国家和国际事件,是因为冲突的背景超越地方层面:如何作出投资决定,许可证如何批出,政府政策如何迎合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如何急于吸引外资,国家监管对矿业迁移的影响等等。这场冲突的众多参与者(地方社区,地方政府,各个团体组织,国家,跨国企业,国家的法制)是议题广阔范围的指标。范围扩大也是因为除了在当地,也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发起运动,以及打做国内和国际联盟,都对地方运动有重大影响。这即是说,行动上升到国家和国际规模,就不能当作是地方浪漫主义或狭量主义而被抹杀。Bergama运动之成功,重要方面是有关国际、国内和地方的连系;社区的向外行动;打造与其它地方团体,国内和国际环保团体的连系;利用国家的法律程序。当然不要过份估计国际规模的重要性,因为地方社区的决心是从地方的规模中崛起的。这让我们再想起社区与环境的共栖关系。说到底,Bergama运动是植根于地方的阵地战和社区的动员。

总结
文章检视Bergama村民发动的斗争,显示以社区为基的生态抗议运动的特点。开章时是集中于把集体行动的组成因素融合到社区─环境共栖的政治。分析Bergama运动也是特别注意社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如何令到以社区为基行动主义的需求,目标,哲理,策略和谋略彼此相关。因为开矿活动被视为对社区与环境互相依赖关系的威胁,斗争的目的是要保卫和维持这关系。社区成员大量参与集体行动,说明对破坏这种关系的抗议热烈程度。正如其它运动,Bergama抗议是环绕着要求停止有害活动和回复社区的正常生活而发展。正如其它以社区为基础的社区行动主义,斗争的哲理原因是基于对人类─大自然互动的关系性理解,远离以人─以生态为主的分裂。推动开矿的参与者(企业和国家)有不同观点,视大自然为积累资本过程中用得着的原材料。文章把Bergama运动置于社区─环境共栖与国家─资本共栖的对抗中,说明开矿的冲突是介于两套对人类─大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

因此双方很难为这议题谈判而作出妥协。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基于社区的抗议运动有其被动特点。Bergama运动参与者的目的,不是要参与决策过程或主动谈判,让采矿变得与环境为善。他们要求的是拆掉工厂。第二个理由是关乎议题的本质(永续维持社区─环境共栖)。在谈判中,珍惜树木、以树木为生计的社区,是否能够接受建议少砍一些树木?从社区的角度看,无论风险能如何减少,采矿活动始终危害社区与环境的关系。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停止开矿。因此,那些拥有或促进有害的工业项目也没有多少其它方案。一就是拒绝社区的要求,继续动工;一就是因为有抗议而停止。在这背景中,冲突双方都坚持立场,不会尝试合作。

正如所见,斗争的参与者与国内和国际组织/团体打造各种合作连系,与其它当地社区交流;这都有助扩大和巩固抗议的立场。可以从地方和国家层面检视Bergama运动的重大效应。因为集体行动,社区生活某些方面已经改变。社区因为斗争变得政治化,以前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村民,差不多全成为活动份子。以前未有到过首都的,都去了参加抗议。妇女活跃参与斗争,也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社区生活的妇女角色;从被排斥和被动变得有决心和成为运动的决定性成员,为自己创造出角色。

运动在国家层面也有广泛含义。利用地方资源以积累资本是不能脱离国家─资本关系的模式,也不能脱离社区在地方层面反对这模式强加诸他们。Bergama运动是分水岭。如果运动无疾而终,或是企业不顾地方反对继续动工,其它地方的采矿活动会越来越多。Bergama运动是其它金矿社区的例子,把原来只是个别工地的纠纷提升到国家议程,金矿成为政治热点。Bergama运动没有停止,只要冲突的对方有任何动作,运动就有动力。无论成败,Bergama运动改变了许多情况。

(译注:我的感觉是文章未能持平,颇为偏向村民。文章描述的发展与环保是不胜则败的斗争。诚然,在许多设计不周详,执行不力的情况,发展与环保往往不能并存。但这不是必然的。没有发展,不等于环保;环保不等于要求停止发展。权衡发展与环保,永远是成本和效益的计算。可惜作者没有着墨解释究竟法庭判令和德国绿党要求的环保准则的内容,也没有解释企业的成效计算。比如文章批评以山埃提练黄金对环境有害?业界是否有其它不用山埃的冶金术?世界各地的金矿又如何处理这问题?即使Bergama运动成功令当地的矿场停工,这又如何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金矿的环保问题?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6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2月 26, 2008 3:08 pm

英語原文:The Rio Grande/Río Bravo Basin Coalition: A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River

(简体版在下半部)

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聯盟:獻身大河的多國組織
Greg Bloom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聯盟(以下簡稱為RGRBBC)成立於1996年,是創新的多國組織,協調非政府組織改善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

福特基金會在1994和1995年贊助多個Rio Grande沿岸居民參與的會議,從而催生了RGRBBC這個多國組織,理事會成員來自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美國。RGRBBC的多國特點不是事後孔明,而是組織的目標。團體有兩位主任,一位在墨西哥、一位在美國。

多國團體
每年的「大河日Día del Río」活動,證明這團體有能力在大河流經的多國有效工作,令人們注意到大河是生態體系和生活質素的議題。RGRBBC負責協調當日的活動,而地方團體安排活動的時程,包括重建棲息地,野餐,建造木筏比賽等。1999年有來自多個國家的六十個團體參加。22,000志願者在沿岸收集了650噸的垃圾,種下20,000株當地土生的花草樹木。

非政府組織協調
RGRBBC的原意是協調和幫助資助盆地許多關注大河的團體。許多團體的焦點都只集中在一個城市、郡或區域。上下游的團體往往不認識,也不知識其他人在做什麼,有些甚至關係惡劣。RGRBBC就是要促進這些團體的交流,和倡導大河問題的長期解決辦法。

為了解決團體交流的問題,RGRBBC撥款給四十個團體添置電腦。許多墨西哥團體沒有財力,RGRBBC成立多個非政府組織支援中心,團體可以共用辦公地方和通訊設備(電話、電腦、傳真機)。RGRBBC也主辦會議,讓關注大河的美、墨參與者走在一起討論問題。與會者為大河的永續用水開發建議。RGRBBC成立只有五年,員工只有五人;這些成就實在令人印像深刻。

挑戰
美方的主任謂多國組織最大的難題是每個國家要分別處理。對待和諮詢美、墨的人民、政府人員、非政府組織和政治人物,要有不同手法。印第安人也有不同的期望。二十多個印第安部落只有三個參加「大河日」,要想辦法把其他的拉過來。最後,印第安部落用水優先,先要處理好才可以談到盆地如何分配用水。
不同國家的大河行動主義和利益不同。美國最注重重修棲息地和保護瀕危物種。墨西哥團體感興趣的是以大河為社區資源。墨西哥環保非政府組織主要是透過工作坊和植樹活動提升環保教育和認知。他們的未來目標是沿著Bravo大河設立生態公園。印第安人關注的是在河岸重新打造森林區;因為棉白楊樹的生長周期,沿岸需要經常被淹沒。其他有生意頭腦的使用者可能認為這是浪費。

RGRBBC的另一項挑戰,是避免被墨西哥團體當作是一個家長式的捐贈機構。美國團體可能認為每年多撥幾千美元給老墨不是什麼一回事,但RGRBBC認為這樣的數目會阻礙它們公平對待全體伙伴的期望。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盆地,水源引起越來越多的爭執,RGRBBC和幾個其他組織要發揮作用,要為整個Río Bravo/Rio Grande流域倡導環保和生活質素的關注。

*************************************************************

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联盟:献身大河的多国组织
Greg Bloom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联盟(以下简称为RGRBBC)成立于1996年,是创新的多国组织,协调非政府组织改善Rio Grande/Río Bravo盆地。

福特基金会在1994和1995年赞助多个Rio Grande沿岸居民参与的会议,从而催生了RGRBBC这个多国组织,理事会成员来自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美国。RGRBBC的多国特点不是事后孔明,而是组织的目标。团体有两位主任,一位在墨西哥、一位在美国。

多国团体
每年的「大河日Día del Río」活动,证明这团体有能力在大河流经的多国有效工作,令人们注意到大河是生态体系和生活质素的议题。RGRBBC负责协调当日的活动,而地方团体安排活动的时程,包括重建栖息地,野餐,建造木筏比赛等。1999年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六十个团体参加。22,000志愿者在沿岸收集了650吨的垃圾,种下20,000株当地土生的花草树木。

非政府组织协调
RGRBBC的原意是协调和帮助资助盆地许多关注大河的团体。许多团体的焦点都只集中在一个城市、郡或区域。上下游的团体往往不认识,也不知识其它人在做什么,有些甚至关系恶劣。RGRBBC就是要促进这些团体的交流,和倡导大河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

为了解决团体交流的问题,RGRBBC拨款给四十个团体添置计算机。许多墨西哥团体没有财力,RGRBBC成立多个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心,团体可以共享办公地方和通讯设备(电话、计算机、传真机)。RGRBBC也主办会议,让关注大河的美、墨参与者走在一起讨论问题。与会者为大河的永续用水开发建议。RGRBBC成立只有五年,员工只有五人;这些成就实在令人印像深刻。

挑战
美方的主任谓多国组织最大的难题是每个国家要分别处理。对待和咨询美、墨的人民、政府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政治人物,要有不同手法。印第安人也有不同的期望。二十多个印第安部落只有三个参加「大河日」,要想办法把其它的拉过来。最后,印第安部落用水优先,先要处理好才可以谈到盆地如何分配用水。
不同国家的大河行动主义和利益不同。美国最注重重修栖息地和保护濒危物种。墨西哥团体感兴趣的是以大河为社区资源。墨西哥环保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透过工作坊和植树活动提升环保教育和认知。他们的未来目标是沿着Bravo大河设立生态公园。印第安人关注的是在河岸重新打造森林区;因为棉白杨树的生长周期,沿岸需要经常被淹没。其它有生意头脑的使用者可能认为这是浪费。

RGRBBC的另一项挑战,是避免被墨西哥团体当作是一个家长式的捐赠机构。美国团体可能认为每年多拨几千美元给老墨不是什么一回事,但RGRBBC认为这样的数目会阻碍它们公平对待全体伙伴的期望。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盆地,水源引起越来越多的争执,RGRBBC和几个其它组织要发挥作用,要为整个Río Bravo/Rio Grande流域倡导环保和生活质素的关注。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7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2月 29, 2008 12:05 am

英語原文:By What Authority?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简体版在下一栏

〈憑什麼權勢?非政府組織之合法性和問責〉

發表於人權政策國際議會:「全球趨勢及人權國際會議:9‧11前後」日內瓦,2002年1月10-12日
作者:Hugo Slim,英國Oxford Brookes大學高級講師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譯文省略引用文獻。這部份請參見原文。譯文部份是撮譯,省略部份重複資料。)

序言
2000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為年會做準備。年會在捷克布拉格舉行,但西雅圖戰役的記憶猶新;擔心的不只是捷克警方。年會前一個星期,《經濟學人》發表有關全球化的特刊,有一篇長文是有關反資本主義的抗議。文章檢視鬆散組成「全球化反衝」先鋒團體的本質和謀略,區別小規模的「行動份子團體」和「主流非政府組織」並質疑它們的憑據,這可說是對反衝者的反衝:

「無論是否受尊敬,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越來越多;這引起一個重要的問題:樂施會或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是誰選出來的?這些團體在不同程度逼使守法的公司認錯,逼使民選政府改變政策。它們可能聲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們批判的對像(政府和被輕視的國際制度)也是如此聲稱。在西方國家,政府及其代理人最終要向選民負責。這些行動份子又向誰問責?」《經濟學人》2000年9月23日,129頁。

《經濟學人》要賺錢,支付記者的薪津,回報股東,方法之一是賣廣告。文章的對頁就是跨國公司拜耳Bayer的賣花讚花香廣告,宣告半年銷售增加22%至140.8億歐羅,營運收入增加31%至20億歐羅。增長主要來自藥品部門,尤其是降低膽固醇和高血壓藥物──看來是醫治全球化壓力的必須藥物!在大肆宣傳篇幅的右下角,是醒目的拜耳商標,頂端寫著「負責任的專業」。這是最明顯的企業問責:告知現在和未來股東利潤大幅增長,又向他們保證公司受尊重的道德。如果「專業」是拜耳的優勢,公司的「責任感」也是回應新近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這些價值受到類似樂施會這些團體的鼓勵,但本身的憑據正受到嚴重質疑。《經濟學人》的兩頁正好是兩個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和跨國非政府組織)就合法性和問責的互不相容聲明。兩類型的組織都是當今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世界體系的獨特特徵。兩者都受到壓力要增強問責。

人權組織也經常被質疑它們的合法性和問責,不能逃避樂施會和其他組織面對的批評。最清楚的質疑是來自人權運動本身,批評大多數人權運動的精英本質導致人們質疑它們的合法性。有學者指出非洲人權組織很少是為公義鬥爭的包融和參與式組織,其組織設計似乎是要排除普羅大眾參與,而它們聲稱是要推進大眾的福利。

大多數人權組織是模仿北方國家的守門人組織,設於城市,由核心管理層管理,沒有會員基礎(不像國際特赦組織),而且全部資金是來自國外。這些組織最成功的,只不過是等同公共政策智庫,研究所,或是特殊出版社…。「人權」已不再是社會公義或良知推動的運動的貨幣,而成為少數專業階層的特殊語言,有其本身成為會員的禮儀和認證方法。我觀察到某些地方的人權行動主義已不是榮譽獎章,越來越變成特權證書。

這篇文章的焦點是國際非政府組織──主要是人道、發展和人權組織。但必須要記住問責是全部形式的人類組織的核心議題,不單是志願組織的問題。但是,非政府組織和人權組織經常要求他人問責,它們有特別責任以身作則,成為合法性和問責的指路明燈。

文章分三部份。首先是評論在過去十年對非政府組織問責的理解正在改變。其二,設定一個框架以認定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有形和無形的源頭,具體是要認定非政府組織合法性是否必然需要組織性的民主。最後是檢視問責的機制,強調利益相關者分析和參與是問責方法的核心,此外還會了解背景和對透明度與回應的承擔。

1990年代重新定義問責
上文提到的《經濟學人》的兩頁,在兩方面質詢拜耳和樂施會:它們是誰的代表以及它們的表現。拜耳是《經濟學人》的「守法公司」的例子,有頗為傳統的商業問責公式。公司代表股東的利益,表現是以利潤和增長計量。問責的商業公式深深植根於西方的資本主義,但現在受到進步的商界人士,非政府組織和其他人士挑戰,要求企業問責是較寬較廣。公司被督促要超越單一的財政「底線」,要向「三條底線」負責;這包括社會和環境會計。有道德的商業越來越被理解為「企業公民」,公司明顯要為較廣泛的「公共財」負責。企業的合法性越來越視乎這方面的成績,或是人們看得到的表現。

在西方的傳統,慈善機構的會計制度源遠流長。許多西方國家的慈善團體是由商界人士創立或支持,它們一如商界企業盡少向外公報。慈善團體一般被要求概括呈報籌款和開支的數目,受惠窮人的數目,行政費用。最後一項是臭名遠播的籌款與行政費用比率,成為志願團體廉潔和效率的基準。很奇怪,人們特別留意這比率,而不是開支對受惠窮人的實際效應。這就是基督徒道德和資本主義慈善精神的金錢焦點。

和商界一樣,非政府組織也要強迫本身,也受到他人的壓力,要擴大和深化問責的意念。這是它們合法性的基礎。在滅貧和爭取社會公義的工作中,非政府組織倡導興起成為主流策略,挑戰企業、政府、武裝派系和其它非國家參與者,問責和合法性的議題越顯重要。在《經濟學人》點題這問題前,非政府組織已積極討論非政府組織的問責。在1990年代,起碼在文字上,參與人道和發展工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已標出重要的議題。它們的決策者和思想家長久以來已經理解,要為人信任和取得合法性,組織必須滿足兩個需求。首先要為宣傳材料,新聞發佈和私下遊說提出充份證據。其二是要證明在全球的貧民窟,鄉村和難民營的工作是有效益。當然他們全都理解,證明第一點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連繫第二點。許多參與重大倡導工作的救援和發展非政府組織,走廊上滿是誦經的回音:「我們必須被人看到我們說話是根據本身的實際經驗。」非政府組織知道它們的權威是來自它們現身於那個被稱為「實地」的神秘地方。

表現的問責
因此在1990年代,非政府組織社群內部訂出的挑戰,是非政府組織實際做到的事要「較為問責」。在人道機構的社群中,一些非政府組織要回應盧旺達滅族的批評,這是要求機構要為表現問責。值得贊揚的是人道非政府組織走在一起解決內部問題。在這方面它們超越從事發展工作的同儕,在90年代後期提出多個機制:行為守則;人道主義憲章Humanitarian Charter;一套技術標準;人道主義問責計劃Humanitarian A[/color]ountability Project(不是很全面的申訴制度);重新強調評估的質量和透明度;主動的學習網絡以分享人道行動的教訓,以及其他探討質量模式和專業認可的方案。

專注發展工作的組織在這方面的進展較為緩慢,沒有即時有形有實的新全面制度和標準。但進展還是有的。許多非政府組織了解到發展工作也有多重底線。簡單報告項目的產出,例如打了多少口井,派發了多少噸改良種子,已經不被接受。於是開始要追求監察「成果」和評估「影響」。有幾個非政府組織主動探討「社會審計」──因為它們在促使商界企業作出社會和環境審計。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大多數國際非政府組織採用策略式規劃和邏輯框架分析,以定出整個組織的具體目標(從理事會層次到項目層次),亦要求整體為此問責。但這些都並不容易;要推出新的工作管理模式很困難。大多數非政府組織覺得以利潤或產出表達,比後果、影響、歸因這些有細微差別的問題容易得多。富創作能力的會計師長久以來把財務報告弄得複雜,是否盈利只是解讀的問題。但現在的社會和環境會計,其中的文藝科學確實有時是相當複雜。非政府組織試圖追蹤它們的行動與環繞著種種項目的個人、社會、經濟、環境和政治改變;要算計這些工作的影響或後果是不確實,一般有爭議,甚至只是非政府組織的猜想。

英國五個最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英國海外援助團體British Overseas Aid Group)追隨《人道主義憲章與賑災救助標準SPHERE Project》,以及英國志願團體體系的質量框架,以探討發展工作的質量標準。其後發表報告提醒標準激增,組織趨向官僚化,過份注重程序;但亦有建議組織要定義何謂質量,對持續改善有承擔,以及一套有十點的組織標準,指出有幾項標準可以直接借鑒現有的人權標準(例如參與標準)。多個人道和發展非政府組織正在尋求一個質量與標準的方法。世界宣明會為屬下65個會員機構定出十項「服務標準」。國際樂施會屬下的11個組織也同意共同遵守的項目標準;國際明愛也開放訂出質量標準。福特基金會提出非政府組織的「簡單扎實」質量標準,獨立處理發展事務的申訴專員,認證和大家同意的投訴程序;但還未有見到成果。

為發展工作定出標準,涉及的風險不止是官僚,也是相對性的。英國海外援助團體的報告尤其提醒不要過於熱心採納商界的質量模式:
「發展工作的世界不是商業的世界,可能不需要包括典型的商業合約關係(製造商、消費者、服務提供者、客戶的關係)。西方世界討論發展工作,依然是談到非政府組織和窮人之間的團結,伴同和伙伴的關係。過於商業化的質量和標準可能會永遠扭曲這種關係。」

有學者指出複雜的問責制度會把非政府組織和貧苦的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本來是持續,即時和人道的關係,進一步「專業化」。技術性的問責多一些,關係可能少一些。

發言的問責
如果在過去十年,非政府組織理解到它們要為所作所為負責任,也要為所說所言負責任。「發言的問責」是要回應兩方面的質疑:發言是否誠實,發言有什麼權威。雖然兩者明顯有關連,「誠實」主要是實証(是否可以證明?),而「權威」主要是政治性(發言的權利從何而來?)國際非政府組織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在1990年代,許多大型的非政府組織增強研究能力,或是與學者和智庫建立策略聯盟,以確保研究的質量。但它們也要牢牢守著倡導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教條。它們在倡導,遊說和宣傳時用到的細節,多是源於它們的工作項目。學者和政策研究員的宏觀分析加入這些微觀案例,討論倡導時有了人性化的例子,可以證明一些趨勢。

如果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保証「誠實」,那麼「權威」的問題就更為複雜。《經濟濟人》就是咬住這一點,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組織中人也覺得這是弱點。弱點不只是代表性這樣的技術議題,也是個人的──沒有多少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的人士是窮人,或以前是窮人。他們感受貧窮,戰亂和慘劇的經驗,是簡接來自工作方面。因此,討論非政府組織的「發言」,階級尤為關鍵。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中產階級要就貧窮發言,可能感到有些虛偽。

討論非政府組織的問責和合法性,「發言」這問題是最備受爭議。這似乎已經代替以往的籌款與行政開支比率,成為新世紀的非政府組織關鍵條件。但奇怪的是兩者對非政府組織實際幫助窮人生活沒有多少關連。大多數對非政府組織的批評,都不是關注究竟非政府組織在滅貧和促進人權方面是否做得好,只是關注它們的階級和政治。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籌款比率決定慈善團體是否誠實。在廿一世紀,發言比率看來是決定非政府組織合法性和問責的主要條件。

非政府組織嚴肅和通透討論發言問責──貧國富國對它們都有批評。非政府組織自問的問題,集中於它們發言是如何關連它們最關注的對像──窮人,被侵權的人和戰爭受害人。這些討論可以簡寫為:非政府組織發言是否作為窮人,伙同窮人、為了窮人或關於窮人?正如人生,討論的大方向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討論的字眼。有關非政府組織發言問責的爭議,主要是前置性質,是繫於它們與窮人或人權被侵犯的人們彼此關係的本質。

非政府組織如何回答這問題,會決定它們合法性的確切本質。如果非政府組織或基於社區的組織是由窮人或人權被侵犯的人們組成,它們會被認為是作為窮人。如果非政府組織是與他們緊密工作,發言得到他們同意,這是伙同窮人。如果──正如大多數非政府組織聲稱──窮人和受欺的人未能有效代表自己發言,變得「沒有聲音」,那麼非政府組織發言可以說是為了窮人或代表窮人。但是,要小心考慮這種說法,因為可以辯解為為了組織的利益,非政府組織的中產階級會壓低低下階層的聲音。換句話說,「沒有聲音」部份可能是因為非政府組織或政府抑制,或是其他較粗暴的抑制。北方非政府組織「把持」議程,接管南方非政府組織的聲音,這議題是大家熟知的。最後,如果嚴格來看非政府組織不是作為,伙同或為了某一貧窮或受迫害的組群發言,只是泛泛而談,那麼只能說非政府組織發言是關於貧窮或欺壓。

許多非政府組織發言不會有劃一的形式。視乎情況,非政府組織可能在某一場合「伙同」發言,在另一場合是「關於」發言。但有些非政府組織和基於社區的組織必然是以「作為」的身份發言,而在政策圖譜的另一端必然有其他人是「關於」問題而發言。但即使是最有根基和有代表性的會員組織,權力的動態意味團體的聲音也可能被團體的部份人所「把持」,因而有所傾斜。重要的是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必須清楚在某一情況中,聲音是來自何方,也必須保持透明度。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確切本質會因應它們的發言模式而改變。但如被發現它們只是偽裝,它們就會失去合法性。

合法性的源頭
從以上的評論可以見到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和問責有緊密關連,但不是二合為一。本文不再冗長討論,但會以一個句子總括合法性和問責的定義,然後逐一解釋術語,認定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人權組織可以利用的原則,以發展和解釋它們的合法性和問責。

本文定義「合法性」為「在任何時候,組織被認知的深遠特殊地位,使其運作時得到全世界人民,政府,企業和非國家團體的普遍認同。」從這個工作定義可以看出非政府組織或人權團體的合法性是衍生和產生的;是從道德和法律衍生,是從誠實,有形的支持和較無形的好感所產生。

道德知法律源頭
在倫理的基本層面,組織的合法性是從道德和法律中衍生而來。非政府組織大多是自我授權;在國際舞台上,它們的運作不是依據國家根據國際法向它們授權。這完全不同於有特別授權的組織,例如國際紅十字會和聯合國機構。非政府組織的法定地位和道德理解不能以國際法則來解釋,而是要用上一些第一原則。

非政府組織可以簡單的宣稱它們符合國際法的法理,又遵守法紀,所以它們有法定地位。非政府組織根據政府法例在本國和國際運作,這有助它們的合法性。在國際層面,它們可以聲稱是聯合國憲章第71條所承認的非政府組織。同樣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和人權組織可以聲稱它們的工作是支持國際法,因為它們的人權,人道或發展工作是參照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和難民法。國際人道法承認中立人道組織的人員是在武裝衝突中應受保護。得到這些法律的保護,提高了非政府組織的合法地位。

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不是單單因為承認人權法。這些由關注人士組成的組織,可以實際上從這些法律得到法理地位,合法性和保護,是因為這些法律重視人權,也重視人責。人權法的主要條款強調個人責任以促進尊重他人的人權,限制可能侵犯他人權利的行動。這是人們必須主動承擔的責任。其他適用於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的宣言進一步闡明這些責任。198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清楚說明「全體人類有個人和集體發展的責任。」聯合國大會借助這責任原則,在1998年通過《人權維護者宣言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確認個體和團體有促進和保護人權的權利。

因此,組織有促進發展和人權的責任,可以從國際人權法得到重要的論證。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的倡導工作,大多是連同或針對政府,武裝派系,企業和普羅大眾,可以說是提醒人們他們的責任,因此也是符合它們的人權法責任。

但法理只是組織的基本合法性的小部份。非政府組織或人權團體的較廣泛合法性是從道德衍生。組織的使命是要終止侵犯人權,這明顯是衍生自人類平等、尊嚴、中立、公義、自由以及個人和集體責任的價值。這些道德組合賦予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倫理的合法性,也是與全球人民的合理道德要求有共鳴。表達和承認這基本道德,對組織的合法性來說是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只是在新近的「公民社會」聖地中佔一席位,不足以擔保合法性,所以這是尤其重要。公民社會中有其他許多團體不能聲稱有同樣的道德合法性,例如美國的3K黨以及其明顯沒有公民使命和價值的其他民間組織。

有形和無形的合法性源頭
如果合法性是從第一原則的法律和道德所衍生,現實中也會是從有形和無形中產生。

有形的支持
組織合法性的最為有形的形式,可能是來自受惠者,會員,支持者和仰慕者的直接支持。人權組織的最有威勢的有形支持形式,莫過於得到它們要保護或幫助實現人權的對像大力支持。組織得到服務對像的同意,認同這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是組織合法性的強大源頭。同樣的,如果非政府組織的會員有廣泛的代表性,合法性也得到提高,因為可以指出它們得到支持的程度,而且主要還是民主式的支持。

但大多數非政府組織不是會員組織,依靠它們得到的有形支持也可以聲稱是有支持的,但不是明顯的民主和基於投票。例如樂施會有六十萬人每月定期捐獻,有許多是不定期捐助,也得到政府撥款;樂施會所而可以聲稱受人歡迎和有代表性。英國樂施會有二萬名義工。(譯註:義工的一項主要任務是負責全國幾百間慈善零售店的運作。)這些時間和實物的奉獻是另一類的重要支持。媒體,輿論領袖和學者也支持樂施會的論點,即使反對者也是抱著尊敬的態度。這類型的有形支持(時間,金錢,知識協議,信念分享)要依靠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主動耕耘。這揭示人民和政府廣泛支持組織的重要和有效運作,也是它們要主動追求的。這樣的支付是樂施會合法性的極為寶貴的有形資產,但必須是與真正和透明的問責機制連繫。如果樂施會的宣傳資料,向支持者的簡報不是如實際行動,它們的合法性只是欺騙性的。直接支持本身不能夠建立合法性,一定要如實告知會員他們實際是在支持什麼。樂施會要取得合法性,它的活動必須得到「知情同意」的支持。

有形的關係,知識和專業知識
組織的合法性是從由知識和關係所產生。組織的知識和人脈是合法性的主要源頭。人權團體熟悉人權法和侵犯人權的模式,是極為重要,它的意見是專家意見。非政府組織接觸的對像,曾經歷人權受到侵犯,貧窮和極度苦楚(例如漫長戰爭中在國內流離失所的人民),或是可以做出一些事(例如政治人物,軍事領袖和跨國企業),都是這些組織的有法理地位的聯絡對像。非政府組織與人權受到侵犯的各方都保持關係,會產生合法性,是合法性的有形源頭。這些資產可被簡稱為寶貴的專業意見和關係。。

有形的表現
如上討論,合法性也是由良好表現產生。非政府組織越能顯示其實際表現對人權、貧窮和苦楚有正面效益,就有更大的合法性。有效的表現是團體合法性的附加值,因為這說明團體不但知道有侵犯人權和壓制,而且採取行動。由此帶來的良好表現和使到人們真正受惠的有形行動,是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主要源頭之一。這說明非政府組織不只是關心人權被侵犯,熟悉人權,熟悉受害人和權勢中人,為使命籌款,而且做到實事。證明有良好表現,可以把非政府組織從良好的道德意念改變為實際的道德追求。証明這實際上是做得到更會令非政府組織成為較具合法性的企業。

作為組織合法性的有形資產,表現和影響是極為重要。在危急關頭,這可能是任何有關組織合法性的最後資產。但是,後果不是全部。在任何表現,所採用的方法對產生合法性也是極為重要。非政府組織表現和影響等意念必須細微區分,考慮人權時要顧及方法,也要顧及後果。良好表現不只是取得後果。例如,全男班的醫療小組可能做手術成功挽救一位婦女的生命;但他們可能沒有和她討論病情,對她評頭品足,優先處理男性病人,沒有用麻醉劑,做完手術就要病人出院。後果是有了,但這不是良好表現。因此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工作必須顯示全面表現是符合人權的價值,而不只是後果。

信任,廉正和聲譽的無形源頭
非政府組織合法性有更多的無形方面。可信度,聲譽,信任和廉正等是組織合法性的重要素質。雖然這些都依賴合法性的有形源頭──支持,知識和表現──不尋常的是,這些也有其本身的生命。這些素質是信念多於事實,依賴形像而不是現實,可能不需要實證經驗就可以影響對方。例如我可能對某一團體有好感,但從來沒有捐款,或看過它的工作,或看過它的書,或見到它的人員。我覺得這是有合法性的好團體,因為我對它的可信度,廉正和聲譽有好感。因此,我認為可以信任這團體,認為它有高度合法性。

這些無形素質,就是會計師在資產表列出的「店譽」。傳統主義者可能描述這是決定組織「光環」或建立機構「名聲」的因素。無論是什麼名稱,這些較為無形的合法性素質是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大多數人認知和評價他們所知不多的組織的基礎。

沒有民主的合法性?
《經濟學人》提出的問題〈樂施會是誰選出來的?〉,是假設只有民主選舉的組織才是真正的問責和有合法性。可以很簡單反駁:〈經濟學人是誰選出來的?〉但民主議題需要更深入思索,因為這是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決定點,要求非政府組織如實回答。答案可能有兩個。一就是非政府組織可能同意只有民主結構是真正的問責和有合法性。這需要它們全都轉變為民主組織。一就是要解釋非民主式的問責。它們需要打做案例和好好說明。

無論是那一個答案,非政府組織體系都面臨巨大改變。選擇民主可能要大規模改組。選擇第二個方案可能要求詳細說明一些深思熟慮的論點,要提出一些問責機制來證明。大多數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沒有會員管治的公民機制。會員眾多的組織只是少數。大多數是自我繁殖,理事和信托人都是由內部選出。這些組織必須要證明雖然它們不是民主,但依然有合法性。它們的論點要能自圓其說,說清楚究竟它們是「作為,伙同,為了或關於」受欺壓的人們發言。不同的說法要求不同的問責。世界宣明會認為沒有會員基礎的組織如果專注於批評和專家意見,會有較高的合法性:「批評或負面宣傳,對公民社會的特殊貢獻可能大於促進改變的願景。富裕社會一般較為清楚它們要消除什麼而不是建設什麼:地雷、債務,奴隸制度…公民社會。真正的改變是由政治社會,政黨和政治人物完成,但在這流程中,公民社會可以發揮專業所長,教育政治社會。」這個專家和教育角色,對一些非政府組織已經是足夠。但有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不會因此而滿足,它們要成為政治社會的部份,吸引一些政黨和政治人物加入。非政府組織為自身的合法性辯解時,自身的行動主義的確切本質要保持透明。但發展範疇還沒有探討行動主義。

問責的方法
如果以上談到的都是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主要源頭,這都是具體的問責機制有關連。如果表現是非政府組織合法性的關鍵,就要有令人信服和透明的方法證明表現的質量。如果好感和信任是關鍵,同一非政府組織要找到方法測量這些無形的因素。如果非政府組織聲稱它的授權部份是來自服務的對像,就必須證明它們和服務對像維持有意義的關係,確保他們認識組織和能夠影響運作。除了證明和測量,非政府組織也要證明是說得到做得到。換句話說,非政府組織要為從表現中學到的教訓採取正面行動,然後向支持者匯報最新的行動。

因此非政府組織問責的工作定義涉及「呈報,參與和回應」三方面,問責是「非政府組織為自身相信的,做到的,做不到的公開負責的流程,說明有關各方的參與,以及主動回應學到的教訓。」問責主要是一個流程,這說法意味要通過設計和執行實作的機制才能成為事實。非政府組織的思考和積累的經驗可以提供設計適當機制的多個關鍵因素。思考問責,最多想到的是人權團體要向更廣泛的人群負責:在生的和還未出生的。為了要認定這些人群,主要工具之一是利益相關者分析的方法。任何問責流程的第一步,是繪畫和分析在既定情景下的不同利益相關者。最初繪畫出來的往往揭示利益相關者有互相矛盾的利益衝突。非政府組織必須找出方法為這些利益相關者排出優先次序。利益相關者分析因此是設計適當問責機制的關鍵文件──無論是社會審計,評估,外部監管,投訴程序,會員制度,環境影響評估,利益相關者具體調查等。

問責的背景
把問責機制適當裁剪配合適當的利益相關者,流程的重要部份是理解背景。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運作的背景不是劃一的。例如,在民智已開的歐洲和發達國家的勞工權益團體,其適當的問責機制不會適合南亞國家的童工權益組織;那裡的人民教育水平低,童工沒有工會,行動主義往往帶來人身安全的問題。換句話說,不能以一套問責程序硬生生加諸眾多非政府組織。問責方法要因應不同背景而創新。問責機制要透明。這雖然是流行的問責宣言,但對一些人權團體來說是問題:它們不方便透露資料的來源和接頭人。無論如何,任何問責制度必須以透明度為首要,然後認定有時要保密的具體(也要透明)條件。

基本框架
一些非政府組織已開發簡單的問責框架。非政府組織問責,只有少數是法律規定,越來越多的是因為有專業,商業,政治和道德上的需求。雖然問責的含義主要是財務方面,但現在的實際要求是較為廣泛,不只是關於財務程序和數字,也不只是呈報關係,意圖,目的,方法和影響。問責要處理的資訊是量化和質化,硬的和軟的,實証的和推論的。問責記錄事實和作出判斷,也要「擁抱失敗」和教訓,慶祝成功和重複打造。這個框架可以簡化為四方面

為什麼問責?
問責流程開始時要認定任何非政府組織計劃涉及的權利,有關權利的持有者和責任者。非政府組織從這個權利─責任分析中可以認定本身的具體任務,同時說清楚他人的責任。然後說明它在這方面做了什麼,盡可能多說一些真實案例。案例要包含參與多方的角度,它們的工作經驗,萌生的關係,質量和要求的標準,開支的數目和內容。然後組合為對人、事、關係、金錢、時間影響的整體報告。

向誰問責?
非政府組織的任何工作都要算計不同組群都是利益相關者:持有權利的目標組群,不同的責任承擔者,初級利益相關者以外,關注和觀察身份的二級和三級利益相關者。

如何問責?
不同利益相關者要求不同方法的問責。有些只要求數字。有些要求數字和影響。有些知書識墨;有些是文盲。有些要知道詳情;有些只要求大概。因此問責要求不同的媒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可以透過代表性會議,研究,代表性議會或投票機制參與問責流程。所有非政府組織問責機制的共通美德是誠實和透明。非政府組織所說有關自身的一切,或是報告他人所說的,必須是合符情理的真實,容易取得,人人都可取得。

改善的問責
非政府組織問責機制必須清楚說明如何回應學會的教訓以及利益相關者提出的議題。選擇的機制必須說明如何回應:告知人們所採取的新行動,以及讓他們參與。

總結
文章試圖概述討論非政府組織合法性和問責的一些主題。說到底,非政府組織合法性和問責的問題,只能在組織決定要成為什麼組織之後才能回答。換句話說,要等待它決定本身行動主義的確切性質。有些會選擇成為民主的社會運動,有些是專家的問責組織。諷刺的是,選擇後者的非政府組織會較好採納拜耳的宣傳口號:「負責任的專業!」。更為諷刺的是,專家組織和社會運動可以站在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全球口號旗幟:「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這是追求受尊重全球公民的瘋狂。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4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2月 29, 2008 12:07 am

英语原文:By What Authority?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凭什么权势?非政府组织之合法性和问责〉
发表于人权政策国际议会:「全球趋势及人权国际会议:9‧11前后」日内瓦,2002年1月10-12日
作者:Hugo Slim,英国Oxford Brookes大学高级讲师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译文省略引用文献。这部份请参见原文。译文部份是撮译,省略部份重复资料。)

序言
2000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为年会做准备。年会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但西雅图战役的记忆犹新;担心的不只是捷克警方。年会前一个星期,《经济学人》发表有关全球化的特刊,有一篇长文是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抗议。文章检视松散组成「全球化反冲」先锋团体的本质和谋略,区别小规模的「行动份子团体」和「主流非政府组织」并质疑它们的凭据,这可说是对反冲者的反冲:

「无论是否受尊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多;这引起一个重要的问题:乐施会或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是谁选出来的?这些团体在不同程度逼使守法的公司认错,逼使民选政府改变政策。它们可能声称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们批判的对像(政府和被轻视的国际制度)也是如此声称。在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最终要向选民负责。这些行动份子又向谁问责?」《经济学人》2000年9月23日,129页。

《经济学人》要赚钱,支付记者的薪津,回报股东,方法之一是卖广告。文章的对页就是跨国公司拜耳Bayer的卖花赞花香广告,宣告半年销售增加22%至140.8亿欧罗,营运收入增加31%至20亿欧罗。增长主要来自药品部门,尤其是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药物──看来是医治全球化压力的必须药物!在大肆宣传篇幅的右下角,是醒目的拜耳商标,顶端写着「负责任的专业」。这是最明显的企业问责:告知现在和未来股东利润大幅增长,又向他们保证公司受尊重的道德。如果「专业」是拜耳的优势,公司的「责任感」也是回应新近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些价值受到类似乐施会这些团体的鼓励,但本身的凭据正受到严重质疑。《经济学人》的两页正好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就合法性和问责的互不相容声明。两类型的组织都是当今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世界体系的独特特征。两者都受到压力要增强问责。

人权组织也经常被质疑它们的合法性和问责,不能逃避乐施会和其他组织面对的批评。最清楚的质疑是来自人权运动本身,批评大多数人权运动的精英本质导致人们质疑它们的合法性。有学者指出非洲人权组织很少是为公义斗争的包融和参与式组织,其组织设计似乎是要排除普罗大众参与,而它们声称是要推进大众的福利。

大多数人权组织是模仿北方国家的守门人组织,设于城市,由核心管理层管理,没有会员基础(不像国际特赦组织),而且全部资金是来自国外。这些组织最成功的,只不过是等同公共政策智库,研究所,或是特殊出版社…。「人权」已不再是社会公义或良知推动的运动的货币,而成为少数专业阶层的特殊语言,有其本身成为会员的礼仪和认证方法。我观察到某些地方的人权行动主义已不是荣誉奖章,越来越变成特权证书。

这篇文章的焦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人道、发展和人权组织。但必须要记住问责是全部形式的人类组织的核心议题,不单是志愿组织的问题。但是,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经常要求他人问责,它们有特别责任以身作则,成为合法性和问责的指路明灯。

文章分三部份。首先是评论在过去十年对非政府组织问责的理解正在改变。其二,设定一个框架以认定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有形和无形的源头,具体是要认定非政府组织合法性是否必然需要组织性的民主。最后是检视问责的机制,强调利益相关者分析和参与是问责方法的核心,此外还会了解背景和对透明度与回应的承担。

1990年代重新定义问责
上文提到的《经济学人》的两页,在两方面质询拜耳和乐施会:它们是谁的代表以及它们的表现。拜耳是《经济学人》的「守法公司」的例子,有颇为传统的商业问责公式。公司代表股东的利益,表现是以利润和增长计量。问责的商业公式深深植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但现在受到进步的商界人士,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人士挑战,要求企业问责是较宽较广。公司被督促要超越单一的财政「底线」,要向「三条底线」负责;这包括社会和环境会计。有道德的商业越来越被理解为「企业公民」,公司明显要为较广泛的「公共财」负责。企业的合法性越来越视乎这方面的成绩,或是人们看得到的表现。

在西方的传统,慈善机构的会计制度源远流长。许多西方国家的慈善团体是由商界人士创立或支持,它们一如商界企业尽少向外公报。慈善团体一般被要求概括呈报筹款和开支的数目,受惠穷人的数目,行政费用。最后一项是臭名远播的筹款与行政费用比率,成为志愿团体廉洁和效率的基准。很奇怪,人们特别留意这比率,而不是开支对受惠穷人的实际效应。这就是基督徒道德和资本主义慈善精神的金钱焦点。

和商界一样,非政府组织也要强迫本身,也受到他人的压力,要扩大和深化问责的意念。这是它们合法性的基础。在灭贫和争取社会公义的工作中,非政府组织倡导兴起成为主流策略,挑战企业、政府、武装派系和其它非国家参与者,问责和合法性的议题越显重要。在《经济学人》点题这问题前,非政府组织已积极讨论非政府组织的问责。在1990年代,起码在文字上,参与人道和发展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标出重要的议题。它们的决策者和思想家长久以来已经理解,要为人信任和取得合法性,组织必须满足两个需求。首先要为宣传材料,新闻发布和私下游说提出充份证据。其二是要证明在全球的贫民窟,乡村和难民营的工作是有效益。当然他们全都理解,证明第一点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连系第二点。许多参与重大倡导工作的救援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走廊上满是诵经的回音:「我们必须被人看到我们说话是根据本身的实际经验。」非政府组织知道它们的权威是来自它们现身于那个被称为「实地」的神秘地方。

表现的问责
因此在1990年代,非政府组织社群内部订出的挑战,是非政府组织实际做到的事要「较为问责」。在人道机构的社群中,一些非政府组织要回应卢旺达灭族的批评,这是要求机构要为表现问责。值得赞扬的是人道非政府组织走在一起解决内部问题。在这方面它们超越从事发展工作的同侪,在90年代后期提出多个机制:行为守则;人道主义宪章Humanitarian Charter;一套技术标准;人道主义问责计划Humanitarian A[/color]ountability Project(不是很全面的申诉制度);重新强调评估的质量和透明度;主动的学习网络以分享人道行动的教训,以及其他探讨质量模式和专业认可的方案。

专注发展工作的组织在这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没有即时有形有实的新全面制度和标准。但进展还是有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了解到发展工作也有多重底线。简单报告项目的产出,例如打了多少口井,派发了多少吨改良种子,已经不被接受。于是开始要追求监察「成果」和评估「影响」。有几个非政府组织主动探讨「社会审计」──因为它们在促使商界企业作出社会和环境审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采用策略式规划和逻辑框架分析,以定出整个组织的具体目标(从理事会层次到项目层次),亦要求整体为此问责。但这些都并不容易;要推出新的工作管理模式很困难。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觉得以利润或产出表达,比后果、影响、归因这些有细微差别的问题容易得多。富创作能力的会计师长久以来把财务报告弄得复杂,是否盈利只是解读的问题。但现在的社会和环境会计,其中的文艺科学确实有时是相当复杂。非政府组织试图追踪它们的行动与环绕着种种项目的个人、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改变;要算计这些工作的影响或后果是不确实,一般有争议,甚至只是非政府组织的猜想。

英国五个最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英国海外援助团体British Overseas Aid Group)追随《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标准SPHERE Project》,以及英国志愿团体体系的质量框架,以探讨发展工作的质量标准。其后发表报告提醒标准激增,组织趋向官僚化,过份注重程序;但亦有建议组织要定义何谓质量,对持续改善有承担,以及一套有十点的组织标准,指出有几项标准可以直接借鉴现有的人权标准(例如参与标准)。多个人道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正在寻求一个质量与标准的方法。世界宣明会为属下65个会员机构定出十项「服务标准」。国际乐施会属下的11个组织也同意共同遵守的项目标准;国际明爱也开放订出质量标准。福特基金会提出非政府组织的「简单扎实」质量标准,独立处理发展事务的申诉专员,认证和大家同意的投诉程序;但还未有见到成果。

为发展工作定出标准,涉及的风险不止是官僚,也是相对性的。英国海外援助团体的报告尤其提醒不要过于热心采纳商界的质量模式:
「发展工作的世界不是商业的世界,可能不需要包括典型的商业合约关系(制造商、消费者、服务提供者、客户的关系)。西方世界讨论发展工作,依然是谈到非政府组织和穷人之间的团结,伴同和伙伴的关系。过于商业化的质量和标准可能会永远扭曲这种关系。」

有学者指出复杂的问责制度会把非政府组织和贫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本来是持续,即时和人道的关系,进一步「专业化」。技术性的问责多一些,关系可能少一些。

发言的问责
如果在过去十年,非政府组织理解到它们要为所作所为负责任,也要为所说所言负责任。「发言的问责」是要回应两方面的质疑:发言是否诚实,发言有什么权威。虽然两者明显有关连,「诚实」主要是实证(是否可以证明?),而「权威」主要是政治性(发言的权利从何而来?)国际非政府组织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在1990年代,许多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增强研究能力,或是与学者和智库建立策略联盟,以确保研究的质量。但它们也要牢牢守着倡导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教条。它们在倡导,游说和宣传时用到的细节,多是源于它们的工作项目。学者和政策研究员的宏观分析加入这些微观案例,讨论倡导时有了人性化的例子,可以证明一些趋势。

如果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保证「诚实」,那么「权威」的问题就更为复杂。《经济济人》就是咬住这一点,许多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中人也觉得这是弱点。弱点不只是代表性这样的技术议题,也是个人的──没有多少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士是穷人,或以前是穷人。他们感受贫穷,战乱和惨剧的经验,是简接来自工作方面。因此,讨论非政府组织的「发言」,阶级尤为关键。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中产阶级要就贫穷发言,可能感到有些虚伪。

讨论非政府组织的问责和合法性,「发言」这问题是最备受争议。这似乎已经代替以往的筹款与行政开支比率,成为新世纪的非政府组织关键条件。但奇怪的是两者对非政府组织实际帮助穷人生活没有多少关连。大多数对非政府组织的批评,都不是关注究竟非政府组织在灭贫和促进人权方面是否做得好,只是关注它们的阶级和政治。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筹款比率决定慈善团体是否诚实。在廿一世纪,发言比率看来是决定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和问责的主要条件。

非政府组织严肃和通透讨论发言问责──贫国富国对它们都有批评。非政府组织自问的问题,集中于它们发言是如何关连它们最关注的对像──穷人,被侵权的人和战争受害人。这些讨论可以简写为:非政府组织发言是否作为穷人,伙同穷人、为了穷人或关于穷人?正如人生,讨论的大方向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讨论的字眼。有关非政府组织发言问责的争议,主要是前置性质,是系于它们与穷人或人权被侵犯的人们彼此关系的本质。

非政府组织如何回答这问题,会决定它们合法性的确切本质。如果非政府组织或基于社区的组织是由穷人或人权被侵犯的人们组成,它们会被认为是作为穷人。如果非政府组织是与他们紧密工作,发言得到他们同意,这是伙同穷人。如果──正如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声称──穷人和受欺的人未能有效代表自己发言,变得「没有声音」,那么非政府组织发言可以说是为了穷人或代表穷人。但是,要小心考虑这种说法,因为可以辩解为为了组织的利益,非政府组织的中产阶级会压低低下阶层的声音。换句话说,「没有声音」部份可能是因为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抑制,或是其他较粗暴的抑制。北方非政府组织「把持」议程,接管南方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这议题是大家熟知的。最后,如果严格来看非政府组织不是作为,伙同或为了某一贫穷或受迫害的组群发言,只是泛泛而谈,那么只能说非政府组织发言是关于贫穷或欺压。

许多非政府组织发言不会有划一的形式。视乎情况,非政府组织可能在某一场合「伙同」发言,在另一场合是「关于」发言。但有些非政府组织和基于社区的组织必然是以「作为」的身份发言,而在政策图谱的另一端必然有其他人是「关于」问题而发言。但即使是最有根基和有代表性的会员组织,权力的动态意味团体的声音也可能被团体的部份人所「把持」,因而有所倾斜。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必须清楚在某一情况中,声音是来自何方,也必须保持透明度。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确切本质会因应它们的发言模式而改变。但如被发现它们只是伪装,它们就会失去合法性。

合法性的源头
从以上的评论可以见到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和问责有紧密关连,但不是二合为一。本文不再冗长讨论,但会以一个句子总括合法性和问责的定义,然后逐一解释术语,认定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可以利用的原则,以发展和解释它们的合法性和问责。

本文定义「合法性」为「在任何时候,组织被认知的深远特殊地位,使其运作时得到全世界人民,政府,企业和非国家团体的普遍认同。」从这个工作定义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或人权团体的合法性是衍生和产生的;是从道德和法律衍生,是从诚实,有形的支持和较无形的好感所产生。

道德知法律源头
在伦理的基本层面,组织的合法性是从道德和法律中衍生而来。非政府组织大多是自我授权;在国际舞台上,它们的运作不是依据国家根据国际法向它们授权。这完全不同于有特别授权的组织,例如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的法定地位和道德理解不能以国际法则来解释,而是要用上一些第一原则。

非政府组织可以简单的宣称它们符合国际法的法理,又遵守法纪,所以它们有法定地位。非政府组织根据政府法例在本国和国际运作,这有助它们的合法性。在国际层面,它们可以声称是联合国宪章第71条所承认的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可以声称它们的工作是支持国际法,因为它们的人权,人道或发展工作是参照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难民法。国际人道法承认中立人道组织的人员是在武装冲突中应受保护。得到这些法律的保护,提高了非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

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不是单单因为承认人权法。这些由关注人士组成的组织,可以实际上从这些法律得到法理地位,合法性和保护,是因为这些法律重视人权,也重视人责。人权法的主要条款强调个人责任以促进尊重他人的人权,限制可能侵犯他人权利的行动。这是人们必须主动承担的责任。其他适用于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的宣言进一步阐明这些责任。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清楚说明「全体人类有个人和集体发展的责任。」联合国大会借助这责任原则,在1998年通过《人权维护者宣言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确认个体和团体有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

因此,组织有促进发展和人权的责任,可以从国际人权法得到重要的论证。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的倡导工作,大多是连同或针对政府,武装派系,企业和普罗大众,可以说是提醒人们他们的责任,因此也是符合它们的人权法责任。

但法理只是组织的基本合法性的小部份。非政府组织或人权团体的较广泛合法性是从道德衍生。组织的使命是要终止侵犯人权,这明显是衍生自人类平等、尊严、中立、公义、自由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的价值。这些道德组合赋予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伦理的合法性,也是与全球人民的合理道德要求有共鸣。表达和承认这基本道德,对组织的合法性来说是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只是在新近的「公民社会」圣地中占一席位,不足以担保合法性,所以这是尤其重要。公民社会中有其他许多团体不能声称有同样的道德合法性,例如美国的3K党以及其明显没有公民使命和价值的其他民间组织。

有形和无形的合法性源头
如果合法性是从第一原则的法律和道德所衍生,现实中也会是从有形和无形中产生。

有形的支持
组织合法性的最为有形的形式,可能是来自受惠者,会员,支持者和仰慕者的直接支持。人权组织的最有威势的有形支持形式,莫过于得到它们要保护或帮助实现人权的对像大力支持。组织得到服务对像的同意,认同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是组织合法性的强大源头。同样的,如果非政府组织的会员有广泛的代表性,合法性也得到提高,因为可以指出它们得到支持的程度,而且主要还是民主式的支持。

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不是会员组织,依靠它们得到的有形支持也可以声称是有支持的,但不是明显的民主和基于投票。例如乐施会有六十万人每月定期捐献,有许多是不定期捐助,也得到政府拨款;乐施会所而可以声称受人欢迎和有代表性。英国乐施会有二万名义工。(译注:义工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国几百间慈善零售店的运作。)这些时间和实物的奉献是另一类的重要支持。媒体,舆论领袖和学者也支持乐施会的论点,即使反对者也是抱着尊敬的态度。这类型的有形支持(时间,金钱,知识协议,信念分享)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主动耕耘。这揭示人民和政府广泛支持组织的重要和有效运作,也是它们要主动追求的。这样的支付是乐施会合法性的极为宝贵的有形资产,但必须是与真正和透明的问责机制连系。如果乐施会的宣传资料,向支持者的简报不是如实际行动,它们的合法性只是欺骗性的。直接支持本身不能够建立合法性,一定要如实告知会员他们实际是在支持什么。乐施会要取得合法性,它的活动必须得到「知情同意」的支持。

有形的关系,知识和专业知识
组织的合法性是从由知识和关系所产生。组织的知识和人脉是合法性的主要源头。人权团体熟悉人权法和侵犯人权的模式,是极为重要,它的意见是专家意见。非政府组织接触的对像,曾经历人权受到侵犯,贫穷和极度苦楚(例如漫长战争中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民),或是可以做出一些事(例如政治人物,军事领袖和跨国企业),都是这些组织的有法理地位的联络对像。非政府组织与人权受到侵犯的各方都保持关系,会产生合法性,是合法性的有形源头。这些资产可被简称为宝贵的专业意见和关系。。

有形的表现
如上讨论,合法性也是由良好表现产生。非政府组织越能显示其实际表现对人权、贫穷和苦楚有正面效益,就有更大的合法性。有效的表现是团体合法性的附加值,因为这说明团体不但知道有侵犯人权和压制,而且采取行动。由此带来的良好表现和使到人们真正受惠的有形行动,是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源头之一。这说明非政府组织不只是关心人权被侵犯,熟悉人权,熟悉受害人和权势中人,为使命筹款,而且做到实事。证明有良好表现,可以把非政府组织从良好的道德意念改变为实际的道德追求。证明这实际上是做得到更会令非政府组织成为较具合法性的企业。

作为组织合法性的有形资产,表现和影响是极为重要。在危急关头,这可能是任何有关组织合法性的最后资产。但是,后果不是全部。在任何表现,所采用的方法对产生合法性也是极为重要。非政府组织表现和影响等意念必须细微区分,考虑人权时要顾及方法,也要顾及后果。良好表现不只是取得后果。例如,全男班的医疗小组可能做手术成功挽救一位妇女的生命;但他们可能没有和她讨论病情,对她评头品足,优先处理男性病人,没有用麻醉剂,做完手术就要病人出院。后果是有了,但这不是良好表现。因此非政府组织的人权工作必须显示全面表现是符合人权的价值,而不只是后果。

信任,廉正和声誉的无形源头
非政府组织合法性有更多的无形方面。可信度,声誉,信任和廉正等是组织合法性的重要素质。虽然这些都依赖合法性的有形源头──支持,知识和表现──不寻常的是,这些也有其本身的生命。这些素质是信念多于事实,依赖形像而不是现实,可能不需要实证经验就可以影响对方。例如我可能对某一团体有好感,但从来没有捐款,或看过它的工作,或看过它的书,或见到它的人员。我觉得这是有合法性的好团体,因为我对它的可信度,廉正和声誉有好感。因此,我认为可以信任这团体,认为它有高度合法性。

这些无形素质,就是会计师在资产表列出的「店誉」。传统主义者可能描述这是决定组织「光环」或建立机构「名声」的因素。无论是什么名称,这些较为无形的合法性素质是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大多数人认知和评价他们所知不多的组织的基础。

没有民主的合法性?
《经济学人》提出的问题〈乐施会是谁选出来的?〉,是假设只有民主选举的组织才是真正的问责和有合法性。可以很简单反驳:〈经济学人是谁选出来的?〉但民主议题需要更深入思索,因为这是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决定点,要求非政府组织如实回答。答案可能有两个。一就是非政府组织可能同意只有民主结构是真正的问责和有合法性。这需要它们全都转变为民主组织。一就是要解释非民主式的问责。它们需要打做案例和好好说明。

无论是那一个答案,非政府组织体系都面临巨大改变。选择民主可能要大规模改组。选择第二个方案可能要求详细说明一些深思熟虑的论点,要提出一些问责机制来证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没有会员管治的公民机制。会员众多的组织只是少数。大多数是自我繁殖,理事和信托人都是由内部选出。这些组织必须要证明虽然它们不是民主,但依然有合法性。它们的论点要能自圆其说,说清楚究竟它们是「作为,伙同,为了或关于」受欺压的人们发言。不同的说法要求不同的问责。世界宣明会认为没有会员基础的组织如果专注于批评和专家意见,会有较高的合法性:「批评或负面宣传,对公民社会的特殊贡献可能大于促进改变的愿景。富裕社会一般较为清楚它们要消除什么而不是建设什么:地雷、债务,奴隶制度…公民社会。真正的改变是由政治社会,政党和政治人物完成,但在这流程中,公民社会可以发挥专业所长,教育政治社会。」这个专家和教育角色,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已经是足够。但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不会因此而满足,它们要成为政治社会的部份,吸引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加入。非政府组织为自身的合法性辩解时,自身的行动主义的确切本质要保持透明。但发展范畴还没有探讨行动主义。

问责的方法
如果以上谈到的都是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源头,这都是具体的问责机制有关连。如果表现是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就要有令人信服和透明的方法证明表现的质量。如果好感和信任是关键,同一非政府组织要找到方法测量这些无形的因素。如果非政府组织声称它的授权部份是来自服务的对像,就必须证明它们和服务对像维持有意义的关系,确保他们认识组织和能够影响运作。除了证明和测量,非政府组织也要证明是说得到做得到。换句话说,非政府组织要为从表现中学到的教训采取正面行动,然后向支持者汇报最新的行动。

因此非政府组织问责的工作定义涉及「呈报,参与和回应」三方面,问责是「非政府组织为自身相信的,做到的,做不到的公开负责的流程,说明有关各方的参与,以及主动回应学到的教训。」问责主要是一个流程,这说法意味要通过设计和执行实作的机制才能成为事实。非政府组织的思考和积累的经验可以提供设计适当机制的多个关键因素。思考问责,最多想到的是人权团体要向更广泛的人群负责:在生的和还未出生的。为了要认定这些人群,主要工具之一是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方法。任何问责流程的第一步,是绘画和分析在既定情景下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最初绘画出来的往往揭示利益相关者有互相矛盾的利益冲突。非政府组织必须找出方法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排出优先次序。利益相关者分析因此是设计适当问责机制的关键文件──无论是社会审计,评估,外部监管,投诉程序,会员制度,环境影响评估,利益相关者具体调查等。

问责的背景
把问责机制适当裁剪配合适当的利益相关者,流程的重要部份是理解背景。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运作的背景不是划一的。例如,在民智已开的欧洲和发达国家的劳工权益团体,其适当的问责机制不会适合南亚国家的童工权益组织;那里的人民教育水平低,童工没有工会,行动主义往往带来人身安全的问题。换句话说,不能以一套问责程序硬生生加诸众多非政府组织。问责方法要因应不同背景而创新。问责机制要透明。这虽然是流行的问责宣言,但对一些人权团体来说是问题:它们不方便透露资料的来源和接头人。无论如何,任何问责制度必须以透明度为首要,然后认定有时要保密的具体(也要透明)条件。

基本框架
一些非政府组织已开发简单的问责框架。非政府组织问责,只有少数是法律规定,越来越多的是因为有专业,商业,政治和道德上的需求。虽然问责的含义主要是财务方面,但现在的实际要求是较为广泛,不只是关于财务程序和数字,也不只是呈报关系,意图,目的,方法和影响。问责要处理的资讯是量化和质化,硬的和软的,实证的和推论的。问责记录事实和作出判断,也要「拥抱失败」和教训,庆祝成功和重复打造。这个框架可以简化为四方面

为什么问责?
问责流程开始时要认定任何非政府组织计划涉及的权利,有关权利的持有者和责任者。非政府组织从这个权利─责任分析中可以认定本身的具体任务,同时说清楚他人的责任。然后说明它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尽可能多说一些真实案例。案例要包含参与多方的角度,它们的工作经验,萌生的关系,质量和要求的标准,开支的数目和内容。然后组合为对人、事、关系、金钱、时间影响的整体报告。

向谁问责?
非政府组织的任何工作都要算计不同组群都是利益相关者:持有权利的目标组群,不同的责任承担者,初级利益相关者以外,关注和观察身份的二级和三级利益相关者。

如何问责?
不同利益相关者要求不同方法的问责。有些只要求数字。有些要求数字和影响。有些知书识墨;有些是文盲。有些要知道详情;有些只要求大概。因此问责要求不同的媒介。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透过代表性会议,研究,代表性议会或投票机制参与问责流程。所有非政府组织问责机制的共通美德是诚实和透明。非政府组织所说有关自身的一切,或是报告他人所说的,必须是合符情理的真实,容易取得,人人都可取得。

改善的问责
非政府组织问责机制必须清楚说明如何回应学会的教训以及利益相关者提出的议题。选择的机制必须说明如何回应:告知人们所采取的新行动,以及让他们参与。

总结
文章试图概述讨论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和问责的一些主题。说到底,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和问责的问题,只能在组织决定要成为什么组织之后才能回答。换句话说,要等待它决定本身行动主义的确切性质。有些会选择成为民主的社会运动,有些是专家的问责组织。讽刺的是,选择后者的非政府组织会较好采纳拜耳的宣传口号:「负责任的专业!」。更为讽刺的是,专家组织和社会运动可以站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口号旗帜:「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这是追求受尊重全球公民的疯狂。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5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3月 07, 2008 2:00 am

简体版在下半栏

英語原文The Tempered Radicals: How employees push their companies– little by little – to be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By Debra E. Meyerson

溫和激動派:僱員如何逐步推動他們的公司更多負起社會責任
作者Debra E. Meyerson是史丹福大學教育系教授。

原載於《史丹福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2004年秋季號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2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原文是新聞報導形式,譯文是改譯。)

任何組織都有僱員憑著自己的理想,默默推動公司改變。他們不受人注意,不是急進的「叛徒」,但往往不依牌理出牌,在組織內創造改變的機會。他們不是革命行動的英雄式領袖,而是小心翼翼,堅持不懈的催化劑,慢慢作出改變。他們是「溫和激動派tempered radicals」。作者多年來研究這些溫和激動派人士在不同企業,組織的行為和影響,歸納成書(與本文同名)。

溫和激動派身處斷層。他們是組織的內部人,在本身的職位頗有成就,但掙紮於要追隨本身的「不同」議程,又要迎合主導文化。他們採用不同的策略來創造改變,有些是小心從事,默不作聲;有些較為高調。他們都是以行動表達個人的價值觀,不作聲地質疑習以為常的信念和工作慣例。作者稱之為「分裂式自我表達disruptive self-expression」,因為這可能打破常態。

許多溫和激動派是通過自我表達的小小行動──衣著、語言、領導風格,作出改變。一位溫和激動派是公司的小主管,堅持猶太人假期都放假,雖然這不是公司的常規。這似乎是小事,但是向他的上司發出訊號:非基督教假日也是要遵守的。其他同事逐漸倣效他,最終公司修改人事政策以方便員工遵守非基督教假日。昔日的離規行為如今得到承認。

小小行動證明遵循只會鞏固主流文化,如上的小小行動可以動搖它的根基。即使個人的意願不是要搗亂,其他人有樣學樣,總會泛起漣漪,最終導致重大改變。密芝根大學的組織理論家Karl Weick稱呼這漣漪為「偏差的擴大deviation amplification」:背離常規的單一行為為他人倣效。溫和激進派作出的大事,是小小行動,但擇善固執。除了自我表達的行動,許多溫和激進派的第二策略是發揮「小勝利的槓桿作用leveraging small wins」。例如一位推動社會責任的活動份子逐步贏得小小勝利:先是說服公司為每位員工配置環保廢物箱,大家不用跑得老遠去循環回收大桶;在停車場設置玻璃瓶回收箱;電腦設置為自動關機;公司大批買入低耗能燈泡,以成本價買給員工;安排員工在午膳時間共用車子到超市購物;只購買「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咖啡和茶葉。每一件都是小事,但累積起來就做成聲勢。員工開始談論環保,交換意見如何在日常生活作出小小貢獻。談論得越多,就更多小小勝利。

溫和激進派的基本假設,是組織持續演變,以適應市場情況,員工的要求,以及科技創新。有時改變是相當戲劇性,但大多時是逐步調節。溫和激進派在制度中以碎步前進,利用不同的細微方法,傳播訊息和機會,質疑既定的假設,改變包含的邊界,取得小小勝利。

他們的行動可能是抗議苛刻的工作條件,要求多聘用弱勢社群,或是促進更廣泛的宗教和文化信仰。有時這些零碎行為累積成為事先未能估計的較大勝利。但如果要改變大規模和特殊的目標,例如公司政策和資源分配要重大改變,集體行動比個人行動有效。人們必須彼此合作才做到大事,尤其是他們沒有常規的權力去改變。合作的最大優點是集體行動有較大的合法性,權勢和資源。這見諸任何最近的社會運動。

溫和激進派開步走
1) 在公司內外,與有共同身份或意念的人們建立關係。
2) 維持熱情。萬事有起有落,有熱情才會持久。
3) 想一套,說一套,做一套。分開幕前的表演和後台的行動。幕前要表現得順從和令人信任,在後台做你認為是對的另外一套。學習用權勢中人的語言來陣述你的隱藏議程。例如,不大事宣傳環保永續,而是說改變是為了公司的長期利益。
4) 後台行動要能建立與其他「同黨」的關係。行動無需立竿見影,能夠泛起漣漪已經可以了,無需即時威脅到現況。不爭朝夕,只爭萬年。

化零為整
在組織之內,可能個別人士是有共同的想法和信念,但他們分散在各個角落,不成氣候。溫和激動派必須團結這些個人成為小團體。

邁開小步
小小勝利很重要,因為這是現在就「做得到」。做得到的小小勝利為人們創立希望和自信,進而有更大的推動力。反之,如果人們認為他們沒有能力改變現況,就不會找尋改變的機會;機會也不會從天而降。

邁開小步爭取小小勝利另一好處是減少焦慮和降低個人風險。小小勝利不會引發組織的免疫系統,起碼要等到這些小小勝利累積得變成顯眼。

小小勝利讓溫和激進派表達和維持他們的「不同」價值觀和身份,具體地提醒個人無需壓抑自己。部門的回收計劃不能解決全球變暖的大問題,但這證明改變是可能的。小小勝利是小型實驗。即使改變是細微──以後也可能是細微──但小小勝利是質變,不是量變,證明事物不是必然如此,是可以改變的。

成功的溫和激進派,他們的集體行動背景有幾個特點,全都吻合社會運動研究的結論:(1) 面對即時的政治機會或威脅;(2) 有現成的結構提零散的個體團結為集體;(3) 有機會形成集體認同,機會和威脅。社會學家留意到,當有些個體的利益面對即時威脅或有可以利用的政治機會時,集體會乘機崛起,採用行動。

(譯註:原文提出三個例子說明溫和激進派的成就,大體上和以上的差不多。)
***********************************************************
英語原文The Tempered Radicals: How employees push their companies– little by little – to be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By Debra E. Meyerson

温和激动派:雇员如何逐步推动他们的公司更多负起社会责任
作者Debra E. Meyerson是史丹福大学教育系教授。

原载于《史丹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2004年秋季号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2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原文是新闻报导形式,译文是改译。)

任何组织都有雇员凭着自己的理想,默默推动公司改变。他们不受人注意,不是急进的「叛徒」,但往往不依牌理出牌,在组织内创造改变的机会。他们不是革命行动的英雄式领袖,而是小心翼翼,坚持不懈的催化剂,慢慢作出改变。他们是「温和激动派tempered radicals」。作者多年来研究这些温和激动派人士在不同企业,组织的行为和影响,归纳成书(与本文同名)。

温和激动派身处断层。他们是组织的内部人,在本身的职位颇有成就,但挣扎于要追随本身的「不同」议程,又要迎合主导文化。他们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创造改变,有些是小心从事,默不作声;有些较为高调。他们都是以行动表达个人的价值观,不作声地质疑习以为常的信念和工作惯例。作者称之为「分裂式自我表达disruptive self-expression」,因为这可能打破常态。

许多温和激动派是通过自我表达的小小行动──衣着、语言、领导风格,作出改变。一位温和激动派是公司的小主管,坚持犹太人假期都放假,虽然这不是公司的常规。这似乎是小事,但是向他的上司发出讯号:非基督教假日也是要遵守的。其他同事逐渐仿效他,最终公司修改人事政策以方便员工遵守非基督教假日。昔日的离规行为如今得到承认。

小小行动证明遵循只会巩固主流文化,如上的小小行动可以动摇它的根基。即使个人的意愿不是要捣乱,其他人有样学样,总会泛起涟漪,最终导致重大改变。密芝根大学的组织理论家Karl Weick称呼这涟漪为「偏差的扩大deviation amplification」:背离常规的单一行为为他人仿效。温和激进派作出的大事,是小小行动,但择善固执。除了自我表达的行动,许多温和激进派的第二策略是发挥「小胜利的杠杆作用leveraging small wins」。例如一位推动社会责任的活动份子逐步赢得小小胜利:先是说服公司为每位员工配置环保废物箱,大家不用跑得老远去循环回收大桶;在停车场设置玻璃瓶回收箱;电脑设置为自动关机;公司大批买入低耗能灯泡,以成本价买给员工;安排员工在午膳时间共用车子到超市购物;只购买「公平贸易Fair Trade」的咖啡和茶叶。每一件都是小事,但累积起来就做成声势。员工开始谈论环保,交换意见如何在日常生活作出小小贡献。谈论得越多,就更多小小胜利。

温和激进派的基本假设,是组织持续演变,以适应市场情况,员工的要求,以及科技创新。有时改变是相当戏剧性,但大多时是逐步调节。温和激进派在制度中以碎步前进,利用不同的细微方法,传播讯息和机会,质疑既定的假设,改变包含的边界,取得小小胜利。


他们的行动可能是抗议苛刻的工作条件,要求多聘用弱势社群,或是促进更广泛的宗教和文化信仰。有时这些零碎行为累积成为事先未能估计的较大胜利。但如果要改变大规模和特殊的目标,例如公司政策和资源分配要重大改变,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有效。人们必须彼此合作才做到大事,尤其是他们没有常规的权力去改变。合作的最大优点是集体行动有较大的合法性,权势和资源。这见诸任何最近的社会运动。

温和激进派开步走
1) 在公司内外,与有共同身份或意念的人们建立关系。
2) 维持热情。万事有起有落,有热情才会持久。
3) 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分开幕前的表演和后台的行动。幕前要表现得顺从和令人信任,在后台做你认为是对的另外一套。学习用权势中人的语言来阵述你的隐藏议程。例如,不大事宣传环保永续,而是说改变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利益。
4) 后台行动要能建立与其他「同党」的关系。行动无需立竿见影,能够泛起涟漪已经可以了,无需即时威胁到现况。不争朝夕,只争万年。

化零为整
在组织之内,可能个别人士是有共同的想法和信念,但他们分散在各个角落,不成气候。温和激动派必须团结这些个人成为小团体。

迈开小步
小小胜利很重要,因为这是现在就「做得到」。做得到的小小胜利为人们创立希望和自信,进而有更大的推动力。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况,就不会找寻改变的机会;机会也不会从天而降。

迈开小步争取小小胜利另一好处是减少焦虑和降低个人风险。小小胜利不会引发组织的免疫系统,起码要等到这些小小胜利累积得变成显眼。

小小胜利让温和激进派表达和维持他们的「不同」价值观和身份,具体地提醒个人无需压抑自己。部门的回收计划不能解决全球变暖的大问题,但这证明改变是可能的。小小胜利是小型实验。即使改变是细微──以后也可能是细微──但小小胜利是质变,不是量变,证明事物不是必然如此,是可以改变的。

成功的温和激进派,他们的集体行动背景有几个特点,全都吻合社会运动研究的结论:(1) 面对即时的政治机会或威胁;(2) 有现成的结构提零散的个体团结为集体;(3) 有机会形成集体认同,机会和威胁。社会学家留意到,当有些个体的利益面对即时威胁或有可以利用的政治机会时,集体会乘机崛起,采用行动。

(译注:原文提出三个例子说明温和激进派的成就,大体上和以上的差不多。)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8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3月 07, 2008 4:16 am

简体版在下半栏

原文: The Human Ecosystem Framework

人類生態系統框架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Baltimore有一項研究該市生態環境的長期計劃。採用的《人類生態系統框架》是改編自Machlis, Force與Burch (1994) 的著作。

這框架分為兩個關連部份:關鍵資源,社會制度;再細分如下。

關鍵資源分為三部份:生物物理資源(空氣、能源、植物、動物、物質、營養素、土地、水);社會─經濟資源(訊息、人口、勞工、資本);文化資源(組織、信念、神話)

社會制度分為三個相扣的部份:社會制度(衛生、司法、信仰、商業、教育、閒暇、政府、生計、家庭);社會周期(心理性、個人性、組織性、制度性、環境性);社會秩序身份─年齡、種族、性別、階級、世襲階級、氏族;社會基準─正規、非正規;階層─財富、權力、地位、知識、領土)

生態學家往往把生態系統的概念套用在遠離人煙的地方。其實,要維持城市、城郊、以及大城市周邊的生活質素,就要了解生態系統。《人類生態系統》 提醒市民和決策者,我們的福祉和苟全全都最終依賴我們的生態。事實上,我們全都活在生態之中,也參與其事。

生態系統的元件──生物的、社會的、物質的、建造的──全都是息息相關。生態系統的每一元件的健康狀況,是永續維持每一城市城郊、大市小鎮的生命和衛生所必需。

生態系統,是在地球表面的一個地方,包含生物,環境,以及這兩者的互動。「系統」意謂這些組件相互關連。這些關係的本質和控制,決定生態系統可用資源的數量,有助決定哪些和多少生物可以存活。有限資源和生物的回饋控制著生態系統的功能。

人類生態系統和大自然生態系統有同一樣的元素──生物,環境和互動。但是,人類的生活改變了環境,變得複雜。建築、道路、管道、能源網路、廢棄物、停車場…這只是人類生態系統的新組件。因此人類生態系統的環境成份包括建築,基礎設施,被平整的土地。

在人類生態系統中,人類有意無意引入其他地方的生物。這些生物移民可能有用,但有一些是有害的,例如帶病的生物和害蟲。人類生活在一起和使用資源,衍生了組群、結社,法律,組織,經濟,其他文化產品和社會工具,這都增加了複雜性。

*************************************************************

原文: The Human Ecosystem Framework

人类生态系统框架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有一项研究该市生态环境的长期计划。采用的《人类生态系统框架》是改编自Machlis, Force与Burch (1994) 的著作。

这框架分为两个关连部份:关键资源,社会制度;再细分如下。

关键资源分为三部份:生物物理资源(空气、能源、植物、动物、物质、营养素、土地、水);社会─经济资源(讯息、人口、劳工、资本);文化资源(组织、信念、神话)

社会制度分为三个相扣的部份:社会制度(卫生、司法、信仰、商业、教育、闲暇、政府、生计、家庭);社会周期(心理性、个人性、组织性、制度性、环境性);社会秩序身份─年龄、种族、性别、阶级、世袭阶级、氏族;社会基准─正规、非正规;阶层─财富、权力、地位、知识、领土)

生态学家往往把生态系统的概念套用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其实,要维持城市、城郊、以及大城市周边的生活质素,就要了解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 提醒市民和决策者,我们的福祉和苟全全都最终依赖我们的生态。事实上,我们全都活在生态之中,也参与其事。

生态系统的元件──生物的、社会的、物质的、建造的──全都是息息相关。生态系统的每一元件的健康状况,是永续维持每一城市城郊、大市小镇的生命和卫生所必需。

生态系统,是在地球表面的一个地方,包含生物,环境,以及这两者的互动。「系统」意谓这些组件相互关连。这些关系的本质和控制,决定生态系统可用资源的数量,有助决定哪些和多少生物可以存活。有限资源和生物的回馈控制着生态系统的功能。

人类生态系统和大自然生态系统有同一样的元素──生物,环境和互动。但是,人类的生活改变了环境,变得复杂。建筑、道路、管道、能源网路、废弃物、停车场…这只是人类生态系统的新组件。因此人类生态系统的环境成份包括建筑,基础设施,被平整的土地。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有意无意引入其他地方的生物。这些生物移民可能有用,但有一些是有害的,例如带病的生物和害虫。人类生活在一起和使用资源,衍生了组群、结社,法律,组织,经济,其他文化产品和社会工具,这都增加了复杂性。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3月 07, 2008 6:20 pm

简体版在下一栏

英語網站:EcoLogic Finance

圖檔圖檔

生態貸款社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7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教材選讀的是2004年秋季的《通訊》,內容介紹印尼咖啡和玻利維亞大豆的貸款個案。只看個案,未能一窺全豹。所以譯文選材自EcoLogic Finance的網頁,較為全面介紹這個社會投資基金;資料大概是2006年的。2007年5月,生態貸款社EcoLogic Finance脫離一直支持它成立和運作的生態發展基金EcoLogic Development Fund,成為獨立團體,改名為Root Capital。)

生態貸款社EcoLogic Finance(以上簡稱為EF)為非牟利組織,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亞的環境敏感地區的小生意人提供可負擔的金融服務。

EF提供資本貸款,支持低收入農村社群的商業運作,促進環境保育和草根階層的經濟發展。EF在1999年成立,管理的貸款項目由2萬至75萬美元不等,平均每宗貸款額為20萬美元;對像是未能從當地金融機構取得貸款的中小型企業,從事農林複合經營(蔭下栽種和永續農業),野生農產品,有認證的林業,永續漁業和生態旅遊。

貸款的優先對像:
──證明有能力為弱勢社群(尤其是小農,婦女和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大大增加家庭收入;
──在受威脅的棲息地運作,提供對破壞環境的永續經濟取代方案;作為對野生生物、森林、河流、海岸和其他資源的負責任管理者;
──通過由勞工自己擁有和管理的企業,例如農村合作社和生產者協會,有潛力發展當地人士自決;
──因為小規模,沒有扺押,管理經驗有限,和(或)經營地點的財務風險,未能從傳統的商業機構取得融資。

短期貸款用於運作資金,長期貸款投資於重整農業。除少數例外,EF貸款只限於與代表推動社會價值的買手直接交易的農村生產者組織。如此一來,EF利用貸款作為工具,導出孤立農區的創業能力,促進保育和鼓勵對社會負責的商業實作。

圖檔
祕魯婦女採摘咖啡豆

需求
EF了解到保育珍貴的熱帶生態系統,是與當地社群的經濟需求息息相關。廣泛貧窮及其成因往往是環境衰敗。為了解決這問題,演變出一些結合基於社區的發展和負責任管理大自然資源的新企業。尤其在美國和西歐,越來越多從事國際貿易的公司支持低收入國家的永續農業和其他有利生態的生產。它們直接向生產者購買在豐富多樣森林環境林下種植的有機農產,例如咖啡豆,可可豆,香料這些經認證的食物。因為沒有中間人的剝削,小農的收入增加;這些「綠色」客戶提出公平價格,穩定市場和技術援助,以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

農村企業可以利用這些有利的貿易條件,鞏固可行的經濟替代方案,取代以往不能永續的土地利用方法,例如刀耕火種農業,濫伐林木,大牧場等。邊緣社群,例如小農,少數民族和婦女,得以藉著富裕國家對符合環境保育產品的需求。隨著這項由社會價值推動的消費主義開展,開發中國家的生態企業可以提升當區的長期經濟發展能力,同時又保護當地的大自然資源。

但是開發中國家長久以來缺乏資金,使到有意保護當地棲息地的低收入社群的增長和生意盈利受到打壓。小規模生產者大多是窮人,沒有扺押資產,當地金融機構拒之門外。EF以創新手法提供可負擔的信貸,幫助他們把生意改造成促進經濟自主和環境保育的可行方案。EF項目證明它的目標客戶社群有信貸能力,感染了傳統投資者認識生態企業,認為這是一門好生意。

圖檔
墨西哥的林下種植咖啡農民

EF的項目
貸款
小農種植,靠天吃飯;產品價格也隨著世界商品價格上落。為了降低他們未能如期還款的風險,EF要求借貸客戶必須和「綠色市場」建立聯繫,一般是通過美國和西歐的國際貿易公司。這些公司購入有認證的林下種植的有機農產,例如咖啡豆,可可豆和香料。EF幫助客戶和這些公司商討,取得買賣保證,大大減少借貸者欠債不還的風險。

EF借貸策略有以下幾方面:
(1) 發揮直接貿易關係的槓桿作用:EF在批準借貸申請前,先要確定當地的生產者與由社會價值推動的買家有聯繫。這不但保障EF的貸款,也為當地產品打出銷路;透過長期和高於市場價格的安排,提高現金收入和取得技術支援。這些買家又會向EF介紹新的借貸戶。
(2) EF的目標貸款額是2萬5千至5萬美元,足夠滿足一般農產組織的短期貿易融資,反季節時農民維持生計的貸款,以及購買農作機械、擴大生產基礎設施,或採用適當技術的長期融資。這些投資幫助農村企業的產品增值,在市場鏈的較高層次賣出產品,為社群多賺利潤。
(3) 填補融資市場的鴻溝:EF向小型企業貸款,正好填補開放中國家融資體系的空白;現時有的是微額貸款,商業借貸,風險資本,私募股權基金。近年亦多見國際發展機構方便小型創業家借貸(例如小販,單車修理,補鞋等)。但較大型的農村生產合作社無人理會,它們一般被認為回報不足,規模不符合商業資本投資。因此需要有另一套可重複實施,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來填補這空白。

財務教育
EF的客戶利用信貸,透過與國際賣家的直接貿易關係,第三者認證永續農作,透過「公平貿易Fair Trade」市場、有機和其他「綠色」標簽取得最佳價格,從而建立較強勢的生意。

雖然在全球商品市場有這些相對優勢,許多社群商業組織的財政基礎還是不穩固,因為它們沒有適當的財務工具規劃將來。自成立以來,EF員工一直和客戶並肩作戰,教導小農、工匠、漁民什麼是現金流、核算資產負債、計算收入開支。但這些都只是頭痛醫頭,沒有組織的應急方法。

在2006年初,EF開始為開發中國家的中小企提供商管培訓。EF得到贊助撥款,與哥斯達尼加的「地球大學Earth University」聯手,啟動「未來的財務Porvenir Financiero」計劃,打算在四年內培訓墨西哥和中美洲五十個生產組織的三萬名農民和工匠。這些組織出口銷售自然產品,例如咖啡豆,可可豆,生果,蔬菜,蜜糖和手工藝。項目也包括教育當地銀行業認識生產組織的信貸需求和EF的借貸模式。

EF的伙伴
EF商業模式的核心有以下的伙伴:
(1) 負社會責任的投資者:EF現有五十多個投資者,包括個人,社會責任型投資公司,基金會,有社會信念的投資基金和咖啡商。
(2) 非政府組織:與現有或未來EF客戶有工作關係的非政府組織。
(3) 貸款擔保人:例如美國國際援助署擔保總高達5百萬美元貸款額的一半。
(4) 特許產品入口商:EF的貸款是根據入口商和借貸人的買賣合約,貨物付運就需直接付款。入口商確保這些特許產品有市場。

EF的客戶
自從在2000年成立以來:EF在廿二個國家(十二個在拉丁美洲,七個在東非,三個在南亞),發放了三百多項貸款,總額為六千萬美元。
這些客戶包括:
墨西哥:有機咖啡豆種植,捕捉龍蝦受監管的漁民
危地馬拉:咖啡合作社,香料農民
伯利兹 :生態旅遊
尼加拉瓜:婦女咖啡組織,蜜糖出口
哥斯達尼加:農民每售出一磅咖啡,抽取0.25美元投資婦女的商管教育,學校和其他社區發展活動。
厄瓜多爾:生態旅遊的小觀光船
祕魯:咖啡種植
玻利維亞:放棄火燒刀種,改種咖啡豆
巴西:巴西莓Açai

其他參考資料:
混農林綜合經營
农林复合经营技术
大樹蔭下種咖啡,生態永續更環保
可持續和善盡社會責任投資
香港公平貿易(網站)
「公平貿易」係瞎密?(謝慧貞)
台北市永康公園旁一家公平貿易的小店
公平貿易回台灣
公平交易的咖啡豆
公平貿易認證
圖檔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19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3月 07, 2008 6:25 pm

英語網站:EcoLogic Finance

圖檔... 圖檔

生态贷款社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7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教材选读的是2004年秋季的《通讯》,内容介绍印尼咖啡和玻利维亚大豆的贷款个案。只看个案,未能一窥全豹。所以译文选材自EcoLogic Finance的网页,较为全面介绍这个社会投资基金;资料大概是2006年的。2007年5月,生态贷款社EcoLogic Finance脱离一直支持它成立和运作的生态发展基金EcoLogic Development Fund,成为独立团体,改名为Root Capital。)

生态贷款社EcoLogic Finance(以上简称为EF)为非牟利组织,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的环境敏感地区的小生意人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

EF提供资本贷款,支持低收入农村社群的商业运作,促进环境保育和草根阶层的经济发展。EF在1999年成立,管理的贷款项目由2万至75万美元不等,平均每宗贷款额为20万美元;对像是未能从当地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中小型企业,从事农林复合经营(荫下栽种和永续农业),野生农产品,有认证的林业,永续渔业和生态旅游。

贷款的优先对像:
──证明有能力为弱势社群(尤其是小农,妇女和原住民)提供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家庭收入;
──在受威胁的栖息地运作,提供对破坏环境的永续经济取代方案;作为对野生生物、森林、河流、海岸和其他资源的负责任管理者;
──通过由劳工自己拥有和管理的企业,例如农村合作社和生产者协会,有潜力发展当地人士自决;
──因为小规模,没有扺押,管理经验有限,和(或)经营地点的财务风险,未能从传统的商业机构取得融资。

短期贷款用于运作资金,长期贷款投资于重整农业。除少数例外,EF贷款只限于与代表推动社会价值的买手直接交易的农村生产者组织。如此一来,EF利用贷款作为工具,导出孤立农区的创业能力,促进保育和鼓励对社会负责的商业实作。

圖檔
秘鲁妇女采摘咖啡豆

需求
EF了解到保育珍贵的热带生态系统,是与当地社群的经济需求息息相关。广泛贫穷及其成因往往是环境衰败。为了解决这问题,演变出一些结合基于社区的发展和负责任管理大自然资源的新企业。尤其在美国和西欧,越来越多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支持低收入国家的永续农业和其他有利生态的生产。它们直接向生产者购买在丰富多样森林环境林下种植的有机农产,例如咖啡豆,可可豆,香料这些经认证的食物。因为没有中间人的剥削,小农的收入增加;这些「绿色」客户提出公平价格,稳定市场和技术援助,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农村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有利的贸易条件,巩固可行的经济替代方案,取代以往不能永续的土地利用方法,例如刀耕火种农业,滥伐林木,大牧场等。边缘社群,例如小农,少数民族和妇女,得以借着富裕国家对符合环境保育产品的需求。随着这项由社会价值推动的消费主义开展,开发中国家的生态企业可以提升当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能力,同时又保护当地的大自然资源。

但是开发中国家长久以来缺乏资金,使到有意保护当地栖息地的低收入社群的增长和生意盈利受到打压。小规模生产者大多是穷人,没有扺押资产,当地金融机构拒之门外。EF以创新手法提供可负担的信贷,帮助他们把生意改造成促进经济自主和环境保育的可行方案。EF项目证明它的目标客户社群有信贷能力,感染了传统投资者认识生态企业,认为这是一门好生意。

圖檔
墨西哥的林下种植咖啡农民

EF的项目
贷款
小农种植,靠天吃饭;产品价格也随着世界商品价格上落。为了降低他们未能如期还款的风险,EF要求借贷客户必须和「绿色市场」建立联系,一般是通过美国和西欧的国际贸易公司。这些公司购入有认证的林下种植的有机农产,例如咖啡豆,可可豆和香料。EF帮助客户和这些公司商讨,取得买卖保证,大大减少借贷者欠债不还的风险。

EF借贷策略有以下几方面:
(1) 发挥直接贸易关系的杠杆作用:EF在批准借贷申请前,先要确定当地的生产者与由社会价值推动的买家有联系。这不但保障EF的贷款,也为当地产品打出销路;透过长期和高于市场价格的安排,提高现金收入和取得技术支援。这些买家又会向EF介绍新的借贷户。
(2) EF的目标贷款额是2万5千至5万美元,足够满足一般农产组织的短期贸易融资,反季节时农民维持生计的贷款,以及购买农作机械、扩大生产基础设施,或采用适当技术的长期融资。这些投资帮助农村企业的产品增值,在市场链的较高层次卖出产品,为社群多赚利润。
(3) 填补融资市场的鸿沟:EF向小型企业贷款,正好填补开放中国家融资体系的空白;现时有的是微额贷款,商业借贷,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基金。近年亦多见国际发展机构方便小型创业家借贷(例如小贩,单车修理,补鞋等)。但较大型的农村生产合作社无人理会,它们一般被认为回报不足,规模不符合商业资本投资。因此需要有另一套可重复实施,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来填补这空白。

财务教育
EF的客户利用信贷,透过与国际卖家的直接贸易关系,第三者认证永续农作,透过「公平贸易Fair Trade」市场、有机和其他「绿色」标签取得最佳价格,从而建立较强势的生意。

虽然在全球商品市场有这些相对优势,许多社群商业组织的财政基础还是不稳固,因为它们没有适当的财务工具规划将来。自成立以来,EF员工一直和客户并肩作战,教导小农、工匠、渔民什么是现金流、核算资产负债、计算收入开支。但这些都只是头痛医头,没有组织的应急方法。

在2006年初,EF开始为开发中国家的中小企提供商管培训。EF得到赞助拨款,与哥斯达尼加的「地球大学Earth University」联手,启动「未来的财务Porvenir Financiero」计划,打算在四年内培训墨西哥和中美洲五十个生产组织的三万名农民和工匠。这些组织出口销售自然产品,例如咖啡豆,可可豆,生果,蔬菜,蜜糖和手工艺。项目也包括教育当地银行业认识生产组织的信贷需求和EF的借贷模式。

EF的伙伴
EF商业模式的核心有以下的伙伴:
(1) 负社会责任的投资者:EF现有五十多个投资者,包括个人,社会责任型投资公司,基金会,有社会信念的投资基金和咖啡商。
(2) 非政府组织:与现有或未来EF客户有工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3) 贷款担保人:例如美国国际援助署担保总高达5百万美元贷款额的一半。
(4) 特许产品入口商:EF的贷款是根据入口商和借贷人的买卖合约,货物付运就需直接付款。入口商确保这些特许产品有市场。


EF的客户
自从在2000年成立以来:EF在廿二个国家(十二个在拉丁美洲,七个在东非,三个在南亚),发放了三百多项贷款,总额为六千万美元。
这些客户包括:
墨西哥:有机咖啡豆种植,捕捉龙虾受监管的渔民
危地马拉:咖啡合作社,香料农民
贝里斯:生态旅游
尼加拉瓜:妇女咖啡组织,蜜糖出口
哥斯达尼加:农民每售出一磅咖啡,抽取0.25美元投资妇女的商管教育,学校和其他社区发展活动。
厄瓜多尔:生态旅游的小观光船
秘鲁:咖啡种植
玻利维亚:放弃火烧刀种,改种咖啡豆
巴西:巴西莓Açai

其他参考资料:
混農林綜合經營
农林复合经营技术
大樹蔭下種咖啡,生態永續更環保
可持續和善盡社會責任投資
香港公平貿易(網站)
「公平貿易」係瞎密?(謝慧貞)
台北市永康公園旁一家公平貿易的小店
公平貿易回台灣
公平交易的咖啡豆
公平貿易認證
圖檔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20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六 3月 08, 2008 3:31 am

简体版在下一栏

膠桶大隊:社區監察環境污染Bucket Brigade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8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譯註:這篇譯寫文章取材自四份資料:
(1) Global Community Monitor: Bucket Brigade(網站)
(2) 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網站)
(3) Passing the Bucket:How the five-gallon plastic bucket came to the aid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ists By Michelle Nijhuis, 23 Jul 2003
(4)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Policing: Assessing New Strategi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Dara O’Rourke and Gregg P. Mace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22, No. 3, 383–414 (2003)


膠桶大隊,是一個簡單易用的社會運動工具,有效監察小社區的空氣污染。查看中文資料,找不到這方面的資訊;可見這個創新的工具還沒有傳過來,值得我們學習。

市民往往埋怨空氣受到污染,氣味古怪;或是懷疑當地有些疾病發病率特別高,可能和空氣污染有關。尤其是住在可能是污染源頭的工業設施(煉油廠、化工廠等)附近的「籬笆社區」投訴特別多。埋怨歸埋怨,但擁有這些設施的企業極大多數是置若罔聞,政府如果不是辦事不力,很多時也是愛莫能助。市民感到無奈,主要原因是知識不對稱,根本就不知道工業設施排放了什麼。政府一般都有監察空氣質素的設施,但不會是全部設置於熱點工業設施附近。聰明的企業也不會是每天二十四小時超標排放,即使政府在收到投訴後立即行動,往往是事過境遷,拿不到實際證據。

膠桶監察法,是在1995年美國加洲灣區Rodeo市萌生的。該處有一個煉油廠。1994年, Rodeo市的居民集體訴訟,控告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在當地的煉油廠污染空氣,最近還大量排放catacarb脫碳添加劑,煉油廠附近都變得蒙上粘泥。幾百居民生病,也留意到煉油廠發出古怪氣味。Edward Masry律師代表委托處理案件。政府和煉油廠都說監察結果沒有什麼不妥當。

Masry律師於是想辦法展開自己的監察行動。當時監察空氣的設備是不鏽鋼採樣Summa罐,每個要2,000美元。Masry要求環保工程公司設計一套便宜,準確的設施。工程師想到好點子:五加侖裝的膠桶。套裝的成本降低至250美元。膠桶套裝從空氣中汲取樣本,儲存在Tedlar取樣袋。空氣取樣送到實驗室,利用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分析儀可以解折一百多種有害氣體。這部份成本最貴,要500美元一次。取樣袋也是一次性。Masry訂製了三十個膠桶,交給Rodeo的居民,在煉油廠有不正常排放時可以隨時收集樣本。經過兩年訴訟,加州聯合石油公司終於同意庭外和解,向六千名受catacarb排放影響的居民賠償八千萬美元。部份原因是膠桶大隊收集了實在的證據。這宗個案後來改編成電影《伊人當自強/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Erin Brockovich就是Masry律師的女助手。

圖檔

隨後當地另一個非政府組織「社區爭取更好環境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設計出更便宜的空氣監察膠桶,成本只是75美元。1995年,加州灣區的居民開始使用這個土法炮製的膠桶監察空氣質素。到了2003年,美國有25個膠桶大隊。

美國環境部證實膠桶收集的數據可以和昂貴的Summa罐相比。到目前為止,膠桶大隊的空氣監察數據沒有在法庭受到質疑,因為涉及的案件都在庭外和解;居民認為這是膠桶大隊的威力。

圖檔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膠桶大隊隊員在取樣。

膠桶大隊提出的數據,使到有些企業要改善運作或重新考慮設廠計劃,也引起政府機關的注意和受到歡迎。環保署的員工不可能全天候監察所有污染的可能源頭。
圖檔

這項創新的監察環境社會運動開始遍及全球。
圖檔
在南非示範。.

膠桶的組成
膠桶構造簡單,組件全都可以在普通的五金店買到。膠桶有密封蓋子,蓋子鑽孔裝上活瓣;活瓣連接到桶內的Tedlar取樣袋。由電池發動的簡單氣泵把桶內的空氣抽出成真空。打開活瓣,讓空氣流入Tedlar取樣袋三分鐘。

大隊的組成
膠桶大隊當然不只是膠桶,更重要的是組織。大隊由社區義工組成:
嗅聞監察──根據位置和一般風向,在籬笆社區選出最有條件的家庭,可能是最先嗅聞異味(例如臭蛋味,電油味,石油味或其他化學品味道),或是聽到異響(例如爆炸或氣閥洩壓),或是身體有反應(例如噁心,刺眼,喉痛,頭痛)。成員可能要培訓,也要學會向有關政府部門投訴和報警。
取樣監察 ──隊員經培訓後學會在不危及本身安全,最接近強烈味道處取樣,避開可能污染的環境(例如汽車,行水道渠口,大路,香煙等),學會填寫數據表和觀察報告(味道,煙,火;身體情況)和其他處理取樣的文件。
監察協調 ──負責收集樣本,確保取樣依照正確質保和質檢程序,安排在24少時之內送到實驗室。招募新隊員,維持隊員參與,有時安排會議或培訓。
代言宣傳 ──可能是以上隊員兼任,負責在新聞發佈會講解分析結果,聯絡媒體。

膠桶大隊還有其他目標:
‧ 提高社區人士及廣大群眾對有害工業排放的認識,支援社區組織;
‧ 找出有害排放和對影響健康的「證據」
‧ 利用膠桶數據支援運動,爭取特定需求(例如減少污染,改善醫療服務,提高監察或是遷移居民。)
‧ 要求政府機構和污染源頭企業負責,施壓要求加大監察力度和減少污染。
‧ 與業界,政府和社區領袖對話,解決污染問題。

膠桶大隊往往得到當地政府和其他民間組織支持。膠桶大隊的即時行動解救環保部門鞭長莫及,未能及時到達現場的困境。政府部門與大隊合作,提高本身在社區的認受性。

當然政府機構,尤其是環境部門,是有監察時不時發生的工業污染。大規模的工業設施必然有排放,意外也必然會發生。環境部門設置的監察儀器,因為地點,風向,時間,數量等等問題,不能及時如實監察。即使業界因違規操作或排放超標,懲罰力度不足以驅使它們投入成本高昂的補救或改善方法。隨著社會進步,土地用途規劃越來越嚴謹,工業設施需要更寬闊的隔離籬笆地帶。但歷史遺留的問題,依然有相當多的民居是很接近這些設施。

民眾也關注到政府部門沒有監察可能影響他們健康的全部有害氣體。

大隊的影響
自膠桶大隊成立以來,直接和簡接影響了市民,機構和業界的反應,總結為以下方面(參考資料4):
(1) 最廣泛的影響是改變居民對污染的認識和認知,改變地方層面的社區回應;
(2) 有關方面採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可能是受大隊工作的影響,但不是地方決策的範疇;
(3) 業界操作程序有改變,但沒有公民的直接參與或投入;
(4) 工業污染事件的數量和嚴重性,在大隊運動前後作比較,各個地點的情況不同,但整體來說是減少和減輕的情況較多;
(5) 有些設施在廠房內增加監察設施,有些開始在廠房範圍外取樣;
(6) 遇上意外洩漏的事件,石化工業向外公佈的操作模式沒有改變;
(7) 有些政府部門修改監察策略,有些沒有改變;
(8.) 膠桶大隊都有依賴地區資源和中介重新框架取樣結果,使之與地方關注事務連繫。

社區參與
膠桶大隊對當地社區最深遠的影響,是讓居民認識到他們可以從受害人的身份,轉變為促進改變者。他們承認因為大隊的影響,他們得到的回應不是以前通過訴訟或與業界商討就可以得到的。

居民主動掌握了膠桶數據,不再被矇在鼓中。業界開始做「睦鄰」工作,有事故時向當地社區交待。有了數據,居民可以向政府部門投訴,最成功的例子是與業界達成協議,有些是減排協議,有些是遷移過於接近籬笆地帶的民居。有些大隊擴大取樣,不再只是有事故發生時才取樣,而是定期在社區各點取樣,組成長期參照數據庫。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部門開始更嚴厲執行環保法例,這些法例也越來越嚴謹。這不能全歸功於膠桶大隊。近幾十年來,環保的大氣候越來越成熟,有許多有利因素推動環保運動。膠桶大隊有其正面貢獻,這是不庸置疑的。

對問責的影響
大隊成員很坦白:他們不知道大隊的工作對業界有什麼影響。事實上,膠桶大隊是有影響業界的運作。以前業界的內部監察全在廠房範圍內。現在有了膠桶大隊在外取樣,業界也要走出廠房取樣,這樣才有數據證實或反駁膠桶數據。政府部門受到同樣的壓力,要多取樣搜集更多數據。這些科學數據已經不再是祕密資料。

無論是由那一方進行,增加監察取樣就可以有更多數據。有了數據才有根據去改善。事實上,近年來業界在多方面改善了操作,減少了污染排放。這應該是歸功於膠桶大隊或是環保大氣候就很難說得清。

評估膠桶大隊
在鼓動公眾參與方面,膠桶大隊無疑是成功的。現實中,住在這些污染工業設施籬笆地帶的居民,必然大多數是低收入階層。這些弱勢社群現在有了確實的數據,可以據理力爭;業餘「科學家」可以和業界和政府對話,討論污染和環境問題。

膠桶大隊就是受污染影響社區的一部份,身處事故現場,早在業界和政府代表在事發後匆匆趕來之前,他們已收集樣本。大隊提高人們對排放影響環境和健康有更多認識。一直以來,人們都關注居住的環境,但關注要轉化為行動,需要一些催化劑。膠桶大隊就是這催化劑。

膠桶大隊不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不可能成為完全改變政府和業界的爆炸力。膠桶大隊是受影響社區的「眼」和「耳」,不是「大腦」,不是「手腳」。在一向被忽視的弱勢社群中,膠桶大隊能夠發揮以上的影響,已經是難能可貴。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21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六 3月 08, 2008 3:36 am

胶桶大队:社区监察环境污染 Bucket Brigade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8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译注:这篇译写文章取材自四份资料:
(1) Global Community Monitor: Bucket Brigade(网站)
(2) 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网站)
(3) Passing the Bucket:How the five-gallon plastic bucket came to the aid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ists By Michelle Nijhuis, 23 Jul 2003
(4)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Policing: Assessing New Strategi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Dara O’Rourke and Gregg P. Mace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22, No. 3, 383–414 (2003)

胶桶大队,是一个简单易用的社会运动工具,有效监察小社区的空气污染。查看中文资料,找不到这方面的资讯;可见这个创新的工具还没有传过来,值得我们学习。

市民往往埋怨空气受到污染,气味古怪;或是怀疑当地有些疾病发病率特别高,可能和空气污染有关。尤其是住在可能是污染源头的工业设施(炼油厂、化工厂等)附近的「篱笆社区」投诉特别多。埋怨归埋怨,但拥有这些设施的企业极大多数是置若罔闻,政府如果不是办事不力,很多时也是爱莫能助。市民感到无奈,主要原因是知识不对称,根本就不知道工业设施排放了什么。政府一般都有监察空气质素的设施,但不会是全部设置于热点工业设施附近。聪明的企业也不会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超标排放,即使政府在收到投诉后立即行动,往往是事过境迁,拿不到实际证据。

胶桶监察法,是在1995年美国加洲湾区Rodeo市萌生的。该处有一个炼油厂。1994年, Rodeo市的居民集体诉讼,控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在当地的炼油厂污染空气,最近还大量排放catacarb脱碳添加剂,炼油厂附近都变得蒙上粘泥。几百居民生病,也留意到炼油厂发出古怪气味。Edward Masry律师代表委托处理案件。政府和炼油厂都说监察结果没有什么不妥当。

Masry律师于是想办法展开自己的监察行动。当时监察空气的设备是不锈钢采样Summa罐,每个要2,000美元。Masry要求环保工程公司设计一套便宜,准确的设施。工程师想到好点子:五加仑装的胶桶。套装的成本降低至250美元。胶桶套装从空气中汲取样本,储存在Tedlar取样袋。空气取样送到实验室,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仪可以解折一百多种有害气体。这部份成本最贵,要500美元一次。取样袋也是一次性。Masry订制了三十个胶桶,交给Rodeo的居民,在炼油厂有不正常排放时可以随时收集样本。经过两年诉讼,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终于同意庭外和解,向六千名受catacarb排放影响的居民赔偿八千万美元。部份原因是胶桶大队收集了实在的证据。这宗个案后来改编成电影《伊人当自强/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Erin Brockovich就是Masry律师的女助手。

圖檔

随后当地另一个非政府组织「社区争取更好环境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设计出更便宜的空气监察胶桶,成本只是75美元。1995年,加州湾区的居民开始使用这个土法炮制的胶桶监察空气质素。到了2003年,美国有25个胶桶大队。

美国环境部证实胶桶收集的数据可以和昂贵的Summa罐相比。到目前为止,胶桶大队的空气监察数据没有在法庭受到质疑,因为涉及的案件都在庭外和解;居民认为这是胶桶大队的威力。

圖檔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胶桶大队队员在取样。

胶桶大队提出的数据,使到有些企业要改善运作或重新考虑设厂计划,也引起政府机关的注意和受到欢迎。环保署的员工不可能全天候监察所有污染的可能源头。

圖檔

这项创新的监察环境社会运动开始遍及全球。
圖檔
在南非示范。.

胶桶的组成
胶桶构造简单,组件全都可以在普通的五金店买到。胶桶有密封盖子,盖子钻孔装上活瓣;活瓣连接到桶内的Tedlar取样袋。由电池发动的简单气泵把桶内的空气抽出成真空。打开活瓣,让空气流入Tedlar取样袋三分钟。

大队的组成
胶桶大队当然不只是胶桶,更重要的是组织。大队由社区义工组成:
嗅闻监察──根据位置和一般风向,在篱笆社区选出最有条件的家庭,可能是最先嗅闻异味(例如臭蛋味,电油味,石油味或其他化学品味道),或是听到异响(例如爆炸或气阀泄压),或是身体有反应(例如恶心,刺眼,喉痛,头痛)。成员可能要培训,也要学会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和报警。
取样监察 ──队员经培训后学会在不危及本身安全,最接近强烈味道处取样,避开可能污染的环境(例如汽车,行水道渠口,大路,香烟等),学会填写数据表和观察报告(味道,烟,火;身体情况)和其他处理取样的文件。
监察协调 ──负责收集样本,确保取样依照正确质保和质检程序,安排在24少时之内送到实验室。招募新队员,维持队员参与,有时安排会议或培训。
代言宣传 ──可能是以上队员兼任,负责在新闻发布会讲解分析结果,联络媒体。

胶桶大队还有其他目标:
‧ 提高社区人士及广大群众对有害工业排放的认识,支援社区组织;
‧ 找出有害排放和对影响健康的「证据」
‧ 利用胶桶数据支援运动,争取特定需求(例如减少污染,改善医疗服务,提高监察或是迁移居民。)
‧ 要求政府机构和污染源头企业负责,施压要求加大监察力度和减少污染。
‧ 与业界,政府和社区领袖对话,解决污染问题。

胶桶大队往往得到当地政府和其他民间组织支持。胶桶大队的即时行动解救环保部门鞭长莫及,未能及时到达现场的困境。政府部门与大队合作,提高本身在社区的认受性。

当然政府机构,尤其是环境部门,是有监察时不时发生的工业污染。大规模的工业设施必然有排放,意外也必然会发生。环境部门设置的监察仪器,因为地点,风向,时间,数量等等问题,不能及时如实监察。即使业界因违规操作或排放超标,惩罚力度不足以驱使它们投入成本高昂的补救或改善方法。随着社会进步,土地用途规划越来越严谨,工业设施需要更宽阔的隔离篱笆地带。但历史遗留的问题,依然有相当多的民居是很接近这些设施。

民众也关注到政府部门没有监察可能影响他们健康的全部有害气体。

大队的影响
自胶桶大队成立以来,直接和简接影响了市民,机构和业界的反应,总结为以下方面(参考资料4):
(1) 最广泛的影响是改变居民对污染的认识和认知,改变地方层面的社区回应;
(2) 有关方面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可能是受大队工作的影响,但不是地方决策的范畴;
(3) 业界操作程序有改变,但没有公民的直接参与或投入;
(4) 工业污染事件的数量和严重性,在大队运动前后作比较,各个地点的情况不同,但整体来说是减少和减轻的情况较多;
(5) 有些设施在厂房内增加监察设施,有些开始在厂房范围外取样;
(6) 遇上意外泄漏的事件,石化工业向外公布的操作模式没有改变;
(7) 有些政府部门修改监察策略,有些没有改变;
(8.) 胶桶大队都有依赖地区资源和中介重新框架取样结果,使之与地方关注事务连系。

社区参与
胶桶大队对当地社区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居民认识到他们可以从受害人的身份,转变为促进改变者。他们承认因为大队的影响,他们得到的回应不是以前通过诉讼或与业界商讨就可以得到的。

居民主动掌握了胶桶数据,不再被蒙在鼓中。业界开始做「睦邻」工作,有事故时向当地社区交待。有了数据,居民可以向政府部门投诉,最成功的例子是与业界达成协议,有些是减排协议,有些是迁移过于接近篱笆地带的民居。有些大队扩大取样,不再只是有事故发生时才取样,而是定期在社区各点取样,组成长期参照数据库。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部门开始更严厉执行环保法例,这些法例也越来越严谨。这不能全归功于胶桶大队。近几十年来,环保的大气候越来越成熟,有许多有利因素推动环保运动。胶桶大队有其正面贡献,这是不庸置疑的。

对问责的影响
大队成员很坦白:他们不知道大队的工作对业界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胶桶大队是有影响业界的运作。以前业界的内部监察全在厂房范围内。现在有了胶桶大队在外取样,业界也要走出厂房取样,这样才有数据证实或反驳胶桶数据。政府部门受到同样的压力,要多取样搜集更多数据。这些科学数据已经不再是秘密资料。

无论是由那一方进行,增加监察取样就可以有更多数据。有了数据才有根据去改善。事实上,近年来业界在多方面改善了操作,减少了污染排放。这应该是归功于胶桶大队或是环保大气候就很难说得清。

评估胶桶大队
在鼓动公众参与方面,胶桶大队无疑是成功的。现实中,住在这些污染工业设施篱笆地带的居民,必然大多数是低收入阶层。这些弱势社群现在有了确实的数据,可以据理力争;业余「科学家」可以和业界和政府对话,讨论污染和环境问题。

胶桶大队就是受污染影响社区的一部份,身处事故现场,早在业界和政府代表在事发后匆匆赶来之前,他们已收集样本。大队提高人们对排放影响环境和健康有更多认识。一直以来,人们都关注居住的环境,但关注要转化为行动,需要一些催化剂。胶桶大队就是这催化剂。

胶桶大队不是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不可能成为完全改变政府和业界的爆炸力。胶桶大队是受影响社区的「眼」和「耳」,不是「大脑」,不是「手脚」。在一向被忽视的弱势社群中,胶桶大队能够发挥以上的影响,已经是难能可贵。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四 12月 04, 2008 3:21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2 次。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文章BW Book Worm » 週六 3月 08, 2008 5:43 pm

简体版在下半栏

原文:U.S.-Mexico Binational Council Reports - U.S-Mexico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he Rio Grande/Rio Bravo: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makers fo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美墨兩國議會報告─美跨國界水源管理—格蘭德河案例:給政策制定者的中期和長期建議〉策略及國際研究中心,2003年

中譯:自學書院(2008年8月)
譯文以《香港共享創意》署名─非商業─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權條款發表。


美墨兩國議會向兩國總統和議會遞交報告。報告聲明不尋求全部委員對建議都有共識,只是提出廣泛的建議。建立共識是兩國政府的事。

引言
用水缺乏是全球問題,不只是美墨兩國的問題。聯合國謂全球有31個國家面臨水短缺的壓力,超過10億人沒有清潔餘用水,約有30億人沒有公共衛生設施。現在估計18個國家有1.66億人因水稀缺而受苦,另外11個國家有2.7億人面臨「水壓力」。到了2025年,全球人口估計增加26億,其中2/3會嚴重短缺水資源,1/3會極度嚴重短缺;到了2025年,受影響人口會有30億人,約為全球人口40%,大部份在貧窮國家。

面對這嚴峻形勢,大家都認識到現代的水資源管理必須基於三個基本原則,這被稱為「都柏林原則Dublin Principles」, 是在1993年「里約地球峰會Rio Earth Summit」制定的。
1. 生態原則──強調由不同用水體系各自獨立管理是不合時宜,河流盆地的陸地和水源必須共同管理,還要更注重環境。
2. 制度原則──強調最好的水資源管理必須有全體利益相關者參與,包括國家、私營體系和公民社會;要尊重「下放subsidiary」的原則,權力盡量置於最低層次,尤其要留意婦女在提供,管理和保護水資源是中心角色;
3. 水是稀缺資源,必須引用經濟原則和激勵誘因來改善分配和提高質量。

應付用水危機必然要全面和每個國家有自己的一套。跨越國界管理水資源尤為困難:各國有不同的制度、經濟、環境、基建和衛生難題。墨西哥北部的發展是因應美國西南部的發展,沒有考慮該區的環境限制。美國西南部人口增長急劇,對該區的大自然資源做成壓力。這跨國地區用水緊張,更因為以下的原因而劇化:
*半乾燥型氣候
*人口增加迅速
*過度工業化
*污染不受控制(地面水和地下水)
*鹽度超標
*地下水枯竭
*全球性環境問題(濕地消失,氣候變暖,濫伐林木)

跨國水資源管理是角力之爭:各個層面政府之爭,農業與工業之爭。

雙邊條約
墨美兩國的跨國水資源管理受到1944年《水條約》這雙邊條約管束。條約闡述兩國如何分享水資源,授權「國界及水資源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Boundary and Water Commission (IBWC) 」執行和裁決爭端。IBWC有兩位主席,指定由兩國的工程人員出任。如兩位主席簽署指示,兩國政府在三十天內不提出反對,指示即為有效。

1969年,234號指示同意在五年周期內有短缺,必須在下一個五年周期內償還這筆「水債務」,以及防止舊債未清,新債又來。1992–1997周期內,墨西哥欠下前所未見的1百萬英畝英尺,又聲稱因為「特殊乾旱」,不可能償還。條約沒有定義「特殊乾旱」。1997- 2002周期的供水量也跟不上。
2002年6月的308號指示要求墨方立即供水90,000 英畝英尺。美方懷疑墨方的情況不是所說的那麼壞。雙方都暗地裡認為墨國的「國家水務委員會National Water Commission (CNA) 」在配水方面做得不好,沒有達成條約的最低要求:1/3大河(350,000英畝英尺)至少要向美方供給。

建議
(1) 改善數據(地面和地下水源,用水)的質量;數據向外界公開;乾旱預警
──監察用水分配(主要是墨方沒有監管)
──建立水供給資訊系統(雨量,地表逕流,河川水流,水塘存量,農作灌溉用水)
──計算氣候改變(氣溫上升,降雪量和雨量減少,天氣變化極端)
(2) 開發長期規劃
──數據由局部盆地開始,鼓勵利益相關者參與
──改革兩國合作機制,各自改革水務機構
──開放讓公眾和非政府組織參與
──中央政府多參與
──強化研究和生態關注
──擴大資助撥款(美方資助的條件是墨方要承擔條約的責任)
──基於市場的解決辦法(水市場:例如用水額量拍賣;水銀行:買賣用水額量;每社區定額配水;鼓勵市場定價)
──基於非市場的解決辦法(基於市場的解決辦法可能未能解決水質變壞,有錢才有水導致不公平分配)
──改善水質(遏制污染,改善處處廢水,建設濾水設施,強化技術指導)
──要算計人口改變
──改善灌溉/農業管理(推廣與氣候相配的農耕,推廣保育,墨方開發灌溉保育計劃,改善灌溉系統)
──增加城市用水(改善供水系統,減少蒸發損失,改善濾水質量可供城市使用)

其他參考資料
淡水,下个世纪最紧张的资源 水与政治和战争(乐水)

科羅拉多河水資源配置及南內華達州水資源調配利用方案(闕雅文編譯) (推薦)
美国新墨西哥州城市与农村争抢用水2003-11-24
从科罗拉多河水之争看美国河水资源分配2004-5-24

水权转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彎曲」印象(江文中1998年6月)
「大彎曲」就是Rio Grande River。這是一篇遊記。

圖檔..圖檔

原文:U.S.-Mexico Binational Council Reports - U.S-Mexico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he Rio Grande/Rio Bravo: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makers fo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美墨两国议会报告─美跨国界水源管理—格兰德河案例:给政策制定者的中期和长期建议〉策略及国际研究中心,2003年

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8月)
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3.0 香港授权条款发表。


美墨两国议会向两国总统和议会递交报告。报告声明不寻求全部委员对建议都有共识,只是提出广泛的建议。建立共识是两国政府的事。

引言
用水缺乏是全球问题,不只是美墨两国的问题。联合国谓全球有31个国家面临水短缺的压力,超过10亿人没有清洁余用水,约有30亿人没有公共卫生设施。现在估计18个国家有1.66亿人因水稀缺而受苦,另外11个国家有2.7亿人面临「水压力」。到了2025年,全球人口估计增加26亿,其中2/3会严重短缺水资源,1/3会极度严重短缺;到了2025年,受影响人口会有30亿人,约为全球人口40%,大部份在贫穷国家。

面对这严峻形势,大家都认识到现代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基于三个基本原则,这被称为「都柏林原则Dublin Principles」, 是在1993年「里约地球峰会Rio Earth Summit」制定的。
1. 生态原则──强调由不同用水体系各自独立管理是不合时宜,河流盆地的陆地和水源必须共同管理,还要更注重环境。
2. 制度原则──强调最好的水资源管理必须有全体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国家、私营体系和公民社会;要尊重「下放subsidiary」的原则,权力尽量置于最低层次,尤其要留意妇女在提供,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是中心角色;
3. 水是稀缺资源,必须引用经济原则和激励诱因来改善分配和提高质量。

应付用水危机必然要全面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套。跨越国界管理水资源尤为困难:各国有不同的制度、经济、环境、基建和卫生难题。墨西哥北部的发展是因应美国西南部的发展,没有考虑该区的环境限制。美国西南部人口增长急剧,对该区的大自然资源做成压力。这跨国地区用水紧张,更因为以下的原因而剧化:
*半干燥型气候
*人口增加迅速
*过度工业化
*污染不受控制(地面水和地下水)
*盐度超标
*地下水枯竭
*全球性环境问题(湿地消失,气候变暖,滥伐林木)

跨国水资源管理是角力之争:各个层面政府之争,农业与工业之争。

双边条约

墨美两国的跨国水资源管理受到1944年《水条约》这双边条约管束。条约阐述两国如何分享水资源,授权「国界及水资源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Boundary and Water Commission (IBWC) 」执行和裁决争端。IBWC有两位主席,指定由两国的工程人员出任。如两位主席签署指示,两国政府在三十天内不提出反对,指示即为有效。

1969年,234号指示同意在五年周期内有短缺,必须在下一个五年周期内偿还这笔「水债务」,以及防止旧债未清,新债又来。1992–1997周期内,墨西哥欠下前所未见的1百万英亩英尺,又声称因为「特殊干旱」,不可能偿还。条约没有定义「特殊干旱」。1997- 2002周期的供水量也跟不上。
2002年6月的308号指示要求墨方立即供水90,000 英亩英尺。美方怀疑墨方的情况不是所说的那么坏。双方都暗地里认为墨国的「国家水务委员会National Water Commission (CNA) 」在配水方面做得不好,没有达成条约的最低要求:1/3大河(350,000英亩英尺)至少要向美方供给。

建议
(1) 改善数据(地面和地下水源,用水)的质量;数据向外界公开;干旱预警
──监察用水分配(主要是墨方没有监管)
──建立水供给资讯系统(雨量,地表径流,河川水流,水塘存量,农作灌溉用水)
──计算气候改变(气温上升,降雪量和雨量减少,天气变化极端)
(2) 开发长期规划
──数据由局部盆地开始,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
──改革两国合作机制,各自改革水务机构
──开放让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
──中央政府多参与
──强化研究和生态关注
──扩大资助拨款(美方资助的条件是墨方要承担条约的责任)
──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水市场:例如用水额量拍卖;水银行:买卖用水额量;每社区定额配水;鼓励市场定价)
──基于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可能未能解决水质变坏,有钱才有水导致不公平分配)
──改善水质(遏制污染,改善处处废水,建设滤水设施,强化技术指导)
──要算计人口改变
──改善灌溉/农业管理(推广与气候相配的农耕,推广保育,墨方开发灌溉保育计划,改善灌溉系统)
──增加城市用水(改善供水系统,减少蒸发损失,改善滤水质量可供城市使用)

其他參考资料
淡水,下个世纪最紧张的资源 水与政治和战争(乐水)

科羅拉多河水資源配置及南內華達州水資源調配利用方案(闕雅文編譯) (推薦)
美国新墨西哥州城市与农村争抢用水2003-11-24
从科罗拉多河水之争看美国河水资源分配2004-5-24

水权转让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彎曲」印象(江文中1998年6月)
「大弯曲」就是Rio Grande River。这是一篇游记。
BW Book Worm
Site Admin
 
文章: 1079
註冊時間: 週一 6月 12, 2006 4:58 pm


回到 環境,環保與永續(可持續)發展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2 位訪客

c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