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可持續發展

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和中、港、台多個開放式課程。最受歡迎的是「網上書」資料欄。

永續/可持續發展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9月 26, 2006 12:01 am

入門先看: 評價互聯網研究資料 Evaluating Internet Research Sources by Robert Harris(2007年6月15日)

网上书,报告

自然永續發展
台灣玄裝大學《地球永續發展》讀本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2)

文章
體會及維護地球的原則PRINCIPL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SUSTAINING THE EARTH
錄自G. T. Miller著作的“生活的環境,環境科學概論” quoted from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網站)台灣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網上期刊)永續台灣簡訊(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台灣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國際永續發展文件
里約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約堡宣言、WSSD行動計畫(世界高峰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2002年)
台灣永續發展的危機與轉機:永續台灣的願景與策略建議書(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永續台灣的願景與策略」整合計畫成果總結報告(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
通識教育脈絡下的永續發展教育:共鳴的創作(國立清華大學 王俊秀教授)
永續台灣的社會願景:民間觀點以生態學角度探討(王俊秀)
台灣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王俊秀)
[url=http://www.initiate.com.tw/demo/sdi/section03_2.htm] 永續台灣評量系統(蔡慧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url]
永續發展﹕範疇的探討(國立台北大學 曹定人)
2003十大不永續與2004年台灣24險
全球環經社綜合評估指標系統綜述(劉彥蘭)
李亦園:生態環境、文化理念與人類永續發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綜合活動領域遇見科技人文的體驗與省思(鍾翠芬)
永續發展與民主政治:審議式民主理論初探(陳俊宏)
简体转录
《從里約到約堡、從約堡到寶島》台灣永續發展的下一步?(李永展)
2006年國家永續發展會議—邁向永續台灣宣言
永續環境規劃之新思維(李永展)
通識教育與永續發展教育的連結:議題與展望(王俊秀)
生態都市的理念與實踐生態都市的理念與實踐(吳綱立)
简体转录
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之規劃(張添晉)
發展綠色經濟、縮小生態與環境赤字(劉堉光)
建構台北市為生態城市(丘昌泰 羅致政)
永續社會發展新願景《促進東部區域邁向永續發展研討會實錄》
工業資本主義與永續發展: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吳鄭重)
本文的目的在從永續發展的角度深入探討台灣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並且將關注的焦點由台灣本土的環境現況延伸到西方社會現代化的過程。探討的方式分為兩大部分: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
理論分析部分是藉由批判實在論與行動結構化理論的結合,指出永續議題應該先還原為人與環境之間的根本關係。再根據雙元性的概念,將永續發展區分為構成環境特性的外在物質層面-物質永續,以及形塑環境關係的內在社會層面-社會永續。
歷史分析部分主要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來探究永續問題的歷史根源。工業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和功利傾向使得經濟發展脫離了社會再生產的人性尺度。它在 時空上無限擴張的結果使得生產與再生產之間難以均衡發展,形成了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制度衝突」,也埋下了環境與經濟問題的禍因,破壞了自然環境的再生基 礎。 有鑒於物質永續只是社會形塑環境的具體後果和達成整體永續的必要手段,而社會永續才是構成永續議題的根源問題和永續發展追求的終極目標,本文最後提出一個 以「環境科學」和「民生科學」為主軸的新架構,作為研究物質永續和社會永續的基礎,並據此重新整合傳統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台灣永續發展的困境與出路(馬士元)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政治性指導綱領,乃源自於1992年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關於「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之決議。由於台灣近年環境惡化與災害加劇之趨勢明顯,多項環境指標均指出有危害國民健康之隱憂,三年來天然災害之災情不斷擴大,顯示自然容受力 (carrying capacity)已接近無法承載之地步,更有國際媒體指稱台灣不適人居,因此規劃學界與各級政府亦興起研究永續發展可行性之熱潮。但針對單一環境事件之 反應與對策,並不等同於解決環境危機之根源,因此回歸問題之核心,嚴肅探討台灣永續發展之可能性,確有其必要。
永續發展牽涉生產、分配、消費等重大社會經濟制度之變革,本文試圖自理論面探討風險社會、永續社會、知識社會三個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批判性命題,並分析與 解釋永續發展在台灣當代的歷史困境,以及以解決經常性災害為其可能之發展出路,以作為學術研究與政策制定之參考。

以公共資源制度(CPR) 闡述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以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為例(劉彥蘭研究生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全球變遷通訊雜誌第四十五期
驾驭全球化部门问题与发展小组委员会委员会总体方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第一届会议,2003 年)
战略环评(SEA)在中国的应用(世界银行)148页
全球沙塵暴警世錄(卢琦 杨有林 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202页)
循环经济建设初探(吴神保,益阳市环境科学学会)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所涉及的农村层面(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
doc档案
如何完善地描述现实中的人类行为关系?——对“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相容性的理论分析(钟茂初)
可持续设计:从概念到实施 (孙成仁 郑声轩)
第二连结
清洁生产——要留清白在人间(宋鸿)
经济与人本: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两个基础理论分析(陈惠雄)
「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简体网站连结
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来自于可持续发展网的蓝图(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生态经济刍议(颜小军 辛玉婷)
从生态经济的概念、内涵入手,分析了生态经济的特征,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实现途径。
关键自然资本与强可持续性标准应用框架——以德国林业为例(朱洪革 蒋敏元)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自然资本是实现重要环境功能的自然资本,它不能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强可持续性标准要求保护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欧洲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关键自然资本与强可持续性标准(CRITINC)构造了识别关键自然资本理论框架。德国应用此框架对本国的森林自然资本及可持续性标准做了研究。
外部性的解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究(郭校磊)青岛大学
外部性的概念包括代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也内在地要求不仅应实现代内公平,也应实现代际公平。然而,现实中传统经济学解决外部性的方法--- 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主要是针对经济系统中代内外部性的解决,这是基于线形经济的、短期的外部性的解决,而对长期的代际外部性的解决则无能为力,从而不能满 足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基于经济环境大系统的网形的循环经济之路。同时,作为解决外部性的另一种方法---社会教育和舆论也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人口增长、人造资本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一个基于最优资源选择路径的分析(陈希 ,张兵)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通过在农业部门引入包含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源的账户,以农户作为追求跨期效用量大化的主体,运用相关经济优化思想,论证出包含这两种资源的最优增长路径,并用它简要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历史至今的资源选择路径。进一步引入人口快速增长的因素,证明了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两种资源可能的负面效应以及长期来看的正面拉动效应。

将环境影响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初步探讨(王兆理 安之伟 高晓洁 ,逯宇铎)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系
环境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影响的测定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货币价值,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本文对比分析了环境价值核算的具体方法,并提出将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案及具体操作

环境治理亟待社会共识 公众参与遏制权力寻租(马军)2007年1月31日
中国15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卓越。但马军指出,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环境公害问题。有序参与才是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的结合点。

永續發展的社會成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本
社會成本問題 Ronald Coase
王长刚:《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经济解释》之六十九:社会成本与界外效应
《经济解释》之六十八:社会成本争议不休

交易成本與法律的經濟分析資源利用專題(左國勝,清大經濟所研究生)
有沒有廣義的寇斯定理?(熊秉元)
塑膠袋與紙袋之環境衝擊比較評析(李清華 彭御賢 溫麗琪 張耀仁 宋宛倫)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一卷 第三期, 2005年
如果綜合考慮塑膠袋與紙袋於各階段對環境之衝擊,則紙袋對環境之衝擊可能並不小於塑膠袋對環境之衝擊危害。


企業可持續發展
香港〈地鐵公司二零零三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
最後由 BW Book Worm 於 週六 3月 29, 2008 10:15 am 編輯,總共編輯了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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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10月 03, 2006 2:48 pm

環境空間

邁向永續台灣~環境空間之2030
http://twstudy.sinica.edu.tw/~ngo/ecospace/book3/
有以下的論文:
一葉扁舟能載幾多蚱蜢?(陳章波)
序文二:淺談環境空間 (黃瑞萌)
環境空間歷程簡介:「環境空間」,難產的空間(釋悟泓)
環境空間觀念之引介(李永展)
二氧化碳「環境空間」之研討 (黃瑞萌)
土地及森林「環境空間」之研討 (李永展)
水資源「環境空間」之研討 (陳永森)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 (陳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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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五 10月 06, 2006 1:31 pm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永續發展〉專刊(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 ... /menu.html
應用儒家:牟宗三的哲學的呼喚!(鄭文泉)
引言:「永續發展」(李瑞全)
永續發展的內涵與觀點(龐元勳)
永續發展:一個皆大歡喜的發展?(紀駿傑)
儒家之「永續發展」基本理念(李瑞全)
邁向永續發展的環境倫理(王鑫)
海洋的永續觀與倫理觀(邱文彥)
永續發展的基本公理及定律(陶在樸)
永續發展的五個正義向度(劉阿榮)
企業永續發展之國際現況與趨勢(黃正忠)
綠建築--人類迷思或永續願景?(李永展)
淺談環境生物科技與永續發展(李賢淇)
萬物皆備於我(葉永垣)
台灣永續之道(陳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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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四 11月 09, 2006 1: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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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

文章BW Book Worm » 週日 6月 29, 2008 11:30 pm

简体版在下半栏

自學書院節譯本,根據香港創意共享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 之署名歸屬─相同方式共享條款授權條款發表,准許無限制使用,分發,改作和以任何形式複製作非商業用途;請註明原譯文出處和譯者。
節譯本沒有包括參考資料,請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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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Basic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Jonathan M. Harris. June 2000
作者是全球發展及環境研究所,理論及教育項目主任;Tufts大學兼任副教授。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

1. 發展的概念
偉大的意念往往是簡單的意念。具體分析任何重要主題必然是複雜和精細,但強大思想範例的基礎概念一般是較為簡單和容易掌握。指導國家政策的社會科學概念,影響億萬人,必須是人人易明,不僅限於精英。只有這樣才可以從地方到全球層面的制度滲透,成為人類地貌的部份,定義我們日常生活的結構。

發展的概念也如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前,沒有我們現在了解的發展概念。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主控世界的是帝國和殖民強權,沒有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殖民地區的主要功能,是向帝國強權供應原材料和廉價勞工,包括十九世紀中期的奴隸勞工。

在歐美,日本等富國,「進步」和「現代化」是廣泛接受的目標,經濟增長當然是核心,沒有多少關注到平等和社會公義。歐洲和美國大蕭條時代絕望的窮人,若有若無的社會安全網,說明即使在這些國家,政策也不是由大多數人的需求推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的認知和政策急劇改變。改善大多數人的經濟和社會情況,是政府首要工作;隨著殖民權力關係崩潰,這目標伸延到貧窮國家。經濟,社會和制度發展,佔據理論和政策,以及冷戰時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競爭的主要地位。當時發展經濟學只是關注到,相對不發達或未發達的國家是可以找到方法迎頭趕上。

新古典經濟理論以實證觀點描述事物是什麼,而發展經濟學的規範觀點是要說事物應該是什麼。既然如此,就不能避開社會和政治議題,必須集中於目標,理想以及經濟手段。

W.W. Rostow在1960發表他對經濟發展的綜論著作《經濟成長的階段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副題為〈非共產宣言〉,擺明就是要抗衡馬克斯主義聲稱為全球多數人提出走向更美好未來之路。Rostow提出一套更高級的社會和經濟目標。留意這是經濟發展的線性概念,認為成功發展的國家必然經過幾個階段,從傳統社會走向經濟「起飛」,最終成熟和達致群眾高消費。因此較不發達國家有希望可以達成歐美的的成熟經濟,無需共產革命。Rostow的「經濟起飛」概念,以及他對經濟和社會進步邁向群眾高消費的整體觀念,當時被發展理論廣為接受。

因此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決策者採納一套比以前更有野心的框架,以制定政治經濟。經濟發展政策的明顯目標,是提高全球生活水平,逐步向日漸增加的人口提供更多貨品和服務。二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具體設計都是以此為目標。

(BW註:雖然經濟發展階段論已經過時,依然有導讀價值,因為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管理學的奠基之作,在冷戰時代曾經指導西方國家政策和外交。)
《经济成长的阶段》副题为什么是“非共产党宣言”? (玫瑰人生博客)
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思想的演变(张凡)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4 期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論(蔡仰虔)2008

隨著發展政策開展,不同時期強調不同政策。原先是強調要促進工農業更具生產力。到了1970年代,Paul Streeten, Mahbub Ul Haq等集中於基本需求:教育,營養,健康,公共衛生,就業是核心成份;這無形中是承認發展的好處沒有像原先想象那樣從上「滲透」到下。這些觀念啟發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創立人類發展指數,利用健康和教育的計量,連同國內生產毛額計算成功發展的整體指數。
參考資料
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计算(聯合国开发计划署)
什么是人类发展指数?
人類發展指數(HDI)國際比較,2004 年
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1990 —2002(霍景东,夏杰长)财经论丛,第4期(总第117期)2005年7月

1980年代,焦點轉移到「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包括貿易自由化,消滅政府赤字和被高估的匯率,拆除低效的半政府組織。結構調整,被視為糾正以往以政府為中心的發展政策錯誤,導致官僚架構膨脹,預算不平衡,過度借貸。但批評者指出結構調整與基本需求優先互有矛盾。以市場為主的改革,即使改善經濟效率,往往導致窮人更加不公平和困苦。基本需求觀念和市場觀念彼此的關係緊張。

新世紀之始,五十年來全球發展雖然日子不長,但範圍廣泛,究竟有什麼影響?不同政治結構的國家一般都接受這概念。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尤其是東亞國家;以標準國內生產毛額和人類發展(例如預期壽命和教育)計算,全球都在進步。有些地區增長緩慢甚至是負增長,尤其在非洲:即使在愛滋病迅速蔓延蹂躪多個國家,悲劇性降低預期壽命之前,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緩慢,人均食物生產下降。

全球有許多國家在國內生產毛額和人類發展指數方面,已取得重大進步,但整體而言,全球發展的記錄要面對兩方面的批評:
‧發展的利益分配不平均,收入不平等依然,有時還會拉得更開。以全球計,中產階級相對富裕,但赤貧和營養不良的數目依然高企,有些地區甚至有增加。
‧發展對環境和現有社會結構有負面影響。許多傳統社會被林業,水務,和密集漁業所摧殘。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一般都有極度污染,交通運輸不足,水供應和排污基礎設施的問題。如果不控制環境傷害,這會漸漸破壞發展的成果,主要生態體系可能崩壞。

這些問題不是整體成功記錄的污點,反而看來是持續半個世紀的風土病,威脅到成功可能變成失敗。1999年,世界銀行總裁James Wolfensohn和首席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承認,全球發展要成功,必須解決這些關鍵問題。發展範例的批評家認為這是基本錯誤的徵像:現代主義只為少數人帶來富裕物質享受,但資源耗盡和環境敗壞危及更多人,威脅著未來的希望。現代化矇騙人們沒有看清楚,沒有解決環保,組織和文化問題。

無論是要改革或急進重新考慮發展的概念,很明顯目標和方法都要改變。階段論的簡單觀念認為發展是往上爬的單程路,各國一樣,只是身處的階段不同;在廿一世紀看來已經過時。富國窮國,一國之內的富人窮人之間的絕對差距在擴大,不是收窄。即使想像各國人口到了2050年穩定下來,國內生產毛額水平也令人滿意,地球的生態體系的資源和吸引能力,在面對龐大壓力下能否倖存?人們越認識這些對傳統發展經濟思想的挑戰,就越來越接受新的概念:可持續發展。

2. 可持續發展:定義新範例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在解決環境與發展目標之間的矛盾問題時,定義「可持續發展為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要之發展。」 隨後廣泛討論和應用概念時,一般承認可持續發展有三方面:

‧經濟:經濟可持續體系必須能夠在可持續的基礎上生產貨品和服務,把政府和外債維持在可控制水平,避免部門之間極度不平衡而損害農業或工業生產。
‧環境:經濟可持續體系必須維持穩定的資源基礎,避免濫用可再生的能源制度或環境的匯集功能,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時要投資足夠的代用品。這包括維持生物多樣性,大氣層穩定,以及一般不劃分為經濟資源的其他生態功能。
‧社會:社會可持續體系必須達致公平分配,提供足夠社會服務,包括衛生和教育,性別平等,政治問責和參與。

明顯地,這三個可持續性元素為原先的簡單定義帶來許多可能的複雜層面。這些明明暗暗的目標都是多層次,帶出如何平衡多個目標和判斷成敗的議題。例如,提供足夠食物和供水,似乎要改變土地用途和減少生物多樣性;無污染能源較昂貴,加重窮人負擔;那一個目標應優先?

這三個範疇一般被稱為體系,各自有不同邏輯。正如Balaton小組認為人類社會只是由無數組件組成的整體體系之部份;組成部份運作不順,整體不可能運行順暢或持續。所以先要認定主要的組成部份,定義每部份和整個體系,以及定義提供必要和可靠資訊的指標。這即是說要利用不同指標計量不同層次的可持續性。指標即是計量;計量即是被計量的概念之理論定義。先看看三個範疇。

3. 經濟觀念
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的觀念,認為可持續發展可以定義為福祉最大化,暫且定義為人類福祉;談到生態觀念時才引入非人類觀念。經濟學家進一步簡化「福祉最大化」為從消耗中得到最大利益。這可能是過於簡單,但確實包含許多人類福祉的重要元素(食物,衣物,住宿,交通,衛生和教育服務等),把問題濃縮為可計量的單層次指標,方便分析。

但正規經濟分析帶出一個問題:可持續性是否可以成立為經濟概念。標準經濟理論認為有效資源分配應該是從消耗中得到最大效益。如果利用時間折扣方法來比較不同時段消耗的經濟價值,那麼可持續性似乎只不過是有效資源分配,這已是經濟學中由來已久的概念。

還原可持續性,利用折扣率引起相當爭議。假設折扣率為10%,一百年後一百萬元的今天時值是$72。因此,今天消耗$72,與一百年後一百萬元的成本是等值。用這個效率的經濟邏輯來看,今天的資源耗盡($72) 會在百年後有恢復成本(一百萬元)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說是最優化。

問題是一旦接受使用折扣率,就是為這一代和下一代的相對福祉定出具體的選擇;選擇折扣率即是選擇為未來一代分配資源。選用現在的市場折扣率,是偏重這一代消耗者的偏好。以土地侵蝕和大氣層積累溫室氣體為例,損害最大的後果要經過幾十年或幾代人才顯露出來。因此要保障隔代公平,必須要採用較低的折扣率或是一些資源使用和環境影響的可持續規則。

自然資本這概念有一個相關的議題。土地和大氣層功能是自然資本的兩方面,包含地球的全部自然資源和環境服務。Herman Daly提出可持續發展可以用於保存自然資本。資源可分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兩大類,各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可再生資源,目標是把資源消耗限制在可持續產出的水平;不可再生資源,目標是把盈利投資於可再生資源。要維持穩定的人均自然資本存貨,人口必須穩定下來。為自然資本設定特別規則,偏離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方式。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沒有特別理由要保存自然資本。最著名是Solow與Hartwick提出的 Hartwick規則。

Hartwick規則提出倘若不可再生資源的租金是投資於可生性資本,消耗會趨於穩定或減少。不同於Daly,這沒有規定要維持自然資本的任何存量。Solow與Hartwick主要是假設兩種資本可以互換代用。例如,砍伐森林來建造工廠,如工廠的經濟價值較高,那就萬事大吉。Daly的觀念是基於相反的假設,認為人造資本和自然資本基本上是互補性質,互換代用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承認自然資本有特殊和獨特的重要性,那麼新古典經濟效益不足以維持可持續性。

Michael Toman提出問題可以分為兩部份解決。一部份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益規則解決,另一部份要用上「最低安全標準」來保護必要資源和環境功能;主要考慮是對環境影響的嚴重程度,以及環境傷害是否不可逆轉。「最低安全標準」可用於隔代公平,資源局限和人類影響,為保存,提升自然資源和自由權衡取捨資源之間劃出模糊界線。有了「最低安全標準」為依據,社會可以拒絕一些超過成本和不可逆轉界線的行為。定立最低安全標準,是公眾決策和形成社會價值的角色。生態學者和經濟學家的定義不同,因為對道德規則和折扣率的道德判斷不同。

這個合符情理的建議,對經濟理論和政策有深遠影響,超出新古典經濟模式(這模式認定市場是最佳資源分配,政府的角色只是偶而糾正市場的錯失)。Toman提出的可持續性概念要求由社會決定的決策過程,是獨立於新古典經濟分析,也是經濟範例的一大轉移。凱恩斯革命頗大程度上證實政府干預以達致宏觀經濟穩定的概念;接受可持續發展是合理的社會目標,為人類活動與環境這政策範疇變得更為複雜。市場是方法,不應決定目標;目標必須由跨範疇的知情社會決策決定。經濟學家必須謙卑聽取其他社會科學的意見。

4. 生態的觀念
經濟學家的模型,經濟增長沒有上限;物理學家和生態學家習慣有「局限」的意念。自然體系受限於熱力學,而人口生態科學探討這些定律對生物的影響:生態學者C.S. Holling指出:生態和演化生物學有兩國基本公理:生物生殖力蓬勃,無可避免要面對時間,空間和能源的限制。從生態學觀念看,可持續發展必然涉及人口和消耗水平的限制;全部生物體系都要面對限制。人類似乎可以短時期內避開,最終還是要接受地球的局限。生態學家Paul Ehrlich估計人類消耗或消除由陸生動物提供的基本能源供給40%。如果到了2050年,人口增長33%至80億,人均消耗增加50%,地球其他物種就沒有什麼可用能源。

C.S. Holling也指出第三項公理:演化過程中產生變異和多樣性。基因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從干擾和損害中恢復過來的功能。例如森林被害蟲感染,生態系統的恢復手段可能是增加害蟲掠奪者的數目,或是擴大不受害蟲感染的物種,或是受感染物種產生抗體。反應模式縱有不同,但都能保存生態系統的完整。恢復彈性的祕密在於形形式式的物種彼此互動,有一個基因形式的寶庫,有能力適應條件的改變。

生態學家認為應該以維持生態系統的恢復能力定義可持續性。這樣的觀念很明顯不同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以人為本」概念,也不同於經濟理論的以消耗為基本的原則。 Solow的可持續性源自經濟模式的持續或增加消耗,Holling的可持續性是基於生態系統的恢復能力;兩者沒有什麼連繫,這即是說經濟效益和生態可持續性可能沒有緊密關係。

生態觀念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因為人類面對的危急問題是因為生態恢復功能失靈。因為對抗生素孕育抗體,疾病捲土重來;引入物種導致生態體系被干擾;海岸沿岸形成死海區;氣候變化和加劇導致多重生態威脅;這些全都是人類活動擴張的影響。

愛滋病蹂躪非洲大陸,是人類破壞生態系統恢復能力的最驚心動魄例子。愛滋病可能源於雨林的靈長類動物,人類因入侵森林而被感染。病菌不再局限於小社群,而是通過貿易和旅遊傳遍全球,一如其他病毒和害蟲。生態學家對生態返退的現象知之甚詳,但一直以來塑造發展策略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沒有想到。

因此,可持續性不僅是對人口或消耗的限制─雖然這是重要的,也是說選擇貨品和科技必須要傾向生態系統完整性和物種多樣性的要求,也是暗示不能把經濟和生物─物理科學分開處理。要求整個體系可持續,體系服務的消費和生產本身的目的也必須是可持續。很明顯,經濟和生態必須結合,這只能透過社會觀念。如果不能依賴不受監管的市場來解決問題,就要求救於有意識的社會行動。

5. 社會的觀念
可持續發展的倡議者承認發展的社會成份是新範例的主要部份。早期經濟理論有「人類發展」觀念,只是現代經濟理論才走上偏重財富最大化的途徑,追求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增長。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系列已經集中於基本需求和發展要公平。除了計算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外,每年的報告選擇一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題,例如:民主治理 (1993),性別平等(1995)和貧窮 (1997)。指數把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以及兒童入學率與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合計,得出權重平均的指數,數值為0至1。

結果顯示發展是多層面的過程,國內生產毛額較高不一定是整體福祉較高。以人均發展計,哥斯達尼加(指數0.883,下同)和斯理蘭卡(0.704)比其他有相同國內生產毛額的國家做得更好,例如與哥斯達尼加相若的巴西(0.804)和土耳其(0.792),與斯理蘭卡相若的剛果(0.538)和巴基斯坦(0.483)。

雖然人類發展指數沒有明顯包括環境的計量,1994年的報告有討論可持續性和公等的關係:「可持續發展概念帶出一個問題:是否接受現時的生活方式,是否有任何理由傳給下一代?這一代的公等和隔一代的公平是不可分開的,大幅修正全球的收入和消費模式,可能是任何可行的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深化今天不公情況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續,也不應該持續。」

1997的報告以《抗拒貧窮新力量》為題,討論令窮者越窮的惡化情況。最令人關注的是愛滋病大流行,造成新一波的貧窮,令以往努力所得付諸東流。另一個因素是窮人賴以為生的邊緣土地環境衰敗:旱地,沼澤地,重鹽地,斜坡的環境可持續性明顯與貧窮和不公平有緊密的互為因果關係。失去農村生計的窮人越多,森林、漁業和邊緣陸地受到的壓力越大,環境衰敗加速。環境和公平的問題相互關連,解決的辦法也是缺一不可。

有論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本身就是問題的成因。經濟成長階段論忽視各國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異,以及發達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權力差距。發展單程路不符合許多受全球化威脅的人們親身經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西方型發展經濟,就是本地文化,政治和經濟制度解體,性別以及階級、種姓、種族之間的不平等加劇;生物─物理環境衰敗或甚至一去不復返。

在追求可持續和平等發展之時,必須承認這方面的討論是由西方的權力和現代化主導。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必須是民主,下放和多元,平衡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對西方模式和全球化市場的現代化效應有健康的懷疑。世界銀行最近的報告強調社會資本,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以及國家的角色;世銀偏離一向的市場主導經濟理論,認為參與式民主,權力下放,有力的地位組織代表的社會資本,都是和發展互補互利。

世銀的首席經濟師也質疑所謂自由市場和全球化,因為資訊控制不公平而運作有所偏頗。這即是說社會和政府有理由在微觀和宏觀層次干預,回到發展的原始理解以目標導向的觀念,只是這一次的目標有更有力的社會和環境成份。

發展範疇中的理論和實踐有許多不同觀念,強調不同的方面,也有很多人不滿現在的理論和實踐。綜合以上的觀念,能否為廿一世紀的發展提出新的願景?

6. 綜合以上的觀念
先溫習主要論點:
‧發展的原始理論是從傳統到現代群眾消費的線性進步。在這框架中,促進經濟增長和公平提供基本需求兩者之間的關係緊張。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依然是不公平,而且有負面的環境影響。
• 可持續發展概念在保持良好經濟基礎之同時,必須補償以往的社會不公義和環境損害。
• 保存自然資本是可持續經濟生產和這一代人要公平所必須。市場機制不能有效運作以保存自然資本,反而是耗盡和敗壞。
• 生態學觀念認為必須限制人口和資源總需求,必須保存生態系統和物種多樣性。
• 社會平等,滿足基本衛生程教育需求,以及參與民主是發展的關鍵元素,與可持續環境息息相關。

以上的原則都指出發展過程要有新指引,經濟增長的原始目標要修正。當然需要有經濟增長,尤其那些基本需求一無所有的窮人,但必須受限於全球局限,也不應該是高度消耗國家的主要目標。

在追求這三個修正的發展目標時,必須要承認市場機制是有限度的。在發展政策的「結構調整」時期,自由市場成為決策者的信念;正如世界銀行最近承認,這些教條必須修改。有一些情況下,市場最能達致經濟效率,但往往與可持續性相違背。受指導市場可能最能達致具體的環保目標;有許多經濟文獻談到「外部效應內部化」,以反映市場的環境成本和效益。但從廣義的觀念來看,可持續發展政策應該是受到透過社會和制度的流程訂立的社會和環境目標及規範所指導。

進一步較為準確定義可持續發展,要避免兩個極端。一個是「僅僅可持續」:只是確保經濟生產可以維持或增加;部份支持論點源自新古典經濟理論。如果唯一目標是維持高生產水平,可持續性的問題看來很容易解決,但這是誤導,解決方法可能帶來更多問題。

倡導生產導向的可持續性,往往尋找科技解決辦法,而這又往往有未能預計的後果。以核能代替化石燃料,基因改造提高農產量,海洋撒鐵以增加浮游微生物,捕捉大氣的碳─科技管理對這些都很有興趣,但全都有危險和不可逆轉的後果。處理核廢料,基因轉移無意中創造超級的有害動植物,操控地球的氣候控制機制,全都有未解決的問題和未知的答案;對任何「可持續增長」的方案,都不應以全面樂觀態度處之。

另一邊的極端是把全部社會和生態的良好意願全部套入可持續發展。人們需要環境保育,改善衛生和教育,性別平等,參與民主,和平以及國際合作,以及其他好東西。但這樣有什麼分析價值?又會如何有助解決艱難的權衡取捨,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和已然存在的環境傷害?

倘若要重新引入經濟發展的原先實證內容(目標取向已經不同),必須小心在渴求的目標與可用方法及資源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把理論和原則落實到具體部門,很清楚的是要達致真正的可持續性,現有的生產技術和組織必須大幅度修正。

• 農業:人口日增,人均消費日增,全球土地和水系統壓力日增。生產方面的回應:以有機土壤重建,綜合害蟲管理和有效灌溉,取代目前導致土壤退化,水污染和超支的高產出技術。這即是要較大依賴當地知識和參與投入,以開發農業技術。在消費消耗方面,生產的資源局限是人口增長以及食物分發要較為公平和有效率。

• 能源:供應量有限,又影響環境,尤其是溫室氣體累積,這都指出必須在2050年前過渡離開化石燃料。非化石能源體制應該是更為向下開放,適應當地條件,盡量利用風力,生物質量,以及太陽能發電。沒有龐大資本投入可再生能源開發,這不會發生。

• 工業:全球工業生產規模,相比1950年水平,已經增加四倍;很明顯在生產流程最後一步控制污染已經不足夠。「工業生態」的新概念即是要在生產周期每一階段都減少排放和循環使用物料。企業必須改善以及和政府合作以達成綠色目標。

• 可再生資源體系:全球漁產,森林和水系統都面對嚴峻壓力。廿一世紀的壓力預期更大,制度管理必須盡快改革。跨國界保育資源需要多邊協議和全球資金;各國的資源管制系統必須從濫用的目標改為保育和可持續收獲;當地社區必須參與資源保育。

這些範疇的挑戰是關乎社會,制度,以及經濟。可持續性的社會成份不僅是理想化的目標,而是要達成經濟和生態成份所必需。現時的制度,包括企業,地方和國家政府,跨國組織,都必須調整,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求,確保催化這概念的問題不會變得更壞。民主治理,參與和滿足基本需求都是新的綜合發展所必需。

7. 廿一世紀的新目標和新政策
發展階段論的倡議先導W. W. Rostow ,在1998年發表《人口頂峰及其後:反思廿一世紀The Great Population Spike and After: Reflections on the 21st Century》,承認人口和經濟發展的經濟影響,以及經濟活動的規模改變了發展的需求:「從現在到廿一世紀中葉這段期間,可能是對資源和環境最大的壓力,以及國際社區對人口,經濟潛力和政治影響作出最大調節的時段。…倘若地球在下半個世紀承擔雙倍人口而沒有全面崩潰,有兩個頗為工業化的國家:印度和中國,各有人口15億,是美國人口頂峰的五倍。到了下一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會控制可用的工農業技術。亞洲,拉丁美洲各大國亦如是。…因此,從現在到2050年,不僅是資源受壓,也是新工業強國走上國際舞台的時候。」

Rostow即是承認正正是他在1960年設想的發展成功,已經改變全球,帶出新問題。新世紀伊始,是時候尋求新模式,以解決發展的老問題:生產能力有限,營養不足,貧窮蔓延;新問題:資源有限,環境壓力,不平等沒有解決或在增加。

以上提到的可持續發展一般原則和具體要求,已被廣泛接受;這三個互相緊扣的重整理論環節,影響比這篇短文談到的更為深遠。新的發展理論,在實證方面要利用以往被忽視的傳統:經濟、政治和社會理論的傳統,結合傳統智慧和現代科技。本文只是概覽;理論和實踐如何把可持續發展概念轉化為實際,魔鬼是在細節之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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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Basic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Jonathan M. Harris. June 2000
作者是全球发展及环境研究所,理论及教育项目主任;Tufts大学兼任副教授。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1. 发展的概念
伟大的意念往往是简单的意念。具体分析任何重要主题必然是复杂和精细,但強大思想范例的基础概念一般是较为简单和容易掌握。指导国家政策的社会科学概念,影响亿万人,必须是人人易明,不仅限於精英。只有这樣才可以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的制度渗透,成为人类地貌的部份,定义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

发展的概念也如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前,沒有我们现在了解的发展概念。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主控世界的是帝国和殖民強权,沒有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殖民地区的主要功能,是向帝国強权供应原材料和廉价劳工,包括十九世纪中期的奴隸劳工。

在欧美,日本等富国,「进步」和「现代化」是广泛接受的目标,经济增长当然是核心,沒有多少关注到平等和社会公义。欧洲和美国大萧条时代絕望的穷人,若有若无的社会安全网,說明即使在这些国家,政策也不是由大多数人的需求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的认知和政策急剧改变。改善大多数人的经济和社会情況,是政府首要工作;随著殖民权力关系崩溃,这目标伸延到贫穷国家。经济,社会和制度发展,佔据理论和政策,以及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和共產主义竞爭的主要地位。当时发展经济学只是关注到,相对不发达或未发达的国家是可以找到方法迎头赶上。

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实证观点描述事物是什麼,而发展经济学的规范观点是要說事物应该是什麼。既然如此,就不能避开社会和政治议题,必须集中於目标,理想以及经济手段。

W.W. Rostow在1960发表他对经济发展的综论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副题为〈非共產宣言〉,摆明就是要抗衡马克斯主义声称为全球多数人提出走向更美好未来之路。Rostow提出一套更高级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留意这是经济发展的線性概念,认为成功发展的国家必然经过几个阶段,从传统社会走向经济「起飞」,最终成熟和达致群眾高消费。因此较不发达国家有希望可以达成欧美的的成熟经济,无需共產革命。Rostow的「经济起飞」概念,以及他对经济和社会进步迈向群眾高消费的整体观念,当时被发展理论广为接受。

因此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決策者採纳一套比以前更有野心的框架,以制定政治经济。经济发展政策的明显目标,是提高全球生活水平,逐步向日渐增加的人口提供更多货品和服务。二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具体设计都是以此为目标。

(BW註:虽然经济发展阶段论已经过时,依然有导读价值,因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管理学的奠基之作,在冷战时代曾经指导西方国家政策和外交。)
《经济成长的阶段》副题为什么是“非共产党宣言”? (玫瑰人生博客)
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思想的演变(张凡)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4 期
台湾经济发展阶段论(蔡仰虔)2008

随著发展政策开展,不同时期強调不同政策。原先是強调要促进工农业更具生產力。到了1970年代,Paul Streeten, Mahbub Ul Haq等集中於基本需求:教育,营养,健康,公共卫生,就业是核心成份;这无形中是承认发展的好处沒有像原先想象那樣从上「渗透」到下。这些观念啟发聯合国开发计画署创立人類发展指數,利用健康和教育的计量,连同国內生產总值计算成功发展的整体指数。
参考资料
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计算(聯合国开发计划署)
什么是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DI)国际比较,2004 年
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1990 —2002(霍景东,夏杰长)财经论丛,第4期(总第117期)2005年7月

1980年代,焦点转移到「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包括贸易自由化,消灭政府赤字和被高估的汇率,拆除低效的半政府组织。结构调整,被视为纠正以往以政府为中心的发展政策错误,导致官僚架构膨胀,预算不平衡,过度借贷。但批评者指出结构调整与基本需求优先互有矛盾。以市场为主的改革,即使改善经济效率,往往导致穷人更加不公平和困苦。基本需求观念和市场观念彼此的关系紧张。

新世纪之始,五十年来全球发展虽然日子不长,但范围广泛,究竟有什麼影响?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一般都接受这概念。可以說是相当成功,尤其是东亚国家;以标準国內生產总值和人类发展(例如预期壽命和教育)计算,全球都在进步。有些地区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尤其在非洲:即使在爱滋病迅速蔓延蹂躏多个国家,悲剧性降低预期壽命之前,国內生產总值增长缓慢,人均食物生產下降。

全球有许多国家在国內生產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已取得重大进步,但整体而言,全球发展的记錄要面对两方面的批评:
‧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平均,收入不平等依然,有时还会拉得更开。以全球计,中產阶级相对富裕,但赤贫和营养不良的数目依然高企,有些地区甚至有增加。
‧发展对环境和现有社会结构有负面影响。许多传统社会被林业,水务,和密集渔业所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般都有极度污染,交通运输不足,水供应和排污基础设施的问题。如果不控制环境伤害,这会渐渐破坏发展的成果,主要生态体系可能崩坏。

这些问题不是整体成功记錄的污点,反而看来是持续半个世纪的风土病,威胁到成功可能变成失败。1999年,世界银行总裁James Wolfensohn和首席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承认,全球发展要成功,必须解決这些关键问题。发展范例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基本错误的征像:现代主义只为少数人带来富裕物质享受,但资源耗尽和环境败坏危及更多人,威胁著未来的希望。现代化蒙骗人们沒有看清楚,沒有解決环保,组织和文化问题。

无论是要改革或急进重新考虑发展的概念,很明显目标和方法都要改变。阶段论的简单观念认为发展是往上爬的单程路,各国一樣,只是身处的阶段不同;在廿一世纪看来已经过时。富国穷国,一国之內的富人穷人之间的絕对差距在扩大,不是收窄。即使想像各国人口到了2050年稳定下来,国內生產总值水平也令人满意,地球的生态体系的资源和吸引能力,在面对庞大压力下能否倖存?人们越认识这些对传统发展经济思想的挑战,就越来越接受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

2. 可持续发展:定义新范例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在解決环境与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定义「可持续发展为满足当代的需要,同时不损及后代子孙满足其本身需要之发展。」 随后广泛讨论和应用概念时,一般承认可持续发展有三方面:

‧经济:经济可持续体系必须能夠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生產货品和服务,把政府和外债维持在可控制水平,避免部门之间极度不平衡而损害农业或工业生產。
‧环境:经济可持续体系必须维持稳定的资源基础,避免滥用可再生的能源制度或环境的汇集功能,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时要投资足夠的代用品。这包括维持生物多樣性,大气层稳定,以及一般不划分为经济资源的其他生态功能。
‧社会:社会可持续体系必须达致公平分配,提供足夠社会服务,包括卫生和教育,性別平等,政治问责和参与。

明显地,这三个可持续性元素为原先的简单定义带来许多可能的复杂层面。这些明明暗暗的目标都是多层次,带出如何平衡多个目标和判断成败的议题。例如,提供足夠食物和供水,似乎要改变土地用途和減少生物多樣性;无污染能源较昂贵,加重穷人负担;那一个目标应优先?

这三个范畴一般被称为体系,各自有不同逻辑。正如Balaton小组认为人类社会只是由无数组件组成的整体体系之部份;组成部份运作不顺,整体不可能运行顺畅或持续。所以先要认定主要的组成部份,定义每部份和整个体系,以及定义提供必要和可靠资讯的指标。这即是說要利用不同指标计量不同层次的可持续性。指标即是计量;计量即是被计量的概念之理论定义。先看看三个范畴。

3. 经济观念
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可以定义为福祉最大化,暂且定义为人类福祉;谈到生态观念时才引入非人类观念。经济学家进一步简化「福祉最大化」为从消耗中得到最大利益。这可能是过於简单,但确实包含许多人类福祉的重要元素(食物,衣物,住宿,交通,卫生和教育服务等),把问题浓缩为可计量的单层次指标,方便分析。

但正规经济分析带出一个问题:可持续性是否可以成立为经济概念。标準经济理论认为有效资源分配应该是从消耗中得到最大效益。如果利用时间折扣方法来比较不同时段消耗的经济价值,那麼可持续性似乎只不过是有效资源分配,这已是经济学中由来已久的概念。

还原可持续性,利用折扣率引起相当爭议。假设折扣率为10%,一百年后一百万元的今天时值是$72。因此,今天消耗$72,与一百年后一百万元的成本是等值。用这个效率的经济逻辑来看,今天的资源耗尽($72) 会在百年后有恢复成本(一百万元)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說是最优化。

问题是一旦接受使用折扣率,就是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相对福祉定出具体的选择;选择折扣率即是选择为未来一代分配资源。选用现在的市场折扣率,是偏重这一代消耗者的偏好。以土地侵蚀和大气层积累溫室气体为例,损害最大的后果要经过几十年或几代人才显露出来。因此要保障隔代公平,必须要採用较低的折扣率或是一些资源使用和环境影响的可持续规则。

自然资本这概念有一个相关的议题。土地和大气层功能是自然资本的两方面,包含地球的全部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Herman Daly提出可持续发展可以用於保存自然资本。资源可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两大类,各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可再生资源,目标是把资源消耗限制在可持续產出的水平;不可再生资源,目标是把盈利投资於可再生资源。要维持稳定的人均自然资本存货,人口必须稳定下来。为自然资本设定特別规则,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準方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沒有特別理由要保存自然资本。最著名是Solow与Hartwick提出的 Hartwick规则。

Hartwick规则提出倘若不可再生资源的租金是投资於可生性资本,消耗会趋於稳定或減少。不同於Daly,这沒有规定要维持自然资本的任何存量。Solow与Hartwick主要是假设两种资本可以互換代用。例如,砍伐森林来建造工厂,如工厂的经济价值较高,那就万事大吉。Daly的观念是基於相反的假设,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基本上是互补性质,互換代用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承认自然资本有特殊和独特的重要性,那麼新古典经济效益不足以维持可持续性。

Michael Toman提出问题可以分为两部份解決。一部份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益规则解決,另一部份要用上「最低安全标準」来保护必要资源和环境功能;主要考虑是对环境影响的严重程度,以及环境伤害是否不可逆转。「最低安全标準」可用於隔代公平,资源局限和人类影响,为保存,提升自然资源和自由权衡取舍资源之间划出模糊界線。有了「最低安全标準」为依据,社会可以拒絕一些超过成本和不可逆转界線的行为。定立最低安全标準,是公眾決策和形成社会价值的角色。生态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定义不同,因为对道德规则和折扣率的道德判断不同。

这个合符情理的建议,对经济理论和政策有深远影响,超出新古典经济模式(这模式认定市场是最佳资源分配,政府的角色只是偶而纠正市场的错失)。Toman提出的可持续性概念要求由社会決定的決策过程,是独立於新古典经济分析,也是经济范例的一大转移。凯恩斯革命颇大程度上证实政府干预以达致宏观经济稳定的概念;接受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社会目标,为人类活动与环境这政策范畴变得更为复杂。市场是方法,不应決定目标;目标必须由跨范畴的知情社会決策決定。经济学家必须谦卑听取其他社会科学的意见。

4. 生态的观念
经济学家的模型,经济增长沒有上限;物理学家和生态学家习惯有「局限」的意念。自然体系受限於热力学,而人口生态科学探讨这些定律对生物的影响:生态学者C.S. Holling指出:生态和演化生物学有两国基本公理:生物生殖力蓬勃,无可避免要面对时间,空间和能源的限制。从生态学观念看,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人口和消耗水平的限制;全部生物体系都要面对限制。人类似乎可以短时期內避开,最终还是要接受地球的局限。生态学家Paul Ehrlich估计人类消耗或消除由陆生动物提供的基本能源供给40%。如果到了2050年,人口增长33%至80亿,人均消耗增加50%,地球其他物种就沒有什麼可用能源。

C.S. Holling也指出第三项公理:演化过程中產生变異和多樣性。基因多樣性是生态系统从干扰和损害中恢复过来的功能。例如森林被害虫感染,生态系统的恢复手段可能是增加害虫掠夺者的数目,或是扩大不受害虫感染的物种,或是受感染物种產生抗体。反应模式纵有不同,但都能保存生态系统的完整。恢复弹性的祕密在於形形式式的物种彼此互动,有一个基因形式的宝库,有能力适应条件的改变。

生态学家认为应该以维持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定义可持续性。这樣的观念很明显不同於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以人为本」概念,也不同於经济理论的以消耗为基本的原则。 Solow的可持续性源自经济模式的持续或增加消耗,Holling的可持续性是基於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两者沒有什麼连系,这即是說经济效益和生态可持续性可能沒有紧密关系。

生态观念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因为人类面对的危急问题是因为生态恢复功能失灵。因为对抗生素孕育抗体,疾病卷土重来;引入物种导致生态体系被干扰;海岸沿岸形成死海区;气候变化和加剧导致多重生态威胁;这些全都是人类活动扩张的影响。

爱滋病蹂躏非洲大陆,是人类破坏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最惊心动魄例子。爱滋病可能源於雨林的灵长类动物,人类因入侵森林而被感染。病菌不再局限於小社群,而是通过贸易和旅遊传遍全球,一如其他病毒和害虫。生态学家对生态返退的现象知之甚详,但一直以来塑造发展策略的经济学家和決策者沒有想到。

因此,可持续性不仅是对人口或消耗的限制─虽然这是重要的,也是說选择货品和科技必须要倾向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物种多樣性的要求,也是暗示不能把经济和生物─物理科学分开处理。要求整个体系可持续,体系服务的消费和生產本身的目的也必须是可持续。很明显,经济和生态必须结合,这只能透过社会观念。如果不能依赖不受监管的市场来解決问题,就要求救於有意识的社会行动。

5. 社会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者承认发展的社会成份是新范例的主要部份。早期经济理论有「人类发展」观念,只是现代经济理论才走上偏重财富最大化的途径,追求人均国內生產总值增长。

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系列已经集中於基本需求和发展要公平。除了计算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外,每年的报告选择一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例如:民主治理 (1993),性別平等(1995)和贫穷 (1997)。指数把预期壽命,成人识字率以及儿童入学率与人均国內生產总值合计,得出权重平均的指数,数值为0至1。

结果显示发展是多层面的过程,国內生產总值较高不一定是整体福祉较高。以人均发展计,哥斯达尼加(指数0.883,下同)和斯理兰卡(0.704)比其他有相同国內生產总值的国家做得更好,例如与哥斯达尼加相若的巴西(0.804)和土耳其(0.792),与斯理兰卡相若的刚果(0.538)和巴基斯坦(0.483)。

虽然人类发展指数沒有明显包括环境的计量,1994年的报告有讨论可持续性和公等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概念带出一个问题:是否接受现时的生活方式,是否有任何理由传给下一代?这一代的公等和隔一代的公平是不可分开的,大幅修正全球的收入和消费模式,可能是任何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先決条件。深化今天不公情況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也不应该持续。」

1997的报告以《抗拒贫穷新力量》为题,讨论令穷者越穷的恶化情況。最令人关注的是爱滋病大流行,造成新一波的贫穷,令以往努力所得付诸东流。另一个因素是穷人赖以为生的边缘土地环境衰败:旱地,沼泽地,重盐地,斜坡的环境可持续性明显与贫穷和不公平有紧密的互为因果关系。失去农村生计的穷人越多,森林、渔业和边缘陆地受到的压力越大,环境衰败加速。环境和公平的问题相互关连,解決的办法也是缺一不可。

有论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问题的成因。经济成长阶段论忽视各国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異,以及发达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差距。发展单程路不符合许多受全球化威胁的人们亲身经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型发展经济,就是本地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解体,性別以及阶级、种姓、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加剧;生物─物理环境衰败或甚至一去不复返。

在追求可持续和平等发展之时,必须承认这方面的讨论是由西方的权力和现代化主导。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必须是民主,下放和多元,平衡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对西方模式和全球化市场的现代化效应有健康的怀疑。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強调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的角色;世银偏离一向的市场主导经济理论,认为参与式民主,权力下放,有力的地位组织代表的社会资本,都是和发展互补互利。

世银的首席经济师也质疑所谓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因为资讯控制不公平而运作有所偏颇。这即是說社会和政府有理由在微观和宏观层次干预,回到发展的原始理解以目标导向的观念,只是这一次的目标有更有力的社会和环境成份。

发展范畴中的理论和实践有许多不同观念,強调不同的方面,也有很多人不满现在的理论和实践。综合以上的观念,能否为廿一世纪的发展提出新的愿景?

6. 综合以上的观念
先溫习主要论点:
‧发展的原始理论是从传统到现代群眾消费的線性进步。在这框架中,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平提供基本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依然是不公平,而且有负面的环境影响。
• 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保持良好经济基础之同时,必须补偿以往的社会不公义和环境损害。
• 保存自然资本是可持续经济生產和这一代人要公平所必须。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作以保存自然资本,反而是耗尽和败坏。
• 生态学观念认为必须限制人口和资源总需求,必须保存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樣性。
• 社会平等,满足基本卫生程教育需求,以及参与民主是发展的关键元素,与可持续环境息息相关。

以上的原则都指出发展过程要有新指引,经济增长的原始目标要修正。当然需要有经济增长,尤其那些基本需求一无所有的穷人,但必须受限於全球局限,也不应该是高度消耗国家的主要目标。

在追求这三个修正的发展目标时,必须要承认市场机制是有限度的。在发展政策的「结构调整」时期,自由市场成为決策者的信念;正如世界银行最近承认,这些教条必须修改。有一些情況下,市场最能达致经济效率,但往往与可持续性相违背。受指导市场可能最能达致具体的环保目标;有许多经济文献谈到「外部效应內部化」,以反映市场的环境成本和效益。但从广义的观念来看,可持续发展政策应该是受到透过社会和制度的流程订立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及规范所指导。

进一步较为準确定义可持续发展,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仅仅可持续」:只是确保经济生產可以维持或增加;部份支持论点源自新古典经济理论。如果唯一目标是维持高生產水平,可持续性的问题看来很容易解決,但这是误导,解決方法可能带来更多问题。

倡导生產导向的可持续性,往往寻找科技解決办法,而这又往往有未能预计的后果。以核能代替化石燃料,基因改造提高农產量,海洋撒铁以增加浮游微生物,捕捉大气的碳─科技管理对这些都很有兴趣,但全都有危险和不可逆转的后果。处理核废料,基因转移无意中创造超级的有害动植物,操控地球的气候控制机制,全都有未解決的问题和未知的答案;对任何「可持续增长」的方案,都不应以全面乐观态度处之。

另一边的极端是把全部社会和生态的良好意愿全部套入可持续发展。人们需要环境保育,改善卫生和教育,性別平等,参与民主,和平以及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好东西。但这樣有什麼分析价值?又会如何有助解決艰难的权衡取舍,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和已然存在的环境伤害?

倘若要重新引入经济发展的原先实证內容(目标取向已经不同),必须小心在渴求的目标与可用方法及资源之间取得合理平衡。把理论和原则落实到具体部门,很清楚的是要达致真正的可持续性,现有的生產技术和组织必须大幅度修正。

• 农业:人口日增,人均消费日增,全球土地和水系统压力日增。生產方面的回应:以有机土壤重建,综合害虫管理和有效灌溉,取代目前导致土壤退化,水污染和超支的高產出技术。这即是要较大依赖当地知识和参与投入,以开发农业技术。在消费消耗方面,生產的资源局限是人口增长以及食物分发要较为公平和有效率。

• 能源:供应量有限,又影响环境,尤其是溫室气体累积,这都指出必须在2050年前过渡离开化石燃料。非化石能源体制应该是更为向下开放,适应当地条件,尽量利用风力,生物质量,以及太阳能发电。沒有庞大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开发,这不会发生。

• 工业:全球工业生產规模,相比1950年水平,已经增加四倍;很明显在生產流程最后一步控制污染已经不足夠。「工业生态」的新概念即是要在生產周期每一阶段都減少排放和循环使用物料。企业必须改善以及和政府合作以达成綠色目标。

• 可再生资源体系:全球渔產,森林和水系统都面对严峻压力。廿一世纪的压力预期更大,制度管理必须尽快改革。跨国界保育资源需要多边协议和全球资金;各国的资源管制系统必须从滥用的目标改为保育和可持续收获;当地社区必须参与资源保育。

这些范畴的挑战是关乎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可持续性的社会成份不仅是理想化的目标,而是要达成经济和生态成份所必需。现时的制度,包括企业,地方和国家政府,跨国组织,都必须调整,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确保催化这概念的问题不会变得更坏。民主治理,参与和满足基本需求都是新的综合发展所必需。

7. 廿一世纪的新目标和新政策
发展阶段论的倡议先导W. W. Rostow ,在1998年发表《人口顶峰及其后:反思廿一世纪The Great Population Spike and After: Reflections on the 21st Century》,承认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活动的规模改变了发展的需求:「从现在到廿一世纪中叶这段期间,可能是对资源和环境最大的压力,以及国际社区对人口,经济潛力和政治影响作出最大调节的时段。…倘若地球在下半个世纪承担双倍人口而沒有全面崩溃,有两个颇为工业化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各有人口15亿,是美国人口顶峰的五倍。到了下一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会控制可用的工农业技术。亚洲,拉丁美洲各大国亦如是。…因此,从现在到2050年,不仅是资源受压,也是新工业強国走上国际舞台的时候。」

Rostow即是承认正正是他在1960年设想的发展成功,已经改变全球,带出新问题。新世纪伊始,是时候寻求新模式,以解決发展的老问题:生產能力有限,营养不足,贫穷蔓延;新问题:资源有限,环境压力,不平等沒有解決或在增加。

以上提到的可持续发展一般原则和具体要求,已被广泛接受;这三个互相紧扣的重整理论环节,影响比这篇短文谈到的更为深远。新的发展理论,在实证方面要利用以往被忽视的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传统,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本文只是概览;理论和实践如何把可持续发展概念转化为实际,魔鬼是在细节之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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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6月 30, 2008 1:55 am

英語原文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v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y René Kemp, Saeed Parto and Robert B. Gibson

自學書院節譯本:為可持續發展的治理:從理論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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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6月 30, 2008 2:08 am

英語原文How do CDM projects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Katrina Brown, W. Neil Adger, Emily Boyd, Esteve Corbera-Elizalde and Simon Shackley (June 2004)

自學書院節譯本: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如何對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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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6月 30, 2008 3:35 am

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cepts, contexts, case studies and operational challenge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by Andy Hall and Jeroen Dijkman (January 2006)

自學書院節譯本: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物技術的能力發展:創新制度的看法和如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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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一 6月 30, 2008 5:35 am

Global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meeting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Calestous Juma et.al

自學書院節譯本:技術的全球治理: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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