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閱讀,批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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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8月 17, 2010 7:51 pm

甲申文化宣言

《大地》 (2004年 第十八期)

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现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鉴与此,我们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邀请,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愿藉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文化价值的体现和文明的进步,还将有待于伟大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

许嘉璐 季羡林 任继愈 杨振宁 王蒙 于广华 于友先 马金凤 马博敏 王石 王立平 王纪言 王晓棠 白先勇 白淑湘 田爱习 叶嘉莹 冯骥才 汤一介 李 立 乔 羽 吕厚民 刘厚生 刘国平 刘诗昆 刘效礼 刘梦溪 朱建荣 任晓兵 许倬云 何伟康 何兹全 何超明 吴祖强 陈映真 邵 恩 杨兆麟 苏树辉 杜维明 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 阿来 贡敏 张信刚 张继刚 尚长荣 庞朴 周小燕 周文中 周汝昌 周颖南 金坚范 胡恩 费明仪 高占祥 萧马 尉天池 黄会林 黄苗子 黄俊杰 曹泽林 梅葆玖 寇世勋 辜正坤 谢晋 焦晃 詹建俊 满都夫 裘锡圭 熊召政 潘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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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考卷

□龙应台/文 《财经》杂志/总192期[2007-08-20]

  这是一门通识教育的选修课,学生从大一到硕士生都有,课程名称是“批判阅读”。期中时,我给学生的第一次考试只有一个题目,但是同一个题目分两阶段考。第一阶段的试题很简单:

  请仔细阅读以下文本并提出自己对这个文本的看法,赞成或不赞成都请阐述理由:
甲申文化宣言(注1)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

  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 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 思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把学生作答的卷子都收回来;很快地翻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学生都表示赞成,而且努力地试图演绎“甲申宣言”的立场。“文化多样”这个标语或概念,显然已经成为非常“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想。

  这个时候再发第二阶段的考题:“政治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正确。请详细回答下列问题:

甲申文化宣言

  A.“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1.何谓“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不狭隘”的民族主义差别何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一定“排斥异质文明”?“异质文明”又如何界定?纳粹德国是极端 的民族主义者,可是一点不排斥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内容和仪式。多少共产 党国家,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到越南,曾经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或者,有多少国家,有时候是民族主义者,一变脸又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当“异 质文明”符合“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需时,随时可以被拥抱,因此,不“排斥异质文明”不一定代表心灵的开放和“文明对话”。请提出你的看法。
   2.“排斥异质文明”是否一定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近数年来,欧洲国家最大的辩论之一便是,如何对待伊斯兰文化中某些价值观,譬如所谓“荣誉处死”。 在德国和英国都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妇女被自己的家族杀害,理由是这些妇女违反了某些伊斯兰的“荣誉”观,譬如跟不为家族所认可的男性交往。当这些以基 督教价值为主流的国家要对杀人者进行审判时,争议的关键就是:所谓“荣誉处死”这种“异质文明”,是不是应该被德国或英国这种基督教国家所“排斥”?如果 “排斥”这种“异质文明”,是否就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事实上,当欧洲知识分子以“文化相对论”的理由来要求容忍“荣誉处死”这种价值 时,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认为“荣誉处死”根本不能代表伊斯兰文化,而是被曲解滥用了。他们认为,欧洲知识分子所谓对 “异质文明”的尊重,落实了反而是对伊斯兰人权的践踏。请阐述你的立场。
  3.你是否也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是否也反对“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否,请解释为何文明可以论“优劣”。如果是,请回答以下问题:
  a.在崇尚“荣誉处死”和认为“荣誉处死”就是谋杀的两种文明之中,有没有“优劣”之分?
  b.这是否应该被解释为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荣誉处死”这样的议题,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本身就有争议和冲突?
   c.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国王在纪念阵亡将士时,叙述雅典价值和斯巴达价值的差异:“雅典的政府管治尊崇多数而非少数,因此它被称为民主。在生活领域里, 我们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们和敌对国的不同更在于,我们是开放的,绝不排斥外国人在本国的学习或观察机会,即使我们的开放可能遭敌对国利用……在教 育上,敌对国从人民在襁褓中就开始残酷劳其筋骨,我们却主张个性教育。”请问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文明,是否也没有“优劣”之分?
  d.英 籍作家拉什迪因作品贾祸,被伊朗发出追杀令而不得不藏匿多年;丹麦漫画家的作品因为被认为亵渎伊斯兰宗教,而引起欧洲多国使馆被焚;“9·11事件”引发 全球恐怖行动。请问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这些国际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它是什么?

  B.“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1.请问“传统文化”由谁来界定?如果是政府,是统治者吗?如果是民间,是多数族群吗?是权力阶层吗?譬如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儒家固属传统,主张无 为的老庄是不是?即使在儒家思想中,讲究“君君臣臣”的孔子固属传统,强调“君为轻,社稷为重”的孟子是不是?汉族的史观固属传统,满、蒙、回、藏、苗、 瑶、维吾尔的史观算不算?如果“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之间有矛盾时,请问“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句话如何解 释?如何落实?
  2.谁有权利来决定“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政府吗?统治者吗?另外,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依据是什么?“宣言”中这句话要如何执行?
  3.谁能代表一个国家里的全体国民去“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吗?统治者吗?知识菁英吗?

  C.“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1.你同意吗?你有没有“不同意”的权利?
  2.试界定“海外华人”──是否包括美籍华人或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譬如新加坡人, 他应该把“华夏56个民族”的文化当作他的“身份认同”吗?如果是,那么他和他国家中的马来人如何共处?
  3.这一句陈述,和B的陈述有无矛盾?

  D.“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1.你是否同意此处对“东方品格”的认定?
  2.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论断?

  E.“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1.“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策”。“文字狱”的恐吓与“博学鸿儒”的招安是清朝统治者“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策”。纳粹和前苏联都曾有 过“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策”;同时,文化政策也是培养人才、提升国民素养的手段。你认为,什么是政府可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可以做的?
  2.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3年开始推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2005年10月终于得到154个成员签署,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此 “宣言”由加拿大发起,法国主推。加拿大发起之初衷是由于加拿大限制美国杂志进口,被美国告到联合国,指控加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法国则是强烈的 “文化特殊主义”者,认为文化与其他商品不同,必须受到主权国家的保护。譬如,它用政策手段防堵美国影片进入法国市场。此两国遂发起《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 形式多样性公约》的联署行动,主要目标在防堵美国文化商品的渗透和垄断。意即,在“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其实有极大的商业利益的角力(注2)。
   2005年联合国“公约”得胜,支持者宣称,尔后各国得以不被美国文化霸权所主宰,文化多样性得以保存;反对者则忧虑,许多国家将以此“公约”为依据, 打着保存“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不让国际的电影、杂志、报纸、网络信息进入国内,剥夺人民和全球同步的知识权,造成统治者意识型态的文化垄断。
  以此国际背景重新阅读《甲申文化宣言》,请评论其意义所在。
  
  学生们做完第二阶段考题,得到了“教训”,来对我说:以后知道什么叫“批判阅读”了。
  
  (注1)2004年9月3日至5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在北京举办文化高峰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甲申文化宣言》,由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任发起人,共有72位专家学者共同签署。
  (注2)法国政策规定,电视所播放非欧洲影片不能超过40%,主要电视台必须将收入的3%投资于电影制作,其中2.5%指定给本土片。每一张卖出的戏票,课以11% 税,用来支持法国电影制作;外国片若与法国合作,亦可享受。法国4500个戏院中,好莱坞片只占25%,相对于在德、意、英等国,超过80%。政策操作结果,法国年产130-150部影片,占全球第三大,仅次于印度的800部和美国的500部。法国片占有欧洲市场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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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批判閱讀,批判思考

文章BW Book Worm » 週二 9月 07, 2010 12:09 pm

一通電話

2010年8月23日,發生了香港遊客在菲律賓被挾持的事件。現場情況經電視直播,觀眾目睹馬尼拉警方極不專業的胡作亂為,最終導致人質八死多人受傷的慘劇。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期間,曾致電菲律賓總統,呼籲萬萬以人質安全為上。當時電話接不上,過後菲律賓總統回覆電話,謂當時要處理人質問題,未克接聽。

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批評曾蔭權不應該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這是電視訪談的片斷:http://www.56.com/u91/v_NTQ0NjkzNTI.html。

(在網上抄錄的文字版本,刪去網友一些感情用語。)
阮次山一開始說菲律賓當局沒有責任,責任全在槍手本身;他說「巴士綁架很特別、罕見」等,因此員警「經驗不足」是情有可願。

阮次山話題一轉,說曾蔭權不應該打電話給菲律賓的總統:「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而不是你打,更 何況胡錦濤也不可能打這個電話,這是小題大造... 可是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你這個特首必須要知道,你自己的地位不是有悲劇就可以亂碰亂跳的,有禮有節你是香港特區的代表,所以他說他希望 菲律賓當局要提出責任的報告,我這個報告提出來,誰有責任,關你香港甚麼事兒呢?這個報告出來,保險公司可以賠多一點嗎?.... 明白你(曾蔭權)要對香港人民有所交代,所謂有所交代,其實是善後的事情怎樣做,這是你的責任,你是不是高明,是看你事後怎樣做,而不是你把責任往菲律賓一推!...」

(女主持):中國作為主權國,中國外交部出面...

阮次山:「中國外交部處理得很好--我們希望菲律賓政府妥善處理,我們譴責兇手!你看我們中國政府有譴責菲律賓政府嗎?沒有!這根本跟菲律賓政府無關,你看他們總統自己開記者會呀,我覺得他已經夠誠意了!在這件事上他有必要(開記者會)嘛?所以曾蔭權說要找菲律賓的總統談,談甚麼我請問你?所以我們碰到災難,碰到意外,就是要考驗政治人民的智慧跟你的處理方式。」

阮次山的批評曾蔭權的言論,引來不少批評他的聲音,因而引發論戰:香港是否有「次主權」。我有興趣的不是「次主權」的內容,而是論戰兩方是否真的公平論戰?是在對事討論還是對人批評?

作為批判思考的作業,請耐心細看以下的引文,各位自行判斷。

2010年8月31日
劉廼強〈香港沒有「次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一名香港旅客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被槍手挾持,由於當地軍警處理不當,釀成八死七傷慘劇。從電視機的全程直播,整個事件中震撼性的畫面,菲律賓當局的愚蠢無能,互相推卸責任,以及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當場的輕藐反應等,引起港人集體的悲憤,紛紛做出各種行動和反應,包括要求特區政府採取各種行動。

我們中國人做人處事要求「發乎情、止乎禮」。悲憤是一回事,某些不該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情,還是不要做。這裏嘗試從這事件引發的一場半學術爭論,從源頭把道理說清楚。

這爭論的開始是前本報同文,現任職鳳凰衛視的阮次山在其節目中認為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乃自取其辱,因地位不對等。因而帶出新進沈旭輝以他用了多年的「次主權」立論,在《明報》文章回應。

年輕人要上位,打倒老人家是慣常事。當年我們一幫青年人大喊:「怕也無用,新文化人來了!」其氣勢至今仍未見來者。只要年輕人真有本事,老人家倒下來還要開心大笑。但若引用幾個洋文、洋名,說幾句模糊不通的廢話,嚇唬一下其他年輕人還可以,要打倒呂大樂、司徒薇、阮次山等,沈旭輝的功力還差得遠。

次主權國際上毫無地位
所謂「次主權」,充其量是某些政治學者用來方便描述轉變中政治現實的詞彙,在國際法規範下的現實操作,根本毫無地位。在國際外交禮儀上,最講究對等。所以,中國有關方面一接到消息,外交部長楊潔篪馬上就香港遊客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打電話給菲外長羅慕洛。請注意,他沒有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這叫做對等。

阮次山說:「香港地區的特首,你不該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你只能打給人家的外長或警察總長。菲律賓總統是國家元首,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不是你打﹗」他何錯之有?而李少光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得到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的消息後,已經第一時間通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聯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協助處理事件。請注意,他並沒有直接聯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這也是特區政府合符外交禮儀的做法。

好了,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那麼按照「次主權」的身份,特首給誰打電話?

更關鍵的是,香港從來都未曾有過「主權」。縱使以沈旭輝界定的「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為「次主權」,怎樣也引伸不到特首在外交禮儀上可以打電話給外國總統。

事實上,特首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他要相信中央和中央駐當地的使領一定會盡力保障在外港人的安全,並且有遠比他更大的能力做得到。根據報道,除了兩國外長通了電話之外,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領事王曉波、領事參贊、以及另一名領事及警務聯絡官也於上午便到達現場,並與現場警方總指揮取得聯繫,要求積極穩妥的確保遊客的人身安全。這些即時和就近的行動,肯定比特首的電話更加有實效。

不接特首電話是道理
但是,從特首立場,香港市民在外邊出了大事,心急如焚,他該怎樣辦?打個電話也不為過吧。當然可以,但對方不接他電話是道理,是他自討沒趣,怪不得人;後來人家回電話則是人情。這是人情之常,不是外交,更不涉什麼「次主權」。

曾蔭權這回的做法,只能說他不夠成熟。香港沒有主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公法有關的事情沒有授權特首不能做。更何況我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指導思想是「外交無小事」,事無大小,都規定要請示滙報。

但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曾多次重申,如有需要,中央可以再具體授權。因此特首正確的做法是首先依照處理突發危機標準程序,照會有關部門。之後特首如真的還放心不下,他可以再向國務院請示,請求批准和授權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我相信,在情在理,總理不會不批准。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授權代表的身份直接打電話給外國元首,人家不可能不接聽,也不可能不重視。如對方不接聽,或不重視,那是對方犯錯,外交上自有既定的對應。

沈旭輝祭出不知所謂的「次主權」假學術,使一些人可以乘機理直氣壯的「揩油」,要特區政府做出更多它沒有權力做,因而不應該做,做了不但事倍功半,而且還很可能給國家和香港在國際上惹來很多麻煩的事情。舉個例說,家人可以不讓菲律賓當局驗屍,香港可以成立死因法庭,這是我們的事。但我們卻不能硬要監督人家驗屍和死因法庭的聆訊。沈旭輝甚至鼓吹:「就是派代表營救、談判、調查、起錨,也毋須觸及國防外交。」這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當年以色列以主權國家派兵到外國營救,國際反彈很大。

如果今天香港自把自為的也這樣做,人家不會歸罪於小小的香港,而會認為中國以大欺小,不守國際法。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大力駁斥「次主權」,和國際關係之要講究禮儀的原因。

再看深一點,更危險的是,沈旭輝把大香港中心主義以假學術語言包裝,使其看來合理。他認為「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而反對者則是「自我矮化」。粵語有云:「面是人家畀,架是自己丟。」

事實上,菲律賓總統就是不接聽他的電話,而如非該國在國際電視鏡頭前太丟人,和給面子中國,他也未必會回電曾蔭權。最明顯不過的現實是:能「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香港某一個人。事實俱在,是「中方施壓,菲允港加入調查」(《星島日報》新聞標題),也是在我國駐菲大使快速嚴厲抗議之下,警魔靈柩上的國旗才被「神秘人」拿走…請問一國兩制的尊嚴何曾丟了?香港的國際空間何時窄了?回歸之前香港有此尊嚴嗎?有此國際空間嗎?

我不相信一個有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人,連這基本事實和常識都不懂。這不過是一個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構築其道德高地的拙劣嘗試而已。說穿了,沈旭輝無非試圖乘這事件,以「次主權」這假學術在中央與特區之間搬弄挑撥,想引起某些人非份的遐想,並突出自己別具隻眼,和敢於捍衞香港,抗拒中央的合法權力。

此刻我們哀傷憤怒的港人正需要團結在「一國兩制」底下,為受害者追討公道,而內地的各級政府和同胞也正紛紛予以各種支援。你少來這個,收起來吧!

2010年9月1日
沈旭輝〈再解讀阮次山現象﹕曾蔭權有錯嗎﹖〉

筆者曾談及阮次山認為曾蔭權沒資格致電菲律賓總統一事,並提出學術上的次主權框架。安裕兄說,阮的受眾不是香港人,自有內地人受落,很對,相關訊息筆者也有耳聞。另有評論員回應拙文,進一步批評曾蔭權犯了錯誤,可歸入「阮次山現象」。筆者不怕再次肯定,曾蔭權在這案例「有理有節」,當然有缺憾,但不應被拿來作文章。

為什麼一些內地朋友認為曾蔭權致電犯錯,並開始反彈﹖我們必須理解其思維﹕

有內地前輩指教,《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空間(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對外交往權)極大,加上經常有人報告所謂「港獨」潛在危機,中央擔心一旦由不獲信任的人領導,香港將變成「變相獨立實體」。若把涉外權分拆,特區可演繹成「經濟體」、「司法體」、「體育體」、「文化體」,足以繞過中央。曾蔭權的電話,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

權限令保守派不安
本欄曾談及香港參與APEC、世貿,其實北京更在意其他,例如律政司國際法律科﹕它把香港定位為獨立司法管轄區,然後「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工作或派出法律專業人員在談判中提供意見,以及處理香港特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司法合作請求」。香港警員到菲律賓調查就因為這科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這權限令保守派不安,因為,這是雙向的。

根據同一邏輯,北京朋友建議筆者避免跟某些人使用「次主權」這西方名詞,因為很多觀察員不看內容、只看文字,一句「主權沒主次之分」,就寫報告。

筆者深信,這一切邏輯上並非不可能,但如果太過慮、大張旗鼓會適得其反,只會挑起原本不存在的中港矛盾。曾蔭權這次行為的「理」和「節」,還需由這次主權概念談起﹕

一、「次主權」和筆者另文說的「涉外關係權」是同一概念,名詞源自學術用語,並非「次級主權」,不應粗淺的望文生義。在中文,「次山」是「次等山」,但英語的「次」(sub)並非「次級」,正如「次文化」並非「次等文化」,是指從主流文化衍生而被前者涵蓋的新文化。

次主權指由主權國家授權予其組成部分在個別範疇與主體保留差異,作為該主權國家的另一表達形式(例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涉外交往),兩者並非取代,而是衍生關係﹔在這些範疇,被授權的地方足以和主權母體並列而享有後者的能量﹔這不是一種新權,而是同一主權的一體兩面,是基本法這授權法授權的內容,因此香港才被容許出現在APEC、FATF。

二、學界形容香港身份除了「次主權」,還用「非主權實體」,我們數年前是用這詞的,但北京對「實體」同樣感冒,有內地朋友翻譯西方這詞就被批評。外國按殖民地例子用「準國家」(quasi-state),更感冒。有時用「自治體」,北京擔心西藏傚法。結論是中國國情不同,不能參照西方,外來名詞不應使用。筆者尊重中國國情,一直把次主權保留在與國際接軌的地方作學術討論,在內地用「涉外權」,贊同《明報》社論所言,為免觸動這些人,建議香港非學術語境使用「涉外權」。

三、假如觀察員要上綱上線,應先批判翻譯一國兩制為one-country two-system的人。有外國學術朋友討論這詞,笑說是分離主義主導,因為「country」指不涉及主權的土地,蘇格蘭、威爾士在國際都是名正言順的country﹔在各國入境表、購物資料的country of origin,我們被要求填上香港。一國兩制譯成one-state two-system,倫理才清晰。但我們沒有深究,因為香港還有互信和普通常識。

四、香港有沒有權到菲律賓調查、談判、救人﹖香港在涉外關係權限,早與各國簽定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大量雙邊協議,只要有協議為基礎,絕對有權。葉劉淑儀提議考慮以飛虎隊支援等回應,認可的香港涉外權遠多於筆者,但也只停留在保安的範疇。

五、香港特首能否致電總統﹖在次主權平台,例如APEC,各單位領袖的身份,包括菲律賓總統和中國授權出來的香港特首,都是次主權領袖,在那平台上平起平坐,一直在直接溝通,這是常見國際慣例。回到主權平台,他們之間自有等級差異。假如特首連在授權平台內的致電權也沒有,那他在APEC的每一句話,就必須請示。

六、在操作層面,曾蔭權不能在主權平台發言﹔在次主權平台致電,須註明是以APEC或FATF領袖致電對等的領袖﹔假如致電時沒有交代,也沒有先知會中央代表,他那刻只是地方首長,這是技術失誤。這身份表露了,對方可說這事不在相關範圍,讓其轉交國家層面商討,但不能不理會。在這平台碰壁,特首應主動找北京在主權平台協助。不過,假如特首在非常時期評估致電可帶來幫助,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港人會怪責。

人本精神發揚光大
上述問題是值得討論的,我們沒有權威能一錘定音,但以這案例一口咬定批評特首「亂碰亂跳」、「架是自己丟」,態度固然涼薄,而且無視中央授權香港的涉外權,似是借題發揮。無緣無故在這些場合也製造敵我矛盾,而得出奇怪的結論,大是不必,有時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正是這些人破壞的。

慘劇最教人感動的是,立場不同的港人和政府似有默契,讓人本精神和香港法定涉外功能發揚光大,個別挑動族群矛盾和中港矛盾的言論只是白璧微瑕,這才是香港精神。有人想起問責就滿腦子等級、賠償,但曾蔭權除了情急致電菲國元首,還在沒有講稿下衝口而出說「現在不是討論撫恤金的時候」,那可不是政治化妝。起碼在那一刻,他的精神代表香港,也代表我。

2010年9月1日
王岸然〈大香港思想與「次主權」論〉

上星期一從電視上看到特首曾蔭權自稱在下午四時打了電話給菲國總統,但未獲接聽。心中打了一個突,人家打給你以示慰問是可以的,菲國總統隨後的一天也打了電話給曾;但曾再三強調自己不是打錯電話,是直接打給菲國的總統。常識就告訴筆者這不符一國兩制,因為並未在《基本法》中獲得授權,中央並無公開批評曾蔭權不對,看來是因為體諒了香港人這一刻的情緒。

我也當然是感同身受,所以也未有立即評論。阮次山與范徐麗泰皆批評這不符外交慣例,但阮先生說的狠而坦白,刺痛了脆弱的港人感情,引來惡罵四起,當中以尊稱他「阮老」的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的一篇《解構香港次主權—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可說一石激起千層浪。沈文的結論︰「香港特首的電話要聽,這訊息忽然傳遍世界……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種種善後,合乎次主權涉外關係章法,將成為曾蔭權的政治遺產。」

次主權沒定義的概念
筆者也不能肯定香港人曾否有過大香港思維,若有,相信必然由沈博士的「次主權」論開始。原來香港的特首,縱然只是暫時由小圈子非民主地產生的特首,也有權與外國元首平起平坐,將來有了民主,更加不得了,作為香港人也實在太自豪了。轉念一想,可以嗎?

筆者在別的專欄,已經間接提出這個問題,此例一開,港人在外國出了事,特首變了有既定的責任打電話給奧巴馬、卡梅倫,如果特首懂法文、德文,更要直接打給薩爾科齊、默克爾。不打是特首失職,打了不獲接聽,是人家輕視港人特首,大家會否呼籲政府經濟報復,拒絕英、美、法、德國家的人來港工作?

看來大家有必要認真地探討沈博士的「次主權」論,昨天同文基本法委員劉迺強轟出了第一炮,算不算是一次「次官方」的回應?劉文直指香港沒有次主權,在觀念上定了性。回想主權從來是敏感事情,什麼「剩餘權力」、「三權分立」、「行政主導」還是「立法主導」這類描述性的說法,中共也會動員以百計的學者文章反駁,更何況今次是有實例的「次主權」論述?今次特首打電話給元首的事件,恐怕再不能含混過關,不了了之,中央的學者將有清楚的官方論述。

學術總是由創新的思維作突破,香港是否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次主權」,可以直接涉外,是憲制問題,也是實務上的法理問題,也是學術上的務虛問題,三個角度看筆者也很有興趣,馬上查閱自己書架上數十本國際法與政治學的書籍,但找不到任何條目。再查閱各大法律辭典,也並無這一詞句,於是可以說,原來這是沒有既有定義的概念。

上網找找,找到數篇文章,都是沈博士寫的,這會否只是學術上的自我繁殖?沈文登在二十七日的《明報》,原來也登在二十八日的《南方都市報》,網上可閱,十三億中國人看到一個新觀念,只是標題刪去頭一句「解構香港次主權」,只餘下半句,內文亦刪去沈博士對阮次山的攻擊,可見國內傳媒對主權論述還是很小心的。

沈文說現實主義者(是哪一位?)將一六四八—一九九一演繹為威斯特里法(國內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Westphalia),但主權國家從來不是唯一單位(這又是誰的學說?),主權國之上有歐盟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主權之下有「次主權」、「類主權」等。若論指這些關係,例如蘇格蘭與英國,美國與各州,歐盟與各國等,政治學用(super, nation, sub-nation)「超國家」、「次國家」的觀念。國家可以沒有主權,兩個觀念差的極遠,想以沈博士的級別,不應是張冠李戴吧?

沈旭暉直指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香港擁高度自治涉外關係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千萬請等一等,沈教授嚴重錯誤了,據《基本法》第七章第一百五十一條,香港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發展關係,但並沒有「治安」一環,這恐怕是沈旭暉自己插進來的。特區只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這寫在第二章第十四條。

香港可獨立參與世衞
沈旭暉質疑為何要把營救人質鎖定在國防外交,而非涉外關係;這與質疑為何不應把父親稱為母親一樣奇怪,就是香港的防務,也不是香港負責,何況是涉外事務?因為這是香港的憲制框框所在,要改變得先改變《基本法》。曾經在史丹福修讀國際關係的葉劉淑儀引述沈旭暉的「次主權」論,質疑政府何不派飛虎隊到菲拯救人質,引用的兩大「經典」案例,是一九七六年以色列特工在烏干達拯救遭巴游挾持的人質,以及一九七七年西德特種部隊在索馬里成功拯救劫機人質。My God,這也是違反國際法、侵犯別國主權的「經典」例子,事件有特殊的情況,焉可相提並論?就算是主權國也不應隨意進行的違法行為,何況只是一個什麼「次主權」政體?

據《基本法》香港無疑是享有很多就是聯邦國家之下的州國也不能享有的自治權,與各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交往,參加各類經濟組織、奧運會等,還有可能比中國大陸更早直選首長,更早發展民主等。其實最特別的,是有權獨立發行貨幣,這權力是任何邦國皆沒有,但這些永遠只屬自治權,而不能利用名詞學的玩弄將其演化為「主權」。

沈旭暉的文章中還有好些小錯誤,例如說香港不能參加世衞,因為世衞出自聯合國,只有主權國可以參加。香港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世衞的,與澳門同在區域委員會中有獨立席位,而香港的陳馮富珍正是以「中國香港」代表的身份在○六年當選世衞總幹事,眾所周知了。

沈旭暉的其他文章,也只是基於一些事件,從而推論出香港擁有所謂「次主權」,作為學術探討當無不可,亦非本文討論範圍,只是今次大膽引申,具體應用,超越了探索的層次,而經有官位在身的劉迺強兄這麼一吵,事件必有下文。希望曾蔭權所得到的久違掌聲,不會以得到中央對他大力的掌摑聲為結果。

《信報》社評2010年9月2日
從「人質慘劇」探討香港「次主權」

立法會今天舉行特別會議,動議通過關於「人質慘劇」的議案,由於其中提到「促請特區政府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渠道及角色」,加上近日關於香港特首致電菲國總統所引發的「次主權」論辯,當中牽涉到《基本法》的理解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實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關於上述議案,最初的版本是「促請特區政府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外交交涉渠道及角色」,多了「外交」二字,後因部分建制派議員反對而被刪除,力求把討論「鎖定」於「兩制」範疇,以至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國際問題專家沈旭暉認為,香港特首有權致電菲國總統,因為香港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必須指出,由於世上「屬土」(dependent territories)或「海外領土」(overseas territories)數目不多,只得三十多個(須視乎如何界定),而且絕大多數都只得數萬人口,加上經濟重要性大多偏低,以至學術界甚少探討這些「次主權政體」(sub-sovereign entities)在國際間的身份(而這或者就是沈教授未能旁徵博引的主因)。

不過,從有限的資料亦可發現,次主權政體在跨國事務中的參與,可近乎主權國家。例如格陵蘭圖勒(Thule)美國空軍基地的設施提升計劃,便是由格陵蘭(丹麥屬地)、丹麥及美國政府進行三方談判。若套用於香港,問題恐怕就出在這裏。

「次主權」一詞容或引喻失義,但並不表示香港不可以在中央授權下,自行處理新生的對外事務。更何況,即使中央反覆強調《基本法》是授權法,香港並無剩餘權力,但觀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也未必不能看出當中其實存在「酌情處理」的空間。

該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一句「……等領域」,實可視為討論「治安」應否包含其中的起點。當然,這亦可能會引發憲制爭議,甚至激起新一輪「釋法風波」。換言之,「形成條文」即使未至於此路不通,實屬危險動作。而較為務實的做法,還是「制度設計」。

事實上,根據一九八八年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基本法草委會曾經考慮過設立「外事處長」一職。事隔十八年,二○○六年十一月,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發表關於完善政治委任制度的意見書,建議成立「政制及外事局」(包括內地、台灣及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無論叫「外事處」還是「外事局」,過去一直都有機構作深入研究,而回歸前後,亦都出現過可援先例,犖犖大者有二;其一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前港督彭定康親赴菲律賓與拉莫斯總統會面,成功營救被指運毒的區永祥及黃銓明;另一是二○○○年六月,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以特首特使身份,前往東京出席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葬禮,並獲元首規格接待。

卻其實,相關的制度設計原則上已經存在,特區的對外事務一直都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工作範疇,但無論是年前的「滯留曼谷事件」,抑或是今次的馬尼拉「人質慘劇」,港人都只見到保安局一眾官員八方奔波。反過來說,只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認真履行職責,以至進一步強化對外事務的功能,終而設立「外事處」,則可算走上一條最少「路障」的「太平路」。

說到底,本立而道生,最重要的始終是商議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這才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應有之義。

2010-09-02
王岸然〈「次主權」論自我矛盾〉
(錄自作者博客)

學術的討論不應有任何框架。有人提出「次主權」的說法,說是學術討論,那是完完全全的自由。那我們就在學術上研討這一概念的可行性,概念及概念所使用的語文是否配合,是否適合,令人能望文生義。

沈旭暉談論香港有「次主權」,已有經年,從來沒有人理會,因為只屬現象解說,而解說過程用了一個自創或是並無解釋從何而來的學術名詞。到他以「次主權」為依據來批評阮次山的言談,並再學術地歸類為「阮次山現象」,要再加以解構。沈更以自創的理論,力撐曾蔭權致電給菲國元首事件,美言為「值得久違的掌聲,合乎次主權涉外章法」;更讚嘆「他的精神代表香港,也代表我」。

國家可以次 主權不能次
學術文章不應該用矯情語句,因為容易被人誤會為借學術包裝「擦鞋」,想謀點好處。學術理論為世人所用,成為政治現實,並非沒有先例,三權分立、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等等皆是,只是由立論者自己推動,例子並不多見,這亦是一種創先河的舉動。

還是學術性地探討一下「主次權」論的問題。用「次主權」作為學術用語,有基本上的不對稱問題。主次之別,這不難理解。但用「次」形容主權,就一定是矛盾的,因為主權有清楚的定義,代表絕對與最高,國有主權在於其絕對的獨立性,權力可以次,國家可以次(在聯邦之內所有國家都只是次國家),但主權不能次,亦不可以用「次」來形容,查一查政治學與國際法書籍對主權的定義,就非常清楚,所以用「次主權」形容中港關係,是有一定謬誤的。

作為港人,我無意自我矮化,反之,筆者要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最高、最終及最絕對的自主權力。這兩樣主權為世上任何次國家所沒有;就是自行發行貨幣與司法的終審權(人大就算釋法,也不影響已經受審案件的裁定,所以終審權還是在港的),未來特首就算是民選產生,由於中央保有任命權,不能稱為港人的絕對權力。

何必追逐根本虛無的東西
主權代表獨立,在這定義之下,香港自1997年來就已經在兩方面「獨立」了!大家能努力保留這兩項國家權力的獨立性,香港的「主權」地位就在國際上很明顯,很受人家的重視,「正主權」當然比「次主權」令人尊重,又何必追逐根本虛無的東西?菲國在事件中對港人初而失禮,繼而高度重視,中國政府的背後壓力固然是理由,香港在經濟上的「主權」及實力,才是真正原因,能繼續保有這些真正的「主權」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信報》社評2010年9月3日
沒有「次主權」 只好「掹衫尾」

「次主權」爭辯發展至今,不但沒有隨着始作俑者「釋出善意」,把「次主權」改為「涉外權」而告一段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基於有關爭辯觸及「一國兩制」,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釐清一些根本問題。事實上,在走向「一國」這個主旋律中,重彈「次主權」這個老調,不但極易荒腔走板,更易無端奏出南腔北調。

其實,早於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學政治系學者鄧特抗已經提出香港是「疑似國家」(quasi-state),而由二○○四至○六年,時任城市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張炳良更在本報多次提出,香港在外國人眼中享有「次國家」(sub-national)的地位。而無論是「疑似國家」,抑或是「次國家」,學術上容或與「次主權」有定義上的分野,但在現實政治操作中,則同樣會衝擊到「一國兩制」,以至出現「兩國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而最集中體現到這個深層次矛盾的事項,正是「對外事務」。

關於這個問題,鄧特抗教授指出,強化香港的國際地位是一個「危險動作」(hazardous endeavour),因此不太認同增設「外事處」,反而建議特區政府擴展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絡,並從中培訓了解國際發展及具備國際聯繫的人才。至於同意成立「政制及外事局」的張炳良教授,則早於○四年已強調:「表面上,香港在外國眼中享有次國家地位,但現實上它缺乏自立自存的條件。香港惟有全面進入中國,放棄以前的疏離感,才有發展的空間與前景,此乃地緣使然。」

簡言之,鄧教授「溫馨提示」香港「可做不可說」,張教授則叫特區索性擁抱「掹衫尾外交」,二者都是以「一國」絕對不可侵犯為大前提。

關於香港如何在「一國」底下爭取最大的涉外權,分析得頗為透徹的,是里斯本國際策略研究院學者山度士.利維士(Miguel Santos Neves)於一九九八年六月發表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關係〉,內文提到對外關係固然不屬於「高度自治」,更受制於「有條件自治」(conditioned autonomy)、「有限度自治」(restrictive autonomy)及「完全無自治」(no autonomy)三個政策實施層次。他認為,「有條件自治」就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所指的經濟及技術事宜,「有限度自治」是指民航事宜,而「完全無自治」則是指有關國防、政治,以至社會的對外關係事宜。依此分類,「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實屬「完全無自治」,而鄧特抗教授倡議暗地改變海外經貿辦的功能,恐怕也是一廂情願。如此看來,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張炳良教授的「掹衫尾外交」。

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的空間彷彿愈來愈小。以參加國際組織為例,回歸十三年,特區政府總共參加了十一個,而自八五至九七年回歸前,港英政府則參加了十六個,其中包括關貿總協定(GATT、世貿前身)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

擺在眼前的政治現實是,關於對外事務,在政策層次而言,中央肯定寸步不讓,特區政府或可爭取的,相信是操作層次,即是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可以隨中國外交部工作組與菲律賓總統開會,以至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可以跟中國代表團出席G20峰會。這個做法勢將成為慣例,而特區政府在其中的「自主空間」則有二:其一是主動提出「跟團」,另一是在制度設計上成立表面獨立實則從屬於外交部的工作單位(當然也可以叫「外事處」)。

歸根究柢,港人在外地遇到問題,並非今日始,更不會今日終,而鑑於港人仍未習慣找中國大使館求助,而中國大使館在一九九八年印尼排華期間,也要等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要求,才協助求助港人,反映出在未來一段日子,港人最需要的,始終是特區政府在操作層面上第一時間的照應。

2010年9月7日
劉廼強〈次主權是超假議題〉

區區一篇文章,引來「圓桌武士」及侍從等一眾勤王。「群毆」有優勢,除了車輪戰從不同角度打之外,這個人破綻另外一個又可不認賬,沒完沒了。

一篇充滿如「尊嚴」、「收窄空間」、「自我矮化」等情緒語言,把「治安」偷運進《基本法》有關外事權條文的第一百五十一條中,弄錯香港能不能參加世衞等異常粗疏的評論文章,到了他弟子的眼中,便成了「學術討論」,駁斥它便成了打壓學術。

涉外權混為一談
果真是「名師出高徒」,他竟把sub-national sovereign actors、sub-sovereignty 和涉外權混為一談,以為拋幾個洋名和洋字就很學術。而「資深傳媒人」則把「貓論」等同「一國兩制」,又等同「次主權」、因而把次序倒轉,得出「反對香港次主權與反對一國兩制構想無異」的無厘頭結論。據此邏輯,有痰就要吐,隨地吐痰因此也是港人在外的「次主權」了。這些小朋友們的插科打諢,今後就不再奉陪了,請多讀書,多思考吧。若真要讀,毋須一定洋書,中文書也有好的,先讀李天命、殷海光等,當有助嚴謹思維。

回頭先從我的立論開始,我經常大力批評權貴,包括當今特首,但這回我可沒有過分怪責曾蔭權。情急之際,誰也會打電話,這是人情之常,但這不是什麼次主權,甚至涉外權。因此對方可理可不理,不能說人家錯。

當年我們搞保釣,直接衝擊日領事館,搶灘釣魚島,管它什麼勞什子外交禮儀,我當然懂得這「革命」道理。但是在馬尼拉事件中香港需要採取非正常行動嗎?此刻馬尼拉事件的適當處理,是中菲關係的頭等大事,但中菲關係,並非就是馬尼拉事件,這就是駐菲大使所呼籲要顧全的「大局」。有人乘機胡指中央無視港人無辜被殺,不向菲律賓政府施大壓力,不努力為港人討回公道,所以才要爭「次主權」,要自己出頭。

但是這回事實俱在,中國對菲律賓是強硬得可以,而菲方當局雖然不服氣,但也只得節節退讓,又道歉、又下半旗全國哀悼,又給死者家屬發恩恤金,就只差報告未出,尚未有人問責下台,但這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這時刻我們應該舉國團結對外,製造並挑撥中央和香港之間的矛盾,對誰有好處?這是絕對不應該的。尤其是一些人所鼓吹的超越外交規範的過分壓力,和無視人家主權的非份行為,要是說得太多的話,國際上不會認為這是香港之內某些人無知,而會怪中國未強光惡,陷國家於不義,這同樣是不應該的。

對特首和特區政府來說,要清醒的知道這些掌聲只是飄忽的虛火,適宜作期望管理。不然的話,要知道「尊嚴」可以是十分嚴肅和敏感的事情,而「求個公道」更可大可小,民粹當道,群情洶湧,屆時要出來處理的,還不是特首和特區政府?所以有些事情,還是要說清楚的。

訪俄證明港無「次主權」
例如坊間最近天天都引用特首訪俄獲總統接見,以證明香港有「次主權」。首先,一個國家的總統有權喜歡接見誰就接見誰,他接見外國一個小孩,難道就表示這個小孩有「次主權」嗎?其次,這次會面能繞過中國外交系統進行嗎?俄國總統接見香港特首,不但與「次主權」無關,恰恰證明香港沒有「次主權」。

我前文也說過,《基本法》是授權法,香港沒有主權,更沒有次主權,它只是被授權,授權範圍之外的,便不能做。但這並不否決香港根據實踐下來的經驗,要求更多授權。岸然兄說得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已隱涵這道理,而吳邦國的談話更就此作正面闡述。問題是有些人不採取這正途,自行突出沒有具體內容的「次主權」,大做輿論,形成主流民意之後,有如開了一張空白支票,要中央簽名背書。說白了,就是要對外自把自為而已。

有人說,現在香港涉外事務沒有明確和可行的框架。事實上,這些框架從來都存在。比如說,香港警方到外國辦案,國際刑警便是一個現有的框架,只是這回香港這一方想超越這框架,經中國大使館向菲律賓施壓之後,菲方上邊同意了,下邊仍有情緒抵觸,不大合作而已。

以上周五報道的菲律賓阻撓香港警方帶回證物彈殼事件為例,這若是發生在香港也需要走既定程序的,只是我們想「偷雞」,給人家捉到,最後經大使館交涉,走完了程序,還不是成功帶回。人家菲律賓好歹也是個主權國家,窩囊至極也不可能在目前這緊張氣氛之下,讓你中國和香港公然予取予攜的。

本報社論最初提出:「最重要的始終是商議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主筆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周五的社論便坦言,「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張炳良教授的『掹衫尾外交』」。任何客觀的人都會得到像本報社論的結論;但對於一些大香港主義者來說,這卻無疑是收窄了他們理想的國際空間,是自我矮化,是缺乏尊嚴。反過來看,他們要怎樣才擁有一個有尊嚴、沒有矮化的廣闊國際空間呢?潛台詞不是呼之欲出了嗎?

我們不妨看看台灣吧。它堅持它是一個國家,擁有比「次主權」更高級的「主權」。試想一下,如這回馬尼拉事件的受害者是台灣同胞,雖然台灣向來與菲律賓的關係千絲萬縷,但台灣的待遇只會遠比香港更「缺乏尊嚴」。在國際關係茫茫大海當中,沒有強大的中國作靠山,是無能為力的。甚至單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所謂弱國無外交,「一國兩制」對台灣也好,對香港也好,都是一個比獨立更佳的出路。現在連李登輝都清楚台獨是個假命題;什麼「次主權」,更假。

設外事處無迫切性
至於是否需要成立一個外事處,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沒有迫切性。自回歸以來,就已經有一個框架和機制,政府總部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只是一箭之遙,聯絡溝通從來都沒有太大問題。這次事件中兩個機構合作無間,成績裴然。無疑事情永遠都有改進的餘地,尤其是經此役之後,我可以肯定,政府總部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內部都會有大量新的指引和程序。縱使明天再有突發事件,現在系統也能應付有餘。

更迫切的是,在香港內部尋求大家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地位和權力的共識,有了共識才能決定有沒有設立外事處的必要和它的職能和權限。大喊香港需要更大的外事權力的人,不妨細想一下他們需要什麼進一步的授權,和為什麼需要。如乘危機揩油,以尊嚴、空間等憑空構建出來的東西作煽情挑撥,是不會有效果的。但若要打着中國的大旗,卻無顧大局,自我中心的亂闖,將心比己,你若是中央,也不會作此授權。

所謂「次主權」這超級假議題,經過一番擾攘後,也該結束了。但純粹學術性的討論,是永遠可以繼續的,這是學術自由嘛。

2010年9月7日
沈旭輝〈最後的「次主權」──回應劉迺強、王岸然及張楠迪揚〉

次主權成為社會議題,筆者感謝聲援阮次山先生的劉迺強、王岸然、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楠迪揚同步批評及指正。為終結這場風波,筆者希望讀者分辨兩個概念: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也就是把西方名詞「次主權實體」涵蓋香港身份的筆者,在阮方筆下有「偽學者」和「小政客」之稱。

次主權論者﹕包括劉、王、張等。他們通過次主權這名詞,判斷筆者發明了一種叫次主權的主權種類,認為筆者定義了一種叫次主權的權力,並從中演繹了一個筆者聞所未聞的框架,然後反過來對他們建立的框架及和這框架無關的名詞引進者批判,再打倒這是「偽議題」。這手法稱為「稻草人」。

明白了兩者分別,會立刻發現從來沒有辯論存在。以下簡稱劉、王、張為「阮方」因其立論相近,非指三人有組織聯繫。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VS次主權論者﹕一個身份VS一種權

1. 什麼是「次主權實體」和次主權﹖在阮方,次主權被望文生義演繹為和中央分權的「次級主權」、「部分主權」(張)﹔「次主權實體」據說是分割中央主權的地方。

筆者的世界觀其實很簡單,只是認為國際關係的國家層面有三種不同身份,分別是「國家」、不能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普通「城市」,以及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國家內單位(如香港),將後者歸類為「次主權實體」。

學者涵蓋香港這身份的其他名詞有「次國家」(張炳良)、「準國家」(鄧特抗/Roda Mushkat)等。每個次主權實體享有什麼授權就是其次主權,所以每個例子都不同。吳邦國說﹕「香港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就有多少權」﹔換句話說,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次主權。

西方學界使用逾百年
2. 「次主權實體」有哪些例子﹖阮方指都是要搞獨立的地區。

筆者認識的「次主權實體」當代有近百個,由蘇格蘭到阿蘭群島,有的爭取獨立,有的沒有,沒有的比有多。

3. 「次主權實體」學術出處在哪裏﹖阮方認為是本人獨自祭出,是「學術上的自我繁殖」(王),「不知所謂的假學術」(劉)。

其實這名詞在西方學界使用過百年,筆者掌握學界來源百多條,早期例子可見William Hungtindon的The Peace of the Church(1891)、《愛爾蘭普及歷史》等。冷戰結束後,Krauthammer、Michael Ignatieff等廣泛使用,也被亞洲發展銀行等採用。

4. 「次主權實體」的學術出處都形容分離主義嗎﹖阮方指這是筆者的偽學術,暗示度身定造。其實這是國際學界、經貿平台普通用字,以亞洲發展銀行2004年基金報告書為例,它以sub-sovereignty涵蓋地區經濟體,無一要求獨立。筆者從國際邊界研究會年會所見,不少報告使用sub-sovereignty,只為方便各地學者溝通。

5. 香港特首可在某些場合與菲律賓總統並列嗎﹖阮方:「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劉)

走回一萬步,APEC的「菲律賓主權體」授權「菲律賓經濟體」,「中國主權體」授權「香港經濟體」,不是香港特首對等菲律賓總統,而是「香港經濟體領袖」對等「菲律賓經濟體領袖」。

6. 世上有沒有部分主權的概念﹖阮方深信「就共識而言……主權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次主權就是在西方也是「一種意淫」的「偽學術」(張)。

以筆者在耶魯、牛津等學習經驗,不同層級的主權更似共識,像美國每個州都有州主權。主權分層論在國際關係和地理學實屬根本,從不聞相關學者被視為偽學者,亦不見他們批評對手為偽學者。若說上述是阮方共識,則明顯是事實。

7. 沈旭暉認為香港有沒有次主權﹖筆者認為香港有次主權,因為按上述定義等同《基本法》授權。就是《基本法》授權只有今天的千分之一,香港依然有次主權。至於阮方催生的次主權,筆者肯定香港沒有。阮方堅持本人說「有」(他們演繹的版本)。

8. 香港涉外權限包括什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說「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阮方演繹這八大範疇為香港涉外權之所有,認為第一百五十一條沒有「治安」是本人「自己插進」(王),以論證特區有人借故挑戰《基本法》授權。

讓「次主權」成潮語
筆者認為第一百五十一條的「等」雖然含義略不清,但應以第十三條的「非外交」定義附註,也應參考其他指引,例如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解放軍職能,他們不參與的始為特區可參與。

9. 沈旭暉文章有什麼其他失誤﹖說明什麼問題﹖阮方提點「中國香港」能獨立參加世衞(而非筆者說的不能)、陳馮富珍以「中國香港」(而不是筆者說的中國)身份當總幹事(王),以證明筆者研究粗疏。

筆者認真翻查在Pacific Affairs發表的論文,確定陳太代表的是中國,中國一度考慮的人選是劉培龍。香港參加世衞區域委員會,只是像其他次主權實體參加聯合國委員會,正式世衞成員確限聯合國成員,否則台灣不能以此塑造悲情。陳太以「中國香港」身份參選、以「中國香港」參加委員會為參加世衞。

阮方既肯定香港獨立參加世衞,「衞生」也沒有列入第一百五十一條,這是否把「衞生」概念偷運進第一百五十一條﹖還是說第一百五十一條的「等」包含衞生,但不可有治安﹖

10. 為什麼用「次主權實體」形容香港﹖筆者工作是研究國際關係,本着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分享理論而已﹔如何善用《基本法》賦予的香港涉外權為國家帶來利益,是筆者研究方向。阮方分析筆者有十大不可告人之目的﹕

(1)「暴得大名」(張) 、「借學術包裝擦鞋,想謀點好處」(王)

(2)「引用幾個洋文、洋名,說幾句模糊不通的廢話,嚇唬一下其他年輕人」(劉)

(3)「打倒呂大樂、司徒薇、阮次山等」(劉)

(4)「使一些人可以乘機理直氣壯的揩油」(劉)

(5)「把大香港中心主義以假學術語言包裝」(劉、王)

(6)「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劉)

(7)「在中央與特區之間搬弄挑撥,想引起某些人非份的遐想」(劉)

(8)「突出自己別具隻眼,和敢於捍衞香港,抗拒中央的合法權力」(劉)

(9)「用搞分離運動的地區對次主權做具體闡釋,再把次主權套用主權歸屬十分清晰的香港……混淆連接的效果和暗示十分清晰」(張)——似指分裂祖國推動港獨。

(10)「一人製造的事端,需要整個社會承擔代價」(張)

筆者贊同把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留在學院,過去即曾被提點,也曾提點別人,對不同文化體系的表達方式表示尊重。筆者對這名詞引起的不便感遺憾,建議讓次主權回到學界﹔至於取代,「非主權非國家授權行動體的涉外權」應政治正確。

筆者亦決定撰寫《香港涉外關係》一書,以「次主權事件」為導讀,希望阮方繼續指正。這是筆者對次主權辯論的最後回應。

練乙錚〈「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信報…》2010年9月15日

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中給菲國總統打了一通電話,無意中引出一個以前不曾在香港大眾空間出現的概念──「次主權」。 此概念既政治又學術,內涵相當豐富,是以評論不絕,可惜政治權勢不當介入,爭辯遂偏重在使用此概念之應與否,很快成為「立場」攻防戰。

提出此概念的年輕學者遭遇空前壓力,不得不退出辯論,繞道而行,港人思想和認知空間因之未能有效開闊,而內地在中共管治下常見的那種以政治拳頭解決學術問題、嚴防非黨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霸道行徑,在「一國兩制」運作十三年之後,亦由一些本地政學界人物牽引。遽然而至,在政治氣氛因政改方案通過而稍有緩和之際,打出震懾第一槍。此事誠屬不幸,勢將強化本地學者對治港圈子的離心傾向,並在大得多的中國統一問題上,產生不良影響,本文先討論此點。

筆者請大家看看台灣偏藍傳媒《聯合報》上周五發表的一個探究兩岸關係的當地民調結果。先先看正面的。

(一)六成九的民眾認為大陸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濃厚,僅二成二不看好;

(二)六成三的人樂見大陸持續發展、不擔心兩岸國力發展懸殊,有此憂慮的僅佔三成;

(三)對兩岸發生戰爭的估計,以可能性最高為十分,最低一分,則民眾的平均估計只有三點二分。對兩岸關係其他方面,包括民間交往、官方互動、經貿狀況,民眾觀感大體不錯,持非敵對看法的人都佔最多數,總的來說持平。唯獨是外交,佔四成的最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在這方面處於高度競爭甚或敵對狀況。對其緊張程度的感覺,最高為十分的話,平均是六點二分。

民調總的來說,顯示台灣人對大陸觀感一般不錯,但一涉及主權(外交最涉主權),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和十年前的同一民調結果相比,這個反差更加強烈。受此意念支配,島內統獨傾向十年來變化又如何呢?

是次民調顯示,台灣人的統一意識不斷減弱。希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者,今年達百分之五十一,首度超越半數,和十年前同一民調相比,激增接近二十個百分點;而主張急獨或緩獨的,現時合共百分之三十一,十年來亦增加超過五個百分點。相反,主張急統或緩統的,合起來今年只佔百分之十四,十年來少了二十個百分點,跌幅幾達七成;「統一」意識在台灣已明顯泡沫化!這個趨勢,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下台、馬政府成功推動兩岸經濟融合、外交休兵而有所改變;大陸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耀目,但台灣人依然不為所動,反向而行。

毫無疑問,在統一問題上,北京對台一向叫價過高,以老大自居,硬銷「一國兩制」,現在已經山窮水盡。除了連戰和李敖等幾個統派大好友,民間大多數人沒興趣,大陸涉台工作黨政官員還以為很有成績。其實,中共多年來在統一問題上,視黨派利益高於國人總體利益,死硬壟斷國家主權,把台灣愈推愈遠,客觀上有損民族利益、違反民族大義,大錯特錯。是時候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並以之建構新的兩岸統一框架。

六十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建設、教育、文化、福利、環保等絕大多數方面,台灣取得的成就高於大陸、早於大陸。大陸只有在國防、航天、高速鐵路、考古等少數能享規模經濟的方面領先,故對中華民族來說,台灣的發展具指導意義,比美香港經驗;具體對大陸經濟的貢獻,甚至比香港還大。

台商在大陸生產iPhone、iPad,過程的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提供就業機會多。富士康一個廠就聘幾十萬、過百萬大陸員工。港商的最出名項目,則僅是幾個地產巨賈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的地皮炒作。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在兩岸統一過程中,台灣與大陸都應該是對等的,平起平坐的。香港的管治圈子裏有人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多半是有奶便是娘之故,並非從民族大義高度看問題。

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個新的、且是今後唯一能夠打動台灣人心的兩岸統一框架,便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說法,李登輝、馬英九等人早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筆者現在加上一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是兩個「次主權」。一中之下,不僅台灣享有的是「次主權」,大陸該有的,也只能是「次主權」。

在政治科學的名詞當中,「政治實體」一詞很蹩腳,來自英文「political entity」,而「entity」一字本來就十足無厘頭,如同粵語的「嘢」字,只不過聽起來多幾分莊嚴。

「次主權」一詞,不僅望文生義,而且經過學者嚴格討論之後,還可賦予重要具體內容。在上述新框架之下,對內而言,「主權」應是虛的,由全體民族成員平等而完全擁有。虛不是無,而是指精神上的東西,常常比實物更有價值。(GDP崇拜者難懂這個。)

然而,在框架之外,亦即對國際社會而言,「主權」涵蓋土地和人民,當然是實的,維護「主權」的義務便更是實的,應由兩岸通過訂定「次條約」一起承擔、遵守。兩岸分別擁有的「次主權」也是實的,界定其內涵很重要,這就牽涉香港近日的有關辯論。

香港本是一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各種思潮概念都可在此深入討論、試行、實踐,中國其他地方可以借鑑。「次主權」概念夠新鮮、不成熟,卻很有潛力,正是本地知識界討論的好題目。

例如,筆者既把「次主權」用於描述兩岸統一框架之下、大陸和台灣在「一中」之內的授權內涵,則明顯這個概念不能用於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完全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亞主權」。這種把化學分類術語借用到政治領域的做法,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談殖民地性質分類時便用過,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後來,郭沫若在他的力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更用上「亞殖民地」這個詞。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引用同一方法,替和主權有關的層次概念命名呢?

如此等等,都是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 可是,有些人認為,「次主權」這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不起眼、不正統,本地學者無謂提。對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西方公認主流的東西才敢接受,潛意識裏其實是一種思想附庸,哪有半點魯迅說的「拿來主義」氣概?這些人當中有的更認為,「次主權」一詞帶有分離主義毒素,提者不懷好意,必須口誅筆伐而揭露之。

此輩即時下的一些愛國分子,調子很高,口號很響,客觀上卻是中國統一路上的絆腳石。試想:台灣人能保持現狀就覺得好好的,你要他接受「一國兩制」,據說連自己的軍隊也可擁有,卻容不得民間討論「次主權」。一提出就有官學二丑之流者出來打棍子,那你給他的「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個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香港是中共最拿得出來的自治樣板,更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過,十幾年下來,經此單位管治圈子中人高水平明示暗提,台灣人愈發「走夾唔抖」了。《聯合報》上周發表的那份民調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對台示範工作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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